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与思考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

在美国大资本与不熟练的劳工之间存在着一个概念十分模糊的中产阶级。有的社会学家将这类人称之为薪给阶级，有的社会学家，如Ｃ·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则称之为白领阶级。赖特·米尔斯按职业界定的方法，将农夫、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归之为老中产阶级，将随着美国２０世纪公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经理、雇佣职业者、推销员和诸多的办公室职员归之为新中产阶级。

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在１９１２年一篇论文中最早将白领薪给职员称之为“新中产阶级”。莱德勒称它为“新中产阶级”，是因为“这种位于两个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一种消极的特点而不是肯定的技术职能，就是薪给职员的社会标记，这确立了他们自身认识上的和社会评价上的社会性质。”〔1〕

虽然中产阶级的界限模糊，但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学者历来对其十分重视，因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对任何人不造成威胁；作为社会中的个人，他们奉行独立的生活方式；但作为社会存在，他们却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影响了美国的文化。

二

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美国１９世纪自由经济历史性变化的时代产物。这种历史性变化改变了农村与城市生活，改革了旧的生产方式，而将中产阶级从旧世界中异化出来。

    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在欧洲农村，生产者先于市场而产生。在那里，农民占有土地，按照古老的传统将自己死死拴在土地上，即使法律的力量也无法将他们变成美国意义上的农村企业家。而在美国，市场的形成先于农村生产者。中产阶级在城市形成之前、在城市之外就产生了。聚居的在小块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群体和散居的、独立的、自由的、进行规模经营的农夫是欧洲与美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歧异之一。这种歧异对于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特点是十分重要的。在欧洲，中产阶级在城镇中心形成，而在美国，散居在空旷的农村空间的自由农夫组成了数量巨大的独立的中产阶级。据社会学家估计，在１８２０年，全美３／４劳力从事农业生产。〔2〕这些数量巨大的农夫是天生的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秩序——契约社会的信条下，投机地产、棉花、铁路。据统计，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１９年，美国棉花出口占全美平均出口总值的３９％，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至１８６０年，占全美平均出口总值一半以上。〔３〕正如维布伦说的，美国农夫“不仅耕耘富饶的土地，而且还耕耘机会。”〔４〕在美国社会中，从来就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农民与贵族。美国农夫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和传统的桎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由于他们没有欧洲式的封建羁绊，他们是最热心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

    在１９世纪初期，在美国城镇，大约４／５从事职业活动的人是私人小企业主。他们从事多种的经济活动：商业、借贷、投机、运输、家屋建筑业、手工劳动。在社会的两极——诸如波士顿制造业公司成功的富商和在码头、工厂车间和马车行出卖劳力的雇工之间，存在一大群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在缝隙中求生，他们为农夫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并在农村地区扩大自己的市场，并因此而繁荣崐起来，成为美国老中产阶级得以发展的温床，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老中产阶级的理想与期望。他们组成了自我平衡的中产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心，没有任何权威，其社会成员全身心关注的是制定一系列保护财产的法规和制度。正如杰弗逊所说的，“要控制自身，必须先控制其灵魂；要控制其灵魂，必须先拥有财产，即经济安全的手段。”〔５〕他们最恰当地体现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和杰弗逊政治理想的结合。

    在１９世纪中期和后期，随着公司经济的发展，私人农庄型的农业变得更像一个商务管理的实体。在农夫阶层出现了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家（如罐头业与包装业）。在这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发明，诸如弗吉尼亚州赛勒斯·霍尔·麦考密克发明的粮食收割机、查勒斯·古德伊尔发明的使橡胶硫化的工艺、Ｆ·莫尔斯发明的发报方式、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等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特别是麻省梅里曼克河沿岸洛威尔的工厂体制，即所谓的洛威尔制，预示着一个工业化浪潮的到来。洛威尔制主要的特点就是大量投资、在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将所有的工序集中在一个工厂内完成，工序专门化，以减少对工人技能的要求。洛威尔制的创始者们企图创造一个具有共和优点的工业中心。$工业化浪潮催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镇人口（以８０００居民为界）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从１７９０年的３．３％骤升至１８６０年的１６．１％。纽约城在１８６０年人口超过一百万。〔６〕从１８２０年至1840年，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增长了8倍，而城市人口增长了１倍。〔７〕

    于是，小企业主演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中产阶级的经典形象。他不仅是工厂的创业者，同时还从事金融业，是一个机敏的金融家，在他身上集聚了一切成功的象征。在他经营的过程中，他还帮助培养了一大批未来中产阶级的成员。这些人将薪水积蓄起来，通过小型的私人投机活动来增加财富，以自己的信用借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开办自己的企业。正如赖特·米尔斯所分析的，这些１９世纪的中产阶级具有两个显明的特点：（１）他们是技术型的工业家；（２）他们还从事金融业和商业，又是金融家和商人。〔８〕他们开创并组织了美国的一切新的经济活动。

三

美国在１９世纪后期发展成工业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从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９９年，全国人口增长了几乎３倍，农业生产增长了１倍，制造业生产总值增长６倍。美国社会成长为一个以大生产、高消费为特征的城市工业社会。

    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催化剂便是铁路的发展。内战后，铁路的总长度从１８６２年３０６００英里增长到１８７０年的５３０００英里，１８８０年达９４０００英里。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大发展时期，铁路总长度猛增至１６７０００英里，１９００年达１９９０００英时。〔９〕铁路建设刺激了国内的金融市场，开发了西部，将原材料与工厂、市场连接了起来，帮助创造了一个全国市场。铁路发展最具社会学含义的事件便是在其内部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管理官僚层。

    社会学家发现，全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从１８２０年的３／４降至１８８０年的１／２，而到１９４９年，只剩１／８了。〔１０〕全美小企业主人数从１９世纪初期占所有从事职业的人的４／５降至１８７０年的１／３，到１９４０年，仅剩１／５。“到１９３０年，美国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３０年，公司经营业务的现象已开始遍及全国范围的市场。”〔１１〕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大多数的小企业主到２０世纪中期已失去资产，转而为仅占人口2%或3%、拥有美国４０％或５０％的人而工作。

    在这些人中产生了新中产阶级，即依靠薪水生活、以知识与技术提供服务的白领阶级。美国成了一个雇员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占有资产已不可能；在劳务市场上，他们不是以对资产的占有，而是以收入、权力、威信得到人们的认可。

    社会统计家们发现，在组成现代社会三个主要阶层（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和劳工）中，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最为迅猛。白领阶层在１８７０年有７５万人，仅占劳动市场的６％，而到１９４０年，则上升至１２５０万人，占２５％崐。（见表１）在此期间，老中产阶级增长１３５％，工薪阶级增长２５５％，而新中产阶级则上升１６００％。〔１２〕

表1

资料来源：赖特·米尔斯：《白领》，牛津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３页。

    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４０年，经理从占中产阶级总人数的１４％降至１０％，而办公室职员则从１２％升至４０％。在美国，现在构成白领阶层的主要是教师、推销员和各类办公室职员。白领阶层的人数已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从１８７０年的１５％上升至１９４０年的５６％，而老中产阶级则从８５％跌至４４％。（见表２与表３）

    表2

资料来源：赖特·米尔斯：《白领》，牛津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４页。

表２与表３所显示的变化表明中产阶级已从拥有资产到失去资产，同时也表明它从以资产为特征演化到以职业为划分特征的新的阶层轴心。对于老中产阶级来说，它的本质和利益可以从小企业资产中得以很好的体现；而对于新中产阶级来说，它的本质与利益则可以从职业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含义中得以展现。

    正如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指出的，内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就是一个创造并巩固聚敛资产的公司世界的过程。〔13〕据调查，１９３９年，美国２７０００大公司——仅占美国公司企业的１％——却雇佣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14〕中产阶级中老的、独立的阶层的衰微是资产垄断的产物，而新的、被雇佣的白领的擢升则是工业化机制的产物。资产的集中剥夺了老中产阶级个人自由的基础，剥夺了他们赖以自立的手段，这就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计划和心理。工业化机制制造了新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诸多的白领职业。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６０年，全美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使白领阶层队伍迅速扩大。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导论中所说崐的，“着重办公室工作、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服务性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使劳动力向白领职业转移。到１９５６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从那时候起，比率一直在稳步扩大，到１９７０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５∶４。”〔１５〕演变成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操纵的不再是“资产”，不再是“物”，而是“人”与“符号”。他们的专长是处理文字工作、金钱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商业和技术关系的专家。他们不是依靠“物”，而是依靠“智能”，依靠组织与协调制造“物”的人们的社会机器而生存。大多数的新中产阶级以在劳务市场出卖服务而不是以买卖资产赢得利益，从职业而不是从资产获取直接收入。所以，新中产阶级是为其他人的资产而工作的人们。这是新、老中产阶级歧异的主要之点，也是小资产企业家社会与新的职业结构的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差异。如果说，当年老中产阶级作为小自由资产者为成为大资产结构中的一部分而毕生为之奋斗的话，那么，新中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为了职业的安全感而依赖于大资产。

表３

资料来源：赖特·米尔斯：《白领》，牛津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５页。

    从事运输、信息、市场营销、金融、贸易的白领阶层的兴起是制造业机器生产力增长以及资源配置范围和协调规模的扩大的直接结果。白领阶层职业的扩大（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１６〕）与庞大商务和庞大政府的兴起有关，与现代社会结构以及官僚机制的增长有关，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有关。据贝尔调查，在美国社会中专业和技术人员在１９４０年有３９０万人，到１９６４年，就上升到８６０万人。整个专业和技术阶级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却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三倍。〔１７〕（见表４和表５）

    根据《幸福》杂志（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２日）报道，随着信息时代（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把这称之为技术电子社会〔18〕）的到来，专业与技术人员的人数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已增加近３００％，而达到２１００万。劳工统计局（ＢＬＳ）预言，专业与技术人员（techno-competents）将成为美国就业最多的群体，占总就业人数的１／５。〔１９〕（见表６）

表4  1964年主要职业类别的就业人数和1975年计划需要人数

资料来源：全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第1卷：《技术与美国经济》，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４页。

表5  1960年和1975年专业与技术职业的构成(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劳工统计局公报，第１６０６期（１９６９年２月），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５页。

    从以上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社会的一个历史性趋势：新中产阶级，即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将日益扩大而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将处于中心地位，它将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表6  技术职业期望增长率

资料来源：《幸福》，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２日，第４６页。

四

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这场争论是与另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即：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新金字塔中的地位。

    在西方，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中产阶级在后工业社会（或称之为知识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电子社会、超工业社会，等等）将继续壮大，其以知识为基础、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权力将随之扩大，而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阶级，将作为统治阶级取代别的阶级。

    在１８和１９世纪，理性与自由是一致的，弗洛伊德关于个性的分析说明了自由与理性的一致性。然而，在２０世纪这种理性赋有了新的形式，它不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也不再植根于个人，而植根于像社团、公司、政府这样的社会机构中。庞大的官僚机构与体制剥夺了这种理性与自由，这样，中产阶级“便成了将整个社会组合在一起的权威的链条中可随意变换的部件”。

    他们认为，正由于中产阶级这种社会历史地位，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的中心。中产阶级政治上的优势是由其经济上的重要性决定的。因为中产阶级崐作为一个在维持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阶级，因此它必将成为统治阶级。

    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探讨了技术性决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探讨了科技治国论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家庭资本主义解体之后，在权力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之间正在发生无声的革命，即“经理阶层的兴起，这意味着权力不再继续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特殊集团手中，权力的连续性体现在机构职位方面。统治权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手里，这包括公司经理和当时占据机构职位的政治领导人。”〔20〕

    一些乐观的社会学家在新中产阶级中见到了一个社会团结的因素。他们认为，虽然中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力量，他们可以成为大资本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平衡集团，为企业与社会提供一种内聚力，成为不同阶级之间平衡与安定的主要力量。但他们执意认为，中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正如克拉克·克尔、弗雷德里克·哈比森、约翰·邓洛普和查尔斯·Ａ·迈尔斯在《工业主义与工业的人》中所指出的：“……在所有的工业化社会中，管理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来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经理的性质就是股东们、国家官僚们的代理人，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工人委员会的代理人。由于他们一心关注企业的内部事务（企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因此管理阶级的成员们容易成为适应形势的人而不是社会大事的领导人。”〔２１〕中产阶级在社会形式方面是多样的，在物质利益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歧异的，所以，在中产阶级中不可能存在一个共同政治运动的基础与共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是依赖于更高一层阶级或阶层的一个变数。在危机中，他们总是选择站在就要获胜的一方。他们自己本身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集团或党派，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这种凝聚力。

    赖特·米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弱点，认为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无根性。它形成的历史是短促的；由于没有坚定的信仰，中产阶级作为个人在道德上毫无防御能力，作为群体，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可以依靠。为了安全的利益，他们需要有一个组织或社团可以依靠，但在美国社会中却没有这样的社团或组织可以为中产阶级提供这种安全感。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学家发现美国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兴趣甚为淡漠。虽然他们处于政治的中心，为代表压力集团的利益办事，但他们却对政治的斗争与冲突毫无热情。这可以说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要解释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对于美国人来说，经济机构比政治机构更为重要。在他们眼中，政治仅仅是获取并保护经济目标与实践的手段而已。自由经济传统就是这种观点的表现。政治原则从来就只服从于经济利益，绝不能超越经济利益。美国中产阶级仅仅寄生于经济力量之中，仰仗于规定现代社会结构的强大力量，运用政治手段以获取有限的经济目标。所以，对政治的兴趣从来就没有超过对物质赢利或亏损的关心；另一方面，美国人的收入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状态。这种收入的增长是由西部边疆的开发以及工业化进程所刺激起来的。这为制造一个收入殷厚的中产阶级创造了条件。在收入不断增长、物质享受不断改善的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群体中是不可能产生对经济状况不满的政治情绪的。

    赖特·米尔斯还从社会阶层间往上流动的趋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变化的急速性有利于社会的多样性与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人们不会因为传统或者社会出身的原因而一成不变。对于目前身份的恐惧感进一步催生了这种流动，并进一步减少个人对政治要求、政治行动，甚至个人自身的注意力。所以，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是自我异化和社会无价值问题的一部分，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异化现象。

    丹尼尔·贝尔一直非常关注西方社会中的文化与社会

结构之间的分离：文化的发展日益成为反体制的（如反文化），而社会结构则走向职能合理化和能者统治（中产阶级的专业化）。他注意到在５０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在丰裕的状况下，中产趣味的文化形成了普及趋势。文化成了消费的生活方式。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认为，“中产崇拜（midcult）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汉娜·阿伦特（Hannah Grendt）认为，中产阶级社会——此处指兴趣相投的受教育群体——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２２〕实质上，贝尔、麦克唐纳和阿伦特都认为从中产阶崐级中有可能产生俗文化。现代社会本身失去了它的文化支撑点，精英文化遇到了危机。如我在前面所述的，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产阶级是从１９世纪小企业主和自由农夫发展而来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是随现代公司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因此，它带有激进性、进取性、猎奇性和追求时尚（即贝尔所谓的“入时”〔ｉｎ〕）的特点。它不想也不可能将自己囿于所谓的雅文化的羁绊之中。它设法创造和享受适合现代社会快节奏、理性、紧张、非道德化特点的文化趣味来。这就是贝尔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困境，现代主义的文化时尚，不论现制度把它吸收多少，它总是带有颠覆性的影响。

五

在考察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及其社会经济条件、研究了其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几点结论：

    （１）中产阶级从拥有资产到失去资产而依附于大资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带有诸多鲜明的美国特点。不能将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分析照搬到对其他社会中产阶级的分析上去；

    （２）中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对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３）新中产阶级不可能在未来世界组成如约瑟夫·熊彼得所言的官僚政治的世界，因为它缺乏本身的政治文化背景；

    （４）自由农夫失去资产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城市化浪潮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表现，是中产阶级产生的必要社会历史条件之一；

    （５）新中产阶级可能以其权威、知识和信誉成为社会中稳定的力量；

    （６）新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收入的不断增长（而不是贫困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

    （７）在科学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日益专门化中，新中产阶级所代表的新的科学与技术是一种进步的、“能者治理”的力量；

    （８）虽然中产阶级的心理模式是自由主义的，但政治上的冷漠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激进派；

    （９）从本质上讲，中产阶级对美国的文化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趣味或中产阶级文化应该是美国当代文化的代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界定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一个时代的俗文化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雅文化或精英文化。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国的元曲和格什温交响乐中的爵士手法就是最好的例证。那种一方面哀叹精英文化的衰微，同时又嫉忌俗文化勃兴的悲观主义文化观是不足取的。这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因为衰微的是那些不适应时代潮流的文化价值，而勃兴的正代表新的正在酝酿的社会的本质。

注释：

〔1〕埃米尔·莱德勒：《现代薪给职员的问题：它的理论与统计偏向》，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著，高、王宏周、魏章玲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０－８１页。

〔2〕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6.

〔3〕George B. Tindall＆ David E. Shi, America,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89, p.280.

〔4〕C. Wright Mills, op. cit., p.4.

〔5〕Ibid., p.9.

〔6〕George B. Tindall＆ David E. Shi, op. cit., p.292.

〔7〕Ibid., p.290.

〔8〕C. Wright Mills, op. cit., p.6.

〔9〕George B. Tindall＆ David E. Shi, op. cit., pp.490-491.

〔10〕C. Wright Mills, op. cit., p.16.

〔11〕丹尼尔·贝尔：《再论美国例外论》，《交流》，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12〕C. Wright Mills, op. cit., pp.63-64.

〔13〕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0.

〔14〕C. Wright Mills, op. cit., p.24.

〔15〕丹尼尔·贝尔：前引书，第23页。

〔16〕同上，第２３页。

〔17〕同上，第２３页。

〔18〕布热津斯基说，“技术，特别是电子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变革和改变社会习俗、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以及总的社会观点的决定因素。”见《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电子时代的作用》，纽约，１９７０年版。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前引书，第６４页。

〔19〕《幸福》（Fortune）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２日，第４６页。

〔20〕丹尼尔·贝尔：前引书，第４４页。

〔21〕同上，第１０８页。

〔22〕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