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朝鲜战争初期的英美关系
（１９５０．６—１９５１．６）
赵学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９１级博士生
朝鲜战争是战后东西方之间在冷战背景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较量。英国既是主要参战国之一，同时又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盟国，它的对朝政策及其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不仅直接出兵加以干涉，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加强在菲律宾的美国部队，增加对印支地区的军事援助，并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所有会员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北朝鲜的入侵”。美国政府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来表明，它有能力在几个地方同时对付共产主义的“试探”。〔１〕
英国对美国所作出的迅速反应十分赞赏。同美国政府一样，英国政府也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它成功了，将会严重危及西方的安全，进一步鼓励苏联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大大打击“自由世界”的威望和声誉，且不利于英国在香港和马来亚的统治。艾德礼首相在下院为美国的侵朝行径辩护时称：“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认为，任何被侵犯的国家有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任何其他国家也有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的权#O&利。”〔２〕因而，英国不仅完全支持安理会６月２５日、２７日通过的“谴责北朝鲜侵略”和“紧急制裁”两项决议，而且紧步美国后尘，把其驻太平洋地区的皇家海军置于美国支配之下，以实际行动援助侵朝美军。
但是，英国的出兵参战并非全力以赴，而只是作为英美团结的象征。英国政府反对美国把朝战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担心冲突一旦扩大，西方就有可能把战略重心偏向东方，而使西欧没有像样的防御力量。〔３〕６月２７日，英国外交部电告驻美大使弗兰克斯，明确指出：“我国政策主要的、基本的目标在于设法控制朝鲜的局势，以避免发生全球性战争。”〔４〕当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向英国驻苏大使凯利提出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时，伦敦立即表示极感兴趣，敦促苏联运用其影响，帮助恢复朝鲜原状，尽快结束冲突，作为回报，英国愿意说服美国从台湾撤军，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５〕
对于杜鲁门总统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英国政府颇感不安，认为此举是凶多吉少，倘若中国按既定计划解放台湾，势必会与美国发生冲突，引起战争，这不仅影响到英国在亚洲特别是在香港的利益，而且美国也会因此深深地陷在东亚，难以自拔。〔６〕
７月７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提出了温和的批评，指出：美国在朝鲜的“勇敢行动”可望获得“世界舆论的全力支持”，但是对于美国宣布的对台政策，却很难指望得到同样的欢迎，因为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反对朝鲜冲突的扩大。贝文强调：“中央人民政府现已控制了整个中国，根据开罗宣言，任何有悖于归还该国领土的做法都是不正当的。”他认为，美国在公开声明中提及台湾问题是非常不明智的，有可能使支持美国的国际阵营发生分裂。〔７〕
在征得杜鲁门同意后，艾奇逊于７月１０日发给贝文一份措辞强硬的复电，声称台湾有个眼前的军事问题和长远的政治问题，在亚洲目前的局势下，“我们不愿意看到台湾不情愿地落入北平之手”，用它来做对付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也不会与苏联作交易，因其“讹诈”而在台湾问题、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作出让步。艾奇逊还把朝鲜战争与中国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以中国为先锋，现正在亚洲发动攻势，其近期目标是朝鲜、印支、缅甸、菲律宾和马来亚，中期目标是香港、印尼、泰国、印度和日本”，西方的“暂时让步”不仅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的“侵略意图”，反而会“进一步刺激苏联的食欲，在其他地方进行冒险活动”。他扬言美国决不会从６月２７日杜鲁门所声明的立场后退，后退就是“姑息”，就会给西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电文发出后，艾奇逊又指示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要求他向贝文强调，“这一答复在我们这里是得到最高批准的”，并提请贝文注意英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公开分歧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８〕
艾奇逊的回函使英国人忐忑不安。７月１５日，贝文再次致电艾奇逊，重申中国不能永远“孤立”于西方世界，分裂中苏的最佳办法就是保持与中国的联系。在与道格拉斯谈话时，英国外交部官员们也一再强调，英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亚洲国家对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局面的行动”，苏联最高兴的莫过于使中国和美国都卷入一场军事冲突，这不仅为它提供了绝好的宣传借口，而且还可能把整个亚洲推向苏联一边。〔９〕
为了消除分歧，协调两国对外政策，防止苏联在世界其他地区给西方制造麻烦，由艾德礼首相提议，７月２０日至２４日英美在华盛顿就“当前世界局势”问题举行了双边会谈。英国代表强调，西方国家应尽力避免卷入亚洲大陆的冲突，希望把在远东发生的任何新的冲突都限制在当地，不使之发展成为苏联或中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在英国政府看来，把任何可能的中美和中英间的冲突都限制在当地的好处在于，不仅能避免一场全面战争，而且还将“使中共政权逐渐脱离莫斯科的可能性得以顺利发展”。最后双方商议，应对中国是否会介入朝鲜或亚洲其他地区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在联合国体制内继续探寻解决朝鲜问题的最终办法。〔１０〕
尽管美国再三保证会牢牢把握住台湾的行动，一俟战争结束，第七舰队就将撤离，但英国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不持乐观态度。事实上，就在作出这种保证的同时，美国政府即已开始重新考虑其对台的“不干涉”政策。〔１１〕鉴于美国国内舆论正处于高度“情绪化”状态，而目前的首要任务则又是在联合国结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英国政府决定暂不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免导致公开的分歧，而这只会有利于苏联。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把台湾与朝鲜战争连在一起。８月底，艾德礼在下院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英国在朝鲜的行动与台湾问题无关。〔１２〕
相对而言，在对华石油禁运问题上，英美的分歧要小得多。７月１３日，艾奇逊致函弗兰克斯大使，建议英国暂时中断对中国的石油运输，要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形势下，“对中国尤其是华北实行完全的石油禁运是至关重要的”。虽不免担心中国可能在香港采取报复行动，英国政府最终还是决定让步，征用全部石油物资（包括香港的石油产品），以作为对华禁运“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在对华问题上单方面与美国合作的印象，英国要求美国寻求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共同采取对“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石油禁运措施。７月２８日，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将六种石油产品列入“国际禁运货单Ｉ”之内，禁止将这些产品运往苏联、北朝鲜、东欧和中国。
为了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国务大臣肯尼思·杨格向贝文建议：第一，英国必须寻求英联邦成员国特别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支持；第二，必须设法向朝鲜提供更多的地面部队。杨格认为，鉴于英国在香港和马来亚的承诺以及国内资源的有限，增兵或许是最不诱人的方案，但却是能真正影响美国政策的唯一手段。８月中旬，当美国要求其盟国向联合国军提供更多的援助时，英国政府欣然同意从香港调两个步兵营开赴朝鲜。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联合国军方面来讲，英国投入的力量仅次于美国，人数最高时可达１４１９８人。〔１３〕
二
朝战初期，美国干涉的目标明确地限于恢复恢复朝鲜原状，担心如果越过三八线会招致苏联介入，从而引发与苏联的全面冲突。但为时不久，随着战局的逐步改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对美军是否要越过三八线，以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事实上，到了８月初，除了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外，在美国政府内部已没有什么人再反对越过三八线了。９月１日，杜鲁门发表广播电视讲话，称“朝鲜人有权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在联合国的领导下，美国“将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享有这一权利”。〔１４〕９月９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美国对朝行动方针”的报告，两天后获杜鲁门批准，列为国安会第８１－１号文件。该文件规定，只要届时中、苏不介入，就应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占领北朝鲜。已故的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美国的这一军事目标忽略了中国希望在其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有一个缓冲国的战略需要。〔１５〕
在战争的最终目标上，英国外交部官员们的看法与美国人的设想是完全一致的，认为若仅仅限于恢复原来分裂的状态，既不会使世界舆论“满意”，朝鲜人也“不会喜欢”。但另一方面，他们提出，在战场形势未明朗化之前就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为时尚早，而且这样的行动也必须由安理会来批准。英国人还对苏联是否会接受统一的计划表示担心，因为这意味着要以武力消灭它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卫星国”，对此苏联不可能袖手旁观。〔１６〕
在与美方协商后，９月底，英国政府将一份朝鲜决议案提交联合国考虑。该项方案提出，联合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建议在联合国增设朝鲜统一与复兴委员会，由它行使联合国的权力，在整个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权，并负责组织和监督联合国的旨在重建和复兴朝鲜的活动。〔１７〕
尽管美国不断作出保证说联合国军在北朝鲜不会采取挑衅行动，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边境地带将避免使用美军，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特别是陆军元帅斯利姆仍感到忧心忡忡，对非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的行动感到没有把握，同时担心西方把过多的力量投入到朝鲜这个遥远的东亚半岛，会使欧洲的防务松懈，给苏联以可乘之机，而苏联已经在这一地区享有了军事上的优势。就连艾德礼首相也对继续北进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因为“中国很可能认为越过三八线是挑衅性的,甚至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１８〕
但是贝文极力主张北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北朝鲜或南朝鲜，他们都是朝鲜人，不应当人为地永远把他们分开”。他提出，倘若联合国军打到三八线就停止不前，而使北朝鲜完好无损，那么“实际上就等于苏联已经胜利了，联合国的全部努力也将付诸东流”。〔１９〕
９月２７日，英国驻美使馆领事格雷夫斯把刚刚从新德里发来的三封电报交给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麦钱特，其中两封是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给尼赫鲁总理的，另外一封是尼赫鲁本人写给贝文的。潘尼迦在他的两封电报中简要汇报了与周恩来总理、聂荣臻代总长以及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谈话的部分内容，他确信中国领导人正积极地考虑出兵参战。但是，格雷夫斯认为，潘尼迦是个“反复无常、不可靠的报告者”，他的话并不值得重视。在给贝文的电报中，尼赫鲁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认为这种行动将会使“世界灾难变得更有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这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了新的指示，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２０〕
同一天，贝文致函尼赫鲁，再三声明英国向联大的提案“远不是挑衅性的”，决无以武力占领北朝鲜的意图，他怀疑从北京传来的“谣言”很可能是“蓄意破坏反对北朝鲜侵略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贝文又向美国人建议，应当做出一些和解的姿态，以便安抚中国。〔２１〕
与杜鲁门、艾奇逊的判断一样，英国的政策决策者们也不认为以武力统一朝鲜会招致中国的大规模干预。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目前面临三种选择：由北朝鲜发出邀请，公开地或者通过提供“志愿军”的方式进行干预；在联合国内外施加最大限度的政治影响，以支持北朝鲜成为“独立的缓冲国”；在其东北边境地区集结数量庞大的军队，但不入朝作战。报告认为，中国内部尚待巩固，当务之急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其军事实力不足以应付大战，而且干预也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故介入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通过外交途径，努力争取使北朝鲜成为一个“缓冲国”。〔２２〕
１０月１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１０月３日，怀着阻止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希望，中国政府作了最后的外交努力。周恩来总理紧急约见潘尼迦，请印度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干预。
尽管美国国务院内一些负责东亚和中国事务的官员力主应当严肃对待中国的警告，而不是仅仅看成“恫吓”和“威胁”，并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减少中国参战的危险，但决策者们仍固执己见。杜鲁门认为，潘尼迦不值得信任，他只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艾奇逊的看法是，周恩来的谈话“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１０月９日，参联会向麦克阿瑟发出一项针对中国可能干预的补充指示，授权他只要有把握取得成功，就应当继续行动。〔２３〕很显然，不论中国出兵与否，美国都不打算放弃武力统一的意图。
中国的警告使英国人惊恐不已。１０月３日，外交部高级官员罗杰·梅金斯电告艾德礼，对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深表关注。他说中国目前大约有４０万军队集结在东北边境，其中１０万可能随时出动，担心中美一旦在朝鲜发生冲突，麦克阿瑟很可能会轰炸中国东北的交通运输线，封锁中国海岸，从而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不仅会给英国的对华政策造成最严重的困难，使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受到损害，而且还将大大削弱整个西方在其他更重要地区的防御能力。梅金斯建议，应当对中美冲突对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可能影响进行紧急研究，并努力说服美国人尽量减少在朝鲜的军事承诺，通过政治的而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朝鲜问#O&题。〔２４〕
１０月４日，弗兰克斯大使向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询问有关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美国是否认为现存的联合国决议已授权采取这种行动。腊斯克答复道，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与６月２７日联大决议是相一致的，因为北朝鲜人还有战斗力，仍然在攻击联合国军，三八线不能成为一道障碍，麦克阿瑟在军事上有必要采取在他看来是恰如其分的任何方式继续进行战斗。〔２５〕
战争扩大的危险迫在眉睫，这使得贝文也深感不安。他打电报给外交部，建议弗兰克斯和杨格同美国政府进行紧急磋商，起草一份联合声明，以阻止中国的干预，并为中国提供一个就朝鲜问题在联合国发表意见的机会。
贝文的意见遭到了艾奇逊的坚决反对。在与弗兰克斯会晤时，艾奇逊力图使英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他认为，现在让中国人来参加辩论为时已晚，这样做不仅会使问题愈发混乱，而且还会延搁联合国决议的通过，进而危及到在朝英美士兵的生命安全。他承认，中国参战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存在，但“现在表现出犹豫和胆怯则只会招致更大的危险”，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继续向前推进，而“决不应被大概是中国共产党的恫吓所吓倒”。〔２６〕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对联合国军恣意北进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认为越过三八线在军事上的不利远远超过了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建议联合国军暂不要向北发动攻势，在南朝鲜停留一至两个星期，以便给外交家们更多的时间，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艾德礼首相和国防部长欣威尔对此都表示同意。〔２７〕
贝文极力反对向美国施加压力，使其推迟发动攻势，认为这在政治上对英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他争辩道，美国的决定是由“华盛顿最高层以最强有力的措辞”作出的，倘若杜鲁门听从了英国的建议，而日后在军事上出了问题，那么英国就会受到指责。他强调，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对美国的影响一直在不断增强，若要保持这种影响，英国就必须继续谨慎行事。〔２８〕
在说服了艾德礼之后，贝文又要求美国国务院作出承诺：力图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不允许麦克阿瑟未与英国协商就进攻中国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在联合国通过朝鲜决议案与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间能有一段时间差。美国人接受了前两点，对于第三点，腊斯克断然回复道：“如果联合国能尽快通过决议，那就会存在一段时间差。”〔２９〕
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们虽然对北进有可能会过分“刺激”中国而感到顾虑，但总的说来，他们不相信中国会大规模出兵干预，认为中国无力也不敢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苏联也只会停留在宣传攻势上，以煽起西方间的不和。１０月７日，联合国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授意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作战。在这关键时刻，美国的主要盟国未能约束住华盛顿。
三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在重创联合国军后迅速脱离了接触。中国通过自己的行动向美国方面传递了两个明确的信息：第一，中国不会让麦克阿瑟轻而易举地进逼到鸭绿江岸；第二，假若美国人停止他们的攻势，全面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政府对此认识并不清楚。虽然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等人都倾向于采取政治的手段来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但同时却又寄希望于麦克阿瑟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在仁川之后再创一次“奇迹”。１１月９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讨论决定，不改变给麦克阿瑟下达的作战指示，允许他继续向北推进。〔３０〕
相对说来，英国的行动要慎重一些。它不仅断然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允许联合国军穷追敌机进入东北领空二到三分钟”的建议（事实上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国防部长马歇尔对该建议都表示赞成），而且还为避免冲突的进一步扩大，积极酝酿在朝鲜北部建立非军事区的行动方案，试图通过政治的途径解决朝鲜问题。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认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中国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联合国军的攻势，而同时又不冒战争扩大的危险。建议联合国军撤至并固守住朝鲜半岛的腰部，即沿兴南到安州一线，宣布这条线以北的整个地区为“非军事区”，然后在联合国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军方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工党和保守党的一致同意。贝文认为，这一方案是既能使战争尽快结束，又能让中国人接受的两全其美之策，而且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利于西方。〔３１〕
尽管建立“缓冲地带”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戴维斯、远东事务处处长埃默森和无任所大使杰瑟普等人的拥护，甚至艾奇逊对此也抱有几分兴趣，但却遭到了军方特别是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
１１月９日，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准备在１１月１５日左右发动全面攻势，向中朝边界推进，力图占领整个北朝鲜。他把英国提出的谋求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斥之为搞“慕尼黑阴谋”，声称“把北朝鲜的任何一部分拱手让给中国共产党都将是近代以来自由世界的最大失败”，“屈从于如此邪恶的建议将会使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丧失殆尽”。最后，他强调说：“决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勇往直前，直至取得最后胜利。”〔３２〕
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的高级助手布尔特也同样坚决反对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认为这只能严重地束缚住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确信麦克阿瑟有足够的力量在朝鲜守住任何一道防线，不应改变给他的作战指示，虽则这样会毫无疑问地在某些方面增加局势的紧张气氛。布尔特强调，如果中国军队被赶出朝鲜半岛，联合国就会获得一个使冲突局部化的更好机会，并“阻止进一步的侵略活动”，软弱则只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他敦促柯林斯应坚决抵制建立缓冲区的想法，因为国务院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极力兜售这一主张。〔３３〕
１１月１５日，艾奇逊约见弗兰克斯，明确表示他不打算阻止麦克阿瑟发动已计划好了的攻势，因为目前仍然对中国干预的意图尚不十分清楚，而要搞清它除了采用军事“试探”的办法外别无他途。他认为，如果中国参战的目的仅仅限于保卫其边境和鸭绿江水电站的安全，那么英国提出的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或许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若中国意在“占领”整个北朝鲜或者把联合国军赶回南方去，则英国的建议就不会收到任何效#O&果。〔３４〕
贝文把艾奇逊的答复看成是“令人鼓舞的”。１１月１７日，他电告艾奇逊，准备让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在适当的时候阐明英国方案的基本构想，并希望能得到美国代表的支持。他强调说，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一样，他本人也十分赞成联合国军停止北上，坚持认为通过撤出联合国军和其他外国军队来建立一个缓冲区是非常必要的，并表示愿意与美国人一起商讨有关缓冲区管理的具体细节问题。〔３５〕
１１月２１日，美国国务院与军方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如果此时能阻止麦克阿瑟冒然北犯的话，中美大规模冲突的悲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华盛顿并没有这样做。在艾奇逊看来，“如果麦克阿瑟将军不用他的方法来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试探，就不能判断中国干预的程度”。与会者一致同意，不干预麦克阿瑟在北朝鲜行动的自由，不变更已赋予他的作战任务，但为了保险起见，他只需占领鸭绿江以南１０至２５英里的高地即可，而不必打到江边。〔３６〕当天晚上，艾奇逊将美国的这一意图告知弗兰克斯，并说明英国推迟向安理会提交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是绝对必要的。紧接着，他又指示美国驻英代办霍尔莫斯以最强硬的口气告诉贝文，倘若杰布现在在联合国提出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那将是极为在害的。这不仅会被人看成是一种“示弱”，而且也会使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感到不知所措，并增加中国在联合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还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军事问题和难以预料的危险，希望贝文在与美方进一步协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３７〕
此时，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强烈要求艾德礼和贝文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其暂缓发动攻势，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中国人交换意见，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贝文所采纳。１１月２２日，贝文致函艾奇逊，表示同意在知晓麦克阿瑟总攻结果之前不向联合国提交英国的方案，尽管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一方案为迅速结束冲突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为了能在最后一刻阻止中美在朝鲜发生大规模对抗，贝文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他指示英国驻华代办哈奇森要向中国政府阐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行动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合法利益将会得到充分考虑，联合国的目的在于恢复那里的和平和秩序，建立一“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而决无侵略中国之意图，希望中国能打消顾虑，消除误解。与此同时，贝文又要求美国人作出如下承诺：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与安理会决议相一致；下命令时要经过适当的磋商；麦克阿瑟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只不过是联合国的代理人。他强调指出，凡属超过授权的行动事先必须与提供了部队的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秘密协商，在征得这些国家同意之前，美国应指示麦克阿瑟不得采取此类行动。〔３８〕
１１月２４日，艾奇逊复函贝文，指出安理会不可能给麦克阿瑟下达详细的作战指令，要美国政府正式作出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承诺是有困难的，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理论上而非实践上的。他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全力支持麦克阿瑟的行动，在此紧要关头提出任何其他建议都只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３９〕就在这一天，麦克阿瑟发动了他的所谓“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贝文建立缓冲区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
四
中国的出兵参战打破了美国试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美梦。面对联合国军攻势的惨败，在美国政府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纷纷站出来献计献策，要求对中国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陆军部的计划与行动处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局等都曾提议，应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援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支持中国大陆内部反共“游击队”的活动。国务院的远东处、政策设计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自１１月份始一直在秘密研究对中国和朝鲜实施核打击的可行性问题。至１１月３０日，杜鲁门总统则公开地进行原子讹诈，宣称美国正积极地考虑要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４０〕
杜鲁门的声明使英国政府感到震惊。７６名工党议员联名写信给艾德礼，谴责杜鲁门的讲话，并声明：如果英国支持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决定，他们将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政界要员丘吉尔、艾登等也对局势表示了忧虑，呼吁“联合国应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敦促政府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以阻止战火的蔓延。在此情形下，艾德礼不得不通知美国驻英代办，他即将赴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会晤，并在一次内阁紧急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４１〕
从１２月４日至８日，杜鲁门与艾德礼先后共举行了六次会谈。这次美英首脑会晤表明，双方在对华、对朝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顶点。
艾德礼坚持西方应在东方实行战略收缩，集中精力加强西欧防务，认为倘若深陷在东亚，同中国打一场“有限战争”，那就会大大削弱西方在其他地区的力量，并使欧洲降到次要地位。他强调说，反对共产主义的重要阵线是在西方，必须尽可能地加强在西方的实力，而决不可采取任何导致削弱西方力量的行动。〔４２〕
杜鲁门的看法是，美国在东、西方都负有责任，如同英国在香港和新加坡所做的那样，美国同样在朝鲜、日本和菲律宾承担着义务，美国的目标是，既要维持在欧洲的防线，同时又要保持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艾奇逊也指出，美国对亚洲和对欧洲的政策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必须有一个适用于世界东西方的统一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要是美国放弃了远东，苏联和中国就会取而代之，远东各国就会尽其所能与它们和好，相反，若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么处境就会好得多。〔４３〕
艾德礼不同意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苏关系的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绝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仍有出现“铁托主义”的机会。强调英美的基本目标应该是设法在中苏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促使它们分道扬镳，使中共成为一支独立的、在远东与苏联相抗衡的力量。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华态度过分强硬，那只会把中国进一步推入苏联怀抱，使中国人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唯一的朋友。〔４４〕
艾奇逊对此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服从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一切都按照莫斯科的模式行事，“甚至是比东欧卫星国还要听话的学生”。他认为，也许在今后１０年或１５年内可以看到中国态度的转变，但目前却无济于事。杜鲁门的看法更为明确，认定中国是苏联的“卫星”，而且只要中共掌权它就仍将是完全受命于莫斯科的“卫星”。〔４５〕
艾德礼要求美国同意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在联合国内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丢面子，反而在政治上有利于西方，但杜鲁门、艾奇逊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声称美国不会为停火付出任何代价，如果西方作出让步，共产主义就会“得寸进尺”，变得更加富有“侵略性”，继朝鲜之后，他们的目标就可能转向印支、香港和马来亚。杜鲁门指出，对付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彻底消灭它，而决不能“姑息”、“迁就”。艾奇逊则认为目前是“自１９１７年以来与共产主义谈判的最坏的时机”，即使谈判也不会有任何成效，美国应当在朝鲜继续打下去，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倘若日后被赶出，应拒绝承认失败，尽量用一切办法来为中共制造麻烦，同时阻止台湾“陷落”。〔４６〕
艾德礼不赞成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力劝美国人不要轰炸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工业城市，因为“西方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发动这样的进攻”，而且这类行动也不会导致问题的最终解决，只会促使战争的升级和扩大化。至于海上封锁，艾德礼指出，这对西方的损害远比对中国的为大，中国主要依赖苏联进行贸易，而不是西方。他明确地告诫美国人，同中国打“有限战争”的政策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不可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也很难在联合国获得通过，这样的行动将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４７〕
在会谈中，艾德礼还提到了关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问题。他说，欧洲的普遍看法是麦克阿瑟在独揽一切，其他参战国在行动中几乎没有多少发言权，建议成立某种类型的委员会来指挥战争。这一提议遭到了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布雷德利、马歇尔辩解说，麦克阿瑟的一切行动均严格按联合国的要求行事，他所追求的作战目标也正是联合国想达到的目标。至于指挥权问题，他们认为，战争不能交给一个委员会来指挥，因为战争的决定必须作出迅速处理，而委员会就做不到这一点；其他人若不喜欢目前的状况，可以撤出他们的军队，若不想退出，那就有责任听从联合国的指挥。〔４８〕
很难说这次英美首脑会晤取得多少成功。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双方达成了谅解，但基本的政策分歧一如从前。同艾德礼一样，杜鲁门也正经受着来自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他的回旋余地并没有多少，不可能向英国人作出更多的许诺。〔４９〕事实上，就连原子弹问题——这是艾德礼访美的主要目的——也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解决。在艾德礼赴美的前一天，艾奇逊、马歇尔以及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等人就向杜鲁门建议，不要向英国人作出限制美国使用原子弹的行动自由的承诺，而应告诉他们，美国并不愿意使用原子弹，并强调美国充分理解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可怕后果。〔５０〕结果，虽然杜鲁门口头应允不与英国协商他将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却不愿把这句话写进最后的会谈公报中。艾德礼归国后声言同杜鲁门达成了严格的协议，美国不会自行其是使用原子弹，但实际情况是，就在双方会谈期间，杜鲁门已经下令将分解的核炸弹的部件空运至远东，并储存在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艾德礼对此却一无所知。〔５１〕
艾德礼的造访并没有动摇美国人要报复中国的立场，尤其是军方，依然对同中国打一场有限战争抱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在１９５０年底和１９５１年初，海军上将谢尔曼、国家安全资源局局长赛明顿、抗日战争时期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以及麦克阿瑟等人都极力主张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报复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征询各方意见之后，也正式向国防部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赞成对中国实施海空全面封锁，取消对国民党军队的限制，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给予后勤支援，支持国民党“游击队”在大陆的反共活动，并提出倘若中国在朝鲜之外进攻美军，就应对其境内的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海空打击。〔５２〕
但是，艾奇逊反对把战火蔓延到中国，使朝鲜战争演变成中美大战。除了美军实力不足以及担心苏联介入外，他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英国不会支持这样的行动。尽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大为削弱，但它仍是目前美国盟友中仅有的强国，是美国“唯一可以依赖的真正盟友”，没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北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美国的全球战略就难以实现。因此，艾奇逊认为，保持英美的团结和合作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５３〕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１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处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有力地支持了艾奇逊的观点。该报告指出：联合国不可能同意对中国大陆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反倒会使英国在联合国内外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破坏，并有损于西方国家间的团结，进而影响到西方未来的防御能力。报告最后警告说，在朝鲜之后，美国“经不起对中国的第二次军事失败”。１月２４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暂不对华采取报复措施，对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由于战场形势愈来愈明朗化，美军被赶出朝鲜半岛的前景消失了，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呈胶着状。这使得参联会的行动方案付诸实施已没有什么必要了。〔５４〕
此时，英、法等西欧盟国表明它们强烈反对扩大战争，渴望看到在朝鲜立即实现停火，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然而，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多少热情，认为从“软弱地位”出发进行谈判是“困难的”和“不明智的”，马歇尔部长则宣称：“接受停火就表明在我方有很大弱点”。〔５５〕因此，自１９５１年始，华盛顿执行了一种既不使冲突升级又不要和平的政策，却积极致力于要联合国给中国贴上“侵略者”的标签。〔56〕在这一问题上，英美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大不小的分歧。
１月５日，艾奇逊写信给贝文，要求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一道同美国在联合国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他以威胁的口吻说道，除非给中国加上“侵略”的罪名，否则，美国国内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孤立主义浪潮，并损害美国为北约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联合国作为一个集体安全组织也会因此而垮台。〔５７〕
艾奇逊的这封信使得艾德礼对美国政策的真正意图开始担忧起来。１月８日，他致函杜鲁门，表示担心“美国政府可能打算放弃把战争局限在朝鲜的政策，转而采取一种对中国进行有限战争的政策”，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主要的敌人是苏联，对中国作不必要的挑衅是不明智的。他强调指出，英国政府反对“在目前形势下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也不赞成由集体措施委员会考虑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５８〕
但是贝文力主支持美国人的立场，认为如果美国在这件事上受阻，它就有可能退回到军事上的孤立状态，不再积极参与欧洲的防务事宜，这对英国而言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担心，英国若执意在这件事上反对美国的政策，很可能会导致“英美联盟的终结”。弗兰克斯也建议政府态度不要过分强硬，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到与美国的全面关系。〔５９〕
美国政府继续向英国人施加压力。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英代办要尽一切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官员、新闻界和公众支持美国的政策，他自己也警告弗兰克斯说，倘若英国不同意把中国打成“侵略者”，不仅会使杜鲁门政府在国内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国会也将大幅度削减对西欧的各类援助。〔６０〕１月１９日和２３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１月２０日，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中国“侵略”朝鲜的议案。
英国虽然打算支持美国的政策，却反对对中国立即实行制裁措施，要求美国修正议案，优先考虑斡旋委员会的工作，敞开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否则英国对美国的提案将不予赞成。
这次英国人终于获得了成功。１月２７日，艾奇逊向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愿意作出妥协以换取英国对提案的支持。他强调说，这是美国在满足英国政府愿望方面可以作出的最大努力，杜鲁门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都同意作出这 种让步。〔６１〕２月１日，美国的提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在英国政府看来，谴责性的议案同联合国席位问题没有什么联系，因而它继续支持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大的合法席位，反对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并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敦促其在朝鲜停战，为此还曾在５月３１日提出了具体的停战方案。〔６２〕６月２３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出和平倡议，建议交战双方举行谈判，以求得问题的合理解决，杜鲁门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声明愿意参加谈判。英国政府对美国此举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着有利于解决远东问题迈出的正确的一步。７月１０日，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朝鲜战争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新阶段。
注释：
〔1〕William 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197.
〔2〕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２页。
〔3〕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New York, 1983, p.791.
〔4〕Fo 371/ 84080, June 27, 1950,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London.
〔5〕FRUS, 1950, Vol.7, p.339.
〔6〕C.P. (50) 156, July 3, 1950, PRO.
〔７〕〔８〕FRUS, 1950, Vol.7, pp.329-331, 347-352.
〔9〕Ibid., pp.381-382, 395.
〔１０〕Ibid., pp.462-465.
〔１１〕Dean Acheson Papers, Box 65, July 27, 1950.
〔１２〕C.P. (50) 200, Aug. 3, 1950, PRO；《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３７页。
〔１３〕C.M. 55(50), Sept. 11, 1950, PRO; Harry G. Summers, JR., Korean War Almanac, New York, 1990, p.289.
〔１４〕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Simon and Schuster Co., 1987, p.118.
〔１５〕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８２页。
〔１６〕C.P. (53) 193, Aug. 31, 1950, PRO.
〔１７〕FRUS, 1950, Vol.7, pp.763-764、773-774.
〔１８〕PREM 8/1405/123162, Sept.26, 1950, PRO.
〔１９〕斯帕尼尔前引书，第１１０页；William W. Stueck,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British Policy and American Expansion of the War in Kore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 1986, p.81.
〔２０〕〔２１〕FRUS, 1950, Vol.7, pp.792-794、811.
〔２２〕Ibid., pp.813-816, William Louis and Hedley Bull eds.,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1986, p.62.
〔２３〕《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３２页；《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０７页。
〔２４〕PREM 8/1405/ 123162, Oct. 3, 1950, PRO.
〔２５〕〔２６〕FRUS, 1950, Vol.7, pp.859-861、868-869.
〔２７〕FO 371/ 84100, Oct.5, 1950, PRO.
〔２８〕Stueck,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p.85.
〔２９〕FRUS, 1950, Vol.7, p.893.
〔３０〕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Vol.II, 1963, Chicago, p.583.
〔３1〕Peter Farrar, "Britain's Proposal for a Buffer Zone South of the Yalu in November 195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No.2, April 1983, p.335.
〔３２〕FRUS, 1950, Vol.7, pp.1108-1110.
〔３３〕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p.250.
〔３４〕FO 371/ 84114, Nov.15, 1950, PRO.
〔３５〕Ibid., FO371/84114, Nov.17, 1950, PRO; FRUS, 1950, Vol.7, pp.1172 -1173.
〔３６〕《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３２７页；FRUS, 1950, Vol.7, pp.1204- 1208.
〔３７〕FRUS, 1950, Vol.7, pp.1212-1213.
〔３８〕〔３９〕Ibid., pp.1225, 1227-1229.
〔４０〕Callum A. MacDonald, Korea; the War before Vietnam, Macmillan Press, 1986, pp.72 -74.
〔４１〕Foster R. 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New York, 1972, p.107; Bullock, Ernest Bevin, p.821.
〔４２〕〔４３〕〔４４〕FRUS, 1950, Vol.7, pp.1365-1366, 1374-1375; 1397-1398.
〔４５〕〔４６〕Ibid., pp.1367-1368; 1401-1402.
〔４７〕〔４８〕Ibid., p.1451; 1431.
〔４９〕Lewis Purifoy, 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New York, 1976, pp.257- 258.
〔５０〕詹姆斯·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二卷，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６页。
〔５１〕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Box4;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２０页。
〔５２〕Barton Bernstein, "New Light On the Korean War,"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April 1981, pp.266-267.
〔５３〕Rosemary Foot,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86, p.53.
〔５４〕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9;施纳贝尔前引节，第３７５页。
〔５５〕福雷斯特·波格：《马歇尔传》，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７０页
〔５６〕Matthew Connelly Papers, Box2.
〔５７〕〔５８〕FRUS, 1951, Vol.7, pp.27-28, 37-38.
〔５９〕Foot, The Wrong War, p.113; PREM 8/1405/123162, Jan.21, 1951, PRO; Stueck,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p.95.
〔６０〕Burton Kaufman,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86, p.135.
〔６１〕〔６２〕FRUS, 1951, Vol.7, pp.136-137; 480-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