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
——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
【注释】本文为作者所著《美国边疆史》一书的导论，现略经修改后发表。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出版。【注尾】
何顺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如果从“西进运动”入手，探索西部得以迅速开发的原因，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民愈自由，受农权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说来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因为美国的西部边疆作为辽阔的处女地，在那里没有任何封建残余的压迫和束缚，移民们得以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开发和利用其土地，从而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或曰：“西部开发模式”。
一
此处为何要从“西进运动”入手，而不是从别的例如特纳所说的“边疆”入手，来开始我们的探索工作呢？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边疆”(frontier)主要是一个地理（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概念；而“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既涉及到西部也涉及到东部、既涉及到地理也涉及到人文、既涉及到经济也涉及到政治，远远超出了地理的范围。因此，从“西进运动”入手，便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对西部进行透视，唯物地和辩证地考察“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地理决定论”泥潭。为此，这就要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当然也就不能不提及特纳其人。
弗雷得里克·Ｊ·特纳(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生于美国威斯康星的波特奇(Portage)。该村庄位于福克斯河和威斯康星河之间，曾是古老的皮货贸易商道的必经之地。威斯康星的真正开发始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１８４０年时该领地也只有三万来人，到１８６０年恰好走过一个世代。事实上，连“威斯康星”(Wisconsin)这一名称的拼法，也是在１８４５年才由该领地立法机关加以统一的，在此之前它曾有过好几种拼法：Meskousing、Miskonsing、Quisconsin、Wisconsan，等等。〔１〕由此可知，特纳出世之时，这个地方只不过刚刚走出了“拓荒时代”，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时代。正如一位历史家所描述的，此时的波特奇“宛如一个边疆村庄，照管着一片拓荒者仍然与印第安人群杂居的地区”〔2〕。这种背景和环境，对特纳以后的学术生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纳的大学生活，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
。１８８７年，他在这所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他转到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学位，受教于赫伯特 · B · 亚当斯。１８９０年，当他拿到博士学位后仍返回他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在那里从事边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直至１９１０年。其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１９１０－１９２４年），他应聘执教于哈佛。特纳的研究工作，不仅受到他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他的历史观的支配。１８９１年，特纳在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意义》中声称：“每个时代都要根据当时最主要的条件重新撰写过去的历史。”〔３〕
１８９３年他写出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并于同年７月１２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
在文章中，特纳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这一假说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４〕在特纳一生之中，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不下４７种，还不包括大量的书评和报刊文章，以及数以万计的信函，笔记和未发表的讲稿。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部：《新西部的兴起》（１９０６年）、《美国历史上的边疆》（１９２０年）、《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１９３２年）以及《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的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地域》（１９３５年）〔５〕。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著作和文章，其重要性都超不过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都是围绕着“边疆假说”展开的。正因为如此，查尔斯·Ａ·比尔德认为，特纳提出“边疆假说”的那篇论文，“比关于这一题目所写过的任何其他文章或书都有更深远意义的影响”〔６〕。
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期间，特纳一直讲授有关《西部历史》的专题课，由此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弟子和再传弟子。这些人后来散布于美国各地，在许多大学和机构从事教学或研究，热心传播特纳关于“边疆假说”的观点。形成所谓“边疆学派”。这里，除了特纳本人而外，还有两位学者值得一提：一位是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 1887-1977年），他早年著有一本关于“天定命运”的书，晚年又写出了大部头的《西进运动史》（１９７８年发表），是特纳的助手和弟子；另一位是雷·Ａ·毕林顿（Ray A. Billington, 1903-1972年），他先后著有《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１９４９年）、《远西部边疆：１８３０－１８６０年》等书，是默克的弟子（他的《向西部扩张》一书就是“献给Ｆ·默克”的），也就是特纳的再传弟子。这三位学者是一脉相承，但又各有千秋。
特纳以“边疆”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地域”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是与前者同时提出来的，但直到３０年后才着手将其“地域”理论系统化。毕林顿对所有关于边疆史的重大主题都极为重视，但在他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似乎更强调“地域”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其名著《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的头几版既探讨了“区域主义的出现”问题、也研究了“地方主义的经济学”〔７〕。而且，他在写作大主题的时候很注意照顾细节上的严谨，这使他的讨论和阐述显得更为深入精到，在风格上也与特纳的描述性笔法颇为不同。默克虽然是毕林顿的老师，但他的《西进运动史》的出版晚于毕林顿的《向西部扩张》差不多３０年，因而有可能并吸收战后美国学者有关边疆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其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并给予制度史以应有的重视。
二
从美国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需要有很大的“反潮流”的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制度史学派”。这个学派以所谓欧洲“生源论”(germ tleery)来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起源，以为美国早期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生源”在美洲环境中的发展而已，而对美国史中的美洲因素和特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与之相反，特纳却认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并郑重地提出了“把边疆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来认真研究”的任务。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特纳的“边疆假说”，在一些学者中间一直争论不休，常常被指责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不无根据的，美国的民主“来自美国的森林”〔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实际上特纳并不完全否认美国制度和文化中的欧洲根源，因为他说过“边疆”的不断地向西推进，只有“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９〕，而不是根本否认这种影响。他认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了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美国本身的因素注意得“十分不够”。他说，虽然欧洲生活方式已经“打进这个大陆”，但美国也“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反过来给欧洲以影响。〔１０〕与此同时，特纳也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完全是由西部产生的，因为他在提出“边疆假说”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两个很重要的限定词：一是“直到现在为止”(up to our own day)，即在时间上是指１８９３年以前的美国史；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in a large degree)，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国史〔１１〕，从而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如果仔细读一下他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他的那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就不难发现他也曾企图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例如，在谈及“各类不同的边疆及其推进的方式”对东部和旧世界的影响时，他列举了如下几点他认为“比较重大”的影响：（１）“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性的形成”；（２）“减少了我们对英国的依赖”；（３）“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４）“从边疆生活的条件中出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１２〕。特纳在这里先后使用了“促进了”和“减少了”两词，显然都是为了避免把这些影响绝对化，特纳的“边疆假说”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这一“假说”的不成熟性。
应该说，不管对特纳的“边疆假说”的看法如何分歧，但在这个假说中却包含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这就是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这一主题，特纳曾用“西部问题只不过是美国发展的问题”〔１３〕一语给予高度概括。并在提出“边疆假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就及时予以点明，开宗明义地提出这一假说就是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１４〕。
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主题都是可以成立的：首先，从时间的延续上看，移民向西部的推进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这个时期从１８世纪末开始到１９世纪末为止，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所谓“成年时期”，是美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１９世纪的美国史大半都是在“西进”的影响下度过的；第二，从空间的扩张上看，向西部的推进涉及到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域，其面积相当于美国最初13州的７．５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为界计，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也超过了１７８３年建国时美国领土的２．６倍。美国人在这样广阔的领土上展开的历史性活动，对任何一个对美国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当然是绝对不应当被忽视的；第三，从行政区划上看，在美国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先后创建了３１个新州（不包括佛罗里达），如果加上佛罗里达则是３２个新州。由于在原１３州的版图内后来又分化出3个新州（缅因、佛蒙特和西弗吉尼亚），西部新建的州数正好等于东部州数的两倍。因此，可以说，不了解这些新州的形成的过程，就不能了解今日美国及其发展的历史；第四，从经济发展上来看，由于移民以其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在西部展开的开发活动，迅速地带动了与之相关 的各行各业的发展，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并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动力。甚至在美国政府宣布“边疆”结束之后多少年内，这种作用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中仍然依稀可见。在上述诸端之中，最基本的当然还是那个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领土的扩张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地理方面的结果，新州的组建则可看作是这个运动在社会方面的结果，而经济上的发展便是它们的综合体现。总之，西部的拓殖在美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我想它也是“边疆问题”在美国史研究中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尽管特纳“边疆学派”衰落了，确定这一主题应是特纳假说中合理的内核。
关于这一主题，在特纳之前或同时代的不少人，如德国的黑格尔和英国的亚当·斯密，意大利的Ａ．罗利亚和法国的Ａ．托克维尔，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过，但他们的议论常常是从非科学的立场出发的。例如，Ａ．罗利亚就认为，美国从东部到西部的历史，每一页都能找到社会进化的记载，进而断言：“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１５〕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不仅不只一次地在他们的著作、文章和书信中提及美国的西部及其“自由土地”问题，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主题。在１８７８年１１月２５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在谈到当时令“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美国时，恩格斯首先写到：“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接下来他就向学者们提出：“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比较老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应当放在比较新的（俄亥俄是最显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各州上。”〔１６〕这就不仅提出了美国经济和历史发展的速度问题，也提出了西部的拓殖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特纳在“边疆假说”中所提出的主题，并不是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的，其结论应该是相反。
不过，特纳所提出的这一主题还有另一层意义。从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点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中都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与由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历史现象，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从商业资本主义逐步成长起来的，而商业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又首先兴起于沿海及河口地带。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又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一切时代，社会的分工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的，因此民族之间的分工往往比国内的分工更为发达，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第二，由于“水道开拓了比陆路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都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海沿河口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１７〕
所有这些情况和趋势，我们都可以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历史中找到，美国只不过是又一个更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特纳所提出的主题，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
在“边疆假说”中，特纳虽然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但却未能找到一种正确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以致他提出的主题最终被他的方法所扭曲和掩盖，这是因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地理决定论”的泥潭，尽管他一再否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环境论者”，声称“决定的因素不是一个”。〔１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特纳究竟是怎样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的呢？这就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他提出的基本范畴。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特纳给自己提出了两个范畴：一个是所谓“边疆”(frontier)概念，另一个就是所谓“地域”(section)概念，并把它们看成是“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基本因素”。特纳正是在使用这两个范畴来说明美国的发展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的〔１９〕。
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使用“边疆”这一概念，而在于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关于“边疆”这一概念，在１８９０年的美国人口调查报告中，被定义为每平方英里两人或两人以上六人以下这样一个人口密度的定居地。很明显，“边疆”在这里是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而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学的概念。然而，特纳却认为在使用“边疆”这一概念之前“并不需要明确的界定”，这就为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混乱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特纳在论证“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时，有时把它看作小于“西部”的区域，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又把它划分为“农业边疆”、“商业边疆”或“矿业边疆”，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还把它称作是“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也就是把“边疆”当作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当他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概念来使用，并企图用它来解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时，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
与“边疆”这一概念不一样，特纳没有赋予他的“地域”概念以多方面的含义，便径直用它来解释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人向西移殖的原因，便把它看作是人们为了“摆脱一些已经确立的阶级的统治”，而西部也就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避难所”；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两党制及其矛盾，则宣称：“无论是党派代表大会，还是国会审议的结果都酷似地域间的条约”，并预言“地域利益的冲突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定居而更加剧烈”；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联邦与州权之间的矛盾，便以为这种矛盾也是“由规模各不相同的地域而产生的”，因为美国就好比是一个与欧洲差不多的“一些潜在的国家联邦”；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内战”史，便认定美国“内战只不过是地域的最激烈的、最悲剧性的表现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北两个竞争的社会一道向西部未被占用的土地推进这一实际情况决定的。最后，他声称：“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欧洲国家的模糊形象。”〔２０〕换言之，一部美国史乃是各地域斗争的历史。
从形式上看，在特纳的“边疆假说”中，“边疆”和“地域”是用来解释美国发展的不同范畴，但在二者之间实际上却贯串着一种“地理决定论”的哲学。这种哲学可以在他为我们提供的如下的逻辑中看到：第一，他认为，“边疆”和“地域”是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第二，他认为，边疆与地域密不可分，“边疆是活动的地域”；第三，他认为，各地域的特点“在奠定地理基础的时代就部分地确定了”。〔２１〕在这里，关键在于“边疆是活动的地域”这一公式，通过这个公式他把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地域直接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特纳曾极力否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环境论者”，但他在“地理决定论”的泥潭里陷得是那样深，以致他的一只脚还没从“地理决定论”的泥潭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踏进了另一个泥潭。这是因为，他的否认或辩解，并不是从辩证唯物论出发，而是从形而上学的多元论出发的。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的上下文就清楚了。他说：“决定的因素不是一个。人们不是完全受气候、地理、土壤或经济利益的支配。他们出生的血统的影响，遗传下来的理想以及精神因素，往往胜于物质利益。还有个性的影响。”〔２２〕在他看来，气候、地理、经济和精神，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本是并列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它们并不具有本源与从属的关系。所以当他在否认自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时候，恰恰又露出了自己“多元论”的破绽，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四
特纳的悲剧说明，为了正确地说明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特纳所提供的方法论而采用科学的方法论，这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们在研究美国边疆史时，之所以要从“西进运动”入手，就是因为它便于我们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论。
我们从“西进运动”入手，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进行透视的综合体，还在于它涉及到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根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当美国劳动力的分布随着“西进运动”的兴起和扩大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和经济的新发展，所以伴随着“西进运动”而来的，必然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西进运动和边疆历史上的意义。当然还需要补充和说明。
因此，“边疆”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或经济地理概念，而且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它将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讨论有关的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移民活动的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东部和西部、政治和经济，以及各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全面阐述边疆和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我们之所以依然采用“边疆”这一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人口调查局关于“边疆”的官方定义本身已属历史，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人向西推进和拓殖的过程，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我们所研究的范围，虽然对不同的地域而言其历史的进程也有所不同，但对西部的大部分地方来说都还未摆脱“拓荒时代”的痕迹，或者只是刚刚走出“拓荒时代”，即大体属于“边疆史”的范围。这时的西部边境，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已经或正在开发的农业区，而与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相对立而存在的。
然而，把“边疆”和“西部”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又能不受到限制。因为，当交通运输尚不发达或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铁路网还未建立起来之前，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和交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地理条件的制约，而“西部”和“边疆”也就有了较大的独特性和个性，区域关系也就有了较大的历史意义。而当交通运输业已经相当发达，特别在全国性的铁路网建立起来后，随着统一市场在美国的最后形成，以往不平衡的区域关系便被打破了，过去那种具有独特性的区域问题也便开始失去它的历史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再把西部或边疆作为一个典型的地域来研究，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这一点决定了本书的研究范围的有限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后的区域问题不再存在了，但那是新条件下的区域问题，其含义是不同的。
注释：
〔1〕R.科伦特:《威斯康星州史》(R. Current, Wisconsin: A Bicentenniat History),纽约1977年版,第5页。
〔2〕〔3〕〔6〕〔15〕〔18〕〔22〕
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２页；第２３４页；第２２５页；第１３页；第１８１页；第１８１页。
〔4〕F.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１９２０年版，第１页。
〔5〕该书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
〔7〕参见R.毕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R.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纽约１９６０年版。本书的第四版和第五版有较大修改，第一版出版于１９４９年，第二版出版于１９６０年，
第三版出版于１９６７年，第四版出版于１９７４年，最后一版出版于１９８２年。
〔8〕〔9〕〔10〕〔11〕〔12〕〔13〕〔14〕F.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２９３页，第５页，第４页，第１页，第２２－２６页，第２０５页，第１页。
〔１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１７〕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７页。
〔１９〕关于特纳的“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丁则民教授有准确而详细的分析，见丁则民：《美国“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吉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１９７８年，第３期，第１３－２４页。《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介》，《吉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１９７９年，第５３－６４页；《“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政策》，《世界历史》，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２０〕F.特纳：《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F.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Section in American History)，马萨诸塞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１页。
〔２１〕F.特纳：《地域在美国历史的意义》，第１８３、３１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