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
张广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中西史学涵化〔１〕的历史进程约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中美史学之间的交往也大体如此。本文意在简略勾划百年来美国史学的演变之后，侧重阐述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史学界所激起的两次重大的回响，并对未来的中国美国史学史的研究提出个人的一些刍见。
一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它的史学发展也是很晚的。１８８４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但笔者以为，现代美国史学的真正发端当从特纳及其所奠立的边疆学说开始〔２〕。可以这样说，特纳史学在美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从它开始，美国史学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以后的美国史学产生了难以低估的影响。
２０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纷纭复杂与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全面陈述这种繁衍不绝的现代美国史学的流变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３〕，但为了能对下文讨论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的影响这一主题作些铺垫，并对宏富的现代美国史学起到一种“管窥蠡测”的学术效应，特为此而略说一二。
其一，现代美国史学的演变是与现代美国社会及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的。２０世纪初，特纳的边疆学派曾风行一时，它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史诗般意义的“西进运动”。崛起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以鲁滨逊为首的新史学派，又似乎与当时美国政府所要实现的“社会调整”与“社会改良”不无联系。稍后，进步主义史学派在２０－３０年代曾一度占据美国史坛的霸主地位。该派代表人物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与特纳等人所宣扬的“冲突—进步”的模式，则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了美国当权者的上述需要，尤其同３０年代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权大国，大肆推行“冷战政策”，因此战前风行的进步史学派已与当时的形势相悖，适应“冷战时代”的“利益一致论”因而出台，并登上了美国史坛的前沿，于是那种强调美国历史的“和谐发展与无冲突论”为特征的新保守史学派风靡一时。进入６０年代，美国政府陷入国际（越南战争）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浪潮）的困境之中，这促使更多的历史学家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审视这个正在变化了的国际与国内社会，以威廉·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史学及社会科学史学派、新思想史学派等应运而生，但他们各自也都成了变化多端的美国史坛上匆匆来去的过客。
其二，现代美国史学的演变是美国史学现代化运行的历史轨迹。从总体上看，美国史学的发展当然要受制于美国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史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们可以看到，２０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的不断发展也是它的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美国史学的现代化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它展示在新史学对抗传统史学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是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多方面的贡献。
２０世纪伊始，欧美都兴起了一股对抗传统史学的潮流。但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传统史学仍是有力量的，支配这时美国史坛的基本上还是１９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是时，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倡言“史学革命”，向传统史学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他根据当时美国史学界的通病，提出了如下的主张：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用进化论的眼光去观察与研究历史、用多因论来解释和分析历史发展的进程，研究历史可以造福于社会并可以为人类谋福利、研究历史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历史研究者应与其他学科“结盟”以掌握广博的知识等。〔４〕鲁氏新论，正是反映了当时的新史学派力图使２０－３０年代的美国史学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开辟史学新方向的一种努力。
与此同时，在３０年代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比尔德等人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认识论发起了挑战，遂形成了带有明显美国烙印的现在主义学派。１９３１年，贝克尔在美国历史学会上作了题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主席演说”〔５〕，比尔德也认为历史只能反映“自我”。贝克尔、比尔德的论见，与传统史学巨匠兰克所标榜的“如实直书”与“消灭自我”，在历史研究的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上是何等的泾渭分明，这是典型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美国版”。诚然，现在主义史学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历史认识论时，走过了头，以致最终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泥淖之中。尽管如此，现在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对３０年代的美国史学及以后的美国史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可一笔抹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的现代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加快了自己的步伐。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新史学又有了新的发展，罗荣渠先生对战后美国新史学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曾作出过如下的概括：“一，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二，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三，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四，在研究方法上有重大创新，即从靠个人在文献纸堆中扒梳资料的手工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用电子计算机大量处理和储存资料，连有关历史图表的制订和地图的绘制也由电脑承担。”〔６〕在这一史学潮流中，颇具美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出现及发展，最能体现美国史学现代化在当代的成就。社会科学史学派不仅只是自觉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历史研究而得名，而且在历史研究中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对史料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使现当代的美国的计量史学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发展，显示出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向历史学渗透的强大威力，“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计量革命’。”〔７〕同样，计量方法乃至一切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也是史学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趋向于多元：理论的多元，内容的多元，方法的多元，像一只变幻无穷的万花筒那样令人目不暇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史学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时会遇到困惑与曲折。如盲目地借鉴社会科学的结果，则不仅导致历史研究的碎化与专通比例的失衡，也使广大读者对那种充满数理模式与社会科学术语的“历史著作”望而却步；又如盲目地借助电子计算机，无视它的局限性，就会像新经济史学派（社会科学史学派之一）对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研究，其结论令人惊诧。于是，至８０年代，在美国史坛出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某种回归，如叙事体与政治史又重新受到重视，但这种回归，决不是向传统史学一种简单的回复，而是美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种曲折前进的史学现象。
二
近世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纠纽重叠，其间中西（美）史学之间的交往与政治的、经济的关系一样，亦沧桑更迭，几多艰辛。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中美史学的交流史，明显地向人们昭示出“引进——封闭——引进”这样一个模式。这里所说的“封闭”指的是５０－６０年代，当时中国学界研究美国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遑论对美国史学自身的研究与深入的了解。这里前后所说的“引进”，前者在２０－３０年代，后者在中国的新时期，宏观地说来，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就是发生在这两次大规模的引进之中。
第一次发生在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主要是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著作的引进及其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影响。１９１２年，鲁滨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影响。他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领导着美国这一时代的史学革新运动，传授他的史学观念，培养出了上万名的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其中如比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史来生格尔、海斯、穆恩、桑戴克、福克斯、沙波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界的名人，加上宣扬他的新史学观的作品多系历史教材，印数达８０多万册，风行全美，顿使鲁滨逊和他的新史学派成了３０年代前后闻名遐迩的一个史学流派。
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于１９２４年由何炳松先生译成中文首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８〕。在中美史学交汇的过程中，何炳松不愧为现代中国史学界输入西方（美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卓越代表。何氏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历史研究法”，介绍西方的治史理论。１９２４年译就《新史学》出版后，又与郭斌佳合译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１９２９年），并拟定“西洋史学丛书”出版计划，着手翻译英国史家古奇的名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９〕。作为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何先生译《新史学》等当时欧美史学名篇，意在改造中国的旧史学，借此宣扬他的进步史观。这一点，他在《新史学导言》中说得很明白，他不仅十分赞赏鲁滨逊史学思想之“新颖”与“渊博”，而且还认为，鲁氏之说，“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１０〕。他译的《新史学》，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乃是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在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流布与影响主要表现在：（１）鲁氏这派史家译作的大量出版。除上面提到的二本史学著作外，还有约翰逊的《历史教学法》，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巴恩斯的《史学史》，巴恩斯的《西洋史学进化概论》，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海斯与穆恩合编的《近代史》，海斯、穆恩和韦兰三人合编的《世界史》等；（２）广泛使用这些译作或原作作为大中学校的教材，对那时的中国读书界影响甚大；（３）３０年代前后，中国学术界出版了许多“史学概论”一类的书，如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等，其中大多数是鲁氏及其弟子们学说的改头换面或“重新包装”，其思想体系大体是沿袭前者的。此外，有的中国史家更以他们的新说用之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
鲁滨逊及其弟子们的新史学说，在２０－３０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其影响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包含着不少合理因素：如他们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是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多因论”，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留意历史知识与历史教育的普及以及力求把历史著作写得既内容丰富而又明白晓畅等方面，都是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的史学遗产。因此，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除了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外，亦不能排除在这次引起的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积极影响，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正确评估像何炳松等一批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史家为今天中国历史学所作出的富有奠基性的工作。此外，从６０年代中国学者称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思想为“反动学说”，到新时期对他们进行的科学的与公允的重新评估中，人们也不难从这两种不同的回应中得出如上的结论。
第二次发生在自１９７８年开始的中国新时期中。中国学术界在结束了将近３０年对美国史学的封闭状态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风起云涌，也极大地推动了引进美国史学的步伐。与２０－３０年代的那次引进相比，此次现当代美国史学的输入，在中国史坛激起了更广泛的回响。
表现之一：引进了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各家各派，而不像在２０－３０年代输入中国的基本上是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的一家天下。新时期以来，在《美国丛书》（商务版）、《美国译丛》（中国社科版）、《美国文化丛书》（三联版）等丛书系列以及未列入丛书系列的译作中，人们可以发见流派林立的现当代美国史学著作的大量出版，近年推出的哈多克的《历史思想导论》、汤普逊的《历史著作史》、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现代史学的挑战》等，更为研究美国史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在现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有关文献资料与学术信息的涌入之多与传播之快，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表现之二：对现当代美国史学作了广泛的介绍，对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进程开始作深入的研究。新时期的时代条件与学术氛围，使中国的美国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他们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关注涉及到史学思潮、理论、流派、问题与方法等各个方面。以专题与方法而言，就有奴隶制史学、工人运动史学、外交史学、现代化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城市史、妇女史、黑人史、家庭史、企业史、环境史等等；对史家与史学流派的介绍面更是铺得很开，且内容宏富。在这方面，只要稍稍浏览一下杨玉圣等编纂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的史学部分就可略见一般了。〔１１〕
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已开始。最能显示这一点的，大概要数中国学者对特纳学派的研究了，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１２〕及一系列论文的发表，足见它已成为中国学者历久不衰的“热门课题”。不过，在当今美国史坛，特纳的边疆学派已失去了昔日的支配地位，但有学者变换视角，从“跨文明”的角度，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别国的边疆扩张进行比较研究，于是一个已被人们做滥了的课题顿增新意，焕发出了新的学术光泽。中国学者对此也迅速作出了回应，并有这方面的成果见世。〔１３〕
从总体上对美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作出评估，这也是在２０－３０年代的那次引进中所未曾出现过的。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在进入９０年代后发表的，其中有：王建华的《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１４〕、张广智的《实用·多元·国际化：略论现代美国史学的特点》〔１５〕、罗凤礼的《当代美国史学新趋势》〔１６〕、张广勇的《当代美国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１７〕等。这种考察当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事实上它应该建立在对美国史学作出精细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而这恰恰又是美国史学研究工作的薄弱环节之一。
表现之三：现当代美国史学的输入，引起了中国学者对历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层思考。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是：历史学家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对自己的工作作出了反思，于是怀疑产生了，研究的领域拓宽了，史学变革的新方向已不可阻止，从而引起了当代中国史学或表层的、或潜在的、或直接的、或间接的、或短暂的、或永久的、或积极的、或消极的等多方面的影响。对此真是一言难尽，下面略举数端，以示说明。
比如，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在７０年代由欧美传入我国，并在８０年代初开始引入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中，首先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种尝试迅即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同反响，争议纷起，在８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史坛一度形成为“热点”〔１８〕。现虽稍息，但美国等西方史家倡导要借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史学研究，应当是当代中国史学在总结前人的成功与失误的基础上继续作出探索与努力的方向之一。
又如，在此消彼长的现当代欧美史学中，历史相对主义思潮由小到大，由西欧蔓及北美，由局部与个别而成为涵盖西方史学多个层面，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宰着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一种现当代史学思潮，令人瞩目。近年来，这股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潮在我国前几年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中颇有反响，这中间既有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幽灵，更有美国史家贝克尔、比尔德等人的现在主义学派的影子，他们的主张尤其在青年学者中不乏“知音”。
我们认为，当代欧美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之输入我国，其后果是两重性的：一方面透过这种史学思潮在我国的蔓延，看到了中国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对主体认识能力的重视以及对史学自我认识能力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的广布，怎样置历史运动的客观进程于不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把历史学研究导向歧途。而要科学地评析这股思潮及其特征、前景，仍是我们今后在引进西方史学时应做的工作之一。
再如，在战后新史学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历史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对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家视野的开拓，尤其是世界史著作的重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不断推出的世界史新作中，其中应特别提及的是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的卓越贡献，他们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两者的共同之点都显示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１９〕。以《全球通史》而言，此书英文原版在７０年代就传入中国，曾多次内部印行，很快地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２０〕在８０年代初中国世界史学界讨论如何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时，它产生了具体的反响。此后，斯氏《全球通史》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史观与全球眼光，对中国历史学家的世界史重构，无论在理论探索上（如有夏诚的《近代世界整体观》〔２１〕）还是在史学实践上（如有多卷本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２２〕），都富有借鉴的价值与直接的影响。
在此，还需要说及的是，在这两次引进现代美国史学以及中美史学相互交汇的过程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留美学者在这中间所起的某种先锋作用。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中国留美历史学者出版的论文集《当代欧美史学评析》。
〔２３〕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莘莘学子一样，这批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走出国门赴美研读历史学的青年学者，没有遗忘他们在沟通中美史学交流过程中的历史使命，他们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国内学术界传达了欧美（主要是美国）史学的最新信息。
三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是努力推进历史学的现代化，创建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体系。就我看来，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实现史学现代化，不能离开外来（主要是西方）史学的引入和我国的传统史学。学者论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在其演化过程中都存在着熵的隐患，即功能的异化。在一个封闭系统里，熵值累积到一定指数，就会导致从有序性向无序性的退化，从而发生结构的崩溃，而在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中，却有可能通过与外界异质文化系统进行能量与物质的交换，使文化的有机体充满生机和活力。”〔２４〕此理与史学亦然。今天，我们面临着包括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史学，就一定要面对现实，勇敢地接受西方史学的挑战，事实上，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与接受西方史学的挑战是难以分开的。进而言之，从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假如在中西（美）史学的交流中，双方都能化对抗为对话，改敌意为友善，那么其结果对双方来说都将是有益的。我以为，在这种友善的对话中，中国史学（尤其是传统史学的精华部分）可望经历一次“再发现”的过程，而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青睐，于是西方也成了吸收中国的智慧来促进自己繁荣的受益者；于我们自己而言，外来（西方）史学的引进，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对话者，成为改造传统史学的一种活力。经过改造的传统史学，也有可能释放出与过去迥然相异的史学功能，获得新生命。而况，一旦经过我们选择与淘汰之后的外来史学（西方史学）与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找到某种呼应或联结的通道而生下根来，那么借助外来力量与自身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国的新史学就更可能步入另一种境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新景象。
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对美国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的某种失察，也由于中国的美国史学史家对自主意识的某种偏离，都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美国史学中那些确有学术价值的史学遗产的吸收与借鉴。近年，学术界有人撰文指出：“对中国人晚清迄今介绍、研究和认识美国的惨淡历程，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这是中国美国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２５〕我完全赞同这种意见，而且还认为，这也应当成为中国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为此，对未来的中国美国史学史研究，我有以下几点很粗浅的看法：
一、继续译介美国史学名著，这是发展中国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新时期以来，中国学人译西方史学原著，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当代的最新著作都是颇为可观的。但比较起来，译介的美国史学名著，无论是史学名著还是在当代美国史坛流行的最新作品则相对较少。这里略举一例，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出了颇有新意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被广泛承认是一部有轰动影响的名著，仅就对历史学而言，若此书的中译本出版，对于历史学家视野的开拓与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将是一个真正的而又具体的贡献，也必将有助于中国学界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二、由点及面，重点突破。在现当代西方史学中，法国的年鉴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西方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大史学流派。比较起来，中国学者对法国的年鉴史学派的研究最为关注也最有成果，成为影响中国史坛的一个大流派。近年来，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研究也颇有起色，对其代表人物E.P.汤普逊与E.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上乘的论文陆续见世，而中国学者对体现美国特色的新史学——社会科学史学派，却鲜有论述，缺少有份量的力作。我以为，从总体上看，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中国的法国史学史研究之所以走在前列，其因可能于中国学界对法国年鉴史学派的“集中围攻”的“学术战略”不无联系。因此，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在９０年代应选择学术突破口，而突破口，我觉得应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由此而带动对整个美国史学史的研究。
三、开展中美史学的比较研究。在近百年的中西史学涵化的历史进程中，中美史学的交流史占有重要的篇章。作为一个参照系，繁衍多变与内容庞杂的美国史学，也是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外来活力。近年来，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已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多局限于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而对中西近代以来史学的比较研究，则成就甚微，至于对百年来中美史学的比较研究则更是一块处女地了。笔者在几年前就这样认为，有望成为９０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新热点
正是中西（美）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倘此论不谬，若遗忘了中美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的一大缺憾，而且也会使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难以走向深入。
注释：
〔1〕“涵化”一词可以有很宽泛的含义，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也有更具体的内容。笔者这里的“涵化”，泛指中美史学之间的相互冲突、交融与影响之意。
〔2〕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最详尽的莫过于杨生茂先生的论文：《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载《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４页。
〔3〕学术界对此已有过不少陈述，如：余志森、王晴佳的《略论当代美国史学研究之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苏格的《美国史学纵横》，载《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4〕进一步评述，参见拙文《美国“新史学派”述评》，载《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5〕载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８页。
〔6〕参见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载《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第５期，第７１页。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第１３１页。
〔8〕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又于１９６４年出版了由齐思和等重译本（内部读物本），这一版本于１９８９年重版，并公开发行。
〔9〕此书不知何故在当时未能出版，直到１９８９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耿淡如先生的重译本。
〔10〕《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３页。
〔11〕《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12〕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出版。
〔13〕见１９９１年９月在湖北十堰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递交的论文：张文生：《试比较中美的“边疆史学”》。
〔14〕载《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15〕载《江汉论坛》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16〕载《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17〕载《史林》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18〕争议情况可参见庞卓恒等：《历史学方法论》，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第９０页以次，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姟9〕W.H.麦克尼尔：《世界史》之“序言”，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
〔20〕此书中译两卷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出版。
〔21〕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
〔22〕此书共有５个分册，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23〕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
〔24〕许纪霖：《一幕沉重的悲喜剧——４０年代“融和”中西文化的回顾》，载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时代与思潮》（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１－６２页。
〔25〕杨玉圣：《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载《美国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