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
陶文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成立了中国战区，但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美英两国也没有具体讨论过中国大陆的战略指挥和部署，中国基本上仍是独立作战。盟国也没有地面部队在中国大陆作战。在军事方面，中国与盟国发生关系最多的是缅甸战役。盟国之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的合作与纷争构成了大战期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
一、缅甸保卫战失败：中美关系第一次危机
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立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１２月２３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英国代表是驻印英军司令、陆军元帅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会上开始暴露了盟国间战略观点的分歧。与英国生死攸关的战场是欧洲。在亚洲，英国考虑得更多的与其说是战胜日本，不如说是如何维持、恢复它的殖民帝国。当时，缅甸尚未陷落，英国考虑的是如何用英国力量保住缅甸。缅甸丢失以后，它关心的是如何防卫印度，并由英国军队打着他们撤退时的旗帜去收复缅甸。它不想让美国军队在它先前的殖民地作战，担心美国影响将取而代之。它也不愿让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除了中缅之间有未定边界外，它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这一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鼓励脱离英国的倾向。战时常驻重庆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写道：“英国人进行着两场互不相干的战争。在欧洲，他们光荣地为人类的自由和摧毁纳粹奴役制度而战；在亚洲，他们为维持现状，为大英帝国，为殖民主义而战。”〔１〕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在此后两三年中，中英之间，美英之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争吵不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时，中国的全部海岸均已为日军占领，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是在仰光登陆、经由滇缅路输入中国的。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关心保卫缅甸问题。但韦维尔却说，中国只要将已在东缅孟扬的第九十三师一个团的实力增至一个师，就不用派更多的军队入缅作战了，英国所需要的是在缅甸待运来华的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中方不同意调拨援华物资。会议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下旬，日军开始空袭仰光。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开始，日本陆军从泰国向缅甸进攻。英国军方在日军攻势开始前一天才应允中国第六军入缅，接着，中国又派出第五军、六十六军分道援缅。
中国战区成立之后，蒋介石要求美国派军官赴华参加联合参谋部。蒋介石的本意是要美国派一个能帮他得到援助而不过问军事决策的顾问，美国却派来了中国通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１月１９日致宋子文函中列举了史迪威的职能，其中包括：“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的美国军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参加在华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并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２月２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代陆军部拟的指示为史迪威规定的使命是：“改善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提高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２〕
史迪威经印度、缅甸于３月４日抵重庆，１１日入缅指挥作战。史迪威入缅前，曾于３月６、９、１０日三次受到蒋介石接见。３月８日，仰光沦陷，蒋介石对缅甸保卫战信心已失大半。他在与史迪威谈话中说，第五、六两军入缅的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仰光已失，我军入缅之目的已不存在”，而他对光复仰光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再者，“敌或将乘我入缅之隙，由越南袭我云南，苟此举得手，崐滇省告急，大局将不堪设想”，因此要考虑到“调回入缅部队以固滇省及长江流域之防务”的问题。他还一再嘱咐，第五、六军是中国军队之精锐，一旦失败，不但缅甸反攻无望，而且将影响中国抗战全局，“决定全部军心之振颓，……影响全国人民之心理”，因此“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从这一番分析形势、交代任务中，人们确实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要史迪威到缅甸去指挥作战，还是把部队撤回来；到底是要竭力把仗打胜，还是保存实力，使其精锐部队不受损失。史迪威想的没有蒋介石那么复杂，他认为缅甸对中国比对英国更重要，英国的目的是保卫印度，它需要的只是在印度面前筑起一道屏障，而中国却需要仰光这个出海口保障供给。他力主全力以赴收复仰光，重新夺回这个出海口；实在反攻不成，则退守曼德勒以东高地，控制北缅。〔３〕可见蒋介石与史迪威在缅甸保卫战的指导思想上就有很大分歧。
在缅甸保卫战中，中国远征军激于民族义愤，同仇敌忾，士气旺盛，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但由于日军兵员数目和装备均占优势，盟军缺少空中掩护，后勤供应困难，英军士气消沉，盟军指挥机构内部矛盾重重，各部队配合协调不力，缅甸当地人敌视英军等诸多原因，盟军战败。〔４〕５月上旬，日军分别进到我国云南省境内怒江西岸和缅印北部边界。
缅甸保卫战进行过程中，史迪威与蒋介石就互不满意；战役失败后，俩人又互相指责。史迪威批评蒋的“战术思想非常离奇”，坚持要部队在曼德勒安营扎寨；批评蒋虽然口头上答应他指挥全部入缅中国军队，实际上却遥控指挥，或者对史迪威指手划脚，甚至一天中提出三种不同的办法，朝令夕改；或者越过史迪威直接向部队发号施令，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了战机。史迪威感觉“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５〕蒋介石在给国民政府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的密电中责备史迪威“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并说，缅甸战役失败“全在战略之失败”，且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战役失败后未经请示报告“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又诿过于中国高级将领，“逃避责任以图自保”。〔６〕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矛盾尖锐化。
蒋介石不仅对史迪威不满，而且对美国不满。其原因有三：
１．美国援华物资太少。１９４１年４月，罗斯福决定向中国提供价值４５１０万美元的首批租借物资。１９４１年运交的物资总价值为２５８２万美元，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１．７％。〔７〕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欧洲第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供应状况更不如前，许多援华租借物资在来华途中被转运别的战场。又由于运输条件的困难，到１９４２年晚春，在美国积存的援华租借物资达１４１９万吨，在印度积存的达４．５万吨。〔８〕军火分配委员会便开始把这些物资转拨他处，并削减中国在租借物资中本来就极少的配额，这自然更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２．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中没有中国代表，他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轻慢。４月１９日，他电令宋子文向罗斯福当面呼吁。他痛切地说：
“如果英美联合参谋团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之机构不能扩大，使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次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甘地告予谓英美对于东方民族，总未尝以平等相待，英美迄今未许中国参加ＣＣＳ就是一例。我们在作战中所受之遭遇已经如此，则在战后和平会议席上，又当如何？”〔９〕
３．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由史迪威监管。美国援苏、援英租借物资都是由苏、英自由支配的，唯独援华租借物资不能由蒋介石自由支配，他认为这又是对中国的歧视。７月２日，他指示宋子文与美国政府重新协商，明确史迪威的职权。他认为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工作并不包括获取器材在内；另一方面史迪威又以美国总统代表资格管理租借物资，这是自相矛盾的规定；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内既任参谋长职务，则其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否则必致军事、政治皆发生不良之结果。”〔１０〕罗斯福要马歇尔作出答复。马歇尔７月１４日回复宋子文说，根据法律，史迪威是总统代表，有与参谋长不同的身份；即便召回史迪威，其继任者对援华租借物资的权力依旧不变。蒋介石得知此讯后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忿忿地说，如果总统打算给他这样的信息，那中国战场就完蛋了。〔１１〕
这时中美矛盾的一个导火线是原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的转移。其时北非军情十分崐危急，美国决定向那里调兵遣将。６月２５日，史迪威接到命令，第十航空队全部重型轰炸机飞援埃及，同时正在来华途中的一个Ａ－２９轻型轰炸机中队也改赴埃及，转拨英军。次日，蒋介石听了史迪威的报告后咄咄逼人地责问：“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若谓埃及局势严重，……我浙赣态势亦至危急”，“事件之转变，足证中国战区未被重视……予深愿详知，英、美是否尚以此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耶？”〔１２〕史迪威无言以对，他的处境困难至极。２７日，罗斯福来电进行解释，但这不能丝毫平息蒋介石的怒气。２９日，蒋介石向史迪威提出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之需要”三项：（１）８、９月间美国派三个师到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之间交通；（２）８月份起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５００架；（３）８月份起保持每月空运租借物资５０００吨。蒋介石威胁说：否则，“中国战区将无法支持”。〔１３〕
总之，缅甸保卫战失败后，１９４２年６、７月份，中美关系出现了两国结盟以来的第一次危机。为了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罗斯福决定派他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再度访华。
缅甸保卫战失败后，５月３１日，蒋介石就电邀罗斯福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访华，并邀居里同来。但罗斯福不能让霍普金斯离开。居里自告奋勇，表示愿再次访华，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称这次访问将“加强蒋的地位”，“使蒋及其他政府官员对美国战争努力之重要性加深印象”，并实地了解中国、印度的心理，经济、军事状况，改善史迪威与中国军队之间的关系，等等。〔１４〕
７月２０日至８月７日，居里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达１４次之多。谈话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中国政治、经济、财政、军种、战时盟国关系，战后中国复兴。居里解释说，中国不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不涉及对中国待遇问题，苏联也没有派代表参加此种会议，一则，因为它没有剩余物资可供盟国分配；二则，它可以独力支持战争，而无须与盟国磋商，中国不参加系出于同样理由。蒋介石诉说了对史迪威的种种不满，居里劝解说，史迪威的双重身份，事关“美国国家之威望与体面”，美国军方是一定会坚持的，希望蒋介石不要对此再提异议。史迪威在美国军界地位甚高，颇得马歇尔器重；而且他刚刚拟订了反攻缅甸的计划，他希望蒋介石不要提出把史迪威调回美国的要求。〔１５〕居里的访问安抚了蒋介石，再说蒋当时确实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发脾气是一回事，现实的政治军事需要又是一回事，居里来访也就给蒋介石铺了台阶。８月４日，史迪威与居里一起见蒋介石，这是７月２日以来蒋第一次接见史迪威，表示两人的矛盾得到缓解。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的第一次危机算是过去了。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美方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尽量予以满足。１０月１２日，罗斯福致电蒋说，５００架飞机的要求将努力设法满足；１９４３年初将为驼峰空运新增１００架运输机；只是不能派地面部队来缅印战区作战。〔１６〕三项要求达到了两项，蒋介石也只好暂时满意了。
二、是否反攻缅甸？美英军事首脑争论不休
缅甸保卫战失败后，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对中国的供给线只剩下了从印度英帕尔飞经喜马拉雅山抵云南的“驼峰”空运。这条飞越世界屋脊的航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输线。空运在７０００多公尺的高空进行，航程长达８００多公里，气候条件恶劣（热带的雨季和世界屋脊的冰雪），飞机还可能遭到日军的攻击，加之可以提供的运输机有限，开始时每月空运物资不过几十吨，对于如此广大的中国战场真是杯水车薪。而在英帕尔，美国援华租借物资却堆积如山。针对中国战场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这种困难局面，美国陆军部作战司于５月２６日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保持中国参战”。史迪威和作战司分析了中国战场的形势，认为“重新开始经仰光向中国运送军火是极端重要的”，如不采取措施重新打开缅甸，美国援助中国的承诺就没有意义，“保持中国参战”的政策便难以实现。１９４２年７月，史迪威提出了收复缅甸的计划，这就是：英国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控制孟加拉湾，并在仰光登陆；英印军、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向瑞保、曼德勒方面进攻；中国军队同时从云南向腊戍、曼德勒方向进攻；美军为战役提供空中掩护，如有可能，派地面部队与英军并肩作战。他认为，一旦崐收复缅甸，每月能通过仰光运入三万吨作战物资，六个月后便能帮助中国缓解局势。他要求陆军部向英国施加压力，争取英国同意在１９４２年雨季结束后反攻缅甸。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这一建议，认为可在即将到来的旱季（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３年５月）收复缅甸。〔１７〕
但英国军事首脑反对这一计划。首先，他们对中国战场和中国军队估计甚低，认为“不可能把中国人武装起来发动进攻，中国不可能牵制更多的日本师团”；其次，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撤出战争，也不会对大局有多大影响，因为“日本占领区的严重的治安问题永远存在，因此不可能有大批日军腾出手来”；再次，要打开滇缅交通，必须收复全缅甸，而在１９４３年春季以前英国不可能调集所需的舰只和登陆艇。〔１８〕在９月的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上，英方提出，１９４３年４月之前不可能调集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尤其是两栖作战力量。而５月，缅甸的雨季就将开始，因此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是可能在缅甸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最早时间。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冬春英军只准备发起有限进攻，目标是夺取阿恰布。总之，英国军事首脑设想的收复缅甸是一场纯粹由英国人进行的战争。〔１９〕
美国参谋长们坚持，收复缅甸必须是英、美、中三国联合的军事行动——英、中两国的地面部队、英国的海军和美国的空中支援。在１９４３年１月中、下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缅甸战役是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军事首脑决心让英国承诺在１９４３年秋季发动缅甸战役。其时，太平洋上的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的丛林中与日军进行艰难的旷日持久的争夺战。这表明，经过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的一系列岛屿来进攻日本，比从经过缅甸、中国的路线困难得多。而且美国军事首脑相信，击败日本唯一经济的办法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对付日本。〔２０〕美国海军参谋长金(Ernest King)上将指出：“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方面来看，俄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对付德国。在太平洋，中国对日本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的基本政策应是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装备，使他们能够作战”，而缅甸战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步骤”。〔２１〕马歇尔甚至威胁说：“除非实施缅甸战役，否则他感到在太平洋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使美国不得不遗憾地取消对欧洲战场的承诺的新形势”。〔２２〕英方又称，缅甸战役的两个瓶颈是海军掩护和登陆艇。美方表示，美方计划人员对缅甸登陆作战所需的登陆艇的型号和数量进行了估计，这些登陆艇美国可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造出，何况现在已有部分登陆艇可以提供。至于海军，缅战还有１０个月准备时间，英国可以在此期间调集足够海军，金上将还承诺从太平洋战场调遣美国海军支援英军。英国参谋长们还摆了许多别的困难，诸如为了保障侧翼，就要占领毛棉和泰国西海岸的机场，等等。〔２３〕但在美方坚持下，会议还是暂定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发动缅甸战役，具体问题待夏季再作决定。
１９４３年５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战争的总设想是：“（１）与俄国和较小的盟国合作，迫使欧洲的轴心国无条件投降；（２）同时，与我们的盟国合作，在太平洋并从中国对日本保持并坚持不断地施加压力；（３）然后，与太平洋大国合作，如果可能并与俄国合作，运用美国和英国的全部资源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２４〕美国军事首脑关于战胜日本的战略构想是：美军从太平洋方面进展，经苏拉威西海，夺取菲律宾，进攻香港地区；中、英军队在中缅印战场发起反攻，夺取缅甸，与美军在香港地区会合；然后向日本占领的华北进军，并进而从华北向日本本土发起持久的、系统的、大规模的进攻，从而迫使日本投降；即使未能达此目的，也将大大削弱日本军事力量，以减轻盟军在日本本土登陆的困难；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只有在持续的轰炸削弱了日本的战斗力后才能进行，而这种轰炸只能以中国为基地。〔２５〕可见，在当时美国参谋长们的战略考虑中，中国既是对日本进行空袭的基地，又是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既是如此，收复缅甸或至少恢复对中国的陆路供应线自然就至关重要了。
但英国军事首脑却更加强烈地反对缅甸战役。丘吉尔为５月的华盛顿会议准备了一个很长的文件阐述英国的观点。他“讨厌丛林”，他认为“进入遍处是沼泽的丛林中打日本人，正像走入水中打鲨鱼一样，更好的办法是，把它诱入圈套，或在钩子上捉住它，然后将它拖上干地，用斧子把它劈死。”〔２６〕他提议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进行水陆两栖作战，以替代缅甸战役。美国参谋长们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对于战胜日本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崐。中国垮台将大大延长战争并极大地影响我们对日本的整个态势”，因此“必须为中国做点什么”。英国参谋长们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们认为，“欧洲对德国成功的战役可能使俄国在远东帮助我们”，缅甸反攻战诚然可以鼓励中国的士气，但如果缅甸战役失败，那就比不进行这场战役更糟。即使收复了缅甸，其实际效用也是有限的，必须经过六个月的整修才能使滇缅公路达到月运量１万吨，而当时“驼峰”空运已达每月６０００吨，再建几个机场，使空运达到每月１万吨比收复缅甸有把握得多。因此，保持中国参战的最好办法是增加“驼峰”空运，增强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的空军力量。〔２７〕由于英国军事首脑的坚持，缅甸战役被推迟到了１９４４至１９４５年的冬春，在１９４３年雨季之后的军事行动是：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从印度方面进攻缅甸，而中国军队由云南方面发起进攻，以便尽量牵制日军，保护对华航线，并作为打通滇缅路的主要步骤。
三、缅北反攻战开始：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开罗会议是蒋介石参加的唯一的盟国峰会，会前中国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史迪威代表中国战区拟订了积极进行对日作战的方案。
但在缅甸战役问题上，中美与英国分歧依旧。首先，丘吉尔瞧不起缅甸战役。他觉得只有西西里战役才值得进行陆海军协同作战，而缅甸战役不能与之同日而语。蒋介石反驳说：“缅甸是整个亚洲战役的关键”，收复缅甸后日本的下一个阵地是华北，然后是东北，失掉缅甸对日本将是个重大打击，日本一定会顽抗到底。其次，丘吉尔认为，在意大利投降和其他一些海军行动胜利之后，英军将在印度洋集结强大海军，这种海上优势就能保障盟军的交通线，并威胁日军的交通线，因此有没有海军配合作战不是缅甸战役成败的关键。蒋介石坚持，要收复缅甸，必须南北夹攻，英军必须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他说，缅甸反击战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在印度洋上集结海军力量，而且取决于海陆军同时协调行动，否则敌军将从南缅登陆进行增援，而只有海军作战才能制止这种增援。但丘吉尔却认为日军不可能向孟加拉湾派遣什么海军。丘吉尔又提出其他种种困难，诸如为进行孟加拉湾两栖作战许多舰只要添加专门装备，要使之适应热带气候，等等。〔２８〕美国军方认为，蒋介石主动提出了积极运用中国人力资源打击日本的计划，对此应加以鼓励，因此，虽然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固执反对缅甸战役的计划，罗斯福仍然向蒋介石保证，于１９４４年３月发动缅甸战役。〔２９〕
在第一次开罗会议后紧接着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由于斯大林的坚持要求，美、英承诺于１９４４年５月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解放法国的战役。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还亲口保证，苏联将在结束对德战争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会后，美、英首脑和参谋长们回到开罗。丘吉尔提出，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应推迟到１９４４年秋季进行，理由是：（１）由于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盟国将在西伯利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基地，东南亚的军事行动便失去了部分价值；（２）为了进行横渡海峡作战，英国不可能调集足够的登陆艇和海军力量进行孟加拉湾两栖作战。〔３０〕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认为，刚刚答应了蒋介石的事岂能反悔，他“像骡子一样倔强了四天”，最后还是向丘吉尔作了让步。１２月５日，他把这一情况告知蒋介石，并提出两种方案以供选择：或者在没有孟加拉湾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照样进行缅北作战，或者把缅北反攻战推迟到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与两栖作战同时进行。〔３１〕
这份电报简直是给蒋介石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在数日后的回电中抱怨说，开罗会议之前，已有人对美英听任中国单独撑持对日作战表示怀疑和不满，《开罗宣言》的发表完全扫除了这种疑虑；现在盟国又要改变战略，他担心国民的“反响为如何之失望”，他认为中国“无论军事与经济危局，决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更不能待至明年１１月以后”，他警告罗斯福：“中国不能继续支持之结果为如何？”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保证贷予１０亿美元，并增加“驼峰”空运，从１９４４年起至少每月２万吨。１７日，他再次致电罗斯福，表示宁愿把缅甸战役展期到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３２〕
但是缅北反攻战实际已于１０月下旬开始。在印度经过训练、装备精良的新二十崐二师、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的精神和物质素质都大大提高，于１２月１８日攻下敌军重要据点于邦。但是驻印军毕竟兵力有限，日军的抵抗又极顽强。统率驻印军的史迪威深知，如果没有中国军队从云南入缅作战，对日军实行东西两面夹攻，缅北反攻战的胜利是难以想像的。１２月１９日他致函马歇尔，要求总统劝诫蒋介石派部队入缅作战。２１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关于贷款问题，财政部正在考虑之中；关于增加空运，正有１００架大型运输机在来华途中或准备调往中国战区，加上这些飞机，每月运量可达１２０００吨；同时，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命令驻滇部队随时准备入缅参战。〔３３〕
罗斯福这份电报没有完全同意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后者显然不满。蒋２３日回电继续大发牢骚，说：“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已引起各方严重之误会”。他毫不客气地拒绝再派兵入缅，说他能用于缅甸战役的部队都已经交给史迪威了，并重申他在开罗提出的警告：反攻缅甸如局限于北缅，而“无大军于南缅登陆协助，以侧击敌军，乃为自觅其败亡”。〔３４〕
２９日，罗斯福第三次致电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驻滇部队对敌人施加一切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他语带威胁地说，最近准备把大批物资运到中国装备驻滇部队，但调集物资的快慢取决于这些部队的使用情况。这种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有予有取的策略是史迪威、马歇尔一直建议采取的。但罗斯福曾经明白表示拒绝。１９４３年５月８日罗斯福在一封不同寻常的给马歇尔的长信中强调说：“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委员长是历尽艰辛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我们“不能像要求摩洛哥苏丹承担义务那样严厉地对委员长说话”。
〔３５〕而罗斯福２９日的电报则表明，当时出于紧迫的军事需要，罗斯福实际上同意了使用马歇尔、史迪威的策略。但蒋介石在１９４５年１月９日回电中却只谈别的事情，避而不提派驻滇军入缅事，并对“本年秋季以前，对于重开滇缅路已无希望”继续抱怨不已。〔３６〕
事情没有解决，美国方面继续进行催促，罗斯福在１５日的电报中再一次警告说：“如果驻滇部队不能动用，则我方似应暂停经由有限的交通线向其调运重要作战物资，并将削减在印度存放的武器弹药数量，只保留能用来对敌作战的部分物资。〔３７〕罗斯福——实际上是美国军方——态度越来越强硬，蒋介石也不示弱。他半个月没有作答，然后迟迟于２月２日复电说，他仍然信守开罗会议的诺言，只要有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他就派驻滇部队入缅作战，并称这是照罗斯福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５日的电报行事的。〔３８〕这份电报是很高明的以攻为守：第一、背弃在开罗所作的诺言的是罗斯福而不是蒋介石；第二、罗斯福自己提出两种可能让蒋选择，蒋选了其中之一，而现在罗斯福却要逼着蒋照另一种可能行事，就情理而言，确乎是罗斯福理亏。罗斯福似乎难以再说什么，两人之间的电报“拉锯战”暂告一段落。
３月上旬，驻缅日军对英帕尔地区发起进攻。日军早就企图进攻印度，但选择这时进攻，无疑有围魏救赵的企图，即以攻印度来保缅甸。史迪威和东南亚战区盟军司令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都认为只有中国驻滇军队入缅作战才不致使印缅形势逆转。３月１７日，蒙巴顿同时给罗斯福、丘吉尔发去一份长电报。〔３９〕２０日，罗斯福在“休战”一个半月之后致电蒋介石说，驻印军已给日军重创，英军在破坏日军交通线、击毁敌机方面也取得重大成效，“缅北之形势已到达一重要阶段”，如果驻滇军队入缅作战，驻印军即可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否则，日军若从与中国驻滇军队隔怒江对峙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中抽调援兵，则将从现今的劣势中恢复过来。〔４０〕这份电报仍然不能打动蒋介石。他３月２７日回电说，中国对盟国最主要的义务有两项，一为尽力保持中国战区现在之阵地，作为盟国轰炸日本本土之基地；二为在盟国海陆军迫近中国海岸时，中国陆军与之配合，共同作战，以巩固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基地。现在中国战区对敌正面战线没有十分把握，中国主力军队决无可能由云南发动进攻。但既然罗斯福一再催促，蒋介石决定给罗斯福一个面子，表示“此虽非中国任务内之事”，但他也勉为其难地同意抽调军队空运至印度，增加史迪威指挥的驻印军的兵力。〔４１〕４月间，第十四、五十师飞调战场，编入驻印军序列。
３月底，中国驻印军正在孟拱河谷浴血奋战，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继续催促驻滇军入缅参战。４月３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去一封口气强硬、措词严厉的电报，其中说：“令我不解的是，由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你的Ｙ部队面对实力空虚的五十六师竟不敢进军”，“在过去一年中我们装备训练了你的Ｙ部队，如果崐他们不能用于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飞运装备、提供教练人员的最紧张的努力仍未被证明没有白费。”这是罗斯福催促蒋介石派兵的第六封电报。１０日，马歇尔指示史迪威，除非驻滇部队入缅参战，对它的租借援助暂予停止。史迪威命他常驻重庆的参谋长贺恩(Thomas G. Hearn)立即执行。贺恩随即向陆军部建议，把驻缅部队该得的７３４吨租借物资转拨第十四航空队，他还打算随之采取其他措施。〔４２〕军政部长何应钦等获悉此事，请求贺恩暂缓两天采取行动。１４日，国民政府答应派远征军入缅作战，中美之间又一次危机总算过去了。
四、政治与军事：战时中美关系发展的曲线
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４年的中美关系有起有落，大致可以用这样一条曲线来表示：
这三年间，中美关系有四个好的时期、三个差的时期。好的时期中，第一个是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至２月５亿美元贷款的达成；第二个是１９４３年１月中美新约签订；第三个是同年１０月四大国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表到１１月的开罗会议、１２月初《开罗宣言》的发表；第四个是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访华。这四个时期中，开罗会议是中美关系的最高潮，而华莱士访华只是中美关系的一种恢复。差的时期中，本文详细叙述了其中的第一、二个，第三个，也是中美关系中的最低潮是１９４４年８月至１０月的史迪威事件，关于这一事件，需要专文讨论，此处不准备涉及。
〔４３〕从这条变化曲线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关系的密切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两国关系中的紧张与恶化则都与缅甸战役有关。罗斯福从战时合作和战后世界秩序考虑出发，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异议，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拔高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这与国民政府的利益、与蒋介石的愿望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了美国政府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４４〕而在军事方面，作为盟国，双方的共同利益无疑是基本的、首要的，但各自又有不同的考虑，有各自特殊的利益，涉及到诸如派兵参战、租借援助、指挥权问题等具体事情时，就常常出现矛盾，甚至闹到尖锐对立的地步。这种矛盾和冲突恰恰构成了两国战时关系的复杂性，使两国的战时合作走过了崎岖坎坷的路。究竟在这些问题上谁是谁非，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以阐述史实为主，也试着作了些分析，对许多问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至于这三年间的中英关系，那么我们连这样一条曲线也画不出来，因为中英关系从来没有像中美关系那么好过。丘吉尔的殖民主义立场与他反法西斯的立场同样牢固，他对蒋介石１９４２年２月访问印度、企图调解印英当局与国大党的关系十分反感；他对罗斯福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不以为然；英国对华５０００万英镑贷款谈了近两年半，谈判中间疙瘩、障碍丛生；１９４３年１月中英新约的签订算是中英关系最好的时候了，但这也只是一朵苦涩的花：双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争持不下，谈判险些告吹。自然中英之间毕竟还是合作了几年，毕竟谈成了贷款、在缅甸战役中也是有合作的，但战时中英的合作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确实都是十分勉强十分艰难的。
注释：
〔1〕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1946, p.152.
〔2〕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1949, p.469；Charles F. Romanus＆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1953, p.74.
〔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台北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６８－５７２页；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op.cit., pp.97-98; Theodore H. 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1948, pp.50-56.
〔4〕当时入缅参战的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回忆说：“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日寇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刘琦等编：《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５－３６页。
〔5〕塔奇曼著，陆增平译，王祖通校：《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８９－３９０页。
〔6〕《战时外交》（三），第６０３－６０４页。
〔7〕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Helping H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47；参见拙著《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8〕Charles F. Romanus＆ Riley Sunderland, op.cit., p.159.
〔9〕梁敬：《史迪威事件》，台北１９７１年版，第６５页。CCS是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缩写，即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
〔10〕《战时外交》（三），第６１０页。
〔11〕Charles F. Romanus＆ Riley Sunderland, op.cit., p.175; Theodore H. White, op.cit., p.127.
〔12〕《战时外交》（三），第１６８页。
〔13〕同上，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14〕居里给罗斯福的报告，１９４２年６月３日，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１９４２年中国卷，第６２－６３页。居里曾于１９４１年２月首次访华。
〔15〕《战时外交》（一），第６３５－６６８等页。
〔16〕Charles F. Romanus＆ Riley Sunderland, op.cit., p.224.
〔17〕Charles F. Romanus＆ Riley Sunderland, op.cit., pp.179-183, 223.
〔18〕Draft Telegram to Joint Staff Mission, CAB 79/22 Public Record Office.
〔19〕Grace P.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napolis, 1982, pp.235-238；联合参谋长会议第４０次会议（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８日）记录，CAB88/1.
〔20〕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年）》，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４０９页。
〔21〕联合参谋长会议第５８次会议（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６日）记录，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RG218, Records of JCS, Box 169, NARS.
〔22〕联合参谋长会议第５９次会议（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７日）记录，同上档案。
〔23〕联合参谋长会议第６０次会议（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８日）记录，ＣＡＢ８８／２。
〔24〕联合参谋长会议第８３次会议（１９４３年５月７日）文件，附件一。Global Strategy of the War.Views of the US Chiefs of Staff, RG218, Box170.
〔25〕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 Plans, Combined Planning for the Defeat of Japan, RG218, Box295; Michael B. Kublin, The Role of China in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Fall of 1944, Ann Arbor, 1984, pp.147-148.
〔26〕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１６１页。
〔27〕联合参谋长会议第８５次会议（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记录，ＣＡＢ崐８８／２。
〔28〕联合参谋长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３日）记录。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ference of Cairo and Fehran 1943, pp.314-315.
〔29〕Ibid., p.430；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前引书，第５卷，第４９９－５００页。
〔30〕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４页。
〔31〕《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３年中国卷，第１７８页。
〔32〕《战时外交》（三），第２８７－２８９页。
〔33〕Charles Romanus＆Rilly Sunderland ed., Stilwell Papers, Vol., 4, pp.1284 -1285.
〔34〕《战时外交》（三），第２９１页。
〔35〕《史迪威使华》，第２７９页。
〔36〕《战时外交》（三），第２９４页。
〔37〕Charles Romanus＆Rilly Sunderland, op.cit., Vol.5, p.1847.
〔38〕Charles Romanus＆Rilly Sunderland, Stilwell Command Probem, Washington, D.C., 1956, pp.300-301.
〔39〕Ibid., pp.305-306.
〔40〕《战时外交》（三），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41〕同上，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42〕《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３１０－３１２页；梁敬：前引书，第１９５－１９６页；Ｙ部队即后来作为远征军入缅的驻滇部队。
〔43〕见《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第7章第1节。
〔44〕同上，第6章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