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文化边缘人物的困惑与思考
——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子女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美关系
史静寰、熊志勇
作者单位：史静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熊志勇，外交学院
中美两国远隔重洋，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诸方面差异很大。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跨过大洋，踏上对方国土之后，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有不同于自己母国的物质文明成就，也拥有自己所不熟悉的精神文化成果和遗产。作为一个外来者，以后的生活既是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与改造，也是对自己原有文化属性的丰富与修正。这个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新人。他们虽然在生物、遗传学意义上保留着母国特征，但在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上已发生变异，这种变异使他们表面看来更适合新环境的需要，而内心深处却始终未消除与新环境的距离。不为新环境所融合、并与原有文化疏离的特点使他们成为“文化上的边缘人物”。
文化边缘人物并不是一个可使用于任何人的标签，也不是一个有确定内涵的概念。严格说来，它仅仅表明人的一种心态，一种精神状况。它的形成虽然具有主观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质文化相遇之后所自然发生的冲突、矛盾与融合过程对于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曾长期处在不同文化环境之中，并且在精神上有较高追求的人最容易形成这种心理感受与状态。本文将以一些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心理感受及由此形成的思想和观点。这种考察将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揭示２０世纪前半期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一
在近代中美关系上，传教士是一支很值得注意的力量。他们曾被称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隐性人物”，还被认为是两国人民之间接触与交往的“主角”。〔1〕
鸦片战争后涌入中国的西方人士大致可归为这样几类：商人、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这几类人虽然在入华总目标上有一致之处，但由于不同的活动领域和工作性质，他们的在华活动又有各自特点。
总的说来，商人来中国谋求经济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中国谋求特权和让步，而与他们同来的传教士，虽然在许多时候参与了他们的这些活动，但与他们相比，具有更多的精神上的追求。对于传教士说来，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用基督教征服这个东方大国是最根本的目标，其他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整个近代，特别是近代早期，传教士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外交活动、政治活动，甚至军事活动，但是与商人、外交官、军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以商业关系的建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军事较量的胜利为满足，而坚持要求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2〕这种十分明确的对精神目标的追求，不但使他们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最能体现这种传统的知识分子及绅士阶层严重对立，还使他们与西方其他利益集团的入华人士，如商人、外交官、军人等在观点上产生分歧。传教士们发现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十分尴尬，既不为中国人所容，也很难得到自己同胞的认可。这种边缘人的位置与传教士的主观愿望，与他们入华后的处境和遭遇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美国研究入华传教士问题的历史学家保罗·科恩在他为费正清先生主编崐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关于入华传教问题的专章中开宗明义提出这样的设问：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末在１９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3〕他的解释是：虽然传教士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十分保守，但按照其使命的性质来说，所有传教士都向传统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姑且不论科恩的设问是否科学，回答是否正确，他用这种方式所表述的却的确是涉及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关键而又敏感的问题。
１９世纪入华的西方传教士绝大多数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使命，这就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当他们发现中国人宁愿相信孔子，而不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这种文化的反感和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的信念就成为指导自己一切行为的原则。这使他们公开向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体制与生活习俗宣战。与他们对垒的不仅有孔门弟子、儒学大师，还有广大的已习惯于某种习俗和体制，尚未作好变革准备的平民百姓。对于少数有改革意识和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传教士为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西方思想武器，变革中国的共同目标使他们暂时地走到一起。不少中国人还诚心诚意地拜传教士为师，成为他们的学生，然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所追求的变革以求自强，变革以求独立，变革以求尊严的目标与传教士所希望的变革以使中国基督教化相互矛盾时，双方的分手与冲突就成为必然。
如此说来，虽然传教士变革中国的目标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一些方式，如开办学校、翻译西书、介绍西学，以及将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引入中国等，对中国也很有好处，但他们并未真正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他们的付出和给予在具体问题上是有成果的，如一些著名传教士医生、教育家、社会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等，不但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还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尊重。但是在总目标上，传教士的付出和给予是失败的，是使他们在中国社会遭到排拒的主要原因。
传教士与在华活动的其他西人的矛盾具有更复杂的背景。早期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士一样是西方入侵的一部分。是西方列强的炮火和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了他们在华活动的特权和地位。共同的处境与遭遇将传教士与其他西方人士绑在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合作与配合也相当密切。然而，如果我们更深一步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传教士与其他西方人士的不同。
来中国做买卖的商人和通过武力与外交手段压中国让步的军人、外交官进入中国以后主要在口岸和中心城市活动。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建立起的租界地成了中国的国中之国。这使他们有可能基本保存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西方人所接触的中国社会范围十分有限，他们既无动机，也无实际需要迫使他们更深入、更广泛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因此总的说来，他们与中国社会相互脱节，对中国文化和表现在广大民众身上的民族特性缺乏理解。
而传教士与他们的处境十分不同。由于传教士只能通过人的交往来传播基督教，因此，在入华西人中，只有他们“谋求两种文明中的普通人之间的直接交往。”〔4〕这使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渗透得最深，在所有外国入侵者中他们在地方事务中的介入也最深。”〔5〕
翻开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日记、报告或其他文件，反映他们在中国内地艰辛生活和在普通百姓中传教的记录几乎处处可见。“清晨５点种起床赶路，夜晚９点钟才找到一家肮脏的驿店，一天的路程不过４０英里，却使人脚痛如刀割，头痛如开裂。”〔6〕这是１８６６年著名传教士丁韪良笔下的传教生活。“每到一个村庄，我们的耳边就充满‘洋鬼子’的喊声，我想在近两天中我们至少从上万人口中听到这个词。”〔7〕这是另一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记下的传教经历。这种生活经历给予传教士的感受与在租界地里人为创造的西式生活圈子里活动的西方人所具有的感受显然很不相同。他们之间产生观点和意见上的分歧也鞘謲
自然的。
二
由于狂热而虔诚的精神上的追求，传教对于许多传教士来说并非仅仅是崐一种可供选择的职业，而是一项终身为之奋斗，如果需要的话，子孙后代继续为之奋斗的事业。因此，不少传教士自己来了，他们的兄弟姐妹来了，妻子丈夫来了，甚至儿子女儿长大成人以后也来了。在这些人中，传教士子女可以单独归为一类，不仅是因为他们与前几类人相比，在年龄上已属两代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已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子女虽然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群体，但这批人却的确有很多共同特点。他们出生在中国，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代，从小就通过自己的奶妈、保姆、厨师、佣人以及中国玩伴那里，了解和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的父母以及西方人的生活圈子又使他们建立起与遥远母国的文化联系。然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与他们有着一定的距离，这使他们在内心情感上对不同文化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感受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体现文化边缘人物特征最明显的一批人。
据估计，从１８６８年到１９４９年，在中国出生的新教传教士子女共有３７００-３８００人，其中美国人占一半以上，大约１８７５人左右。
〔8〕这些人大多在中国度过童年时代，以后回美国读书，毕业后不少人又重返中国或从事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工作。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处理涉及中美关系敏感问题的态度与方式与一般美国人不同。在２０世纪前半期的中美关系史上，这批文化边缘人物留下了自己特殊的印迹。
童年的印象——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
司徒雷登１８７６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浙江杭县武陵门内美国南长老会寓所。儿时的“乳媪佣仆均系华人”，牙牙学语即操华文。香雅各１８８０年生于广州。从小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方言，与本地人无异。他讲话时“若不是对着他，单听他的发音，绝对分辨不出他是美国人”。这是当时大多数传教士子女的生活图景。不少人后来都回忆起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中国保姆、厨师及其他服务人员作为他们了解中国，认识人生的最初媒介，曾给予他们以深刻的影响。１９０１年生于南京的加勒特（Margaret Garrett）从小在中国保姆的照料下生活，对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感受很深，同时对中国劳动者生活的艰辛与疾苦十分同情。她儿时即打定主意，以后学医，为中国穷人治病。１９２６年，她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８年随丈夫一起入华从事医学传教。〔9〕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兄妹数人都出生于中国。他的哥哥（Robert W. Barnett）、弟弟（Dewitt Barnett）、妹妹（Eugenia Barnett）在回忆自己童年的经历时都谈到了家里的中国佣人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的成长十分重要。妹妹曾总结说：“鲍家人认为自己更多的是中国人。”〔10〕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幼小的子女交给中国保姆和佣人照料，这无论是在１９世纪末还是在２０世纪前半期的传教士家庭都十分普遍。这些保姆和佣人大都文化水平不高，社会地位也很低，但他们和善、亲切、充满爱心。他们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平和宽容的为人处世作风，以及勤勉俭朴的生活方式，使这些传教士子女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同时，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与自己所了解的西方人，或者因父母工作关系所接触的中国上流社会的富裕甚至奢侈生活所具有的巨大反差也使传教士子女很小就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１９３７年生于广州的传教士女儿弗兰克（Marian Frank）曾回忆说，在９至１３岁时，她开始强烈地为中国劳动人民的贫苦和自己一家的舒适生活所形成的对比表示不平。１２岁时，她决心搬到地下室去与佣人们同住。〔11〕虽然并非所有的传教士子女都像弗兰克这样以如此激烈的举动表示自己的态度，但他们由此而生的思考却带有共性。
２０世纪以前，由于条件所限，传教士子女大都随父母在家中接受基础教育。２０世纪以后，由于传教士人数大增，为解决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一些国家的差会开办了传教士子弟学校，例如设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子弟学校，设在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子弟学校，设在烟台的内地会传教士子弟学校等等。这些学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作为美国人（加拿大人、欧洲人或统称基督统率下的西方人）的认同。曾在上海的美国学校读过书的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回忆说：“上海的美国学校提供的是一种‘输入中国的美国教育’，要培养的是一种移植过来的美国认同。”〔12〕尽管为强化这种认同，上崐海的美国学校只讲英语，不设中文课，尽可能为学生创造美国式的环境，但对这些生在中国的美国孩子来说，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力仍然很强。
传教士的后代赛珍珠曾这样谈到自己童年的在华生活：“我生长于一个双重世界。由我父母和一小群干净的白人长老会传教士所组成的小世界，以及由可爱、愉快，但并不怎么讲卫生的中国人组成的大世界。在这两者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当我在中国人的世界中，我就是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的语言，像中国人那样举止动作，像他们那样吃饭，分享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当我在美国人的世界中，我就把两个世界的门关上。”〔13〕博晨光（Lucius C. Porter）
多次称自己是“边缘人物”，在三种文化的交界处生长起来（即儿童时代的中国习惯，经常访问的天津租界地中的英国方式和他家庭以后居住地北京的传教士文化）。〔14〕由于从小所生活于其中的生活环境，很多传教士后代形成了一种介乎于中国和美国，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两者的文化认同。司徒雷登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时，把衣著破旧的报童称为“外国儿童”。〔15〕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长期在华北协和大学任教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的女儿小时候只说中文，甚至回到美国后仍不肯说英文。〔16〕１８８８年生于山东蓬莱的传教士女儿普鲁特（Ida Pruitt）从小就被父母告知：美国人来中国是客人，因此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义和团以外国人为攻击对象的事情，她也有所耳闻，但从小与中国农民家庭的密切联系使她发展起很强的文化认同。以后回美国读书，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可那些坐在走廊摇椅上晃来晃去的人就是大学生。〔17〕１９３１年生于广州、１９４０年回美国读书的传教士后代桑姆森（Alan Thomson）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感觉：在中国时，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到了美国才发现自己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18〕这种文化疏离感在传教士后代中并不少见。严格说来，它并不出自于人的主观意愿或愿望，而是由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所造成。
青年的转折——美国社会环境的改造
司徒雷登１１岁时随父母回国探亲，一年后，父母重返中国，他和大弟弟戴维被留在美国读书。初入学校时，他们身上穿的是与众不同的服装，长期生活在成人世界所养成的古板和老成，以及对美国儿童的语言习惯、兴趣和爱好的无知等等使他们成了“同学们嘲弄的对象”，甚至自己的表兄弟“亦羞在人前相认”。〔19〕
外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回美国后，大都要经过痛苦的适应过程，因为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一般会引起这些人文化认同上的危机。１９３９年，芝加哥麦克米克神学院的学生埃弗拉（本人是入华传教士的女儿）为论文需要曾以问卷的形式对在美国各大学读书的传教士子女进行调查。问题包括：是否想家，是否适应美国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如何，以及毕业后是否准备回自己的出生国等等。大部分被调查者承认，尽管学业上并不困难，但仍难适应美国的学校生活。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毕业后要重回自己的“祖国”。〔20〕在梅森（S.R. Mason）为写作其博士论文而访问的７３名入华传教士子女中，只有两名认为自己回美国后未经历困难的适应过程。
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四川、在上海的美国学校毕业，以后回美国念大学的戴维斯曾这样描述说：在中国时，我并没想我是个中国人或希望做个中国人，但是当高中毕业回到美国后，却感到很难适应。“因为美国的环境与上海完全不同。这里全是美国人，没有一个中国人，我与别人一样也是美国人。我非常难于适应的就是这样的环境。”〔21〕河南的苏维克（Arre Sovik）１９３５年回美国上大学。他觉得很难适应美国的环境。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与其他传教士子弟在一起。在接近毕业时，他决定回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他的根”。〔22〕
生于日本、长于中国的米尔斯（Harriet Mills）父亲是东京中国学生青年会干事。由于家庭经常搬迁，她从小体弱多病，因此童年期与中国孩子的接触并不多。然而即使如此，当她１９３７年回美国读书时，仍然为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种族歧视等社会陋习所震惊。她自己承认对美国社会这种陋习的厌恶与憎恨是使她于１９４７年重新回到中国的原因之一。〔23〕很多传教士子弟首先从父母的介绍中获得了对美国的印象。这种印象大多十分美好，因为它浓缩了父母对自己祖崐国的热爱，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怀念，以及对子女文化归属感的培养。鲍大可的兄弟曾将其称之为“天堂”。〔24〕然而，当他们带着这种印象回到美国，真正进入美国社会时，他们发现这里的一切并不像他们听到的和想像的那样美好。这种感觉上的受挫再加上对环境的难以适应，加重了传教士子女在文化认同上的困惑和危机。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外国传教士子女在美国大学中学习成绩一般都比较出色。１９１４年８月，美以美会办的《美以美教会报》（China Christian Advocate）刊登一篇文章，介绍原在福州的美以美会传教士子弟学校的１６名学生在美国的学习情况。文章写作时，１６人中的１３人已大学毕业，其他３人仍在大学就读。几乎所有人都在读书期间获各种奖励，还有不少人在哈佛、哥伦比亚、威斯康星等著名大学获硕士学位。〔25〕１９３５年，耶鲁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亨廷顿也著文介绍传教士后代的成功。文章说：“传教士后代在能力和智力上都超过其他类职业人员的后代。他们在《名人录》中所占比例最大。”〔26〕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它与传教士后代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不同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较强的生活适应性与自律精神和对不同文化的感受性、理解性，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甚至世界观都有着密切联系。
三
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是中美两种文化与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独特的经历以及所形成的素质使他们在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美关系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能以一种比较理性、客观而现实的态度看待中国，处理涉及中美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下面我们仅以一些具体事例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变革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问题。这是２０世纪前半期最尖锐、最敏感、对人的政治倾向和立场最有鉴别力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斗争重点已由中国的卖国政府、军阀、官僚转向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因此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爱国活动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仅需要清醒的政治头脑，还需要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在这一点上，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弟往往能处理得较好。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受命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从南京到达北京。６月８日，预定为司徒雷登举行就职典礼，但学生们因欢迎“五四”游行时被捕释放的校友而没有出席。如何对学生们的行动作出反应，对司徒雷登来说已不仅仅是治学办校的策略问题，而且是其政治立场和观点的直接表现。第二天，在与学生们见面时，他首先以校长的名义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了充分的同情与理解，〔27〕同时也以朋友和长者的身分要求学生不忘自己的职责，努力学习，用科学和知识为自己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司徒雷登的头一次亮相给学生们留下良好的印象，为他自己在任期间处理学潮问题打下了基础。司徒雷登处理“六·八”风潮的方式是明智的。这与他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深刻了解，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估计有关。他在五四运动之后写给美国华盛顿中区长老会的信中这样评论中国的学生运动。他说：这场运动“表现了中国的潜在力量”，“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方面”，“学生是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巨大希望。他们正在把整个国家永久地组织起来，形成反对外国侵略和卖国政府的巨大力量。”〔28〕
２０年代是中国社会极为动荡的时期。由“五卅惨案”而引发的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达到高峰。特别是在由外国人控制的教会学校，因校方未能很好处理以学潮形式反映出来的中西矛盾而导致学生退学、学校关闭、学校管理者威信扫地的例子比比毕是。然而，也有一些教会学校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危机。究其原因，表面看来是学校管理者处理问题得当，但更深层的是管理者本身的素质及他们对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认识与看法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仍以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为例。五卅惨案之后，燕大也出现大规模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当时，正在美国为燕大筹款的司徒雷登对燕大师生的行动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态度。１９２５年６月７日，他两次写信称赞学生的爱国行为，并为崐燕大师生不分国籍与种族的联合行动感到自豪。他在９月份答朋友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及动乱情况的询问时说：中国的一起起运动是由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然而“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优越感”和“西方政府拖延修改给外国人以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使这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变得“多疑和忿忿不平”。而这种“郁积在心中的情绪又被上海的枪杀事件及有关政府的无动于衷所激化”。〔29〕同月，他在美中关系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公开提出：美国应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一切特权。由于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现了理解，在处理学潮问题上采取了顺应潮流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的燕大虽然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但基本维持了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倾覆。
处于南方中心城市广州的岭南大学在五卅运动之后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当时主持校务工作的副校长、英国传教士白士德（Alexander Baxter）对学潮采取了反对与镇压的政策，特别是在著名的“六·二三事件”期间，白士德最初反对学生示威游行。枪击发生后，他又避而不对这一事件明确表态。他的行为受到岭南大学学生、中国教师和校友们的强烈反对。校园中出现了要求中国人接办岭南大学，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清除基督教的传单。最后，白士德被迫离校。
在学潮处于高峰时刻，正在美国筹款的校长香雅各（James M. Henry）赶回学校。他是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代。其父香便文是岭南大学的前身——岭南学堂的创建者。与白士德不同，香雅各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不抱有敌意，相反把它看成是“中国觉醒的标志”。〔30〕因此，当岭南爱国师生要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的暴行时，他尽管并不认为示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还是投票支持这一爱国行动。枪击事件发生后，他又在抗议书中签了字。他的举动在岭南师生中获得好感，也为他以后领导岭南大学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２０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时期。无论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还是依据政治观点，美国传教士都很难认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特别是平民百姓生活状况的深刻了解，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往往能以一种更现实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从小在山东农村生活的传教士女儿普鲁特（Ida Pruitt）长大后回忆说：村民们主要靠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使她基本上接受了“人民政府”的观念。〔31〕以后，她重回中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与中国社会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使她意识到，共产党人的作法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抗日战争期间，她积极参与支持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为他们秘密提供药品、食物。另一位在南京长大、以后又重回南京从事医务工作的传教士女儿加勒特是南京解放以后继续留在南京工作的三名美国医生之一。在亲眼目睹共产党在这个大城市的所做所为，以及人民政府成立后这里发生的变化以后，她评论说：“人民政府与传教士在社会改革目标上有一致之处，但共产党人的改革做得更彻底，更有群众基础，也更有效。”〔32〕
由于传教士子女良好的中文基础，以及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入了解，他们成了这一时期从事中美关系工作的理想人选。４０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挑选驻华大使时，马歇尔推荐了司徒雷登，理由就是他“了解中国及其人民的心理，对中国语言运用自如，他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的尊敬，使他具备了参与调停最好的条件。”〔33〕这一时期，不少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进入美国国务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在梅森问卷调查的２００名传教士子女中有９８名男子，其中２５人（占男子总数的２５.５％）曾在国务院工作。〔34〕
麦卡锡时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弟属于最受攻击的人物。他们被称为是“失掉中国”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们受了共产党的愚弄，“亲共”，在中国内战时期支持共产党，使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在分析他们的动机时，不少人提到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认为传教士的背景使他们过于追求精神上的理想和目标，政治上却十分幼稚、单纯，易于受骗上当。而在中国出生，与中国平民百姓广泛接触的生活经历又使他们在感情上倾向于中国的农民和下层百姓，因此对代表这一阶层利益的共产党人有偏好。现在看来，这些指责本身证据并不充分。让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弟来承担“失掉中国”的责任更是十分冤枉。然而，试图从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中找出影响他们行为的做法并非在完全没有道理。
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是麦卡锡时代被解职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他１９０９年生于四川成都。１９３５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他在北京学习语言时，亲眼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对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有很深感受。１９３６年，他从好友、刚刚从延安归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里看到《西行漫记》的手稿。这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最初的了解。以后他两次陪同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从４０年代中期起，他就预感到中国的共产党人将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因为国民党已丧失了自己早期的革命特点，而共产党由于必须坚持斗争却保持住了这种特点，而且变得更加健康和成熟。他认为，共产党人的壮大与成功是由于紧紧与百姓联系在一起。〔35〕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美国尝试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至少在中国的内战中采取中立态度，避免向任何一方作出承诺。他的建议在当时显然不为政府所接受。他对中国局势所做的分析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美国国务院远东司负责人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就曾在他１９４３年的一份报告中批注：“幼稚可笑”、“愚蠢丢脸”、“一派胡言”等。这份报告指出：共产党人“数量难以确定，但影响很大”，“将获得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同情”。报告首次建议美国政府派观察员去延安弄清情况。〔36〕谢伟思的顶头上司、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指责他破坏美国对华政策，在中国内战中站在共产党一边。
谢伟思的同事、同样也是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子弟戴维斯在对中国局势的分析上几乎与他完全相同，在遭遇上两人也差不多。４０年代中就因为有“亲共”嫌疑而被赫尔利责骂，并被调离中国，麦卡锡时代又因同样的原因而被国务院解职。
现在看来，无论是谢伟思还是戴维斯都并非像一些人所攻击的那样被共产党“赤化”了。他们对共产党的宽容与接纳态度主要也是为了保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由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他们预感到美国不得不与他们所不喜欢的共产党人打交道，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并不是出自哪一外国势力的安排，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所致。美国应该正视这一现实，并采取顺应潮流的政策。谢伟思、戴维斯的意见半个世纪以前不被美国政府接受并非他们本身的原因。他们与赫尔利等人的意见分歧也不仅仅是个人的观点之争。从纯粹个人的角度，人们似乎并不能认为谢伟思、戴维斯比其他美国官员更高明更有远见。正像不应让他们承担 “失掉中国”的责任一样。然而，他们不同于一般美国官员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却的确是解释他们与其他人观点不同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在当时即引起人们注意，以后也不断有证据表明在华出生的传教士子女对中国颇有感情。这种感情似乎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因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的不同而改变。本世纪６０年代末，加拿大的一位社会学家曾对１３０名童年在成都加拿大学校学习的传教士子女（其中包括２８名美国传教士子女）进行调查。调查问题中有当时的热点——是否同意联合国接纳人民中国的问题。调查结果是８３％的人持赞成意见。这一比例比当时在加拿大或美国进行的关于这一问题调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要高得多。〔37〕
毫无疑问，如何看待共产党，如何处理国共内战时期或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出生”所赋予传教士子女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认识比较清楚的素质范围。而一般传教士所特有的精神追求明确和宗教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等特点又阻碍了他们真正理解和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如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共同抵御外敌的时期，在某一具体事件和问题的处理上，如五卅惨案、六·一三枪击事件等，他们完全能够容纳共产党，甚至成为他们的合作者和朋友。但是如果更深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双方的巨大分歧与差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经历与遭遇中清楚地看出。
从司徒雷登的思想基础来说，他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进犯，崇尚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原则，希望以和平传教和文化渗透的方式影响中国。这是他在２０、３０年代主持燕大工作时能采取一些明智政策，并成为有成就的教育家的重要原因。日军侵入中国以后，司徒雷登态度相当明确，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种态度一直到他被关进日本人的监狱仍然未崐变。这使他获得中国人民的敬重。国民党政府对他两次褒奖。共产党也称赞他为中国教育作出的贡献。但是无论是他办燕大的努力，还是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动，其根本指导思想并未超出社会福音派传教士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以基督教为理想，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生活为模本救中国的目标。这种目标使他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更合拍，而与共产党有着本质矛盾。因此，当他就任美国驻华大使，以美国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以后，他的政治倾向性就完全倒向国民党一边，希望借助于国民党政府，实现自己以及美国的在华理想。
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司徒雷登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南京解放前夕，美国国务院曾召他回国，他却力主自己留下，后来还主动申请去北平与共产党进行接触，甚至在他奉调回国时坚持不肯经过广州，以免见到蒋介石，从而断了他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路。对于司徒雷登的这一转变，很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其实结合司徒雷登的生活经历与背景，这一转变并不难理解。
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特殊经历，他本能地不甘心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而使美国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与“失去”中国之间，他个人选择了前者。之所以如此，除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把握外，还基于他对个人能力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他相信自己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至少通过已参加了共产党的燕大学生。这种看似可笑的估计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信念。这就是传教信念。作为传教士，他一贯“相信教育”与文化宣传的手段胜过军事手段，而且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面貌来教育、改造中国。他像“救世主”一样精心为中国设计了未来发展蓝图，并且一厢情愿地把它作为中国的最好选择。由于其生活的背景，作为大使的司徒雷登按传教士的理想和思维方式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而由于其生活经历，作为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则比普通中国人还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结果，他只能是失败。
２０世纪前半期的中美关系，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特殊的文化属性使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子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试图沟通双方、但又屡遭挫折。这种经历中的酸甜苦辣留给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
注释：
〔1〕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１２页。
〔2〕Barnett and Fairbank,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2.
〔3〕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１》，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８４页。
〔4〕〔5〕《费正清集》，第２３６页。
〔6〕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译：《改变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３页。
〔7〕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127.
〔8〕Sarah R. Mason, Missionary Conscience and the Conprehensio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1900-1949, Doctorial Dissertation, North Illionis University, 1978, p.6.
〔9〕S.R. Mason, op. cit.，pp.142-154,108-109,330-335.
〔10〕S.R. Mason, op. cit.，p.335.
〔11〕S.R. Mason, op. cit.，p.55.
〔12〕S.R. Mason, op. cit.，p.279.
〔13〕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 A Personal Record, New York,
1954, p.147.
〔14〕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_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
〔1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９页。
〔16〕富善的外孙女施玉瑞（Janet Smith Rhode）谈自己的家庭，载《燕大校友通讯》1987年7月,第６期。
〔17〕S.R. Mason, op. cit.，p.75.
〔18〕S.R. Mason, op. cit.，p.90.
〔19〕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文史资料选辑》第８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20〕S.R.Mason, op. cit.，导言。
〔21〕S.R.Mason, op. cit.，p.271.
〔22〕S.R.Mason, op. cit.，p.119-141.
〔23〕S.R.Mason, op. cit.，p.67.
〔24〕S.R.Mason, op. cit.，p.335.
〔25〕Carleton Lacy, "What Becomes of Missionaries Children,"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Aug. 1914, pp.8-10.
〔26〕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Success of Missionary Children", 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Februry 1935.
〔27〕J.L. Stuart's Letter to Friens, June 16, 1919, Edward Mack Papers.
〔28〕J.L. Stuart's Letter to Friends, June 16 1919.
〔29〕J.L. Stuart to Mr. Bell, September 26, 1925, the United Board.
〔30〕E.J.M. Rhodd, "Lingnan'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Shakee Incident", Kwang-Chin Lin,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pp.187-188.
〔31〕S.M. Mason, op. cit.，p.74.
〔32〕S.M. Mason, op. cit.，pp.153-154.
〔33〕《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０１页。
〔34〕Mason, 前引书，p.172.
〔35〕Joseph W. Escherick,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1974, p.182.
〔36〕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The Amerasia Papers）,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１９-１２１页。
〔37〕S.M. Mason, op. cit.，导言, p.5.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五届年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２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学术部门的专家、学者，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研究、管理人员，新闻、出版界以及企业界的代表５０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代表们就美国在冷战后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前景等问题提交论文２２篇，并围绕上述３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不少代表认为，美国经济目前正经历着一场重大调整和转变：在微观方面，企业正精简机构、革新管理、增加投资；在宏观方面，联邦政府利用财政、金融和汇率３个杠杆，使经济调整到了结构较佳的时期。在未来的几年内，美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持续的温和的增长时期。在发展速度上，有的代表指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２．５－３％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认为是低速增长。因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经济增长有量的提高和质的增长之别，不能仅以速度来作简单的类比；此外，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实力水平时，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实力因素也不应被忽视。代表们几乎一致认为，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于美国经济的调整和加快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究竟有多大？则看法不一。关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代表们一致认为，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关系有了迅速发展，尽管其间磨擦与纷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是由于两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但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所致。今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将会在磨擦中继续迅速发展。
会上，代表们还就中国复关、亚太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特别强调，崐今后应加强对美国经济的中观和微观研究，以更直接更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服务。（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