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笔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李慎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五百年中,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

    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的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

    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经济也许还应该算作物质层次的现象,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1989年到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可以解释为信息的力量冲破了封闭的壁垒。而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提出了要在下世纪初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到那时,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几乎都可以随时取得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叫了二三十年的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看来就要在公元二三千年之交实现了。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时间正好离1492年五百年。

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从进化论(不但是生物进化论而且是宇宙进化论)的立场来看,全球化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毋宁应该说,不论你欢迎不欢迎,它都是必然要到来的,既无可反对,也无法回避。然而,只有未来的(比如说,二百年后)的人类才能简单地作这样“价值中立”的判断,对于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而且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五百年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是还要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磨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虽然世界大战的惨祸也许可以避免。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也是中国多数人信奉的历史哲学。用这话来观察全人类的历史,同观察中国历史一样贴切。自从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总的说来是分的趋势。出于求生的需要,人们越走越开,越走越远。然而地球是圆的,到了距今五百年前,这种趋势倒转过来了,人类又走到一起来了。不过正如从汉的“分”到晋的“合”一样,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场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其中最突出的几场而已。因此全球化过程决不会是太太平平的,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

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二点是,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市场的力量是决不承认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像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篱;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的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那些比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当然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抵制也不难想见。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一些忧时兼自忧、警世兼自警的理论家预测:我们这个星球上会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范围的广度与激烈的程度还要走着瞧。总之,全球化的过程将冲破文明的界限是没有问题的。它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

    还要看到第三点。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殖;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许把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同海洛因和爱滋病一起传播到全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

    就这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

    在所谓的西方(也就是发达国家),新思潮层出不穷。现代主义还没有热闹够,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又像已不时行,恨不得再玩玩后后现代主义了,思想的模糊和语言的贫乏使人们只能诉之于后X、后Y、后Z,可是这既解救不了世界,也解救不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固然并不缺少各色各样的后X、Y、Z,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不但有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以至东正教的、天主教的、耶稣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虽然人们大多只注意到这种现象存在于发展中世界,但事实上它也以各种极端主义的形式、还有亚宗教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蔓延。

    人的灵魂在过去与未来,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彷徨、挣扎、熬煎。

    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文学水平的低落、画家画不出好画、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的和实验的限界等等,而是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

    世界上不少先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仅以美国而论,保罗·肯尼迪是一个,小阿瑟·施莱辛格又是一个,预言“文明的冲突”的塞缪尔·亨廷顿也算一个。不过他们大多不肯明言问题的症结,也开不出救治的药方来。大胆的狂人当然也并不缺少,欧洲的新法西斯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就是,然而听了他们的话,世界只会更快地堕入更深的灾难。

    历来重视自己的文化的中国人,从上个世纪起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危机了。这是因为大体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碰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的是传承了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本来还只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现在还要加上向信息化时代的文化转变。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激烈而痛苦的过程,真的是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

    可以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转型期将在鸦片战争大约两百周年的时候底于完成。因为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用两百年的时间走完人家走了四五百年的道路。

    但是,不能忘记二百年间多少仁人志士以至广大民众所经历过的希望与失望;不能忘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有困难在前面,还有代价要付出。

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我们相信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即将完成,只是好比说,我们在崐打通一座大山的时候,知道我们离出口已经不远了。但是隧道尽头的光明不但不能使我们歇脚停手,更不能使我们忘记前面还有塌方的危险,流沙的危险,洪水的危险……。“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中国先哲有益的告诫。事实上现代化仅仅靠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建立民主与法治,还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道德秩序,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礼崩乐坏,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情况。人们可以把这认为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不加救治,后果只能是“不堪设想”。

    人类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是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中国人历来追求的郅治都要求“淳风俗,正人心”,可是现在的普遍心理是“向钱看”,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不管。中国古人历来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弄潮儿”,现在居然成了时代英雄。所谓痞子文学,其精义无非是鼓吹“何不游戏人间?”“何不潇洒走一回?”“什么价值标准,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温良恭俭让,什么恭谨勤劳,什么艰苦朴素,统统见鬼去吧!”“什么立诚推仁,什么居敬主静,什么希圣希贤,你算老几?”然而难道中国人在失去了所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真的就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么?难道12亿中国人能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么?

    “不能”,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转型期。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山外还有山连山!”

    幸乎不幸乎?我们以两点论来看问题: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可是我们致力的方向只有一个:尽力尽快把坏事变成好事。

    全球价值观念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从最根本处说,其实是跟中国价值观念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一样的,它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弯的关头。远的不说,即将过去的20世纪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两场惨痛酷烈的世界大战,它毕竟把全球工业化的时代推向最后阶段,把市场经济普及到了全球,把科学技术推广到全球,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者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确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程度,把个人的自由度提高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扩大,霸权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同时存在,种族主义以及文化磨擦在世界范围内和各个国家内部同时凸现,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的矛盾看来竟像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O&……。面对这种新的局面,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利用新开辟的可能性。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强烈关注的“三信危机”,现在遍及于全世界。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历来自以为富裕繁荣、文明先进的西方:社会涣散,家庭破裂,儿童失教,青年放纵……。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发生率与失业率一起持续上升,人们(首先是世界前途所系的青年人)失去了信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缺乏信任,对前途没有信心。

    正因为如此,最近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身后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然而,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穷的。”(美国《新选择》月刊1994年5月号)

    发达的国家是如此,不发达的国家呢?在最贫穷的非洲大陆,一位当地的学者哈桑·巴认为当前非洲战乱不止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社会已经在殖民化和现代化期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传统价值标准,它们已不再拥有本国本土能调节各种冲突的机制,已不再有精英人物来考虑教化对立的各方。……人们忘记了人文的准则首先是由一个社会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的浓缩物。”(法国《解放报》1994年4月25日)

    再听听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话:“发展决不能理解为仅仅限于物质享受方面的增长。它还需要精神方面的补充。”“我们现在的以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既不是行得通的,也不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它们不仅在破坏文化的结构,而且还对生物圈构成了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崐(法国《世界报》1994年2月25日)

    一切迹象都指陈,发生了文化危机,或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危机。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能建立起来。

    危机是全球性的,这种认识使我们感到沉重,因为在八面来风的情况下,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文化危机会更加困难。但是也可以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在着手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全球大趋势的助力。

    上面引证的德奎利亚尔的话是他在1992年年底才成立的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在今年年初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讲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重新考虑文化的概念本身,应当深化文化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据他说,“以前从来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作过这件事”。他问道:“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在全球范围内搞一个文化发展方面的马歇尔计划呢?”

    把现在的西方社会称做“病态社会”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说:“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更加迫切。”(1993年11-12月号)

    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是有优越的条件的。

    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新时代》1993年第39期〕)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的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去年夏天,我在美国看到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我为这种观察的深刻与批评的尖锐所折服。然而我相信,“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注)我们一定会找回我们迷失的“自性”的。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极其伟大也极其艰巨的工程,我们甚至不敢说是不是已经有人在着手了。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问题,然而在我们约旱耐恋厣夏兀克墓嗣C

,旷野里偶然传来几声微弱的呼喊,却听不到多少回声。“物极必反”是古训,是天道,难道事情还没有到“极”,因此也还不会“反”么?我怀疑……

    奇怪的是,虽然重建中国文化的事业还说不上什么成就,我们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还在继续滑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虽然还只有少数几个人手里有了几个钱,一种虚骄之气已经在冒头了:“中国《易经》天下第一”,“中国气功举世无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是咱们的天下。”

    今年春节电视台的迎春晚会的节目中,有一位刚刚装上了电话的农村老大娘喜滋滋地跟她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孩子打电话。做娘的心疼孩子为筹措学费而不得不打工,怜惜地说:“等你学好了,把咱国家建设好了,让他们也给咱们洗盘子洗碗来。”

    这是极其粗鄙的民族主义,是完全违反全球化的趋势与精神的,也是违反中国的传统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的精神!

    去年年底(11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华商会议上说:“海外华人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必须提防华人沙文主义。……在中国趋向繁荣和强大的时候,这一点更为重要。”李光耀告诫的是海外华人,难道在大陆上的本土中国人就不该加倍警惕吗?

    同年早一个星期(11月16日)美国前总统布什也在香港发表演说,题目叫《大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冲击》,最后一段说:“我知道我们美国人经常会强调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经常大谈我们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崐信它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世界在变,当力量和财富扩散以后,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你们学习,而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最有希望的一点。”“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直只谈权利,但是你们在亚洲,在香港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们繁荣和和平都有赖于个人的责任。”

    西方人现在也要向中国人学习了。这些话听起来确实可以使人飘飘然。但是,我们也该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谛学到手了吗?学到可以随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为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而提出的伟大目标。但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却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后人如顾炎武、王夫之特别区分“国”与“天下”的差别,置天下于国之上,以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所以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因为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列国平等的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全球主义。

    当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虽然科学、技术、经济,以至某些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全球化已经灼然可见。但是文化是仅次于体质形貌而区分人类各个族群的最后标志。哪怕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先识之士相信物质生活的全球化必然要导致精神生活的全球化,例如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就十分强调“人类统一和世界文化统一的最高价值”。但是我们毕竟离这个阶段还相当遥远,这正是《文明的冲突》这样的文章得以在今天这个时候出笼的原因。(虽然可以合理地希望不用再化上五百年的时间了。)

    如果我们不以虚幻的愿望来代替切实的行动,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振兴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其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且加速和加深使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交流融合,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

    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这本来是各民族都要做的工作。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件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利害,洞若观火。事实上,上面提到过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其演说中就曾提到:“人们想要知道……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亚洲的兴起是祸是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这些问题中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布什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干脆的回答。他说:“有些人在听到我上面说到亚洲的经济增长,并且举出了许多惊人的数字以后,会问这样的增长会使美国受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亚洲的伸张和中国的发展反而会使美国蒙利。”对外界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

    在历史上,在亚洲的范围内,中国文化对比起周边国家来曾是一种强势文化,因而曾长时期博得它们“向风慕化”。但是,不容讳言,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对比起西方文化来,变成了一种弱势文化,因而中国人曾有过一百几十年向西方人(包括俄国人)学习的经历。这期间曾由于胡适说过一句“全盘西化”的话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即所谓“‘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论战”。后来,胡适承认“全盘西化”一词有语病,“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应当改为“充分世界化”,这场论战才告停息。在60年以后的我们看来“充分世界化”应当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化”。这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是因为在提充分世界化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西方的强势文化统治的世界,所谓“彻底世界化”还是逃不了向所谓“先进的西方”学习的实质。而今天则不但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事实上出现了超国家、超国界的全球性力量崐和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超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球性的要求。根据这种新的共同的要求,提出新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所有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要由全球性文化来解决的任务。

    这样的一种形势与要求实际上已经被当代世界各国所意识到了。上面引证的布什所谓向亚洲、向中国学习的话以及蒙特利尔哲学家大会所谓建立全球统一文化的话就是证明。我们的邻国日本近20年来一直以“国际化”作为“贸易立国”与“技术立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离我们更近的韩国近年来也大力倡导“国际化”。日本《产经新闻》今年3月底就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发表的报道就明确标出“韩国正在朝着‘全球’转换思路”。《产经新闻》指出,韩国已经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外交仅仅着眼于这样那样的双边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多边关系已经越来越重要,而多边关系就是一种全球机制。

    中国人只要回想20多年前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给我们带来的欣喜与因此而来的巨大变化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马上就要变成国际贸易组织了)席位的迫切性。不过也许很多人没有理会到,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事实上也就是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化的创建。

    上面说了许许多多的话,目的只是为了要说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全球化为目的。不以传统为基础,十二亿中国人将失其统绪而又成为一盘散沙,那样也就无法参加已经开始的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不以全球化为目标,那么中国文化的建设又会走到我们刚刚在十多年批判过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样一来,讨论了一百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我们上面提到日本和韩国都已提出以“国际化”为民族目标,而许多西方大国却似乎还未见有这种提法。看来它们也许自以为主宰世界多年,已经够“国际化”的了,然而就今天世界形势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来看,实际上还是大大不够的,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条件。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如印度、美国、俄罗斯以至德、英、法、西、意……大体上也都经过类似的形成过程,即使是比较小的国家,也无不经过类似的部族、民族协调融合的过程,不过范围大小不一,历史长短不一、结果生熟不一而已。可以设想,开始于五百年之前,必将完成于五百年之内的全球化也会重复类似的经历,不过由于成分更杂、范围更大,因而在一体化之中,必然会具有更多的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特别丰富的经验而应当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经验主要属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近代的国际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就以联合国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而论,中国虽然都是创始国之一,然而其创意主要还不是来自中国。因此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方面还要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就是两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所谓文化,固然可以作广义的理解,把人所创造的一切,从饮食衣服到音乐图画统统包括进来,但是必须明确,其核心还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前提又是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就这方面而论,中国文化是有其优长之处的。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追求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至冥合这样的最高境界(即所谓“同天境界”)来实现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正是同当前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完全一致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还正在危机中挣扎,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看到崐了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桥梁,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们又如何能在全人类面前夸口呢?是好样的,只有自己做出榜样来。

    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真会感到不知从何着手,如果还是拿山来做比方,那就是要开凿打通大山的隧道,还不知从哪里下第一铲(这里是指建立全球道德秩序而不是上面所说的与全球经济秩序接轨了)。然而中国哲学教导我们,只有从自己本身先下手。《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天下平”就是指的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秩序的确立。

    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人人都来树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外,别的捷径是没有的。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一百多年前尼采提出来的口号。其影响不可谓不广,后果不可谓不深。但是,时移世易,现在又到了重新估定这一百多年来所重新估定的一切价值的时候了。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独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又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因此,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1993年12月在海口《现代中国文化走向》

讨论会上的发言

1994年5月31日改定于北京

 

    (注)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

 

 

·译著快讯·

《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上册,〔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陈文娟等译,白自然校,商务印书馆1993年4月第1版,8.40元

    《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下册,〔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刘世龙等译,白自然校,商务印书馆1994年7月第1版,12.10元

    《权力的角逐——美国副总统上台始末》,〔美〕黛安娜·狄克逊·希利著,冯伟年译,安危校,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第1版,4.50元

    《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殖立到独立》,R.C.西蒙斯著,朱绛、常绍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第1版,14.90元

    《总统外传——美国历任总统简介》,〔美〕戴维·沃伦钦斯基、欧文·华莱士编,陈亮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第1版,1993年9月第2次印刷,4.40元

 

 

 

喜读《梭罗政治思想述评》

 

李道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近日得读倪峰先生的宏文《梭罗政治思想述评》(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倍感欣喜。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喜见国人研究梭罗政治思想的论文问世,二是喜得一篇高质量的佳作,多有启迪,获益匪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人对美国的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出现了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然而,对美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却依旧冷冷清清:就专著而言,至今只有译著,不见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参见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1840-1990)》,上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版,1990年3月版,第766、767页。)在论文方面,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参见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说得周延一些,中国学者关于西方或世界政治思想的著作(例如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韩承文、徐云霞主编的《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都有述评美国政治思想的章节,关于美国名人的传记(例如刘祚昌先生的《杰斐逊传》),也涉及到美国某些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但这些毕竟不是专门研究美国政治思想的著作。至于对当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思想家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的政治思想,则一直无人问津。顺便提一下,1979-1989的十年间,我国有四篇评论梭罗的文章问世,但都是把梭罗作为文学家来评论,没有一篇是评论他的政治思想的。(杨玉圣、胡玉坤编:前引书,第519页。)在1990-1992这三年,有无评论梭罗政治思想的文章发表,由于无统计资料,不敢妄言。正因为如此,倪先生这篇开创性论文的出现,是很令人感到喜悦和鼓舞的。欣喜之余,我衷心希望倪先生继续致力于美国政治思的研究,早日为国人提供一部关于美国政治思想的高水平专著,填补我国美国学的一个空白。同时也希望有其他学人参加到美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行列中来,共同努力,使美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兴旺起来。

    倪先生的文章,是一篇高质量的佳作。文章对梭罗以“公民不服从”论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述评,客观公允,富有创见。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倪先生从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大视野的角度和高度来评价梭罗政治思想的意义、影响和对人类的贡献。倪先生写道,梭罗“在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和平革命的理论及消极抵抗的原则,它第一次赋予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有不服从和违反任何违背他的良心的布告、命令、法规以及权威的权利。一个人……只要他拥有勇气,他就可以运用他手中的选票,或是拒绝纳税,或是停止各种合作和支持,甚至违反不合正义的法律来表达他对某一项不公正的法律、规定或是不公正的政府的态度。”如果相当多的人以这种方式行动,任何不公正的法规或不公正的政府就“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这样,人民就运用自身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一次变革”,而“由于社会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暴力和流血也就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因此,“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是梭罗对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翻开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每一次的变革无不充满着杀戮、血腥和暴力。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则第一次为摒弃变革中的残暴和血腥创造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人类良知在政治理论上的突出体现,……预示着今后人类社会的政治进程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改观。因此,它在政治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倪峰先生对梭罗政治思想作出的评价,可能有人不同意,因为长期盛行的政治学说是革命只能是暴力的。然而,正如倪先生指出的:“梭罗有关和平革命的学说崐……在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中它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以及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已向世人展示了它现实的成果。”鉴于今日世界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梭罗的和平革命学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进行深入研究的。

 

 

 

○短  论

   

对克林顿对外政策的评估

 

张也白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克林顿的对外政策是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冷战结束,美国对外政策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敌人”的概念模糊了,不再有一个像前苏联那样强大而危险的敌人足以动员和团结国内老百姓,并将美国与其盟国联合起来。但美国已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美国面临着更为多样化的威胁与挑战。这种威胁与挑战来自经济、军事安全、人权与“民主化”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增长、难民、贩毒、恐怖主义等)等多方面。而如何应付这些威胁与挑战已成为克林顿政府制订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就美国在新时期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从布什当政时期起一直延续到克林顿上台,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冷战后的世界事务;二是美在新时期对外关系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美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其国际行为,即应以现实利益还是道德价值为标准;三是美应以何种方式卷入冷战后的世界事务。上述三个问题使美国对外关系面临三方面的选择,即干涉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的选择(卷入国外事务与关注国内事务之间的关#O&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选择(现实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的选择(谋求国际合作与依靠美国自身力量之间的关系)。上述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不是要走极端,而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克林顿上台后是如何处理上述三方面关系的呢?

    首先,在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关系上,克林顿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强调国内政策的优先地位。但上台后不久,他发现国际与国内问题不可分割。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法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现在美国干涉国外事务主要有两方面动因:一是出于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考虑;二是受人道主义和价值观因素的驱使。在这方面,美国内舆论导向是一个迫使政府采取或中止干涉行动的重要原因。此外,国际上的压力也要求美国带头采取行动,使克林顿政府在干涉国际事务时常常感到身不由己。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在采取干涉行动时仍然是谨慎和有限度的。它尽力避免卷入不涉及美切身利益或风险过大的干涉行动,强调干涉要有明确的目标,得到国会支持和通过联合国采取多边方式。

    其次,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上,克林顿上台之初强调价值观的作用,在人权与民主化方面调门很高。这反映了民主党的传统和冷战结束后美国理想主义的上升。但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涉及美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是在经济与安全方面而不是价值观。过分强调价值观不仅违背美自身利益,损害美国的对外关系,而且还会促使美国不必要地卷入他国内部事务。

    第三,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上,克林顿政府较历届美国政府更重视采用多边方式处理国际事务,重视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强调协调与合作,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甚至要求盟国“分担领导责任”。这说明美国已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卷入国际事务时必须依靠集体力量和国际合作。同时,冷战结束也为多边主义创造了条件,使多边外交较易获得国际支持。当然,推行多边主义的难度仍然很大。在欧洲,美国尚可利用北约,但在其他地区则无健全有力的多边国际机构可依靠。美国现在很重视联合国,但联合国也并非听任美国摆布的工具。

    一年多来,克林顿的对外政策可谓成功与失败兼有,优点与问题并存。

克林顿上台后,外交与内政的关系摆得是合适的。他将国内事务置于极为优先的地位,集中注意力于振兴美国经济和解决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既反映了美国的民心所向,也是恢复美国实力,继续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根本途径。其次,克林顿的对外政策除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面外,还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务实特点,主要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尤其当遭受挫折时,及时调整和改变政策,从而在许多情况下避免了因一意孤行而使对外政策遭到更大损失(如对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干涉以及对俄对华和对欧政策等)。此外,由于重视多边外交,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力量的不足,摆脱了在干涉国际事务中的孤立处境。

    但是,由于克林顿将国内问题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对外政策遭到一定的忽视。他的外交班子比较弱,政策圈内缺乏强有力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智囊人物。他的对外政策有明确的目标(如提出“三大支柱”和“扩展战略”),但并无实现其目标的明确的战略,而且他提出的各种目标之间相互矛盾,在实现时往往顾此失彼而无法兼得。此外,务实的特点也带来某些消极的后果,使他的政策多变,出现前后不一,时而强硬,时而又变得软弱,开始时强调某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久又放弃了原先的目标。

    总的说来,冷战结束使美国对外政策变得复杂化,无论是制订还是实施对外政策,制约因素无疑是增加了。近年来,美国总统的外交权力正在下降,出现了某种权力分散化的趋向。尤其是国会和舆论对决策的影响扩大,使总统和行政部门难以从国家利益出发采取果断有力的外交行动。此外,政府内部的分歧,部门间分工不当和缺乏协调以及对外政策过多受制于国内政治利益和国际上的压力等因素也使克林顿难以推行一项前后一贯和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

 

 

 

世界经济趋势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肖  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世界经济趋势的特点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都发生很大变化: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逐渐取代昔日的政治和军备竞赛,它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

    1.全球多边经济合作加强,双边经济合作逐步向多边经济合作靠拢。多边经济合作的明显标志就是关贸总协定(GATT)的地位和作用在加强,全世界贸易总量的90%都在总协定范围内进行。许多前计划经济国家放弃旧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纷纷要求加入关贸总协定。目前,关贸总协定已不适应国际贸易多元化的要求,一个新的国际多边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酝酿和筹划之中。

    2.冷战期间出于政治目的而成立的政治组织,因不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而纷纷解体。例如,前苏联东欧国家解体之后,“华沙条约”随之解散。“巴统”也于今年4月被取消。

    3.经济竞争和贸易战加剧。在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单国的经济实力已显得单薄,各国都在寻找经济联盟以求取得竞争中的有力地位。结果,世界经济呈现多元化、集团化和区域化的新趋向。全球出现十几个大的经济集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欧共体为核心,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为“第二个同心圆”的欧洲统一市场,以及筹划中的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三大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世界经济的新的三元框架。(#FF肖炼:《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学——兼论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第一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FS)三元结构的运作,抗争和重新组合将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

    4.在国际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内政与外交的概念的划分逐渐发生转变。国际经济关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大于以往,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本的产业政策影响到对美国的投资,美国的财政政策又会影响到德国的利率。美国国会在日本产业结构和外贸政策问题上说三道四,按以往的概念衡量,这明显是在干涉他国内政,但在现今国际经崐济交往中已屡见不鲜。

    5.国际贸易中的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并驾齐驱。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其产业处于领先的领域鼓吹贸易自由主义,而在其产业处于不利地位的领域则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在涉及高科技的知识产权,金融保险服务业等领域采取高压手段逼迫他国开放对外市场,而在纺织品、汽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所谓“夕阳产业”对外国进口商品采取限额等保护主义措施。同样,日本的家用电器和汽车极力向海外市场扩张,但在大米市场上,不论国外施加何种压力,照样闭门不开。

    6.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动荡不稳。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地位日趋下降,80年代中期,美元与日元的汇率比价一般维持在1∶250左右,目前,这个比价降至1∶100以下,创历史最低点。美元地位下降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相关,50年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0%,现在仅占25%左右。最近这次美元对日元的大贬值的背景很奇怪,它是在美国经济摆脱危机强劲增长而日本经济堕入衰退谷底的情况下发生的。传统的汇价理论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反映出人们普遍地对美元以及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

    总而言之,在全球竞争中,经济因素上升,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下降。世界各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根据这一新趋势来调整各自的战略。

    二、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也发生相应的若干变化,主要表现如下:

    1.强调经济安全。对外战略从军事优先转为以经济为中心。在冷战时期,为对付苏联的战略威胁,美国政府强调对外经济政策为政治和军备竞赛服务。苏联的解体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大为减弱,长期的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是导致美国经济相对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当美苏进行激烈的军备角逐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败国——日本和德国趁虚而入,爬上世界经济的第二、第三把交椅。届时,对美国的国家威胁已从冷战时期的苏东集团的军事挑战转为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的挑战。尽管布什总统在外交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总统连任的选举上却惨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经济出了问题。美国选民把经济复兴的期望寄托在克林顿总统身上。克林顿上台后力改前任总统的做法,在经济政策上较过去有十个方面的转变:(1)政策重心由外交转向解决国内经济问题;(2)宏观经济政策由主张自由竞争转向加强政府干预;(3)由强调货币政策转向强调财政政策;(4)税收政策由向中产阶级开刀转向富人开刀;(5)就业政策从高失业率转向追求扩大就业;(6)产业政策由自发性调节向有目的结构性调节转变,开支重点由消费转向投资;(7)防务政策由扩张转向收缩,由防务型向“经济巨人”转变;(8)教育政策由忽视中等教育向注重普及专业职业教育转变;(9)福利政策强调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使95%以上的美国人获益;(10)贸易政策由“放任”自由主义向保护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转变。(#FF肖炼:“克林顿经济政策的十大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二期。#FS)克林顿总统执政近两年来,美国经济摆脱了战后周期最长的经济萧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创近期内最好水平。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达7%,这是近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增长率。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1994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4%,美国经济呈持续增长趋势。由于克林顿政府政策的焦点在国内而不在国外,在对外政策方面总统往往采取被动应付的方式,因而遭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批评。此外,总统在个人人品,如“白水事件”、性骚扰、吸毒等方面受到新闻媒介的攻击,但是,这些都没能抹杀克林顿政府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上的“功绩”。

    2.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并继续谋求在这些组织中的霸权地位。按照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最新的讲话,克林顿总统正在为美国提出今后将近50年内的“最雄心勃勃的国际经济议程”,而将把精力集中于“批准乌拉圭回合协议和在拉美与亚洲开拓新市场的计划。”(“美新署”华盛顿1994年6月30日英文电。)乌拉圭回合协议最后文件将于1995年1月1日生效,届时,世界贸易组织将取代关贸总协定而运作。自然,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权。美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条款打击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崐义,如压日本开放大米市场和汽车市场,抑或压欧共体国家削减对农产品的政府补贴。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将涉及全球贸易及与贸易相关的领域,负责监督乌拉圭回合全部文件的履行等重大使命,因此,美国肯定会加强它在解决多边贸易争端机制中的发言权。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当国际法与美国国内法发生矛盾时,美国向来以国际法服从国内法。这就是说,当触犯美国根本利益时,美国可以不受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约束。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典型的霸权主义的一贯做法。目前,国内舆论界过高渲染世界贸易组织的期望值,而忽视还有一个“特等公民”的存在,实有偏颇。由于美国的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信息等)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国际贸易从有形商品竞争扩大到无形商品(服务)竞争的过程中自然把知识产权和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势力范围。国际服务贸易总额现已超过1亿多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美国的竞争战略就是逐步放弃“夕阳产业”,把竞争优势转向“朝阳产业”。强调知识产权和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恰恰适应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转变的需要。

    3.组织区域性经济集团,在世界经济三元结构中加强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一元的经济实力,对付以日本为核心以及以德国为核心的另外两元的经济挑战。尽管遭到国内工会等势力的强烈反对,克林顿政府仍坚持建立和开拓美自由贸易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特殊的组合,它是由三个不同层次的国家,即由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工业发达国家加拿大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组合而成。该集团的建立会对美国国内劳工市场等领域产生压力和负效应,但是,它有利于三种不同层次的市场之间的互补,有利于发挥区域集团竞争优势,有利于美国立足北美市场并向南美市场扩张。从战略上讲,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从经济外援改为自由贸易,准备建立泛美自由贸易区,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南美洲乃至整个西半球。

4.向其他区域性经济集团渗透,扩大美国经济影响力。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原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小组织,该组织每年轮流在成员国国内举办一次外交部长和外贸部长联席会议,商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美国的关注,并要求加入这一组织。美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一方面可以利用亚太国家不大愿意成立共同体的心态而控制这些国家,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该组织抗衡欧共体,可谓一箭双雕,何乐不为。为了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首次把亚太经合组织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国家元首会议。去年年底,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主持了第一次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实现了美国的战略部署。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与克林顿总统进行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最高层会晤。它标志着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为两国经济发展开辟广阔前景,这是值得赞许的。

    5.在双边经贸关系中,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交替实行。美日贸易逆差每年达400多亿美元,美日两国政府就此进行不同层次的双边会谈,美国动用特殊301条款,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压日本开放市场。日本并不示弱,除做有限让步外,在原则性问题上“敢说不字”,同美国针锋相对。当然,尽管美日贸易战日趋升级,愈演愈烈,但双方都不愿意把问题搞僵,现实的经济利益把两国捆在一起,“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还将维持下去。美国人对每年400多亿美元的美日贸易逆差甚感担忧,却对每年500多亿美元的石油逆差视若罔闻。美国宁可自己的石油埋在地下不开采,而花钱进口外国石油,宁可自己的森林被烧掉或烂掉,而从加拿大进口木材。这反映出美国保护本国自然资源和掠取外国资源的长远经济战略。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缺乏竞争力,因而对国外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如纺织品等)采取配额限制或反倾销等手段来保护国内产品。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配额和制裁是不公平的,因为美国在统计中国对美出口额时没有剔除从香港转口贸易这一部分。

    6.采取措施防止美元继续下跌。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外贸赤字扩大,内债和外债连年增加,人们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这些是导致美元下跌的主要原因。美元下跌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霸主地位正在坍塌,美国失去对国际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控制力,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克林顿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处理这场美元危机时遇到二难选择:要么提高利率,平息金融市场,其代价是延缓经济增长,减少就业机会;要么通过政府大量购买美元来支撑货币的汇率,其代价是减少外汇储备,降低美元的信誉。从实际操作上看,克林顿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提高利率和收购美元问题上都有所动作,美元下跌的趋势有所扼制。但是,美元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只是问题的征兆。即使克林顿政府挽救美元下跌的措施获得成功,美国的金融帝国霸主地位也难以恢复。不解决债务、赤字和提高综合国力等根本问题,美元的国际地位就难以维持。

 

 

 

○简讯

 

曾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任职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al Ellsberg)于1994年9月19日上午访问美国所并作报告。埃尔斯伯格1961年任国防部长顾问,1962年参与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1965年转到国务院工作,任高级部际联络官员,8月赴越南,此后两年中他走遍了越南43个省的38个省,他的越南之行使他确信,美国在越南是打不赢的。1967年他到兰德公司,并受国防部委托研究“美国在越南决策史,1945-1968”,为此他获准阅读多达43卷计7000页的秘密文件,即所谓“五角大楼文件”。埃尔斯伯格深感美国人民乃至美国国会一直不了解越战的真相,而尼克松政府还正像其前任一样,隐匿事件真相,并使战争升级,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他于1969年毅然将7000页文件交给新闻界发表。埃尔斯伯格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及他与联邦政府打的一场官司。(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