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一九九二年大选与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
贾 浩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
1992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杰弗逊·克林顿击败竞选连任的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当选为第４２任总统，从而结束了自１９８１年以来共和党主宰白宫达１２年之久的历史。由于选举后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都仍占多数，多年来因两党分掌行政和立法而造成的政治僵局亦为之改观。
按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去年美国选民投票人数达1.045亿，占适龄选民人数的55．9％。这比上一次大选的50．15％高出了近6个百分点，为1960年以来选民投票比例最高的一年。〔１〕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美国结构性经济问题恶化，且各种社会矛盾加深，不满现状和关切国家前途成为大选年美国选民（尤其是中产阶级选民）情绪的主要特点。高投票率即是其反映之一。对现状不满者一度达到了84％，同时超过70％的美国人将“变革”和“能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视为选择总统候选人的主要标准。〔２〕去年国会选举也反映了类似情况。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达123人，占了国会议员总人数的近１／４，成为１９４８年以来新旧议员更替最多的一次。他们在竞选中几乎都迎合选民情绪，以不满现状和主张变革为主要口号，并将自己的竞选纲领集中在选民最关心的经济和健康保险等问题上。
1992年大选中还出现了所谓“佩罗现象”。无党派候选人罗斯·佩罗异军突起，迎合选民的不满情绪，以反华盛顿权势集团和解决巨额财政赤字为主要诉求，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竞选中期他在民意测验中一度领先于布什和克林顿，在最后选举中则获得近1/5的选票(19％)，使1992年成为美国历史上不多见的由第三方对两大党总统候选人构成实际威胁的一次大选。
尽管布什落选，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中却新增十席，在参议院中维持原状，在联邦以下的选举中还新控制了七个州议会。所以该党有人认为大选结果只是布什个人的失败，而非共和党本身为美国选民所拒绝，更非全国性重大政治潮流的转变。此外，美国选民对民主党的某些负面看法亦无多大改变。无怪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评论家戴维·布罗德等认为，选举结果主要反映选民求变心切与执政多年后共和党势头已衰，而非民主党本身获得选民的“授权”。获胜的克林顿实际上也被美国选民置于“试用”地位之上。〔３〕
对竞选之争的进一步分析表明，1992年大选中美国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民主党新政联盟的形成和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是继80年代保守主义崛起之后美国政治潮流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虽然它主要表现为对十多年来共和党主宰白宫的否定，且发展方向仍有待观察，但无疑包含着更深刻的内容。同时，美国政治的这一变化过程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段时期来整个西方世界政治潮流演变的某些特点。因而，在大选结束和克林顿政府就任之机，对十多年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衰作一番回顾与考察，并对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进行分析，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把握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以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
何谓美国政治潮流？
本文中的政治潮流，是指美国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潮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组合。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形成国家重大事务或当务之急问题上的社会“共识”，后者则是大选中形成及其后执政的“政治联盟”。
由于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点和地方与联邦政府所受横向与纵向的种种制约，因而各级政府（特别是作为全国政府的联邦）在政策制定和贯彻过程中都必须借助所谓社会“共识”，即社会上和舆论界多数人对与该政策有关问题的某种共同看法。如果一项政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在国家议事日程上关系重大或涉及当务之急，则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持它就难以被通过或推行。而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此外，今日信息社会的特点，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手段的发展和大众新闻媒介的普及，则使得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或改变某种社会共识亦成为可能。
美国的政治联盟，则是代表社会上不同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派别（偶尔也以小党面目出现），在跨党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竞选和执政联盟。重要的政治联盟在美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次：内战时期反黑奴制的“北方联盟”，本世纪３０年代的“新政联盟”，８０年代的“保守派政治联盟”。
除渊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外，政治联盟的产生与演变还与美国的政党制度、总统选举制度及行政与立法权之间的制衡关系密切相关。首先，美国早在１９世纪中叶就已形成了稳定的两大党制度。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几乎社会上各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往往以跨党的政治派别出现，因而在美国政治中形成了“派别跨党”的现象。政治联盟通常即以某一大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派别为首，联合另一大党中的少数派或社会上其他政治派别而组成。其次，本世纪来，美国总统选举逐渐演变成两大党先行预选，再按以州为单位、胜者全得的记票原则进行全国大选。在大选中，凡能得到一州简单多数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即囊括该州所有总统选举人票。因而，任何谋求总统职位的人都必须超越党派界线在各州和社会各阶层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结成一种选举联盟。最后，由于美国奉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的制度，一方面总统所在的党不一定就是国会中的多数党，另一方面议员在立法过程中也不受制于本党或总统，而时常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总统为通过各项法案和得到国会对施政的配合，就必须在保持本党议员支持的同时，争取一部分反对党议员的合作，结成一种立法和施政的联盟。〔４〕
由于上述原因，四年一度的大选（包括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就成为考察美国社会政治思潮和政治联盟，从而整个政治潮流变化的契机。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衰
对８０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兴衰的考察可分为三个方面，即１９８０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１２年来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其影响，以及１９９２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
一、１９８０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
１９８０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崛起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大选结果，该政治联盟的代表里根当选为总统，保守势力重新掌握了参议院，在众议院的影响也大大上升，从而结束了３０年代新政后自由派主导美国政治达半世纪之久的局面，标志着保守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了８０年代美国政治的主流。
1980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与执掌美国政柄，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保守主义政治和社会潮流席卷美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已走向反面的国家干预政策使美国经济深陷“滞胀”困境，经济、军事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对苏“缓和”政策的破产又使美国霸权地位日益削弱，美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也更形尖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由派的地位节节下降，保守势力的影响则不断上升。到７０年代末，在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领域里涌现出各种保守思潮和组织。它们互相呼应，汇合成一股席卷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潮流。进而在放松国家干预以刺激经济发展，实行对苏强硬路线以重振美国霸权地位，强调传统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以维持社会稳定的保守主义政治基础之上，由主要代表美国东部财团利益的温和保守派与代表一部分非垄断大资本家及中小企业主利益的传统保守派为核心，加上代表美国一部分中产阶级利益的新保守势力（包括民主党新保守派，新右派和宗教右派），结成了保守派政治联盟，并在大选获胜后组成了里根政府。〔５〕
二、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其影响
1．里根就任后，即将其主张付诸实施。其经济政策的核心为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作用的保守主义哲学：“美国的问题不能靠政府来解决,因为政府本身是问题的根源”。〔６〕里根将上述保守哲学，同７０年代后期崭露头角、主张“供给决定论”的现代供应学派经济理论，以及反对用通货膨胀“刺激需求”、主张货币供应根据经济发展速度有节制增长的传统货币学派捏在一起，提出了以下四位一体的经济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为取消或减少政府管制以放松国家干预，大幅度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对付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削减社会福利以减少政府开支。在推行上述经济政策的同时，为加强与苏联全面对抗，里根政府又将战后美国规模最大的军备增长计划付诸实施。执政八年的结果，虽然由于控制了货币增长而使通货膨胀基本缓解，并在放松国家干预和大幅度减税的基础上使美国在１98１－１９８２年的经济衰退后维持了近八年的低速经济增长，但里根政策的长期影响却使结构问题本已严重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总起来看，“里根经济学”留下了三大遗产：
（１）里根本人１9８０年当选总统后不久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其经济政策的成败应看是否促进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此为标准，则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不成功。整个８０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仅为１．3％,远低于６０年代近3％的水平,与７０年代滞胀时期亦相差无几。〔７〕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与日本、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国际竞争能力在里根任内鲜有改善。〔８〕
（２）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均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
与里根和“供应学派”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相反，大幅度减税所引起的生产和消费增长并未导致政府收入大增和社会储蓄增长。相反，后者还呈现出下降趋势。里根八年任内，美国国内储蓄率由1959－１９80年的8．2％下降为4．2％，此后１9８9－1990年更降至3．０％。〔９〕结果，美国８０年代的经济繁荣，就主要是基于保守派自己先前所批评的盲目刺激消费需求和向国外大量举债。
在政府开支方面，８０年代美国出现了“大炮增加、黄油未减”的局面。首先，空前的军备增长使美国军费开支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于１981至1987年间增长了50％，由164０亿美元增加到2498亿美元（均按1982年不变美元计算），占了当年联邦政府支出的28％。与此同时，正如里根政府首任行政管理与预算署长戴维德·斯托克曼所说，里根经济政策意味着“对福利国家大规模的正面攻击”。〔１０〕里根政府大量削减甚至取消了相当一部分社会福利项目，影响所及包括住房、教育、健康保险、职业训练、环境保护和联邦对州与地方政府的资助等。这些项目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由１980年的24％跌到了1988年的仅15％。但由于庞大的福利国家惯性已在，深深触及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利益集团，加上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反对，所以占政府最大开支的主要社会福利项目在８０年代的增长并没有减速（如老人的社会和健康保险及向赤贫者与残疾人提供的救济）。其中仅老年社会保险一项开支的增加，就基本上抵消了所有其他社会福利开支的削减。〔１１〕结果，与其缩小联邦政府规模，削减开支的初衷相反，里根任内联邦预算国内部分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未变，而总开支的增长却创下了新纪录。
军费与国内开支两翼齐飞，使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扶摇直上，被喻为“将美国的经济前途作了抵押”。与美国５０至７０年代平均每年2８０亿美元的赤字相比，８０年代前七年平均每年的赤字达到了160０亿美元。里根政府期间，不但全部国债翻了一番多，美国还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利又滚利，联邦政府每年的债务利息也由19８０年的500亿美元增加到19８7年的1400亿美元，占了当年整个联邦开支的13．8％和国民生产总值的3．１％。〔１２〕在沉重的赤字与国债压力下，联邦政府不但大砍其在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８０年代这方面估计约削减了30％），且被迫借债还债、与企业投资和民间消费争夺资金。它导致美国银行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企业投资率低且近一半投资需向国外借款。
（３）贫困率和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尽管８０年代末期美国中位数家庭收入和人均所得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但19８８年却有3250万美国人（占总人口的１／８强）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贫困率高达１3．5％，远高于十年前（１978年）１１．4％的水平。这些人中包括１／５的儿童，２／７的拉美后裔，和１／３的黑人。美国家庭贫富两极的分化更是达到了战后４０年的最高点，如19８８年占人口１／５的富有者囊括了全国总收入的43．7％（1967年时这一指标为40．4％）。〔１３〕贫困率加深和贫富分化的扩大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任里根副总统八年之久又接任为总统的布什，在经济政策方面除基本沿袭了前任的衣钵外，还更多地表现出消极应付和自相矛盾的特点，被称为自３０年代胡佛以来“在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最无所作为的总统”。〔１４〕布什1988年为竞选总统而许下了“绝不增税”的诺言，布什上任后基本上采取“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但在任期中被迫与国会就限制开支和增税以弥补赤字达成妥协。这不仅失信于民，还使他与其他保守派别之间以及共和党内部矛盾加深。由于结构性问题长期不得解决，也由于布什无所作为的经济政策，使美国1990年开始的最近一次经济危机不但旷日持久且复苏极端乏力。布什任期末，美国国债已由１980年的近１万亿美元上升到4万多亿美元。1992年单国债利息一项即达2０００多亿美元，成为联邦政府第三大开支。1993年的预算赤字则估计为3270亿美元，甚至将超过美国全年的军费预算。它使９０年代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都被庞大财政赤字和国债的阴影所笼罩。
２．美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一般指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一系列有争议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的政策，诸如种族、妇女、教育、宗教，以及涉及个人权利和法律秩序者诸如堕胎、禁毒、同性恋、爱滋病、枪枝控制和对付犯罪等。二是国家为救济和照顾老人、穷人和孤儿寡妇等所设的社会福利（后一方面与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前已述及）。
８０年代也是保守主义潮流在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美国保守势力和宗教右派利用广大民众对60、70年代后伦理道德崩溃及传统家庭解体的忧虑与不满，抓住社会危机这一与所有人切身相关的问题，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加进了新的社会内容。
里根政府任内，美国政治上的保守势力与宗教右派势力密切结合，对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黑人民权、妇女平等、学生反战、环境保护以及维护消费者利益等社会运动发起攻击。保守和宗教右派势力通过各种宣传、集会、国会游说甚至直接诉诸行动，要求政府取消为消除种族歧视而对企业雇员和在校学生规定的“种族比例”，并允许实行种族隔离的教会学校继续享受政府税收优惠。在妇女问题上，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妇女平等权利和堕胎自由。为挽救社会危机，保守势力和宗教右派还提出了恢复伦理道德、维护传统家庭等一系列社会主张，诸如严厉禁毒和打击犯罪，反对政府干预教育并要求取消联邦教育部，以及停止在学校中进行性教育、雇用同性恋教师和讲授进化论等。
但８０年代末期美国的现实表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也未奏效。例如，尽管里根政府八年期间共投入了2１５．４亿美元并宣称其“禁毒战”取得了“空前成功”，但是就犯罪、事故、爱滋病、外交问题和对美国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毒害而言，吸毒和其社会副产品不但没有缓解，相反已成为美国公认的主要社会问题。〔１５〕同时，在几年略降之后，19８5年后美国犯罪率又再度上升。８０年代末以来历年的民意测验表明，约８5％的美国人认为全国的犯罪率在持续上升。〔１６〕布什继任之初曾许诺其政府将“更仁慈、更温和”。但为安抚新右派和宗教右派，他在如种族、堕胎、家庭、教育和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上却推行了比里根更为保守的政策，因而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大选年洛杉矶发生的大规模种族暴乱便是这方面危机的一个缩影。
３．对外政策一般被认为是里根和布什两任总统比较成功的方面。８０年代前期和中期，里根政府大力加强军事实力，调整对苏战略及与西方盟国关系，并在各个领域同苏联展开全面对抗，使与莫斯科争霸的战略格局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转化。布什就任后，淡化里根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回到尼克松、基辛格等视外交为“谋求均势而非善恶之争”的地缘政治主张。〔１７〕在布什任内发生了东欧巨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等划时代的事件，从而导致“冷战”与主导战后国际政治达４０年之久的两极世界的终结。1990年，布什联合各国，以联合国为载体发起海湾战争并击败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使其在民意测验中一度达到８7％这一历届总统声望的高峰。但美国因财政拮据而要求各国承担战争经费却暴露了其捉襟见肘的困境。同时，尽管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名词，但布什政府缺乏对付“冷战”后新世界格局的长远战略，其穷于应付型的外交政策亦处处显得被动、过时。选举前夕，布什在民意测验中的声望跌到了29％这一50年来历届总统的最低点。
综上所述，里根和布什政府执政１２年之后，给美国留下的是一个充满各种“赤字”、令任何继任人都望而生畏的烂摊子。它不但在财政方面入不敷出、还债难期，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两者的投资都远远滞后、赤字累累，而且在社会问题上民怨鼎沸、矛盾重重。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各项“亏空”还使美国人民中产生了对国家的“信心危机”和对领导人的“信任危机”。与传统的乐天自豪感相反，大选中美国人民以近2对１的比例（63％对33％）认为国家正处于衰落之中。其中认为美国处于经济衰落的比例为79％对17％，认为美国处于精神和道德衰落的比例为65％对29％。〔１８〕而政府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也深陷“信任危机”。如布什虽在国内政策上无所建树，却以美国现代政治中使用总统否决权最多的总统而创下纪录。四年任期内，布什共否决了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所通过的近４０个法案。它使得总统与国会反对党之间形成全面对峙。从而美国政治的僵局成了布什任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国会的声誉也由于无所作为和各种丑闻而降到了历史的低点。大选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14％的人对政府基本上还持信任态度，而持基本上或完全不信任态度的人却占了绝大多数（85％）。这与战后５０到６０年代中期美国人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如1964年有76％的人对联邦政府采取“基本信任”甚至“绝对信任”的态度）。〔１９〕美国政府和其领导人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信任赤字”，使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也成了问题。
三、1992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
由于保守派政治联盟是美国保守政治派别之间权益的联合，这些派别各自代表着不同阶层、集团的利益，所持政策主张也有很大差别，所以在两届里根政府任内，围绕着经济、外交、社会政策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保守派政治联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里根后期，特别是布什继任之后，虽然温和保守派取得了保守派政治联盟中的主导地位，而传统保守派与新保守势力的影响则下降，但整个政治联盟的基础却已大大削弱。
1992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各种矛盾表面化。一方面，传统保守派与新右派对布什的多项政策极为不满。党内预选中，布坎南公开对布什挑战并对其各项政策大加抨击，严重削弱了布什竞选连任的势头。传统保守派元老、前参议员戈德华特则批评布什的竞选是他所看到历史上“最糟的一次竞选”。选举日未到，传统保守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居然已聚集华盛顿，以布什落选为前提商讨保守势力的“未来战略”。另一方面，由于布坎南和宗教右派代表帕特·罗宾森等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要发动一场“文化战争”，温和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中许多人担心这种保守的社会政策会给共和党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戈德华特就严厉指责宗教右派“贪得无厌”、“将上帝当成摇钱树”。最后，新保守派和许多“里根民主党人”则干脆离保守派政治联盟而去，重新回归民主党。结果，除自己所代表的一部分温和保守势力外，布什在1992年大选中唯一的政治盟友就几乎只剩了极右翼的宗教右派。〔２０〕
１992年大选中保守力量的退潮还可从共和党竞选筹款的颓势中看出。１１月3日前竞选最激烈的四个月中，共和党多年来首次在竞选筹款上以4400万对６800万美元大大落后于民主党。其中民主党筹得的“软捐款”（指非直接捐给某一候选人因而捐款数不受限制者），也以2000万美元对125０万美元领先于共和党。〔２１〕
大选结束后，美国保守势力的分化组合仍在继续，并正面临下列严峻选择：究竟是坚持里根、布什和８０年代保守主义的立场从而以“不合作”的反对党自居，还是采取低姿态以等待克林顿政策失败会帮助共和党重返白宫，抑或摆脱８０年代保守主义束缚从而以某种新面目出现。大选后共和党全国会议的政策辩论与人事调整，以及该党国会议员和各保守派别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和难以统一，都表现出美国保守力量矛盾重重，前途叵测。〔２2〕
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与1992年大选
除上述保守派政治联盟解体外，近年来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还主要反映在下述三个方面：即８０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社会新主流思潮的出现，1992年大选中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形成，以及大选中美国政治精英层的“代际更替”。
一、新主流思潮的出现
近年来形成的美国新主流社会思潮也表现在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诸领域中。
１．美国人民对政府经济和社会作用的看法与８０年代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虽然美国人民从８０年代初至今一直以2对１的比例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２3〕但他们所反对的是开支庞大、效率低下的大政府，并不反对开支减少、效率提高、积极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小政府，所以去年大选中认为政府在解决美国各种问题时“干得太少”者显然比认为政府“干预太多”者占了多数。〔２4〕
以克林顿和其主要顾问为代表、８０年代末以来的美国新主流经济思潮可视为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的“否定之否定”。它认为，今日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不是短期与周期性的现象，而是长期和结构性的危机。其根源为前有多年凯恩斯主义“高税收、高开支”的国家干预政策，后有８０年代保守主义一味强调市场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要解决这一结构性危机，固然不能靠３０年代“新政”和６０年代“伟大社会”式的国家干预，但保守主义所崇拜的市场机制也远非“完善”。因而，在经济活动中既应鼓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应由政府积极进行协调。与自由派倾向劳工组织和保守派迎合企业界不同，克林顿等人更强调政府与企业和劳工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及利益协调。这既出于其推行经济政策的需要，也是为在政治上争取更多利益集团的支持与各阶层的选票。
同时，新主流经济思潮认为，在当前全球化信息社会和高度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直接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工业产品和各种服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要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与投资两大赤字，不能靠大规模重新分配收入以刺激消费与带动经济，而应将重点置于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美国政府今后的首要任务将是帮助其主要工业部门重新恢复对他国的竞争优势，并应在下述几方面起关键作用：通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发展教育、培训工人等社会人力投资，协调与推动重大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保护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利益。但是，政府更积极地涉及经济活动不能单依靠统一的财政、税收或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今日美国经济实际上是由上千个地方和行业经济所组成，各自都对税收鼓励、贸易保护、盈利安排和公共投资有不同的要求。因而，不仅各级政府须相应调整政策和管理，而且只有一个灵活、精干并富于企业家精神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适应上述各方面的“微观”需要。〔２5〕
此外，与国内经济问题密切联系，克林顿等人还提出要“将贸易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之一”，推行以“对等”为原则、国际竞争与保护本国利益并重的对外经济政策。〔２6〕
美国舆论界的态度和一些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由于形势变化和宣传攻势，克林顿的经济主张已产生一定影响。不少人认为克林顿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言之成理，并对其解决方案抱以希望。但因积重难返，加上社会各阶层和压力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克林顿的主张是否可行、能否奏效抱有疑虑。
２．如前所述，美国的社会问题一般包括社会福利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就前一方面而言，特别是在政府反贫穷政策这一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近年来某种共识正在美国社会和知识界形成。人们认识到，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极端都会走向反面。正如克林顿过渡班子和现政府国内政策顾问布鲁斯·里德所说，“实际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比两者的主张都复杂得多。”〔２7〕“新政”以后自由派长期推行“政府包揽一切”的反贫穷政策，结果造成被救济者对国家长期依赖（所谓“吃救济变成了生活方式”）和政府福利开支不断膨胀。但８０年代保守派所推行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反对政府起任何作用的保守哲学，其结果则是已受穷者还备受指责，而整个社会的贫困率和两极分化却不断加深。
目前美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似乎是对前两种极端的新的“合题”，即变所谓“社会福利”为“工作福利”。它仍主张由政府提供帮助，但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后使被救济者“脱贫”并能就业和自食其力。在具体办法上一方面规定救济时限（最长两年）和由政府在此期间提供教育、职业训练及其他有关福利，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利用已有的税收等手段（如通过退税使所有四口之家年收入都达到14463美元这一官方所规定的贫困线），将主持其事的官僚系统减到最小限度。〔２8〕最后，包括克林顿政府高级官员与民主、共和两党不少人在内，认为“无恒产则无恒心”，去年洛杉矶的种族暴乱证明,真正的“脱贫”和社会稳定还必须使被救济者拥有自己的财产。为此,他们主张为贫困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在购买房产、开办企业方面提供减税、特殊贷款和其他服务。〔２9〕当然，上述新共识与克林顿政府在反贫穷政策和健康保险改革方案等问题上的相应政策能否导致不同结果仍有待证明，后者亦被克林顿视为其经济计划成败的关键。
就社会文化问题而言，尽管美国社会在种族、妇女、教育以及禁毒、枪枝控制和对付犯罪等问题上共识似乎在增长，但与所谓个人权利有关的问题如同性恋和堕胎等则争议仍未减。克林顿上任之初不得不从竞选诺言后退，就美国军队限制同性恋问题与党内外反对意见达成妥协即为一例。
３．由于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在1992年大选中成为焦点，加上冷战结束后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外政策都处于重新调整之中，所以外交问题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既不占主要地位也未引起足够重视。但美国民意和舆论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发生了相当变化。如大选中美国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主张政府将注意力由国际事务更多地转移到国内的人占了绝大多数（８2％）。同时，虽然反对孤立主义的人仍略占多数（53％），主张美国不问国际事务的人也上升到44％。〔30〕
尽管仍在形成过程中，但克林顿竞选时和上任初发表的有关讲话表明其对外政策也将既不同于共和党前任，又不同于传统的民主党自由派（有关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对华关系，笔者将另文论述。）
克林顿认为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全盘重新考虑以“确定新重点”。这一“新重点”用克林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冷战”后的）新时代中，美国外交与内政的当务之急是合一的，即重振美国经济。”他认为，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从长远来说是失败的，因为“虚弱和债务缠身的经济削弱了美国外交，使美国难以达成有利的贸易协定，并在财政上影响到它采取必要的海外军事行动的能力。”〔３1〕但与民主、共和两党的孤立主义者不同，克林顿仍属外交上的“国际主义派”，主张重振经济的目的是让美国继续“承担世界领袖的角色”。〔３2〕克林顿和其主要外交政策顾问还提出了对外政策的“三大原则”：即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军事力量为后盾，推动民主、人权为手段。有人因而将克林顿的外交政策视为集国际主义与保护主义，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和主张美国必要时在海外使用武力与依靠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于一身。除新设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以提高经济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外，克林顿年富力强和“主动介入型”的个性，也将不同于布什被动应付型的外交特点。但克林顿不但仍须时间积累外交经验，国内经济困难和相应的政策与资源调整也将限制其在国际上的政策选择空间。
二、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形成
（１）新政治联盟的核心
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主要代表、现任总统克林顿与民主党的中间和自由两派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85年，在民主党全国州长协会的基础上，克林顿等人成立了以南方民主党人为主、以民主党中间派为核心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直到1991年10月宣布竞选总统时为止。以此为中心，克林顿等人多年来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进行研究，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成败得失加以总结，为民主党重返白宫作了长期努力。同时，他们还通过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下属的“进步政策研究所”和其他关系密切的思想库，积极进行舆论和政策准备。克林顿一再强调自己是“新型的民主党人”。他一方面努力改变民主党以往自由派的激进形象，在政策主张和选民基础两方面向美国政治光谱的中间移动；另一方面又对里根和布什政府以及美国社会上的保守力量进行抨击，提出走传统的自由主义和里根保守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在国内政策上主要采纳民主党中间派和中间偏左力量的主张（但与左翼激进派与保守力量均保持距离），在外交政策上则主要汲取党内中间偏保守力量的建议（左翼自由派或右翼新保守派对其影响也都有限）。这样，在1992年选民不满现状的求变声中，克林顿不但保持了本党长期来的基本选民（南部白人除外），同时还争取到民主党新保守派（“里根民主党人”）的回归，以及大选中一部分共和党人的转向，从而瓦解了保守派政治联盟。虽然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出师不利，但后来却战胜了党内所有竞争对手，并最后击败布什而赢得总统选举。克林顿的当选也就标志了美国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最终形成。
２．主要思想库
1989年，在克林顿等人推动下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成立了进步政策研究所。由于同克林顿关系密切，竞选期间该所被称为他“个人的思想库”。成立之初，该所就由所长维尔·马歇尔负责主持为未来民主党新政府提供政策蓝图的综合性研究报告《授权变革》。该报告按经济、税收、削减预算、社会福利、健康保险，社会服务、家庭、教育、犯罪，以及外交和国防等方面详细分类，已于去年底克林顿当选后正式发表。
仿效1980年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向里根政府所提详尽政策建议，由纽约市消费者事务专员马克·格林主持的“公民过渡计划”也在克林顿当选后公布了名为《改变美国》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长达1200页，对未来四年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几乎逐部逐项地提出了详尽建议。相当一部分克林顿过渡班子或现政府高级官员（如现任劳工部长赖希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伯格等）直接参与了该研究报告的起草。其中一些重要建议，如在总统之下设立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经济安全委员会”以提高经济在国家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富人加税和增加政府基建投资等，均已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３3〕
另一与克林顿政府有关的重要研究计划名为《决策程序与施政目标》，主要涉及白宫的决策机制和程序。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府重组研究委员会”发起，该研究计划以卡特时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为首，共有美国两党八届白宫高级官员３０人参加。根据以往历届政府决策的经验教训，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建议。如克林顿政府应将决策中心集中于白宫，而非内阁各部；总统应就国家安全、经济和国内事务分设三个地位平等的高级政策助理，以主要负责政策制定；最后，报告还建议克林顿任命一个强有力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作为总统班子的主要协调人。〔３4〕
此外，以纽约州长迈里欧·科莫为首的“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主编的研究报告《美国当务之急》，及一些老牌民主党思想库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城市研究所等也都向新政府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和新世界研究委员会”发起，以前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和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为首，美国两党前政府高级官员共２３人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名为《变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出发，就美国“冷战”后时代的对外政策和其国内影响向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３5〕同时，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支持下，由前世界银行行长巴伯·卡纳布尔和前里根政府副国务卿约翰·怀特海德为首的委员会数易其稿，于1993年１月发表了题为《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３6〕
与大量政策研究和理论探讨相应，上述各研究活动的许多参加者还为克林顿政府的组成提供了相当一批熟知思想、学术和舆论界新变化的各层次官员。
３．民主党新保守派的回归
民主党新保守派是７０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２０多年来在美国思想、舆论和政界颇有影响的一股保守势力。〔３7〕它代表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其成员多为美国学术界知名的大学教授、杂志主编、政论家以及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客。这些人基本上为民主党人，不少还是犹太人。他们５０、６０年代时多为自由派、托派甚至“社会主义者”，是自由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积极支持者。1972年下半年，因不满当时乔治·麦戈文领导下的民主党新自由派对外奉行新孤立主义政策、对内支持“对立文化”运动，他们在已故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领导下成立了“民主党多数联盟”，主张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并坚决反对“缓和”。７０年代中、后期，他们对缓和政策导致美国霸权地位下降，以及社会动荡和传统道德面临崩溃的不满进一步加深，通过理论探讨而放弃了以往自由主义的激进立场，转而趋向保守。
自“民主党多数联盟”之后，新保守派未再建立固定的政治组织，也无筹集经费和组织竞选的机构，主要通过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著作，以及在公开场合举行演讲以提出政见、宣传主张。他们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思想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以《公共利益》季刊（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被称为新保守派的“教父”）、《评论》月刊（主编诺曼·波德霍雷兹）以及《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等作为自己的主要喉舌。其学术界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教授）和加胥瓦·姆拉夫切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等人。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新保守派在学术和舆论领域对自由派发动的攻势，加强了保守力量的声势并加深了自由派阵营的分裂。克里斯托尔等人还站在民主党的对立面，直接参加了19８0年里根在竞选中组织的“政策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对当时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和里根当选总统立下汗马功劳，因而又被称为“里根民主党人”。８０年代两届里根政府和较小程度上也在布什政府任内，新保守派不少人都任要职并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起了显著作用。如乔治城大学教授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曾任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民主党外交政策元老保罗·尼采曾任里根政府军备谈判首席顾问，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为里根政府苏联问题首席顾问，亨利·杰克逊的前助手理查德·帕尔担任了里根政府负责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而理查德·席夫特则为里根、布什两届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但随着８０年代末以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民主党内在对外政策上的分野再度发生变化。一方面，因“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不少前卡特政府官员改变反对美国在海外使用开武力的立场，不再担心它会引发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民主党新保守派则开始认同美国应在世界上更积极地推动民主和人权，包括第三世界中以往反苏但又实行专制的盟国。这样，民主党内长期意见相左的中间派和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找到了弥合分歧的共同#O&点。〔３8〕它对美国政治具有重要含义。1992年7月21日，由民主党众议员麦卡迪出面，将前卡特政府外交官员和民主党新保守派召集到一起以消除成见。此次会议后，竞选中历次克林顿外交政策演讲的准备都征询了民主党新保守派的意见。1992年８月共和党全国大会前夕，由保罗·尼采、塞缪尔·亨廷顿和理查德·席夫特等人领衔，民主党新保守派一批代表人物在《纽约时报》上以《克林顿：冷战后时代的美国领导人》为题登出签名广告，公开支持克林顿竞选，重新归向民主党。〔３9〕与上述变化相应，1992年大选中保守民主党选民的政治态度12年来也首度发生变化，由前三次选举中连续支持里根和布什变为以60％对24％的比例倒向克林顿。〔40〕
４．“克林顿共和党人”的出现
１992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瓦解不仅表现为新保守派或“里根民主党人”回归本党，而且还表现在“克林顿共和党人”的出现。9月，400名美国大公司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克林顿竞选。这些人中包括30多名美国著名高科技大公司的领导人，如加州硅谷最大的高科技公司Hewlett-Packard总裁约翰·扬和Ａｐｐｌｅ计算机公司董事长约翰·斯科雷。他们大多是长期的共和党人并在1988年的选举中投了布什的票。但去年大选中他们却积极支持克林顿并帮助他准备了1992年9月21日发表的题为《美国科技政策》的竞选文件。〔４1〕剖析这些人立场转变的原因，有助于说明为何在两党政策之争中克林顿占了上风。
里根和布什政府都带有浓厚的保守派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最基础的科学技术研究之外，两者都反对政府与企业进行合作，反对政府介入科技产品商业化的过程，认为那样将妨碍市场机制发挥功能。约翰·扬曾于１９８３年应里根之邀担任了“美国竞争力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但对该委员会提出的加强政府作用和政府、企业间合作以增强美国竞争能力的建议，里根和布什都不感兴趣。虽然布什在任内也增加了某些基础科研项目的拨款，并在1990年发表了一项科技政策文件，承诺将支持“还处在萌芽状态和不成熟的”重要科技研究，但其科技政策不仅缺乏长远眼光、有力的领导和统一协调，而且还经常因内部在市场与国家关系等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无所作为。〔４2〕
克林顿在竞选中则提出，当其他国家纷纷通过工业政策加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时，美国政府在确定工业发展方向和科技商品化的过程中应起更为积极的协调作用。除加强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与配合而使两者成为一种“伙伴关系”外，克林顿还主张增加民用科研与发展经费，将政府赞助的全国科研站从7个增加到170个，重新审查反托拉斯法以帮助美国企业竞争，以及重新考虑科技输出政策以保护美国利益等。同时，克林顿也力图避免重蹈自由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覆辙，强调科技产品商业化应由市场来作取舍，而得到政府赞助的企业和项目也必须提供一半经费以共担风险等。〔４3〕
不难看出，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国际竞争能力的削弱，也由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政策主张收效甚微，克林顿所提出的科技和工业政策更符合美国企业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需要。约翰·斯科雷曾这样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尽管仍然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我将投克林顿的票。因为美国工业已无法再承受布什政府连任四年。”〔４4〕高科技大公司领导人和其他共和党人转而支持民主党，进一步削弱了已名存实亡的保守派政治联盟。
三、“代际更替”
1992年大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美国政治精英层的所谓“代际更替”。除总统克林顿（４６岁）、副总统戈尔（４５岁）均为二战后出生目前正值中年外，中、国会议员中也发生了相同变化。〔４５〕但与以往的“代际更替”相比（如1960年约翰·肯尼迪以年仅４３岁当选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1992年大选带有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不仅因为当年肯尼迪当选时国会并未出现相应变化，更重要的是本次大选中的代际更替是在极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除新当选国会议员人数众多外，按美国《国会双周刊》的调查，这些新议员还有与克林顿相似的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是年轻。为二战后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出生于1946至1957年间，目前年龄约36至47岁），其中半数年龄在４５岁以下。其次是受过良好教育但无军事经验。新届议员中2/3拥有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学位，但与半数曾有过军事生涯的老议员相比，他们中参过军者不到１／5。再者，这些人中许多都已是地方（包括州一级）的政治老手，参院13名新议员中不下9人曾当选过地方职务，类似情况在众院新议员中也占了70％强。大部分人的配偶都有工作且积极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当然，最重要的则是这些人的共同经历所带有的时代特点。〔４6〕
当年肯尼迪就任总统时虽与其前任艾森豪威尔也相差一代人，但两者的主要经历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仍属二战一代的布什相比，对克林顿这一代人“具决定性影响”者却是战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所经历的变化。它包括了越南战争，６０、７０年代的民权、女权和环境保护等社会运动，以及摇滚乐、嬉（雅）皮士、性解放和同性恋等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越战对克林顿这一代人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与二战不同，越战是美国历史上一场“分裂的战争”。它旷日持久、损失惨重，不仅标志着美国从战后顶峰地位跌落，且因对战争目的到手段的全面争议而导致美国社会、政党以至无数家庭的分裂。越战以失败告终，在美国历史和人民心理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克林顿和其竞选搭档戈尔，就一个反战，一个参战，克林顿在越战期间的行为还几乎结束了他的总统梦，社会裂痕之深可见一斑。但是，越战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克林顿这一代人，使他们认识到美国须量力行事。在价值观念上他们属于战后美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既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又因本身经历和所受挫折而较宽容，非一味自以为是。６０、７０年代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则使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中普遍接受的传统伦理道德已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化社会中既并存又冲突、更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二战后所受的现代化教育，尤其是后现代化社会科技与信息媒介手段的革命，也给克林顿这一代人带来深刻影响。副总统戈尔即为典型。他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视该杂志为必读物。任职参院时戈尔办公室所有联络工作的90％通过电子通讯进行。他一人即拥有三台家用电子计算机，并在一台手提计算机上完成了关于生态环境的著作《地球在危急中》。
1992年大选中政治精英层的代际更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今日美国青年选民政治倾向的变化。直到1980年大选之前，青年选民（年龄从18至29岁者，约占全体选民人数的20％）一直是民主党的基本选民。但到８０年代，这一情况发生逆转。其主要原因是受美国７０年代“水门事件”等政治丑闻和８０年代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青年精英对政府作用和本人从政都持消极看法，因而纷纷转向企业界以追求经济利益。如从６０年代末到1986年，美国大学生中有志从商者的比例就从10％激增到25％。与以往相比，８０年代的美国青年不但从政人数锐减，而且政治立场趋向保守。〔４7〕1980年当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与竞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卡特在青年选民中的得票率已不相上下（43％对44％）。借助于保守主义潮流，19８4年里根竞选连任时在青年选民中首次以59％对40％的绝对优势压倒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后者在青年选民中所得选票甚至还低于其在全体选民中的得票率（41％）。19８8年布什也仍然以52％对47％在青年选民中领先于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４8〕
９０年代美国青年选民的政治倾向再度发生变化。1992年总统选举中，克林顿以44％对34％在青年选民中对布什占了优势，它甚至超过了克林顿在自己同代人（约占美国选民人数38％）中间42％对38％的得票率。加上在妇女（占选民人数54％）和60岁以上老年选民（占选民人数16％）中的强势得票率（分别为46％对37％和50％对38％），三者成为克林顿当选的主要选票来源。〔４9〕民意测验还表明，除整个形势和与切身利益有关的经济原因外，布什正是在青年选民主要关心的四大社会问题上（分别为堕胎、爱滋病、环境保护和种族关系）失去了这一关键选民团体的支持。而克林顿和戈尔则不但因年富力强和政策主张对青年选民产生吸引力，他们的竞选班子也几乎全由中青年人组成。其竞选战略、策略和电子手段的运用远远超过了布什因循守旧的竞选班子，成为克林顿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青年选民上述政治倾向的变化对美国政治未来发展也将有重要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1992年大选中美国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和民主党新政治联盟形成以及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都表明继８０年代之后美国政治潮流再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大选中，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和道德各方面矛盾的积累和交织，它们互相牵制、互相影响，予人不可收拾之感。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强烈的爱国心和危机感、执着的理想追求和政治参与意识又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美国政治机制和宪法程序也仍然表现出活力和秩序。如果要在文章结尾对今后发展趋势做一点预测的话，那么可以说，美国民主党新政治联盟能否持久，甚至美国本身前途和其国际地位，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其经济政策的成败。
注释：
〔1〕《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日，第Ａ１８页。
〔2〕《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The Gallup Poll Monthly)，１９９２年６月号，第１６－１８，４５－４６页。
〔3〕戴维·布罗德(David S. Broder):《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６日，第Ｃ７页。
〔4〕关于美国政治联盟，参见拙作《试论美国保守派政治联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论文，１９８５年１月。
〔5〕关于３０年代新政后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野与历史演变，以及１９８０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与其后的变化，同〔４〕。
〔6〕Ｂ．Ｂ．凯姆立克和简·Ｖ·马休斯主编（B.B. Kymlicka ＆ Jean V. Matthews）:《里根革命？》(The Regan Revolution)，第五部分（里根政治革命），道西出版社，芝加哥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９页。
〔7〕保罗·布勒斯廷(Paul Blustein)，《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２日，第Ｆ５页；另该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８日，第Ａ１８页。
〔8〕根据美国企业发展公司１９８９年度的发展报告(The Corporation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1989)，与七国集团其他发达国家相比，８０年代末期美国在国际贸易收支、出口增长和非军事研究与发展增长方面均居末位，在新机器和设备投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增长方面倒数第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居第四位。见《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３日，第Ｅ３页。
〔9〕国内储蓄率，指扣除联邦财政赤字后全国储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见《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７日，第Ａ１８页，表２。
〔10〕保罗·彼特森与马克·罗曼(Paul E. Peterson ＆ Mark Rom)：《低税收、高开支与财政赤字》(Lower Taxes, More Spending, and Budget Deficits)，载查尔斯· O ·琼斯主编(Charles O. Jones)《里根的遗产：承诺与政绩》(The Reagan Legacy: Promise and Performance)，第七章，切什姆出版社，切什姆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６页。
〔11〕同〔10〕，第２２４－２２８页。
〔12〕美国国会预算部(Congressional Budgetary Office)，见《华盛顿邮报》社论，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９日，第Ａ１２页。
〔13〕《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８年９月１日，第Ａ１，Ａ６，Ａ２２页。
〔14〕《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７日，第Ａ２８页。
〔15〕《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号，第６页。
〔16〕《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１９９２年３月号，第５１页。
〔17〕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enger)，见《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７日，第Ａ２５页。
〔18〕〔19〕《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１９９２年９月号，第６页；１９９２年９月号，第７页，及１９９２年６月号，第３９-４０页。
〔20〕《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Ａ１和Ａ１０页。
〔21〕《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９日，第Ａ２１页，１９８８年大选中两党所筹得的“软捐款”均为２０００万美元。
〔22〕《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Ａ１３页；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５日，第Ａ１１页；和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０日，第Ｂ１，Ｂ５页。
〔23〕１９８０年保守主义潮流高涨时这一比例为５７％对２８％，１９９３年２月克林顿就任后这一比例仍为６７％对３０％。前者见哥伦比亚公司与《纽约时报》（CBS News/ New York Times）民意测验结果，转引自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文章，《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１９８８年１１／１２月号，第５３页；后者见《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Washington Post/ ABC News）民意测验结果，转引自《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３年３月２日，第Ａ１和Ａ８页。
〔24〕认为政府“干的太少”和“干预太多”者之比为52%对39%，见《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１９９２年６月号，第３９-４０页。
〔25〕丹·摩根：“新政府的蓝图”，见《华盛顿邮报（书刊世界）》，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７日，第１，１０页；另见《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Ａ１，Ａ１２页，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Ａ７至Ａ９页，和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Ｈ１，Ｈ５页。
〔26〕克林顿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６日在美利坚大学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演讲，见《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７日，第Ａ８页。
〔27〕〔28〕《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日，第Ａ９页；另参阅贾浩：“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潮流的变化”(Changing American Political Trend in 1980s)，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中国留美学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会１９９０年８月号。
〔29〕克林顿政府农业部长马尔克·艾斯皮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６日的证词；另如保守派共和党人、前布什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杰克·肯普也持相同看法，见《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日，第Ａ２页。
〔30〕《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１９９２年１月号，第１２-１３页。
〔31〕克林顿竞选期间在洛杉矶的外交政策演讲，见《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４日，第１和２８页。
〔32〕〔33〕〔34〕《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９日，第Ａ８页；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Ａ２１页；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１日，第Ａ２３页。
〔3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与新世界委员会”(Carnegie Endowment National Commission on American and the New World)：《变革》(Changing Our Ways)，１９９２年华盛顿版。
〔36〕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华盛顿１９９３年２月。
〔37〕详见〔４〕。
〔38〕〔39〕《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４日，第１和２８页；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８日，第Ａ２３页。
〔40〕〔41〕《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５日，第Ｂ９页；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Ｄ１页。
〔42〕《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Ｄ１１，Ｄ１３页；另《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Ｄ１页。
〔43〕《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第D11，13页。
〔44〕《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Ｄ１页。
〔45〕戴维·布罗德，《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２日，第Ｃ７页。
〔46〕但１９９２年的代际更替也有限度。与历届国会的新当选者相比，１９９２年新议员中３６岁以下更年轻的一代则出奇的少，能为未来提供潜在领袖的青年“政治明星”更属凤毛麟角。新当选的１１０名众议员中３６岁以下者仅占１０％（１１人），不仅远低于１９７４年“水门事件”之后新当选的８４名众议员中同一年龄层的比例（达３５％以上），且比例之低亦为１９４８年以来所仅见。见克里斯托弗·乔治，《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７日，第Ｃ５页。
〔47〕同〔４６〕，另见拉里·休杰柯：“二十多岁的一代人：布什在青年选民中失势”，《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１９９２年７月号，第１２－１４页。
〔48〕〔49〕《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５日，第Ｂ９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