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
赵 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描写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北方农民生活的巨著《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的问世，使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享誉文坛。其中出版于１９３１年的《大地》又“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1〕而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豪厄尔斯（Howells Medal）最佳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这部小说自问世之日起，对它的批评就始终存在。在美国文学界，批评家们认为虽然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她的《大地》仅仅是部通俗小说，其审美价值根本无法与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文学成就相比。因此，一般的文学史专著对赛珍珠只是做简单的介绍，往往几笔带过。还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赛珍珠不能算是美国作家，因为她的作品多是以描写中国为主的。
中国知识界对赛珍珠的作品也多有批评。这些批评文章见诸当时在美国和中国出版的报刊上。最早对《大地》提出质疑的是康永喜教授１９３１年７月１日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文章，以后江康湖教授也撰文批评《大地》。他们认为赛珍珠笔下的农村生活是不真实的，并指出一些细节上的失真。在国内，鲁迅、姚克也认为《大地》是不真实的。当然，中国学者中对《大地》也不乏首肯者，林语堂便是其中之一。〔２〕
１９４９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海峡两岸都把赛珍珠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来加以利用。台湾一些人把赛珍珠说成是反共的人士而大加赞赏，另一些由于她对国民党所持的批评态度，排斥她的作品；而大陆则把赛珍珠作为反共作家，禁止出版她的作品，以至于她的名字连同她的作品都在她热恋的土地上消失了。直到近年，大陆学术界才开始对赛珍珠进行重新评价。
笔者认为，赛珍珠的《大地》就其审美价值而言，不能称之为优秀的或经典的文学作品，它的确是一部通俗小说。而小说中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描写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但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当世人还不甚了解中国的时候，她用英文写了这样一些中国农民。通过这部作品，使西方人懂得，中国农民不仅仅是留辫子、抽鸦片、缠小脚的“东亚病夫”，他们也是人，他们也在为生存而搏斗。和世界上的所有农民一样，他们与土地也有着血与肉的关系。赛珍珠用自己的笔，架起了一座世人了解中国的桥梁，这便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赛珍珠是位十分复杂的作家。她不赞成共产党，同时也批评蒋介石政府；她反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主张超越阶级对立、民族矛盾的人道主义，不分是非，一笑泯恩仇。但是，她对中国的热恋和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怀，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政治立场，具有丰富的人道主义内涵。
本文无意全面评价赛珍珠其人其书，只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
一
１９３１年，赛珍珠的《大地》一问世，立刻成为西方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它那特异的东方情调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古老中国的魅力，尽管贫穷、混乱、水深火热，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这种超出时代、地域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使人联想起那些原始的时代和古老的神话——人由泥土做成，人的生命源于大地，最终还要归于大地。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３０多年，接触过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她所关注的首要对象是农民，这固然是受到她的丈夫、美国农业专家约翰·洛辛·巴克的影响，同时也不能不说明赛珍珠切入中国人生活的角度是独特的、准确的、深刻的。因为尽管在本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中国开始走向摆脱封闭的农业文明之路，但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仍然是农民。赛珍珠紧紧抓住农民，通过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永恒关系来表现时势的变化和命运的兴衰。过去，中国的古代文学一直给人展示那些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以至于人们只看到了中国文明中的士人文化和儒士雅兴。在现代，尽管有许多作家关注农民的命运，特别是鲁迅对农民的描写深入骨髓，但都不是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核心的。而赛珍珠则以一种朴素的、笨拙的、甚至是愚昧的农民文化来界定中国的传统，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渗透着泪水的人们，祖祖辈辈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与土地相伴而终。他们的土气、愚笨恰恰是中国人另一种高尚情怀的表现。他们“乃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紧贴着泥土，紧贴着生与死，紧贴着乐与悲。……在他们中间，我看到的是真而又真的人。”〔３〕
围绕着王龙与土地的关系，赛珍珠从家族的兴衰和人性的变化这两个层次揭示了农民的生命源于土地这一永恒的主题。
（一）土地与家族的兴衰
从小说的结构上看，《大地》属于传统的家世故事，一个家族的兴衰和在这个过程中的悲欢离合构成了作品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线索。但是在这个家族故事的深层，有一条主宰着人的命运的主线，那就是王龙一家与土地的关系。家族的兴盛与衰败、家庭的和谐与分裂系于人与土地的离合。赛珍珠通过两个家族的更替和一个家族的命运成功地揭示了人与土地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作品一开始，当王龙的家还一贫如洗的时候，作家描写了黄大地主家族的全盛，他们靠手中的土地独霸一方，生活在悠闲、奢华和糜烂之中。但是，由于黄家与土地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财产关系，土地只为他们提供生活享乐所需的财富，他们只躺在土地上坐享其成，而没有脚踏土地，把自己的血汗融入土地。在黄家，那种人与土地间的血肉关系已荡然无存。为了维持奢华，他们不得不一块块地出卖土地。每出卖一次，黄家便衰败一分。当所有的土地都出卖后，这个家族也随之消失。
黄家的衰败恰恰为王龙一家的兴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王龙一家靠着他们与土地的血肉关系，靠着他们在土地上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终于由普通的农民一跃而为显赫一方的地主，取黄家而代之。这种家族的更替说明谁拥有土地、珍惜土地、耕作于土地，谁就会兴盛。
王龙曾是个贫苦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贫困得连娶媳妇也要靠有钱人家的开恩。小说的开篇，通过王龙简朴的婚姻、破旧的房屋以及全家那寒酸的衣食，突现了王龙的贫困。但贫困并未压垮他，更未泯灭他对土地的渴望，反而使他的生命格外昂扬，因为有一种古老而弥新的信念支撑着他——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土地。为此，他忍受贫困、饥饿和屈辱，与天灾人祸搏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他购买了大量的土地，由寄人篱下的农民变成了显贵的大地主。土地对王龙来说既是生命之本，又是他走向显贵的标志。
从王龙结婚、生子到他成为大地主，是小说中最朴素、最富于诗意的部分。为买到土地所付出的艰辛，买到土地时的兴奋、丰收时的喜悦、遇灾时的悲哀、逃荒时的窘迫，都与王龙和土地之间的浑然一体息息相关。就是在被迫离开土地之时，大城市的五光十色也一刻未能泯灭王龙对土地的一往情深。那时的王龙家，夫妻间的亲密默契以土地之梦为根基，新生婴儿的欢乐被土地的温情所围绕。王龙和妻子阿兰共同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领着孩子玩耍在自己的土地上，尽管困顿、劳累，但他们的精神和亲情使简陋的茅屋熠熠生辉。一种只有扎根于土地之中才会有的充实、和谐构成了《大地》前半部的浪漫情调。对王龙来说，土地就是诗、就是画、就是音乐、就是宗教。
然而，王龙家族的和谐因人与土地的分离而破碎。王龙富有了，不愿再下地干活，想过体面人的生活。当他脱下农装、换上丝绸长衫在城镇里四处游逛之时，当他只知道坐在土地坐享清福、不再嗅泥土的芳香时，当他抛下妻子阿兰与妓女荷花欢悦之时，他的家庭开始走向分裂。尽管他的财富足以使他的家庭成为受人尊敬、甚至嫉恨的对象，但却已开始了内在的糜烂。阿兰与荷花之间的相互仇恨笼罩着这个家，王龙与儿子之间的亲情不见了，代之以相互的不满和怨恨，他的三儿子甚至离家出走。这种不和谐和分裂在王龙死后便演变成分崩离析——分家。分家时，儿子、儿媳们之间的相互算计，分家后大儿子的游手好闲、二儿子的狡猾奸诈、三儿子的杀人嗜血，一一预示着王龙家族的衰败。随着王龙留下的土地被分割、被一块块卖掉，王龙家族也渐渐走向分裂和衰败。在《儿子们》和《分家》中，这种衰败表现得淋漓尽致。赛珍珠的这种描写从反面揭示了同一个主题：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便失去了和谐与生命，“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４〕
（二）土地与人性的变化
赛珍珠在《大地》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有的单纯、有的复杂，特别是王龙，时而粗鲁猥琐，时而坚定执着；时而懦弱卑鄙，时而英勇善良；时而勤勤恳恳，时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王龙的这种复杂性格始终与他与土地的关系相连，而性格中他对土地的热爱则贯穿于一生。当王龙还没有成为显赫的大地主时，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占据着人物的核心，他吃苦耐劳、富于同情心，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透露着土地给予他的信心和力量：
王龙开始踏踏实实地在土地上耕作，他甚至连回家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搭了进去。……如果白天活干得实在太累了，他就躺在垄沟里，他的肉贴着自己的土地，感到暖洋洋的。〔5〕
这是肉贴着泥土的王龙，是中国农民纯朴性格的逼真写照。
但当他富有了，过上体面人的生活后，他开始用丝绸打扮自己，开始觉得阿兰很丑，开始去城里闲逛、喝酒、逛妓院，给叔叔和婶子送鸦片，强行夺走阿兰仅存的两颗珍珠，终日和他的爱妾荷花“吃着、喝着、尽情地享乐着”。他变得油头粉面、轻浮放荡，昔日在田地里劳作的生命力消失了。他开始空虚、困乏。而他的儿子们一个个离开土地后，就再也没有人性的善良与纯朴了。老大终日沉湎于酒色，老二唯利是图，老三虽然有理想，但由于从土匪起家的军阀本性，使他成为一个杀人如麻、鱼肉百姓的刽子手。通过儿子们的所作所为，赛珍珠似乎在暗示：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必定堕落。
但是，作家在王龙那种复杂多变的性格中始终突出着一种不变的个性——对土地执着的爱。当他没有土地时，拚命干活、攒钱，渴望有一天得到土地；当他得到土地后，他一头扎向土地，辛勤劳作，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当他被迫离开土地、逃荒在外的时候，他时时刻刻想着回归土地；当他离开土地，游手好闲的生活使他感到空虚、烦躁时，他倾听到的是土地的召唤。他脱去长袍、丝绒鞋和白色袜子，挽起裤管，重新踏上黑油油的土地。土地给他力量和充实。特别是在他不久于人世之时，他对儿子说的那番话，更突现了王龙对土地的执着：
我们从土地上来的_……_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6〕
王龙死了，但他对土地的热恋永存。
赛珍珠对这种执着于土地的赞美，还可以从小说中二位女性人物的性格中见到。首先是阿兰，这位女仆出身的农村妇女，有着不屈不挠的坚韧和近乎哑巴式的沉默，她对土地的执着体现在她言行的每一细枝末节上，怀孕不能中断她去地里干活，刚生完孩子又回到土地上劳作，即便在成为大户人家的女主人之后，她仍保持着吃苦耐劳、朴实忠诚的品质。她是一个与土地浑然一体的人，宁可自己死去也不要丈夫给她花钱治病，因为那些钱能买好大一块地。她说：我活不长，就要死了，但地在我死后还在。在这里，赛珍珠对阿兰充满着同情和赞美，特别是对阿兰那土地般纯朴的性格给予了诗意化的描绘。
另一个女性形象是王龙的二妾梨花。作家突现她性格的纯朴和忠诚是在王龙死以后。唯有她在分家时不去争夺遗产，甘愿远离王家大院，回到乡间的土屋里；唯有她抚养着王龙的傻女儿，一个人守在王龙的墓边，寄托哀思；更重要的是，这个平日与世无争、百依百顺的女人在听到王龙的儿子们要卖地的消息时，却一反常态，变得激愤、尖刻，她全身颤抖，两眼含泪，企图阻止卖地，并用鬼魂报复来威胁王老大。这种对王龙的忠诚似乎是王龙对土地的忠诚在活人身上的延续。
从以上的分析中，赛珍珠把中国农民的生活理解为人与土地的离合。他们只有扎根于土地才会有希望、和谐、幸福，他们的生命才有意义，他们的人性才会纯朴、善良。而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他们就失落、迷茫、痛苦，他们的生命就空虚、萎缩，他们的人性就邪恶。
（三）对土地的浪漫情怀
赛珍珠还是个婴儿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在这里她度过了珍贵的童年时代，直到１９３４年返回美国，她前后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她既传教又读书，广泛地接触过社会各个阶层。她几乎像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系列风云变幻。到本世纪３０年代，中国仍然被内忧外患所威胁。军阀混战、日军进犯、经济衰败、政治腐朽，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赛珍珠目睹了这一切，便不能不在她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是，赛珍珠的笔一直处在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之中，并使她对土地、对农民的偏爱化为一种理想化的浪漫情调贯穿作品始终。当她能够冷静地观察中国现实之时，她是那样真实地描绘了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中国，她写到了下层民众的贫困，写到了自然灾害、土匪、军阀、税赋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甚至无情地描绘了她钟爱的农民身上的各种弱点：封闭、愚昧、自私以及百依百顺的奴性，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算计、残杀、坑害。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农民与土地这一主题之时，她那种博爱式的同情、浪漫式的理想主义便为严酷的现实抹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甚至会以宽容、理解的笔调描绘农民身上的弱点，把愚昧、顺从和封闭作为一种美德加以赞扬，把原始的农业文明视为人性完美的标志。她像法国的卢梭以及那些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也像中国的老庄、陶渊明，把原始的刀耕火种和封闭、落后的农村升华到田园诗般的境界。她曾明确地表示过：“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底真实而原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上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7〕她把这种生活视为中国的基础。
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也成为《大地》一书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对比的准则。在作品中，只要一触及到泥土，赛珍珠的笔就充满了温情，一涉及到城市，便冷酷、干涩、挖苦。乡间的朴素无华和大城市的灯红酒绿，耕耘于土地上的充实和逛妓院、去赌场的空泛，脚踏土地的升华和在城市闲逛中的堕落……都在暗示作家这种回归土地的理想主义。
同样，这种浪漫主义也渗透在作家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前途的理解中。作品中，王龙后代们，老大坐吃山空，不会有任何前途；老二狡猾奸诈的商人习气只会导致世风日下；老三当上了一方军阀，军阀的本性吞噬了他的理想，其结果是国家分崩离析、百姓生灵涂炭。王龙的几个孙子曾在城市中参加革命，但作家似乎是以开玩笑的态度来描绘这些毛头小伙子的冲动，最后是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赛珍珠在以否定的笔调描绘了商业、武力、革命在现实中的失败之后，向读者献上了一个理想的光环——王龙的孙子王源留学归来，回到他祖父的土地上，知识与土地的结合便是中国农民的未来。至此，《大地》三部曲形成了一种人为封闭的循环：来自土地，归于土地。作者似乎在暗示，只有土地和脚踏土地的农民才是中国的未来。
尽管《大地》中有许多现实主义的描写，但整部小说的基调仍然是理想主义的。她似乎不愿中国走出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走出封闭愚昧的传统生活方式，不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工业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农民走出土地为标志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原始的农业文明无论具有多么纯朴的田园气息，农民的生活方式无论多么率直，终将被现代文明的城市化、工业化所代替。
《大地》作为一部小说，那种田园诗般的朴素固然很美，但作为一种了解中国的资料，它的浪漫情调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严酷的现实。所以，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是加入了作家的主观构想，而不完全是现实中的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浪漫情怀不能代替长期落后的农业文明所造就的落伍的中国和保守、愚昧的中国农民。
二
如果我们把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与同一时期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农村作一番比较，似乎更能体现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的特色。
细读中国现代作家关于农民的作品，可以发现它们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挖掘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批判传统的封建文化，其笔调是冷峻的，揭露多于同情，现实大于理想，愤怒压倒宽容。这批作家往往对中国的落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耻辱和忧患，对中国的现实持冷静、批判的态度，并有西方文化的背景作为他们透视中国传统的参照系。特别是鲁迅，其勇气、才华、犀利和深刻都是现代作家群中第一流的。
第二种类型是以萧红为代表的既批判封建主义传统、又对农民的苦难寄以深厚的同情，其中还夹杂着故园已逝、青春不在的怀旧情绪。其笔调是哀婉的，同情、宽容、伤感是其主要特色。这批作家对中国的现实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哀叹多于抗争，没有明确的西方文化作参照系。其中的萧红，有才华、情调，但没有力量。
第三种类型是一批左翼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年接受西方文化，转而投入马克思主义，奔赴延安，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崇尚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共产主义，把文学作为宣传政治革命的工具。他们往往以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苦难为背景，突出农民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强调阶级压迫，其作品带有明确的政治性。像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与这三种类型相比，赛珍珠的创作更接近于前两种，与第三种截然不同。因而，我们的比较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赛珍珠与萧红、鲁迅的对比上。
（一）赛珍珠与鲁迅
众所周知，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在作品中，“怒其不争”多于“哀其不幸”。在鲁迅看来，愚昧得近乎麻木了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鞭子，只有滴血的刺痛才能唤醒被封建文化窒息了几千年的灵魂。所以，鲁迅是以冷峻的揭露来表达他的爱、忧患和同情。在鲁迅笔下，中国农民的形象不但可怜，更可悲。要么是麻木的生命（《故乡》中的闰土），要么是死守旧梦的古董（《风波》中的九斤老太），要么是二流子造反想当皇帝（《阿Ｑ正传》），要么是愚昧、奴性（《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贫困、受压迫、愚昧、麻木。他们不仅受制于外在环境的重压，更受制于自己的灵魂。善良、纯朴因长期的封闭而退化为愚昧、奴性和软弱。他们不仅是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最广泛的基础。鲁迅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有绝望，对中国前途的渺茫。
然而，赛珍珠笔下的农民基本是被同情、赞美的形象，虽然她也写了农民身上的种种弱点，但只要农民能回归土地，以土地为根，他们就变得纯朴可爱。阿兰的沉默是一种典型的奴性，但赛珍珠不但没有鲁迅的鞭挞，反而以同情、赞美的笔调进行描述。王龙对土地的怀恋和只要离开土地便失去生命根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小农式的保守、封闭，是对陌生世界和新奇事物的本能的恐惧，赛珍珠却给予全面肯定。王龙的孙子王源的土地的回归，虽然看起来不免牵强，但却表达了赛珍珠对中国农民、中国社会的前途的理想。
尽管赛珍珠的《大地》遭到海内外许多华人的指责，认为她把中国农民写得过于贫困、丑陋，但如果把她与鲁迅相比就能发现，赛珍珠笔下的农民似乎比鲁迅笔下的农民更可爱。
（二）赛珍珠与萧红
也许是由于女人的共性，赛珍珠和萧红在描写中国农民时，都没有鲁迅的冷酷和辛辣，即便是揭露黑暗、厌恶农民的弱点，也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但萧红和赛珍珠笔下的农民形象以及两人的态度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萧红笔下的中国农民不是作为某一人物或某一家族出现的，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以及其他一些散文、短篇小说，所写的大都是中国农民的群像，她更关注人物的命运而不是性格。在她的作品中，给人强烈感受的不是鲜明的人物，而是某种情调和气氛，更像抒情散文或浪漫、伤感的乡村音乐。她的作品没有精心的安排，像是随笔写来。她的笔触更细腻、更女性化。
而赛珍珠的《大地》显然是以人物性格和家族命运为基础，她全力塑造一个家庭，对性格的关注胜过对人的命运的描写。而且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判断，不惜把复杂的人物抽象成单一性格。她的作品像是一幅有背景的人物画，那种精心设计的结构，说明赛珍珠决不是随兴落笔。与萧红相比，赛珍珠更加条理化，她的审美与敏感不如萧红，但对人物的把握却胜萧红一筹。
萧红出身于富足的地主家庭，受过教育。后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她本身是封建主义的受害者，更目睹了封建主义和战乱为农村带来的苦难，加上她天性的敏感，使她的作品染上一层浓重的悲伤情调。金枝、团圆媳妇、王阿嫂等人的悲惨命运，激起了萧红的愤怒，但在作品中这种愤怒却很柔和，让读者慢慢流泪。对农民的弱点，萧红非常厌恶，但她不是一针见血，而是姐姐向犯了错误的弟弟的规劝。她的作品中也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它不是关于社会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而是对人性纯洁的呼唤。
赛珍珠不同于萧红。她的作品有悲伤、死亡和痛苦，但没有伤感。与萧红相比，赛珍珠的笔更为男性化。她笔下的人物死亡，都不是外界的摧残，而是自然规律使然。这便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她写农民的弱点是以与土地的关系为标准的，而没有深入到特定的农民身上。她的浪漫情调是基于对人类的信心、对未来的向往，对人与土地这个主题的关注。因而，她对农民的弱点揭示不深。她很少从批判农民本身来批判封建主义，而是从环境的丑恶来为农民的人性堕落寻找理由。
因而，萧红对农民的爱是贴近血肉的，既可怜又同情、既爱又恨。而赛珍珠只有爱和同情。
（三）赛珍珠和鲁迅、萧红的这种差别，除了他们的审美与写作风格不同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鲁迅和萧红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尽管两人都出身于较富足的家庭，不必为衣食发愁，但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及半殖民统治，给他们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是深入骨髓的。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一种切身的感受。中国社会的变化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是他们的家。因而他们的爱和恨都是那样具体、真切。而赛珍珠是美国人，无论她在中国呆多长时间，也无论她怎样了解和热爱中国下层民众，但她始终是客居于此。中国的社会变化不会根本改变她的命运，中国永远只是她的第二故乡。她对中国现实的感受缺乏中国知识分子们特有的实感和责任心。因而，她对中国农民弱点的揭露没有鲁迅的深切、冷酷、激愤，对中国农民的爱和同情也没有萧红的亲情。她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理解，只看到其和谐、富有生机的一面，却看不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窒息。
再进一步讲，赛珍珠是美国人，她的祖国比中国强大、富足、稳定。来自故乡的优越感使她对中国的感受有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不管她怎样全力反对掠夺式的殖民主义，提倡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但她摆脱不了优越的异邦人这一背景。她可以爱中国、同情中国，但不可能有中国人在落伍时的屈辱。而鲁迅和萧红生在一个被人类的先进文明远远抛下的民族之中，落伍的耻辱使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去爱、去同情、去宽容。当务之急不是同情，而是拯救自身。因而，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感受更多是来自异邦的自上而下的怜悯，而鲁迅和萧红的同情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包括自己在内）的亲情。近日，偶读冯亦代先生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文章，他亦持此观点。文章说：“我以为赛氏的悲哀在于她满心扑向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却不以她的热诚为贵，归根结蒂在于她的是非观上。固然她也不同意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过这只是由于基督教徒悲天悯人、慈悲为怀的正义感，她没有站在中国人民立场来看问题，她只要求不分是非，一笑泯恩仇而已。同时她只看到而且过分重视或强调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施舍。而这些款项正是出于中国人民屈辱的所谓庚子赔款。试问美国人在华所办的几所教堂及其慈善事业，几个医院，几处大学能减轻中国人民所受美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祸吗？”〔８〕当然，赛珍珠作为一个异邦人，能以如此深厚的爱与同情来面对中国，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她在主观上想与中国人平等的努力是真实感人的，但是客观上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是赛珍珠或鲁迅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弥合的。
从文化背景上看，赛珍珠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在西方接受教育，来到中国以后既传教又教书。基督教所特有的博爱精神，使她观察任何事物都有一种超越种族界限的视野。因而，她的写作总有从整个人类的共性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出发的角度。《大地》中的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已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特定生活，升华为一种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鲁迅和萧红生活在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土地上，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加上中国的贫困、落伍，使中国人只关心自己家里的事而无暇他顾。因而鲁迅和萧红的作品虽在揭示中国现实的方面有震撼力，但却无法成为有世界意义的作品。当然，也还有语言、民族隔阂等方面的原因。
正是由赛珍珠的这种宗教情怀，她笔下的像王龙那样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情与爱、痛苦与欢乐以及那种生生死死都要回归土地的情怀，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也正是由于此，《大地》激起了世界上更多的主持正义的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因为“小说使他们懂得了，遭受日本军轰炸的是王龙的土地。”〔９〕
注释：
〔1〕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转引自王逢振的《大地》中译本前言。见赛珍珠著，王逢振等译：《大地》，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页。
〔2〕对《大地》的批评，参见Kiang Kang-Hu, “A Chinese Scholar's View of Mrs. Buck's Novels,”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1933；
姚克：“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申报·自由谈》，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１日；鲁迅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致姚克的信，《鲁迅全集》第１２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２－２７３页。赛珍珠对江康湖教授的反驳，见Pearl S. Buck, “Mrs. Buck Replies to Her Chinese Critic,”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1939; 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5, pp.320-325。林语堂对《大地》的评价，见Pearl S. Buck, A Woman in Conflict, New Jersey, 1983, p.109。
〔3〕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p.164.
〔4〕〔5〕〔6〕前引《大地》中译本，第３２１页。本文小说中的引文均引自该版本，并参阅
Pearl S. Buck, The Good Earth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1)。
〔7〕见赛珍珠为１９３５年出版的林语堂所著《吾国吾民》所作的序。林语堂：《吾国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页。
〔8〕冯亦代：“赛珍珠的中国世界”，《文汇读书周报》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６日。
〔9〕Mary M. Paterson, “Pearl Buck's Return to the Good Earth,”Washington Post, April 5,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