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塞缪尔·Ｐ·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
【注释】承蒙亨廷顿教授将当时尚未出版的《If Not Civilization, What?》一文手稿供作者参考，特此致谢。【注尾】
徐国琦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历史系
塞缪尔·P·亨廷顿系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及约翰·M·奥林战略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所长。曾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为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的左右手。并经常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角色。政治上，他以保守出名。曾因支持越南战争及卷入诸多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等原因，一度被人斥为“疯狗”及“学政复合体成员”（academic-political Complex）〔１〕。学术上，他以当代马基姆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自诩〔２〕，一向以提出极具争议的观点或理论闻名于学术界。他的十来种学术著作大多探讨当代重大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理论问题，在学术上颇多建树。
亨廷顿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初版），便是探讨军民关系方面的一流理论专著，甚至在其出版３０多年后的今天，仍被权威军事史家爱德华·科夫曼（Edward M. Coffman）誉为“挑战性著作”，值得任何军事史学者参考。〔３〕１９６８年出版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则集中研究各种政府类型（专制型、独裁型、民主型、准民主型等）如何维持政治稳定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著名原则：“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分别不在于其政府形式，而在于统治的程度”。〔４〕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不少学者及政界人士备加推崇。８０年代后期，亨廷顿又把目光集中到当代各国民主化问题，并于１９９１年出版《第三次民主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该书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共出现了三大民主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１８２６－１９２６年间。包括美国在内的近３０个国家踏入了民主进程。全民普选为其主要标志。发生在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６２年间的第二次民主浪潮，促成２０多个国家跻身民主社会之列。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揭开了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序幕。该浪潮至今仍方兴未艾。亨廷顿的结论是，这三次浪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曲折性，即高潮之后总伴随退潮。但世界民主化的总体趋势是以“进两步，退一步”模式前进。导致第三次民主浪潮的主要原因是：（１）威权政府失去其统治基础；（２）经济发展；（３）宗教的作用；（４）国际政治的变化；（５）民主化的“滚雪球”效应。在亨廷顿看来，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出现主要是内部因素而不是外界影响促成的。他还强调文化因素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影响，认为某些文化为儒家文化、伊斯兰教义等具有反民主倾向。
从以上所介绍的亨廷顿三种代表著作可以看出，他善于把握重大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亨廷顿的这一特色的最新体现便是他发表在《外交季刊》19９３年夏季号的《文明的冲突》及该刊同年１２月号的《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二篇著名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亨廷顿精心思考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亦即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 F ·凯南〔５〕可能是亨廷顿撰写上述两篇文章的主要动机。
一
１９８９年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指导美国外交政策４０多年的“遏制战略”因此过时。“冷战时期许多熟悉的模式及规范〔亦〕应抛弃”〔６〕。时代呼唤新的“Ｘ先生”。《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写道，新时期的乔治·凯南，“您在何#O&方？”〔７〕许多学者及政客在１９８９年后都想成为新凯南，纷纷撰文，提出对后冷战国际关系模式的形形色色的解释。如“单极时刻”论〔８〕，“民族国家衰落”论〔９〕，“不再有主要战争”论〔１０〕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现在兰德公司任职的富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福山最早在１９８９年夏季号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抛出这一观点。他的这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注意，到１９９１年止，至少有１４个国家翻译出版了这一文章〔１１〕。１９９２年，福山进一步将其观点引申，并出版成书。书名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１９９２年版）。
福山的主要观点是，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系等赢得彻底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与西方对立的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失败。因此哲学意义上的长期意识形态的冲突及进化告一段落，大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可能也将不复存在。后冷战时期政治家要解决的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一些“技术问题”。长期以来的人类冲突因此宣告终结。追求自由成为人类的主要奋斗目标。在此必须指出，福山所指的历史终结局限于一定地区，在部分区域，历史还在重演。但福山坚信，这种仍在重演的历史之终结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
遗憾的是，福山虽然探讨“历史终结”这一极具挑战性问题，但他的论述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分析，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论证。其思辨框架缺乏历史证据，甚至出现史实错误。更有甚者，他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所谓“历史教训”，许多站不住脚。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Ｈ·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直言，福山“根本就错了”。〔１２〕
“历史终结”论是１９８９年西方朝野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心态的产物。可惜这种乐观并不能持久。１９９０年后的国际关系发展证明，人类并没有像福山宣称的那样“回到黑格尔时代”，黑格尔的理论也没有完全战胜尼采的哲学。血淋淋的历史仍在重演。根据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资料，１９９２年全世界的军火开支高达６０００亿美元，一年内发生了２９次战争。战火中死亡人数达１７年以来最高纪录〔１３〕。由此可见，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带来所谓太平盛世，反而使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经济诸方面的争夺更趋复杂、尖锐。“历史终结”论的说法如同思想史中的“回到柏拉图时代”，“大同世界”等说法一样，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于上述包括福山理论在内的诸多说法，亨廷顿统称为“结束主义”（endism）。他认为这种“结束主义”的主张提供了歌舞升平的假象，是“危险的、富有破坏性”的理论。亨廷顿尤其不同意福山的分析。指责其“历史终结”论有两大错误。一是过分强调历史的可测性及时间的永恒性，二是忽视了人性的弱点及“非理性”因素。〔１４〕在亨廷顿看来，１９８９年以后出现的所有“结束主义”的观点，虽然不乏部分真知灼见，但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因素”。〔１５〕这一因素即是亨廷顿极力渲染的所谓“文明冲突”。亨廷顿对他“发明”的“文明冲突”论津津乐道，颇为得意，以为发现了理解未来国际关系的秘诀。他除了在《外交季刊》夏季号隆重推出其理论外，为扩大影响，又在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６日《纽约时报》专栏版刊出其中心观点，并在接受《新观点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等媒体采访时大力宣传他的“文明冲突”论。〔１６〕《外交季刊》进一步推波助澜，在19９３年１０月号上刊登部分知名人士同亨廷顿商榷文章，在１２月号上发表亨廷顿的答辩文章。《外交季刊》还将以极快的时间出版《文明冲突》论单行本（包括反驳亨廷顿的文章）。一时之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野火春风，席卷世界各地，震动各国朝野。影响之大，实所罕见。
二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后冷战时间的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冲突。虽然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仍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角色，但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之中。这种“文明冲突”“将决定未来的国际政治”，〔１７〕是人类历史到达一个新阶段的必然结果。
根据亨廷顿对历史的理解，他把国际关系史划分为四个时期。１７９３年前的国际冲突主要是君主之间的正统之争、领土之争。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关系史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是国家利益冲突，侧重于经济、主权、领土、军事上的斗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意识形态的冲突取代了国家利益冲突。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经历了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冲突等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进一步上升到代表完全不同文明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及冷战。１９８９年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及苏联的不复存在，国际关系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第四阶段，即后冷战时期。在后冷战时期，历史并没有结束，冲突依然存在，但冲突的性质及根源出现了巨大变化。亨廷顿指出，后冷战时期的主要冲突与前三次有显著不同。前三次冲突都是在一个文明体系（西方文明体系）内发生的，但未来的冲突将明显超出西方文明范围，沦为所谓“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西方文明唯我独尊的局面将受到其他文明的强烈挑战。亨廷顿建议用文明的属性来划分世界。认为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三个世界”的说法似已过时。文明的因素将成为压倒一切的国际冲突之源。亨廷顿甚至断言，“未来的全球冲突将是文明冲突”，“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的话，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什么是“文明”？亨廷顿的定义是，“文明是一个文化的实体”，“是民族之间的最高文化组合及最广泛层次的文明认同”。〔１８〕根据这一定义，亨廷顿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为什么文明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并成为世界主要冲突之源呢？亨廷顿认为，随着各国的经济现代化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人类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将逐步消失。文化及宗教力量将日趋增长，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巨大的“非西方化运动”（de-westernization）。〔１９〕这种“非西方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理由是：第一，文明差别是人类的最基本的差别。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观。他们对人与上帝的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关系、家庭与社会关系、夫妻关系等看法都有天壤之别；第二，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世界正变成一个地球村。不同文明之间的人民互动及交流的频繁，加强了各民族自身文明意识的觉醒；第三，目前西方文明已达到顶点，并全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向世界各地推销，这必然要与其他文明发生正面撞击，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冲突；第四，人类的文化差异及文明特征是最难消除或妥协的。既然文明之间的接触势在必然，文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第五，世界正出现地区经济共同体趋势，如欧洲共同体以及可能出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均属这类地区经济主义范畴。这种地区经济主义的出现也必然会增大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亨廷顿指出，文明冲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冲突指毗邻群体之间的领土或统治权之争。广义上的冲突系指代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在军事、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展开的生死搏斗。随着西方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影响衰落，西方文明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由经济、军事冲突引起的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文明对抗。
三
亨廷顿对自己的“文明冲突”论自视甚高，认为它是目前国际关系方面最佳理论。他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号的《外交季刊》文章中咄咄逼人地写道：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的话，又是什么？”并直截了当地称其理论建立了“后冷战世界的范式”，〔２０〕俨然以新时代的“Ｘ”文章主人自居。诚然，亨廷顿的理论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他公开承认文明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采用“双重标准”。他也毫不掩饰西方国家以公正为名，行霸权之实的行径。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所作的决定都是出于西方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总以反映各国愿望的姿态公诸于世。“西方实际上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及经济力量统治世界，维持西方的优势”。〔２１〕亨廷顿理论的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它注意并强调各国文明的差异，并从文化角度解释国际冲突问题。然而，其理论的最大弱点也在于此。
事实上，从文明角度分析国际关系并不是亨廷顿的首创。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即有文明冲突一说。到１９世纪，有关文明冲突的说法已如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在现代，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更是大有人在。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１９６７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其中干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
〔２２〕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自８０年代初即尝试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文化关系。〔２３〕他在１９８１年出版的《权力与文化》（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以及１９９２年问世的《全球模式中的中国与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等论著都是入江昭在这方面探索的结晶。《权力与文化》一书着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美关系。作者的结论是，日美两国兵戎相见的结果是双方发现彼此目标相近，对战争与和平的构想方面也趋于一致。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冲突，是入江昭与亨廷顿之间的明显不同之处。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在１９９０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曾用文明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他写道，“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一种文明”。“外界在对付这种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文明理应相信自己的乐观天性，并尽力与中国的这种独特社会建立联系”。〔２４〕与亨廷顿过从甚密的布热津斯基最近也屡次宣称，在后冷战时期，现代地缘政治冲突已不复存在。目前与未来的国际问题的症结是文化和哲学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问题。〔２５〕
亨廷顿是不是最先提出“文明冲突”论者，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该理论是否言之成理。依笔者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不乏精辟见解，但漏洞亦多。例如，“文明”一词是亨廷顿理论的关键词，但亨廷顿对该词的解释颇值得商榷。根据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文化学专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文明主要指已固定下来的社会生活状态。强调某种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是“文明”定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O&分。〔２６〕但亨廷顿为了能自圆其说，有意将文明静态化，好像文明尘封多年后，仍能依然如故。孰不知文明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亨廷顿甚至忘了自己在别的地方曾写过，“有关某些文化永远不变的说法理应受到怀疑”。〔２７〕亨廷顿应该比别人更清楚，文明的兴衰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事实。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罗列过世界上存在的２０多种文明，而在今天，其中许多文明早就绝迹了。
“文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绝对化。我们不会因为奴隶制在美国独立后仍存在近一个世纪这一史实，就断定１９世纪美国文明是一个奴隶制文明。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世界上某些地区或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许多非民主成分，就断言它们不能最终民主化，不能同西方文明兼容。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曲折的，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亨廷顿自己是研究世界民主化过程的权威，他深知民主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府的日益增多”。〔２８〕亨廷顿另外又写道：“从历史上看，文化是动态的，而不是僵化的，一个社会的主流信仰及态度也是会转变的”。〔２９〕由此看来，未来的世界应更趋于一致，而不是出现文明的冲突才对。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亦即文明不仅仅指亨廷顿所说的八大文明，文明的含义应包含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３０〕如就“文明”的地缘含义而言，实际上早在１５世纪以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已发生冲突了，而并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现在才开始。文明的地缘含义，充其量只是一个概念（idea）而已，包括亨廷顿在内，大概谁也不能明确指出“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线。所以，笔者认为，单从地理上谈论文明，是不科学的，理应包括文明的现代含义，即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化等作为文明定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文明的现代意义看，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的严重冲突。因为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等成为各国目标，亨廷顿所谓的八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将殊途同归。
正因为亨廷顿对文明定义有意割裂，并将其模糊化、简单化，他的八大文明说颇有牵强附会之嫌。例如，他无法划分日本“文明”的归属，干脆把日本列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特文明。殊不知所谓“日本文明”实际上是东方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代表了所有非西方文明的前进方向：文化上保持自己特色（非西化）的现代化。
亨廷顿的“文明”显然不是理解国际冲突的锁钥，难怪当他用“文明冲突”论来衡量国际关系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例如，亨廷顿在解释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在欧洲、美国在北美那样，在亚洲领头建立一个类似经济圈时认为，日本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日本文明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明截然不同，彼此很难合作。事实上，真正原因恐怕要比亨廷顿所能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但“文明”类别并不是主要的。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日本难比美国、德国，它除了其经济、科技实力外，在地缘政治中的比重也要小得多，日本的综合国力不足以在亚太地区领袖群伦。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国家的集体记忆。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正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本质，一味欺骗舆论、漠视正义、混淆视听，致使许多历史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如正式道歉、赔偿受害人损失、停止在教科书中玩弄文字游戏等），造成亚洲国家无法信赖日本。毋容置疑，相互信任是任何一个经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
“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欠缺是亨廷顿对事实解释采用双重标准。例如，他根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贸易就断言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如果亨廷顿把军火贸易作为文明冲突的佐证的话，那么，他又如何解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这一事实呢？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是否应把美国向许多“非西方文明”国家或地区出售军火解释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合作呢？亨廷顿对此讳莫如深，因为这一事实明显与其“文明冲突”论格格不入。亨廷顿援引的另一个例证是１９９３年９月份国际奥委会选择悉尼而非北京。认为委员会根据文明归属投票。文明的分界线决定了投票的结果。当然，亨廷顿没错，西方国家（包括亨廷顿本人）反对北京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并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但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是文明的冲突。西方不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出现。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现象不知亨廷顿是否注意到了。台湾当局在奥运会投票前正式表示不支持北京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理由是一个强大的大陆会使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更无回旋的余地。这里已毫无文明冲突的踪影了。
亨廷顿在自己“文明冲突”论中采用回避事实或采用“双重标准”的作法还有一些其他事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亨廷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缺憾？原因之一便是以上述及的，他太强调文明冲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另外就是“西方中心观”在作怪。他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就是这一“西方中心观”的反映，该理论并不是从学术角度考察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着意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上，进而为西方国家出谋划策。在后冷战时期，西方权力的传统杠杆如军事、外交等逐渐失去效力，其他国家（或用亨廷顿的术语，“非西方文明”）正致力于国家建设，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现代化建设。使西方国家普遍有一种失落感。因为西方经济一直疲软不振，雄风不再，只好利用抽象的“文明”冲突（如人权等）来批评他国。这种现象在近期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难怪《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唐·奥伯多佛（Don Oberdorfer）最近注意到，“奇怪的是，华盛顿近来关于中国的许多言辞似乎与生机勃勃的北京及东部沿海城市的都市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美国在处理对华政策时似乎比日趋务实的共产主义国家（指中国。——引者）更意识形态化。这实在是一个讽刺”。〔３１〕西方国家这种盲目自大又缺乏自信的“包围心态”（a siege mentality）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体现非常明#O&显。〔３２〕似乎世界永远由西方主宰才叫“正常”，才叫“文明和平相处”！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缺陷是其未能跳出冷战思维模式的窠臼，冷战术语“我们”与“他们”对立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实乃同出一辙，并无轩轾。因此，“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并无重大突破和建树。借用专栏撰稿人布鲁斯·纳萨拔姆（Bruce Nussbaum）的一个名词来说，“文明冲突”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后冷战之冷战”的理论而已。〔３３〕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最大弱点是其忽视市场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经济、科技之争而不是抽象的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贸易问题又成为世界性的大问题。著名军事战略问题专家爱德华·Ｎ·卢特瓦克（Edward N. Luttwak）甚至创造一个专有名词“地缘经济”(geo- economics)来描述经济问题已取代政治沦为国际政治中头等问题。〔３４〕他写道，所谓“地缘经济学”，即“商业文法中的冲突逻辑”。他甚至以“〔理解〕战争，阅读贸易”为题撰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贸易冲突的严重性。〔３５〕《纽约时报》所发表的一篇赞成卢特瓦克观点专文指出，“过去的军事及外交之争已被与经济有关的竞争及同盟所取代。在这个全球一体化市场上，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便反映了新时代的潮流”。《纽约时报》甚至断言，“广而言之，如果在后冷战时代存在一个新体系，存在可取代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集团新的团体的话，那么，它似乎不应该是联合国会员国或固定的多边贸易，而应是贸易共同体”。〔３６〕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也指出，新时代的新体系是贸易联合体。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便是向该方向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３７〕
也许用贸易共同体，而不是“文明”，更能准确描述未来世界冲突，也更符合事实。按亨廷顿的说法，欧洲与美国同属西方文明，似应属一条战线。但目前的趋势是双方在贸易上的摩擦可能严重影响欧美之间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美国正重新思考其国家取向，并逐步向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靠拢。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便正式宣称，“西欧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区域”，美国过去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太欧洲中心化”了。〔３８〕表示要同亚太地区接近,因为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３９〕美国国务院分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与内政之间的关联在亚洲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显得密切”。〔４０〕美欧关系因为贸易摩擦已受到严重影响。如，法国把美国的关贸总协定谈判视为“掠夺成性的美国商业及文化帝国主义的同义词”。〔４１〕美国最近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经济事务中,已有明显脱欧入亚的趋势,并以亚太地区压欧洲在经济上让步。”〔４２〕
是“贸易”而不是“文明”是国际事务中主轴这一论点，还可从克林顿总统的近来表现看出。他可以在波斯尼亚、海地、索马里等外交事务中让步，但对于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问题，一直立场坚定，决不让步。”〔４３〕因为他知道经济贸易是调整“美国面向未来”的最后底牌。〔４４〕
关于经济冲突的严重性，亨廷顿事实上在其他地方有清楚的认识。他在１９９３年春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对立”，“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能在经济方面”。〔４５〕另一文章中，亨廷顿写道，日美未来的关系中，存在“经济冷战”可能，因为“日本的策略是经济战争的策略。”〔４６〕亨廷顿甚至同意丹尼尔·贝尔―aniel Bell）的“经济〔冲突〕是另一种战争的继续”的说法。〔４７〕为什么所有这些明智的看法在亨廷顿撰写文明冲突论时都不见了呢？
四
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人类唯有合作才能生存。许多问题如温室效应、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等，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亨廷顿对此置若罔闻，仍在“文明冲突”论中重祭冷战大旗，鼓吹人类对抗，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易把世界引入歧途。其理论比“历史终结”论更危险、更有害。例如，亨廷顿多次鼓吹西方同中国的未来对抗，实在荒谬绝伦。中国占世界２２％人口，只有世界上８％的资源和７％的可耕地。在世界上人均可耕地面积少于中国的只有孟加拉和埃及。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理应支持中国利用这有限的资源解决占世界近１／４人口的温饱问题，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不应多方阻挠，更不应以所谓文明冲突的理由妨碍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殊不知，中国一旦失控，将是全人类的灾难。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所说的，“由于中国的比重，……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同在一条船上”。〔４８〕
１９８７年亨廷顿在就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长时发表的主席演说中讲道，凭他多年研究政治学的经验，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因为政治学家想做好事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做到了”，也许“他们可悲地发现自己意图实现无望”。研究政治学最基本的戒律是，“拯救政治绝无灵丹妙药”。〔４９〕我们也许相信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并不完全是出于标新立异，出于要做新时代的乔治·凯南的动机，也许他真的想要找到一条理解人类冲突的捷径，可惜他的“文明冲突”论只是一条死胡同。
注释：
〔1〕有关批评亨廷顿政治倾向的诸多评论，可参阅以下几篇文章：Jared Diamond, "Soft Sciences are Often Harder than Hard Sciences," DiscoverS, Aug. 1987, Vol.8, pp.34-37; "Scholars Bite Mad Dog," The Nation, May 9, 1987, Vol.244, p.595; Fred Zakaria, "Blood Lust in Academia: the Professor's Uendetta," The New Republic, July 27, 1987, Vol.197, pp.16-18; Ezra Bowen, "The Posse Stops a 'Softies', Scientists Blackball A Politicaltheorist," Time, May 11, 1987, Vol.129, pp.76-77; Eliot Marshall, "Academy Rejects Huntington Nomination," Science, May 8, 1987, Vol.236, pp.661-662.
〔2〕亨廷顿对自己欲充当现代马基雅维里的野心，一直坦承不讳。可参阅：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reface, p.xv.
〔3〕Edward M. Coffman, "The Long Shadow of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Jan．1991, Vol.55, No.1, pp.69-83.
〔4〕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
〔5〕乔治·Ｆ·凯南（George F. Kennan），美国方面冷战精神之父。他在１９４７年以“Ｘ先生”笔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基础》，为“遏制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6〕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姆·沃勒普语。见Malcolm Wallop, "America Needs A Post-containment Doctrine," ORBIS, Spring 1993, Vol.37, No.2, p.187.
〔7〕Boston Globe, November 1, 1993, p.5.
〔8〕关于“单极时刻”论的详细介绍，可参阅拙文《美国在危机中》（《美国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第１４４页。
〔9〕该论点主要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主义”和“部落主义”的结束，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相应衰落。
〔10〕该观点认为，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随着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约翰·穆勒是该观点的主要提倡者，参阅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9.
〔11〕Ellen K. Coughlin, "Author Revisits Disputed Thesis about the 'End of Histor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 8 1992, Vol.38, No.18, p.A8.
〔12〕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Over, World Goes O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26 1992, p.14, Col.1.
〔13〕Boston Globe, November 10, 1993, p.17.
〔14〕Huntington, "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 p.10.
〔15〕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Vol.72, No.3, p22.
〔16〕"The Islamic-Confucian Connectio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3, pp.19 -24.
〔17〕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22.
〔18〕Huntington, "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s-or, 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3, Sec. 4, p.E19.
〔19〕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27.
〔20〕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Paradigms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5 (December, 1993), pp.186-194.
〔21〕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 p.36.
〔22〕Thodore White, 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ini Bulletin, May 13, 1967, p.4.
〔23〕参阅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 1989, Vol.94, No.1, pp.1-9; Iriye,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une 1990, Vol.77, No.1, pp.99-108.
〔24〕Lucian W.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0, Vol.69, No.4, p.58.
〔25〕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w York, 1993;同时可参阅《新观点季刊》记者对布热津斯基的采访。见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3.
〔26〕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83, pp.58-59.
〔27〕Huntington, "A new Era in Democracy: Democracy's Third Wave," Current, Sept. 1991, No.335, p.36.
〔28〕Huntingt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2/1993, p.10.
〔29〕Huntington, "A new Era in Democracy: Democracy's Third Wave," Current, Sept. 1991, No.335, p.37.
〔30〕关于“文明”一词的详细含义，可参阅：Keywords William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59; Fernand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English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 New York, 1993; John Laffey,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ed, Black Rose Books LTD., 1993; B.D.NagChaudhuri ed., New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ndian Society,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90.
〔31〕Don Oberdorfer, "Replaying the China Card",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7, 1993. p.c3.
〔32〕Kishore Mabbubani, The Dangers of Decadence,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93, p.10.
〔33〕Bruce Nussbaum, "Is That Old-time Religion the New World Order" Business Week, Sept.27, 1993, No.3338, p.60.
〔34〕Edward N. Luttwak,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Economic Supremacy, New York, 1993.
〔35〕Luttwak, "For War, Read Trad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29, 1993, No.4687, p.22.
〔36〕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93, p.A24.
〔37〕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93, p.A24.
〔38〕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1993, p.G4.
〔39〕The Harvard Crimson, November 18, p.4.
〔40〕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1993, p.G4.
〔41〕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1993, p5.
〔42〕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93, p.A16.
〔43〕有关克林顿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立场，有详见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1993.
〔44〕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93, p.A1; November 24, p.A17.
〔45〕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3, Vol.17, No.4, p71.
〔46〕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p.75-76.
〔47〕Daniel Bell, "Germany: the Enduring Fear. A New Nationalism or a New Europe" Dissent, Fall 1990, Vol.37, No.4, pp.461-468.
〔48〕Perry Link,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0, 1993, p.8; 有关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重要性的论述，可参阅UaclavSmil,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993; Smil, Glob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cial flexibility, London, 1994; Kennedy, Paul,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1993.
〔49〕Huntington, "One Soul at a Tim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Refor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88, Vol.82, No.1, pp.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