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３期
从洋务热到抵约潮
——晚清中国人美国观的一个侧面
杨玉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１９世纪６０至９０年代，以“求富”、“求强”为主要内容、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纲领的洋务热，是晚清中国引人注目的潮流之一。洋务派对外关注的重心，一般而言，并不在美国，但有关的史料亦可以约略反映出其对美国的某些认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人的大肆排斥、迫害，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起，从地方到全国，引起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的义愤，也急剧强化了中国人民对美国这一曾寄予厚望的国度的失望、反感情绪。１９０５年的抵约潮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这是不应被忘却的历史。
一
面对着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洋务、自强已成为当务之急。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中国日弱，外人日骄，……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１〕在历经数不尽的失败与屈辱后，西方的“战舰之精”、“机器之利”、“富强之术”，再也不能不正视了。不仅要正视，而且还要“取法”。从当时的情况看，虽然美国并非“取法”的主要对象，但一般说来，洋务派对于美国的经验还是颇为关心的。
“美以富为强”，〔２〕不失为“泰西之雄国”。〔３〕薛福成对于“多旷土，皆系膏腴”的美国不无钦羡，特别是对其产业能在８０年内增加多至４３倍颇为感慨。据他分析，美国竞富争强，“所恃者火轮舟车耳”。薛氏１８７８年作《创开中国铁路议》，其中分析说：美国在４０年前尚无铁路，“今通计国中六通四达，为路至２１万里。凡垦新城，辟荒地，无不设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增铁路以善其后。开国仅百年，日长炎炎，几与英、俄相伯仲。”〔４〕张之洞亦以美国的开发为例说明，“地利不开辟，则千古犹是荒废；人力不善用，则百世莫能振兴。”他对此说得很明白，“美洲居大地１／３，当未开辟以前，其土人穴居野处，榛荒陋，百余年来，西人以格致之术经营于其间，遂成天下至富之国。同此地利，同此人力，而今昔悬殊者，实人事有以勉之也。”〔５〕曾作过使美随员的徐承祖对此亦有同感，他指出，“查美国因机器厂甚多，出产丰足，兼有电报、火车运转极速，故立国甫及百年，而富已等于欧洲。”〔６〕从美国之“国大民富、人莫敢侮”的现实状况中，人们愈发进一步认识到“火轮舟车及电线诸务”的迫切性。张之洞的结论是深刻的：“我若不自振作，……将财源日涸、民生日蹙，既不能富，其何以强？”李鸿章也正是从谋求自强的角度力主选派幼童赴美深造。他认为，“挑选幼童赴美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这与造就人才、渐图自强“关系甚大”。“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这实为中国自强的根本、当务之急。〔７〕不管其政治立场、出发点如何，作为晚清洋务核心人物的李鸿章终归意识到，在急剧转变的世界形势下，“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８〕应该说，这种认识本身还是相当难得的。
洋务派人士对美国政治的看法，迄今尚未发现更多的材料。郑观应对美国的地方政治作过一些介绍。如他在《吏治论》中曾这样说过：“一县之地，治狱者一人，治赋者一人，治杂事者一人。其厅署并在一地，每旦齐集，日中而退。其事至简，其学素习。其有相商之事，每日相见即可论定。抑且学校之事，属之文部；警察之事，别有专司。故县可不劳而理，而民亦无不尽之情。此与汉时三老、啬夫、游徼诸职命意实同，而其制尤善，可为万国之通法者也。”〔９〕就是说，这种“美利坚之政”既有效率，又能体味民意，显然与中国的混沌官场大异其趣。所以，在郑氏看来，美国之制“尤善”，应为“通法”的对象。对议会的认识，郑观应亦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这是“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的关键所在。陈炽也在《庸书·外篇》（卷下）中视议院为“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然而，无论郑观应、还是薛福成，无不异口同声地说美国“民权过重”。〔１０〕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作过很好的总结，即：“对于这些正在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度还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异端’，还是必须加以抵制的‘洪水猛兽’。”
〔１１〕张之洞的《劝学篇·正权》考论，亦反映了此一状况：“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述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１２〕
大致言之，虽说郑观应肯定过美国地方政府“尤善”，王韬也肯定过“花旗善法”，〔13〕然而，这还只是个别情况。
洋务派政治家对美国的认识，亦反映到其对美外交等方面。当时人们认为，美国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的说美国是与英、法、俄并称的四强之一，有的说它是与英、法、俄、德并称的五强之一。人们认为，美国乃“自守之国也”，尚不足为中国之祸，对华亦“无狼吞虎噬之志”。〔１４〕曾国藩认为，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１５〕李鸿章亦作如是观，如说美“最为公平顺善”、“无贪人土地之欲”，而且“好排难解纷”。〔１６〕再如说“美最敦睦”、“美廷素无远志”，“美例向不干预他国事”，“美廷向敦睦谊”，〔１７〕等等。李氏还认为，美国“君臣喜中国振奋有为，遇事每能帮助”。〔１８〕人所共知，外交是洋务派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谋“喘息自强之暇”，自然得寻求相对安宁的国际环境。以积贫积弱之国去应付强权世局，那么，重要的是得搞明白：何国当防？何国可依？何者为敌？何者为友？从有关史料看，有反日、反俄者，尚无明确提出反美的。联美论是一种不无号召力的观点。郑观应是主张联美的：“查立约诸国，最强者莫如英，而美、法与俄皆堪颉颃。然英人险诈，法人鸷猛，势力相敌，迹其离合，实系安危。俄则地据形胜，兵严纪律，惟以开疆拓土为心，向为诸国所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美国秉信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立敦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藉声援。”〔１９〕
薛福成早在１８６５年的《上曾侯相书·筹海防》中即已提出西方大国间有矛盾可用，“夫英、法、俄、美四国，势均力敌，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终辑睦也。”此后他在《应诏陈言疏》（光绪元年）中系统阐述了其联美主张：“洋人之至我中国，专恃合纵连横，而我以孤立无助，受其箝制，含忍至今，诚欲于无事之时多树外援，则择交不可不慎也。方今有约之国，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最强。五国之中，英人险谲，法人悍。所至之地，……阴图占据，此中国之深仇，不可忘也。俄国地广兵强，……今且西守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据最胜之地以扼我后路，……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美国自为一洲，风气浑朴，与中国最无嫌隙，其纽约与蒲公使所立新约，则明示以助我中国之意，盖亦恐中国稍弱，则欧洲日强，还为彼国之害也。故中国与美国宜推诚相与，略弃小嫌，此中国之强援，不可失也。”〔２０〕
奕等认为，薛氏以上所陈各国情势，“颇多符合”，〔２１〕故持赞成态度。同时，亦有人指出，“美国尚知言理而不粗，且其强盛又为英人所畏，可借之以制英人也”。〔２２〕不过，有史料表明，洋务派的外交观并未仅仅就此而踏步不前。事实上，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唯有自强，方可有希望，归根结蒂，美国也是靠不住的。这正如李鸿章在致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所言：“美邦政教人情，诚如尊。论者皆云宜结为援。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彼既不肯为我祸，亦岂肯为我福”。〔２３〕盛宣怀１８９９年也曾亲自对慈禧太后说，美国“虽无占我土地之心”，但亦“断不帮我，……只得讲究自强”。〔２４〕后来，在与美国谈判订立商约的过程中，盛氏甚至发现：尽管“美方极力见好，谓事事不侵我主权，而其取益防损，心计甚工，究未尝放松一步”。〔２５〕大体说来，这些认识已经是相当深刻的了。
本文不是对洋务外交的全面评价，不过似乎可以说，洋务派对外确有不少妥协，但亦应看到其抗争的一方面。曾国藩就说过这样的话，“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２６〕从粤汉铁路的借款及路权的收回这一史实，也可以说明此点。盛宣怀在谈到何以要从美国借款时是这样解释的：各要害口岸，已几乎尽为外国所占。“仅有内地，犹可南北自由往来，若粤汉一线再假手英人，将来俄路南引，英轨北趋，只芦汉一线其中，何能展布！惟有赶将粤汉占定自办，尚堪称资补救。故此路借款，断以美国为宜”。〔２７〕因为，在盛氏心目中，美国技术“最新，距华最远，尚无利我土地之心”。〔２８〕张之洞以为，无论英、法、德哪一国承办，均有大害。然而，美国离华遥远，张氏亦“相信美人在华无攫权的野心，故在借款与修建铁路方面，主张用美款”。〔２９〕可是，当美方违反合同时，张之洞等据理力争，坚决主张按照合同办事，“以杜后患”，否则，用他的话说，“其害不可思议”。〔３０〕结果，终获成功。这是一着成功的妙棋，似不能漠然视之。
二
在考察晚清中国人的美国观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把视线转移到风云激荡的１９０５年。美国对华人的无端排斥、虐害，终于使中国人积郁数十载的怨愤在这不寻常的一年轰然爆发。自１７８４年“中国皇后”号驶华以来，还从未像在１９０５年的中国抵约潮中所表现的对美国如此不满。如果说美国“失去”中国，这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年。从美国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对华人“无毒不施”、〔３１〕“惨毒不堪”〔３２〕的焚掠劫杀，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文明”、“自由”开始有了另一层面的认识；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欺凌、蛮横，中国人对美国是中国之友的观念开始反省；从万众一心、民气大伸、抵制美货的火热斗争中，中国人重新找到了民族自救的信心。如果说洋务派主要是代表了晚清政论界人士的美国观的话，那么，抵约潮则主要是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对美国的重新认识。这是人们以往重视不够的。
中国人以移民的身份飘洋赴美，是１８４８年加州“淘金热”之后的事。是年金矿发现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不少轮船公司即以此相招徕。如一则贴在广州的海报说，“美国人民为天下最富者，他们欢迎中国人，一旦到达美国，有大屋居住，大工钱收入，好衣好食。……请勿疑惧，应即走上发财之路。”〔３３〕这种广而告之，固然夸大其辞，但无疑是有极大诱惑力的。于是，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踏上赴新大陆谋生之路。这些勤劳朴实、与世无争的炎黄子孙，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在开发美国西部的创业历程中洒满血泪与汗水，如采矿、筑路、垦荒、农耕等等，〔３４〕可歌可泣。“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３５〕就是当时对华人业绩的真实写照。然而，中国人因此而得到了什么呢？一位研究美国移民史的专家不无悲愤地这样写道：“据某些学者研究，美利坚民族的一个特点是‘宽容’(tolerance)，因此美国能够成为各民族的‘熔炉’(The melting pot)，或者如美国国玺上铭刻的‘合众为一’(Epluribus Unum)。但是从华工的遭遇来说，他们得到的不是宽容，而是过河拆桥；他们没有被‘合众为一’，而是遭种族歧视。美国讲究‘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可是‘不给华人一个机会’却成了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美国流行的口号。”〔３６〕
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最污秽、最耻辱的一页：驱逐、迫害、抢劫、侮辱、屠杀无辜的中国人。这之后，干脆不准中国人赴美，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度的损害和摧残。这是一道抹不去的伤痕。
据陈兰彬在其《使美纪略》中所述，美方报纸凭臆论说，连篇累牍，“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令人阅而愤懑。”当然，美国并非仅仅是满足于“动口”的君子。崔国因在其日记中有感于同胞在美受虐，常常难以自已。这位清廷驻美公使往往既愤且慨，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４月２５日日记云：“华人居美，诚遍地荆棘矣。难矣哉！”后来他又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说过，美国苛禁华工之例,“严且酷也”;对华人的虐待,“肆行无忌也”。〔３７〕最早以文学形式全面反映华人遭美排斥的是诗人黄遵宪，他在《逐客篇》中痛心疾首曰：“倾倒四海水，此耻难洗濯”。郑观应在《致广州拒约会同人书》中说：美之待我中国人，种种苛政，视若仇人，贱如牛马，“闻者伤心，见者下泪”。〔３８〕他的《哀黄人》亦是一名诗，对于美国人那种“苛刻无人理”的铁心肠，诗中控诉道：“彼族多野蛮，狠心少恺恻。圈禁似猪豚，鞭策如犊特。……暴虐我华工，暗如地狱里”。人们不能不问苍天：“天下不平之事，孰逾于斯？”〔３９〕
《时报》刊载的一篇演说斥曰：“逐客也，收监也，殴打也，烧铺也，世界上所称最野蛮之事，而美人皆一一施于华人，其毒手如何？”〔４０〕中国人横遭欺侮，“受美国无限的苦楚”，〔４１〕实惨不忍言：“那美人，公理全无。可恨他，待我华工，异常残酷，说不尽，那强权手段，比我为牛为马，如仆如奴”。〔４２〕一言以蔽之，美国人待我华人，“谁不曰美人虐我，谁不曰美人辱我！”〔４３〕其情其形，令哭者有余悲、伤者有余怒，闻者亦有余愤。崔国因在其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６月初７日日记中记载说，有一叫花勒的美国牧师，曾环游地球，亦承认美禁华人至美，乃“无礼之尤”、“羞对中国也”。
１９０５年波澜壮阔的抵约潮，就是对美国人这种“无礼之尤”的正面回答。对于美国人的“无端苛暴”、“一味凌侮”，善良的中国人已经领受够了。如同当时舆论所言，“全国人皆耻美对我禁工条约之苛”，“全国通商口岸之人皆耻美不以人道待我。”〔４４〕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一个班本掏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中国，积弱至今，屡受那，外人欺侮，真是可怜！今日里，那美国，立心更险，将我同胞，种种苛待，苦不堪言！更难堪，还立约禁我华工，……今之世界，并无公理，只有强权。问一声，我同胞，难道任外人作践？到此时，不思抵抗，更待何年？”
当时人认为，美国之禁绝华工，“用强权，藐公理，污人道，破邦交，是我四万万人之大辱也”。〔４５〕对于“文明之国野蛮乃若此”，无不义愤填膺。特公的《美国华工禁约纪事发刊词》写道，“那美国岂不是平日所皆称的文明国么？美国自己亦自夸他的文明了不得。如今却不许我中国人到他美国去，并且立了许多野蛮的法则，……可怜我同胞住在美国，真像住在地狱里一样！”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人们视此为“国之仇”了。莫等闲斋主人的《国之仇》开宗明义就说，“国之仇！国之仇！国仇在何处？请君抉眼注视西半球。”西奥多·罗斯福虽说看不起中国人，但他在１９０５年致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亦承认：对华工的极力排逐，“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冤屈，最终也使美国蒙受了奇耻大辱。”〔４６〕这倒是说了一句良心话。事实上，这第一次使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涂上了浓重的阴影。人们深感困惑不解的是，“论美利坚之文明，其国人醉心自由，唱言平等，……政体之公，为全世界第一”，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它暴虐、苛禁华工，实“重失道德信义于我华人也”。〔４７〕此种无理行径，亦“实足为文明政治之玷”。〔４８〕福州南台英华书院师生联合会在写给美国总统的呼吁书中说：美自诩为中国之友、自认为基督教国家，在华讲博爱，但在美则无端排虐华人，此既非交友之义，亦非基督爱邻如己之道。如此说来，岂不哀哉？又怎能再要求中国人对美国有好感？这正如《敬告美人对于禁工条约之利害》一文所说，本来自中国与外国通商以来，唯美最敦睦谊，但它对华人不以人格相待，即行强权主义，遂令我人不得不愤而抗争，“争之而美人强加压制，则中国之人，皆将张目裂须，以切齿于美人，不曰美人前者之过示和好，特欲收拾我人心，则曰美人独深结好于宫廷，特欲欺我政府，以攫其所大欲耳，于我国民固非肉食之不甘心也。不曰保全之论，美人不过托名公正，以自饰其野心耳，则曰美人实有吞噬我国之心，特以为时尚早，己之势力未固，以此为箝制各国计者也，一发更非他人比耳，……举国上下，举以美为强暴之尤、祸我之魁”。〔４９〕由这里完全可以看出人们对美国的看法的大转变。
轰轰烈烈的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已成为近代中国御侮史上的灿烂篇章。以抵制美货为主要特色的这次全国性风潮，“人心之一，民气之伸”，前所未有。一唱百和，“如飙起，如潮汹”。凡有血性者，无不奋起：办货者停办美货，购货者不用美货。据当时人留下的记载，“甚而至下流社会，及赌场妓馆，人格最卑、执业最贱之徒，亦感于国民全体之热诚，无不举美货而投掷之，谈论之间，以购买美货，为莫大之耻辱”。〔５０〕在抵制运动中，连赌徒们亦丢下手中的美制香烟而改吸土产货。凡破坏抵制美货者，时人即毫不留情地讥以“媚美”、“败类”、“冷血动物”、“奸贼”、“公敌”。在广州，人们盟誓不用美货，“如有阳奉阴违、贪图小利者，子孙永远不昌”。在南京，亦曾决议立“遗臭万年碑”，上刻违约不认罚者的名字，并记其劣迹。有一首儿歌这样唱道：“我父日日言，禁美货。我母夜夜讲，恨美货。诸人皆说废美货，我也时时恨美货，……告姊妹、劝弟哥，大家不用美国货，全国儿童学了我，不怕美国枪炮多。使他货色无销路，工商无了行业做，不怕美人不讲和。”〔５１〕
有一位女士呼吁女同胞们不买美货、 不用美货，凡在美国人开的工厂里做工的，亦“快快一起同盟罢工”。为何如此呢？道理很简单：“美国人虐待我国人，我国人理应照他的苛例，转待在中国的美国人，这叫‘以毒攻毒’，是算最正当的办法。就算不这样，也应该出一海陆军，和他开一回仗，出一回气”，〔５２〕可惜我国衰兵弱，无甚办法，故有此抵制运动。《时报》发表的《演说抵制禁例》亦突出反映了这种情绪：“彼来一拳，我还一脚，冤冤相仇，使之货物不销，工厂倒闭，庶几泄此愤恨也。”否则，“含此一口闷气,享寿享至９９岁,死至阎王前,亦是冤屈鬼也。”〔５３〕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领袖曾铸在一封通电中说得斩钉截铁：抵制美货，乃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亦不过得罪美人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可也。”〔５４〕一身浩然正气，可谓与日月争辉。
从美国对华人的欺侮、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人们终于意识到，应“以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代表了“中国民族的觉醒和信心，这是中国的新希望，民族的新转机”。〔５５〕所以，当时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今损我利彼之约，美人可悍然为之，我何不可毅然拒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所畏！”对于“欺善怕恶”的洋人，多难多灾的中国人民终于发现，唯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诸君试看美国之所以处中国，又看美国之所以处他国，则两副心肠、两副面目者也。今日受人欺亦欺够矣，受人虐亦虐饱矣。自此以后，当为挣眉突眼之金刚，莫为和颜悦色之菩萨。竖起脊骨，硬马步，禁我亦可，不禁我亦可，来也亦得，不来亦得，主权在我，何必低首下心，以求于花旗哉？”〔５６〕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事实最有说服力。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之后，中国人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并对自己重新有了信心。正是有了此种新的认识与信心，人们才敢于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公之于众：“彼美人何足畏！清政府何足畏！幺魔小鬼之袁世凯又何足畏！”这是誓言，也是预言。它的力量是沉甸甸的。
１９０５年的抵约潮昭示：正是美国自己损害了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曾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得很对，“中国人不慊于美国之真实原因，则美之禁止华人政策为之也。故美国一日不除其禁止华人之法律，则美之全名终有一污点之存在。其对于吾国人，虽诚彬彬有礼，而二国之情感，终不能呈圆满之观”。〔５７〕然而，美国对中国人的不公正政策并未改弦更张，而是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中国人把屈辱埋在心底，但这并不等于永远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沉重的记忆伤透了中国人的心。
注释：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６。
〔2〕光绪十四年１１月８日崔国因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５６５页。
〔3〕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洋务运动（一）》，第４９７页。
〔4〕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７页。
〔5〕张之洞致李鸿章电（光绪十五年１０月１７日）。参见顾廷龙等主编：《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３页。
〔6〕《洋务运动（一）》，第２３８页。
〔7〕参见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３５页。
〔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
〔9〕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上册，第３７２页。
〔１０〕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中谓：议院“集众思，广众意，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美矣”，但“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薛福成《出使日记》卷３亦称：“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
〔１１〕戴逸：《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第２６页。
〔１２〕《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０２。
〔１３〕参见忻平著：《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１４〕参见《洋务运动（一）》，第２０８页、２８８页。
〔１５〕《曾文正公奏稿》，卷１２。章继光著：《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１３页。
〔１６〕参见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３１页。
〔１７〕《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５３７页；《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２５５页、２９２页、３５７页。
〔１８〕《洋务运动（二）》，第１７９页。
〔１９〕《郑观应集》，上册，第１１４页。
〔２０〕《薛福成选集》，第７６－７７页。
〔２１〕〔２２〕《洋务运动（一）》，第１６１页；第２９７页。
〔２３〕转引自苑书义著：前引书，第３５１页。
〔２４〕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７６页。
〔２５〕《愚斋存稿》，卷９。夏东元著：《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３９页。
〔２６〕《曾文正公书札》，卷３１。王尔敏：《１９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台北，１９８５年，第７编（二），第３２页。
〔２７〕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洋务运动（八）》，第６０页。
〔２８〕参见夏东元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２５页。盛宣怀在《呈递恭亲王的说帖》中说，美国对中国“无所觊觎，铁路工程尤精，如借美债，用美匠，各国忌心稍逊”。参见李国祁著：《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台北，１９７２年，第１４５页。
〔２９〕李国祁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北，１９７０年，第８９页。
〔３０〕参见张秉铎著：《张之洞评传》，台北，１９７２年，第１４２页。
〔３１〕《郑观应集》，上册，第４１５页。
〔３２〕张荫桓：《三洲日记》。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５８１页。
〔３３〕陈冠中：《美洲华侨血泪简史》，《明报月刊》，１９７７年１０－１１月号。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７辑，第１５页。
〔３４〕详见朱杰勤：《１９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和处境》，《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１期。
〔３５〕黄遵宪：《逐客篇》（１８８２年）。钱仲联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上海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１卷，第４９３页。
〔３６〕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２０页。
〔３７〕崔国因著：《出使美日秘日记》，黄山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２页、２３５页、２８５页。
〔３８〕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下册，第５４７页。
〔３９〕黎民铎：《拒约报出世感言》，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９４页。
〔４０〕参见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１４页。
〔４１〕宣樊子：《檀香山华人受虐记》。阿英编：前引书，第５５３页。
〔４２〕陇西三郎：《拒约报》。同上书，第６８４页。
〔４３〕黄子材：《美国政治家与宗教家之对待华人》，《广东日报》，乙巳年７月２４日。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广东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编（一）》，１９５８年，第２７页。
〔４４〕明明：《有心人卖扇》。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８４页。
〔４５〕《阅筹拒美禁华工公启系之以论》，《福建日日新闻》，光绪三十一年４月２１日。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０４页。
〔４６〕陈依范著：《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４１页。
〔４７〕《华人行为与美人之比较》，《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６月２０日。《广东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第１３７页。
〔４８〕《美人禁工新约平议》，《时敏报》，光绪三十一年４月１３日。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１１页。
〔４９〕《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４月１９日。《广东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选辑（一）》，第９７页。
〔５０〕大醒：《敬告我同业之资本家》，《广东日报》，乙巳年７月初４日。同上书，第１７页。
〔５１〕褚娥：《争约歌谣》。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７７页。
〔５２〕志群：《争约之警告》。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５１页。
〔５３〕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２２页。
〔５４〕张存武著：《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１９６５年，第４３页。
〔５５〕同上书，第３５页。
〔５６〕《演说抵制禁例》，《时报》，甲辰７月。阿英编：前引书，第６２２页。
〔５７〕伍廷芳著：《美国视察记》，中华书局１９１５年版，第２９－３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