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3期
外交中的原子
——评加尔·阿尔佩罗维茨的《原子外交》
戴超武
作者单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20世纪上半期，英、德、法、美、日等科技发达的国家竞相开展原子能用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人类掌握了核武器。核武器出现于世界军事武库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军事战略依赖于国家实力的大小，而国家实力的标准，是以能够以国家军事力量保护其国民免受攻击的能力来衡量；然而，“核时代已经破坏了这个传统的衡量方法”。〔１〕人们必须优先考虑核武器的作用，以及掌握这种武器所产生的力量上和心理上的威慑影响，从而核武器也就左右着有核国家的军事战略思想。与此相关，核武器也给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要素，特别是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更使核武器问题成为影响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影响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战结束不久，美国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学者即开始对核武器在国家战略中所起作用进行研究，但其视野仅限于军事战略，较少论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６０年代开始，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一研究行列。特别是到了６０年代中期，美国官方公布一些档案文献，学术界开始对美国外交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同时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也促使学者们反思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所谓的“修正学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出版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原子外交》。从严格意义上讲，《原子外交》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其重点也只是研究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一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及其对美国外交和美苏关系的影响；但阿尔佩罗维茨在书中所提出的论点，对有关核时代的外交的研究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阿尔佩罗维茨早年留学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即对原子弹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１９６５年，阿尔佩罗维茨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原子外交：广岛与波茨坦：原子弹的使用与美国同苏联力量的对抗》。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他的著作所提的观点是“对许多流行观点的挑战”（第１４页）。阿尔佩罗维茨在书中强调了其主要论点：“原子弹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我相信新的证据不仅证明原子弹影响了外交，并决定了杜鲁门推行强硬政策、迫使苏联在欧洲做出让步的一系列外交行动。”同样它也影响了美国的远东的战略决策（第１３－１４页）。
阿尔佩罗维茨用了较多笔墨论述了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改变”罗斯福与苏合作的政策、推行“强硬路线”、对苏联“立即摊牌”战略。阿尔佩罗维茨指出，新总统本人并无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在改变罗斯福的政策、推行“立即摊牌”战略的过程中，他深受其顾问的影响。阿尔佩罗维茨特别研究了驻苏大使哈里曼在“立即摊牌”的决策中的作用（第２２－２５页）。哈里曼在罗斯福任内就开始要求改变对苏政策，但屡遭拒绝。新总统入主白宫后，哈里曼多次向杜鲁门陈述己见。哈里曼提出的战略可归纳为：美国必须反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因为美国拥有压倒一切的经济力量，而苏联有其巨大的重建需求，这样，美国就处于特别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重新考虑罗斯福的政策是必要的；一种强硬的立场和立即进行富于象征性的摊牌可以使俄国人认识到，他们继续控制东欧只能自食其果；由于美国经济援助对俄国人如此重要，那么，美国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持坚定立场而无风险之虞。阿尔佩罗维茨指出，不仅仅是哈里曼，几乎政府中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有这种自信，而这恰恰是美国政策中“最引人瞩目的特征”。
阿尔佩罗维茨还对当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约翰·迪恩将军的思想进行了研究（第３０－３３页）。迪恩通过１９４５年初的一系列考虑认为，以西伯利亚作为轰炸日本的基地，以及开辟这一地区新的运输航线是不值得的，这是对美苏合作进攻日本的战略设想的否定。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持同样态度。
经过考虑，杜鲁门采取了标志着实施“立即摊牌”战略的两个典型行动：一是杜鲁门４月２３日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会谈；二是突然取消租借法。阿尔佩罗维茨认为，在波兰问题上摊牌后取消租借法，其目的肯定是向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它向美国的外交政策让步。而这两个行动都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阿尔佩罗维茨指出，这就清楚地表明，经济压力不可能使苏联对美国的政策让步，“立即摊牌”战略是失败的；美国应该进一步施加压力，谋求与苏联面对面的交锋。同时，“立即摊牌”战略还遭到了保守的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反对，要求美国采取新的对苏战略（参见第二章）。
阿尔佩罗维茨突出了史汀生对“立即摊牌”战略的反对。史汀生的反对并非是害怕在未来对日作战中失去苏联的帮助，而是担心美苏关系的恶化将危及“世界的整个和平”。史汀生认为与苏联的合作是欧洲稳定的关键；如果欧洲经济恶化，将导致混乱、革命和战争。他特别要求在中欧——德国、奥地利同苏联进行合作，强烈反对“摩根索计划”。史汀生认为推迟所有的外交分歧，可以使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为此，史汀生建议：１，在主要问题上的对抗要推迟到原子弹的试验之后；２，要接受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哪怕是暂时的；３，美国的政策不要为丘吉尔所左右（丘吉尔一直主张对苏强硬）；４，要采取一些措施说服苏联在中欧地区与美国合作。阿尔佩罗维茨把史汀生的建议称为“拖延摊牌”战略。
史汀生把其决策重点放在原子弹上，因为他认为，没有正确地评价原子弹的作用，就不能实质性地讨论一些重大而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原子弹而与苏联讨论欧洲、远东问题是“不成熟的”。但这些建议同杜鲁门大多数顾问产生了冲突。在“立即摊牌”战略失败后，杜鲁门面临着政策选择：是继续推行“立即摊牌”战略，还是采纳史汀生所提供的“拖延摊牌”战略。通过慎重考虑（第６６－６８页），杜鲁门同意后一种建议。阿尔佩罗维茨认为，杜鲁门需要的是时间，以等待原子弹的成功，并为此做出了象征性的“政策修改”。
阿尔佩罗维茨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鲁门的“政策修改”：派霍普金斯出访苏联（第７１－７７页）；恢复租借法；在德国问题（赔偿及德军舰艇的分配等）上暂时同苏联进行合作（第８４－８７页）。阿尔佩罗维茨特别强调了霍普金斯使苏的作用，他指出这个举动并不是一个失败，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苏联单方面解决波兰问题，并争取时间，“是为未来外交扫清道路的一个微妙的外交胜利”。
在分析“拖延摊牌”的战略考虑及形成过程后，阿尔佩罗维茨总结说：“到１９４５年５月底，杜鲁门及其顾问相信，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武库中是唯一、也许起码是有效的武器，而原子弹将大大增加美国外交力量的这一信念，已主宰了大多数美国重要决策者的思维，因此，当霍普金斯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史汀生、贝尔纳斯和杜鲁门正焦急地等待着原子弹的试验。他们相信一旦原子弹试验成功，将增加美国的力量，对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取得美国政策的目标是有用的。总而言之，以后进行摊牌则可能获得成功。”（第８８－８９页）
远东问题也是这部著作的一个重点。阿尔佩罗维茨回顾了罗斯福时期的远东政策，认为中国问题在许多方面同波兰相同：斯大林需要西方支持苏联所控制的华沙政府，而罗斯福则需要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杜鲁门上台初期，并没有马上改变罗斯福的政策；但与此同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开始对此重新考虑。阿尔佩罗维茨着重分析了哈里曼、迪恩、凯南及史汀生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涉及了两个问题：１，美国是否鼓励苏联参战，２，最好是拖延或拒绝履行雅尔塔协议。史汀生依然坚持其“拖延摊牌”战略，认为没有新武器的力量，远东的权力将大大有利于苏联，并认为谈论苏联对日本的占领为时过早（第９５－９９页）。阿尔佩罗维茨指出，杜鲁门实际上是采纳了史汀生的建议，认为美国对苏联参战的处理，不再是考虑苏联是否会参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苏联红军参战之前结束战争。美国决策者所要考虑的是，日本继续作战的能力以及美国如何在没有苏联参战的情况下击败日本。
阿尔佩罗维茨明确地指出，美国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参战或修改无条件投降原则，都可以使日本投降；而这两者结合起来毫无疑问会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决策者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在也有不通过对日进攻的其他选择结束战争的时候做出的，他们避免这些选择，是担心由此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因此，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军事方面，而是政治方面的。原子弹不仅可以阻止苏联控制满洲，而且对欧洲的政治问题也有重要意义：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事，可以使美国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军队以期在谈判中对苏施加压力。
基于上述分析，阿尔佩罗维茨认为杜鲁门同时推行两种政策：一方面，他继续力图推迟苏联的宣战，希望通过原子弹尽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杜鲁门尽量避免万一原子弹失败时失去苏联参战之保证。
在论述“拖延摊牌”战略的形成之后，阿尔佩罗维茨用了两章的篇幅研究波茨坦会议。以原子弹试验成功为界线，他将波茨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前，杜鲁门拖延同斯大林对抗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强硬政策；尽管杜鲁门在五月和六月的“拖延战略”使许多观察家相信，杜鲁门决定推行罗斯福的合作政策。事实上，搁置四月开始实行的强硬政策，只是为了等待原子弹试验成功的一个暂时的策略方法（第１２８页）。原子弹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美国的外交由“拖延”一下子变成了“攻势”外交。
在远东问题上，原子弹使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参战再无必要，因而采取种种方法阻止苏联参战。阿尔佩罗维茨指出，尽管原子弹没有阻止苏联参战，但它实现了“拖延战略”的其他冀望：在远东问题上，美国保持了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将苏联排除出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第１９１－１９４页）。在欧洲问题上，由于拥有原子弹，美国开始直接干预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内政（第２０５－２１６页）。在对待原子弹的问题上，杜鲁门权衡了史汀生和贝尔纳斯的观点，认为对原子弹的暂时垄断将有利于美国的外交（第１９５页）。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阿尔佩罗维茨总结说，杜鲁门及其顾问把原子弹视为外交工具，以此阻止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野心”。阿尔佩罗维茨认为：“如果新式武器在美国战略中没有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那么对杜鲁门来说，在德国战败后，他就有任何理由尽可能快地通过谈判来达成有关协议。”（第２３１－２３２页）因此，核武器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看待战后世界政治问题的方式。在评价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时，阿尔佩罗维茨指出，唯政治上的考虑，才能解释为什么杜鲁门政府不用其他方法而是用原子弹结束战争；“毫无疑问，在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中，政治方面的考虑起了主要的作用。”（第２３９页）
不难看出，在《原子外交》中，阿尔佩罗维茨强调了三个主要论点：第一，原子弹是１９４５年春夏之季决定美国对苏政策的关键因素；第二，在促使杜鲁门政府使用原子弹的考虑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希望原子弹会对美苏关系产生影响；第三，对原子弹的垄断导致了美国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冷战的起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些观点是极富挑战性的。事过二十多年，阿尔佩罗维茨仍坚持其原来的观点。１９８５年阿尔佩罗维茨出版了《原子外交》的修订版，面对新的史料和其他学者的成果，阿尔佩罗维茨的观点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实际上，修订版中只有两处不同于初版：一是强调了贝尔纳斯在决策中的作用；二是把初版附录中的史料，放到修订版的正文中去了。在近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阿尔佩罗维茨更为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美国首次使用了核武器，“造成了后来支配国际关系长达４０年之久的紧张局面”。〔２〕
阿尔佩罗维茨的这部著作不仅视野开阔、史料丰富、文笔流畅，而且使用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他成功地运用决策理论，在分析每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把握住关键人物的战略考虑。他出色地使用了结构分析方法。使这部书层次清晰，结构严谨，并以原子弹的决策作为全书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阿尔佩罗维茨在《原子外交》中提出了对核时代外交的研究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一、核武器是影响大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阿尔佩罗维茨通过对波茨坦会议和轰炸日本前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认为，核武器是指导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从而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核武器是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一问题使得美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
二、关于核威慑的问题。在《原子外交》出版之前，有关核威慑的问题主要是军事方面的。阿尔佩罗维茨在书中侧重从核武器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这个角度，来研究核威慑对外交的影响。他明确指出：“为了理解新武器对外交的影响，人们不能仅局限于可用于战争和外交行动之中，首先其影响是心理方面的。”（第１８８页）他认为核武器提高了美国决策者的自信心，并令其使用核武器去震慑、威慑日本人和苏联人。
三、关于核伦理问题。可以说，阿尔佩罗维茨的《原子外交》首开了有关核伦理的先河。他主要是通过反对使用原子弹的人物的思想进行研究。阿尔佩罗维茨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以及英国将军伊斯梅的观点，认为日本已经战败，毫无必要使用原子弹去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这就涉及到使用原子弹是否道德的问题。阿尔佩罗维茨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第２３７－２３９页）。阿尔佩罗维茨的观点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逐渐发展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核伦理学。
正是由于阿尔佩罗维茨“挑战性的观点”和备受学术界同行重视的见解，使得《原子外交》一书在众多的美国外交著作中终获一席之地，阿尔佩罗维茨——美国这位“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国家经济政策中心”的主任——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研究原子外交的代表性学者。
《原子外交》所引起的争论，从它出版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尔佩罗维茨的著作影响着整个六七十年代乃至当代的研究，美国学者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仍有分歧，但主要分歧看来已经解决而趋于观点一致，那就是阿尔佩罗维茨的结论：原子弹影响着冷战的进程，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注释：L
〔1〕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２页。
〔2〕Gar Alperovitz, "Did We Need to drop the bomb", Technology Review, August and September,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