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刘绪贻
（武汉大学历史系）
１９８３年，我在《世界历史》是年第２期上发表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一文，论述了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这篇短文，拟根据现在我已收集到的资料，对罗斯福“新政 ”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３０年代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应付办法，都是大力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一样。大体上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德、意、日的纳粹型或法西斯型，即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实行疯狂扩张的类型。季米特洛夫在第７次共产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中称之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它是一种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美国“新政”为典型的类型，即“福利国家”类型。
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曾得逞于一时，但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失道寡助，必然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中遭到毁灭。这正是德、意、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亦即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命运。由此可见，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是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的。只有“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请参阅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历史教学》，１９８１年第９期。日本著名进步经济学家大内力教授运用“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劳动力隶属于资本”的论点，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请参阅〔日〕大内力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６年，第２章。还可参阅〔苏〕西瓦切夫、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５－１２９页。）
“新政”还不仅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１９３３年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说，“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信托人。
“如果你失败，合理的改革办法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损害，只好让正统观念和革命去互相厮杀出一条路来。
“如果你成功，各地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起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
如我们在《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一书中所论述，既然罗斯福从事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新政”是有成就的，所以它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影响。其“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它成功地使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欧洲人相信：民主改革可以代替极权主义的制度。”（阿朗索·Ｌ·汉比编：《“新政”的分析与解释》，Alonzo L. Hamby, ed., The New De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纽约，朗曼公司１９８１年版，第４页。）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１９３５年初起实施的关于社会立法的纲领，被反对派谴责为“伯内特的新政”。虽然伯内特纲领受到攻击，但加拿大“有些省的确引进了类似于“新政”立法的法律。”（〔加〕威廉·Ｊ·麦克安德鲁：《加拿大、罗斯福与“新政”：就美国３０年代改革试验来看加拿大人对改革的态度》，William J. McAndrew, Canada,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Canadian Attitudes to Reform in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Reform Experiments in the 1930's，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１９６７年未发表博士论文。）１９３５年３月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比利时的保罗·范齐兰的国民统一政府，被反对派谴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１９３６年５月到１９３７年６月执政的第一届法国人民阵线初期实行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２日，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下议院说：“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任何注视美国形势的人，只能心怀极其沉重的忧虑。今天有新总统的倡导、勇气和智慧，已经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变化。新的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望正在回到美国人民心中，这种信心正在伦敦引起反响。……”（查尔斯·Ｔ·哈利南：“欧洲人看罗斯福”，Charles T. Hallinan, "Roosevelt as Europe Sees Him"，载《论坛》杂志第LxxxIx卷，１９３３，第３４８页。）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失业与复兴的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１９３５年，英国自由党的戴维·劳合·乔治在罗斯福“新政”的鼓舞下，又要求英国实行“新政”，先后被保守党政府拒绝。但是，广大群众很是不满。因此，一俟战争结束，１９４５年７月大选时，刚刚领导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政府就被赶下台，宣称将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工党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强大工人运动面前，不得不把“福利国家”当作施政目标，也就是实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对战后日本、德国的影响更为明显。１９８７年，美国出版了《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一书，它的作者是西奥多·科恩。科恩是美国对日占领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者之一，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美军以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实行的占领政策，是严格按照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及１０月２２日分两次收到的美国秘密命令制订的。这个训令原名“对盟军总司令在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制日本的基本训令”，其编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它“在形式和语言上是军事的，在精神和实质上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首的司令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年以来不接触美国政治潮流的日本人更难想像到个中情况。不过，日本人无法避免如此强大胜利者的时代思潮对他们这个战败国的影响。”（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页。#FS）
科恩还切实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训令，是在陆军民政事务处处长约翰·Ｆ·希尔德林具体组织下拟定的。这个处里有几个能干的“新政”派：欧内斯特·格罗斯少校、戴维·马库斯中校和查尔斯·卡迪斯中校。与此训令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和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参谋班子。前者的具体负责人是约翰·Ｃ·文森特，后者的具体负责人是埃德温·马丁。两人都是“新政”派，马丁更是热烈的“新政”派。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训令初稿是格罗斯、文森特、马丁三人起草的（马丁后来说格罗斯是主要起草人），还经过“新政”派宠儿、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仔细润色。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最后文本仍是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激进改革的方向，是‘新政’……的思想和经验提供的。政治民主长期以来已经是每个美国人一致皈依的信念，但通过政府行动扩大经济所有权、鼓励工会、拆散过大企业、消灭——读为清洗——‘为富不仁’者、加强家庭农场所有制，这些都是‘新政’的政策。”（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８页。）
科恩认为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革取得相当成功。它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加强了日本普通人民的公民地位；实行了经济民主，为日本现时大规模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的第１０６７号对德占领训令，也是“新政”派拟订的。１９４２年，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被任命为经济战委员会主席之后，任命马克思·洛温撒尔为他的副手。洛温撒尔在该委员会建立一个经济制度研究部，其人员完全由“新政”派充任。第二位继洛温撒尔职务的艾伦·罗森堡知道国务院有关部门不能向希尔德林提供他所需要材料和意见，就主动向他提供一系列按“新政”方针草拟的对德占领的“民政事务指南”。１９４４年８、９月间，罗斯福总统在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请求下，否定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对德占领手册。这个手册是根据国务院与英国协议拟订的，它几乎没有提到非纳粹化的问题，还主张保留德国工业机制。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根据罗斯福指示另拟一个方案，最后从希尔德林那里得到一全套经济制度研究部所拟的对德民政事务指南。总统看到这份指南后，基本上是满意的。１０月间，希尔德林的民政事务处拟订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１０６７号、即给艾森豪威尔的对德占领训令初稿。这就是希尔德林民政事务处拟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训令的样本。许多人参加了两份训令的草拟工作，所以两份训令的内容有许多是相同的。
拉丁美洲也受到“新政”影响。“１９３６年，罗斯福旅行到南美时，他发现自己被当作‘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偶象一般地受人崇拜；他的‘新政’成为拉丁美洲所需的改革样板。”（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Ｄ·罗斯福与“新政”，１９３２－１９４０》，William E.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１９６３， 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新政”不独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途径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这就是说，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历史上地位，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唯一可行途径，即大力发展非法西斯式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李存训
（武汉大学历史系）
自从罗斯福推行新政起，美国政府就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和劳资关系等各个方面实行广泛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政策，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兴建大批企业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入所有主要经济部门。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建立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统管战时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大批军事工厂；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达到巨大规模；国家直接控制工资、物价和房租；战时对外贸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业务全部由联邦政府控制；国家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支持；总之，战时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并具有军事性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罗斯福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两者分开，认为对付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主要靠“新政医生”，而对付战争危机主要靠“胜利医生”。大敌当前，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新政医生”应该让位于“胜利医生”。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８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时，他幽默地说，自１９３３年以来，“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指３０年代大萧条）医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碰到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于是它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这个外科专家。（约翰·布雷曼等编：《新政》第一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７０页。）因此，自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底，在这整整５年期间里，除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２日，罗斯福同丘吉尔一起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保证当时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所有民族将在战后获得独立；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他致７７届国会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义务；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５日，总统颁布第８８０２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并重申一切人员，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的政策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战争虽然基本上巩固了“新政”成果，但却未能将“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在战时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
作为一位战时总统，罗斯福认为，要打赢这场战争，更可取的办法是：暂停国内改革，号召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自由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压制社会改革精神，联合各阶级进行战争，这将使企业家在政府中恢复权势，并有使新政的一切社会改革前功尽弃的危险。他们争辩说，利用战争可以推进社会改革，利用改革可以最充分地动员美国人民的智慧与道义力量，激发群众的战争热情。罗斯福不赞同自由派这些分析，认为这样就会疏远那些企业界领袖，而那些企业界领袖的合作对战时的军工生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疑虑严重地限制了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本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意向。
１９４２年初，罗斯福拒绝了一委员会劝他改善种族关系的所谓“早熟”的建议。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为将来拟订总体规划。”（约翰·布雷等编：《新政》，第１卷，第２７０页。）他力图避免导致脱离“战争现实的规划”。“我深信，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美国历史杂志》第５５卷（１９６８－１９６９），第１０５－１０６页。）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哈里·霍普金斯把指挥战争摆在任何其他一切事情前面。就他而论，战争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我的丈夫也持类似观点”。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新政使美国人民具有战斗精神，战争也会继续推进新政。既要彻底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要继续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应该为战后扩大保健计划奠定基础。
何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看不到战争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呢？美国学者戴维·布罗迪认为，主要是新政缺乏全面改革的蓝图。新政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大萧条给予它以方向和动力。欧战爆发迅速消除了促使新政采取行动的因素。随着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失业人数急剧减少和１９４３年失业现象实际消失，随着１９４３年农民购买力比１９３９年几乎增加一倍，随着１９３９年工业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战争开支解决萧条后果，美国出现战时繁荣时，他们就觉得好像改革没有迫切必要了。（《美国历史杂志》第５５卷（１９６８－１９６９），第２７１页。）
布罗迪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甚至对自由派发动的改革也不积极支持。１９４３年６月，国会中的自由派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推进国内改革的瓦尔纳—默里—丁格尔法案。该法案建议全面修订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使那些领域国有化；改善救济金发放制度，并扩大现有计划发放范围；增加强制性保健保险，为退伍军人提供抚恤金。尽管该法案迅速成为新政派争取战后前途的希望的焦点，但罗斯福政府未给予它以任何支持。
国会中保守派力量的加强，是导致战时美国国内改革陷于停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国会选举结果，共和党在中部和远西部取得巨大成功，在参院得到７席和众院得到８席；自１９３２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在下届国会中，罗斯福总统极需南部民主党人支持他的外交政策。他不能冒险在国内改革问题上再与他们为敌，把他们赶到共和党人那一边去。因此，他在１９３９年１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除请求继续实行赤字开支直到复兴以外，他不要求再制订新的改革立法，第二次新政改革运动陷于停顿。
罗斯福本人在１９４０年总统选举的成功，没有改变国会中新政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对比。１９４２年中期选举，新政派损失更为惨重。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增加４７席，在参议院增加９席；而且，民主党人在北方损失，相对地加强了南部民主党人的力量。
１９４３年１月第７８届国会组成后，许多南方民主党人站在共和党人一边，形成国会中的保守派多数联盟，并左右立法方针。这届国会以极端仇视新政而引人注目，它力图尽量迅速消除新政影响，并撤销了与新政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机构，包括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公共工程署(Public Works Adm)、全国青年署(National Youth Ad)、缩减了农场保障局（Farm Security Ad），并阻挠战时情报局散发那些表示同情少数民族的小册子。
在至关重要的税收问题上，保守派控制的国会迫使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削减税收。罗斯福进行了反击，否决了１９４４年税收法案，因为该法案降低了公司和高收入者个人的税率。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都避免同国会进行消耗精力的斗争，允许保守派暂时取得反对新政的一些小胜利，只要这些胜利不致危及新政的核心。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对同盟国有共同决心打嬴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战场形势的好转又重新激发了他的改革热情。他认为，“除非国内这里安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因此，“我们现在就有责任制订计划，以确定赢得持久和平的战略和建立比前此任何时候更高的美国生活水平。”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１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宣称根据该项法案可以为所有的人_——_不分地位、种族或信仰——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繁荣的基础。
这些权利包括：
有在国内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从事有益的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
每一个农场主有生产和出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
每一个商人，不分大小，都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的控制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拥有体面住宅的权利；
人民有获得充分医疗照顾和有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
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权利都意味着安全。而在这次战争打赢以后，我们必须准备在实现这些权利中进而达到新的人类幸福和康乐的目标。（巴顿·伯恩斯坦、艾伦·马图索编：《杜鲁门政府，一部文献史》，纽约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詹姆斯·Ｍ·伯恩斯评论说：“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发表的最激进的演说。以前他从未如此直率和大胆地陈述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权利，以前他从来未如此明确地把对着政府的旧的政治权利法案和通过政府获得的新的经济权利法案联系起来。”（詹姆斯·Ｍ·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１９７０年版，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１９４５年１月６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美国经济权利法案是为所有的人建立一个安宁的繁荣的新基础；强调在这些经济权利当中，最基本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权利能否实现的是：充分就业。反过来，美国公民的其他经济权利如果得到实现，就会对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作出重要的贡献；强调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各市、企业、劳工和农场的帮助下——保证这些权利成为现实；“在战争期间，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后，我们必须在政府履行和平时期职能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这就将需要为每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解决工作——而这意味着差不多是６０００万个工作岗位。（《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９６页。）
罗斯福总统在战时不断地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旗帜，大大地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他告诉反对新政的宿敌，丢掉一切拖延改革的幻想，协商同意接受新政的条件。当然，要使经济权利的概念变为国会的立法，有一段长距离的路要走。但是，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已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为１９４６年的就业法铺平了道路，为健康、教育和住房改革指明了方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理解经济权利法案的精神和实质，并认为实现罗斯福总统留下的遗产是他的光荣使命。１９４５年９月６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综合性咨文中，重申了已故总统罗斯福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强调这个经济权利法案概括了美国“在各项长期计划中所追求的国内经济的目标”，决心在战后美国经济生活中为实现这些权利而努力。这个咨文中的许多建议，“可追溯到１９４４年竞选运动期间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拉尔夫·德·贝茨：《近代美国史》，第２卷，第４１页。）
综上所说，罗斯福“新政”使美国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都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战争前期，罗斯福政府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因此，自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底，基本上就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新政医生”虽然让位于“胜利医生”，但“新政”并没有消亡，“新政”成果在战时基本保留下来。战争后期，罗斯福总统不断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大旗，大大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并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注释】本文讨论的是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问题，不涉及台湾。【注尾】
韦 伟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中美贸易中的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两年突出起来，据美方统计１９９２年中国对美出口了２５６．８亿美元的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了７４．４亿美元的产品，美方贸易逆差为１８２亿美元。中国方面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美方统计中的相当一部分系从香港转口进入美国的，这并非为中国直接向美出口。据中国方面统计，１９９２年中国的美国出口额为８５．９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额为８９亿美元。双方统计差距如此之大并引发了争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香港转口造成的影响。中国认为香港转口的产品不应算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额，而美方坚持的原产地计算将其归入中国对美的出口。本文作者对这争论的意见是，以中方的统计看，是不能全面反应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而从美方的统计看，又有夸大中国产品美国市场的一面。但是，中国产品大量进入美国无疑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也是中美经济关系更加密切的标志并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重点分析以下几点：
（一）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省下大笔的开支。据计算分析，中国的国民收入中资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各占一半。（#FF请参阅《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模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一书中第四章第一节。另外，在邹志庄教授所著的《中国经济》一书中第四章也有讨论。#FS）而在美国劳动的收益占７５％，资本收益的占２５％。（保罗·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经济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中册，第２２２页。）由此我们做出一种推断，假如某种中国商品价格是１００美元，那么其中资本和劳务的收益各占一半，都是５０美元。假定两国资本的收益不变，并假定商品无价格弹性，生产的数量相同，那么在美国生产同样的商品其售价就应是２００美元。如果我们不考虑运费和关税等，那么中国商品在美国销售其售价只有美国商品价格的一半是很合理的。如按上述情况继续推理下去，并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消费品，那么１９９２年中国在美出售的２５６．８亿美元的商品就为美国的消费者们节约了２５６．８亿美元的开支。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者们在少花了２５６．８亿美元的情况下享受了与原先相同的福利。（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并非全是消费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制成品。工业产品的应用自然也会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上述推算仅是为说明问题而作的假设。）
据香港报纸指出，如美国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则美国消费者要多付１６０亿美元。
（二）中国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有利于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通过统计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在７０年代后期及８０年代初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很高的，
而８０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大幅度提高。在此期间，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亚洲的部分增加量最大。８０年代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都大量增加。
增加进口可以平抑本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国际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美国的经济表现又一次验证了这个原理。中国劳动力成本历来低廉，以中美双方的统计资料对比考察发现，中国劳动力的平均成本仅约是美国劳动力平均成本的１／６５。如以１９９１年的数字为例，１９９１年中国工业界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一年２４２４元人民币，以当年外汇官方汇率折算成美元为年工资率为４５６美元，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大致为２９０００美元，两者之比为１／６４，中国工人工资只有美国工人工资的１／６４。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可以使得中国商品以很低的价格进入美国市场，无疑这对平抑美国的物价起到积极作用。这又等于增加了美国人的实际工资。
（三）由于大量低价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节省了美国消费者的大笔消费开支，相应使原来的开支转化为储蓄。近些年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一直显现下降趋势，私人储蓄率仅在５％左右。以１９９２年为例，这年的私人储蓄约为２１２６亿美元。如果我们假定美国消费者把因买中国商品而节省下来的钱全部转为储蓄，则美国私人储蓄中的大约７．５％是由中国商品进口而取得的。这对美国的投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中的利得分析。
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增加中国的就业起到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出口激增，说明对美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大量港商、台商进入中国大陆办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吸引了大量中国劳动力，据香港报纸指出，
仅中国华南地区就有３００万工人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
以中方统计看，１９９２年对美出口约占中国对外出口额的１０％左右，自美方进口额约占中方总进口额的１１．５％。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据中方统计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食品，轻纺产品及原材料上。这些产品大部分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有利于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反观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大型成套设备，计算及电子设备，化工原料，化肥，粮食等几大类为主。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中美双方的贸易产品上看，其特点很符合比较利益的原则。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样，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起了帮助作用。
中美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作为拥有占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是不应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中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不景气的时候，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中国市场的潜力得以发挥，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刺激作用。
通过对外经济交往和中美贸易，中国的贸易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２年，贸易环境量由０．９２上升到２．２０。贸易环境量的改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抗干扰和自我调节能力的提高。
如果采用强制手段来抑制中美贸易的发展，将会对两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据认为如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将失去２０万个工作机会，还会影响到美国在华投资的４３００个项目，美国飞机工业也将大受影响。估计在未来１０年，美国飞机工业在华的投资将是１１０－１５０亿美元。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会对亚太地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明智的选择应是发展中美贸易关系而非限制或压制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
陈克容
（中南财经大学投资系）
克林顿上台后，他所面对的是复苏缓慢的美国经济和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和改善的经济问题。从目前克林顿提出的主张和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来看，我认为，克林顿经济学的主旨就是：以充分就业、长期经济增长、财政赤字、国际收支逆差为政策目标，实行既要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又要充分重视市场作用的折衷主义路线。具体内容包括：在短期内采取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措施。１９９３年政府将增加联邦开支３００亿美元用于基建项目、教育、医疗以及向市镇的拨款等。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在税收方面予以鼓励。对长期来说则要着重从消费转向增加投资，积极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同时要削减联邦赤字，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克林顿在其“经济振兴计划”中提出要在四年内增加税收２４６０亿美元，同时限制联邦开支，将预算的增长限制在经济的增长水平之下，并争取将年赤字３３４０亿美元减少一半。他计划投资１６００亿美元用于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等方向，着手进行全国统一电脑信息网等工程建设。他还将实行推广成年人教育制度和革新教育、改进医疗保健制度，并且要在４年内创造８００万个新工作岗位。此外，减少美国国防开支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从克林顿的经济政策以及他的主张来看，可以说，克林顿经济学实质上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否定。它一反过去“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干预”的主张，重新回到了强调“政府参与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上来。但是克林顿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多种学派的“综合”。它并没有要像肯尼迪那样专一地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没有像里根、布什时期比较明确地以供应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为基石。这种“综合”是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互相渗透相关联的。现在，人们对于货币因素的重要性、顽固的失业问题、为解决“结构性”失业而提升地位的人力资本政策以及普遍重视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等方面逐渐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这种“综合”也是建立在总结战后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济思潮所作的“折衷”。这种折衷主要表现在：
①克林顿立足于长期经济发展，把政府干预放在促进投资和削减赤字上，而削减赤字是和凯恩斯主义把“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概念意义相反的。政府干预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但削减赤字又比较符合他们对传统“健全财政原则”的主张。
②克林顿主张增税，而且主要是增加富人的税收。这实际上否定了“利益逐层渗透”的理论。克林顿重新提出公平负担原则和主张实行“有权得益经济政策（Entitlement policy）”，即认为美国人都应有工作，人人有权享受医疗保健和接受教育，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工作机会；进行税制改革和扩大政府开支一样，都是要用来谋求预算平衡。与此同时，克林顿也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而他也强调要提倡竞争。
③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府失败论”，改变以往自发调节产业结构的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加强以交通、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政策。
④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局限于一般总量的总需求管理或总供给管理，而是强调结构性调节，把重点放在促进投资而不是消费上。
此外，克林顿经济学所主张的增加政府对普及教育、人才培养和职工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则反映着宏观经济学的普遍的共同主张。
由于克林顿经济学才刚刚出现，因此虽然从理论上和根据以往实践而作出的判断来看，它似乎是比较现实的，能比较确切地反映美国经济的现状和特点。但是克林顿经济学对付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摆脱“四高”局面的成效如何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未知数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①联邦财政赤字的控制以及削减的绩效；②对投资的需求以及消除高失业率而使人们建立起来的信心；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④国内外经济的结构性发展平衡。
从短期来看，克林顿经济学出现了不少矛盾，这主要表现在：
①克林顿主张削减赤字，其措施是一方面紧缩了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开支以刺激经济复苏。这个矛盾再加上对赤字的把握历来是个难题，因而容易让人想到１９８５年《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的流产。不过，人们也许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是暂时的，并且在当前美国经济条件下如果是暂时地使赤字增加也会有好处。保罗·萨缪尔森就对“暂时赤字增加刺激失业率下降”保持信心，其理由是：“当成功的反衰退计划扩大总收入，从而增加社会积蓄时，总投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如果我们能有效使用长期闲置的资本和失业劳动力，我们将有更多的属于美国的资本品以增强１９９７年美国的生产力。”（保罗·萨缪尔森：“克林顿最优可行性方案”，《国际市场》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７日。）
②大幅度削减军费而造成的失业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相矛盾。由于军工工业是美国重要的部门之一，军费的削减必然带来军工业的萎缩，这将使许多工人失业。在短期内，必将加大克林顿解决失业问题的难度。
③医疗保健计划不仅加重小企业负担，不利经济复苏，而且也将增加政府开支，削减赤字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这就是说，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克林顿经济学仍迫切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它所奉行的折衷主义路线的经济政策更需要尽可能地“综合”各派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博采众长，总结经验。与此同时，在经济学方面，这种“综合”正是表明经济学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现在，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都不能简单地胜任宏观经济学的需要。只有“创立”这样一门“经济学”——在各个流派观点的基础上，构造一个适合的框架来综合各种学说流派的观点，并且根据战后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在“反危机”和治理“滞胀”局面的经验基础上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兼收并蓄，克林顿经济学才有可能比较成功地解决问题。
○书 评
——介绍莱斯特·瑟罗新著《２１世纪的角逐》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
莱斯特·瑟罗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在国际上颇具盛名。自６０年代以来，他先后写出了１３部专著，大都很有影响。他的近著《２１世纪的角逐》（１９９２年出版）一出版便在在美国、欧洲及日本引起轰动，被列为美国非文学类畅销书，该书中文版由我组织翻译，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分析世界问题，为未来的２１世纪勾画轮廓的。在对世界的分析中，作者提出了许多深刻、新颖和发人深省的观点。全书共分九章，有两章是专门论述美国的，其中一章分析美国现存的问题，另一章为美国未来提供竞争和发展建议，限于篇幅，这里只想对这两章的内容做一些评介。
美国失去了“长城”的保护
瑟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较长时间内，美国生活在“长城”的保护之下，边个“长城”是由五个方面的压倒优势筑成的：一是拥有规模很大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大规模制造业；二是大批人才流到美国，从而拥有技术优势；三是教育发达，工人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四是富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国家；五是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管理和一支熟练的中高级管理队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城”内外都在发生变化。外部的变化是西欧、日本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在收入水平上开始赶上美国；西欧通过成立欧共体和建立统一大市场、日本通过进军世界市场创造了规模市场和规模经济。内部的变化是：美国的工艺水平优势减退，研究和开发投资比例下降，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仅居第五位，专利发明和申请排在日本之后；尤为突出的是美国教育上的结构性问题变得严重，普及教育水平下降，培养的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减少，对劳动力的技术投资少，不适应高技术生产的需要；对投资产生严重影响的是美国的储蓄率很低，在２１个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储蓄率是最低的，约为日本的１／２，欧洲的２／３。现在，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率还不及６０年代的一半，美国的管理人材和经验也已经不再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在职培训等方面，美国都排在１０名之后。在分析了上述诸多方面的问题之后，瑟罗认为，“这一切变化的意义很简单。美国已不再是生活在它的长城后面，长城倒了！”“美国必须适应这一严酷的现实”。
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分析和结论，瑟罗详尽分析了八个领域里的情况。在信息工业，美国是微电子工业的发源地，在６０、７０年代曾占世界半导体市场的６０％以上，但如今已降到不到４０％，在世界三家为首的商业半导体公司中，没有一家是美国的，计算机市场首为美国独霸，但现在日本已成为最强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仍在大型计算机市场拥有优势，但竞争将会加剧。飞机工业首是美国的天下，但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市场抢走。在消费性电子工业，美国节节败退至湮没无闻的地步。在钢铁工业，美国错过了上次技术革新高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市场缩小，美国能否重占优势取决于能否在未来的材料方面充当技术带头人。在化学制品工业，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中名次大大排后，美国公司只能充当小赛区里的选手，参加大型竞争的只有杜邦公司一家。在纺织工业，美国在低工资生产方面无法竞争。德国人对纺织业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了大量投资，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投资远不如德国，美国的纺织工业要生存，就必须改变旧的思想方式。在汽车工业，美国是大规模生产的发明者，但美国的产量如今只屈居第三，从出超变为６００多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成为造成美国贸易困境的主要因素。９０年代初，在美国市场上，１０种最受欢迎的汽车中，只有２种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生产的。在机床工业，６０年代中期美国还是净出口国，到８０年代中期，进口机床占美国机床市场的一半。美国的机床工业落后于日本、德国，正在瓦解。
瑟罗揭示了美国的大量问题，但并不是说美国一无是处，已彻底衰败，而是说“已丧失它在２０世纪后５０年内曾拥有的强大的领先地位，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的胜负将取决于它能在何等程度上学会做由欧洲人和日本人规定的新的经济竞赛。”“美国的问题是，它不是在取胜——而是使其明白，竞争已发生变化——必须用新的战略按新的规则来进行新的竞争。”
为了使美国人认识现实，瑟罗博引旁征，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他引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席阿塔利的话说，“美国人还不相信自己已经落后于工业化世界中最发达的国家。由于持这种固见，他们就不会为保持竞争性而做必要的改变。”他警告说：“要等到历史的定论很清楚时才采取行动，那是非常危险的。当１９００年世界其他国家看起来已超过大英帝国时，英国人决定等等看，看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了。事情真的发生了，至那以后，英国人在赶超上一直不成功。 一个国家要是有志于为其未来提供保证，那么聪明的做法是，假设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尽早开始采取保持领先地位的措施。”
暴风雨来，要做好准备
瑟罗认为，世界变了，外部的现实要求美国内部也要改变。“不愿意面对现实，就不会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面对事实就意味着为实际已经存在的经济困境作准备。”
瑟罗为美国开列的强身药方是一个很长的单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内容：
其一，限制消费，增加储蓄。对于美国人来说，第一步是在私人生活中改掉不储蓄的习惯（借钱购买消费品）；第二步是在公共生活中改掉不储蓄的习惯（靠政府的赤字）；第三步是采用大力鼓励储蓄和抑制消费的税收制度；第四步是建立激励私人投资和大量政府预算用于公共投资的机制。“为节制消费开方，就要从联邦税收制度着手。”“美国应设计出一种税收和开支体制，使公共和私人开支的增长慢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１％。”瑟罗认为，最理想的是“实行增值税，以鼓励出口和抑制消费”。为一个四口之家的头１０００美元消费设立补偿性收入税信贷，对增值税实行累进制。把税率提高到与收入中不储蓄的那部分（消费）相等的水平，以便征得同等数量的政府收入税税入，应对储蓄免于征税，使累进收入税变为累进消费税。应取消工薪税，以鼓励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取消公司收入税，以刺激对生产上的投资。应提高消费者用以抵押贷款的现付金额，以限制消费大于收入的抽取储蓄的行为。总之，“要使税收制度能继续为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和长期的激励机制。”
其二，更新技术，提高劳动力队伍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公司不能靠压低工资的办法来提高竞争力，而要靠在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培养一支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美国应改进自己的教育制度。教育改革应集中于对进入大学的学生加强数学和科学教育，为大学毕业生建立起第一流的技术体制。为在校的中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应提高中学教师的工资，延长授课时间。应设立鼓励公司对工人进行培训的制度。首先是工人在加入劳动力队伍前应接受很好的教育技能，然后公司应在培养工人的具体技能上进行投资。为了鼓励公司对劳动力肯花钱培训，政府可以制定要求公司企业把１％的销售收入用作培训的法律，可以从纳税中扣除这部分投资费用。作为一种替代办法，社会保险制度应从医疗保险和老年养老金扩大到包括青年的培训。人一生下来就以其名义开设一个培训帐户，用于中学毕业后的培训。在有生之年，个人可以用这笔钱支付大学培训费用，偿还可以通过工薪税扣除的方式来进行。
其三，创造企业集团，增强竞争能力。美国资本主义需要一次换心术，需要把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心脏的金融交易家除掉，换上能成为美国工业再生心脏的真正的资本家。美国所缺少的是真正的、老式的资本家。要把今天的短期金融交易商重新塑造成明天的长期资本主义建设者，应鼓励股票投机商、金融机构成为真正的机构性资本家，使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依赖于其经营工业公司的能力；应鼓励他们造成一种金融形势，即除非把他们所投资的公司办成功，否则他们自己就不能得到利益；应改变金融和工业之间保持疏远关系的状况，让他们变得命运不能相分。关键是改变金融管理规定，允许金融机构在工业公司里拥有股份和工业公司在金融机构里拥有股份，创建类似于日本或德国那样的企业集团，美国公司应结成能与德国和日本企业集团相抗争的战略联盟。
其四，应该制定国家战略。美国应改变法律，让公司结盟联合，用国家工业政策来给予支持，采取进攻性姿态，以美国的战略对抗外国的国家战略，以牙还牙！应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阻止美国产品进入的国家给予反击；美国的竞争计划应大大超出研究与开发政策，对发达国家的工业政策，美国应针锋相对，政府应制定一种明确的、但有限度的工业政策；应做出决策，明确地补贴一些部门，尤其在高技术领域，应有战略性措施。
瑟罗认为，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未来一代将失去世界一流的生活水平。美国的问题虽还没有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但是，“美国人应该意识到，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如果连这种意识也没有，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小问题现在不加以解决，会变成大问题，将来再解决就困难了。”应该说，瑟罗并非是具有忧患意识的第一位美国学者。很长时间以来，不少人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存在的问题，但是像他这些系统分析问题而又开出一整套医治病症的药方的学者并不多见。他的许多分析都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的，如教育问题、储蓄问题等等。他提出的许多对策也是具有战略眼光而又具体切实可行的。然而，在他的药方中，也有带有毒性的，像“以牙还牙”，“硬对硬”的保护主义做法，对世界的发展是不利的，其严重危险是，如果真的“针锋相对”，争相实行对抗和保护，那么世界就会陷入一场混乱，最终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令人欣慰的是，历经七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已告胜利结束，这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对下一个世纪世界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当然，美国本身的问题还在。正如瑟罗所说的，重要的是“如何使美国自己知道应干的事”，暴风雨来了，该做好准备，“换上合适的衣服了”。
（Lester C.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William Morron Company Inc., 1992.）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杨玉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１版）是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新近贡献于学界的一部文集，也是继《伍德罗·威尔逊》（１９８２年）、《罗斯福》（１９８５年）和《美国与移民》（１９９０年）之后一部全面反映其学术成就的代表性著作。作为美国史研究的后来人，笔者深深为它所吸引。就个人体验而论，我以为，《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是一部很值得读、同时也很耐读的书。
一
邓蜀生是当代中国老资格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之一。早年自复旦大学毕业后，风流倜傥的他搞过新闻采访、编辑和国际时事评论。翻开５０年代的报刊，“邓超”之名常常见诸其间。“邓超”是邓氏当时用过的笔名之一。除了大大小小的文章，他还写过篇幅不一的五六种书，包括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反映朝鲜战争的书也是出自那时风华正茂的邓蜀生之手。后来，他改作人民出版社外国史的编辑。《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自序》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３０年了。”在这３０年间，敢想敢说敢做的他，有过挫折，也有过欢欣，更多的是成功。６０年代初，邓蜀生发表了他认为是研究美国史的处女作——《威尔逊与中国》。这篇刊载于中国最享盛名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长篇论文，虽说今天看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其遣词造句不无“尖刻”之嫌。然而，只要顾及３０年前中国整个的学术氛围，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它仍不失为建国后３０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公开发表的美国史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之一。也正是职此之故，当８０年代初杨生茂教授主编《美国史论文选（１９４９－ １９７９）》这部综合性文集时，公正地选收了《威尔逊与中国》一文。此次邓自己编个人文集时，也收了进来，并且如“自序”所说，“为了存真，在编入文集时未作改动”。由此即可约略看出作者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
邓蜀生的求实精神，当然并非仅仅表现于此。其实，就《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而言，于细微处，无不洋溢着这种精神。举一个例子：对罗斯福新政的重新研究，邓氏是开拓者之一。他的《罗斯福新政述评》（１９８０年），系统讨论了新政的方方面面。该文明确提出，“罗斯福的‘新政’有它的一定的积极方面”。正是靠了“新政大夫”，美国才得以度过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空前大浩劫。以此为契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喘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它一席地位”（第８３页）。这在今天已纯然是常识了，但在十几年前尚未完全松绑的学术环境下，邓公能一反过去的“定论”而立一家之言，肯定不是像如今我们读这段话时这般轻松。《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１９７９年），也是一篇重头文章。读者由此可以看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如何在当时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苦心经营，终于使孤立主义思潮弥漫的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即使这样一篇《复旦学报》破例连载的有根有据、言之成理的论文，据信当时亦曾有人以为作者可能“美化了罗斯福”、“忽视了他的帝国主义本质和绥靖主义的作为”云云。这一并非个别的例子一再说明：史学认识的更新和创见，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静下心想想，几十年来，我们为此转了不知多少个弯，也吃了不知多少苦头。可悲的是，至今仍不时有人开着不大不小的“工厂”，动辄给人加上个“帽子”什么的。然而，举凡有学术良心的人都不难发现：离开这种创见与更新，自己不越也不允许别人越雷池半步，难道能说服自己？难道能说服别人？不仅口服，而且也心服？
二
研究美国的移民历史，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这是邓蜀生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拓殖的一个新天地。他对美国移民政策、美利坚民族同化模式、美国华人历史的考察与思考，尤具卓识。这组论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发表后，或者被转载（如《新华文摘》），或者被摘载（如《文摘报》），有心之人无不视为佳作。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反证是，由于邓氏此一方面的论文写到了家，有人甚至于干脆在自己所谓的“专著”或“论文”中照搬或改编（不甚雅观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抄袭）。单就笔者耳闻目睹，就至少有一部所谓研究美国近代移民问题的“很有价值的专著”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差不多抄尽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一文，还有某家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发表的一篇看上去很像是“重头论文”的文章（题目上了封面，且配之以英文），其实亦系抄袭该文而成。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但是事实。作者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中收入他这一方面的７篇文章，作为读者，似不可不读。若作书评，亦很值得评论。考虑到我已专门为邓著《美国与移民》写过书评（参见《美国研究》１９９３年１期），故兹不赘述。腾出篇幅，我们多说几句别的。
时下学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大致都不太爱读历史方面的书或文章，更不用说是一般人了。这乍听起来有些玄乎，甚或危言耸听，但事实的的确确就是如此。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创刊于１９７８年、国内唯一的世界史学术园地——《世界历史》，１９９３年的订数仅有７００来份，这在人口十几亿之巨的泱泱中国，岂不真是可怜到家了吗？说“史学危机”，喊了几年了，似乎仍难见起色。也可以奢谈“史学繁荣”，但大约无非是聊以自慰而已。对目前的史学窘况，可以人言言殊。细究起来，亦确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靠读历史、学历史，在当今铺天盖地的“下海潮”中恐怕很难发财，起码是发不了大财。“孔方兄”这宝贝玩意儿把人们搅得不仅晕头，而且转向。“厚黑发财学”之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那些蹲在“史坑”的书生：靠历史能来几张钞票？学历史的，于是乎，要么“转业”，要么“第二职业”，要么“怠工”，再不就是“苟延残喘”、“不死不活”。试想，学都不学了，还读哪门子历史？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这并非个别的例外。再从史学自身的现况看，无庸回避的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致命弱点。比如史学论著老气横秋，死气沉沉，不用说读内文，单看着标题就让人皱眉头。谁若不信，只需翻翻那些八股式加老太婆式的所谓论文或者甩出一套套新名词、腾云驾雾、不知所云为何物的所谓著作，心中多少就有些底了。历史本来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形象丰满的，不知从何时起被人阉割得七零八落、干干巴巴。读起来，味同嚼蜡，非但没有味道，而且是直倒胃口。历史要吸引人，除了客观的大环境亟待改善外，就主观而言，史家的文风、学风也必须改进。唯有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格调清新的史学作品，才能赢得而不是失去读者，才能使史学走向而不是脱离大众。也只有这样，历史学本身才能踱出低谷，重焕生机，“再度辉煌”。
邓蜀生不愧是大家手笔。这位记者出身的美国史专家，行文轻松，运笔自如，潇潇洒洒。读他的东西，不仅不觉得累，而且可以说是美的享受。收入文集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的杰出总统》一文，不失为邓氏风格的典范。自３０年代中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人写这位美国政治大家的作品（文章、著作）者，不可谓不多，然真正揪住读者阅读欲求的是邓蜀生。他以生花之笔，为我们绘声绘色地刻画了身残志坚、无所畏惧、融胆略和权术于一身的世界伟人F.D.罗斯福的新形象。该文篇幅不大，但写美国历史人物能锤炼到此种境界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起码是不多见的。读者要是感兴趣，我倒建议不妨多拿出几天工夫，找出邓蜀生的《罗斯福》细细一读。上述文章只是这部一版再版的名人传记的引言。单此一篇，是解不了渴的。
三
在我国大陆硕果尚存的美国史元老中，大多都在高校或在研究机构（如黄绍湘、杨生茂、刘祚昌、刘绪贻、丁则民、罗荣渠、汪熙、丁名楠），唯有邓蜀生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干的是“编辑这一行”。其实，这也正是他的特点。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已大大地不知上了多少个台阶，其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著译作纷纷问世。作为一名资深编辑，邓蜀生靠其天时、地利、人和，在美国史著作出版方面尤其贡献良多。大家所熟知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像《美国内战史》（刘祚昌著）、《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刘绪贻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丁则民主编）等，无不都是由邓氏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的。在出版业不景气、以所谓经济效益为最、史学著作出版难的今天，能够持之以恒地为出版学术精品而奔波、操劳，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愈是在如今，我们愈是需要像邓公这样以学术为重、有出版家气度的编辑。事实上，也正是靠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催生婆”的奉献，我们的学术界才得以顽强地保留了一片净土，一块绿洲。这是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希望之所在。
邓蜀生不是一般的编辑。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与体验，使他愈发意识到“编与写很难分开”这一至理真言的份量。他在文集的“自序”中是这样总结的：
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
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读了以上自述，再去读《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就会另有所悟。在某些人看来，编辑无非是剪刀加浆糊，剪剪贴贴；或者如人们常所形容、但未必贴切的“为他人作嫁衣裳”。邓蜀生以其学术造诣和实绩再次证明，这纯粹是误会。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惜乎时下有些干编辑行当的，只是眼睁睁地盯着“孔方兄”一个劲地“捞”，什么一身二任，什么编辑兼作者，统统抛诸脑后。我虽非杞人，但仍为此而忧。
邓蜀生先生为了实现“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这一宿愿，身体力行，脚踏实地，终于走出了一条有口皆碑的成功之路。他不仅写了大批文章，而且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还编辑了几十种有价值的图书，并合作翻译了若干名著。用邓氏自己的概括就是，“或编或译或写”。这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四
不知何故，近年来我不知天高地厚，陆陆续续写作、也发表了一些书评。虽说没少招惹了是非，但仍冒傻气，颇有“痴心不改”之慨。又因为是学美国史、教美国史的，所以对有关美国史的书评每每特别倾心、关注。可惜好此道者不多，年轻人中，南开的李剑鸣、东北的梁茂信都是有书评面世的，但似乎不很经常。在老一辈美国史研究的学者中，只有邓蜀生乐此不疲。也许是“臭味相投”的缘故，说白了，我特偏爱他的书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中收了７篇，我又特别喜爱《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这两篇，前者是评《美国内战史》的，后者是评《美国通史简编》的。我觉得，这两篇是书评佳作中的佳作。当然，正如通常所说的文无定法一样，书评该怎样写，谁也定不出一个“规则”来。只要能自圆其说、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而非流于吹吹打打、肉麻兮兮，这书评大体上就可以说是好书评。我之特别推崇《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因为它们典型地反映了邓氏的个性与风格。设若不是邓蜀生，恐怕就很难写出这样的美国史书评名篇。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黄绍湘教授的《美国通史简编》，先后问世于７０年代末，邓蜀生是这两部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认识最高水平的著作的责任编辑。我不知道、也未曾打听过那时编辑与作者之间如何切磋、合作的具体情形，只是想着重提到的是，在这两部有份量的著作问世的同时，邓蜀生先后在《读书》上撰文绍介，评是论非，蔚然一家。这两篇书评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各有侧重。除了评《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外，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涉及美国史研究的一些深层问题与解释。给人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评价林肯，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地位，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第３６８页）。邓蜀生指出，“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人物或是避而不评，或是作简单化的政治鉴定。该肯定的不加肯定，因为是帝国主义头子。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也不要走到另一极端，……该批判的也不批判了”（第３７１页）；其二，活生生的历史离不开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史而不见人，就如同观看舞台上空荡荡的‘演出’；见人而不见主要的人物，就好比只见舞台上熙熙攘攘，看不出个所以然，纵有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也只能把读史者带进不同时代的庙会气氛中，看起来热闹，看不出门道”（第３６５页）。就美国历史而论，邓蜀生主张，美国内战的中心人物是林肯，不是史蒂文斯，也不是魏德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中心人物是威尔逊，而不是德布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中心人物是罗斯福，而不是鲁登堡。“不管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的作用是比较积极的或非常消极的，这些人事实上是处在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中心地位。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应该大胆地去写”（第４２８页）；其三，还中美关系史以本来面目。“中国人写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是一个重要课题。怎么写？还是按照过去的套套来写吗？……２００年的中美关系史，一开始就是美国侵华史吗？”（第４３０页）事实当然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是有起伏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就不是侵略与被侵略、而是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同盟关系。邓蜀生以他特有的率直写道：“是侵华，不能说成友好，不是侵华，就不必算入侵华帐内。某一时期侵华就照实写下，另一个时期没有侵华#O&……，也应该老老实实地照写。这样才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写历史的人至少可以自圆其说”（第４３１页）。如何写书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回答的问题，说不清，道不明。关键是实践。邓先生为吾等晚学树立了榜样。
末了，我还想补充说明，作为中国学者的第一部个人美国史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的问世是极令人鼓舞的。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了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怪诞现象：治中国史者，出上几本个人文集，似乎平而无奇、无足挂齿，偏偏治世界史者难得有此机会。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为例，兢兢业业、埋首于此的老、中、青学者不下四五百人，然而在编辑、出版个人文集方面，却始终没有能实现“零”的突破。感谢人民出版社，终于隆重推出邓蜀生的个人文集，这在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开了一个可贵的先例。这是一个好兆头。
更 正
本刊1993年第4期第120页第3-4行应为 “（这）样的逻辑判断，即一种社会组织的变更，只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社会之间的永恒矛盾，而无法加以克服，任何社会变革对个人自由”；第１４１页第５－６行应为“译介的美国史学名著，无论是史学名著还是在当代美国史坛流行的最新作品则相对较少。这里略举一例，如美国学者”。特此更正，并致歉！
○信 息
胡国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自１９７９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大陆、台湾、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增长。从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年的十年间，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从１７０．５亿港元增至３４３４．４亿港元，增幅达１９．１倍，大陆由此成为香港对外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到１９９１年底，在大陆实际引进外资额２８３亿美元中，香港投资占６０％左右。而到１９９２年底，大陆在港投资总额已超过１２０亿美元，居香港外来投资之首。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总额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０．４７５亿美元激增到１９９１年的５７．９３亿美元，增幅达１２１．９倍！大陆与台湾间经贸关系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美中关系经历了艰难的低潮时期后，出现了向正常、平稳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及美国声明今后外交政策的中心将是经济关系的今天，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向何处去，引起了中美学者和经济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等单位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９－１２日，在我国南方的新兴城市深圳举办了“美中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的６０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银行家聚集一堂，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
１０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欢迎词中指出，随着大陆、台湾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香港回归祖国日期的临近，两岸三地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本次国际研讨会将就此进行讨论。因此这是一次既有学术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会议。
在接下去开始的两天半时间的紧张讨论中，各方专家、学者抛砖引玉、畅所欲言，使得讨论热烈、而又气氛良好。
美国著名学者，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博士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大陆、台、港三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及其前景。他认为，尽管在“大中华经济圈”的崛起中，人种因素（即三个地区都是华人社会）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不会发展成为一个排外的实体。因为它是外向型的，并且欢迎非华人的投资；同时，在大陆沿岸形成的各个经济网不仅相互加强了联系，而且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经济的联系。因此，随着三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为美国的工商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哈丁先生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属于一种“低工资、低技术”类型，充其量是“低工资、中等技术”类型，在短时期内，不会发展为“低工资、高技术”类型，因此也就不会很快地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至于中国大陆和台、港三方的经济互动，能否导致三方的资源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进而形成一个经济和军事的超级大国？抑或随着三方的这种经济互动，因此而导致大陆的分裂和解体？哈丁先生认为二者都不会出现。他批评了现在许多著作把大陆、台、港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外汇储备等经济资源计算在一起的作法，认为除非大陆和台湾统一了，否则这种算法是不合适的。他指出，随着三方的经济互动，大陆南方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差别确实越来越大，但中国的中央政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在新体制中，大陆各省份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成分会越来越大。因此，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会是非常真实的。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大陆、台、港经济关系的加强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改善对美中两国的有益之处，并敦促克林顿政府像尼克松政府在１９７２年那样，采取勇敢的、创造性的行动，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台湾“亚洲与世界社”顾问委员会召集人陈明教授以其亲身参加对美贸易谈判的活动为据，考察分析了美国对台的贸易政策。他指出，克林顿上台以来，美国寻求的不仅是贸易自由化，而且是贸易公平化。美国已准备采取强硬手段来解决其他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如果以汉斯·摩根索关于广义帝国主义的定义来衡量，则美国贸易政策中的保护措施很像是“贸易帝国主义”。在对台贸易中，美国于１９８６年两度以３０１条款的贸易报复相威胁，迫使台湾取消了完税价格表，对美开放了烟酒市场；１９８９年又成功地使美国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公司进入了台湾市场。另一方面，则以“反倾销”和打击所谓“非法转运”为名，削弱台湾产品在美市场占有力，这种作法甚至导致了台湾一些产业的破产。陈教授认为，世界政治是强权政治，在进行贸易谈判时，只要政治力量不均等，力量大的一边难免不被看作是“贸易帝国主义”，并且这种谈判往往干涉到力量弱的一边的内政。美国在其贸易政策上和作法上就常有“霸气”的表现，当然也有理性的一面。
中国外经贸部美大司官员区华榕先生在发言中简要叙述了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他说，两国贸易额从１９７２年至今，已从２４亿美元发展到３８９亿美元（美方统计），发展是很快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最惠国待遇，３０１条款、知识产权、贸易逆差等问题。他认为，19８９年以后，最惠国待遇问题被政治化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对中美双方、包括香港都不利；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是执法问题，尽管中国做出了努力，美国却仍在抱怨；贸易逆差问题，美方把中国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金额算在中方帐上，而实际上中方仅拿５－１０％的加工费。他认为，今后中美在贸易上的争论会更多，纠纷不可避免，但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来解决，而不应采取高压手段。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拉蒙·迈尔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保持中美经济关系发展势头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使美国领导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他对美国政府以对外贸易为武器来达到非贸易目标的作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把人权与贸易问题分开、把武器扩散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他建议中国方面下大力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特别是加快产权改革，明确私人财产的界限和公私财产的比例。在确定财产后，即可通过立法和市场来进行交换。他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在今后５至１０年内必须完成。中国更大的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能够吸收更多的美国产品，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决策者们不将贸易问题与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相联系的一个新的激励因素。
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商务系闵建蜀教授谈到中美贸易额统计上的差异问题，认为大陆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即使算入中国的外贸出口，现在美方的估值也过高了，因为这里面有香港方面的附加值。但究竟如何计算？特别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后如何计算？他建议应研究出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法。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青年研究人员韦伟分析了中美贸易双方的利得问题，认为统计表明这是一种互补互利的贸易。
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副总裁宦国苍先生在发言中分析了大陆与台湾经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他指出，现今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迅速的原因在于：两岸间劳动力价格上的差别（台湾劳动力的价格平均为大陆的７至８倍）；大陆市场的吸引力；各国和东南亚相继赴大陆投资对台湾产品价格造成压力，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台商不得不到大陆投资以降低产品价格；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大陆，此外，大陆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也使台商愿到大陆投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大陆劳动力价格势必逐渐上扬，能否继续保持对台资的吸引力就成了今后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经济互存、共同利益的发展会对政治上的接近产生有益影响，台湾工商界对台湾政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企业家走在政策的前面，而政策又走在了法律的前面。
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陈一新先生分析了台湾当局对两岸三地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所采取的对策。他认为，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的兴起使台湾当局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企业界要求向大陆投资，发展两岸贸易；当局却采取口头上支持，实际上强调建立这种经济圈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障碍的策略。陈先生认为，这些障碍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一下子克服，如果克服了，两岸也就统一了。因此，他认为台湾当局是在用“统一牌”来抵制“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同时却在尽力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挥作用，以谋求台湾经济不过分依赖大陆的更安全的策略。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章嘉琳研究员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探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他认为当前世界贸易的地区化、集团化及盛行的“管理贸易”，是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大陆和台湾均应减少对美经济的依赖，相互加强经济往来，以抵销世界经济地区化、集团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香港中银集团经研部研究员谢国梁先生谈到香港有人担心一旦两岸实现“三通”，原来香港在两岸转口贸易中所获益处将丧失殆尽。他通过仔细研究后，认为“三通”的实现是会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和两岸人员中转方面的收入造成一定损失，但台商和私人在港的存款不会有大的缩减，况且两岸直航将对亚太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亚太金融服务中心的香港将会从中获得足以弥补上述损失的好处。饼做大了，大家所得的份额都会更大。
武汉大学美加经济研究所陈继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人员侯玲女士分别就美国在华投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美国在华投资发展较快，效益也好，但投资额相对较小。陈继勇教授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美国应淡化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强调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并无条件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尽快复关，加快对中国的高技术转让。而中国则应进一步提高对引进美资重要性的认识，深化经济改革，尊重美商经营自主权，改善金融体制，加强对美投资的宏观控制。哈里·哈丁博士则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能源深加工和销售、以及电讯业等领域，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谈到中国复关问题，香港岭南学院社科院院长郭益耀博士和浸礼学院商学院院长范耀钧教授都认为，是美国政府作梗，使得中国未能尽快入关，这其中，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从保护民族工业、防止国际收支恶化的角度看，中国应暂不急于入关。但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入关后，机遇大于挑战，还是应尽早入关。
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执行副总裁托马斯·汤普森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董辅__先生在会上分别就美中两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作了深刻而生动的分析，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会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王缉思、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主任斯蒂芬·尤哈利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范士明、台湾经研院顾问、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施建生先生，以及哈里·哈丁博士等人还就“大中华经济圈”名词的含义及使用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有的认为这个词生动、易记，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区”或“中国三角”更好。大家虽未对此取得共同意见，但却一致认为，“大中华经济圈”只是一些西方人为了讨论方便而非正式使用的，不是正式的法律上的名称。
此次研讨会时间虽短，但正如陈宝森先生代表会议主办者的总结报告所说，学者们交流了观点、通报了情况，讨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中美经济关系的各种建议。各方面一致认为会议取得了成功。
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的美国著名学者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日来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访问，并与中国有关专家就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座谈。（雷克）
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办的“凯瑟、斯泰因、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对现代主义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日在北京举行。３０多位中外学者与会，提交论文２２篇。（郭栖庆）
首都青年学者“２１世纪与亚太”国际问题研讨会，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１日在外交学院举行。７０多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５０余篇。与会者对美国的亚太地区新战略、美日欧经济大三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斯萍）
《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在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的第８０卷第２期上，刊登了中国学者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间出版的美国史著作目录共九篇。据悉，该杂志将陆续摘登中国学者近年出版的论著目录。（黄安年）
１月２０日下午，美国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un)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报告会由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主持，财政部长刘仲藜和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出席了报告会。本特森说，他此次访华有三个目的：在中国市场中寻求美国经济利益，显示美国对中国经济改革及进一步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结合的支持，清楚表示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相信，美中两国能够解决现存的分歧。本特森并回答了社科院学者提出的问题。（文钊）
《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邓蜀生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１版。除“自序”外，正文４４４页。全书共３３．８万字。
这是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的一部论文选集，也是中国学者的第一本个人美国史论文集。计收入１９６４－１９９２年发表的有关论文、书评、序文２７篇。涉及美国移民史、罗斯福新政及外交等内容。该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品位，但个别提法仍有失真实（如第３４０页称“黄兆群同志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之类）。
《美国社会经济史论》 黄安年著。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３月第１版。除“序言”外，正文６０８页。全书共４８万字。
作者黄安年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系其有关论文、评论等的结集，计３７篇。考察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发展道路及特点、动因，强调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发展的关系。只是有些篇目（如“人权”等）与该书论旨无甚关联。另有一些史实欠确之处，如第５７３页误把美国人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当作两个人的两本书（其实是同一作者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等。
《美国工人运动史》 张友伦、陆镜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第１版。除“前言”、“结束语”、“附录”外，正文６９７页，分７编、２６章。全书共５８．８万字。
两位作者均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这是出自中国人手笔的第一部系统论述自殖民地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人运动兴衰史的专题著作。作者认为，美国是工人运动发生最早的国家之一，曾在１９世纪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时期，亦留下过光荣的革命传统。后来逐渐被纳入法律轨道。１９５５年劳联、产联合并后，“美国工人运动基本上纳入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第６９７页）。该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承认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但不承认它是一种例外”（“前言”）。
《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 茅于轼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智慧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９月第１版。除“出版者的话”、“总前言”（田国强等）、“前言”、“参考书目”外，正文２５７页。全书共１７．３万字。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的一本新著，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组织编写、田国强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之一。作者结合其旅美经历，说明市场经济的运作流程及规范，涉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体系。“本书所讨论的不限于经济学本身，特别探讨了经济制度运行的整个社会背景。”其关注的焦点是：“为什么美国如此富有？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前言”）全书计４４篇，自成一体，深入浅出，有很强的可读性。
《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 何顺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１版。除“导论”外，计１６章，正文３２６页。全书共２７万字。
这是一部探索美国西部拓殖史的创新之作。作者何顺果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西进运动”的考察入手，本书着重研究了西部迅速开发的原因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大西部的拓殖从一开始就是在资本主义原则上进行的，它乃是一个纯粹按资本主义方式开发的典型模式”（第７７页）。西进促进了一个新西部的诞生，并使之发展为“美国的最美国化的部分”。移民及其大规模的西部开发，是“美国在经济上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并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动力”（第７页）。
《西书拾锦》 冯亦代著。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１版。除“后记”外，正文２８５页。全书１７．５万字。
这是散文家、翻译家冯亦代的一本有关美国文学的随笔式评论集，系《人间小品》丛书之一。除个别篇目涉及英、俄作家或作品外，均为对美国文坛名家或名作的品评（如欧茨、厄普代克、海明威、辛格等）。行文轻松活泼、读之趣味盎然，不失为大家手笔。
《“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总编：施咸荣；执行编辑：金灿荣、赵梅），现代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版。１６开本。除“代序”（李慎之）、“序言”（资中筠）、“附录”外，正文５１５页。全书共６６．７万字。
本书是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２０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涉及外交与战略、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交流。共９１篇，其中中国学者（含台湾学者）５５篇（包括综述在内）。
《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 李本京、于子桥著。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初版。除“序”、“作者简介”、“附录”外，正文计４部分。全书共２１０页。
本书作者李本京教授现为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于子桥教授为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其目的“是要阐明大陆美国研究的概况，并且加以适当的分析”（“序”）。该书首开海峡两岸美国学界交流之先河，不无贡献。然惜乎多有隔膜、讹误，尤以其所附《“成就学者”参考名录》为甚。 (英堂供稿)
J.G. Blight,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１９９２年１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对手，包括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赫鲁晓夫的助手，以及卡斯特罗相聚在哈瓦那，面对面地交换他们各自对３０年前那场危机的回顾与评论。本书介绍了此次特别聚会的背景和基本原则，逐句记录了与会者对危机期间决策过程的回顾，几位关键人物的言论、举动，及其对对手的左右。
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93.
布热津斯基曾在《大失败》一书中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巨变做了令人惊叹的判断。在最近完成的这部新作中，他分析了全球的政治思潮，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大国、西方社会在道德与精神上的衰落等等世界范围的新课题作了全面分析，并探讨了解决这些危机的方法。他对西方社会日益膨胀的物欲与放纵，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大混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与担忧，并提出了对策。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一种温和保守主义的观点。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Y. Knopf, Inc., 1993.
萨伊德是当今世界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新作中，他分析和阐述了这样两个主要问题：欧洲人一直试图去统治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另一部分世界，从而将欧洲“文明”移植给那些本该被征服的“野蛮人”。与此同时，抵御欧洲统治的斗争导致了非殖民化运动和新的文化特征的形成。萨伊德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的政治结论是以深入的文化研究和广泛的文学分析为依托的。他阅读了大量名家经典，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著作，以探索抵御欧洲文化的根源。最后，他将目光转向美国，分析了美国演变为帝国主义大国的历史，指出美国的发展虽迟于欧洲，但其自我赋予的“使命感”却比欧洲人更为强烈。
H.W. Brands, The Devil We Knew: American and the Cold War.
E. Pessen, Losing Our Soul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3
冷战的突然结束，使绝大多数美国人以往所具有的对未来的担忧一下烟消云散了。但作者认为，其实早在８０年代末期，美苏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是一种比较平稳、正常的状态了，双方彼此了解。佩森在书中尖锐批评了过去４０年的美国对外政策，认为美国对苏联意图的判断一直是错误的。布兰兹的批评则较为温和，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一直受到心理、战略、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冷战时代的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作用，但它一直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D.H. Lumsdaine, Moral Vis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oreign Aid Regime.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3.
作者认为，美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应更多地着眼于人道主义目标，而不是政治或经济利益。书中，他反驳了对外援助中的现实主义观点，对过去４０年的国际援助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美国的国际援助体系，并对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计划进行了评价。
H. Chang Parriss If China Crosses the Taiwan Strait: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大陆从未排除过对台湾动武的可能，如果这一天真的出现，情况将会怎样？一些专家被邀请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马克·普拉特认为，美国有必要向北京暗示，美国乐于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美国坚决支持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将采取严格的中立态度。
Tan Qingshan The Making of U.S.China Policy: From Normalalization to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3.
同其他许多研究中美关系的著作不同，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上，特别是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上。他特别分析了美国政府的政治程序对对华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并非总是出于战略考虑，国会及行政当局本身的某些因素对政策的形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R.G. Sutte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Challenges for U.S. Policy. R.P. Cronin, Japan, the U.S. and Prospects for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Three Scenario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2.
萨特与克罗宁都是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资深分析家，专门从事美国与东亚问题研究。多年来，他们就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政策难题向国会提出了许多权威性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通常不作公开发表。这两本书是他们首次以那些报告为基础编辑出版的。书中分析了克林顿政府亚洲政策中置于最优先地位的日美关系的前景，探讨了广为流传的关于美国因更多地致力于北美事务而可能从亚太地区逐渐撤出的问题。 （高英东供稿）
《美国研究》（季刊）自１９８７年创刊至今，已历七载，风风雨雨，苦苦甜甜，在作者、编者、读者的共同培育下，得以维持至今。在此，编辑部全体同仁仅向热心的作者和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新的一年里，在创办本刊的初衷不变的前提下，为拓展稿源，突出各家独到之见，提高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我们对版面做了一定的调整。除保留原有的“专论”外，新辟“论点摘编”、“书评”、“随笔”、“专访”、“学术动态”、“新书架”、“争鸣”等栏目，欢迎学者们赐稿。使这本刊物真正成为中国所有从事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共同的园地，对传播、深化和交流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作出我们的贡献。
但愿新春之际，我们送到读者手中的这份刊物，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本刊编辑部
１９９４年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