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小国合作和大国的阻滞

——美国与１９５４年巴尔干同盟的形成

时殷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４０年代末苏南全面对抗形成后数年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大致只寻求、并且只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这种外交处境的局限性和弊端，越来越强烈地被南斯拉夫领导人感觉到。〔１〕它几乎完全囿于大国对抗格局的狭窄境地，深受冷战两极对立的制约，其基本利益、外交回旋余地乃至伸张小国权利、反对大国主宰世界的国际政治理想因此而受到损害。南斯拉夫突破此种藩篱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成功地克服了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的阻滞，同它的两个巴尔干邻国——希腊和土耳其结成同盟。虽然这一同盟的实效由于国际环境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既不显著亦非长久，但它预示了南斯拉夫未来外交路线的特征之一：通过小国之间的合作，避免受到与自己友好的大国的过分制约，并且以此加强对付此等大国的地位。事实上，正是这一点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年多里逐渐成了南斯拉夫促成巴尔干同盟的主要目的。它明显地体现了南斯拉夫外交决策的独立性，而且由于其实质——小国合作，还可以称作是南斯拉夫未来不结盟外交的一种准备。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在巴尔干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自主倾向。由于这些以及文末总结的其他原因，美国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４年间对建立该同盟的暧昧态度和阻滞政策，是并不奇怪的。

一、走向南希缓和的曲折路程

    对巴尔干同盟形成过程的论述，应当从说明南希两国关系的缓和开始。南斯拉夫援助希共武装斗争，不是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唯一问题。因此，１９４９年上半年这一援助的逐步停止并未明显改善两国关系，而只是为消弭紧张提供了重要条件。诚然，与停止援助希共的过程相平行，出现了南希关系走向缓和的希望：１９４９年４月初，希腊外交大臣察尔扎里斯公开表示南希两国有可能和解；８月中旬，南斯拉夫驻希腊使馆代办三年来首次拜访希腊外交部。希腊方面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在南希腊儿童获得遣返以及南政府保证不干预希腊境内马其顿族问题，南斯拉夫方面则希望恢复二战前在希腊爱琴海港口萨洛尼卡的商业权利以及南希边境至萨洛尼卡的铁路运输，以便有助于对付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经济封锁。〔２〕但是，缓和的希望几乎刚出现就夭折了。铁托在当年7月11日的著名的普拉演说中虽然宣布完全停止援助希共，但同时声明不与希腊现存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政府（即人民党内阁）打交道。〔３〕此后到１９５０年春，包括铁托在内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又数次公开表示，希腊的“民主化”（即“中左内阁”上台）是南希关系正常化的前提。〔４〕南斯拉夫当时特别担心同希腊现政府和解将为苏联的反南宣传提供弹药。

    １９５０年３月，作为希腊大选的结果，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索福克莱斯·韦尼泽洛斯组成新内阁。南斯拉夫对希腊的态度随之有所变化。外交部向适才访希归来的美国驻南大使艾伦询问：在希腊新政府之下南希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如何？艾伦就此向国务院报告说，虽然南斯拉夫目前的试探相当审慎，但他确信南政府渴望显著改善同希腊的关系。〔５〕约同时，在瑞士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南方向希方提出重开萨洛尼卡至南斯拉夫的铁路。〔６〕４月中旬，韦尼泽洛斯内阁倒台，接替的是希腊中间国民进步联盟领袖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一个联合内阁。这正是铁托先前表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中左内阁”。普拉斯蒂拉斯执政数天即会见南斯拉夫使馆代办，铁托随后便在人民议会表示，希腊政府的这次更迭使得向雅典派出南斯拉夫公使、从而恢复两国间完全的外交关系成为可能。５月１０日，南希两国政府就此达成的正式协议公诸于世。此外，两国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协商萨洛尼卡港口、南斯拉夫通往该港的铁路以及恢复彼此间的邮政和电讯等问题，南斯拉夫政府还就遣返希腊儿童一事显示出积极态度。〔７〕但是，正当两国关系出现改善势头之际，马其顿问题节外生枝。５月１６日，卡德尔向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讲话，其中简短地提到希腊的马其顿族问题悬而未决使南斯拉夫舆论颇感不安。〔８〕这项言论只是反映了关于希境内马其顿人应享有自治（主要是文化自治）的立场，不涉及领土问题，而且其动机与其说是干预希腊政府的主权，不如说是在保加利亚煽动南境内马其顿人分裂的情况下，显示南政府对该族权利的关切。因此，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驻希使馆所说，这实质上是南斯拉夫的国内政治问题，是为了同情报局的宣传竞争。〔９〕但是，希腊政府对马其顿问题极为敏感。尽管美国劝它切勿过于认真，它仍不将已任命的驻南公使实际派往贝尔格莱德，也不安排已抵达雅典的南斯拉夫公使递交国书，并把南斯拉夫停止提倡希境内马其顿族自治权利当作解决到萨洛尼卡港口的南希交通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些行为导致南政府于６月２４日召回驻希公使。〔１０〕南希关系再次跌入低谷。英国政府此后曾试图促使南希双方恢复关系正常化谈判，但随普拉斯蒂拉斯内阁于８月中旬辞职，这一努力毫无成果地终止了。〔１１〕

    美国把改善南希关系当作争取南斯拉夫在对外关系中全面靠拢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仅南希两国间的具体纷争一时难以解决，而且南斯拉夫在东西方之间严格中立，使得美国政府感到大力促使南希接近的时机尚不成熟。〔１２〕此种情况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逐渐改变了。１０月中旬，在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态势开始明确地偏向西方〔１３〕后不久，艾奇逊同赴美参加第五届联合国大会的卡德尔谈话，要求南政府缓和对希态度，特别是搁置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族问题。他同时还指示驻希使馆要希腊政府也降低在马其顿问题上的调子。这是美国积极调解南希关系的开端。对此，经萨洛尼卡港口输送美国对南粮食援助的需要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１４〕１１月中旬，经过美国驻南大使艾伦和驻希大使普里福伊的斡旋，南斯拉夫释放了希腊内战中被俘并押至南境内的希腊政府军官兵，希腊则宣布对南粮食援助可以经萨洛尼卡港口自由运送。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于１１月２８日宣布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约一个月后，两国公使各自抵达对方首都，并递交国书。〔１５〕大致同时，南斯拉夫开始遣返希腊儿童。两国政府还于１９５１年２月２日签订了恢复邮件、电话和电报通讯的协定。至此，南希之间的所有争端，除马其顿族问题予以冷却外，俱已解决。希腊内战爆发以来的对抗和紧张终于被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所取代，南希土三国走向外交和军事联盟由此成为可能。

二、南希土同盟的最初酝酿和美国的态度

    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的关系全面正常化后，两国进一步显示出进行军事合作的意向。１９５１年４月伊始，南斯拉夫驻希公使奉命询问希腊政府：在南斯拉夫遭到外来进攻的情况下，希腊政府采取何种行动？〔１６〕这一试探与南政府建议同美国举行高级战略会议大致同时，其出发点分明是从小国合作方面探寻加强南斯拉夫战略地位的途径，以便辅助它所谋求的西方大国的直接军事支持，或在谋求未果时替代之。在希腊方面，首相韦尼泽洛斯于４月初公开表示，南希土三国应当撇开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密切合作。〔１７〕这一合作在希腊政府心目中主要是战略和军事性质的，并且同样是为了辅助或替代西方大�的直接军事�

支持，这种支持在它当时尚未被吸收加入北约组织的情况下是不确定的。对南斯拉夫的上述询问，希腊政府做了比较积极的答复：（１）在南斯拉夫遭到入侵时，希腊将参加联合国的可能的援南行动，希望南斯拉夫在希腊遭到入侵时也这么做；（２）希腊认为南希两国可以就各自遭到入侵时将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进行协商，但须待南斯拉夫采取主动。用韦尼泽洛斯的话说，这一保留是为了照顾南斯拉夫“关于不激怒情报局的敏感心理”。〔１８〕１０月底，在美英法三国就与南举行战略会谈问题长时间裹足不前的情况下，铁托公开表示尽管目前不打算同希土两国缔结盟约，但对它们的侵略也威胁到南斯拉夫，“这将决定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同此等国家的关系。”〔１９〕希腊陆军首脑帕帕戈斯元帅则在不久后如此谈论南斯拉夫对希腊安全的重要性：在欧洲未来的战争中土耳其很可能集中主力于小亚细亚，而在其欧洲一侧仅作被动防御，因此苏联集团对希腊色雷斯地区的进攻将分隔希土两国；但若南斯拉夫成为可靠的盟国，就能避免这一危险，并使三国得以协调反攻。〔２０〕

    美国是在欧洲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国家，又是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共同的主要援助国，它的态度对于该三国能否实现军事合作以及这种合作采取什么方式，自然是重要的。从一方面说，美国需要有一个巴尔干军事同盟，因为这有助于加强相对薄弱的北约南翼。由于希腊和土耳其已按照１９５０年９月北约理事会的决定同北约地中海防务计划相联系，〔２１〕后又于１９５２年２月正式加入北约，因而美国关心的主要是将南斯拉夫纳入东南欧防线。正如一位时事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南斯拉夫置身于西方防务体系之外“代表着围绕苏联集团的‘遏制’线上的一个不适当的缺口，这一点对任何扫视地图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他们看到这如何暴露了意大利东北部，并把希腊和土耳其与其西方伙伴们隔开。这些北约新成员国的２５个或３０个师的价值，必然由于其巴尔干一侧的无保护状态而受损害。”〔２２〕鉴于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和中立政策（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度是偏向西方的中立）决定它不可能径直加入北约，加上它和意大利因为的里雅斯特争端而无法携手合作，对美国来说南希土同盟便是填补上述缺口的唯一选择。早在１９５１年１月，一位国务院官员就谈到，美国政府内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南希土三国军队的总和“在东南欧和小亚细亚这一战略地区提供的力量”。此后不久艾奇逊私下向记者表示，美国希望南希土三国的军事力量协调起来，因为它很可能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今后一个时期内所能指挥的力量更大〔２３〕。前述希腊韦尼泽洛斯内阁对南斯拉夫探询所作的答复，就是大致由美国国务院拟订的。希土两国加入北约后，把南斯拉夫纳入南欧防务体系的需要变得更加突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就此在一次会议上说，希腊和南斯拉夫理应结成军事联盟，包括制定联合战略计划。〔２４〕美国政府甚至还希望，在的里雅斯特问题解决后最终能形成一个意南希土四国同盟作为北约力量的南翼。〔２５〕

    但是，美国的态度还有相反的一面，那就是对南希土三国缔结同盟有严重保留，至少是不愿它过早实现。这种保留与美南“战略合作”问题上的分歧密切相关，自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约后越来越明显。美国政府认为，南希土同盟可能会使美国和北约组织承担起像保护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保护南斯拉夫的义务，而这是早在１９４９年底确定对南提供军事支持时就已被排除的。〔２６〕后来在南希土三国自主协商结盟过程中，国务院特别向驻希和驻土使馆强调：如果三国接近达到了军事结盟的地步，那么不管北约义务的地理范围在文字上限定得如何仔细，对南斯拉夫一国的进攻可能因为希土势必加入战争而导致整个北约卷入。〔２７〕美国既然不准备为南斯拉夫同苏联打仗，当然要力求避免上述局面。其次，由于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它们对南斯拉夫承担的军事义务可能影响它们履行对北约的义务。例如，在南斯拉夫和希土以外的任何北约国家同时遭到进攻时，它们不会只集中力量援助北约同盟国，而会分兵援助南斯拉夫。这是其他北约国家尚不能一致接受的，甚至美国对此也不很放心。第三，美国政府担心，南希土同盟可能导致南斯拉夫加入北约，从而必然引起意大利的强烈反对。在南意两国因为的里雅斯特问题几乎势不两立的情况下，美国只能照顾更重要的美意关系。鉴于土耳其颇想通过南希土同盟把南斯拉夫拉入北约，美国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２８〕总之，南希土同盟在美国看来是个有利有弊的东西。有利之处在于它可以使南斯拉夫武装力量直接加入西方防线，弊端是南斯拉夫因此可能成为使美国引火烧身的战端和损害北约团结的祸患。利弊之中，只有对北约团结的有害效果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其他都是潜在的、假设性的，因为自朝鲜形成军事僵持状态后，美国并不认为苏联有多大可能在欧洲发动进攻，斯大林去世后更是如此。即此一端，便足以决定南希土同盟对美国来说弊大于利。

    １９５２年２月初，希腊副首相韦尼泽洛斯访问安卡拉，同土耳其政府商定向南斯拉夫建议举行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会谈，以便达到军事上的协调。希腊倾向于建立巴尔干同盟的原因如前所述，土耳其的动机大体相似。用美国驻土大使麦吉的话说，土耳其若不同南希两国协同防守色雷斯，该地区便难以挡住苏联进攻，“在此情况下苏联人即可突入爱琴海，很可能夺取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地区。果真如此，土耳其就将与其盟国隔开，始终不过是一个孤立的抵抗区。”〔２９〕希土两国请美国政府令其驻南大使艾伦向南政府提出上述建议。但是，来自华盛顿的答复是不愿代劳。国务院就此向驻南希土三国的使馆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造成美国准备同南斯拉夫建立类似的军事合作关系的印象。〔３０〕

    大约两个月后，希腊政府按照希土两国政府的进一步协议，向南斯拉夫政府建议立即举行三国军事会谈，拟订共同防御计划。希土两国当时表现得非常急切，告诫南斯拉夫方面苏联随时可能发动进攻，延误合作会酿成大祸。土耳其还多少要挟似地表示，若不就军事协调达成三国协议，它就不会在其欧洲部分防线部署重兵。但是，南斯拉夫未予赞同，称待到“真正的威胁”来临时再举行军事会谈不迟。南副外长马特斯后来对土耳其驻南大使示意：南政府采取审慎态度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因为“某些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不愿主动采取可能看来会预示南希土三国协约的行动”。〔３１〕至于美国，对希土两国的这一轮尝试仍是泼冷水。国务院要求它们推迟向北约组织提交与此相关的南希土联合防务规划建议，并且着重劝说土耳其不要提议三国军事会谈。〔３２〕６月初，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前进了一步，向土耳其表示将以“很大的同情”对待南希土军事合作的任何主动的建议。但此时土耳其鉴于美国的态度，不肯予以呼应。〔３３〕南希土同盟的最初酝酿可谓步履维艰。

三、建立同盟的正式协商和美国的阻滞

    １９５２年秋冬，在巴尔干同盟的酝酿中出现了一个新动态：南斯拉夫成为其最积极的推动者。这一显著变化直接来自它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强烈不满，后者先是尽可能延宕战略会谈，继而又竭力将其限制在狭窄的领域内，从而导致双方军事合作殆无进展。〔３４〕南斯拉夫政府显然认为，应当把注意力转向邻国希腊和土耳其，通过促成南希土同盟来造就一种至少可局部替代西方大国兵力援助的力量，并且争取使之成为谋取西方大国承担义务的媒介。〔３５〕另外，鉴于的里雅斯特争端当时导致南意关系再度陷入高度紧张状态，南斯拉夫政府还希望同希土两国结盟来加强对意大利的地位。〔３６〕

    主要在南斯拉夫的推动下，１９５２年最后几个月里南希土三国通过军事代表团的一系列互访，展开了旨在建立军事同盟的正式协商。首先是９月间以亚克西契将军为首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访问雅典，然后是伊奥阿努将军率领的希腊军事代表团于１１月下旬访问贝尔格莱德。一个月后，南军事代表团再次访问雅典。在这轮互访中，南斯拉夫方面积极主张签订三国军事协定，其内容既应包括一国遭到进攻时其余两国以武力相助的总承诺，也应包括如何协调作战行动的具体细节。它还敦促举行更高级的会谈，以便正式作出建立军事同盟的决定。希腊方面则表示对签订军事协定需作研究。〔３７〕这一审慎姿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顾虑美国的态度。美国驻南大使艾伦在希腊军事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前夕，告诫希政府不要在尚未取得北约同意的情况下对南承担“认真的义务”。希腊军事代表团返国后，艾奇逊为阻止南希土结盟趋势进一步发展，专门向驻南希土和西欧各大国的使馆强调：美国虽然赞成南希土合作的“最大程度的发展”，但它必须受希土两国对北约义务的限制，必须与美英法和南斯拉夫之间会谈的进展相协调，必须在目前不包括动用军队的承诺。他还说，不应允许南斯拉夫在希土两国和其余北约成员国之间“挑拨离间”。〔３８〕

    ９月间，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离开雅典后曾去安卡拉作短暂的访问。１２月下旬，图纳布洛格卢将军为首的土耳其军事代表团回访贝尔格莱德。按照土外长柯普律吕的看法，后一次会谈比前一次有进步，“因为南斯拉夫人在贝尔格莱德不像土耳其人在安卡拉那么保守。”两国军事代表团“在纯粹技术基础上”同意，在一国或两国遭到苏联进攻的情况下，两国俱应在各自边界防守，而不后撤。〔３９〕这当然与南斯拉夫努力谋求的军事同盟相去甚远。像南希军事协商那样，南土军事会谈成果之有限多半是由于土耳其不愿过分违拗美国的意愿，特别是在不承诺武力互助这点上。〔４０〕

    鉴于美国的阻滞和希腊、土耳其的顾虑，南斯拉夫政府认识到无法迅速实现三国军事同盟。它决定将力求一步到位的政策改作分两步走，先缔结不含明确的军事义务的三国友好条约。这样的条约是美国不便反对的，也是希土两国能够并且乐于接受的。〔４１〕１９５３年１月下旬，土耳其外长柯普律吕应邀访问南斯拉夫。铁托在会谈中主动提议缔结南希土友好条约。它将规定在缔约一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三国进行磋商，不包括具体的军事承诺，亦不包括与希土两国对北约义务相抵触的条款。柯普律吕毫不迟疑地表示，土耳其准备加入该条约，并说希腊也一定愿意加入。他还不顾美国的意向，认为缔结这样的条约不需事先听取西方大国的意见或经北约组织批准，甚至告诉铁托他希望这将成为南斯拉夫最终加入北约的一个过渡步骤。〔４２〕柯普律吕旋即前往雅典，同希腊新首相帕帕戈斯元帅和希腊外长斯泰法诺普洛斯协商此事。随后，斯泰法诺普洛斯于２月上旬访问南斯拉夫。南土、土希之间的这些双边政治协商为三国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

    南希土政治协商的势头，特别是它们所反映的南斯拉夫谋求三国合作的坚韧性，表明巴尔干同盟几乎是势在必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阻滞政策开始在一些美国官员中引起不满。驻希大使普里福伊于１９５３年１月底建议国务院改变这一政策，转而支持南希土三国达成一定的军事互助安排。普里福伊针对华盛顿方面的态度指出：如果由于铁托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因而假定西方大国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地通过希土两国对南承担互惠义务，同样能获得南斯拉夫的密切合作，那就是危险的。不仅如此，阻止显著有利于希土两国安全的安排，还会造成进一步的严重的政治后果。〔４３〕在不久后的另一份电函中，他更明确地告诫国务院：“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坚持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应避免做出任何种类的承诺，试图以此在这个阶段打断这个进程，那么对铁托造成的影响将是重新唤起在汉迪（美国将军，代表美英法与南斯拉夫进行‘战略会谈’。——引者注）会谈时出现的那种猜疑，即西方打算让他孤军作战，与此同时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也将感到，他们大肆宣扬的巴尔干防务计划已被贬为空洞的姿态，就像战前无所作为的巴尔干协约那样。”〔４４〕普里福伊实际上指出了美国面临的一个矛盾：为了照顾同某些盟国（主要是意大利）的关系，就需损害同另一些盟国和友国的关系。在他的天平上，同美意关系相对的不仅是美南关系，还有美希、美土关系这两个砝码。可以说，这是一种权衡南欧国际政治的新方式，反映了南斯拉夫的小国合作方针已导致了该地区新的均势格局。〔４５〕

    普里福伊等人的意见对决策者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国务院一方面鉴于南希土友好条约方案的非军事同盟性质，打算接受，另一方面又指示使馆向希土两国政府强调美国所要求的限制，防止因为它们越轨而遭到“许多困难和可能的圈套”。它特别要求希土两国不要在条约或相关的会谈中“插进‘政治义务’概念”，因为这可能导致它们被拖进原本只针对南斯拉夫一国的进攻，并且因此使它们的所有北约盟国不得不投身于战火。〔４６〕

    ２月中下旬，南希土三国分别在安卡拉和雅典举行三边军事会谈和三边政治会谈。军事会谈由三国武装部队助理参谋长进行，所依据的前提是假定对一国的进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进攻。〔４７〕政治会谈则着重于制订三国友好条约，其内容将决定三国是否承担军事互助义务，军事会谈所拟计划能否由假设的方案变成现实的承诺。南斯拉夫首先提出一个条约草案，其第四条规定军事会谈所拟计划一迄缔约各国政府批准，即成为条约的组成部分。这比１月间铁托会见土外长柯普律吕时提出的方案进了一步。希腊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其中虽然只规定缔约一国遭到进攻时三国进行磋商，但其前言强调三国组织共同防御的重要性，因而同南斯拉夫的主张近似。而且，希腊政府担心拖延缔约会造成不利的政治后果，倾向于接受南斯拉夫草案。〔４８〕美国国务院闻讯后，立即指示使馆会同英法同僚正告希土两国政府：不同意条约草案包含任何超出三国磋商的义务，不管这种义务带有怎样的保留。希腊被迫屈从这一压力，同土耳其一起劝南斯拉夫接受修改。南斯拉夫虽然同意，但对西方大国的干预表示了强烈的愤懑。〔４９〕

    ２月２８日，南希土三国外长在安卡拉签订了为期５年的三国友好合作条约。它又被称为安卡拉条约或第一次巴尔干公约。其主要内容为：三国就涉及共同利益的一切问题，特别是防务问题，进行协商与合作；三国外长定期开会，研究国际政治局势并作出适当的决定；三国参谋长应进行合作，向三国政府提出有关防务的共同建议；缔约各方不参加针对缔约任一方的同盟或损害其利益的行动。〔５０〕这项条约是南希土三国程度不同地抵制美国干预的结果，同时又由于这一干预而未包含明确的军事互助义务。即便如此，美国仍伙同英法要希土两国保证该条约未扩展北约的义务，按照该条约将形成的假设性防务计划将提交北约审查。〔５１〕在缔约三国之中，南斯拉夫是军事合作意愿最强烈、抵制美国干预最积极的国家。希土两国的北约成员身份及其对西方大国较大的依附性，使南斯拉夫难以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尽快建立巴尔干军事同盟。

四、从安卡拉条约到布莱德条约

    安卡拉条约于１９５３年５月底经三国议会批准生效后，南希土三国参谋长即在雅典举行第二轮三边军事会谈。会谈中，南土两国同希腊就第一轮会谈的纪要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希腊方面要求删去“对一国的进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进攻”这一假设性前提，理由是这是一个超出军事代表权限的政治问题，只能言谈，不能见诸纪要文字。南土两国反对这么做。〔５２〕争执的实质显然在于安卡拉条约规定的合作是否应尽快发展为军事互助。

    ７月间，南希土三国外长在雅典开会。此时多半由于美国的影响，土耳其改变了前不久在三边军事会谈中的积极态度，转到希腊一边。它反对南斯拉夫方面关于达成较具体的军事协议的主张，不赞成将军事合作的上述假设性前提变为现实的政治承诺。南斯拉夫又一次面对希土两国裹足不前的局面，十分不满，因而拒绝按照原拟的外长会议议题建立三国联合参谋团。北约南欧盟军总司令部当时认为，这一事态看来取消了三国制订联合防务计划的前景。〔53〕

    １１月中旬，南希土三国军事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三轮军事会谈。这轮会谈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它确定，三国制订联合军事计划的目的是协调三大地区的防务：（１）南斯拉夫邻近保加利亚的地区；（２）希腊马其顿地区 中部和东部；（３）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色雷斯地区。这与第一轮军事会谈依据的假设性前提相比，具体得多，更接近于南斯拉夫一再谋求的确凿的军事互助义务。关于联合军事计划的详细讨论也表明了这一点。〔５４〕会谈后，形势继续朝南斯拉夫希望的方向发展。到１２月初，希腊已准备同意用正式协定的方式确定军事合作义务，而且此项协定将并入安卡拉条约，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关于战时联合行动和军事互援的方式，希腊政府也作了具体的规划。至于土耳其政府，用希腊外长当时的话说，比希腊走得更远。〔５５〕总之，希腊和土耳其对三国军事合作的态度又积极起来。这项变化的一个可见的原因，是希土两国鉴于当时已存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逐渐改善的可能性，担心继续裹足不前会导致南斯拉夫弃置巴尔干合作，转向苏联阵营。

    事实上，此种担心同样存在于美国政府方面。考虑到１９５３年最后几个月里南意关系由于的里雅斯特争端激化而处于空前紧张状态，而且西方大国的亲意立场导致南斯拉夫同它们的关系暂时恶化，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巴尔干军事合作问题上有所退让。９月中旬，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告诉驻南希土三国使馆：华盛顿的最新立场是同意希腊的上述意向，愿看到三国拟订“尽可能全面和详细的”军事合作计划。但另一方面，这一退让相当有限。史密斯强调，军事合作计划仍然只应是假设的，只有在三国就同盟关系承担正式的政治义务后才具有约束力，而目前承担此种义务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显然仍坚持总的阻滞政策。它认为，支持或认可建立南希土军事同盟会引起意大利的强烈不满，从而损害的里雅斯特问题的解决前景和北约的团结。〔５６〕

    阻滞的效果越来越差。１９５４年４月中旬，铁托访问土耳其，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南土两国决定把安卡拉条约转变为军事同盟。这一事态造成了很大影响。希腊政府虽然对南土两国（特别是其北约盟国土耳其）擅自作此承诺甚为恼火，但仍公开声明军事同盟是安卡拉条约下三国军事讨论的自然产物，以免进一步落后于南土两国。形势的戏剧性发展使美国新任驻希大使坎农断言，美国政府充其量只能再阻滞半年。〔５７〕国务院的反应是正式告知南土两国政府：过急地推进巴尔干军事合作将破坏“目前已到了极敏感时刻的、十分脆弱的”的里雅斯特问题谈判，从而使得对南希土三国和整个西方有害的形势永久化。它要求在铁托行将对雅典的访问中，南希两国至少不就缔结巴尔干军事同盟的时间作任何承诺。〔５８〕美国的这一干预行动遭到了南斯拉夫的强烈批评。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波维奇奉命告诉美国大使里德尔伯格：南斯拉夫政府不能接受美国的干预理由，因为巴尔干同盟的建立及其时间不能由意大利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决定。他甚至指责说，美国的这一行动表明它“正在成为意大利关于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政策的走卒”。

〔５９〕６月初，铁托访问希腊，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重申三国政府缔结军事同盟的意图。只是为了避免在次要问题上过分得罪美国，公报才没有提到缔结同盟的时间。〔６０〕

    鉴于南斯拉夫的坚决和希土两国之积极合作的倾向，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地改变政策，准备接受南希土军事同盟。６月中旬，它与英法两国政府商定：这一同盟尽管可能间接地扩展北约的义务，但已无法避免，而且其建立不可能无限制地拖延；“北约不包含任何绝对禁止北约国家和非北约国家之间建立军事同盟的规定”，“亦未给予北约成员国否决另一成员国谈判此种同盟的权利”，因而只能表示欢迎这一同盟。〔６１〕美国还一反前态，不肯协助意大利谋求推迟巴尔干同盟缔结的尝试，也不肯在这个问题上代意大利同南希土三国打交道。失去支持的意大利政府只得像美国那样，准备接受巴尔干同盟。〔６２〕

    不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干预并未停止。７月初，南希土三国政府完成了同盟条约草案，并宣布三国外长将于７月１７日签署条约。条约草案的第二条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严重不满，它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遭到侵略，其他缔约国应采取包括运用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行动予以援助。美英法三国向南希土三国表示，这个“自动型条款”与北约义务的生效条件和程序（即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相抵触，它将“促使某些北约国家声明，它们的北约义务并不要求它们在希腊或土耳其由于巴尔干同盟而卷入的情况下投入战争。这会倾向于在苏联心目中造成巴尔干同盟问题上分裂的印象，并将造成北约内部摩擦的起因”。它们要求仿照北约第五条进行修改，使南希土三国的军事互援义务成为“非自动的”和有保留的。〔６３〕总之，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仍然试图限制希土两国在军事上援助南斯拉夫，以便把它们自己向南斯拉夫提供直接军事支持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程度。土耳其在它们的劝说下严重动摇，致使同盟条约的签订被推迟，〔６４〕但南斯拉夫和希腊坚持既定立场。

    西方大国的这最后一轮干预大致上仍是失败的。８月９日，南希土三国外长终于在南斯拉夫的布莱德签署了三国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布莱德条约或第二次巴尔干公约。条约有效期为２０年。它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遭到武装侵略时，其他缔约国经共同协议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予以援助；但若缔约国之一对其承担义务的一个非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其他缔约国只有协商义务。因此，如果希腊和土耳其由于北约义务而卷入战争，南斯拉夫不一定要予以援助〔６５〕。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１日，该条约经三国议会批准生效。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是南斯拉夫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重大成果，也是它和希土两国程度不等地抵制西方大国干预的产物。虽然后来由于苏南关系正常化和塞浦路斯问题导致希土关系紧张，巴尔干同盟逐渐变得如同虚设，但它的建立在南斯拉夫同西方关系的历史上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上毕竟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并且比较典型地展现了国际关系中尚待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小国弱国外交。

    美国在巴尔干同盟形成过程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和所作的阻滞努力值得注意。大致而言，冷战时代美国总是鼓励、支持甚至敦促与苏对立的国家间进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区域合作，最好是结成同盟关系，作为全球遏制体系的组成环节。但是，一种区域合作或同盟关系是否针对苏联或其盟友，并非决定美国态度的唯一要素。美国是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地广泛谋求支配地位并为此承担义务的超级大国，在其众多的海外利益、错综复杂的力量配置和盟友关系网络的总框架中，对待一个个局部的区域问题的。美国利益和力量配置的轻重缓急次序，对不同种类盟友的远近亲疏程度以及当时当地具体的国际形势，都会左右它对特定的区域合作或同盟关系的特定态度。说到底，从美国政府的观点看，小国合作只应是美国全球战略布阵中的棋子，其落点和走向都应服从美国的总体安排，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然而，巴尔干三小国（特别是南斯拉夫）谋求合作的宗旨是加强自身的战略地位和外交回旋余地，而这在５０年代初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具体环境中恰恰同美国的全盘考虑相牾。因此，巴尔干同盟势必遭到美国的阻难。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南斯拉夫所表现的自主倾向和外交独立姿态，在颇大程度上是同美国的霸主意念格格不入的，也是同冷战两极体制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美国对巴尔干同盟之形成的政策，提供了超级大国阻碍战后世界格局变更潮流的一个较早的实例。

注释：

〔1〕见时殷弘：“军事援助和美南矛盾”，载于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沈宗美主编的论文集《理解与沟通》，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４－１４５页。

〔2〕卡尔沃科雷西：《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概览》(Peter Calvocoressi,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伦敦１９５３年版，第２７０页。

〔3〕《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文件》(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发行，伦敦１９５３年版，第４５９页。

〔4〕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１９５０年第４卷，华盛顿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６４页；卡尔沃科雷西：《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概览》，第２７１页。

〔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３９４页。

〔6〕卡尔沃科雷西：《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概览》，第２７０页。

〔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４１３，１４１４页；卡尔沃科雷西：《１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概览》，第２７１页；《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文件》，第５０１页。

〔8〕《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文件》，第５０１页。

〔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４２９页。

〔10〕卡尔沃科雷西：《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概览》，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1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４４０页。

〔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４４０页。

〔13〕见时殷弘：“军事援助和美南矛盾”，《理解与沟通》，第１２９－１３２页。

〔1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４７５－１４７７页。

〔1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４９２－１４９３页；卡尔沃科雷西：《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国际事务概览》，第２７２页。

〔1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１年第４卷，华盛顿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７９页。

〔17〕卡尔沃科雷西：《１９５１年国际事务概览》，伦敦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１７页。

〔1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１年第４卷，第１７８０－１７８１页。

〔19〕《１９５１年国际事务概览》，伦敦１９５４年版，第３８５页。

〔20〕卡尔沃科雷西：《１９５１年国际事务概览》，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21〕斯特宾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１９５０年）》(Richard Stebbin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50#FS)，纽约１９５１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22〕斯特宾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１９５２年）》，纽约１９５３年版，第４２２页。

〔2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１年第４卷，第１６８９－１６９０，１７３１页。

〔2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华盛顿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７５页。

〔2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１２８０，１３０７页。

〔2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０年第４卷，第１３３８，１４４３页；１９５１年第４卷，第１７２０页。

〔2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2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１７－６１８页。

〔2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１９页。

〔3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591页。

〔3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４页。

〔3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５９５页。

〔3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５９４页。

〔34〕见时殷弘：“军事援助和美南矛盾”，《理解与沟通》，第１３９－１４２页。

〔35〕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０３页。

〔3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０２页。

〔3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００－６０１页。

〔3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５９８－６００页。

〔3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０４页。

〔40〕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０６－６０７页。

〔41〕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１１页。

〔4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１３－６１４页。

〔4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１１－６１２页。

〔4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２２页。

〔45〕美国驻土大使麦吉和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也主张不要阻碍南希土形成军事同盟。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１４，６１７－６１８页。

〔4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１５，６１９－６２０页。

〔4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３０页。

〔4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２３，６２５页。

〔4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２４－６２５，６２５－６２６页。

〔50〕《国际条约集（１９５３－１９５５）》，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９－１１页。

〔5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２７－６２８页。

〔5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３０－６３２页。

〔5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３３页。

〔5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３４－６３５页。

〔5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３６－６３７页。

〔5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３８－６３９，６４１－６４２页。

〔56〕贝尔：《１９５４年国际事务概览》(Coral Bel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伦敦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７０页。

〔5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４２－６４３页。

〔5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４４－６４５页。

〔5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４６－６４８页。

〔60〕贝尔：《１９５４年国际事务概览》，第１７０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５０－６５１页。

〔6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５３，６５５页。

〔6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５９－６６０，６６７，６７０页。

〔6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６１－６６２页。

〔6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８卷，第６６５，６６６－６６７页。

〔６５〕《国际条约集（１９５３－１９５５）》，第２２２－２２５页。

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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