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
【注释】本书系作者主编，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注尾】
资中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１９４５年２月，雅尔塔，尤索波夫宫，斯大林为两位贵宾祝酒。
为丘吉尔：
“……世界上最勇敢的首相，集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于一身。当整个欧洲都匍匐于希特勒脚下时，他说英国即使没有盟国，也要独力挺身而出与德国战斗……为这位百年难遇的人物，为这位英勇地高举大不列颠旗帜的人物干杯。”〔1〕
为罗斯福：
“他的国家并未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但也许由于抱有更广泛的民族利益感，即使他的国家并未遭到直接的危害，他还是首先创议采取一种手段，使全世界都能动员起来去抗击希特勒。”〔2〕
丘吉尔为斯大林祝酒：
“当我说我们把斯大林元帅的健康视为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心中最珍贵之物时，这丝毫没有夸大，也决非词藻华丽的恭维。历史上有过许多征服者，但其中极少政治家，大多数都在战后的纷扰中丢掉了胜利果实。……发现自己与这样一位不仅在苏联闻名而且誉满全世界的伟人保有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使我走在这个世界上勇气和希望倍增。”〔3〕
罗斯福言简意赅，他说，宴会的气氛如家人团聚，他愿意以此来形容三个盟国的关系。〔4〕
事隔一年，１９４６年２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城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讲，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优越”。同一篇演说中还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之说。西方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5〕
３月５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著名的富尔顿讲话，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号召英语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和祸害”。
３月１３日，斯大林对苏联《真理报》记者谈话说，“丘吉尔先生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的”，“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再过一年，１９４７年３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杜鲁门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说称，“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重大责任已落到我们肩上”，他宣布美国以支持“自由人民”反对“极权主义”为己任。
年光流转，１９９２年５月，已经不存在的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又到富尔顿，就在４６年前丘吉尔讲话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学发表讲话，宣称“冷战”的结束是“常识、理智、民主和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的胜利”，过去40多年的“冷战”是美苏双方都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把反法西斯的胜利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等同起来；美国的错误则在于没有认识到苏联根本无力也无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而把战争建立在苏联公开侵略西方的可能性上。《纽约时报》称这篇讲话为“埋葬冷战”的讲话，并说历史在富尔顿刚好满一圈。〔6〕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当代人就可看到自己制造的历史给自己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按照戈氏的说法，４０多年来无数人力、财富、智慧、心血以及无辜人命的牺牲都建立在双方决策者的错误估计上。然而，在此以前，几十年来，恰恰是雅尔塔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战后大国合作的企望，特别是罗斯福对与苏联合作的乐观情绪，曾被不少美国人指为错误估计。孰是孰非，大约没有简单的答案，而近半个世纪的世事风云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由后人评说。当然，《纽约时报》所谓“圆圈”之说，只能指地理上戏剧性的巧合，用以形容历史则欠科学，因为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
一
本书所涵盖的时期：从杜鲁门到里根，即１９４５－１９８８年，刚好是“冷战”从开始到接近尾声。由于美国战后的特殊地位，所谓“美国战后外交史”实际也就是一部“冷战史”，因为美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主线就是对抗苏联，其间时起时伏，有张有弛，攻守之势也常有变化，但是互为主要对手这一点是不变的。
从美国方面来说，形成战后向全球扩张的动力有以下一些主客观因素：首先是美国本身的力量。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无可否认地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国家。它垄断原子弹达四年之久，又拥有任何国家都有求于它的金元和物资。这样，它对外“恩”与“威”两手可以运用裕如；第二是经济需要。美国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加依赖国际的资源和市场。例如从１９４４年开始，由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进口比例与年俱增；在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化中，如何避免发生严重经济衰退是当时美国执政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至关重要之事；第三，意识形态因素。这里又有两层内涵：一层是美国自立国以来就有的天生优越感，它一向以集西方文明之大成自居，自认为是约翰·洛克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从而产生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全世界的“使命”感；一层是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反共意识。自布尔什维克执政到１９３３年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建交的十几年中，美国的“恐赤症”曾对美国政治生活和一般人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二次大战中同苏联暂时结盟，加以罗斯福对待国内左派较为开明的态度，“反共主义”有所减退，但远未消除。战争结束后，随着苏联的崛起，美国国内的“反共主义”又逐步抬头，此时其他西方国家都处于弱势，美国更加认为存亡继绝，保卫西方文明非己莫属了。
另一方面是外在因素：二战后，国际舞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一次大战前，美国得以置身于欧洲列强纵横捭阖之外，在“门罗主义”保护下，安然发展自己，不受干扰地在美洲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于后期一度卷入，但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思想被否决，孤立主义又占上风。二战结束时，欧洲列强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已千疮百孔。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所到之处，这个地区就立即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毫不留情地把东欧各国逐一控制起来，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英美虽然反对，但是他们知道要苏军退出已占领地区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奈何。这样，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成为东半球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整个西欧加起来不足以与之抗衡。此外，还有在西方旧帝国主义体系中独立出来或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苏联的势力在支持革命的名义下很容易伸进。特别是中东一带在历史上就是英俄争夺之地，此消彼长是自然趋势。美国与沙俄的争夺，１９世纪已见端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已有所预言。２０世纪初美国对亚洲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其最直接的对象而言，是针对沙俄的。如果不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于日本，美俄争夺可能还要开始得早。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形势下，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便是地缘政治和两大思想体系的对抗相结合。一方面，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企图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苏联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下，根据“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逻辑，尽可能在全世界扩张苏联的势力，至少先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运动服从苏联当时利益的需要。
但是，这并不是说，双方都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争夺虽然激烈，却是遵循一定的界线的，那就是雅尔塔会议所划定的势力范围。雅尔塔协议实际上是纪录了对战争结束时欧洲力量对比的既成事实的承认。它奠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同时也留下很多争端。欧洲由于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美苏争夺的战略重心。所谓雅尔塔格局的划线主要就是东西欧的分界线。美苏实际上都遵守这条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集团》成对峙之势，究其实质，双方都还是防守多于进攻。
战后国际关系中还有一个重大的、为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新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而且为美苏双方所掌握。核武器的杀伤力在广岛、长崎小试已使举世震惊，发展到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现有贮备已足以毁灭全人类而有余，美苏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这就使核武器实际上成为一种威慑力量而不是实战的力量。因此，双方在激烈争夺的同时都小心翼翼，避免迎头相撞，每次危机都及边缘而返。古巴导弹危机是离美苏战争边缘最近的一次，以后再没有过。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冷战”之所以为#W1冷#w战。越是武装到牙齿的危机地区越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双方重兵对峙的欧洲，局势却是基本固定不变。争夺是在二战结束时划界不明确、动荡不定而又不至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广大中间地带进行。
在这样一种主客观背景之下，美国战后的外交具有不同于过去大国角逐的特点：
１．军事与外交紧密结合：克劳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不足以概括美苏之间的直接关系。因为既然要力图避免直接交战，军事本身就揉进了外交之中。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就是为的协调各方面的得失利弊，对战略、安全、外交作统一考虑。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相交替成为美苏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历届政府都有与外交相配合的军事战略，特别是核战略。研究美国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同时期的军事战略。
２．由于美苏争夺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美国给自己的“安全”赋予了新的定义，即把本国的“安全”边界划到远离本土之外。世界任何地区都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有关，任何地方发生美国认为对它不利的革命、政变或某国政府的重大政策措施，美国均可能认为其威胁了自己的“安全”，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干涉。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发明的“间接侵略”一词的含义。因此，在美国心目中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他国“内政”。不过，这种“安全”概念的边界基本上还是基于势力范围的观念，主要是阻止防线的突破。从支援希腊、土耳其政府到干涉中国革命，直至亲自出兵朝鲜、越南以及古巴，都是为此。而另一方面，苏联先后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时，美国并未行动，柏林问题尽管几度紧张，美国的行动主要是以保住西柏林为度。直到里根时期，美国对苏尽管强硬，其政策的出发点还是承认苏联是全球性超级大国，尊重苏联的“合法安全利益”。
３．战后美国在全球的扩张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一则以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已经过时；二则美国本身的条件不需要如此。它更多采取的是“借力”。遍布各大洲的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都是美国延伸其力量的支撑点，同时形成包围其对手的网络。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以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比附美国，他写道：
“过去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通过征服和吞并，事实上这并非常用的和最有效的手段。例如，当我们考虑当前美利坚帝国的结构和前景时，罗马帝国成长的历史是很有启发的。罗马在它的世界中建立其政治统治权的方法是通过把弱小邻国置于其卵翼之下，保护它们不受罗马的强邻或是这些国家的强邻的侵犯。罗马与这些保护国是条约关系。法律上，这些国家还保留其原有主权独立地位。在领土方面，罗马所要求于他们的至多是在某处让出一小块地方以建立罗马的城堡，保护罗马及其盟国的共同安全。”〔7〕
这一比附只能说明部分形式上相似之处，第一，美国在全球的影响显然远非古罗马有限的范围可比；第二，它只是一个势力范围，并无确定的边界；第三，在此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关系松散，独立性也比罗马帝国的成员大得多。另外，战后美国有一独特的做法，就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援助友好国家来推行外交政策。“马歇尔计划”是经济方面成功的典型，１９４９年通过的“共同防御计划”则确定了军事援助的国策。在和平时期把加强别国的防务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美国人自认为是历史上的创举。这种做法有时损人利己，有时客观上对受授国都有好处，有时又对美国自己带来无穷麻烦，视不同情况而定。
４．由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占重要地位，对外文化宣传成为美国外交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作用并不亚于军事、经济。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工作中都有文化宣传，其目的不外乎树立本国的形象，宣传本国的成就和政策，促进与各国人民的了解等等。美国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远超过其他国家。战后美国新闻总署的成立及其在统一对外政策指导下的遍布全球的规模巨大的工作，以1948年的“富布赖特法案”为先河的各种推动对外交流的政府捐款，以及各大基金会、各种民间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或在政府鼓励下，或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外交的对外交流活动，都是美国政府外交极为得力的助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是美国一向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仅在本国，而且遍及其所到之处。许多基金会及学术机构的宗旨都是“在全人类中增进和传播知识”；第二，如前所述，美国自立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民主制度都是最优越的，有向全世界推行的责任。这是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狂热精神，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充分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第三，战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文化宣传工作为“冷战”服务。１９５０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冷战”纲领的著名的ＮＳＣ６８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为“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目标阐述得最为直接、露骨而详尽；第四，美国实力雄厚，这方面可以投入的人力物力他国不能望其项背。
二
从杜鲁门到里根这４０多年中世界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美苏争夺也并非始终贯穿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前，世界力量重心的分散迹象（即今所谓“多极化”，不过笔者认为这一提法不大科学，故尽量不用）已日益明显，冲击着两极格局。二战期间已经开始的民族解放浪潮到６０年代达于高潮，亚洲、非洲出现一批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在美苏之间宁愿保持中立。“不结盟运动”、联合国７７国集团都是这一潮流的产物。还有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也在这一潮流中出现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的革命运动，古巴革命为其高潮。这个统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仍是美苏（在一个时期内还有中国）角逐的场所。而事态的发展又日益脱离美苏的影响。例如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８年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却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无能为力的。在这里，美国的实力无论是用于“拉”或“压”都不起作用，美国的外交显得极为软弱，至今两伊都与美国为敌。
纵观这几十年中美国对外关系攻守之势的消长，很难作简单的概括。从一条线来说，“杜鲁门主义”给美国奠定了以反共为主导思想的对外干涉主义的基调；“艾森豪威尔主义”——亦即“力量真空说”——为美国进一步进入中东，填补英法退出的势力范围找到依据；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经常被引用的豪言壮语：为了确保“自由”的胜利，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标志着美国的气焰达于顶峰，导致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约翰逊主义”又来自授权轰炸东京湾的决议和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凡是这些贴有总统标签的“主义”和名言都是进行干涉和扩张的依据。唯独到了“尼克松主义”，其核心是承认美国力不从心，必须收缩战线，从此出现转折。在尼克松与卡特任内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诸如同苏联达成ＳＡＬＴＩ条约，打开同中国关系并同中国建交，停止越战，美军完全撤出印支，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归还日本冲绳，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等等，都是朝着收缩方向的。从尼克松到卡特，对苏都主要是缓和趋势。里根上台后，企图重振国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扭转收缩的势头，有反守为攻的迹象，这与当时苏联困难日深有关。但是终里根之任，美国并未恢复越战之前的荣光。此时，整个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美国本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面临日本、欧洲共同体，甚至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挑战，昂贵的军备竞赛难以为继。而苏联则困难更大，老路已走不下去，致使戈尔巴乔夫提出大胆的改革计划和在外交上意味着大力收缩的“新思维”。尽管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几年后苏联解体那样的突变，但是戈氏确已作出了历届苏联政府不可能做出的让步。在这种形势下，出于双方的需要，美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缓和。因此，如果沿着这条线来描述美国战后的对外干涉势头，则是前期呈上升趋势，到越战为顶峰，以后逐步下降，到里根就任时为谷底，以后略有回升，然后基本上平稳。
但是，另外还有一条无形的线，其走向却与此相反，那就是美国的思想影响，或者是广义的文化影响。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应该说是处于守势。当时世界许多国家革命形势高涨，马克思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都有相当的影响，被认为是“代表未来的思潮”。欧洲除了出现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外，法、意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为第一大党，即使交出武装后，还掌握着最大的，组织最完善的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同时在议会中的席位也数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打破了雅尔塔秘密条款在远东划定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是一沉重打击。中国革命更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毋庸讳言，直到６０年代，中国的确是以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自己的国际义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要致力于守住资本主义阵地，所谓“遏制”政策、“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等口号都体现了守势。“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更是表现了一种恐惧感，是对自己的人民缺乏信心的表现。直到１９５９年尼克松副总统访苏，在与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是尼克松强调不干涉内政，不应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而赫鲁晓夫则表示对通过“和平竞赛”共产主义一定胜利充满信心，并说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但是事实上，就从那时起，思想上的攻守之势已发生变化。１９６１年柏林墙的建立显然表明是东方处于守势。越战时期，美国的制度、价值观本身在国内外又受到一次冲击。当时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美国激进青年的“反文化”趋势至少有部分动力来自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和误解。许多人自称为“毛主义者”，出于对本国社会的不满，把希望寄托在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的中国，其后在现实中的幻灭是可以想见的。
６０年代中期之后，在意识形态角逐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明显地日益占上风。原因很复杂：中苏公开对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竞赛”中相形见绌，苏联在国际上的霸权行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与现实脱节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如果说在反帝、争取独立的革命浪潮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更有吸引力的话，那么进入新阶段之后，许多新兴国家面临的是经济建设的任务，而在以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模式为手段的争夺中，美国及西欧国家的优势日益明显。另外，如前所述，美国在对外文化宣传方面一直是进取姿态，不但不随着越战后的收缩方针而有所收敛，相反，其重要性更加突出。１９７２年开始的“欧安会”到１９７５年达成协议，西方力争的是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自由，即他们所强调的“赫尔辛基精神”，而东方集团则把同意这一点作为让步，以换取西方承认东西欧现有边界。就凭这一点，东西方在思想战线上的攻守之势是十分明显的。８０年代之后，特别是到９０年代，就全世界而言，反美情绪逐渐下降。仅以当年在思想上闭关自守，在政治上高举反美旗帜的中国为例，在开放、改革以及中美建交之后，政府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明确宣布在外交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在占人类人口１／５以上的中国人中的急剧传播，不论对此作何评价，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所以，如果以战后美国的思想影响来画曲线的话，同前一条曲线大体上呈相反走向：在５０年代平稳上升，而越战之后，特别是８０年代急剧上升。从全面衡量，很难说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
三
在布什总统任期四年内有三件值得在此一提的大事：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是海湾战争；三是美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日益严重，持续衰退，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终于导致布什落选。这几件事都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作用及其今后的外交有关。当前比较流行的有两个方向相反的问题：一是美国是否在衰落，二是美国是否会独霸世界。提出这两个问题都不无根据。关于美国“衰落”的论据主要是指经济上的：从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外贸赤字、财政赤字连年有增无减，在国际竞争中弱点暴露很多，连某些领域内的科技优势也正在为日本等国所取代，或差距在缩小，等等。在这方面美国人自己比别国人更敏感，“今不如昔”的牢骚比较普遍。克林顿总统以“复兴”美国为其口号，也正说明美国人感到自己的某种“衰”，因而需要“复兴”。关于美国“独霸”的根据是：几十年来美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全力以赴对付的劲敌突然不攻自破，全线崩溃，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陷于困境，自顾不暇。这样美国就成为在“冷战”中大获全胜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独霸全球为必然趋势；过去僵持不下的军备竞赛现在可以结束，美国可以乘俄罗斯之危逼其在裁减军备上作出大幅度的让步（已经这样做了），从而可以减轻自己的军备负担，调整经济，加强民用工业，以改变竞争力下降的趋势；海湾战争之役说明美国的军事优势仍然起作用，美国仍是唯一愿意而且可能在国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模式还是从强权政治出发，经常要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等等。
从简单的数字和逻辑推论，静止地看问题，以上两个方面都有道理。然而现实世界却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方今世界还在动荡、变化中，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变数。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情况来看，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第一，美国本身的综合国力远未步入“衰落”的进程（如当年大英帝国那样）；第二，美国左右世事的能力却在下降，并未因苏联解体而加强。如果说，“冷战”时期因为有另一支力量对峙而未能在全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话，那么，今后将更难实现。
关于美国本身综合国力的问题非本文要讨论的主题。自从１９８７年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一书问世以来，在美国内外触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兴衰的辩论。各方论者已经把美国的主客观优势、劣势论证得很充分，结论之不同主要在于对这些因素的消长的估计问题。此处不拟重复展开，只想强调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这并不是无视美国自身固有的种种疑难问题。这里只是说，美国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到一蹶不振，从此走向衰落——哪怕是极缓慢地——的地步，其社会还有自我调节能力。目前，它的综合国力还是遥遥领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并非必然要为其他国家——例如日本，或国家集团——例如欧共体所取代。由于日本想要以自己为中心成立亚洲经济集团的障碍较大，相对说来，欧共体是对美国更为强有力的挑战。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新著《２１世纪的角斗——行将到来的美、日、欧经济战》一书中预言欧洲将在未来的角逐中战胜美国。这里欧洲是指东西欧为一个整体（包括独联体欧洲部分）。不过他提出要实现这点有两个条件：一是西欧的经济必须真正实现一体化，同时这个一体化还要迅速扩大到中欧和东欧；二是中欧、东欧尽快建立市场经济。这两个条件至少在短期内极难实现。而在这期间，美国如果决策得当，还有调整自己，急起直追的机会。另外，中欧和东欧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更多依靠美国还是西欧国家的支持和合作，也还是一个问题。
以上是说美国本身综合国力问题。现在再看它与国际关系这一面。战后美国日益捉襟见肘的难处恰好是从它的超级大国地位派生出来的。它的野心太大，在全世界承担义务太多，因而总是力不从心。这一情况并不因为另一超级大国的消失而改变，反而由于世界形势更复杂而更形突出。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战争建立起来的力量均势不经过另一场战争而打破。这只能是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无法解决，人心思变的结果，无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冷战”中施行过多少“促变”的手段，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说美国和西方“打赢”了“冷战”是不确切的。这一均势打破之后，本来已开始出现的世界力量重心逐渐分散的现象发生了质的飞跃。“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以前被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了的或被强压下去的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固有矛盾又弹跳而起，变得表面化、尖锐化，甚至发展为热战，如前南斯拉夫打得一发不可收拾。面对这样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纷争此起彼落的世界，美国要以“世界领袖”的身份进行驾驭，推行自己的意志，影响事态的发展，要比以前困难得多。
以当前最令美国头痛的中东和海湾地区为例，本来是美苏角逐的战略要地，如今一方已退出角逐，而美国却似遇到的难题更大。海湾战争之役，美国速战速决，而且师出有名，惩罚侵略者，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颇风光了一阵。然而两年过去了，萨达姆气焰未减。再次动武，出师之名及其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国际社会，包括西欧国家，有较多保留。整个中东各种新老矛盾依然如故，连以色列都日益难以控制。美国要按照自己的战略设想安排中东的秩序难度极大。甚至从长远看，支持谁、压制谁对自己最有利，都很难决定。
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西欧盟国，外加日本。这些集中美国以外的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国家，过去尽管也常常“闹独立”，与美国有种种磨擦，但总可以在共同抗苏的战略大框架下协调、缓解矛盾。如今这些国家既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伞，美国的军事优势作用就大大减退。在国际事务中它们已不必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而经济竞争中的利害冲突却日益激烈。这样，过去最可靠的势力范围开始变得不确定，模糊起来。也就是说，对本来美国后顾之忧较少的地区，现在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应付。
东亚和南亚地区是美国在越战后主动收缩战线的地方，直至撤出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是目前面临的是更严重的形势。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呈蓬勃向上之势。首先当然是日本企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经济圈的野心。即使这一点一时难以实现，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条件比美国还是有许多优势。另外还有一系列已经成功或正在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美国竞争的对手。近年来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美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美国应明智地处理好对华关系，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在亚洲遇到的困难已经很多，经不起被孤立于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西太平洋地区之外。说明他们是看到了这种危险性。
最后，东欧与独联体政权易帜，走向市场经济，当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愿望。但是这些国家在转型期面临极大困难，美国与西欧国家加在一起也无力再实施一个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来帮助它们走出困境。这些国家发展很不平衡，国情多不相同，美国日益需要区别对待，这就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俄罗斯现在固然倾向于西方，并以西方为师，大力争取美国援助。这对美国决策者又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俄罗斯的经济长期走不出困境，这将成为西方的包袱，也是政治上的失败；如果俄罗斯较快走出困境，其市场经济按照西方理论顺利发展，则以其原来雄厚的基础，如今再如虎添翼，又将成为美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支力量。
此外，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既包括激烈的竞争，又包括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损人并不见得利己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利用经济杠杆施加压力的效力有一定限度。如果运用过分，就会走向反面，同时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除特殊情况外，国际经济制裁大半收效甚微。
看来，美国主要可以凭借的还是军事优势，这在目前还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抗争，也无法取代其作用的。现在比过去少了一个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对外用武似乎也可少一层顾虑。但是过去经验表明，美国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成功率不高，往往杀鸡用牛刀，得不偿失，还未必达到预期的目的。美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对外用武派兵容易，撤兵难。就国内而言，失去了一个“冷战”时期“反对苏联威胁”的共识，更加难以找到说服舆论支持的理由。过去有一个单一的“敌人”，无所选择，现在敌友界线都不那么清楚，国内各派意见更难统一。在一些麻烦地区，能速战速决的情况极少，以目前美国国内的一般人的情绪，要为对外较长期的用武付出代价，是任何政治家难以经受得起的。所以，不论美国的军事优势有多强，其能发挥的作用难以与其实力相称。
凡此种种，都是美国在新的形势下在对外关系中遇到的制约因素，因此说要“独霸”更加困难。
四
今后美国的外交走向如何？
首先，美国还是超级大国，仍以世界领袖自居，这是不变的。而且由于它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主观上这种领袖意识可能更为强烈，因为其范围已不限于“自由世界”。因此，无论在两党斗争中布什政府“重外轻内”的做法受到怎样的抨击，美国不会退回到孤立主义，埋头致力于国内事务。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时一再强调他将首先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但是他上台伊始也不得不将相当的注意力花在一系列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在世界各种力量动荡变化改组中，美国仍将力争运用自己的影响，使世界秩序尽可能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８日美国国防部提出一份全球防务计划草案，明确说美国必须保持全球性的军事优势，旨在“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出现一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并要建立一种世界秩序，使先进工业国打消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挑战的想法。文件详细分地区叙述，点了一系列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国家的名。此报告于３月份经报刊披露，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都认为反映了美国想称霸全球的思想。国内反对派认为行不通，外国则疑惧重重。于是４月份又出现了经过国防部长批准的第二稿，改变了第一稿咄咄逼人的语调，最主要的修改是更多强调与盟国和友好国家联合行动。〔8〕这一文件修改的过程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历来存在的不同倾向之争，过去这种争论曾被冠以“鹰派”和“鸽派”。实际上，这两稿的差异只是在程度上和策略上，美国要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目标是不变的。在这一前提下，具体政策和做法可能有所改变和调整。
保持“领导”地位的基础仍是原来的盟国。尽管当初结盟所针对的对象现已起了很大变化，但对美国说来，保持这一同盟至关重要。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必须维持，其他如“欧安会”、“七国首脑会议”等，都是进行协调的场合。在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美国仍然力图首先与西欧、日本盟国协调行动，形成无形的、松散的核心。迄今为止，出于互相需要，这一松散的联盟还能维持。不过如前所述，盟国已没有硬性约束非追随美国不可，所以美国在有所行动时必须更多与盟国协商，对它们的意见给予更多的尊重与考虑。布什所谓的“多边主义”以别于里根时期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主要就是指与盟国的协调，其次也视不同情况包括一些其他国家。
在军事上不会因为“冷战”结束而有大幅度的裁减。在这充满纷争和动荡的世界上，美国仍须保持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备，只不过竞争的对手不是那么单一，因此可能在武器品种和发展重点上有所调整。在需要在热点地区有所军事行动时，将继续要求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分担更大的份额。美国一向反对核扩散，不过过去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上，今后将把重点更多转移到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尖端军事技术的扩散上，还将运用其影响和压力限制其他国家的武器销售，并要求这种销售配合其战略部署。
在经济上，美国朝野强烈意识到自己国际竞争力的削弱，因此今后将全力以赴调整政策，加强自身的经济力量。在原则上，美国仍主张自由经济，但是在自己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时，某些方面的保护主义将有所上升。面对国际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美国的目标仍是保持世界经济一体化，并将不放弃任何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也需作另一种准备。北美自由贸易区可以说是一种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措施。从“进”的方面说，是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能力；而假设一旦排斥美国的地区经济集团真的成为主流，美国至少也有可以退守的地盘。不过后一种前景的出现还言之过早，不能认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已有退守美洲的打算。
当前，美国的强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加之民主党在传统上以重视“人权”自诩，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在主要推行务实外交的同时，将更多利用思想方面的优势，强调“人权”原则，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在这一地区，美国的政策将表现出高度的实用主义，其“人权”外交将无所用其技。
总之，在世界格局出现巨大变化、多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形势下，美国当然要不断调整、改变其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但是它植根于历史传统的，以及战后作为超级大国形成的主导思想及其反映在外交上的决策依据、行动规律和行为模式，则延续性将大于可变性。
注释：
〔1〕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12,
Triumph and Tragedy, Cassel＆ Company, London, 1964, p.29.
〔2〕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１９２９－１９６９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２２７页。
〔3〕Churchill, ibid, p.29.
〔4〕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57.
〔5〕Arthur Schleisinger,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Vol.II, p.191。转引自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１９４５－１９８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４页。
〔6〕《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５月７日。
〔7〕Arnold Toynbee, 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29-30。转引自Ronald Steel, Pax Americana,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67, p.17.
〔8〕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1992; ibid, May 24,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