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失败
——论1965至1968年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时殷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日，美国对北越发动了逐渐升级的大规模轰炸。三年后，即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１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停炸北越北纬２０度线以北地区，从而开始了越战降级过程。这一期间美国对北越的空中战争，就其总投弹量而言，除当时美军在南越的空中轰炸外，战争史上无有出其右者。美国进行这场持续大轰炸的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实施状况，以及北越进行的抵抗，构成了战后国际政治史上一段值得研究的往事，也提供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战略实例。
近年来，在“越南综合症”逐渐减退的背景下，美国政界、军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人士（所谓越战“修正派”）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归咎于逐渐升级战略以及升级的自我限制，认为如果一开始就运用最大程度的武力打击北越，战争的结局就会完全两样。这种观点除大致撇开了由社会、政治、外援和经济等原因决定的北越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外，至少忽视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１）当时美国国内舆论接受急速和全力打击北越的可能性；（２）中国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因此，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非历史的。本文将主要依据《五角大楼文件》，阐述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失败，然后在文末谈论上述两个因素。
一、逐渐升级战略
在轰炸北越的战略问题上，发动轰炸以前美国政府内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是把轰炸主要当作施加压力的政治手段，从而有控制地逐渐升级，还是主要当作服务于直接的军事目的的军事手段，从而几乎从一开始就进行最全面、最剧烈的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了后一种立场。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下旬，负责远东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等人提出了Ａ、Ｂ、Ｃ三种选择，其中选择Ｂ代表“快速和彻底的压榨”，即迅速地、不断地提高轰炸目标等级。〔1〕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随即表示应当采纳这一选择，说它与选择Ｃ（“慢速压榨”）相比，更少有可能在取得成功以前引起与中国的战争。他和他的同僚还认为，如果美国真正希望摧毁北越的意志，就必须严厉打击其战争能力，并且显示无限制地使用武力的意愿。按照他们拟订的轰炸计划，发动持续轰炸的头三天内，就需摧毁北越所有重要机场和油库，然后迅速地打击北越全境。只有在美国“较早实现目的”的情况下，北越才能免于完全毁灭。〔２〕
但是，约翰逊及其绝大多数文职幕僚不赞成这样。他们认为，这势必会导致北越方面的大规模报复，即占压倒优势的人民军大举进攻南越，迅速击溃西贡政府军。〔３〕派遣大量美国地面战斗部队是此种情况下拯救西贡政权的唯一可行办法，但在１９６５年年中以前这正是约翰逊很不愿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军方所要求的剧烈打击很可能导致中国参战，从而使美国陷入十分困难的充满危险的境地。约翰逊后来谈到他在这方面的顾虑：一旦放手全面轰炸北越，中国就将作出迅速和彻底的反应，他就会失去对战争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如果实行缓慢的升级，那么在中国发出出兵警告的情况下，他仍将有足够的时间来使轰炸降级。〔４〕此外，无限制轰炸的反对者们还有一层考虑：这种轰炸将使北越处于没有东西可以保护的地位，美国也就失去了迫其软化的杠杆。驻越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在１９６４年５月曾对约翰逊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倘若把整个北越炸成废墟，那只会使越南共产党人下决心同美国拼命；而且，“北越不会剩下任何人可以让美国来施加压力”。他强调，轰炸的目的不应是“摧毁胡志明”，而应当是改变其行为。〔５〕
逐渐升级的轰炸被当作是最有希望改变北越行为的办法，而邦迪兄弟（威廉·邦迪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是这一办法的重要倡导者和最精确的表述者。按照威廉·邦迪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的设计，对北越的轰炸
“将主要由越来越严厉的空中打击构成，其强度和速度随形势发展而调整……将使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余地：进行轰炸或不进行轰炸，升级或不升级，加快速度或不加快速度。与此同时，美国将警觉地注意河内屈服的任何迹象，将准备探讨能以可接受的方式实现美国目标的谈判解决办法。”〔６〕
麦乔治·邦迪在１９６５年２月７日敦促约翰逊发动对北越的持续轰炸的备忘录中说：
“这种报复政策将从一个低级别开始，其武力和压力水平只应当逐渐地提高，如果越共恐怖活动明显减少，它就应当降低……
“极为重要的是，报复级别应当按照越共攻击水平的上升或下降而迅速地、可见地进行调整。我们希望始终在河内面前展示胡萝卜与大棒，即停炸和继续加压。”〔７〕
因此，逐渐升级战略就是对北越进行越来越剧烈的武力打击和越来越严重的武力讹诈。每一级别的打击都是先前讹诈无效的结果，同时又包含着将进行更高级别打击的新的讹诈。
对北越的持续轰炸发动后，行政当局内在轰炸战略上的分歧仍然存在。即使在赞成逐渐升级的高级官员中，对轰炸的方式和升级速度也意见不一。洛奇的接任者马克斯韦尔·泰勒一开始就对他所称的“不必要的胆怯和模棱两可”大为不满。１９６５年３月８日，他在驻越军援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支持下，要求约翰逊采取更有力的打击计划，立即越过当时所定的初步界限——北纬１９度线，进行越来越向北的轰炸。他告诫说,目前的做法等于是向河内发出软弱和错误的信号,从而损害轰炸的最终目的。〔８〕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康的意见更激烈。在１９６５年４月初给其他总统高级幕僚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要求“最少束缚地”轰炸北越机场、油库、发电站和军营。他强调,除非空中打击足够剧烈,以致“真正刺痛北越人”,美国就不应将地面部队投入南越作战。〔９〕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仍然反对逐渐升级战略，几度敦促改变。这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旬作出的。它当时致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对北越的轰炸只应有一个限制——为避免大量杀伤平民所需的限制。它声称，虽然最初采纳逐渐升级战略令人遗憾，但现在改变仍非为时过晚。它要求轰炸河内、海防的钢铁厂，轰炸铁路调车场、发电站、港口、水坝、油库和防空导弹设施等一大批目标，以便“急剧地敲掉”北越的战争能力。〔１０〕
然而，逐渐升级战略始终占支配地位。为了防止军方越规，几乎每次轰炸中的每个目标都是由约翰逊在麦克纳马拉等极少数文职幕僚协助下亲自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每个星期进行一次，然后交给军方执行。据信约翰逊曾夸耀说，没有他的批准，连炸一所茅厕都不行。〔１１〕但另一方面，来自军方等处的压力加大了逐渐升级的速度和强度，这在升级实况中表现得很清楚。
二、逐渐升级实况
第一次重要升级是在持续轰炸开始后的第三、四周内（１９６５年３月下旬）。当时，经泰勒等人抗议，轰炸目标从雷达、弹药库扩大到火车车头、车厢和指定道路上的其他车辆，轰炸频率由间隔数日改为几乎每日进行，而轰炸范围开始超过北纬２０度线，向河内、海防方向蠕进。〔１２〕其间，经约翰逊批准，美国飞机开始对北越投掷凝固汽油弹。〔１３〕
１９６５年３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格兰特·夏普的建议为基础，提出了“切断交通线计划”。据此，将首先猛烈轰炸２０度线以南的北越铁路和公路，然后一周一周地将轰炸范围向北延伸，直至切断中越之间的交通线。整个计划的目的是阻止北越向南越的解放武装力量输送物资和从中国得到物资。〔１４〕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对此反应折衷：他们接受了计划的前半部分，以便能比较容易地抵挡要求更急剧地升级的压力。〔１５〕到１９６６年春，北越在河内、海防以南的重要交通线已全部遭受过猛烈轰炸。
随后的重大升级是轰炸集中于河内、海防地区的北越油库。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这么做，说这比打击任何其他目标都更能损害北越支持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作战的能力。夏普也在不久后声称，轰炸油库将迫使敌人接受谈判解决或使“叛乱”因缺乏支持而衰亡。〔１６〕麦克纳马拉对此起初心存疑虑，但１９６６年３月中央情报局一份鼓吹进一步升级的报告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月底，他向约翰逊建议摧毁河内、海防地区的绝大部分油库。〔１７〕然而，此时岘港、顺化两市的佛教徒、学生和部分驻军正由于西贡政权罢免他们拥护的第一军区司令而造反，约翰逊希望待这场危机平息后再显著加强对北越的轰炸。５月下旬，西贡政府军攻占岘港，１９６３年以来此伏彼起的南越城市抗议运动从此一蹶不振。在此基础上，约翰逊授权轰炸河内、海防油库。６月２９日，轰炸开始。美国国防部情报司估计，到７月底，北越７０％的储油能力已被摧毁。〔１８〕
１９６７年初，约翰逊逐批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一年１０月旨在“急剧敲掉”北越战争能力的大部分建议。在所谓“春季空中攻势”中，河内、海防地区及其邻近的重工业企业和其他一些重要目标遭到猛烈袭击。２月下旬，美机轰炸了河内、海防以外的五个发电厂以及北越唯一的大钢铁厂——太原钢铁厂。３月下旬，海防的两个发电厂遭到轰炸。４月上旬，河内变电站、河内附近的空军基地（夹机场）以及海防的水泥厂、油库和一个弹药库亦被轰炸。５月初，美机又猛烈轰炸了河内发电厂。〔１９〕
不久后，约翰逊在军方和国会好战势力的推动下，把对北越的轰炸升级到他任内的最高峰。５月下旬，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河内、海防地区是北越的主要后勤基地为由，要求“使之成为无效”。这包括截断这一地区与外界之间的陆上和海上通道，轰炸海防港口和在港内外布雷，并且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各个机场的袭击。〔２０〕约翰逊未同意轰炸海防港口和布雷，因为这难免击伤或摧毁载运援越物资的苏联船只，从而有引起美苏冲突的风险，或许还因为中央情报局估计这至多只能使北越输入的物资减少１／４。〔２１〕但是，他原则上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余建议。７月２０日，他授权轰炸河内、海防地区原定禁界之内的１６个目标，包括一个机场、一个铁路调车场、两座桥梁和１２个军营与供应站。随后，约翰·斯坦尼斯为首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小组委员会以举行听证会的方式支持军方的抱怨——对轰炸的限制是阻碍美国获胜的镣铐。在这一事态的影响下，约翰逊于８月９日授权轰炸１６个新目标，其中６个位于河内地区，１０个位于原先禁炸的所谓“中国缓冲区”，绝大多数是越中边境附近铁路目标。〔２２〕到１９６７年底，在斯坦尼斯小组委员会批评行政当局未予轰炸的５７个目标中，已授权轰炸的有５２个。〔２３〕
轰炸的逐渐升级在飞行架次和投弹量方面也表现得很清楚。１９６５年共计５５０００架次，投弹３３０００吨。１９６６年跃增为１４８０００架次（１９６５年末每月平均４０００架次，１９６６年第一季度每月平均６０００架次，第三季度每月平均１２０００架次），投弹１２８０００吨。１９６７年为１３２７００架次（除１２月１６日至３１日），投弹２４７０００吨。〔２４〕据美国方面的另一项统计，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已向北越投弹８６４０００吨，大大超过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空中投弹量（各为５０３０００吨和６３５０００吨）。〔２５〕还有学者断言，仅到越南战争远未结束的１９７０年为止，在越南全境投下的炸弹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投弹量的总和。〔２６〕
美国的轰炸使北越遭到巨大破坏。据美国军方统计，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７年，仅被摧毁或严重损坏的运输工业一项就包括９３４５辆机动车，４７８９个火车车头和车厢，２０９２５艘船只。〔２７〕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下旬，美国估计已摧毁或严重损坏北越７７％的弹药库、６５％的油库、５９％的发电厂、５５％的大中型桥梁和３９％的火车站。北越仅有的３个现代化钢铁厂、水泥厂和炸药厂全被毁坏。如果考虑到因美国轰炸而被迫转入抢修、疏散和防空的千百万劳动力，北越遭受的损失就更加严重。〔２８〕特别惨痛的是，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８年间估计有５２０００名北越平民被美机炸死。〔２９〕
三、北越的抵抗和美国战略的失败
北越人民在抗击美国轰炸中显示了巨大的毅力和才能。他们最突出的业绩之一是成功地维护了运输系统。据估计，１９６８年主要用于这方面的劳力达５０万至８０万人。〔３０〕重要的公路沿线安放了无数堆砾石，以便青年突击队在美机轰炸后立即填平弹坑。许多混凝土和钢铁建造的桥梁被竹制浮桥取代,它们白天被沉入水下,以免美机发现。卡车司机用棕榈树叶和香蕉叶掩蔽车辆，而且大都在黑夜不开车灯行驶，仅靠沿路的白色标记指引。〔３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司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一项联合报告中说，尽管近来对北越的所有交通手段都进行了猛烈轰炸，但没有证据表明其物资运输有严重问题。１９６７年５月，中央情报局又报告说，被炸坏的桥梁和交通线往往几天、甚至几小时便得到修复，或者这些损坏由于使用事先精心构造的替换系统而被抵销。〔３２〕在北越遭受美国轰炸的八年里，其运输系统所运物资吨数仅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间略低于轰炸以前的水平。〔３３〕
北越用疏散和隐蔽的方式保护了许多重要战略物资、军事设施和工业企业，大大减少了美国轰炸可能造成的损害。油料储存的疏散和隐蔽特别令美国政府沮丧。如前所述，１９６６年夏，在对河内、海防油库进行了一个月的猛烈轰炸后，国防部情报司估计已摧毁了北越７０％的储油能力。但是，美国政府不久便明白北越仍保留着足够的已被疏散隐蔽的油料储存，摧毁这些储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超过美国所能负担的程度。到９月初，全力轰炸油库的做法不得不停止，旨在使北越断油的这场“绞杀”战役由此宣告失败。〔３４〕关于军事设施，中央情报局在１９６７年５月的一份报告中说，被炸坏的兵营和军用仓库干脆被北越放弃，其部队和物资被疏散在全国各地。〔３５〕相当大一部分工业企业也化整为零地疏散开来。这虽然在绝大多数场合意味着现代工厂不得不被半机械化的或手工的作坊取代，但这些作坊生产了从农具、陶器到电动机在内的各种产品,其产量从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３年增长了近2/3。〔３６〕据北越政府宣布，全国共挖掘地道５００００余公里。〔３７〕这一宏伟的工程为保存北越社会和坚持抗美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美机狂轰滥炸，但北越人民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仍维持了基本经济生活。正如美国政府内外的一些专家早就看到的那样，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北越社会具有坚韧的生存力。〔３８〕政府组织农民大力扩展灌溉系统，广泛使用水泵，普及新稻种和化肥。尽管美国的轰炸带来了困难，但1965至1971年间，农业产量保持稳定。这一成就，加上中苏两国的食物援助，使得北越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在遭受美国轰炸期间显著增加。〔３９〕
北越非但没有停止或减少、反而增加了对南方革命战争的支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预言，对北方工业因美国报复而遭到毁坏的担忧使得河内未向南方派遣大量人民军部队，然而一旦这种毁坏成为事实，它就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４０〕事实正是如此。据美国军方估计，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８年，北方共向南方输送了近５０万人。〔４１〕美机对胡志明小道的猛烈袭击固然给卡车运兵造成了不少困难，但对于选择隐蔽的小路步行南下的部队没有什么影响。１９６６年初，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瑙顿根据“最佳情报判断”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虽然轰炸使北越支援“越共”的代价有所提高，但它未能、预料将来也不能使这种支援低于“越共”所需的水平。〔４２〕以后几年的情况依然如此。
还必须提到的是，北越防空部队击落了大量美机。１９６５年，它拥有高射炮７００门，到１９６８年３月已增至７４００门。它射向美机的苏制“萨姆”导弹１９６５年为２００枚，１９６７年已达３４８４枚。据美国军方统计，从１９６５到１９６８年，这个被一些军事观察家称为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空系统击落了９５０架美机，价值约６０亿美元。〔４３〕北越宣布的数字高得多——到１９６７年９月已击落美机近２３００架。〔４４〕同样重要的是，北越俘获了上千名美国飞行员，这成了它以后在巴黎和平谈判中的一大筹码。
经久和猛烈的轰炸没有摧垮北越政府的意志。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空中战争及其战略遭到了最根本的失败。１９６６年夏天，由一批美国科学界名流组成的“防务分析学会”受政府委托，研究了持续轰炸的总的效果。这些科学家在最后报告中指出，没有任何确实的迹象表明轰炸对北越领导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及其对现行政策得失的估价产生了影响，也没有任何可靠的理由证明轰炸可以在这些方面造成决定性的变化。〔４５〕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沃恩克在１９６９年卸职时，道出了逐渐升级战略的一大弊病：美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北越人将会作出的反应，错误地预料他们会像“有理智的人”那样屈服。这种错误反映了一种植根于西方当代主流文化中的狭隘观念：
“以为北越人有一种（同美国人一样的）经济动机，有计算成本和得益的机械方法，有在代价提高时降低要求的合乎逻辑的意愿。似乎武元甲将军会像麦克纳马拉驾驭五角大楼那样驾驭革命。这种思想默然假定越南的重新统一对于河内是一种相对价值，随疼痛临界点的提高可以被取消的价值，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的绝对价值。”〔46〕
轰炸也没有根本破坏北越的战争能力。早在酝酿轰炸时，一批美国高级官员（包括威廉·邦迪、麦克瑙顿和惠勒）就作过博弈性的模拟试验，结果发现对美国的几乎每个升级步骤，北越都有办法对付。他们从试验中得到的、但不愿谈论的基本印象，不是北越易受轰炸伤害，而是相反。〔４７〕实战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中央情报局在１９６７年５月作出如下结论：尽管美国的轰炸侵蚀了北越的有限的工业和军事基础，但这并未实质性地削弱它坚持南方战争的物质能力。〔４８〕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北越得到中苏两国的大量援助，足以弥补损失而有余。“防务分析学会”在其最后报告中说，到１９６６年７月中旬为止，北越因美国轰炸遭受的可计算的直接物质损失近８６００万美元，但仅在１９６５年一年里，它就从中苏两国得到了价值２．５亿至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经济援助１亿至１．５亿美元。〔４９〕中苏两国的援助防止了任何严重的食物短缺，弥补了北越国内工业生产的严重不足，替换了被炸毁的运输工具，提供了最重要的战争物资——油料、武器和弹药。一位研究者不无理由地说，未能切断北越的外来供应是美国战略逻辑中最显著的缺陷。〔５０〕
四、有关的几个问题
对北越的逐渐升级的轰炸，只是越南战争的一部分。它同美国在南越进行的大规模地面战争密切相关，而且被美国政府当作赢得这场地面战争的一个手段。同样，对北越的逐渐升级战略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抗美战争的结果。此外，美国国内逐渐高涨的反战情绪和反战运动也是导致１９６８年约翰逊决定轰炸降级的关键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迫使美国政府放弃逐渐升级战略，以致最终退出越南的，是美国公众。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只有在最有效地震动美国公众和激发美国的反战舆论后，才真正成为美国政府所无法战胜的。本文限于篇幅，不详细论述这两个问题。
另一个本文不予细述的问题，是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８年与轰炸北越有关的外交折冲。〔５１〕逐渐升级战略的目的，在于改变北越的意志，这就需要在武力打击过程中不时试探对方的意图并传达武力打击的信息。另一方面，维持美国国内舆论和盟国政府对于轰炸的支持或容忍，是贯彻逐渐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又需要使升级尽可能带有合理的外观，制造北越咎由自取的印象。这两个因素导致了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８年间约翰逊政府的多次和谈姿态与和谈试探。北越政府在抵抗美国轰炸的同时也不时作出和谈姿态与和谈试探，其动机比较复杂，也比较含糊。它们同北越减少牺牲的愿望及其政治、宣传、军事策略，同劳动党中央内部的分歧，同美国的行为和苏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指出旨在影响北越意志和美国国外舆论的外交努力对逐渐升级战略的实施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前言中提到的两个因素：（１）当时美国国内舆论接受急速和全力打击北越的可能性；（２）中国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它们关系到对约翰逊政府越战战略的评价，也关系到当代美国人对越战的反思及其教训的理解。虽然难以肯定在约翰逊采纳“快速和彻底压榨”、而非逐渐升级战略的假定情况下，美国公众确实会作出什么反应，但回顾对北越发动持续轰炸前后的舆论状况，有助于找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答案。１９６４年夏秋总统竞选期间，公众舆论虽然一般赞成对北越作报复性轰炸（为时短暂和针对个别目标的轰炸，如“东京湾轰炸”），〔５２〕但公开提倡放手滥炸北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却孤掌难鸣。正是对这一舆论状态的理解，使约翰逊在竞选中反复声称他不想大规模轰炸北越或以其他方式扩大越南战争。〔５３〕而且，颇大程度上出于对舆论的顾忌，他在东京湾轰炸后犹豫半年之久才决定从报复性轰炸转入持续的战略轰炸。也许约翰逊未充分估计当时美国舆论对发动后一种轰炸的容忍程度，但正是在发动持续轰炸和美国首批地面战斗部队进入南越（１９６５年３月）后不久，美国国内出现了反战运动。４月间，约１２０００名学生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游行。５月中旬，来自全美几百所高校的代表聚集于华盛顿，举行反战性质的“全国越战讨论会”，而很大一部分在校学生停课收看电视转播。与反战学生相呼应，一些著名学者、政论家和大报纸开始抨击政府的越战政策，国会内也初步形成了一个反战集团。〔５４〕这一反战运动随战争的升级而逐渐高涨，到１９６８年初终于发展到足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的地步。无论是６０年代中期主张急速、全面打击北越的军方，还是近年来为这一战略未被采纳而深感遗憾的越战“修正派”，都未考虑越战决策中的舆论因素。
限制约翰逊政府手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对中国直接参战的担忧。这在本文第一节已有所论述。事实上，这种担忧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差不多整个过程中、特别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期间始终存在，并且始终对美国的越战决策有重大影响。问题在于，这种担忧是否有足够理由，以致可以认为越战“修正派”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在缺乏中国有关外交档案的情况下，固然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无疑的回答，但仍有一些现象显示约翰逊政府的顾虑是比较合理的。１９６４年１月底，黎笋和黄文欢访华，回国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即警告美国：如果它进攻北方，那么同它战斗的将不仅是北越，而且是中国。〔５５〕东京湾轰炸时，中国政府声明北越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美国对北越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５６〕１９６５年４月，在美国开始持续轰炸北越和将地面部队派往南越的形势下，中越双方分别由刘少奇和黎笋为代表在北京会谈。中国方面答应越南请求，不公开地派兵赴越助战。６月起中国援越部队（战斗辅助部队）开始分批前往越南。〔５７〕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约翰逊政府出于顾忌中国反应等原因，对美国的越战方式施加了一些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轰炸北越的限制和不从地面进攻北越），中国才没有以较直接的和更大的规模参与越南战争。毫无疑义的是，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对美国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使之未能采取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较有效的战略。这也是历史上中美对抗对远东国际政治造成的一项影响。
注释：
〔1〕《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波士顿１９７１年版，第３卷，第６５６－６６６页。
〔2〕《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纽约１９７１年版，第３２６，３３０，３７８页。
〔3〕乔治·麦克特南·卡欣：《干涉》，纽约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４６页。
〔4〕多里斯·基恩斯：《约翰逊和美国梦》，纽约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5〕莱斯利·盖尔布和理查德·贝茨：《越南的讽刺》，华盛顿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6〕同〔２〕，第３７５页。
〔7〕加雷思·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纽约州斯坦福维尔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8〕同〔２〕，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9〕同〔２〕，第４４０－４４１页。
〔10〕同〔２〕，第５５３页。
〔11〕威廉·威斯特摩兰：《一个军人的报告》，纽约州加登城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１９页。
〔12〕同〔１〕，第２８４－２８５页。
〔13〕同〔２〕，第３９６页。
〔14〕同〔２〕，第３９６－３９７页。
〔15〕古恩特尔·莱维：《美国在越南》，牛津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７７页。
〔16〕同〔２〕，第４７６页。
〔17〕同〔１〕，第４卷，第７４－７７页。
〔18〕同〔２〕，第４７９－４８０页。
〔19〕同〔２〕，第５２６页。
〔20〕同〔７〕，第４６３－４６５页。
〔21〕同〔７〕，第４６９页。
〔22〕同〔２〕，第５４０页。
〔23〕同〔１５〕，第３８５页。
〔24〕同〔２〕，第５２３，５４４，６１４－６１５页；同〔１５〕，第４１１页。
〔25〕同〔１〕，第４卷，第２１６页。
〔26〕盖尔·伦代斯塔：《国际政治大动态（１９４５－１９８６）》，奥斯陆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８页。
〔27〕同〔１５〕，第３８１页；同〔２〕，第６１４页。
〔28〕同〔１５〕，第３９０页。
〔29〕同〔１５〕，第４０４页。
〔30〕加尔里埃尔·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纽约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１页。
〔31〕乔治·赫林：《美国史上最持久的战争》，第２版，纽约１９８６年，第１４８页。
〔32〕同〔２〕，第５５０页；同〔７〕，第４６７页。
〔33〕同〔３０〕，第２６７页。
〔34〕同〔１〕，第４卷，第１０７－１１０页。
〔35〕同〔７〕，第４６６页。
〔36〕同〔３０〕，第２２６页。
〔37〕同〔３１〕，第１４７页。
〔38〕同〔２〕，第４６９，５０２页。
〔39〕同〔３０〕，第２６６页。
〔40〕罗杰·希尔斯曼：《推动国家》，纽约１９６７年版，第５３０页。
〔41〕同〔１５〕，第３９１页。
〔42〕同〔２〕，第４９４，５５４页。
〔43〕同〔１５〕，第４０５页；同〔３１〕，第１４９页。
〔44〕帕特里克·麦加维编：《越南共产党人军事文选（１９６４－１９６８）》，斯坦福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５页。
〔45〕同〔２〕，第４８３，５０４页。
〔46〕同〔５〕，第１３９页。
〔47〕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５８－５６１页。这些试验是在１９６３年冬和１９６４年春进行的，被称为“Σ试验”。见华莱士·西哀斯：《政府冲突之际》，加州伯克利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９页。
〔48〕同〔７〕，第４６６页。
〔49〕同〔２〕，第５０３页。
〔50〕同〔１５〕，第３９２页。
〔51〕详见拙文：“战争和外交——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８年间美国与北越的和谈姿态与和谈试探”，载于《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２０－２７页。
〔52〕同〔４７〕，第５１３页。
〔53〕同〔２〕，第３１１页；丹尼尔·派普：《越南》，北卡罗来纳卡杰斐逊城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埃里克·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纽约１９６９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３页。
〔54〕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第５０９－５１０页；同〔3〕，第３２２页；同〔５〕，第２１６页。
〔55〕西哀斯：《政府冲突之际》，第２５４页。
〔56〕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２５页。
〔57〕《报刊文摘》（解放日报社发行），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