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从“革命之子”到“云游仙人”

 

——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兴衰

 

姜新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早期自由主义是从美国建国到内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美国居主导地位的一种思潮。托马斯·潘恩和亨利·梭罗是众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中二位杰出的人物,同时也是这一思潮在美国历史上兴盛和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本文力图通过剖析二人的政治思想,探讨内战之前美国政治观念的演进及其对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思想。

   

 

    平等与自由是近代西方政治观念的主题,也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二者侧重的不同以及在变化了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所做的不同解释,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变迁。早期自由主义与后期或现代的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分界主要是对应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尽管有这种歧异甚至存在前后相互矛盾的观念对峙,自由主义的思想却源远流长。美国的治国思想和政治哲学是一个内部不断分化组合、翻新弃旧的大拼盘,自由主义却始终是影响政治选择和价值取向的“思想基因”。这尤以早期自由主义对促进美国的政治发展,塑造美国政治精神的作用最为明显。西奥多·洛伊认为,“美国宪法就是自由主义宪法”,而且悠长的自由主义传统还直接来自于宪法中最有影响的思想的支持。〔1〕

300多年前,当美国的先祖们为摆脱专制、逃避迫害,历经凶涛恶浪踏上北美大陆时,追求幸福、自由和财富是他们的鼓舞力量。辽阔的土地,便于流动和独立生存的气氛,崇尚乐观进取的精神,培养了他们独特的自由与平等的气质。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辨,不纠缠于任何深奥的政治哲学。但他们却靠一种注重实际的行动哲学使他们的政治机构像他们发明的机器一样灵活。他们的政治尽管年轻,却与欧洲大陆陈旧而变化迟钝的政治相比显得成熟而富有活力。与同期存在于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哲学相比,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在继承了欧洲启蒙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同时,较少地具有思辨性。它是在“新世界”通过变异而孕育成长起来的。

    首先,欧洲启蒙运动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母体和先声。对美国早期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天赋人权说和个人主义思想。《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正是洛克在《政府论》中思想的翻版。洛克认为,社会的存在先于政府和国家的存在。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许多缺陷,依靠政府的法律和权力保障财产权利。在政府统治下,人民拥有公民的自由权利,其中包括变更甚至解散政府的权力。这些思想为美国国父们继承下来,是自由主义的真谛。

    其次,清教伦理是自由主义形成的强大思想动力之一。正如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的,清教伦理观与启蒙运动所高扬的思想革命和理性主义融为一体,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源泉。早期美国移民大多是为逃避宗教迫害来闯荡新世界的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移民们曾幻想建立一个狂热追求基督教生活方式的社会。在清教徒们的眼中,人因为有原罪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在这点上握有公共权力的统治者也同样如此。在社会生活中,要依靠勤奋、勤俭、节制等个人戒律扬善抑恶。从这些个人戒律中孕育出讲求实际、注重个人奋斗和自我约束的民族性格。但清教伦理观在美洲的土地上发生变异。欧洲清教主义的典型代表加尔文教派主张公共利益大于或等于个人利益,公物与私物是分不开的。而美洲清教主义则承认和注意个人行为的合理性,认为一个人的良好行为可直接反映他同上帝的关系,因而在其思想中宿命论的成分逐渐减少。在美国式的清教伦理看来,个人与国家明显地有各自的利益和目标,国家并不具有长老教会式的神圣光环。博哲斯指出:这种独特的观念强调每个人的责任感,“鼓舞着从没意识到清教是他们精神力量之源泉的美国后代”。〔2〕它把基督教义中“自私是可耻”的主张改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的信念”。

    第三,美国式的农业文明是早期自由主义的社会土壤。美国诞生在农村,然后走向城市,因而它起初的观念和政治价值以农村生活为模型。霍夫斯塔特把美国人在意识中同乡村生活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的一系列观念和情感,称之为“土地神话”(Land Myth)。他认为:“美国的民主传统是在农场和小村庄里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观念浸透着乡村感情并且是用乡村语言表达的”。〔3〕“土地神话”常常与自然人权思想联系在一起。基于“土地神话”之上的“扬基文明”(Yankee Democracy)和“草根民主”(Grass Root)注重个人的独立,政治的平等和个人奋斗的创业精神。崇尚个人主义使美国人对大规模的组织手段(如政府)天生地感到害怕,本能地有所警惕。因而主张在维持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的同时,在政治上通过代议制、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等手段实施民主治理。

    这种“农业民主”的观念集中体现在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另一位巨擘杰弗逊的政治观念中。他主张限制政府的集权,发展地方自治,使每个州及各级地方政府都有各自的独立性,并促使它们对公共事务更加负责。在他看来,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社会问题,社会是生存的积极力量,而政府只是消极的。杰弗逊提出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成为19世纪美国自由主义者奉若神灵的政治箴言。

    与其他一些美国思想流派一样,自由主义并没有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现。正如美国学者所承认的,给它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它包含的基本论点却是昭然若揭的。萨拜因在其巨著《政治思想史》中分析了自由主义依赖的三个先决条件假设:一是个人主义;二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可归结为道德关系。因此,政治问题作为最后手段,应当由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三是人类个人的本性在于他本质上是社会存在,因而民主地参与社会管理和运用法律的强制约束都是必要的。〔4〕后来亨廷顿所归结的美国信条与此大致吻合。他认为美国人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形成的基本政治价值可归纳为:(1)自由;(2)平等;(3)个人主义;(4)民主;(5)法治。〔5〕这些信条构成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只是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对自由主义内含的解释由于对这些信条的不同理解而有所区别。强调的重点也有相当的差异。

    在早期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基于权利和自由之上的道德关系,但在人与国家(政府)之间却并无这种道德约束。人们选择政府来管理社会只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它的思想中,对人性的悲观主义与对个人理性能力和自由权益的颂扬,对秩序的承认与对国家权力的排斥和限制是两对根深蒂固的矛盾。在19世纪及其更早时期的美国政治中,自由主义的这些设定是一以贯之的。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首先把国家和政府与社会区别开来。社会先于国家的本质特性不是时间占先而是逻辑占先,精神占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只是人们所从属的无数联合形式的一种,其职能是有限的,因而权力也是有限的。一句话,国家只能满足于有限目的,使用有限的权力。正如萨拜因所指出的,“从这个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政府首先是,而且最突出的是一套体制,旨在调节公众反映和讨论、权衡相反的要求,以达到逐渐形成切实可行的政策的目的。”〔6〕

    在被誉为“革命之子”的潘恩的思想中,自由主义的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核得到集中的体现。在他的政论长文《常识》中,他首先严格区分了社会和政府(国家)二个不同的概念。在起源上,“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政府是由我们的恶行所产生。”〔7〕在作用和效果上,社会是为了满足人们通过相互帮助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因而是积极地增进人类的幸福;政府只是导源于人性中的邪恶的本质而采取的集合形式,目的是制止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人类的幸福。因此,政府“在任何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免不了的祸害”。

    潘恩的有限政府论事实上与同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夜警国家论”同出一辙。斯密从重农主义出发,鼓吹自由放任的政策,在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明确地提出了政府的三个职能:保卫国家;运用法律保护财产和建设;维护一定的公用事业及一定的公共设施。斯密相信自然的自由经济制度通过“看不见的手”能够调节市场,解决社会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状况。而潘恩则强调运用理性精神和人类内在的自我约束能力解决社会的矛盾。

    在人们与政府的关系上,潘恩认为,人天生是社会的人却不一定就是政府、国家的人。社会是永恒的,而政府则是暂时的,政府是可以因人们的需要而建立或废除的。潘恩不承认政府有什么神秘性,认为它不过是经过人们同意后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而已。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民天然具有革命和反抗政府的权利,人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推翻或放弃之。

    人民的革命和反抗政府的权利是洛克和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论包含的必然论断。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谈到了政府的解体或社会的解体。在这点上,潘恩更多地继承了洛克的思想。洛克认为,人民的同意是政治社会形成的基础,“同意”不仅在政府的初建时期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政府控制人民并使之服从的持久条件。一旦人民确信政府不再履行保护的职责,便可以自由地收回对政府的服从,甚至有起义权利。在他看来,政府的解体与社会的解体是有区别的。立法机关的变更和立法机关或君主二者中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人民对他们的委托,都可能导致政府解体,人民由此恢复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并重建政府。这并不会导致社会的解体,除非有外敌入侵和吞并。

    潘恩从自然状态、法的起源和代议制的起源等方面,把政府置于人们的契约之下,表明人民有权利对政府进行选择。他把社会比作一个股份公司,“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他认为,人民建立或放弃一个政府的最后依据既不是什么超然的神的授意,也不是任何超出人民意志之外的既成的观念或概念,而应该是人类自己的幸福本身。从天赋人权和由此延伸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出发,潘恩提出了反抗暴政的主张并亲身将其诉诸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实践。

    在潘恩的自由主义政治观中,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高于一切的社会原则,而政府只是人类社会维系存在所不可或缺的祸害,它的权能是有限的,它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人民的认同。在这里秩序既不是人类选择合适的政府形式的目标,也不是阻碍这种选择的借口。这位“革命之子”毕生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投诸革命的洪流。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潘恩的回答却是:“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他说:“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这不只是针对英国殖民者而说的,也是针对欧洲大陆的专制政体的呐喊,甚至是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警告。(在这点上,潘恩是美国建国之父中走得最远的一位。剖析其思想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这位“美法革命的理论家”、“自由的使者”,不仅参加了北美殖民地抗英斗争过程,还一度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之后以炽烈的革命热情在英国进行过一系列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潘恩的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的行动哲学,它锐利的锋芒反映出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勃勃生机。但潘恩在革命过程中屡遭挫折,乃至被革命的同行者所冷落,晚年生活凄凉坎坷。这或许暗示了早期自由主义的命运。他们在对旧时代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设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新政体下的现实,还是一个有待实践去解答的难题。曾与潘恩并肩作战的自由主义斗士杰弗逊声称:“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们的血浇灌”,〔8〕言辞之激烈不在潘恩之下。但他在政治生涯中不断地对自己的信仰进行适时的变通乃至后退,而潘恩对其思想的执拗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成为时势造就的悲剧性人物。

    在早期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潘恩处在由18世纪的个人主义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为公民权利是以天赋权利为前提并由天赋人权“集合”而成的,这种“集合”是在个人向社会“转让”权利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转让”或“委托”在潘恩等人看来不是卢梭式的完全的让予,而是有限的让予。因而在政府统治下,人们享有必要的自由权利。在自由权利的观念基础上引申出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的论点:一是强调代议民主制和地方自治所促成的民治;二是强调政府的责任和人民选择政府的自由。前者主张人人有参政的平等权利和民众多数的决定力量,认为社会共同体的维系主要要依靠个人有条件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后者则表明个人对政府统治的服从并非基于秩序的强制而是基于个人意志的理性选择。正如潘恩在《人权论》中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和世代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像它以前所有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为自己自由地采取行动”。在政体的选择上“要适应的是生者而不是死者”。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矛头直指专制主义、个人专权以及种种制度化的政治特权等不平等现象。它对政府抱有本能的怀疑、恐惧与轻视,也无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认为它是一个“潜在的麻烦”。在它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一系列基本矛盾,如政治集权与分权、自由与秩序、多数人的民主与个人的自治权利(公益和私益)等。这些矛盾绝不只是在思辨层次上的争吵,还必须在新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下作出适时的解释。它们远非仅仅从对人的理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限度等方面能寻求解答的。美国的政治实践使这些理论矛盾变成现实的政治问题。

   

 

    美国建国伊始,以州权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以联邦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在政府的集权与分权、公民的人权与自由的限度等方面发生激烈的争论。在此之后,自由主义渐渐地占了上风。杰弗逊式的民主是自由主义的真正实践。从杰弗逊式民主到杰克逊式民主,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实践获得充分的展示,终由个人主义衍化为平民主义。在转化过程中,自由主义的上述矛盾正如梅里亚姆所说的,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而“使曾经团结一致的力量陷于分裂”。〔9〕

    当时的美国社会,工业革命曙光初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正冲击着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农场主经济,永无止境的边疆开拓也似乎快到尽头,这无疑缩小了特立独行的农场主和垦荒者们自由的空间。美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急剧转变,“这种新形势对社会正义、平等、自由和民主这类思想的深远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10〕基于人人平等的民治思想的平民主义承认,多数人的利益具有优于少数人的利益的道义,进而由各个人集合而成的政治体处于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多数暴政”的统治之下,〔11〕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来自权力日益集中,职能渐趋增强的政府的挑战。有关奴隶制的存废、政府行为(如发动战争等)的合理性等实际问题,也在迫使自由主义者重新审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并将资产阶级国家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

    亨利·D·梭罗是生活在这个早期自由主义开始衰落的时期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以其行动发出了早期自由主义者微弱的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边疆拓殖,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规模与权力都有较大的扩展。这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使北美逐渐成为统一的市场,经济活动冲破了拘于地方主义藩篱的政治格局,事实上推动了权力向州和联邦政府转移。这种行政权力的集中和政府规模的扩大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最忌讳的。而这个人间而非天堂的政府,这个被资产阶级追逐利润与财富的动机所驱使的人造的政治体的许多行为,是不能用理性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的。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实践中逐渐被少数人统治的国家所操纵。这个“新利维坦”极有可能滥用权力,使处于黑格尔所比喻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中的民众像羊群一样服从政府。

    针对这些现象,梭罗在《不服从论》〔12〕中直言相诘:人民为什么要被迫去支持一个作恶多端的政府?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他力图回到早期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原点上,以古典的口吻、犀利的笔触分析国家和政府的性质,揭示其具有的奴役和专制的特性和潜能。

    与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先驱们一样,梭罗信奉“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实际上大多数政府却要使之永久化。公民的责任就是要与政府的这种趋向,与政府对人民的任意支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