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刘绪贻

(武汉大学历史系)

 

1983年,我在《世界历史》是年第2期上发表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一文,论述了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这篇短文,拟根据现在我已收集到的资料,对罗斯福“新政 ”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30年代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应付办法,都是大力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一样。大体上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德、意、日的纳粹型或法西斯型,即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实行疯狂扩张的类型。季米特洛夫在第7次共产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中称之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它是一种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美国“新政”为典型的类型,即“福利国家”类型。

    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曾得逞于一时,但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失道寡助,必然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中遭到毁灭。这正是德、意、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亦即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命运。由此可见,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是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的。只有“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请参阅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日本著名进步经济学家大内力教授运用“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劳动力隶属于资本”的论点,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请参阅〔日〕大内力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2章。还可参阅〔苏〕西瓦切夫、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80年,第125-129页。)

    “新政”还不仅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1933年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说,“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信托人。

    “如果你失败,合理的改革办法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损害,只好让正统观念和革命去互相厮杀出一条路来。

    “如果你成功,各地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起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

    如我们在《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所论述,既然罗斯福从事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新政”是有成就的,所以它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影响。其“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它成功地使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欧洲人相信:民主改革可以代替极权主义的制度。”(阿朗索·L·汉比编:《“新政”的分析与解释》,Alonzo L. Hamby, ed., The New De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纽约,朗曼公司1981年版,第4页。)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1935年初起实施的关于社会立法的纲领,被反对派谴责为“伯内特的新政”。虽然伯内特纲领受到攻击,但加拿大“有些省的确引进了类似于“新政”立法的法律。”(〔加〕威廉·J·麦克安德鲁:《加拿大、罗斯福与“新政”:就美国30年代改革试验来看加拿大人对改革的态度》,William J. McAndrew, Canada,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Canadian Attitudes to Reform in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Reform Experiments in the 1930's,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1967年未发表博士论文。)1935年3月至1937年10月比利时的保罗·范齐兰的国民统一政府,被反对派谴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1936年5月到1937年6月执政的第一届法国人民阵线初期实行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1933年3月22日,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下议院说:“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任何注视美国形势的人,只能心怀极其沉重的忧虑。今天有新总统的倡导、勇气和智慧,已经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变化。新的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望正在回到美国人民心中,这种信心正在伦敦引起反响。……”(查尔斯·T·哈利南:“欧洲人看罗斯福”,Charles T. Hallinan, "Roosevelt as Europe Sees Him",载《论坛》杂志第LxxxIx卷,1933,第348页。)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失业与复兴的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1935年,英国自由党的戴维·劳合·乔治在罗斯福“新政”的鼓舞下,又要求英国实行“新政”,先后被保守党政府拒绝。但是,广大群众很是不满。因此,一俟战争结束,1945年7月大选时,刚刚领导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政府就被赶下台,宣称将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工党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强大工人运动面前,不得不把“福利国家”当作施政目标,也就是实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对战后日本、德国的影响更为明显。1987年,美国出版了《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一书,它的作者是西奥多·科恩。科恩是美国对日占领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者之一,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美军以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实行的占领政策,是严格按照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45年9月18日及10月22日分两次收到的美国秘密命令制订的。这个训令原名“对盟军总司令在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制日本的基本训令”,其编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它“在形式和语言上是军事的,在精神和实质上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首的司令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年以来不接触美国政治潮流的日本人更难想像到个中情况。不过,日本人无法避免如此强大胜利者的时代思潮对他们这个战败国的影响。”(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FS)

    科恩还切实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是在陆军民政事务处处长约翰·F·希尔德林具体组织下拟定的。这个处里有几个能干的“新政”派:欧内斯特·格罗斯少校、戴维·马库斯中校和查尔斯·卡迪斯中校。与此训令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和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参谋班子。前者的具体负责人是约翰·C·文森特,后者的具体负责人是埃德温·马丁。两人都是“新政”派,马丁更是热烈的“新政”派。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初稿是格罗斯、文森特、马丁三人起草的(马丁后来说格罗斯是主要起草人),还经过“新政”派宠儿、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仔细润色。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最后文本仍是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激进改革的方向,是‘新政’……的思想和经验提供的。政治民主长期以来已经是每个美国人一致皈依的信念,但通过政府行动扩大经济所有权、鼓励工会、拆散过大企业、消灭——读为清洗——‘为富不仁’者、加强家庭农场所有制,这些都是‘新政’的政策。”(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科恩认为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革取得相当成功。它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加强了日本普通人民的公民地位;实行了经济民主,为日本现时大规模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的第1067号对德占领训令,也是“新政”派拟订的。1942年,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被任命为经济战委员会主席之后,任命马克思·洛温撒尔为他的副手。洛温撒尔在该委员会建立一个经济制度研究部,其人员完全由“新政”派充任。第二位继洛温撒尔职务的艾伦·罗森堡知道国务院有关部门不能向希尔德林提供他所需要材料和意见,就主动向他提供一系列按“新政”方针草拟的对德占领的“民政事务指南”。1944年8、9月间,罗斯福总统在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请求下,否定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对德占领手册。这个手册是根据国务院与英国协议拟订的,它几乎没有提到非纳粹化的问题,还主张保留德国工业机制。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根据罗斯福指示另拟一个方案,最后从希尔德林那里得到一全套经济制度研究部所拟的对德民政事务指南。总统看到这份指南后,基本上是满意的。10月间,希尔德林的民政事务处拟订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1067号、即给艾森豪威尔的对德占领训令初稿。这就是希尔德林民政事务处拟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的样本。许多人参加了两份训令的草拟工作,所以两份训令的内容有许多是相同的。

    拉丁美洲也受到“新政”影响。“1936年,罗斯福旅行到南美时,他发现自己被当作‘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偶象一般地受人崇拜;他的‘新政’成为拉丁美洲所需的改革样板。”(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William E.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3, 第208-209页。)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新政”不独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途径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这就是说,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历史上地位,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唯一可行途径,即大力发展非法西斯式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罗斯福“新政”

 

李存训

(武汉大学历史系)

 

    自从罗斯福推行新政起,美国政府就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和劳资关系等各个方面实行广泛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政策,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兴建大批企业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入所有主要经济部门。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建立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统管战时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大批军事工厂;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达到巨大规模;国家直接控制工资、物价和房租;战时对外贸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业务全部由联邦政府控制;国家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支持;总之,战时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并具有军事性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罗斯福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两者分开,认为对付30年代的大萧条主要靠“新政医生”,而对付战争危机主要靠“胜利医生”。大敌当前,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新政医生”应该让位于“胜利医生”。

    1943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时,他幽默地说,自1933年以来,“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指30年代大萧条)医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于是它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这个外科专家。(约翰·布雷曼等编:《新政》第一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70页。)因此,自1939年1月至1943年底,在这整整5年期间里,除1941年8月12日,罗斯福同丘吉尔一起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保证当时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所有民族将在战后获得独立;1941年1月6日,他致77届国会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义务;1941年6月25日,总统颁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并重申一切人员,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的政策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战争虽然基本上巩固了“新政”成果,但却未能将“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在战时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

    作为一位战时总统,罗斯福认为,要打赢这场战争,更可取的办法是:暂停国内改革,号召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自由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压制社会改革精神,联合各阶级进行战争,这将使企业家在政府中恢复权势,并有使新政的一切社会改革前功尽弃的危险。他们争辩说,利用战争可以推进社会改革,利用改革可以最充分地动员美国人民的智慧与道义力量,激发群众的战争热情。罗斯福不赞同自由派这些分析,认为这样就会疏远那些企业界领袖,而那些企业界领袖的合作对战时的军工生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疑虑严重地限制了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本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意向。

    1942年初,罗斯福拒绝了一委员会劝他改善种族关系的所谓“早熟”的建议。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为将来拟订总体规划。”(约翰·布雷等编:《新政》,第1卷,第270页。)他力图避免导致脱离“战争现实的规划”。“我深信,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美国历史杂志》第55卷(1968-1969),第105-106页。)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哈里·霍普金斯把指挥战争摆在任何其他一切事情前面。就他而论,战争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我的丈夫也持类似观点”。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新政使美国人民具有战斗精神,战争也会继续推进新政。既要彻底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要继续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应该为战后扩大保健计划奠定基础。

    何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看不到战争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呢?美国学者戴维·布罗迪认为,主要是新政缺乏全面改革的蓝图。新政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大萧条给予它以方向和动力。欧战爆发迅速消除了促使新政采取行动的因素。随着1940-1941年失业人数急剧减少和1943年失业现象实际消失,随着1943年农民购买力比1939年几乎增加一倍,随着1939年工业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战争开支解决萧条后果,美国出现战时繁荣时,他们就觉得好像改革没有迫切必要了。(《美国历史杂志》第55卷(1968-1969),第271页。)

    布罗迪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甚至对自由派发动的改革也不积极支持。1943年6月,国会中的自由派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推进国内改革的瓦尔纳—默里—丁格尔法案。该法案建议全面修订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使那些领域国有化;改善救济金发放制度,并扩大现有计划发放范围;增加强制性保健保险,为退伍军人提供抚恤金。尽管该法案迅速成为新政派争取战后前途的希望的焦点,但罗斯福政府未给予它以任何支持。

    国会中保守派力量的加强,是导致战时美国国内改革陷于停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38年11月国会选举结果,共和党在中部和远西部取得巨大成功,在参院得到7席和众院得到8席;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在下届国会中,罗斯福总统极需南部民主党人支持他的外交政策。他不能冒险在国内改革问题上再与他们为敌,把他们赶到共和党人那一边去。因此,他在1939年1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除请求继续实行赤字开支直到复兴以外,他不要求再制订新的改革立法,第二次新政改革运动陷于停顿。

    罗斯福本人在1940年总统选举的成功,没有改变国会中新政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对比。1942年中期选举,新政派损失更为惨重。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增加47席,在参议院增加9席;而且,民主党人在北方损失,相对地加强了南部民主党人的力量。

    1943年1月第78届国会组成后,许多南方民主党人站在共和党人一边,形成国会中的保守派多数联盟,并左右立法方针。这届国会以极端仇视新政而引人注目,它力图尽量迅速消除新政影响,并撤销了与新政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机构,包括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公共工程署(Public Works Adm)、全国青年署(National Youth Ad)、缩减了农场保障局(Farm Security Ad),并阻挠战时情报局散发那些表示同情少数民族的小册子。

    在至关重要的税收问题上,保守派控制的国会迫使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削减税收。罗斯福进行了反击,否决了1944年税收法案,因为该法案降低了公司和高收入者个人的税率。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都避免同国会进行消耗精力的斗争,允许保守派暂时取得反对新政的一些小胜利,只要这些胜利不致危及新政的核心。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对同盟国有共同决心打嬴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战场形势的好转又重新激发了他的改革热情。他认为,“除非国内这里安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因此,“我们现在就有责任制订计划,以确定赢得持久和平的战略和建立比前此任何时候更高的美国生活水平。”

1944年1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宣称根据该项法案可以为所有的人_——_不分地位、种族或信仰——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繁荣的基础。

    这些权利包括:

    有在国内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从事有益的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

    每一个农场主有生产和出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

    每一个商人,不分大小,都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的控制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拥有体面住宅的权利;

    人民有获得充分医疗照顾和有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

    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权利都意味着安全。而在这次战争打赢以后,我们必须准备在实现这些权利中进而达到新的人类幸福和康乐的目标。(巴顿·伯恩斯坦、艾伦·马图索编:《杜鲁门政府,一部文献史》,纽约1966年版,第89-90页。)

    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詹姆斯·M·伯恩斯评论说:“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发表的最激进的演说。以前他从未如此直率和大胆地陈述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权利,以前他从来未如此明确地把对着政府的旧的政治权利法案和通过政府获得的新的经济权利法案联系起来。”(詹姆斯·M·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1970年版,第425-426页。)

    1945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美国经济权利法案是为所有的人建立一个安宁的繁荣的新基础;强调在这些经济权利当中,最基本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权利能否实现的是:充分就业。反过来,美国公民的其他经济权利如果得到实现,就会对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作出重要的贡献;强调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各市、企业、劳工和农场的帮助下——保证这些权利成为现实;“在战争期间,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后,我们必须在政府履行和平时期职能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这就将需要为每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解决工作——而这意味着差不多是6000万个工作岗位。(《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6页。)

    罗斯福总统在战时不断地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旗帜,大大地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他告诉反对新政的宿敌,丢掉一切拖延改革的幻想,协商同意接受新政的条件。当然,要使经济权利的概念变为国会的立法,有一段长距离的路要走。但是,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已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为1946年的就业法铺平了道路,为健康、教育和住房改革指明了方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理解经济权利法案的精神和实质,并认为实现罗斯福总统留下的遗产是他的光荣使命。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综合性咨文中,重申了已故总统罗斯福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强调这个经济权利法案概括了美国“在各项长期计划中所追求的国内经济的目标”,决心在战后美国经济生活中为实现这些权利而努力。这个咨文中的许多建议,“可追溯到1944年竞选运动期间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拉尔夫·德·贝茨:《近代美国史》,第2卷,第41页。)

    综上所说,罗斯福“新政”使美国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都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战争前期,罗斯福政府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因此,自1939年1月至1943年底,基本上就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新政医生”虽然让位于“胜利医生”,但“新政”并没有消亡,“新政”成果在战时基本保留下来。战争后期,罗斯福总统不断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大旗,大大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并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中美贸易中双方的利得分析

 

【注释】本文讨论的是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问题,不涉及台湾。【注尾】

 

 

韦  伟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中美贸易中的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两年突出起来,据美方统计1992年中国对美出口了256.8亿美元的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了74.4亿美元的产品,美方贸易逆差为182亿美元。中国方面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美方统计中的相当一部分系从香港转口进入美国的,这并非为中国直接向美出口。据中国方面统计,1992年中国的美国出口额为85.9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额为89亿美元。双方统计差距如此之大并引发了争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香港转口造成的影响。中国认为香港转口的产品不应算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额,而美方坚持的原产地计算将其归入中国对美的出口。本文作者对这争论的意见是,以中方的统计看,是不能全面反应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而从美方的统计看,又有夸大中国产品美国市场的一面。但是,中国产品大量进入美国无疑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也是中美经济关系更加密切的标志并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重点分析以下几点:

    (一)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省下大笔的开支。据计算分析,中国的国民收入中资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各占一半。(#FF请参阅《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模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一书中第四章第一节。另外,在邹志庄教授所著的《中国经济》一书中第四章也有讨论。#FS)而在美国劳动的收益占75%,资本收益的占25%。(保罗·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册,第222页。)由此我们做出一种推断,假如某种中国商品价格是100美元,那么其中资本和劳务的收益各占一半,都是50美元。假定两国资本的收益不变,并假定商品无价格弹性,生产的数量相同,那么在美国生产同样的商品其售价就应是200美元。如果我们不考虑运费和关税等,那么中国商品在美国销售其售价只有美国商品价格的一半是很合理的。如按上述情况继续推理下去,并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消费品,那么1992年中国在美出售的256.8亿美元的商品就为美国的消费者们节约了256.8亿美元的开支。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者们在少花了256.8亿美元的情况下享受了与原先相同的福利。(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并非全是消费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制成品。工业产品的应用自然也会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上述推算仅是为说明问题而作的假设。)

据香港报纸指出,如美国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则美国消费者要多付160亿美元。

    (二)中国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有利于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通过统计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在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很高的,

而8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大幅度提高。在此期间,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亚洲的部分增加量最大。80年代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都大量增加。

    增加进口可以平抑本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国际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美国的经济表现又一次验证了这个原理。中国劳动力成本历来低廉,以中美双方的统计资料对比考察发现,中国劳动力的平均成本仅约是美国劳动力平均成本的1/65。如以1991年的数字为例,1991年中国工业界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一年2424元人民币,以当年外汇官方汇率折算成美元为年工资率为456美元,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大致为29000美元,两者之比为1/64,中国工人工资只有美国工人工资的1/64。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可以使得中国商品以很低的价格进入美国市场,无疑这对平抑美国的物价起到积极作用。这又等于增加了美国人的实际工资。

    (三)由于大量低价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节省了美国消费者的大笔消费开支,相应使原来的开支转化为储蓄。近些年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一直显现下降趋势,私人储蓄率仅在5%左右。以1992年为例,这年的私人储蓄约为2126亿美元。如果我们假定美国消费者把因买中国商品而节省下来的钱全部转为储蓄,则美国私人储蓄中的大约7.5%是由中国商品进口而取得的。这对美国的投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中的利得分析。

    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增加中国的就业起到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出口激增,说明对美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大量港商、台商进入中国大陆办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吸引了大量中国劳动力,据香港报纸指出,

仅中国华南地区就有300万工人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

    以中方统计看,1992年对美出口约占中国对外出口额的10%左右,自美方进口额约占中方总进口额的11.5%。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据中方统计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食品,轻纺产品及原材料上。这些产品大部分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有利于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反观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大型成套设备,计算及电子设备,化工原料,化肥,粮食等几大类为主。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中美双方的贸易产品上看,其特点很符合比较利益的原则。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样,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起了帮助作用。

    中美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作为拥有占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是不应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中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不景气的时候,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中国市场的潜力得以发挥,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刺激作用。

    通过对外经济交往和中美贸易,中国的贸易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从1980年到1992年,贸易环境量由0.92上升到2.20。贸易环境量的改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抗干扰和自我调节能力的提高。

    如果采用强制手段来抑制中美贸易的发展,将会对两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据认为如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将失去20万个工作机会,还会影响到美国在华投资的4300个项目,美国飞机工业也将大受影响。估计在未来10年,美国飞机工业在华的投资将是110-150亿美元。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会对亚太地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明智的选择应是发展中美贸易关系而非限制或压制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