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正确所向

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

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和中国都面临振兴本国经济的历史性任务。克林顿总统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说明他所提出的用积极行动振兴美国经济的主张得到多数美国选民的认同，愿意给他一试身手的机会。

    克林顿经济纲领的许多内容如削减财政赤字，控制政府开支，压缩军事费用，改善基础设施，改革教育制度，促进科技发展，革新医疗保健等等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要振兴美国经济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它同对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否则他仍将难于实现振兴美国经济的宏伟目标。为此他需要制订高明的经济外交战略，而正确的决策则出于对当今国际竞争态势的正确判断。

    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教授不久前出版了《二十一世纪的角逐》(Head to Head)。这本书论述了冷战后由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竞争的历史特点。他认为“１９９２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没有对手，但是经济超强却有三家即美国、日本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它们正在进行一场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角斗，未得喘息，旧时的军事争夺战已经转为一场经济争夺战”。这一估量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已成为当前很多人的共识。

    在这场经济争夺战中，三方除了要发挥各自的内在优势之外，还都在策划外联合的战略。

    瑟罗对欧洲的外联战略是这样描述的：“利他主义加上对边界上迫在眉睫的动乱的担心将导致（西欧。——作者注）对中欧和东欧提供援助”，〔１〕如果“在扩大了的共同市场上把很大一部分中欧和东欧与西欧结合起来，那末就可以建立起别人不能建起的大市场，……拥有８．５亿到９亿人口……即使欧洲仅所得部分成功，迄今他们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２〕

    瑟罗也对日本的对外联合战略作了估量，他说：“日本通产省在谈论东亚地区秩序，把日本的大部分潜在利益寄希望于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这样做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具有平等制造格局的共同市场，而是要一个能为日本制造业产品提供原料供应（俄罗斯）和潜在巨大市场（中国）的共同市场。”〔３〕

    瑟罗没有谈美国的外联战略，实际上美国也有自己的战略并正在执行。这就是自美加自由贸易区出发，演变到建立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并为囊括中南美洲的“美洲经济圈”奠定基础。

    这种依靠地缘优势实行经济联合的战略有其在经济上存在的理由，但绝不是联合的唯一途径。正如瑟罗所说：“经济地理可能要比自然地理更为重要。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与美国一体化的程度远胜过它们与日本一体化的程度，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没有理由认为贸易集团非要由地理上相连的国家组成。组成富有创造性的和令人感到意外的联盟的潜在机会是相当多的”。〔４〕

    除去经济地理比自然地理重要的理由以外，还应当看到以自然地理为依托的联合完全不能适应大企业生产力日益膨胀对世界市场的需求。大企业的兴旺取决于在全球获得生存空间，这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不能取消经济全球化的原因。而21世纪国际经济谁主沉浮的问题又取决于三强所属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

    可见美国要想在未来竞争中取胜仅靠北美自由贸易区乃至“美国经济圈”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物色更多可以合作的伙伴。“组成富有创造性的和令人感到意外的联盟”。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如果不考虑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将是不明智的。

    中国这个市场早已为世界所垂涎。１８９８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时面对的是一个经济落后，政府无能，处于被列强瓜分危险之中的旧中国，当时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空前开明，愿意同一切友好国家进行全面经贸合作的国家，它已经开始对世界经济产生相当的影响。中国的魅力在于它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购买力的大市场，它有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在这片土地上兴办实业资本回报率相当高，它的政府正在执行比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更为开放的政策。正因如此，眼光敏锐的各国企业家正在纷至沓来同中国洽谈经贸业务。连过去只愿贷款不愿办企业的日本大公司也已改变初衷，以空前的热情来华投资。欧洲也不例外，他们的企业家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还得到了各自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可见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已成为许多国家在争夺世界市场时的重要考虑。他们已意识到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将为他们的竞争地位增加份量。

    美国的许多企业家也是聪明的，目光敏锐的。美国实业界、金融界的许多人都看好中国这个市场，纷纷来华洽谈业务，开店办厂。现在到上海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已达８０多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自１９９２年以来突飞猛进。据美国商会对１０６９家大公司的调查，现在还没有来华投资者有６３％准备在今后五年中有所行动，已在中国投资者有８９％准备在今后五年中扩大生产，实行再投资。

    一个发人深思的例子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ＡＴ＆Ｔ）。几年前该公司不重视中国市场。在程控电话线路的报价中输给了日本和欧洲的公司。现在该公司调整了对华战略。今年２月与中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签订了内容广泛的谅解备忘录，准备把中国变为该公司业务全球化的基石。为此它提出了一个到１９９７年向中国投资１００亿美元的计划。现在中国方面与ＡＴ＆Ｔ的合作是大门敞开的。障碍来自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个是限制向中国出口技术的问题，另一个是每年一度美国国会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吵。这些障碍都有可能使ＡＴ＆Ｔ在中国的雄图大略受到挫折。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建立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的意义在认识上还远远落后于美国的企业界。美国相当多的企业界人士已经看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看到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一旦与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便宜而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尚待开发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就能给两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并将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的振兴。

    现在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全方位的，建立与美国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存在任何障碍。关键是看美国。看克林顿政府能否从振兴美国经济提高美国国际竞争能力着眼，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像尼克松总统在１９７２年那样采取勇敢的，创造性的，令人感到意外的行动，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这是历史向克林顿提出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二、大陆、香港、台湾经贸关系的加强和美国的对华政策

    海峡两岸、香港三地的经贸关系本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尚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海峡两岸仍处于人为的分割状态。因此内部关系扭曲为外部关系。但是随着香港的即将回归和两岸关系的互动，港、台与大陆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在出现空前良好的势头。为了应付２１世纪国际上的激烈竞争，三地以民族大义为重加强合作，发挥相互之间的互补作用是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

    美国与港、台之间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相互在对方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作为贸易伙伴美国在香港的进口中仅次于中、日、台居第四位，美国市场在香港的出口中则占第一位（见附表）。早在1898年美国在香港的总投资已达６０亿美元，１９９２年达７０亿美元，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有８００多家美国公司在港注册，其中包括１８家银行和１４家律师事务所。美国同台湾的经贸关系也非比一般，１９９２年美国在台湾的进口中仅次于日本而居第二位。美国市场在台湾的出口中则占第一位。长期以来美国还是台湾最大的投资者，在台湾外资中的比重为３８．９％。有鉴于此，美国关心港、台的前途和发展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和港、台之间也有程度不等的贸易磨擦，处理好这些关系使美、港、台之间的经贸关系得到顺利发展也是彼此关心的问题。就美国方面说需要有对港、台的正确政策。这有两方面，一是对香港回归祖国和两岸的统一采取什么政策；二是对贸易磨擦采取什么政策。对第一个问题美国有三种政策选择即：（１）采取有利于顺利回归和和平统一的政策；（２）采取无害于回归和统一的政策；（３）采取不利于回归与统一的政策。对第二个问题美国也可以采取两种政策，一种是施加高压和单方面制裁的办法；另一种是采取理智的，平等谈判的办法。

    在考虑美国对回归与统一问题的对策时，美国应当理解两岸、香港经济贸易关系日趋紧密是不可逆转的，三地经贸合作越紧密就越能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并使各自的经济更加繁荣。香港的回归和两岸的统一将从政治上促进这一进程，因此美国采取有利于回归和统一的政策将是明智的。

    三地加强经贸合作为什么会增强国际竞争力呢？这是因为三地在经济上各有优势和劣势。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就可以产生１＋１＞２的力量。

    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的优势在于它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这表现在：（１）香港有相当发达的轻工业，以纺织、成衣、电子、塑料产品、电器、钟表为主，它的产品近９０％出口外销，在国际上富有竞争能力并拥有在全世界行销的网络；（２）它是亚太金融及财务中心，在世界居于前列的１００家大银行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在香港设有分行。香港有成熟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黄金交易所。香港股市与纽约、东京的股票市场处于昼夜衔接的地位；（３）它是地区性运输及航运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联结世界各地的运输线，新建的港口和装卸设施，香港的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华的机场；（４）它是地区性专业服务中心，世界上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建筑公司、工程公司多数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５）它是地区性旅游中心，拥有许多世界级的酒店餐馆和购物中心，不少大型会议和博览会都在这里举行。此外香港还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７４家增长至１９９０年的６０２家。

    但是尽管香港拥有许多优势，它却也有自己的弱点。第一，劳工技术结构失调，某些行业劳工过剩，主要是低技术工人过剩，另一些行业劳工短缺，主要是技术工人短缺；第二，土地和劳工成本上升，香港办公室租金比台湾高５５％，比新加坡高３１％，香港的职工薪金比台湾和新加坡高３－２０％；第三，经济效益下降，由于土地和劳工价格上升，营业成本增加并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所以产值赶不上成本使效益降低。

    香港同内地的互补关系在于内地可以为香港提供它所短缺的生产要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电器电子业为例，由于香港的技术工人不足，在香港企业中熟练工人占雇员的比率１９８４－８５年只有１５％，１９９０－９１年也只上升到２２％，在把生产厂房转到内地之后１９８８年熟练工人的比率上升到２４％，１９９１年更上升到６０％。香港企业在把生产厂房转移到大陆之后，它的生产成本下降了。仍以电器和电子业为例，１９８０年在其成本的结构中物质消耗占７７．６％，职工工资占１４．８％，年利只有７．６％。到１９８９年由于许多企业把生产厂房转移到了大陆，其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物质消耗下降到７７．２％，职工工资下降到１１．６％，毛利相应上升到１１．２％。正因如此，许多香港企业都采取前店后厂的方式把生产厂房搬往大陆。目前在华南地区有３００万以上的工人受雇于港资公司，在全国范围受雇者多达５００万人，香港厂家约有７５％在中国设厂，单以广东省一地计算就有２３０００家与港商合资经营的企业和８００００家加工工厂。香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发展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产业。但是香港的科研基础和科技力量相对薄弱，而大陆则有实力相当雄厚的科技队伍。两者结合起来将有利于香港的产业升级。

    香港反过来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有力地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首先是成为大陆吸引建设资金的媒介。大陆的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口及电讯都需要外来投资，香港可以成为大陆的资本市场。与此同时香港也可以为内地上市股票提供方便，安排政府债券和商业债券在国际上的发行；第二，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媒介，协助内地公司扩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作为一个地区性的服务中心，它可以协助内地产品出口，提供货物转口、仓储、贸易信贷和商品交易等服务；第三，香港可以成为跨国公司向内地投资的媒介，充当跨国公司的顾问或合作人，沟通双方的文化和语言。特别由于地缘上的优势，香港对于广东省提出的在２０年内赶上“四小龙”的宏伟目标可以做出特殊的贡献。

    事实上，香港与内地已经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彼此都已经并正在从经济上的一体化得到好处。从贸易上看，香港从大陆的进口１９９２年达到４５４亿美元，为１９８０年的１６倍，每年平均递增２６．１％；向大陆的出口１９９２年达到７９．３亿美元，为１９８０年的３８．６倍，每年平均递增３５．６％；转口１９９２年达到２７２亿美元，为１９８０年的４５．６倍，每年平均递增３７．５％。贸易量如此迅速的增长自然给香港带来巨大的利益和繁荣，而香港与内地的相互投资也是巨大的。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香港对内地投资８１亿美元，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翻了一番，达到１８５亿美元；大陆对香港的投资也超过了１００亿美元。

    香港与大陆在经济上的日趋一体化给香港带来了繁荣，在香港有重大经济利益的美国当然也从中受益。因此美国只有对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才是合乎逻辑的。

    现在再来考察一下两岸的经贸关系。

    台湾是新兴工业化地区，同香港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它也与香港相似，拥有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而这些恰好是大陆的短处。台湾的短处在于缺乏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力，而这些恰好是大陆的长处。据调查大陆工农业原料如棉花、铝锭、煤、花岗石等价格比国际价格低１５－３０％，劳动力价格只及台湾的１／１０。大陆出口台湾的燃料煤价格为每公吨４０美元，比台湾从南非进口每公吨便宜５美元，如果从大陆进口石油和煤炭，台湾每年可节省外汇１０亿美元，但是由于两岸迄今仍未实现通航，这种地缘优势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正推动双方朝着加强经贸关系的方向发展。由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９０％以上的台湾正面临贸易增长势头放慢，产品缺乏竞争力，经济转型困难重重的局面。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调查，１９９１年上半年台湾有近７成的产品，因出口下降而使整个产业陷于不景气之中。另据调查在２７１４家制造出口产品的厂家中有６１％的公司对今后出口前景感到灰心，纺织、成衣、鞋业、玩具业更为悲观。

    影响台湾竞争力的因素是成本上升。在生产要素中首先是地皮价格猛涨，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间台湾地皮价格上了3.1倍，而同期日本上涨1/3，南朝鲜上涨１倍，美国上涨１／１０；其次是工资上涨过猛，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涨幅达８７％，是东南亚各国的３．７倍。此外进口能源路途遥远，运输费用过高也是一个原因。台湾为了加强竞争力已致力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转轨。但至今仍有２／３的企业未能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原因之一是找不到合适的转产基地。台湾所面临的这些困难恰好是通过大陆的经贸合作可以顺利解决的。大陆的地价便宜，工人的素质好但工资低，能源储藏量和生产量都很可观。大陆的产业是多层次的，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业到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无所不包。对于不同层次的台湾产业都可以容纳。此外大陆日益繁荣的市场也为调整台湾出口商品的地区结构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两岸经贸往来虽然还不畅通，但自７０年代末大陆主动采取各种促进政策以来，两岸经贸往来已有长足发展。两岸的贸易额已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１００万美元跃增至１９９２年的７４亿美元，增加了３５１倍。１９９２年以来受到大陆景气的影响，台商对大陆投资快速增长。台湾“经济研究院”新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从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３年第一季度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累计已突破１００亿美元，投资厂商超过１．２万家。同时台商的投资项目也由过去以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为主开始转向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投资地区则由闽粤扩散到了内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商的投资模式正在促进台、港、大陆三方面经济的结合。目前台商普遍的操作方式是由香港下订单，台湾提供资金与技术，大陆提供劳力与厂房，形成一种“两岸三地合作”，并以加工出口行业为投资重心；因此台商在大陆的企业平均出口占产值的８０％以上，与大陆一般外资工厂出口平均占产值２７％相比在创汇方面的成绩是很突出的。台商企业还为大陆新增劳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台商每年大约可以吸收大陆８％的新增劳动力，同时台商企业雇用的多为中低级技术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有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可见两岸经贸互补关系即使在双方往来仍处于初始时期的现阶段也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活力。这种势头足以说明只要不断促进两岸经济向更加密切的方向发展就可以使双方大大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这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从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说，它是与台湾的经济繁荣连系在一起的。台湾经济要靠两岸经贸的密切合作而兴发，因此美国采取有利于两岸政治统一，经济紧密协作的政策将是明智的。

    美国同台湾、香港存在不同程度的贸易磨擦，用什么姿态解决这些矛盾会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形象。用保护主义的大棒敲打贸易伙伴乃至发展到贸易战是不明智的。美国现在的许多做法正在促使东亚地区产生对美国的反感。瑟罗在他那本书中提到的美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地理关系正在日渐削弱。目前还不存在什么亚洲经济共同体，亚洲国家深知同美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不应用不适当的政策驱使亚洲国家选择建立对美贸易壁垒的道路。

三、不遗余力推进中美两国经贸关系

    发展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但是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精心培育。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障碍如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问题、贸易逆差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本来都不应成为障碍，如果美国政府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执行改善两国经贸关系的总方针，这些问题应当是不难解决的。

    最惠国待遇本来是互惠的。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政治筹码是不明智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这本来是很浅显的道理。在布什政府时期国会民主党多数议员对最惠国待遇要附加条件，其矛头是指向布什总统。现在克林顿当政，国会把附加条件与否的决定权转给了总统，对克林顿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已经处于一个能够使中美经贸关系摆脱政治干扰，把它安放在一个稳定基础上的地位。

    贸易逆差问题，双方的统计并不一致。即使按美方的统计数字，如果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导致逆差如此之大有原来港台出口商品转移大陆生产的因素。如果把港台、大陆对美出口加在一起，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增加很多，而中国对这些产品主要是加工，只收很少的加工费。对这一点美国学者也早有公论。另外中国本来愿意从美国进口更多商品，并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美方对高技术出口加以限制，这就约束了本来可以抵销美国贸易逆差的商品出口。前不久克林顿政府宣布对盟国放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但对中国的出口仍然要巴黎统筹委员会审定。美国商人对此十分担心，如果不能取消限制，中国有可能从不受巴统管辖的国家进口同类产品，这将使美国商人失去机会。克林顿政府能否做出明智的决策，人们正拭目以待。

    关于纺织品和服装向美国非法转口的指控连美国《商业日报》都认为美方的指责缺乏实据。美国海关宣称中方的非法转口高达２０亿美元。但是据华盛顿一家跟踪进口配额的公司——国际开发系统公司估计，受指责非法转口的商品价值只有１．６７９亿美元，即只占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８日这个时期中国向美方出口纺织品及服装总值１５０亿美元中的１％多一点。但是美国海关拒绝讨论它的估计是如何得出的。美方的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公正的。

    中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使分歧得到解决，并尽最大努力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做为学者，我们赞赏中国政府的下列做法。

    在中美贸易方面，中方将信守１９９２年同美方达成的三项协议，即关于知识产权、劳改产品、市场准入三个谅解备忘录并在落实协议方面下功夫。此外，中国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过程中将不断改革自己的进出口制度，使之向国际惯例靠拢。

    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将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首先是改善引进外资的硬环境，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铁路、公路、电力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1）在铁路方面。1996-2000年期间将建设十大项目，其中新建铁路大动脉三条。第一是京九铁路，它将纵贯９省市，缓解南北运输的瓶颈。第二是南昆铁路，从广西南宁到云南昆明，联结西南五省（自治区）使四川、云南、贵州获得面向东南亚的出海口（钦州港）。第三条是西安——安康铁路保证将山西、陕西、内蒙古的原煤输送到大西南以促进四川的繁荣和陕西的开发。十大项目中有四项是使现有四条铁路电气化，有三项是使三条铁路由单轨变为双轨。在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中，中国政府将欢迎外国投资，采取合资与独资两种形式都可以。已有的例子是深圳——平南铁路，它是由６家香港和内地的股东合作兴办的，今年３月动工，总投资３．２８亿人民币，它是第一家由中国和外国股东管理的铁路运输企业，为今后铁路建设吸引外资开辟了道路。

    （２）在公路方面。交通部计划在今后８年建设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四条国家级高速公路。纵贯南北的干线公路一条起自黑龙江省的同江，终点在海南省的三亚，另一条起点为北京，终点为珠海。两条横贯东西的干线公路一条起自连云港，终点在新疆。另一条起点在上海，终点在成都。这四条干线将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络的主体部分，为各省市提供迅速、安全、经济、舒适的客运和货运服务。它们全长１４５００公里，联结１００个大中城市和２０多个省、自治区，它们将占全国高速公路网络全程的４１．４％。在修筑高速公路中政府也将多渠道筹集资金，包括鼓励兴办合资独资公司经营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建设，以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

    （３）在电力方面。今后８年中国预计将引进２５０亿美元的外国资本兴建电站。已有９个外资项目获得批准，另外５个正由中央政府审批。这１４个大电站将具有２０００万千瓦的发电能力，８５％的发电设备将通过进口解决。中国到２０００年还将建设１．３亿千瓦的发电厂，也需要利用外资。

    改善投资环境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善软环境。这方面的首要措施是加强宏观调控，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今年７月以前由于放松了金融管理，银行盲目贷款，支持了不健康的股票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导致通货膨胀和外汇调剂价的大波动。这种局面加大了来华投资外商的外汇风险，对引进外资是不利的。７月份以后政府从整顿金融财税秩序入手，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现已取得积极成效。首先是固定资产超高速增长势头有所控制，其次是金融财税秩序好转，乱拆借，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等混乱现象得到制止。居民储蓄存款逐月回升；第三是生产资料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开发区秩序好转。生产资料供应由紧转松，价格回落。各地已撤并一些不合要求的开发区。外汇调剂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已稳定在１：８．８左右较合理的价位。在开始实施强化宏观调控时，外商担心中国经济将因金融紧缩而陷于萧条。实际上这次加强宏观调控并不是全面紧缩而是局部调整。所以第三季度经济继续稳定增长，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有能力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这就为引进外资创造了最好的宏观环境。

    在改善软环境的第二方面是狠抓反腐败斗争，为外商创造一个公正廉明、可以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有关部门还决定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扩大地方政府批准外资的权限和进出口决定权。政府将根据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政府还将鼓励外资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服务业中，银行、商业和房地产业也将逐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在吸引外资的形式方面中国将采用一种新的被称为ＢＯＴ的做法，即让外国投资者直接建设一个项目，由外国投资者负责经营管理，１５年后转给中方。在外商管理期间中方只收税款。ＢＯＴ方式将被应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如从浙江温州到金华的铁路以及在湖北省的港口。为了克服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预期中国将把内地的自然资源向外商开放。外国公司将可以参与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新疆塔里木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

    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对外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即把外资企业同国内企业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税收、销售、运输、采购和营运等方面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

    为改善投资环境所采取的上述种种措施将不仅使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更适宜的生存空间，而且将使美国公司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由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投资环境将渐臻理想，中国的市场将日趋繁荣，同中国做生意，来中国投资将使美国商人和投资家得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好处，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不管还要经历什么风险，它的前景将是光明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既然能给中美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志在振兴美国经济的克林顿政府无疑应当摆脱偏见，扫除一切障碍，做出正确决策，把中美经贸关系引向健康和稳定的发展道路。我们对此寄予希望。

注释：

〔1〕莱斯特·瑟罗：《二十一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版，９２页。

〔2〕〔3〕〔4〕同上，第９１页；第６６页；第６７页。

1992年香港进口、出口、转口的地区构成

资料来源：《香港经济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