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中美文化冲击-回应片论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保罗·柯文(Paul A. Cohen)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的种族中心主义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研究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提出了“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模式。

    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他批判了三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2)“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3)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冲击—回应”模式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TengSsu-Yu &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此模式以“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来解释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传统—近代”模式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处于超稳定状态,只有等到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按西方近代社会模式前进;“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和罪魁祸首。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主要探讨的是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理论框架。我试图以“中国中心观”的模式来研究和探讨中国自70年代末开放以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发现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文化特有的回应,在社会生活中非常明显地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渐渐地从城市漫及乡村,从上层知识阶层漫及下层,从敏感的青年漫及老年。我在这里讨论的“冲击—回应”与邓嗣禹和费正清在《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所论述的框架不同,在邓小平开放思想指导下的80年代的中国已不复有费正清所谓的“明显的惰性”〔2〕。我把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都视作积极的媒体,它们都是主动的(active),我称此为互动的模式(mutually reactive model)。

    我非常赞同柯文给予“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的三个涵义:1.在研究中国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部因素上;2.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部因素;3.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3〕

    回顾这十几年来的中国历史,人们很明显地发现中国社会目前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正因为有“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4〕的英明决策,才可能有这十几年来充满蓬勃生机的中美文化交流,才可能有中美文化互动的冲击与回应。

   

 

    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变化之激烈,人们观念、心态演变之迅速,社会深层结构嬗变之巨大,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中所罕见的。

    开放的中国为现代中国人了解美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美国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可能。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出现了麦当劳汉堡包、热狗、肯德基炸鸡、意大利馅饼、麦氏咖啡、蓝带啤酒、亨氏婴儿食品、P&G香波、Fun House牛仔服,Nike和Pepsi的运动鞋,麦当娜和猫王的音乐、摇滚、流行歌曲、Rap、霹雳舞、美国乡村音乐、果珍等等。在社会中流行对3C狂热之说,即:Cartoon,Coco Cola,Cowboy。电视台播映诸如《浮华世家》、《成长的烦恼》、《鹰冠庄园》、《罪恶的芝加哥》等系列片,并设立中美史克国际影院放映好莱坞电影;北京电台专门开辟曼尔·斯特维斯爵士列车,介绍爵士乐。在社会中,相继出现 了托福热、GRE热、留美热〔5〕、猎装热、蝙蝠衫热、宽松衫热、罗卜裤热、超短裙热、黑皮夹克裤热、高跟长统靴热,有些时尚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遥相呼应。于是,在生活中出现了所谓“吃美国文化”“唱美国文化”的现象,美国文化成为一时时热的焦点。

    1985年,世界巨星威猛乐队访华演出,当时的北京观众对威猛所知甚少,更不知摇滚为何物。威猛经受了难以忍受的沉静的观众反应。然而,就在七年之间,中国六支摇滚乐队应运而生,在首都体育馆组台演出,“92'美国现代音乐演唱会”以中国为世界性巡回演出第一站,而北京乐迷的反应发生了质的变化。北京乐迷在摇滚歌星的演唱会上的表现已形成一套定式:吹哨、欢呼、跺脚、掷物、叫喊、点打火机。有人脱光膀子挥舞衣服,在滚石群星演唱会上,不少人打开雨伞举起来晃动,有人发射射程很远的弹射飞机,吹起响亮无比的发令哨。〔6〕同样,在1992年11月在杭州浙江大学和浙江省体育馆歌迷们狂热地欢迎崔健的摇滚乐。“瞬间,全国唯一的一套有50多只高频音响的喇叭一起轰鸣,重金属的撞击声伴随着那独一无二的歌声毫无抵挡地冲撞着每一个观众的心灵。观众们……争相狂呼,场内即刻出现了几条横幅:‘崔健,我们爱你!’‘崔健,我们要的是你的尖锐!’……一个人拿着铜镲拼命地敲,另几个人使劲地吹着哨子,两位赤膊者和他们的同学则早已不需要座位,按着那重金属的节奏金蛇狂舞。”〔7〕这种激动的美国式的歌迷效应在行为与思想一统天下的7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在短短几年之中,在北京出现了崔健、“唐朝”“呼吸”“黑豹”“超载”“女子眼镜蛇”“做梦”“1989”,在广州组建了“卜通100”“Guy”(家伙)“Air Force”(空中暴力)“指南针”“新空气”等摇滚乐队,有的以英文命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摇滚乐队300多个。〔8〕许多摇滚乐队乐手模仿美国反文化传统而蓄长发。“空中暴力”主音手黄勃公开认为,“摇滚是一种自我意识,它表现的宗教启示其实就是个人主义。”〔9〕崔健认为,“我赞成摇滚具有反叛精神。”〔10〕

    “92'美国现代音乐演唱会”在中国观众中引起了轰动,连正在国内逗留的朱明瑛也说:“此番美国摇滚音乐在中国各城市引起全方位轰动的现象是我始料未及的。”〔11〕1986年12月9日晚,美国洛杉矶“爱的旋律”轻音乐团在上海演出时,邀请观众上台同舞,即有观众进入表演区,并博得全场一片欢呼。〔12〕丹佛在北京的演唱会,“场内气氛是相当怡人的”。“全场都沉迷了,打火机如繁星般在黑暗中闪动,人们跟随着丹佛轻轻吟唱着他们熟悉的《村路带我回家》《阳光洒在我身上》。”全场“沉浸在一种浪漫超然的气氛中,充满了人情味”。〔13〕

    在中国,消闲文化兴起,其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类似美国cabaret的歌舞厅(包括歌厅、舞厅、音乐茶座、音乐酒吧)的出现与繁荣。中宣部文艺局调查组的调查表明,据1990年召开的19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统计,当时在这19个省区中已有歌舞厅近7000家,近两年来,开业数量愈发有增无减。深圳市1981年仅有一家歌舞厅,1990年底有歌舞厅近200家,至1992年底增至近400家。同时,出现了陪酒、陪舞、陪唱,操此业者均为青年女性。该调查报告认为,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资的引进,西方文化和港台文化也同时涌入。”〔14〕

    目睹一下上海1992年12月24日圣诞夜的状况,人们会对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有一个深刻的具体的印象。在富豪外贸大酒店,“七米高的圣诞树矗立在大堂中央。少男少女组成的唱诗班在歌唱‘平安夜’和‘铃儿响叮当’。……圣诞老人逐一给客人们送上圣诞礼物:圣诞娃娃。”“格兰蒙现代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表演着劲舞。她那青春的肌肤发散着诱惑的气息。”“身着三点式的女舞蹈演员以她那奔放的形体动作,传递着性感的主题和生命的活力。”“JJ迪斯科广场充满了一种热力四射的气氛:……上海的各色人等在三个不同大小的舞池中摇摆身体……那是美国派拉蒙影片中的典型情景,生动、放纵和充满活力。”

〔15〕

    美国文化的冲击在人们夏季穿的圆领汗衫上也表现了出来。少男少女穿的汗衫上大胆地写上英文:“I Love You”,少女穿的圆领衫上赫然写着:“I fear boy”(我怕男孩)“Kiss me”(吻我)“Boy and Ball”(男孩与舞会)。至于各种以Hawaii,Key West,Palm Beach,California,Las Vegas,Los Angeles的风景图景,以长春藤大学学校徽记为标志的、为美国大公司作广告的大红、大绿、大黄、大紫的圆领衫,以猫王、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U2、梦露、汤姆·克鲁斯、波姬·小丝等美国青春偶像头像为图案的T恤衫,更是层出不穷。有人称这为“圆领衫上的摇滚”。〔16〕

    美国文化的冲击最直接的作用是:1.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和市民化倾向;2.丰富了社会审美价值观的内涵;3.促使人们在价值评价和选择上出现自主化与多样化倾向;4.促使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更呈开放性与包容性。世俗文化讲究现代平等,反对墨守成规,开拓了中国人的娱乐空间,丰富了中国人自尊、自信、自爱的生存内容;从社会思想的深层结构上来说,这种世俗文化现象冲击了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封建的、保守的、禁欲的文化心理,冲击了文化中的特权现象,使人在精神上获得解放。世俗文化对精英文化提出了挑战。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大众文化……发挥了促使传统社会心理解体、小农文化意识消解,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作用。”〔17〕

    如果我们对社会心理进行深入的观察与研究,我们便会发现,在这十多年的开放中,美国文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心理态势产生了影响。当然,在考察这些价值取向演变的原因时,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这种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是开放的结果,是与外来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融合的结果。

    美国文学在这十几年中以从未有过的势头被绍介到中国。中国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T.S.爱略特、庞德、冯内古特等人的作品。诺曼·梅勒存在主义的《裸者与死者》,福克纳意识流的《喧哗与骚动》,海勒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T.S.爱略特现代派诗歌《荒原》,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青年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封闭型文化环境的一种逆反,中国大学生在这十多年中,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现代派文学的冷漠感、异化感和孤独感正顺应了处在价值取向转型期的青年的要求,其反传统的自我表现正符合他们的心态。据上海高教研究所夏天阳观察,现代派文学开拓了大学生的艺术视野;助长了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使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流浪意识”;影响了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以追求生活的享受来回避现实,以极端的方式来表示消极的反抗”。这导致他们采取“游戏的生活方式,……玩功课、玩艺术、玩爱情……乃至玩人生”以及“求新求异的”反传统的生活方式。〔18〕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10年来中国青年价值取向演变”课题组从1986年到1990年五年期间的两次全国规模的问卷调查(第一次抽取样本近4000个,第二次近600个),“10年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人认识了世界……。它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19〕

    根据调查,“在各种政治问题上,您比较相信谁的意见”(选择好友——专家学者——党政领袖——父母——自己)一题中,“相信自己”的在两次调查中分别占39.1%和41.5%,都居第一位。〔20〕“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得到了近1/3的赞同。〔21〕“青年的现实自我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物质、重金钱、重实在的倾向。”〔22〕在1988年的调查中,81%的青年对“企业家”职业持肯定性评价,在1990年,这类人上升为90%。〔23〕企业家模式成为青年寻求自我统一的理想。据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情调查工作委员会的一次调查,“官本位”的观念已明显淡化,80%以上的学生在选择毕业去向时,要求到企业、公司和经济实体中去。〔24〕在“什么是你最大的幸福?”一题中,1988年17.5%的人认为“有温暖的家”是最大的幸福,而1990年则猛然上升为42.7%。〔25〕

    重视自我价值、自我意识、自我奋斗是美国文化最重要的内核之一。它不崇尚权威,不崇拜偶像,相信的是自我的力量,追求幸福和享受人生的世俗的权利。这种自我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 · 季氏》)大相迳庭。上面的种种调查数据表明在青年思想中,在传统与现代文化,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中存在一股现代化的潮流;在青年的心理结构中出现了对美国现代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认同。这种心理深层结构上的认同与我们在前面论述的种种美国文化冲击与回应现象正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从封建主义纲常、现代迷信之中解放出来,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在“如果不能十全十美,您愿选择以下哪类恋人”一题中,48%选择“感情深厚,但不一定能白头偕老”,31%对“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26〕这一数据与《家庭》杂志社1990年7月通过它的全国性文明调查网络对941人调查的结果相吻合:34.18%的人认为贞操在婚姻关系中变得不那么重要,36.7%的人表示同意婚前性行为。“家庭与性文明”调查表明:在城市夫妻中,认为一个和配偶感情破裂的与其他异性发生性行为是可以理解或不必干涉的占54%,农村夫妻持有相同态度的占44.2%。城市已婚女子竟有14.4%的人发生过婚外性行为。〔27〕同样,在上海18所高校学生中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对大学生同居应当宽容和不应过问别人私事的两种人共占了89.5%。〔28〕有关材料表明,中国自80年代新婚姻法公布以来,离婚率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29〕

    这表明由于美国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在有关性的问题上种种观念变得更为开放,社会的容忍度明显地增大了。性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中最为严厉的一个方面。孟子说:“动心忍性”,宋儒更提出“遏人欲而存天理”(朱熹《孟子集注》卷二)。所以,在性观念上的这种开放与容忍,其所表示的社会学与社会文化学的含义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考察和研究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回应时,我发现有些文化现象正如柯文在中国中心取向的观点所指出的,其产生有很深刻的内部历史原因,而有些现象则是冲击—回应的衍生物;发现在中国对美国文化的回应上,确实存在面对世界的沿海与腹地的差异,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所说的沿海人与内地人的差异;发现在中国社会中按纵向分解成不同的阶层,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回应是不同的。我们既考察中国文化本身前后的不同,又考察美国文化在这种文化演进中的作用。事实证明:“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30〕

 

 

    我在研究和探讨中美文化冲击—回应时,发现中国民族在融合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创造力。中国回应是异常积极的;它赋有如下的特点:1.时尚性;2.选择性;3.批判性。有的美国文化被接受了过来,而有的美国文化则经过筛选、加工与创造而被异化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有趣的文化异化现象:

    杨伯翰大学所输入中国的国际标准舞,这本来是穿晚礼服进行的社交礼仪,被美其名曰:体育舞蹈,经过市井居民的改造,男女人士穿着任何式样的便装,在林荫道、街心花园、公路边、大桥下随着自携的录音机却也跳得津津有味,极富有民俗的风味,成为中国市井文化的一部分。

    台球,是美国的一种室内游戏,它对于灯光、台盘、台盘面绿呢、彩球、球杆要求都是很严格的。台球引进中国,人们光着膀子在狭小的街边在非常简陋的台子上玩台球,是许多城市的街景之一。台球运动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时装表演第一位是商业性,第二位才是观赏性与艺术性。然而,在中国,自时装表演在80年代悄然兴起之后,时装表演在有些场合成为一种余兴节目,第一位是观赏性,第二位才是商业性。

    中国人改变过去亵衣一青二白的传统,很快接受了在T恤衫上印刷轻快、调侃的俚语和绚丽图案的文化现象,他们表现了融化与创造的才能。他们仍然保持美国式的调侃、幽默与玩世不恭的风格,在称之为“文化衫”上印上了独特的中国俗语如:“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无所有从头来”“不会来事儿”“我很丑但我很温柔”。中国人并不满足这种模仿,他们在这外来的文化上加进了中国风格和中国内容。在技术上他们运用传统的蜡染、扎染、手绘,在内容上融进了京剧脸谱、中国年画图案、中国风光水墨画和中国电影图案。

    对于美国迪斯科舞的改造,表现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融合的勇气。迪斯科原来是在布鲁斯摇摆乐的伴奏下,一种动作敏捷、灵活、非常性感的舞蹈,流行的迪斯科包括推挤舞、碰撞舞、摇摆舞、公共汽车站舞。舞伴有时身体有接触,有时没有。在80年代初,迪斯科刚传入时,在社会中有人对这种摇摆动作表示了惊恐与厌恶。然而,不久人们不仅接受了迪斯科,而且将它演变成一种类似体操的健身运动,即所谓“老年迪斯科”。迪斯科文化被异化了。后来,那些热衷于老年迪斯科的人们重又想起百分之百中国风格的秧歌,于是又出现了秧歌热。这是在冲击—回应—再回应中传统积淀在起作用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有人在评论时问,难道这“是对舶来品迪斯科、布瑞克以及形形色色的‘国际标准舞’进行文化反思?”〔31〕必须指出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青年仍然在各种迪斯科舞厅跳着纯然的迪斯科舞,呈现出文化多元化。中国文化的这段心路历程反映了中国人在开放年代文化上的躁动。这种躁动的归宿,我认为,必然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诞生。“周虽旧邦,其命唯新。”

    即使是模仿美国“歌舞杂耍表演”的歌舞厅在中国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深圳沙都歌舞厅模仿美国而筑的凸进观众席的圆形、方形表演场地上,在电脑舞台灯光迷彩般影调中,听到《红太阳》音乐专辑的歌曲,看到延边朝鲜族舞蹈,藏族的弦子舞,反映中国农耕文化的秧歌和古典舞。民族风格的表演与美国的“劲歌劲舞”构成主体,“没有低级的裸露,没有浮躁的喧哗。”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融合的新歌舞有着突破的力量。中国舞厅应“借鉴外国娱乐歌舞界的有益之法,避免染其某些不正之色。”〔32〕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摇滚自美国传来中国,对中国音乐发生冲击和影响。据“中国摇滚风演唱会”组委会秘书长说,“近年来摇滚乐以其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受到观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喜爱。”他希望摇滚成为“并不是简单的发泄音乐”。〔33〕中国摇滚歌手和作曲家对摇滚乐的回应同样是积极的。他们竭力创作和演唱具有中国风格的摇滚来。他们积极地在美国摇滚乐的基础上,融进中国的血液,于是出现了中国的“西北风”,出现了“俺们的摇滚”。在摇滚强烈节奏的背景下,加进了中国西北黄土地民歌的苍凉与寥阔。例如,崔健认为,“中国的摇滚该走自己的路,我倾向于传统化,譬如我在台上吹响了小号。”〔34〕再例如,“‘唐朝’以非常中国的方式来演绎”摇滚,在广州演唱会上,主音歌手在歌中加进了韵味十足的京剧念白。〔35〕有人评论道,他们在试图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摇滚之路,和一般摇滚拘泥于形式上的叛逆以及对美国摇滚单纯的模仿不同。他们力图使自己的音乐更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以提升到中国新文化的位置。

    霹雳舞原是起源于纽约街头的一种舞蹈。陶金,“中国的霹雳柰酢保⒉淮咳秽笥趰

霹雳舞的程式,另辟蹊径,集迪斯科、霹雳舞、古典芭蕾、民族舞蹈于一体,创造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新潮舞蹈,他称之为“中国娱乐性舞蹈”。他把日常生活中的动作,诸如端盘子、坐电车、打篮球、开车床、抡锤子,变成迪斯科和霹雳舞姿。他致力于使舞蹈从音乐文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纯粹的人体语言,让舞蹈与观众对话。他不希望出洋节目时给人感觉似东施效颦,露土气时却又让人只觉荒

蛮而无野性美和原始美。他说:“我试图踏着现代节奏,又注意融入东方人宣泄感情的律动,创作出一种中国的新潮舞蹈。”〔36〕霹雳舞在陶金的创造下,变异了,成为一种新的舞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强调文化内部所经历的变异以及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异化能力(约瑟夫·R·李文森注意过这种异化问题),这“扶植了一种对历史更加动态,更加以变化为中心的看法。”〔37〕这证明了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回应不是“惰性的”,而是积极的,有创新的。这构成了中美文化冲击—回应互动模式的基础。

   

 

中美文化相互冲击—回应的未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全盘西化是不是有可能呢?“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证明,‘全盘西化’不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质是一笔勾销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作用于中华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事实,自然是行不通的。”〔38〕在这里,梁漱溟强调了传统的重要性,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变化一定要在传统的框架中进行,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不可能发生如费正清、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和艾伯特·M·克雷格(Albert M. Craig)所指望的排斥传统的根本转变(transformation)。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西方冲击,中国文化的人格认同(identity)是不会丢失的。传统与现代化不是对立的,是有可能找到相互补偿的共同点的。美国文化的冲击,只能如佛教一样,“在一个虽然经过修改但中国特色依然压倒一切的环境中安顿下来。”〔39〕

    季羡林先生在《再谈东方文化》中提出,“到了21世纪,30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30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他认为,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这是他形成这一看法的出发点。“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40〕季羡林先生代表对东方文化非常乐观的一派,自成一家之言。这一派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东方文化在21世纪将居于主宰地位。

    周志良先生撰文,认为当前世界文化是处在整合、融合的时代,而不是谁取代谁。东西文化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为它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理性,符合人类共同的利益要求。〔41〕

    周有光先生认为,人类文化的演进,不是一时“西化”,一时“东化”,而是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从较低的文化进步到较高的文化,从单元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的聚合和汇流。〔42〕

    美国文化按其本质而言,是肯定现世人生的文化,它念念不忘人生的机械的物质享受,而一味地在自然中进取。它着重追逐饮食男女、名誉、利益,追逐以欲望为本位的人生,肯定欲望,肯定了人;其用力向外,直往前看,以征服自然为人生的乐事。按人生态度而言,美国文化走的是世俗的路。美国文化又是一种杂交的文化,它吸取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文化精神,吸取了由大量移民带来的许多民族的文化精华(包括中国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它含有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乐观的因素。其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惠特曼。中国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独自勃发生长,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非常独特的文化,与其他文化有着甚大的差异。为什么古代埃及、希腊、巴比伦、波斯文明或已湮灭,或已转移,唯独中国文化仍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而生存下来呢?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以不断充实自己,并仍然保持中国的人格特征。中国文化按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介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化,它讲究中庸,着重现在的生命,着重乐天知命,顺其自然。它一心于现世,但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欲望,“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这决定了在中国文化中盛行尘俗的意识。按人生态度而言,它走的是道德的路。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人对人”的文化传统。拥有高度发展科学技术、充满个性自由与竞争精神的美国文化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未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中国文化重视人与人的关系,重视家庭和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中国文化重视人类生命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的和谐。

    所以,中美文化的冲击与融合,是世俗与道德的冲击与融合,互取所长,互补其短,舍其糟粕,汲其精华,而产生一种更富有人情的、理性的人生态度和既有向外张力又有向内张力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冲击—回应的互动对于中美两个民族都是有好处的。

    在我的研究中,我讨论了冲击—回应,我所描述的冲击—回应与把西方冲击解释为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框架是不同的。我承认美国文化的冲击,因为没有冲击,何来中国回应?这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互动的冲击—回应模式固然帮助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中国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主要仍是依靠其内部的力量和变化。14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回应一直是强有力的,它拥有融合美国文化并使之异化的力量。

    我注意到在中国学术界最近有一种“全球化”的说法。随着后工业社会和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来临,在这个以经济集团为主、拥有高科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趋一体化的世界中,文化的大交融时代将到来,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将大大加快。“一方面,主权国家以外的非国家主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将越来越大地影响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价值观,也将在国际关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43〕随着中国开放的延续和扩大,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冲击与回应必然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发展。在中国从一个封闭或亚封闭社会成为一个开放社会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生活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吸取健康的美国文明的营养,需要我们在这里所阐述的生动的冲击—回应,以成为一种新的重视社会与自我和谐与调适的文化。

   

注释:

 

〔1〕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2〕同〔1〕,第178页。

〔3〕同〔1〕,第173-174页。

〔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5〕据Leo A. Orleans在《中国学生在美国》(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中按签证数统计,从1979年到1987年中国公费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计有34000人,自费留学生计有22000人,大大超过1949年之前一百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转引自Fred Strebeigh, "Training China's New Elite, "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89, p.72.

〔6〕《北京青年报》1992年11月21日。

〔7〕万润龙:《崔健是个谜》,《文化周报》1993年1月1日。

〔8〕《北京晚报》1993年2月15日。

〔9〕沈颢:《广州土摇滚》,《南方周末》1992年12月4日。

〔10〕同〔7〕。

〔11〕同〔6〕,1992年8月1日。

〔12〕杨志刚:《文化变迁中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

〔13〕同〔6〕,1992年11月21日。

〔14〕《由深圳歌舞厅行业看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光明日报》1993年1月14日。

〔15〕王唯铭:《圣诞夜实录》,《生活周刊》,上海,1992年12月27日。

〔16〕同〔8〕,1992年8月31日。

〔17〕同〔12〕。

〔18〕〔19〕〔20〕〔21〕〔22〕〔23〕

《青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夏天阳:《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1990年9月,第14-16页;1990年11月12日《社会变革中的中国青年价值取向》第2页;第2页;第8页;第15页。

〔24〕转引自《光明日报文摘报》1993年1月3日。

〔25〕同〔18〕,第22页。

〔26〕同〔18〕,第8页。

〔27〕同〔6〕,1993年2月13日《情人现象在中国》。

〔28〕赵一城:《价值的冲突》,1988年4月。

〔29〕《福建日报每周文摘》1992年11月18日。

〔30〕同〔1〕,第174页。

〔31〕于平:《秧歌进城了!》,《文艺报》1993年1月16日。

〔32〕冯双白:《歌舞厅中的新歌舞》,《光明日报》,1993年1月11日。

〔33〕同〔8〕,1993年2月15日。

〔34〕同〔7〕。

〔35〕熊晓杰:《梦回唐朝》,《南方周末》1993年2月12日。

〔36〕初小玲:《陶金霹雳舞王》,《中华儿女》1992年第3期,第49页。

〔37〕同〔1〕,第168页。

〔38〕汪东林:《梁漱溟答问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39〕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Vol.1, p.161.

〔40〕季羡林:《再谈东方文化》,《群言》1991年5月。

〔41〕1992年12月27日《文摘报》,摘自1992年6月《争鸣》。

〔42〕周有光:《文化的流动的规律》,《群言》1992年12月。

〔43〕李慎之:《迎接全球化时代——在北京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五百周年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