《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
刘绪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系
一、布什的外交政策思想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是英格兰移民后裔，出生于一个信仰新教的共和党人家庭。弗雷德里克·西格尔说，新教共和党人重视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梦想，即认为美国社会应是一种“未受官僚主义污染的、自治的个人组成的大体无政府的社会”〔１〕，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没有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是一座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２〕在国内，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因而也反对罗斯福“新政”；在国外，他们反对卷入国外特别是欧洲事务。二次世界大战前，围绕干预国外事务问题，共和党人分为两派。战后，他们一方演化为老牌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对国外主要是西欧承担义务；另一方支持北大西洋公约同盟，认为美国应承担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必须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布什是属于后者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他在国内政策上反对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但赞成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在自传《注视未来》中说，我的政治哲学“在海外，它表现为履行我们对于朋友和盟国所承担的义务，实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以维护美国的利益。”〔３〕１９８１－１９８８年任副总统期间，根据罗纳德·里根总统说法，布什和他在外交政策上遵循的原则是：“维护人类的自由，主张全面实现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为了维护自由，使之展现在全世界千百万渴望自由的人们面前，我们绝不逃避我们的责任。
“我们相信，要实现和平，只能靠实力……。”〔４〕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５日，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指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的首要责任，是维护美国的安全和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保持美国强大并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我们就不仅能在拉美、亚洲、非洲和全世界成为别人的榜样和启示，还能成为促进改革与自由的力量”；“自由与民主的进程正在全世界发展，集权主义在退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鼓励这种趋势。”〔５〕同年１１月９日，布什在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两项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和维护世界和平。
布什以上的这些言论，如果按我们的理解加以阐释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经济、政治制度，美国应不断增强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以保护这种制度；同时，还要鼓励全世界人民争取摆脱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学习和实行美国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只要是赞成美国的这种全球战略的，就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美国就应对它们承担义务。
布什的这种外交政策思想，在他就任总统后数月的一次美洲国家理事会上的演说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新的伙伴关系首先要扎根于实行民主政治，提倡广泛民主和民选政府，反对极右和极左的破坏自由的敌人。其次，这种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保证市场经济生存、发展和昌盛。”〔６〕
二、里根政府全球战略
里根政府时期的世界仍然是两极的世界，因此，里根政府的全球战略，必定仍然是以“与苏争霸”为中心内容。大体上说，可分为两个阶段。里根初上台时，为了恢复越战和伊朗危机前美国享有的领导地位，他积极重建日益相对削弱的美国经济、军事实力，俾能以实力遏制苏联扩张，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权。里根的这种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到１９８６年，美国已将７０年代苏攻美守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双方互有攻守以至美攻多于守苏守多于攻的局面。这个阶段的美苏关系是一种冷战关系。不过，到８０年代中期，疯狂的军备竞赛已使美、苏两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于是，为改变自己“好战之鹰”的形象，以便在１９８４年大选中捞更多的选票，调整与不愿和苏联对抗的西欧盟国的关系，从１９８４年初起，里根就对苏联展开一场微笑外交，表示要与苏联举行“认真和建设性对话”。１９８５年３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提出外交新思维，认为要“改变当前世界局势，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恐惧和猜疑的世界”。而且，由于“美国和苏联集中了大量的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器，这就使我们两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７〕这样，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中断６年之久的美、苏首脑会谈，终于在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日内瓦举行。这种势头继续着，到１９８７年，“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总的来说都已认识到它们的经济能力所受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已开始影响它们的军事政策。”〔８〕是年１２月８日，两国首脑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虽然中程导弹在双方核武器库中只占３－４％，但是，美、苏军控谈判由以往只涉及限制军备进一步发展，转为彻底销毁中程和中短程陆基导弹和巡航导弹，总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转变。而且，这次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称：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并决定加速进行销毁５０％战略核武器的谈判；美、苏分歧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双方不谋求军事优势，并防止发生任何战争；双方同意加紧对话并进行建设性合作。双方这种公开承担的义务，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１９８７年是美国战后一次调整对外政策战略的一年，〔９〕美苏关系由冷战阶段转入了以对话与缓和为主的阶段。
１９８８年是美苏继续对话的一年。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２日，两国首脑又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双方交换了关于中导条约的批准书，签署了两个次要的监督军控的协议，缔结了７项关于文化交流等协定，还就地区冲突和人权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有的美国评论说，“目前的趋势正在破坏美苏两国战后４０年交恶的基础。这种趋势若继续下去，可能会带来冷战的终结，而对两国及其各自的全球性联盟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强有力的影响。”〔１０〕
三、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逐渐形成和发展
（１）“超越遏制”新战略的提出。以上就是１９８９年１月上台的乔治·布什政府面临的世界局势。美国《外交》季刊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冬季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总统布什今后４年任期中的任务是，必须设法确定美国在一个与以前迥异的世界中的地位。经过数月全面审议对苏政策之后，虽然审议报告主持人、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伯特·盖茨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仍持怀疑态度，主张对苏谨慎，不能放松遏制，但这种态度已不能成为主流、成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础。４月１４日，布什密友、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的演说中，试探性地提出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贝克说，“现在……我们国境以外的世界已成为一个比较令人放心的地方。苏联军队已撤出阿富汗。苏联的干预行动所触发的其他地区性冲突，也……逐渐趋于解决。民主制度又一次在向前迈进。我们又重新肯定了我们的价值观。”接着，他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原则：维护美国领导的必要性；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而且运用这种了解，以美国的价值观为指导来改造世界；两党合作。然后，贝克提出了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领导世界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加强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系；其次是引导中美洲“走向民主与经济进步”；再次是缓和中东紧张局势，促进阿、以对话；第四是促进东方国家转变，改善东西方关系；最后是加强美国与盟国的合作关系。〔１１〕５月１２日，布什在得克萨斯大学发表演说，虽然仍认为不能忘记苏联的军事实力，美国仍应保持强大，但也认为现在已到了跨越“遏制政策”、走向９０年代新政策的时候。２９日，他还采取实际行动。在苏联一再采取主动（包括裁军５０万）、西欧盟国要求裁军呼声日益高涨的压力下，他在布鲁塞尔北约首脑会议上提出４项裁军建议，调整了美国原来的顽固立场，既满足了西德要求美、苏尽早举行短导谈判的愿望，又同意将军队人员和作战飞机纳入裁军范围，使东西方裁军立场进一步接近，增强了关于常规军备谈判达成协议的希望。６月２日，布什又向《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现在苏联可能在一种“根本变化状态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应再将遏制苏联作为它们的基本原则；随着苏联的变化，我们自己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从把重点放在威慑力量上转向把重点放在经济上。
布什政府的这种“超越遏制”的新战略，其基本构想是：美国在保持军事实力以防止苏联扩张的同时，抓住苏联从事改革的有利时机，扩大与苏联的联系与合作，运用美国当时优势，采取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特别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促使苏联逐步向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最后将苏联融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其具体内容是：在外交政策上，要求苏联尊重东欧地区国家自决权，明确地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支持东欧改革，以便实现布什提出的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将军事力量削减到对西方无威胁的程度，真正实现“防御战略”的水平，以便美、苏双方保持尽可能低水平上的军事力量均势；在地区争端上，要求苏联继续作出妥协和让步，与美国共同努力解决遍布全球的危险地区性冲突、特别是中美洲、中东等“热点”问题；在政治上，要求苏联向美国“核心价值观”如民主、自决、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等靠拢，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在经济上，要求苏联在美国的帮助下向市场经济过渡。
（２）积极推行“超越遏制”新战略。布什政府的这种“超越遏制”的新战略是有收获的。１９８９年９月下旬，贝克国务卿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会晤，苏联作出了重大让步，放弃以往长期坚持的立场，同意战略核武器与“星球大战”计划脱钩，海基巡航导弹与战略武器分开处理，并承诺单方面拆除有争议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型雷达站。因此，双方在战略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军控谈判中取得很大进展，还同意就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和改善双边关系问题进一步磋商。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放任甚至影响下，以匈牙利、波兰为首的东欧诸国局势日益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对苏看法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不到６个月的时间里，布什总统……迅速打消了对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怀疑，得出了苏联的改革符合美国的利益和现在应采取一定步骤以确保其改革成功的结论。布什及其对外政策高级助手现在强调：有必要利用莫斯科明显希望减少与西方对抗和愿意让东方盟国进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实验的心情。”〔１２〕为此，布什打破原订在１９９０年春末夏初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计划，于１２月初前往马尔他举行美苏首脑非正式会谈。会谈第一天，布什就提出１６项改善苏美关系的建议，特别是给予苏联关税最惠国待遇的许诺，使戈尔巴乔夫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苏联美加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德罗维奇评论道：“马尔他会议根本上改变了布什政府对苏联的立场，从消极观望变为推动、促成早日成功。……白宫认识到应关心苏联的改革，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利益。”〔１３〕
１９９０年更是布什政府积极推行“超越遏制”新战略的一年，也是世界局势发生剧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布什和戈尔巴乔夫５月底６月初在华盛顿、９月初在赫尔辛基、１１月中旬在巴黎进行了３次会晤。８月初海湾危机爆发，美苏外长立即进行紧急磋商，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１１月中旬，美苏两国都参加签署了东西方第一个削减欧洲常规武器的条约，和包括欧洲和北美３４个国家在内的《巴黎新欧洲宪章》。虽然仍不免有矛盾，但双方都公开声称美苏关系是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９－２１日，第２次３４国欧安会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北约、华约发表“２２国联合声明”：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不再是敌人，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表示互相友好。战后源于雅尔塔体系的两极冷战格局结束了。
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强。日本、欧洲共同体特别是西德不独经济实力日益接近美国，而且它们经济发展速度还高于美国。在此基础上，它们日益要求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的作用。与此同时，第三世界也发生变化。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一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危险局面，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则逐渐增长，有１８个已拥有弹道导弹，其中有极少数国家还萌发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成为不安定因素。
面对这种形势，布什政府又提出新的全球战略。
（３）布什政府的又一新全球战略——世界新秩序。据美国报刊报道，布什是1９９０年９月１１日就海湾危机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他说，“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独特的非常时刻。尽管波斯湾的危机很严重，但也提供了一个朝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前进的少有机会。这种动荡时期过后，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第５个目标——世界新秩序，即一个新纪元，一个少受恐怖的威胁、在寻求公正中变得更强大、在寻求和平中变得更安全的新纪元，一个世界各国，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都能繁荣富强与和谐生活的新纪元。”〔１４〕此后，布什又在各种场合对他的世界新秩序进行解释和补充。１０月１日，布什在对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我们想建立起一种超越冷战的新的国家伙伴联盟，一种基于磋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一种按照原则和法治统一起来的、并得到公平地分担责任和义务这一原则支持的伙伴关系，一种目的是为了加强民主、促进繁荣、增进和平和减少武器的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新世界不仅是欧洲，而且是整个世界——“完整而自由的世界”。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９日，布什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建立世界新秩序是将“不同国家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实现人类共同愿望：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又说，“在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３月６日，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谈海湾战争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时，又提到世界新秩序。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已在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摆脱了冷战思想的联合国正在实现其创建人的有历史远见的理想。”４月１３日，他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对空军大学生讲话中，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四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减少和控制武器；公正对待所有国家的人民。同时，他还指出，是美、苏合作加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８月１３日，布什在向国会递交的《１９９１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９０年代的基本利益与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他还在同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强调：“《报告》是在历史上罕见的时刻提出的，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保护我们的人民和利益，而且还要帮助建立一个新世界，使我们的理想不但能生存，而且还能开花结果。这正是我们国家战略的根本所在。”
世界新秩序虽是在海湾危机后正式提出的，但如前所说，这种全球战略思想早就含蕴在布什的外交政策思想之中，含蕴在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之中。１９８９年下半年“超越遏制”战略初见成效时，布什在９月２５日对联大的讲话中满怀希望地说，“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的到来已为期不远了……现在存在着建立在共同利益与理想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到１９９０年，东欧、苏联巨变，华约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日本、西德的迅速崛起虽使美国地位相对下降，但比起来它仍然处于有利地位；海湾事件又使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与声望上升。这样，布什政府才觉得这是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好时机，因而才提出这种新的全球战略。这种新战略是：在美国领导下，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发挥联合国应有的作用，同盟国建立“公平分担责任与义务”的伙伴关系，也同苏联合作，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与市场经济的世界。
为了建立这种世界新秩序，布什政府最为重视的是建立北美西欧泛大西洋共同体。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８日贝克在柏林阿斯彭学会讲话中指出，在东欧变色后，美国的目标首先是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然后将北美、西欧这个泛大西洋共同体延伸到中、东欧和苏联，建立一个从加拿大的温哥华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或如布什所说，建立一个“以构成我们共同价值观的共同原则为基础的新的自由联邦”。然后“我们的自由联邦必须向日本和亚洲、向拉丁美洲、向非洲进一步伸出援助之手”。〔１５〕其次是在太平洋地区通过加强经济一体化、促进民主化和确立新的防务结构等方式，建立“稳定、繁荣的太平洋共同体”结构。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１日，贝克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中，将美国介入太平洋地区结构比喻为一把打开的扇子，基轴在美国，向西辐射，骨干线是美日同盟，其他３条射线位于骨干线两侧，分别由美国与南朝鲜、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联盟构成。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亚太经济合作进程，是将骨干线和各条射线有机地联接起来的纤维组织。与美国以往亚太战略不同的是，“扇形结构理论”的关键是强调从经济上介入以领导亚太地区。
在美洲，布什政府在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以前，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７日，布什就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宣布了“开创美洲事业倡议”，提出将同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布什说，他的“美洲事业倡议”有三个支柱：一是实现自由公平的贸易，巩固自由市场发展趋势，最终实现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二是改善在拉美的投资条件；三是减轻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后，这一倡议自然就成为世界新秩序中美洲新秩序的内容。
从布什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这些具体计划看，没有提到非洲，即使提到“美洲事业倡议”，但首先还是着重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足见布什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是重视不够的。
１９９１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美国为实现其新的全球战略，建立世界新秩序，其所采取的措施是：调整同盟国的关系，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集体参与”机制，使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费用，以弥补美国国力的不足，并改善同盟国的关系；帮助独联体国家度过难关，以防止不利于美国的事变；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美国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在实现“美洲事业倡议”前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对付欧洲共同体和日本挑战；调整核武器和常规兵力部署，加强机动能力，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充分发挥联合国、北约、欧安会等国际组织的作用。〔１６〕
四、布什政府新全球战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
布什政府虽然认为现在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好时机，并认为有信心取得成功，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布什政府新的全球战略——建立世界新秩序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为指导，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利益为目标。然而，当今的世界是个多样化的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里，要把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经济模式强加于所有国家自然是不现实的。何况，美国的这种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全球战略主要是为了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利益，这就免不了要减少和损害别国的利益，当然这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硬要这样做，就必然会引起国家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冲突，制造紧张的国际关系。这不独与布什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之一——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相矛盾，也是美国的国力难以胜任的。海湾战争的胜利，没有日、德及阿拉伯国家经济支持，没有苏联合作，没有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可能的；海湾战争后美国无力解决中东问题，都是实例。
其次是美国盟国不再信服美国的领导，也不真正支持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日本首相海部早在１９９０年１月９日致布什的信中说，“必须以日美欧三级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１０月２３日，日本《经济新闻》毫不客气的指出：美国所谓“自由国家共同体”，说穿了就是借助盟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美国的世界霸权，所谓“领导地位”乃是美国霸权的另一种说法。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表示，世界新秩序不能把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强加于人，他积极主张建立“欧洲邦联”，发挥欧洲这一级的独立作用。１９９１年３月，法国外长迪马也表示，“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应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而不是由某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来主宰国际事务。”迪马还主张联合国安理会在确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德国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的类似。１９９１年初，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的独家采访时说：日、德两国对于保护资源、解决人口问题和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等问题方面，应起到“领导作用”。
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一直保持着同美国传统的特殊关系，一般都支持美国立场，但也不完全赞成美国提出的世界新秩序。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曾指出：“谁也不能宣称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一切，无论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还是大西洋统治下的和平，都是不现实的。”他还警告美国人“不要一时冲动按照在华盛顿、伦敦或其他欧洲国家首都预先构想的模式去建立海湾战后秩序。”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９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毫不含糊地指出：“布什总统想把他选择的秩序强加于世界，那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既然是帝国主义，当然在现世界不会有前途。
第三，美苏合作是布什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再不能保证所有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合作；而且，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现在既有国家利益矛盾，又不断发生民族冲突，本身就是造成不稳定因素，对建立稳定与和平的世界也是不利的。
最后，如前所说，布什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很少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然而，在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交通信息日益灵通的世界里，贫富悬殊的现象是容易刺激人心的，贫穷与落后是难以被人长期容忍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决不会长期受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的束缚。
注释：
〔1〕〔2〕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从珍珠港事变到罗纳德·里根》，纽约：希尔与王公司，１９８４年，绪言，第Xi页；第５页。
〔3〕乔治·布什：《注视未来》（中译本），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4〕见罗纳德·里根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５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以上引文，俱见“布什外交政策主要原则”，美国新闻总署：１９８８年总统候选人关于外交及其他国际问题的观点汇编。
〔6〕“布什阐述其美洲政策，主张建立新伙伴关系”，《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
〔7〕以上两段引文，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８１页，第６页。
〔8〕约瑟夫·哈施：“回顾１９８７年”，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9〕参阅刘绪贻：“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四次战略调整”，《兰州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１０〕唐·奥伯多弗：“没有先例的对话时代开始了”，《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９日。
〔１１〕以上所引贝克这篇演说内容，见《美国政策资料》第６号，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１９８９年版。
〔１２〕沃伦·斯特罗贝尔：“苏联人改变了布什政府官员的观点”，《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１３〕亨里克·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战的结束，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美国《华盛顿季刊》，１９９０年春季号。
〔１４〕转引自潘同文：“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初探”，《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１５〕以上所引贝克讲演内容，俱见美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出版《外交政策背景资料》（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２日）：贝克在阿斯彭学会的讲话。
〔１６〕张宝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趋向”，《人民日报》，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