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论五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
霍世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１０年前后，西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从战后援蒋反共对华政策进而公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人，实行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时间持续之长、对中国主权完整与国家安全威胁之严重，除了沙皇俄国和３０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外，当属始自５０年代的美国敌视中国政策，即不承认中国、孤立中国、贸易禁运、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分离中国领土台湾，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一
５０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敌视中国政策并非偶然，它是美国自１９世纪后半期向太平洋和亚洲扩张其势力和影响的继续与发展。１９世纪末，美国的“新边疆”已从美国本土西海岸越过太平洋推进到亚洲大陆边缘。进入２０世纪，美国在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其势力和影响的过程中，其关键是要在亚洲大陆的中心——中国保持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地位。这就需要在中国扶持和保持一个反共亲美政权，自２０年代末，美国选择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经历了二次大战到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战后，对美国来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关系到美国能否保持它在中国的独占地位与广泛的利益、关系到美国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和领导地位、关系到美苏对抗与美国夺取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全局。因此，尽管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并不满意，但双方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美国政府和两党决策层都将全力援助蒋介石国民党反共亲美政权作为美国对华的基本方针。
战时从美国政治哲学观念及美国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战后应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共亲美政权并给以详细而明确说明的人并不是当时的总统和国务卿，而是当时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国际问题发言人的杜勒斯。杜勒斯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７日在克利夫兰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对华政策演说，他说，美国应当只支持它的朋友，要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应支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他强调，不利于国民党政权存在的事，美国不能干。他说，美国在远东有一项历史性的政策，即从“门户开放”政策至今，美国采取了“保护中国的政策”，“决心不让中国受到任何一个大国掠夺性谋划之害”。反过来，“中国人民对我们寄以信任”。蒋介石选择了“依靠基督教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最终支持”。美国有人要求“我们承认共产党领袖是中国政府的领导，或至少要迫使当前政府和暴乱分子联合起来”。他警告说，美国如果这样干，“就将严重地损害我们在远东的影响与尊严”。“如果我们对依靠我们的中国人不忠诚，我们的立场将严重地被人们蔑视”。杜勒斯把这和东西方斗争联系起来，他说因此“西方白人就可能受到东方集团的有力反对”。克服这一危险“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长期目标”。“美国今日应同情和理解”“那些信任美国的中国人”。他强调，蒋介石政府也可能失败，“但是不应当用我们的手使它遭到失败”〔１〕。
杜勒斯这篇演说体现了美国统治阶层、两党决策层在战后对华政策上所遵循的一项基本政治方针，即：支持中国反共亲美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及所建立的政权。５０年代初期的杜鲁门政府及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实行的敌视中国政策都体现了这项基本政治方针的精神。
战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面临两种选择。这也就是在当时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后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先后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１９５８年继兰金担任美国驻台北“大使”的德姆赖特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６日在一份备忘录中表达的一种基本看法，他说，第一种选择是：“始终给国民政府以有力、持久的支持，使它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第二种选择是：“从中国撤回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撤回我们的军队”。他认为，美国“应当更坚决地、有效地援助中国国民政府恢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失地”。他警告说，美国如从中国撤退，或是“半心半意”地援助国民政府，就会使美国“所希望得到的强大、统一、对美国保持密切友好感情的中国遭到破坏”〔２〕。杜鲁门政府选择了前者，即援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对中共的对华政策。
杜鲁门政府认为，腐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已无力以武力消灭中共，中国如果发生内战，中共在人民的支持下很可能成功地夺取政权，而美国很难、也无力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迫于形势，美国派遣马歇尔使华，希望通过谈判避免中国内战，将中国共产党纳入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亲美联合政府中去，以便控制住中共的势力与影响，遏阻苏联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可能，保住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马歇尔使华是战后美国在政治上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采取的重大支持行动。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说：“我试图通过马歇尔来实现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使蒋介石不需要美国全面的军事干涉就可以拯救他自己的唯一办法”。〔３〕要建立这个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并非美国的本意，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我不认为马歇尔将军打算将共产党人弄到中国政府里面去。如果我们能帮助作到的话，我们不想在中国要个共产党政府。”〔４〕虽然马歇尔使华推动和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是想帮助蒋介石稳定政权，但仍为相信武力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蒋介石所拒绝。
１９４８年冬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胜利转折时期，杜鲁门政府加紧研究和制订了对不久将诞生的新中国政府的敌视政策。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９年２月的四个多月时间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两项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４号〔５〕、３４／１号〔６〕、３４／２号〔７〕（系列）《美国对华政策》，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４１号《美国对华贸易政策》〔８〕。这两项政策文件强调了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第３４号文件说：“克里姆林在中国的目标是扩大其在华影响，最终是控制中国整个领土”。第３４／１号文件说：“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第３４／２号文件说：如果“中共的性质不改变”，美国就应“力求发现、培植、引起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可能会与中共进行军事较量”。美国应给予中国的积极反共政权“以军事和政治支持”，“这种支持是要推翻，或至少是为了成功地反抗共产党”。文件说，如果“克里姆林为完成它在中国的革命等了２５年”，那么美国“可能不得不坚持同样久，甚至更久些”。第４１号文件〔８〕说，经济是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最有效武器”，通过“恢复日本、西方国家与中共政权之间的互利贸易关系，而使这一关系的重要性逐渐变得对中共更为重要”，“这可能造成中共与苏联的严重冲突”，“就有助于产生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４１号文件说，如果通过经济等手段，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方针失败了，那么美国就“可能被迫采取另外一种方针”，即：“公开地与中共政权作斗争”的方针〔９〕，目的是要：“（１）迫使中共反抗克里姆林”，“并采取为美国所能接受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或者要：“（２）使中国在日本和西方世界彻底孤立，目的在于或是推翻中共政权，或是使之崩溃”。〔１０〕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杜鲁门总统在内阁会议上强调：“我们不能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及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一直贯彻其不承认、孤立新中国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希望我们将不会被迫承认它”。国务卿艾奇逊在１０月底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不认为，承认中共是“从中共政权那里赢得让步的主要工具”〔１２〕。
从１９４９年起到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问题在不断讨论，一是对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方针，一是阻止台湾落入中共手里。美国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全中国取得胜利，而不是寻求妥协、和解、承认新中国。相反，它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承认新中国，并且还要劝说西方盟国和亚洲国家与美国一起组成一个不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
美国官方文件显示，从１９４９年初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不仅坚持其孤立、不承认新中国的方针，而且对中国采取了敌视立场，这表现在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杜鲁门政府在１９４９年１月即已开始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实际上开始搞“两个中国”，对台湾也改称为福摩萨。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代国务卿洛维特在致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国务院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做的结论，即不让福摩萨落入共产党手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的”，“国务院充分认为，美国在某个阶段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要使福摩萨不落入共产党手里”。“这涉及要促进一个福摩萨自治运动，如果岛上的中央政权明显地不能阻止这个岛屿落入共产党手中，这个自治运动就能充分行动起来。”洛维特提醒说，“美国应当避免粗暴地单方面干涉”，美国可以要求联合国进行干涉。他建议“联合干涉可以由澳大利亚或菲律宾政府提出，这需要安排福摩萨人民公决来决定他们的愿望。”〔１３〕
五天后的１月１９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７／１号文件《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分析了美国对台湾与澎湖可以采取的四种政策选择：“（１）占领台湾与澎湖；（２）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美国取得在岛上建立基地的权利；（３）支持岛上国民党政府；（４）支持福摩萨当地的非共产党中国人统治。”文件建议采取第四种方案，即“支持当地非共产党中国人政权”。文件提出，“美国应当与潜在的当地福摩萨人领袖保持接触，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文件说，台湾当地人“有强烈的地区自治感”，“既反对中国人，也反对日本人，欢迎在美国或联合国保护下获得独立。”〔１４〕文件说明，杜鲁门政府内部此时已开始策划台湾独立，即所谓的“福摩萨自治”。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内部敌视中国的立场已经十分激烈，这从国务院的柯乐布（O.E. Clubb）和戴维斯（J.P. Davies）的两份报告中得到说明。柯乐布在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５日写给政策计划处主任凯南的一份报告中说，“现在很明白，在英国承认（中国）的条件下来承认中国没有好处。”中共“站在潜在敌人的一边”，“我们不应养虎贻患”，“不要犯加强共产党中国的罪过，最好是进一步使这个敌对国家削弱”。美国应“准备好，在任何时候进行战斗”。戴维斯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在中国的具体“目标”是“促进尚未成熟的革命运动”，目前“是减少这个政权与苏联的结盟关系”，下个目标“是把华南区域同中共分裂开”。不论这个目标是否实现，下个目标就是“一场彻底反对整个共产主义机器统一力量的革命”，“这意味着美国的干涉，更多的干涉。”〔１５〕
美国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国务卿艾奇逊和国务院顾问们是赞成承认中共政权的，他们在等待“台湾陷落，尘埃最后落地”，然后就可以同中共接触建交。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炮声致使“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景突然终止”〔１６〕。但是从美国官方文件和史实中可以得出结论，上述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杰塞普大使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就１９４９年美国政府是否已准备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作证时说：“我认为基本的事实是，国务院在任何方面没有得出承认已就在眼前的结论。他们从未得出，如果英国、印度和其他政府承认了（中国），那么我们就应跟着也承认的结论。”〔１７〕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在坐待“尘埃落地”，然后准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事实上，它在这期间，已经制订和实行了一项孤立、不承认新中国，并早在１９４８年冬已着手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到１９４９年１月，杜鲁门政府分离台湾，策划台湾自治、独立的敌视中国政策已基本形成。
美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希望尽早将台湾与大陆分离，但苦于没有借口公开以武力实现这一目标。朝鲜战争爆发为美国提供了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和长期控制台湾的难得机会和借口。杜鲁门政府立即于６月２７日发表声明说，“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于是，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爆发提供的机会公开亮出了它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就为今后美国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埋下了伏笔。
其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实行的敌视中国政策正是在杜鲁门政府上述敌视中国政策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
二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外交决策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而杜勒斯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他是本世纪里美国国务卿当中最具有哲学与意识形态理念和美国政治信念的一位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是一位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继承了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美国外交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评价是，在国际事务领域中“福斯特·杜勒斯是富有想像力、强有力和现实主义的”〔１８〕。杜勒斯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善于从资本主义世界战略高度和长远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并据此提出了他的“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以实现他的资本主义“和平地战胜”社会主义的目标。
杜勒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是：美苏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对抗的实质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的对抗，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间的对立。这主要是一场思想斗争，是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他在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１９〕杜勒斯认为，苏联的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苏联的“傀儡”、“卫星国”、“工具”。
杜勒斯认为美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的军事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军事考虑应当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他强调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战争消灭不了共产主义”〔２０〕，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的战略才能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也才能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取得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杜勒斯认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通过他所说的这种“和平变革”而逐步瓦解。“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压力和难关”，“变革的酵母正在发生作用”〔２１〕。杜勒斯预言，“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如果他（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这就是美国全力以赴的战略——“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一项不战而胜的战略。纵观５０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也是在杜勒斯这一“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确立和贯彻的。
三
艾森豪威尔政府１９５３年初上台后不久即确定了实行一项敌视中国的政策。１９５４年８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５４２９号文件《美国的东亚政策》曾将美国对中国政策选择归纳为四种：〔２２〕
第一种选择，称之为“软”政策，以“和平共处”为目标。“在支持国民党保有福摩萨的同时，不再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中国进行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执行联合国的原则，如果福摩萨仍然是联合国成员国，就默认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就“考虑承认共产党中国政府为中国大陆的政府”；“用一切可行的公开与秘密手段来破坏中苏关系”。
第二种选择是现行美国政策。“如果共产党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美国就进攻中国”；“保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的禁运”；“支持国民党的骚扰行动”；“支持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代表中国”；“用一切可行的公开与秘密手段来破坏中苏关系”。
第三种选择是“强硬政策”。“对共产党中国的任何好战行动，美国立即用军事力量作出积极反应”。保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和禁运。
第四种选择为“最强硬政策”。“警告中国要对其采取威胁性的军事行动，以使中国考验苏联是否愿意支持中国”；“除非中国在有关问题上后退，美国就应决心实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如需要，就使用武力来阻止共产党在亚洲的控制的
进一步扩大”；“保持对中国的一切实际压力，包括秘密行动，在中国政权内部制造分裂，加深中苏关系的冲突”；“保持对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包括禁运、秘密行动及支持国民党的骚扰行动”；“支持福摩萨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代表中国”。
从内容看，以上四种政策方针皆为敌视中国的方针。第一种所说的“软”政策谈到可以承认中国政府为大陆中国政府，但是要在中国接受分离台湾的条件才考虑。因之，这仍然是一条敌视中国的政策。在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２１０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主张采取第二种政策方针〔２３〕。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敌视中国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把中国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只要蒋介石反共亲美的国民党政权仍然存在，美国就应全力给以支持。
早在杜鲁门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后，杜勒斯就在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发表声明说，“亚洲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危险如同日本大国的兴起，我们曾为阻止它的出现而战斗。我们可能不得不在那里再一次作战。”〔２４〕
１９５３年４月６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１４８号文件的附件：《美国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基本目标》认为，“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中共政权“对美国与自由世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２．认为美国与中国处于“半战争状态”，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要与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永久的现象”，必将“消失”。
杜勒斯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９日写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回顾》一文中说：“不需要通过资助一场广泛的军事行动来重新征服中国。共产主义将在中国解体，中国人自己将会解决这件事”。“我们不应计划去承认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我们不应为了暂时的权宜，而牺牲我们的长期目标。”〔２５〕同一天，杜勒斯在哥伦比亚广播节目中表示，美国“不应承认中共政府，因为我相信中共政府将会崩溃。”〔２６〕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３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杜勒斯说，“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他说，共产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美国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这是美国的“责任”〔２７〕。
作为国务卿的杜勒斯在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２１０次会议上提出对中国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实行他所说的“针锋相对的政策”〔２８〕。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１日他对英国外相劳埃德说，“能保护美国重大利益的唯一方针是避免采取可能加强中共政权力量的任何行动”。他说，“有些人会想这个立场不合理”，而他认为“这高度合理”〔２９〕。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８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１４次会议上，杜勒斯认为，“不存在为了拯救台湾，我们就必须与共产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的问题”。他预言，“可能在一、二、五年内，共产中国就将处于守势”，“所以美国和自由世界不需要同共产党中国和解，并给它所想要的东西。”〔３０〕当１９５７年美国报界人士纷纷要求赴中国采访时，杜勒斯的敌视中国态度十分鲜明，他坚决反对让美国报界人士去中国访问。杜勒斯当时（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８日）对美国新闻界一批领导人说，“我们与共产中国处于半战争状态”，如果允许美国记者去中国，“就会使反共的人泄气，而鼓励了准备同中共和解的人”。他认为，允许与中共进行文化交流和旅行往来，“其效果将是削弱我们整个的反共立场”〔３１〕。
３．反对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保持对中国的压力，支持中国境内外反中共力量反对“北平政权”。美国的中期或最终目标是，改变中共政权方向或以非共产党政府取代之。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不到三个月，就在１９５３年４月６日提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１４８号文件：《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及其附件《美国对共产中国的基本目标》（１９５３年４月６日）〔３２〕，１９５４年８月至１２月间又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５４２９／１－５系列文件：《美国远东政策的回顾》〔３３〕。以上这几份文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敌视中国政策的主要指导性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１４８号文件提出，美国要“继续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中代表中国”。
第１４８号文件提出，“用一切手段努力实现我们的中期和最终目标，即改变北平政权的方向”。其手段有（１）“对共产中国施加政治、军事与经济压力”；（２）“产生非共产党的中国领导”；（３）“影响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反对北平政权”；（４）“支持中国境内外的中国反共份子，发展和扩大中国境内对北平政权控制的反抗”；（５）“促进北平与莫斯科政权之间的分歧，用一切实际手段在北平政权内部制造分裂”〔３４〕。
第１４８号文件的附件提出，美国在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产生一个“对美国友好的……非共产党政府”。为实现以上目标，就要“破坏（中苏）联盟”。要做到这一点，有两种方式，或是“北平政权背叛莫斯科”，或是“推翻北平政权，代之以敌视苏联的中国政府”〔３５〕。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５４２９／５号文件《当前美国对远东政策》提出，美国要“降低中共权力与声誉，或改变中国大陆政府的方向，使这个政府的目标与美国重大利益不发生冲突”，美国应“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政府”，“不承认中共政权”，但可就“具体问题”与之“打交道”，“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要“在坚持不挑起战争的政策情况下，使用一切可行的、公开与秘密手段，在远东每一个共产党控制地区制造不满和内部分裂，破坏它们与苏联、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促进中苏疏远”〔３６〕。
４．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将台湾纳入美国国家安全防御圈内，并准备为控制中国领土台湾不惜打一场战争。
第１４８号文件提出，美国要“在任何情形下，甚至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以保持近海岛屿（日本、冲绳、福摩萨、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防御地位”〔３７〕。第５４２９／５号文件再次重申：“美国要保持太平洋近海岛链（日本、冲绳、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与训练来保卫这些近海岛屿，将福摩萨作为一个基地”。“不支援，不鼓励对共产中国的进攻行动，约束中国国民党的进攻行动，只有对中共挑衅作出反应是例外”。这是一项企图将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行动方针〔３８〕。
四
５０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从分离台湾进一步发展到策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实行更为敌视中国的政策。
从历史上讲，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兴趣”，和企图夺取或控制台湾，从而控制中国东南沿海、控制中国的想法由来已久。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海军少将佩里就是其中一位。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一直在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和就“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进行活动。一位长期鼓吹台湾独立的美国海军中校乔治·克尔说，他头一次听到“两个中国”的想法是在１９４５年。当时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提出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由共产党统治北方和由国民党统治南方〔３９〕。
杜鲁门政府在战后不久就开始散布“台湾地位未定”，鼓吹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企图再次分离中国台湾。国民党政府台湾省长魏道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讲话中严正驳斥了外国分隔台湾的这一阴谋。他说：“这些谣言”是“有人有目的地指导的”。“说台湾人民希望与他们的祖国分离，愿意由一个外国来统治。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严重侮辱，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的严重污辱”。魏道明指出，这是“一个国际阴谋”，“他们的目的是分隔台湾，把台湾同祖国隔断”。他指出，有人利用对日本和约还未签订，就“意图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把台湾从中国分隔出去，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４０〕魏道明没有点明“他们”是哪个国家，但是人们都清楚，魏道明这里指的是美国。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当中国人民革命在１９４８年底进入胜利转折时，美国政府将控制台湾提到了日程上来。李海海军上将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７号文件《福摩萨的战略重要性》中说，“通过采取外交与经济的步骤，福摩萨能够不为共产党所统治，这就可以保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福摩萨政府”。〔４１〕当１９４９年初，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中国人民革命走向了全国胜利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第３７／１号文件《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提出，“美国应当准备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基本目的应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落入共产党之手。要做到这点，目前最实际的办法就是使这些岛屿孤立于中国大陆之外。”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３日提出的第３７／２号文件《当前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继续重申，“美国应当发展和支持（台湾）本地的非共产党中国人政权”，“我们也应当使用我们的可能影响来阻拦大陆中国人进入（台湾）”。美国要准备“在将来的某一天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４１〕。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４日提出的ＯＲＥ第３９－４９号文件《台湾的可能发展》中强调，“美国如不采取行动，台湾将最终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而“只要还没有控制台湾，中共就不能最后肯定他们在中国胜利的前景”。文件说，“在最近将来，成功地进行一场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台湾人起义不太可能”，它建议，美国应采取措施“不让台湾落到中共手里”。文件强调在实行这项计划时，要特别注意“时间与措施的选择”〔４２〕。
杜鲁门政府首先想到的是企图通过托管台湾来达到分割台湾的目的。１９５０年５月３０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与尼采、杰塞普、杜勒斯一起开会研究决定压蒋介石接受福摩萨中立化，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会后，由杜勒斯写的这个备忘录说，“在应当采取强硬立场的动荡地区中，福摩萨最为重要”，美国应当“宣布福摩萨中立化”，不要怕“冒战争的风险”〔４３〕。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继续杜鲁门政府的分离和控制中国领土台湾的一贯作法，同时逐渐向“两个中国”方向发展。
首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１９５３年２月２日向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撤销杜鲁门政府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９日宣布的台湾“中立化”的决定。对美国来讲，解除台湾“中立化”的同时也解除了它对美国政府自身的约束，从而为美国推动和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取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国务卿杜勒斯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写给腊斯克（按：腊斯克在６月１６日写信给杜勒斯提出了解决“红色中国难题”的想法，即：北平取得联合国普通成员国资格，不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取代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福摩萨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普通成员国）的回信中说，“在新德里时，我向尼赫鲁暗示了由印度来取代（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地位）的一些想法。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联合国大会就可能有两个‘中国’席位了。”〔４４〕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自１９５１年起开始在亚太地区缔结多边和双边的军事条约，以便建立起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形成对苏联、中国的军事包围圈。１９５１年，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分别签订了《安全条约》。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同南朝鲜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也签订了《安全条约》。唯有对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这类条约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一直拖到１９５４年当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也已召开，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有所借口以实现其分离台湾、长期控制、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岛链防御圈这一战略目标，故此时已需要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对美蒋双方来说，对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想法大不相同。蒋介石想的是如何利用这个条约，让美国帮他“反攻大陆”，恢复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而美国目的是为了分离台湾，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根本无意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更不想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去。１９５３年１１月，蒋介石对来访的尼克松副总统说，中国是指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国。尼克松则告蒋，他想“重新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美国军事力量决不会投入支持他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45〕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１２月１０日双方又进行了换文。蒋介石得到的是由美国提供军事保护来保证台湾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安全，即条约所说的，“缔约国”将“维持并发展其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及由国外指挥之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之共产党颠覆活动。”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接受条约中对它的两点限制，一是双方防御的“中华民国”“领土”限于台湾与澎湖，不包括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即条约第六条所言：“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二是，根据换文规定，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如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包括向岛外调遣兵力，都必须事先取得美国的同意，即换文所说：“兹同意此项使用武力，将为共同协议之事项”，“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将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４６〕。
实际上，美国通过这项条约，已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实现了将台湾纳入美国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并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断，美国策划的“两个中国”局面已初步实际形成。
１９５４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与１９５８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要求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并在１９５５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要求中国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其目的都是要中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接受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实现美国的“两个中国”设想。
到了５０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国务院在“两个中国”政策上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对在“两个中国”基础上来解决“中国难题”的想法也进一步明确下来。国务院内开始接连提出有关“两个中国”的方案，国务院官员署名文章也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的政策方案。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７日，艾森豪威尔在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对杜勒斯说，他相信，“从长期来看，除非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美国）可能得接受‘两个中国’的概念”。艾森豪威尔说，这可能要等“５到１０年或１２年的时间”〔４７〕。杜勒斯在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４日对莫洛托夫讲，“美国对华方针是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和亚洲其他分裂国家朝鲜、越南一样”〔４８〕。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它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一项外交行动。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主要目的是企图诱使中国政府同意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实际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参加会谈的美方比姆大使对此并不讳言，他写道，“他们（指中国）面对两类困境。接受我们的建议，就要承认我们有权留在台湾。然而，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危险是，两个中国应当和平共处这一思想的成长。”〔４９〕对美国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局面，国民党台湾当局也看的很清楚。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日就此对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说，“看来，在远东持久的会谈明显地暗示了，美国并不反对这种事实上承认中共政权”。顾维钧进一步说，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某种暗中意图在奉行两个中国的理论”〔５０〕。
１９５７年国务院加紧了对“两个中国”政策的研究与策划。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罗伯特·麦克林陶克于１９５７年２月８日提出的备忘录《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最终承认（中国）》中说，“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时刻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在美国承认了中国时，“就能使联合国成员国比较容易地按台湾自身的权利来安排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了。这样，我们也就要有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就是“台湾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１〕麦克林陶克在１２月３１日再次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说，“最终”，“我们的盟国与未承担义务的国家将一起投票赞成由北京取得由台北占据的（联合国）席位”。他认为，“美国应当修改政策，承认现实，与大陆中国谈判解决办法，这对我们有利。”他建议：美国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不投赞成票；台湾作为独立的、中立化的台湾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西藏独立、中立化进入联合国〔５２〕。
负责政策计划的助理国务卿鲍维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９日提出建议认为，搞“两个中国”对美国有利。他“不相信将共产党中国像孤儿一样地孤立起来会成功”。一旦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他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有三：（１）“保证一个独立的台湾，及其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２）“自由世界对我们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基本立场的更大支持”；（３）“在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将对美国的影响与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应当走向‘两个中国’政策”。“两个中国”政策“将使美国能永远保卫福摩萨”。“每一个‘中国’都不愿意接受另一个‘中国’为永远的实体，这将帮助我们买到时间。”〔５３〕
国务院中国事务官员、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的大使阿瑟·迪安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政策与福摩萨》的文章，刊载于１９５５年４月一期的《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公开鼓吹兜售“两个中国”，反映了国务院内主张搞“两个中国 ”的人们的意见。迪安写道，“美国在处理福摩萨问题上，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种是“将福摩萨放弃给共产党中国人”；第二种是“无视大陆”；第三种是“一种中间立场”，为了“稳定远东……需要与北京政府谈判”。迪安说，“开罗宣言和日本和平条约”都“没有使福摩萨变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实行（‘两个中国’）那个理论变得符合我们的利益了，那么，‘两个中国’政策也没有由于美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使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的法律地位有所改变，从而将‘两个中国’排除掉”。迪安认为，“即使福摩萨在法律上已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了获得两个分离的中国的政治结果，最完善的办法就是承认共产党中国为一个与中华民国脱离了的新国家。与此同时，承认中华民国通过占领而具有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或者，如果需要，就正式将这些领土割让给中华民国”。“当制订出一个保证和平的有效停火安排时，两个中国的安排就一定随之而来”。迪安说美国“应当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张美国在不让中共进攻“福摩萨的自由、友好的中国人”情况下，与中共谈判，以妥协换取对方妥协，以便“在远东取得一种稳定的暂时解决”。否则“只有打”，但那对美国“不利”。
五
战后，美国在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在亚洲实行了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美国的援蒋反共对华政策的破产。正当各国其中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已开始考虑与新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时，美国却继续其大国强权政治方针，依然顽固地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力量，实行孤立、不承认中国的敌视政策。经历了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进一步加强，通过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国政府分离台湾，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并将其纳入美国西太平洋岛链防线体系之内的目标得以初步实现。完成了这一步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转向公开谋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求最终实现其分裂中国领土台湾的目的。分裂中国领土台湾，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是５０年代美国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利益和霸权地位。美国这一敌视中国政策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远东制造了紧张局势，危及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使中美关系在整个５０年代处于敌对状态。在和平时期，美国不顾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公然对中国领土台湾进行军事控制，其霸权行为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两党决策层在５０年代实行敌视中国政策是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分不开的：美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应在全世界推行；美国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政权是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国家安全的敌人；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是铁板一块，各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和工具，不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其建立的政权“不是长久现象”，将“会自行消逝”；美国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有美国的利益；美国有一些人认为与中国有“特殊友谊”、“特殊关系”，美国的“使命”是引导中国等一些国家走上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艾奇逊说的：“我们历史性的对华友好政策”〔５４〕，以及杜勒斯所说的：美国对中国“怀有特殊友谊”〔５５〕。但是决定美国政府实行敌视中国政策的核心因素仍然是美国为了取得世界霸权地位，即美国所说的“世界领导地位”的野心，和不甘心失去它过去在中国的独占地位和影响。
进入５０年代，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坚决地顶住并击退了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及从朝鲜方向对中国形成的军事威胁，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道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实现其彻底分裂台湾以求有朝一日再度恢复它在中国的独占地位，而同时又要避免由于分裂中国领土台湾而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争取在新中国发展成为强大国家之前，通过“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办法，来最终解决美国的“中国难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说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经历一百多年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干涉、侵略的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感情，他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５６〕美国政府和两党决策层是既不理解，也不愿接受中国人民的这一正当立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历史性显著特点就是它的“一厢情愿”，５０年代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也仍不失这一特色。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分裂中国领土的手法中国人民是十分熟悉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并不是美国的发明。早在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所使用的手法就是“两个中国”、“一中一满”。５０年代中期美国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只是在幻想步２０年前日本的“两个中国”、“一中一满”的后尘。经历过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两个中国”、“一中一满”的民族屈辱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５０年代美国政府妄图分裂中国领土台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就毫不奇怪了。５０年代中期，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国开始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政策时，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正指出，“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在谈到“美国为什么要转到制造‘两个中国’上来”时，明确地指出，“问题的焦点就是美国要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上，以便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因为中国是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要永远存在、发展下去。美国就想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搞成‘两个中国’，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中。”〔５７〕
对美国实属不幸的是，不仅新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就是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集团在台人员也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４日，蒋介石在台北对中外记者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５８〕蒋介石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指出，“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５９〕
美国政府和两党决策层低估了全体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决心。在中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都反对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终其任内难以实施。美国国务院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１日公开发表的《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无可奈何地承认，“北平和台北都激烈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因此即使可以由外界的机构强行实施这样的一种办法，它也不是一种稳定的解决办法。”〔４９〕
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想放弃“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如意设想是，只要保持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局面，经过长期的“和平变革”，就有可能在不需要使用武力情况下，最后使“两个中国”得到确认。艾森豪威尔政府５０年代中期形成的“两个中国”政策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目标。美国两党政府始终不肯放弃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从而为建立中美正常国家关系设置了严重障碍。历史显示，美国不会轻易自动放弃它长期实行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也不会轻易自动放弃它的“两个中国”图谋。５０年代过去了，但是中美之间仍在经历一场长期的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与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但是，不论这场对立与斗争还会进行多久，人们相信美国这种将本国利益建筑在制造或推动别国分裂基础上的“两个中国”政策最终必将彻底破产。这可能是当回顾５０年代美国所实行的敌视中国政策时，人们从这一历史经验中所能得到的主要启示。
注释：
〔1〕Address by J.F.Dulles before the Clevland Council on World Affairs, Jan. 17, 1945, Dulles Papers.
〔2〕FRUS 1945, VII, The Far East China, pp.629-634.
〔3〕《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０５页。
〔4〕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48, p.180; FRUS 1948, VII,p.142.
〔5〕FRUS 1948, VIII, pp.146-155.
〔6〕〔7〕〔8〕〔9〕〔10〕FRUS 1949, IX, pp.474-475; pp.491-495; pp.826-834; pp.832-833; p.828.
〔11〕美国内阁会议记录(1949年1月19日),引自David McLean,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odationWith Peking, 1949-50," Diplomatic History 1986 Winter, p.32, Note 14.
〔12〕FRUS 1949, XI, pp.160-162.
〔13〕〔14〕FRUS 1949, IX, pp.265-267; pp.270-275.
〔15〕引自Michael Shaller, "Consul General O.E. Clubb, J.P. Davies, And the 'Enevitability'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949-50: A Comment and New Document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1985, Spring, pp.149-160.
〔16〕Nancy Bernkoph Tucker, Pattern In The Durt, New York (1983), pp.186, 194-195.
〔17〕转引自H. Bradford Wecterfiled, Foreign Policy and Party Politics, Pearl Harbor to Korea,耶鲁大学出版社(1955), pp.359-360.
〔18〕Forward By D.D. Eisenhower, John Foster Dulles, The Last Year, Eleanor Lansing Dulles, New York(1963), pp.VII.
〔19〕J.F. Dulles, "Secret Membarandum," March 1947, Dulles Papers, Box 31, 引自M.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of John Foster Dulles, Mercer, 1985 p.189, Note 24.
〔20〕J.F. Dulles, "The Pursuit of Liberty," Dulles Papers, ThePrincetonUniversity Library.
〔21〕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映”，1957年10月号《外交季刊》，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２９页。
〔22〕〔55〕FRUS 1952-1954, XI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t. 1,
pp.696-703; FRUS 1952-1954, XIV, China and Japan, pt. 1, pp.515-518.
〔23〕FRUS 1952-1954, XII, pt. 1, pp.724-733.
〔24〕J.F. Dulles, Statement Made August 5, 1949 on White papers on China Released To Paramount News, Dulles Papers.
〔25〕Notes On Foreign Policy, June 29, 1949, Dulles Papers.
〔26〕The CBS, Capitol Cloakroom, June 29, 1949, Dulles Papers.
〔27〕J.F. Dulles,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May 18, 1951, Dulles Papers.
〔28〕FRUS 1952-1954, XII, pt.1, p.730.
〔29〕〔30〕〔31〕FRUS 1955-1957, III, China, p.292; pp.491-492;
pp.481-482.
〔32〕〔33〕〔34〕〔35〕〔36〕〔37〕〔38〕FRUS 1952-1954, XII, pt.1, pp.285-298; pp.769-776, 696-703, 1062-1072; p.289; p.294; pp.1065, 1067, 1068; p.288; p.1065.
〔39〕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Houghton, Miffin Co., Borton (1965), p.434.
〔40〕FRUS 1947, VII, The Far East, China, pp.477-479.
〔41〕NSC 37, Dec 1, 1948; NSC 37/1, Jam, 19, 1949; NSC 37/2, Feb 3, 1949,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Harry S. Truman Library.
〔42〕ORE 39-49, March 14, 1949, CIA,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43〕FRUS 1950, VI, p.348.
〔44〕Dean Rusk to J.F. Dulles, May-June 1953, William p. Snyder,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83, pp.79-86.
〔45〕《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北京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６６页。
〔46〕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及美蒋双方换文（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引自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３９-３４０页，２３２-２３４页，根据台湾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２年第二次印刷本印出。
〔47〕〔48〕FRUS 1955-1957, II, China, pp.492-493; p.567.
〔49〕Jocob D. Beam, Multiple Exposure,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p.132, 19.
〔50〕〔51〕〔52〕〔53〕FRUS 1955-1957, III, China, pp.295-296; pp.470-473; pp.660-673; pp.545-549.
〔54〕The China White Papers, Dean Acheson, Letter of Trausmittal, July 30, 1949, p.XVI.
〔5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４６９页。
〔57〕《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５３页。
〔58〕台北《中央日报》，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５日。
〔59〕台湾中央社中兴新村，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４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