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

——读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

杨玉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美国这部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的移民史中，有宽容大度、振顽立懦的光辉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颜的种族迫害丑闻。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美国移民历史，是十分值得回顾和研究的。”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前言》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其典型性，恐怕在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者。正是形形色色的移民——“老移民”、“新移民”、“非自愿移民”、“非法移民”等等——造就和发展了美国。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美国、理解现实中的美国的锁钥所在。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自十数年前即致力于此，孜孜求索，除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发表了系列拓荒性论文外，旋又推出其专著——《美国与移民》，试图揭示“美利坚民族与外来移民的关系”这一深刻主题。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这在晚清迄今的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邓著是破天荒第一部。它的问世和成功，对于丰富、深化和发展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极堪裨益。

一

从历史的渊源说，如今的美国是从不列颠美洲殖民帝国的一部分衍生、发展而来的。它奠基于１６０７年拓殖的詹姆士敦，随着愈来愈多的以英国移民为主的外来移民的积聚，遂不断扩展，渐成沿大西洋岸的十三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虽说当时无论官或民尚未有独立于母邦之念，如同人所共知的，仍依附于不列颠、效忠于英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的经济愈益成长、民主政治意识愈趋浓重，其综合运动的历史成果，就是旧世界的移民先驱孕育了一个新的民族。邓蜀生概括道：“北美殖民地人民本来就是为了逃避英国专横的统治才来到异土定居  的。来自英国以外的欧洲人，也决不是要来北美投身在英国统治下讨生活的。自我奋斗，不愿受约束，成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特质”（第１１２页）。托马斯·杰斐逊宣称：“上帝给了我们生命，同时也给了我们自由”；帕特里克·亨利疾呼：“不自由，毋宁死！”正是庄严宣告“一切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不仅照亮了北美的独立之路，而且也加速了新的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为合众国留下了一笔极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美国独立后，一个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由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已经初具规模”（第８页），并由此大致确定了美国的进化模式。

    《美国与移民》论证的基本结论之一是，“移民对美国不是负债，而是可贵的资产。昨天是如此，今天是如此，明天也会是如此”（第４１１页）。据统计，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９１４年，有３３００万移民涌入美国。就美国政府来说，其移民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１８８２年以前，它奉行的是自由移民政策，此后，则可以归纳为限制和选择移民的政策。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是移民限制松动时期。总的说来，吸引外部人才以促进自身建设，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它所拒绝或排斥的无非是其不需要或不迫切需要的。对此，作者的议论恰如其分：“美国移民政策经过了多次修改，从开门到限制到半开门，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吸引和借助外部人才来促进美国发展。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对人才的选择性更强、标准更高、手段更多种多样”（第５２页）。

    美国政府的鼓励外来移民政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工业化初期，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涉及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表现在经济生活上”（第２５页）。作者把这种作用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并作了具体分析，即：第一、增加了美国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第二、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第三、输入了美国工业化的技术基础；第四、为在南北战争中拯救联邦、废除奴隶制作出了贡献；第五、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该书指出，西进运动以其势不可挡之势，使美国的地域大面积扩展，这一前所未有的地理革命，使美国真正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美洲第一大国。最重要的是，推动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要动力，恰恰就是移民。“粗犷的拓殖生活加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使西部成了美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地区。从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在美国西部找到了远比东部开阔的新天地”（第１１９页）。西进当然有其消极面、扩张性，但它既促进了美国物质文明的大发展，也改变了其早期政治格局和社会面貌，还深刻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精神。概言之，“在美利坚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当日的西进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第１２９页）。移民的作用，于此即可略窥一斑。

二

    印第安人是迄今所知北美最早的居民。它创造了其独特的古文明。可是，进入１７世纪后，用邓蜀生的形象说法，来了欧洲人，从此不太平。印第安文鹘�一步�

发展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被搅得七零八落。两个世界文明相遇的剧烈冲击，使其生存受到种族灭绝式的摧残。作为美利坚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作者认为，说印第安人是北美移民的先驱或北美最早的居民或北美土地的最初主人，均未尝不可，但是，他们不是今天美国人的祖先。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今天美国文化不是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美国没有古代史”（第６１页）。关于美国历史的开端，或者说印第安人原始社会是不是美国古代史，这在学术界是一个不无争议的问题。从移民的视角来探索这个重大命题，肯定将会增进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认识。该书还论述了合众国诞生后印第安人的坎坷遭遇。无论如何，对印第安人而言，“美国梦”是一场大恶梦。

    《独立宣言》说：“一切人生而平等”；然而，这“一切人”中却堂而皇之地排除了印第安人，自然也把当时身为奴隶的黑人摒弃在外。历史有情，亦无情。

    黑人是带着锁链、辛酸和屈辱被抛到北美的。黑人是奴隶，不是人，这一蔓延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血迹斑斑的悲剧，恐怕也是美国人最为汗颜的污点。清算奴隶制的是南北战争。这场持续四载的大决战，不仅摆正了美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速度。邓蜀生以他特有的笔法写道，“如果不打这场内战，美国的发展不可能像它后来那样快。如果这场内战不是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美国也将是另一种面貌”（第１５７页）。黑人改变了命运，从奴隶到公民，从非人到人。当然，路不可能平坦。“对大多数黑人来说，‘美国梦’还是在令人困扰、担心受害的梦境中”（第２０２页）。失望和无望，仍然缠绕其身，种族歧视的阴影不散。最要命的是，要想让种族歧视观念从美国白人内心中完全消除，“恐怕要比人类登上火星还要遥远”（第２０５页）。其实，不仅仅是黑人，所有一切有色人种在美国都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邓氏痛陈道：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压迫，“使美国历史蒙受耻辱”，迄今仍是“美国社会的顽症”（“前言”）。

三

    吉米·卡特说，“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贡献之大，不成比例”；作者说，“实际上，华人对美国发展所作的贡献之大，与他们所享有的地位，更不成比例”（第２０８页）。《美国与移民》以两章、约占全书１／４的篇幅，专门讨论了美国华人历史。读此书，对这两章不能不格外垂青。

    中国人远涉重洋、大规模赴美，主要是加州陶金热所致。这之后，华人用血汗甚至生命参与美国西部的拓殖，筑路、垦荒、采矿等等，含辛茹苦，与世无争。白人不屑为者我为之，白人不敢为者我亦为之。“整个加州都洒有华工血泪”（第２１９页）。但是，谁能想到，这些华夏子孙所遭遇的却是过河拆桥、以怨报德、种族迫害。“美国讲究‘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可是‘不给华人一个机会’却成了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美国流行的口号”（第２２０页）。还有什么话好说？

    美国排斥华人，不仅限于立法规定，也不限于行动上的歧视，更有暴行之肆虐，如焚烧、爆炸、抢劫、杀害。从１８８２年到１９４３年，排华竟成为美国的国家政策，不仅排除了华人入境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规定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不准移居美国。这种丑恶的种族歧视，“是对美国向来自诩的立国精神‘一切人生来平等’的讽刺，是美国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第２６２页）。

    中国移民较之欧洲各国为数少得多，从任何方面看，都构不成对其他人的威胁。然而，排华之从地方到全国，何以一浪高过一浪？作者提供的主要历史背景之一是，美国主要工会组织在排华活动中“充当了受人鄙夷的角色”；在排华暴行中，“许多白种工人成了打手和凶手”（第２３８页）。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到２０世纪初，“排华的主要力量是一些主要工会的头头”（同上）。劳联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工会组织，其领导人龚伯斯“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他大言不惭地以“全人类的托管人”自居，到处诬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说什么黄种人是“天生的善于说谎、欺诈和谋杀的种族”、唐人街是“性欲和罪恶的中心”，还无视美国当局不许华人携妻赴美的禁令，硬说这是中国人故意把妻子留在中国、以便“玩弄美国姑娘”；容许中国移民自由入境，“等于是听任亚洲的野蛮人大举入侵”云云。美国另一个重要的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在排华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比劳联还早，其影响甚至不比劳联逊色”（第２３８页）。它曾经参与屠杀华工的暴乱、多次组织排华活动，其主要负责人鲍德利甚至号召“整个劳动骑士团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行动起来”，对付华工。历史就是历史。很可惜，我们的一些论著以往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似乎排华丑行仅仅是美国两党政客煽动的，似乎复杂的历史纯然清一色。有的虽有所涉及，但亦不免遮遮掩掩，所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著作中，据我阅读的范围，能像邓著这样直面历史者，尚不多见。作者的思考悲恸而沉重，笔者亦有同感：“在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及其领导人中，排华的主张是占绝对优势的。这是历史的错误？还是时代的悲剧？或者是一个年轻民族在走向成熟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第２３９页）

四

    《美国与移民》一书的突出特点是，妙笔生花，夹叙夹议。它之令人捧读不释，其原因在此。事实上，这也正是记者出身、后兼编辑家、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邓蜀生先生的风格之所在。

    不过，对邓先生的一个议论，我倒不无微词。这里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插曲。作者在叙述珍珠港事变之后，曾说明当时美国对居住在西海岸的１２万日本人和日裔公民实行强制迁移的情况。要研究美国的日本移民，这个问题是不能弃而不谈的，它毕竟属于“日本移民遭罪”之列。实际上，本书亦对其前前后后作了相当完整的归纳：这一强制迁移，是当初由美国军方建议、罗斯福总统于１９４２年２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批准的。从１９４２年３月开始，大约３个月内，西海岸的１２万日本人（６４％是日裔美国公民）全部迁移到加利福尼亚等８个州的１１处拘留营。作者写道，“珍珠港被炸后美国人民作出激烈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决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日本竟然真敢对美国动手，对美国的打击又是那样的沉重——不仅是军事上的，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罗斯福之采取这一激烈措施，并非当时军方强大压力所致。邓先生曾专门研究过罗斯福，对这位美国政治家是吃透了的：“罗斯福不会屈从军方压力，但是他十分重视舆论动向。当时美国舆情激愤，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如果罗斯福不作出反应，在西海岸的日本人（不论是否美国公民）的安全恐难得到切实保障，而且国内战线可能因这一问题发生争执甚至麻烦。因此，不能说罗斯福在这一问题上感情冲动，犯了错误”（第３０８页）。对此，作者还作了如下分析，亦属情理兼具：“在战争期间，根据法律为预防某些敌国侨民可能发生的破坏活动而采取驱逐或监管措施，这本是通例，但是对整个敌国侨民，甚至已经不是敌侨而是在本国出生的敌国族裔公民，全体加以强迫迁徙、拘留管制，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第３０６页）。问题是：作者在引用黑濑安吉、黑濑纯夫妇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搜查其家的对话时，偏偏插进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红卫兵’抄家的情景，不禁暗自庆幸起来，擅入民宅胡乱抄家，美国比我们还早２０多年，这并不是我们的独有之秘”（第３０９页）。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插进如此一番议论，总有些不对劲儿，说重一点，似乎不伦不类。其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搜查黑濑家，与中国的“红卫兵”“革文化的命”抄家，完全没有什么相通之处；其二，如果真的这样议论，中国人因为总归有些直接或间接的体味、尚可有所知晓，那么，让美国人来领会，恐怕就只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其三，如果我抬杠的话，恐怕秦始皇帝当初“焚书坑儒”时就不免已开“擅入民宅胡乱抄家”的恶例了，这岂只是“早２０年”的问题？这样一来，说不定中国又落个“第一”。我这是题外话了，聊供作者、读者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