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评克林顿政府国内外经济政策
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从里根经济学到克林顿经济学是美国总统经济学的一大变革。在今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说：“美国是靠变革而繁荣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太长的时间中用太多的方法放任自流”。“１２年来，利益逐层渗透的经济理论在堆积如山的联邦债务上造成一种虚假繁荣。全国放任自流的结果使如此众多的美国家庭，甚至连双亲工作的家庭都不再为他们的孩子作提高生活的美国梦了”。这是克林顿对里根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他矢志变革“放任自流”为“行动主义”的主要依据。转眼两年快过去了，克林顿实行变革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进展如何，成绩怎样呢？这是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下面试作一点粗浅剖析。
初见成效的财政政策
为解决困扰美国经济的大赤字问题，克林顿把削减联邦赤字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决心在布什１９９０年与国会达成削减赤字５０００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削减赤字４９３０亿美元。其中在未来五年中总共压缩支出２４７０亿美元，增加税收２４６0亿美元。增税本来是逆水行舟，但克林顿提出合理负担政策把９０％的增税压在收入最高的６．５％的纳税人的肩上。所得税率的提高更只限于１．２％的高收入者。这样他就取得了大多数纳税人的支持，赢得了策略上的胜利。尽管如此，这项预算法案的通过仍然是艰难的，特别是在参议院，如果没有戈尔的最后一票几乎变成了僵局。为了表示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１９９４年预算法案把１９９４－１９９８财年的支出冻结在５４８０亿美元的水平上（按现价未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即比１９９３年的名义支出还要低２５亿美元。这个名义支出是按年通货膨胀率２．８％估算出来的，如果通货膨胀率低于预计，还要对支出作进一步削减。此项预算紧缩包括白宫以身示范的减少联邦工作人员１０万人以及推迟对联邦雇员工资的生活指数调整。在权利项目方面医疗照顾到１９９８年将削减１８０亿美元。经过这样的努力预计到１９９８年财政支出将由削减前的１８２５５亿美元减少到１７３８２亿美元，财政收入将由１４９２２亿美元上升到１５５０８亿美元。财政赤字将相应地由３３３２亿美元降到１８７４亿美元，减少１４５８亿美元，占ＧＤＰ的比重将由４％降到２．２％左右。克林顿政府把１９９３年所采取的财政政策称之为真实的、可信的赤字削减政策，并认为这是得到华尔街的响应使他们改变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长期利率因而得以下降的原因。以１０年期政府债券为例，克林顿上台前的１９９２年利率是７．０１％，与三个月国库券利率相比要高出１０３％；到了１９９３年前者下降为５．８７％，与后者比利差下降到９２％。１９９４年联储为了进行宏观调控，连续提高短期利率，长期利率自然也受到影响。但长期利率上升的速度远远慢于短期利率，到１９９４年７月为止，１０年长期政府债券仅比３个月国库券高６６％。长期利率的下降有利于企业投资和消费者购买房产和耐用消费品。克林顿政府认为在其财政政策中军费的削减和税收的增加都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但长期利率的下降对经济的刺激却产生了抵销作用。这是美国经济能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有良好表现的重要原因崐。
着眼未来的投资政策
克林顿政府与里根、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重要区别不在于削减赤字的财政政策而在于面对未来的投资政策。奉行行动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向人们宣告：“把联邦开支重点从消费转向投资是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标志，我们不仅致力于控制政府开支，而且把它导向更有生产性的用途上。”
克林顿首先强调的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美国劳动队伍的素质，以应付国际上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在１９９４年联邦预算中提出一项３７８亿美元的四年“终身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对弱智儿童的启蒙计划；提高美国教师和学生成绩的“２０００年目标计划”；教育部和劳工部合作对高中学生进行职业训练的“由学校向工作过渡”计划；帮助学生进大学并使学生有机会为社会服务从而获得职业技巧的国家服务计划；降低贷款利息帮助更多美国青年上大学的贷款改革计划以及对失业工人的再培训计划。
在这些计划中饶有新意的是国家服务计划。首先，这项计划由国家为参加者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和每年高达４７２５美元的教育补助以帮助参加者在接受有价值的职业训练的同时接受大学或大专教育。这件事由政府花钱是因为雇主不愿意支付学习费用，他们担心一旦雇员辞职，这笔钱就白费了。第二，此项计划由州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执行，解决了地方政府需要社会服务而又资金无着的困难。第三，国家服务计划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了既能获得工资报酬又能得到多种职业培训的双重机会，而过去他们是难以做到两全的。这项计划在1994年将有两万人参加，以后每年10万人。
投资计划的第二方面是基础设施。克林顿政府制订了四年投资４８０亿美元的重建美国计划。克林顿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欠账。据交通部估计几乎有２０％的高速公路处于极糟或勉强的状态，有２０％的桥梁有结构性缺陷，许多机场过度拥挤，污水处理设施负担过重。因此必须进行投资以改变现状。克林顿政府认为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计划完善的投资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可观的效益。在重建美国的计划中还包括４年８０亿美元的对提高水质、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森林科研、住房和社区开发，以及农村发展的投资。 投资计划的第三方面是科学技术。在重建美国计划中技术投资占了不小的比重。克林顿政府认为有形资本不是提高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长期看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从工业国进步的历史看，要紧的是工作得更巧妙而不是工作得更辛苦。 但是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要靠科学家、工程师在实验室和工厂车间的新发现。他们为此进行的科学研究在资本和智力上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在美国大量的科研与开发要靠私人企业去做，但支持性和基础性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府的法定职能，因为信息有外溢效应。意思是说一家公司通过科研获得的技能会很快传播给别的公司，使别的公司得到便宜而创新者获得的回报却很有限。据估计科研与开发的资本收益率要高达５０％－１００％，而实际上创新的企业所获得的不足一半。因此，克林顿政府要求国会延长研究与实验的课税减免，同时增加同产业界合作研究的投入。增设几十个新的制造技术推广站以加速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等到技术成熟后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如何使国防科研与开发转轨是克林顿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考虑。随着国防费的大量削减，政府应当减少对国防领域的科研支出呢，还是把这项支出转向民用技术呢？克林顿认为后者是明智的选择。因此政府已决定把国防部的科研力量和国家实验室转向与产业界合作进行科研与开发。
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克林顿政府技术政策的光环。这项计划主要是由政府倡议但不是由政府出钱。以商务部长罗恩·布朗为首，有副总统戈尔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泰森以及一批经济、技术、法律专家和电讯工业界代表参加的“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其计划是由联邦政府负责总体设计，由工业界投资并负责建造和运行。当前联邦政府正致力于修改1934年的《通讯法》，要求在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彻底消除对电视、有线电视、电话和卫星等各种电讯手段所施加的不必要限制，鼓励工业界的相互合作和竞争。现在特别小组已向国会提交三项法律草案。新法律还有待国会的讨论和批准。 克林顿着眼于未来的投资计划表现了新政府的新姿态。但它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难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并不会给总统的支持率增加多少份量。
阻力重重的社会福利政策
改革美国的现行健康保险制度是克林顿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心。在今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说：“今天美国花在保健上的费用与它的经济规模相比要高于任何先进的工业国。然而我们只为人口的较小一部分保险，我们在重要的总体健康指标方面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都落后了。超过１５％的美国人——接近３９００万人——直到１９９２年没有保险，还有数千万人保险不足或者在失去工作后也将丧失保险。同时，保健费用继续攀升，给美国家庭增加了医药开支和保险费，加剧了各级政府的预算危机。”这是美国目前健康保险状况的真实写照。 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的保健改革计划着眼于解决四方面的问题。第一、还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享受健康保险；第二、私人保险业对健康状况欠佳者收费太高；第三、现行健康保险缺乏有效竞争，致使医院和病家不关心成本；第四、保险支出已成为政府预算难以承担的重负。为此，克林顿在他的改革计划中提出：（１）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健康保险，使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常规门诊、住院、急救、预防、处方配药、康复、家庭保健和护理、化验和诊断。精神病和各种恶习的治疗也将有限度地被纳入保健计划；（２）要求各州为大型消费者群体建立“保健联盟”，由它们收取保险费并按竞争原则同医院和保险公司谈判保健计划，同时负责管理费用开支。所有少于５０００名雇员的公司都必须通过保健联盟购买保险；（３）要求雇主至少负担未婚工人平均健康保险费用的８０％，负担工人家庭平均保险费用的５５％。但５０００人以下的公司在健康保险方面的开支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７．９％。企业雇员少于７５人，平均工资在２４０００美元或以下的企业有资格得到政府补贴；（４）增税。香烟税每包从现在的２４美分提高到９９美分，对不参加“保险联盟”有５０００或更多工人的公司课征１％的工资税并允许保健联盟在保险金上追加２．５％的摊派用于行政开支；（５）２０００年以后限制健康保险费每年提高的幅度不得超过通货膨胀率，并为政府的保健开支规定上限。
这项计划是在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７日提出的。围绕着这个计划民主、共和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多尔，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米契尔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格普哈特的方案与克林顿方案的差别在于把实行全民保健的时间表推迟一年。政府征税主要是提高香烟税４５％，此外在所有保险金上加征２％的销售税；不足百人的企业可以参加政府命名为“医疗照顾第三部分”的保险计划；不要求组织“保险联盟”。对私营医药业的医疗费用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不控制。显然他的立场比克林顿的计划已经后退了一步。但仍坚持了全民保健的原则。即使做了这样的让步，据测算要使方案获得通过还少７０票的支持。
８月３日，与格普哈特同一天，米契尔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它比格普哈特的方案更加温和。它只要求到２０００年使９５％的美国人享受健康保险；不强制各州建立保健联盟；资金来源主要靠削减医疗照顾和医疗救济开支，不再要求雇主负担８０％的保险费；在２００２年以后如果达不到把９５％的美国人纳入全民保险时才要求雇主在某些州帮助工人缴纳保险费；雇员在２５名以下的企业，由雇主承担保险费的５０％，少于２５人的雇主不承担保险费；在增税方面最大的一笔是在健康保险金上崐加征１．７５％的附加税和对枪枝弹药征收消费税，此外对享受医疗照顾的富裕老人提高其保险金。这一方案能否通过取决于至今仍持骑墙态度的１０名民主党参议员。
共和党议员多尔的方案明显是同克林顿唱对台戏的。它的方案口头上以美国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健康保险为目标，实际上是将把很大一部分穷人置于健康保险之外，只对最贫困的没有享受保险的工人提供补贴，允许但不要求企业和个人组织保险同盟一类的组织；不要求雇主或个人购买保险；有２至５０名工人的企业将能购买联邦雇员健康福利保险。不增加任何税收；对自营人员支付保险费享受２５％课税扣除的原规定改为提高到１００％；对医疗费用不进行价格控制。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案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要不要全民健康保险；由谁负担费用以及要不要控制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险开支。这些问题涉及数千万至今未享受到健康保险者的利益，企业主的利益以及医疗保健业和保险者的既得利益。克林顿显然是要抓住维护前者利益的旗帜，多尔则站在维护后者利益的立场。格普哈特和米契尔方案试图在保持克林顿方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 米契尔目前表示他有信心能在有限度的改革方案上争取与温和派达成协议。但国会休会在即，这种前景已日趋暗淡。有消息说克林顿已经发出悲观信号，他将不再把健康保险改革当作今年国会会议的工作重点，同时表示他将否决任何不把全民保健作为内容的议案。看来曾经作为克林顿改革旗帜而大事宣传的保健制度至少今年在各方面的阻力下已经搁浅。结果如何要到明年再见分晓。
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
克林顿的对外贸易政策既有继承性又有新特点。继承的是里根、布什政府的两大变革：一是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用公平贸易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二是由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以双边促多边。克林顿政府外贸政策的新特点：一是强调提高本国的竞争力，把扩大出口视为提高工人工资，振兴美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二是把“行动主义”国际化，为打开国际市场不惜用“制裁”的大棒咄咄逼人。
在贸易领域克林顿视为自己的业绩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二是旷时日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最后一刻终于完成。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既是双边谈判的成功，也加强了克林顿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地位。所以当这一协定在国会获得通过时克林顿是得意非凡的。 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意义不能只看美、加、墨三国地缘经济的优势互补，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在经济大三角的争夺战中为对抗日、欧而为自己建立的坚强桥头堡。这一步迈出之后，下一步就是建立自北向南包括整个西半球的“美洲经济圈”和“太平洋共同体”。这个总体战略意图的实现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美国在此过程始终掌握主动，紧紧抓住领导权，它就能保证自己在夺取美亚市场的斗争中对日、欧获得优势地位。
克林顿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所起的作用在于排除多数民主党人、工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干扰促成了协议的签定，这是通过签署三项附属协议而达成的。
在劳工保护方面，签署了“北美劳工合作协定”，该协定要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保健和安全标准以及最低工资。此外墨西哥政府还保证把最低工资的提高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挂起钩来。在劳工问题上美国还保留了使用１９７４年美国贸易法３０１条款的权利。
在环境保护方面，成立了“北美环境保护委员会”以及办事机构。制订了一个十年“边境环境计划”，全面解决空气、土壤和水源质量以及有害垃圾的处理问题。建立了两个机构为美加边境兴办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经过这番曲折终于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７日签订。它给美国带来的近期利益是可以扩大出口。据统计，１９９１年美国共出口商品４２２０亿美元，创造了７２０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为１１８０亿美元，创造了２１０万个就业机会。到１９９５年由于美国的资本货物对墨西哥出口增长，可增加１７．５万个就业机会。届时美国将有１００万人在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行业中就业。在增加就业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将有所提高。据统计现在美国出口行业的人均工资比其他行业平均高１７％。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也被克林顿看作是自己的成就，因为美国的谈判策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这一谈判之所以旷时日久，既反映了美国与日、欧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害冲突。达成协议固然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但美国显然是最大的得主。
对美国最利害相关的除关税减免以外，第一是把农产品贸易在６年内逐步纳入关贸总协定原则的管辖下。欧洲国家承诺把非关税壁垒的配额转化为关税并降低３６％，同时把农产品价格补贴减少２０％。这一成果虽然还达不到美国提出的在１０年内完全取消农业补贴的要求，总算前进了一大步；第二是服务性贸易的基本原则首次纳入新的服务贸易协定之中；第三是知识产权问题也被首次纳入关贸总协定之中，各国一致承诺保护与贸易有关的专利、商标和版权，惩治假冒；第四是在协定中列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要求逐步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这四个问题涉及美国对外经贸活动的重大利益。但在历次关贸总协定谈判中都未涉及。美国在美加自由贸易区谈判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对这几个问题都极为强调并取得重大进展。所谓以双边促多边就是要用这些谈判成果加强美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地位，这一目的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成果中得到了体现。不过在美国人看来这还只是开端，还没有完全达到美国的愿望。
对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开始是反对的，最终作了让步。美国担心的是在该组织生效后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将必须遵守该组织的仲裁而不能再靠美国国内法挥舞３０１条款的大棒。美国副贸易代表在国会作证时声称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生效后美国仍然能够对所谓“不公平贸易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他说“新的贸易体制不会削弱美国贸易法的有效实行，特别是３０１条款和反倾销法的执行”。充分显现出强权政治的面孔。
尽管美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收获很大，但并没有能完全满足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胃口。例如影片、音像产品一类的服务业就在一些国家的坚决抵制下未能列入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之中。又如，金融行业、电信业也被排除在协议之外。航运则是由于美国航运业自己的保护主义而未被列入协定的范围。在纺织品方面《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制度将在２００５年以前分三步取消，这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在降低高关税方面美国并没有走向发展中国家所希望达到的地步。
美国在法国的支持下曾要求在协定中列入“社会条款”，内容是把劳工利益同国际贸易标准联系起来。东盟国家一眼识破西方是想利用社会条款迫使发展中国家要么把它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到商定的最低水平，要么因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西方而被征收惩罚性特别关税的图谋，进行了联合抵制。最后达成协议把这个问题转给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去讨论，从而打破了僵局。
颇有争议的金融政策
上面谈到的四大政策是克林顿总统在１９９４年总统经济报告中作为克林顿政府总体经济战略提出的。金融政策不在其中，这是因为在美国的经济体制下联邦储备系统是由国会领导的。然而实际上总统对金融政策仍然有很大影响。在克林顿执政的两年，金融政策经历了由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复苏到提高利率防止通货膨胀的转折。继１９９２年２月４日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作出决定把联邦基金利率从３％提高到３．２５％之后，接着于３月２２日进一步提高到３．５％。４月１崐８日再提高到３．７５％。５月１７日迈出更大步伐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４．５％，贴现率则从３％提高到３．５％。连续四次提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很大，引起了激烈争论。
联储这一决策主要是以所谓“自然失业率”为依据的。早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中把“促进最大限度就业”定为联储的政策目标之一，１９７８年通过的汉弗莱-霍金斯法又把最大限度就业规定为失业率不超过４％。但是货币学派认为存在一种货币政策对之不起作用的自然失业率。在他们看来，由于近年来经济条件的变化，自然失业率应当是６％－６．５％而不是４％。如果决策者对自然失业率置于不顾，硬要实现４％的目标，必然会把经济推进到超过其潜在能力的水平之上，结果只能引起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和失业率的剧增。他们认为今年2月美国失业率已由１９９２年的７．４％下降到６．５％，５月更降到６．０％。加上设备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率也都接近了警戒线，因此抽紧银根是必要的。联储称这种紧缩政策为中性货币政策，即既不刺激也不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
联储第四次提高利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论。美国商会责怪华尔街的金融界不应当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大马路的工商界。劳联－产联也发表声朋说在美国仍然有８４０万失业人口和６６０万人打零工的时候联储却在提高利率给经济泼冷水，其结果只能使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５月２７日举行了听证会，要求格林斯潘对提高利率的理由作出解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美国经济刚才好转而又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联储为什么要对经济刹车。议员们在听证会上则要求格林斯潘对今后不再提高利率作出保证。
这次提高利率一个月以后，由于对日贸易逆差扩大，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在６月２１日跌破了１∶１００的大关。这就把联储置于提高利率以挽救美元颓势和维持利率以防经济滑坡的两难选择之间。在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和思考之后联储消除了对后者的顾虑，在８月１６日作出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４．７５％，贴现率提高到４％的决定。联储官员声称这个利率水平是与美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相适应的。
克林顿政府对联储连续提高短期利率致使长期利率猛增的情况开始是不满的，但在经过研究之后认为联储的做法可以把美国经济保持在２．５％－３％的持续温和增长的水平上，有利于克林顿在１９９６年的竞选，因而对联储的决策给予了支持。
但是这种暂时的一致并不能完全消除双方在金融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第一个迹象是在１９９３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经济顾问们否认自然失业率自７０年代初期以来有什么大的变化，强调目前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自然失业率。同时宣称用通货膨胀的加速来说明刺激经济的措施超过了自然失业率是不科学的，因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加速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另一个迹象是新任联储副主席具有凯恩斯观点的布林德同格林斯潘在联储召开的年会上对联储政策目标的不同提法。布林德主张西方中央银行在确定利率水平时既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又要考虑就业问题。而格林斯潘则主张修改《联邦储备法》，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利率政策的唯一目标。
克林顿内外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
对执行已近两年的克林顿国内外经济政策应当给以什么样的客观评价呢？第一、克林顿采取“行动主义”的政府干预方针对美国经济的振兴有积极意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单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均衡发展。新保守主义执政１２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是由大赤字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崐结构性失衡，它的恶果已在美国第九次经济衰退中暴露无遗。克林顿反其道而行之是时代的要求。第二、克林顿振兴美国经济的战略以消除结构性失衡，增加积累，扩大投资；改善生活；加强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对美国经济是能起积极作用的。就政策本身说是美国当前的较好选择。第三、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高涨时期，但这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有关，不能完全归功于克林顿的政策，但政策显然也在起一定作用。
客观的评价如是说，那么为什么美国老百姓对克林顿的支持率只有４０％，而不支持他的反而占５５％呢？（８月２０日美国《时代周刊》和ＣＮＮ电视台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这个问题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克林顿所受的挫折是比较多的。其中有决策失误也有两党斗争的复杂因素。其次在经济方面应当说也是有许多内在矛盾的。
第一，雄心壮志有余而国力不足的矛盾
历届美国总统为了争得选票总是许愿多而兑现少，这是通病，克林顿也跳不出这个窠臼。“行动主义”是要以国力为后盾的，遗憾的是克林顿继承的是里根和布什政府留下来的大赤字烂摊子，因而使他的行动不能不受到许多约束。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同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克林顿的健康保险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联邦政府财力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多极化的现实与强权政治言行的矛盾
冷战后的全球格局已呈多极化趋势，美国尽管仍然是超级经济大国，但实力对比今不如昔，已经很难我行我素。但是观念落后于现实，克林顿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仍动不动就要挥舞３０１大棒。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已经不再是美国单方面施舍或援助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互有所求的关系。实行单方面制裁只能两败俱伤，美国并得不到好处。这是克林顿政府在国际谈判中常常碰壁，因而威信受损的原因之一。
第三，多样化的现实与意识形态褊狭症的矛盾
克林顿政府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强调促进民主与人权。要以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的人权定义一统天下，这是和世界多样化的意识形态相矛盾的。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多样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它们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和平竞争，这本来是好事，而美国则动辄指责这个国家是极权政治，那个国家是权威主义，还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张目。这就超出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准则，因而常常引起它同许多国家的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碰壁，这也使克林顿的威信遭受损失。 看来克林顿要想提高选民的支持率，蝉联白宫宝座，不仅要搞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也要搞好同世界各国的共处关系，在这里抛弃大国主义心态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