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竞争性的相互依存
——冷战终结前后的美日关系
朱文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战后４０多年的美日特殊关系是建立在共同遏制苏联扩张的基础上的。冷战格局的消失给它们的特殊关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仅两国间原已存在的矛盾和摩擦更加激烈,而且它们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重新界定自己国家利益时,又产生了新冲突。１９８９年夏两极格局开始崩溃以来，美日关系的发展就是它们在上述摩擦和冲突中努力为特殊关系寻求新基础、确定新涵义的过程。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１９８９年夏东欧政局剧变至１９９３年１月美国总统布什任期结束这一段时间内的美日关系。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其变化,我以１９９０年８月海湾危机爆发和１９９１年苏联“八·一九”事件为界,把这一时期美日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
一、两极格局开始瓦解与美日战略的调整
１９８９年夏，随着东欧政局的剧变，东西方对抗的两极体系开始瓦解，美日共同对敌的需要逐步消失。在这种背景下，美日两国先后展开了调整双边关系的努力。
１．日本外交的调整 东欧剧变开始后，日本各界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方面，日本担心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弱，日本作为“经济挑战者”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日本舆论称美苏和解对日本形成了“一种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压力”。〔1〕东欧的变化使日本“失去它作为自由世界边界捍卫者的重要意义”，美国就“不大能容忍日本的经济扩张了”。〔2〕一时间，３０年代美日对立的历史“将以相似的形式重演”，“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正在发生质变”，“美国会单方面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说法充斥日本报章。
另一方面，日本一些人士认为世界格局的变迁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乱世英雄”的机会，认为日本在世界上发挥一极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青山学院教授伊藤宪一声称：“在这一信息革命时代，日本似乎是拥有最大、最佳的国力源泉的国家。”〔3〕日本国际政治学者舛添要一扬言：“日本在经济与科技上占有优势，因此它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只要及时“输出日本文化”，就可能称雄全球。〔4〕
总之，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中日本既看到了风险也看到了机会。凭借８０年代积聚起的堪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能够填补苏联势力衰竭造成的真空，参与国际决策。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日本还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建立霸权，而８０年代日美关系已渐趋恶化，这同样要求日本迅速行动，防止美国抛开自己，独享霸权。为了免作“世界孤儿”，也为了迎接“日本时代”，以１９８９年８月海部俊树出任首相为契机，日本再次掀起了走向政治大国的高潮。在世界各国尚全力处理苏东变化带来的具体问题时，日本抢先提出了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日外务省即制订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针”，称东欧的变化为“建立新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强调“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作后盾的国际秩序主要责任的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国际合作”。１９９０年１月，海部在访欧 前发表致布什的亲笔信，正式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而日本“将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积极的贡献”。〔5〕
值得注意的是，海部外交构想在涉及日美关系时表现出彼此冲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该构想相当强调对美的独立性。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撰文阐述该构想时就公开表示：“日本把美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要遵守的秩序并依赖于这一秩序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已进入日本自己决定所负国际责任的时代”，日本必须尽快从“被动外交”转变为“主动外交”。〔6〕另一方面，海部构想又将发展日美全球伙伴关系视为谋求大国地位的核心手段。１９９０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把日本外交的重心放在全球范围的日美合作上，强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重要的还是日美关系”。海部在会见布什时也说美国将永远是世界各民主国家的领袖。
这种情况，反映出日本统治层在处理变化中的日美关系时存在的矛盾心态。日本谋求大国地位的最终目标是要摆脱对美的依赖，完全独立地发挥国际影响力。但日本统治层又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最简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冷战中形成的日美特殊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推行大国外交时时而对美摆 出独立姿态，但关键时刻又不得不对美作出让步和妥协。
２．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到了１９８９年夏，美国人也开始逐步认识到冷战和美苏对抗正在离开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国际经济竞争上。美国人开始以更严厉的目光审视日本，种种耐人寻味的新的对日观逐渐流行起来。其一，美国正在衰落，而日本是接替美国霸权的有力竞争者。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论著《大国的兴衰》震动了朝野。它促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以霸权交替的观点看待愈演愈烈的日美经济摩擦，把维护美日贸易平衡提高到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高度。其二，经济安全已上升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日本对美的经济挑战是对美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在其１９８９年报告书中指出：美国再也不能单纯从军事方面考虑国家安全问题了，必须将经济利益看作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战略经济学家们警告说：美国可能“像拜占庭那样，屈从于自己的朋友”，“渐渐沦为这些朋友的保护国”。〔7〕《购买美国》成为当时仅次于《大国的兴衰》的畅销读物。作者在书中宣称：日本人“已经购买了美国的公司”，“美国的就业和福利受到外人控制”，这样“最终在关键的工业中消除美国的竞争力”。〔8〕
其三，日本不是真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范·沃尔弗伦在其著作《日本权力之谜》中称日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更接近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所以美国同日本打交道的唯一途径，就是忘记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理论，“发起连珠炮式的攻击”。〔9〕美一学院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更把日本人描绘为“一种永恒的、超道德的、操纵性的和有控制力的文化的产物”，将利用其经济力量“把它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10〕
这些修正派对日观逐渐影响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在１９９０年３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称：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一些国家正以“新的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对美国构成潜在的挑战。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与美国的竞争，可能“使盟友之间相互对立”。〔11〕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西方对西方的冲突”危险程度不亚于此前的东西方对抗。出于这种考虑，美国的对日战略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上推行“结构协商战略”。布什政府一改此前就美日经济摩擦中的具体问题逐项谈判、企图以规定贸易限额制止日本经济攻势的作法，转而将矛头对准日本的经济结构，提出了涉及日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传统各领域的六大要求，宣称美国同日本的这次结构协商“同过去对苏的历次军控谈判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在军事上，布什政府改变了美国８０年代初一味要求日本扩军的做法，在继续鼓励日本分担防务负担的同时，开始注意将日本军力的扩展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布什在竞选中就说：“日本陆海空军兵力已同英、法、西德不相上下”，今后没有必要“压日本进行不必要的扩军”。199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制订的“东亚战略计划”中明确表示，美国今后的对日政策是：促使日提高保卫１０００海里海上交通线的能力但要抑制其战斗投入能力、要求日最大限度地从美进口武器装备及向美提供军事技术，同时控制日开发不能同美相补充的武器系统。〔12〕同年２月，美国防部长切尼在访问日本时明确表示，日本不需要大规模扩充军力，美不希望日成为军事大国。
与经济上的敲打，军事上的控制形成对照的是，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对日更多地采取了安抚的政策。（１）接受日本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要求，声称要与日在全球协调外交政策，在中南美、非洲等地采取“更加紧密的联合行动”；（２）支持提高日本在多边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建议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日本人在近年内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等；（３）鼓励日本参与欧洲事务，吸收日参加北约和欧安会会议，欢迎日参加援助东欧变革的国际财团。布什政府此举是基于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判断。美认为尽管苏联、东欧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苏联的挑战仍现实存在，美苏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互为主要对#O&手”。〔13〕美国当时全球战略的重点在于推行超越遏制战略，推动苏联、东欧的进一步演变。在这种情况下，美仍需要日的全面支持和协助。因此美这一阶段的对日政策是在敲打日本的同时，适当地满足日参与世界事务的欲望，软硬兼施，将日走向政治大国的努力纳入美的战略轨道。
二、海湾危机与美主日从趋势的回潮
１．日本政治大国外交受挫 到１９９０年夏，海部围绕“参与建设世界新秩序”实施的政治大国外交进展顺利。日美摩擦暂时缓解，海部出访欧洲、南亚均获成功，还受到了布什的称赞。不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突然打乱了日本的步伐。刚刚摆好大国姿态的日本外交一下陷入混乱状态，逐步沦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守势外交”。
海湾危机爆发不久，日本追随美国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日本１２％的石油由伊拉克、科威特供应，而且是伊拉克最大债主之一。日本经济界自以为已经做了不小的牺牲，美国却认为远远不够。８月１５日，美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警告说日本若不能在海湾危机中做出更多的贡献，日美关系会出现裂痕。〔14〕在美国的催促下，海部于８月２９日宣布日本的第一次中东贡献对策，答应向多国部队和前线国家各捐款１０亿美元，并表示这已是日本所能给予的最大支持。日本的上述举动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美众议院９月１２日通过决议，指责日本在危机中贡献最小，要求日本承担驻日美军的全部费用，还扬言要关闭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15〕在此压力下，海部９月１４日宣布了第二次中东对策，将捐款提高到４０亿美元。美国仍嫌不够。民主党议员博尼亚称：“４０亿美元不过是开始。美国在为日本的石油而战，它却那么冷静。”助理国务卿所罗门公开要求日本“提供人员和运输手段”。在９月底的日美首脑会晤中，布什也要求日“不仅出钱，而且还要流汗”，“在宪法容许的范围内更进一步进行有成效的合作”，暗示日向海外派兵。海部不得不违背自己在８月２９日作出的不向海湾派兵的表示，向布什承诺“不惜政治生命”，力求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海部回国后，匆匆拿出了“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以平息美国的不满。
不料该法案遭到了空前强烈的反对。日本三大报社不约而同地发表社论，声称“日本国民已切实感到走到了十字路口”。日在野党在国会辩论中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日本各界反对派兵的集会、游行接连不断。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意见。１１月８日，“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终成废案。美国对此大为失望。美舆论界严厉批评日本“实在不了解如何使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协调一致”，“不可能分担哪怕一点点的世界领导责任。”〔16〕于是美国拒绝让日本参加关于多国部队开战时间的协商。日本得知进攻的时间比苏联还晚。
海湾正式开战，日本再度陷入穷于应付美国要求的境地。日本原来准备追加５０亿美元捐款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不料在美国国会讨论对总统的战争授权时，先后有十几位议员借机敲打日本。民主党参议员渥斯指出“日本在海湾危机中提供的４０亿美元资助，还不如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出资额（约６１亿美元）。这点钱还侈谈什么贡献？”以往对日友好的鲁格参议员也警告说，日本若表现仍不够好，在战争结束后要联系美日贸易纠纷算总帐。结果，日本被迫在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４日公布第三次中东对策，追加９０亿美元捐款，并暗示在必要时可以派自卫队运输机帮助多国部队运送弹药。海部政府这一系列表现，给自己带来了“布什按纽”的绰号。海部的大国外交构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FF２．美国“新秩序外交”中表现出对日轻视#FS与海湾危机给日本外交带来的挫折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湾危机给美国外交注入了一剂有力的强心剂，促成了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出台。危机爆发不久，布什即在美国国会宣布，“动荡时期过后可实现我们的目标——世界新秩序”。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胜后，布什又为“世界新秩序”构想开列了四项原则，并自信地表示美国将努力“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17〕
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摆脱了对衰落的担心。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对肯尼迪的学说发起反击。布热津斯基称：“关于美国成为没落帝国的说法未免言之过早。”约瑟夫·奈著书论述美国不仅在传统的力量资源方面仍保持着领先地位，而且美国在文化、科技、信息交流等方面的软力量“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的领导地位很有可能会一直继续到２１世纪。”〔18〕经济安全将取代军事安全的思想也遭到了批评，取而代之的是依靠军事实力建立美国领导的议论。
重新获得自信的美国人开始以另外一种态度对待日本，对日疑惧为对日轻视所取代。有些人认为日本在海湾危机中无所作为，指责日是“纸上盟国”，“战后寄生虫”，声称日本不愿增加国防开支或过多卷入国际危机处理，使日无力成为新的世界霸#O&主。〔19〕有些人嘲笑日本“继承着一个缺陷的文化，极其缺乏独立性、发明性和创造力”。约瑟夫·奈则断言日本“岛国的褊狭性对其软力量资源产生不利影响”，“日本似乎只能是一个单一性的大国，而不会成为与美争霸的新对手”。〔20〕“日本经济奇迹”也受到了批评。经济学家声称所有使日本公司生气勃勃的因素——终身雇佣制，不惜利润扩占市场，交叉控股制等都出了问题，日本的资本盈余可能在１９９５年之前就化为乌有。〔21〕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日本很快将成为一个净进口国，日本的储蓄率将下降，股票市场将崩溃。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似乎印证了这些预言。《华盛顿邮报》宣布：“日本世纪将告结束，日本正在走向衰落。”更有人直言不讳地提出：“现在是适当埋葬太平洋世纪的概念，并承认美国仍然是‘上升中的太阳’的时候了。”〔22〕
海湾战争使美国人对日美力量对比看法产生的戏剧性变化也感染了美国统治层。布什政府在推行美式新秩序构想的初期，有意无意地将日本冷落在一旁。至多把日本当作只负责提供资金而无政治发言权的“金库”。海湾停火后的一个月里，美英法加等国首脑频繁接触，磋商世界新秩序的安排。日本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原定于１９９１年３月进行的布什访日计划也被推迟。美国国会研究处提交的报告中甚至建议，鉴于海部在执行海湾对策时软弱无力，“对海部政权下的日本，没有必要强调全球合作关系。”〔23〕言下之意，由于美国已走出了霸权衰落的阴影，现在是日本有求于美国，美国完全可以拿出领导者的威严来。
３．日本修补美日关系的努力 海湾危机结束后，日本统治层认识到凭借日本经济力量，自然而然地成为日美欧三极主导中的一员的设想过于乐观。由于危机暴露了日本外交的弱点，损害了日美双边关系，日本在美式新秩序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日本外务省为摆脱对美外交的被动局面，提出把“扩大日美全球伙伴关系”作为１９９１年日本外交的首要课题。在布什暂时无意访日的情况下，中山外相、海部首相先后主动赴美，谋求“重新构筑”日美相互信赖的关系。对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日本更是从各个角度予以支持，并积极调整日本原有的国际秩序构想，向美式新秩序靠拢。１９９１年４月，日本政府制订了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四项原则，与布什“重视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新秩序构想相呼应，将受援国“实行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的情况”列入考虑之中。同年５月海部访问东南亚时重新对海部主义作了说明，把其重点调整为“支持亚洲的建国和民主运动”。日本政府还不顾在野党的反对，以行政命令的形式避开宪法制约，向海湾派遣了自卫队员和扫雷艇，试图以军事或准军事手段协助美国安全战略的实施。对于可能与美式新秩序发生冲突的问题，日本亦格外审慎。如马来西亚在１９９１年初提出“东亚贸易集团”设想后，日持“不支持，亦不反对”的态度。海部还对美副总统奎尔表示，日不会同意将美排除在东亚之外。
为了提高自己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除了积极追随美的新秩序构想之外，还采取了借亚洲国家以自重的策略。海湾危机后，日本加强了对东盟、蒙古、南北朝鲜的外交攻势，特别是加快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１９９１年上半年，日本藏相、通产相、外相相继访华，中曾根、竹下登两位前首相亦赴北京访问。最终，日本抢在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之前全面恢复了对华关系。在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一面以亚洲发言人自居，一面炫耀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有力地增强了自己的外交筹码。桥本藏相承认，打“中国牌”“非常有效”，使日本得以摆脱可能出现的孤立处境。经过种种努力，日本政府逐步达到了修补日美关系的目的。海湾战争给美日关系带来的冷淡气氛得到缓和，但它给美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却直到下一阶段才完全显现。
三、苏联解体与新现实中的美日关系
１９９１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和此后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彻底终结，也给美日关系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近两年的摩擦使美日的矛盾点和共同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宿敌戏剧性地消失后，两国政府亦开始为世界形势剧变中匆忙出台的政策构想充实新的内容。
１．日本“世界和平秩序”构想的出台 苏联的解体似乎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海湾危机前后，日本大国外交屡屡受挫，几乎陷于孤立的情况仍使日本人不寒而栗。日本各界对此的解释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被动是因为缺乏配合美国新秩序外交的手段，对应付冷战后的安全形势缺乏心理准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造成日本外交被动局面是因为海部大国外交的根基建立在对美的依赖上，因而一旦为美国所厌弃即举步维艰。而帮助日本外交摆脱困境的并不是对美的屈从和妥协，而是对亚洲外交的成功。
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海部任期将近结束时，日本舆论界出现了两股新潮流。一是疑美论。很多日本学者纷纷对美国海湾战争后的自满表示反感，对美式世界新秩序表示疑虑。政论家中西辉政说海湾战争并非“新秩序诞生前的阵痛”，而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如果把“唯美国论”强烈地反映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去，美有可能犯“世纪性错误”。〔24〕日《呼声》杂志提出不能对美国的战略唯命是从，今后“日本无利可图就不给予援助”。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不能将日本经济结构纳入美国经济的再调整中去，而要对美国经济提出严肃的政策。”
日益流行的另一种观点是返亚论。他们希望“不妨耍弄一下亚太这张牌”，
〔25〕以亚洲为与欧美周旋的后盾。他们批评海部口头上说实行重视亚洲的外交，而重视的只是美国。政评家福岗政行主张：“日本的外交政策可否改变基轴，从专对美国转变为全方位。美在日外交中的比重从９９％降至５０％，亚洲由１０％增至３０％。”要求“从世界战略的角度出发，根据‘平等的原则’建立一种成人式的近邻关系”，也就是所谓“新亚洲主义”。〔26〕
在日本各界期待外交战略有所变革的气氛中，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宫泽喜一接替海部出任首相。他在１１月８日的施政演说中即提出了“世界和平秩序”的概念，作为日本新的外交构想。通过此后日外务省官员所作的说明和日本外交的实践，可以看出宫泽的构想的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与美保持一定距离，强调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宫泽构想提出不久，日经济企划厅政务次官田中秀征即公开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它与美式世界新秩序有三点不同：（１）标榜和平，“注重价值取向”；（2）意在“摆脱世界新秩序包含的均势逻辑；（３）世界新秩序期待美国发挥核心作用，而宫泽构想中联合国处于中心地位。总之强调要通过各国协调，而不是由美国一极主导来建设新秩序。田中还直言不讳地说：“在建立这种秩序的时候，日本应亲自发挥主导的作用。”〔27〕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对美外交在日本外交全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日本在处理美日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也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日本在１９９２年通商白皮书中严厉批评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要求美国摆脱对进口的依赖。日本通产省决定，今后每年要公布一个列举美欧对日实施不公正贸易政策和制度的白皮书。布什１９９３年访日时批评日本在开放市场上努力不够，日外务省官员迅速公开反驳，称从“长远结构问题来看，美国才应多做努力”。
第二，全力拓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此作为与美分庭抗礼的基石。宫泽在竞选总裁时即强调要使东亚地区成为“与欧洲、北美不相上下的世界三大支柱之一”。他出任首相后，又在各种场合反覆声称日本要“以亚太为中心发展国力”，“扎扎实实地积聚成为平等伙伴的实力”。〔28〕１９９２年夏，日本官方的一份报告中公开提出了设立“环日本海经济区”的口号。与前首相竹下登的“东亚经济区”设想对照，宫泽政府的设想一方面开始把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纳入区域经济合作范围，另一方面继续把美国排斥在外。这一设想如果实现将对中俄日美四角关系造成什么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首次试图在亚太安全领域有所作为。１９９２年７月，宫泽首相在访美时正式提出了“亚太安全会议”构想，呼吁设立“亚太安全合作会议”和“亚洲国家首脑会议”等机构。此后，日本外交官又在东盟扩大会议等场合反覆宣传这一设想。力图以此正式确立日本“亚洲盟主”的地位。
第三，加强“联合国中心外交”，希望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在国际组织和世界事务中建立独立的影响力。日本外务省把加强多国协调，特别是加强在联合国中的外交工作，作为１９９２年外交的最重要课题。〔29〕目前，日本已分担联合国经费的１２％，并有三名日本人出任联合国的高级专员，逐步扩大了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１９９２年５月，宫泽政府强行在国会通过经过修改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１１月２１日，日本又进一步确定了在三年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方针。
总之，经过调整后的日本外交政策突出了自主性和独立姿态，注意对美保持一定距离，力图实现对美外交和对亚外交之间的平衡。
２．美国对日观念的变化和对日政策的调整 苏联解体也给布什的新秩序外交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冲击。外部敌人的突然消失助长了孤立主义论调的兴起。美国人纷纷要求“在建设世界新秩序前先完善国内秩序”。在１９９１年底开始的总统竞选中，孤立主义思潮显示了惊人的影响力。布什总统在本党内受到孤立主义代表人物布坎南的指责，在党外遭到民主党人“重视外交，忽视内政”的抨击。孤立主义掣肘，加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限制了布什的外交活动能力。美国在海湾战争胜利后表现出的左右世界局势的自信逐渐消失了，在新秩序外交中对盟国颐指气使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美国的对日观也相应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强调美国在美日关系中同样是受益者的言论又活跃起来。部分美国学者坦率地指出，事实上在里根执政时期，美日已形成了合霸的局面。美国是靠了日本的财力支持，才在不影响美国内生活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新冷战拖垮苏联的。〔30〕苏联突然解体使前两年相对平静的东亚同样面临影响深远的力量重组，美国投入外交政策的精力既然有限，就仍要依靠日本这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友，在安全、政治领域继续分担责任。同理，美国的经济也需要日本的支持。过分强调贸易逆差不能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现实，敌视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更是没有道理。
随着美国朝野对日本看法的变化，１９９１年秋，以计划中的布什访日为契机，美国政界要员连续发表政策性演讲，以美国冷战后对亚太战略为背景，勾画出了美国新的对日政策的框架。这与海湾战争后一度出现的忽视亚太的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务卿贝克把“美国领导下的亚太新秩序”比喻为一把打开的折扇，将美日同盟比作其骨干，称未来的“太平洋共同体”要在美日带动的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中形成。〔31〕通过阐释这个“扇形构想”，美国直截或含蓄地向日本发出了几个信号：第一，美国依然重视美日关系。贝克说：“对亚太地区安全、世界经济增长以及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作用来说，没有什么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了。”美国不仅把美日关系作为亚太外交的核心，“要求日本在建立新秩序上承担责任并发挥作用”，而且希望密切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希望日本“为从根本上改善美国经济作出贡献”。〔32〕
第二，美国不会容忍日本单独主导亚太经济。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亚太外交的重心转向保持同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美决心持续地参与亚太这个世界上最生气勃勃的地区的事务。
第三，美国要求日本配合美国安全战略、分担防务责任，但是不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破坏东亚战略平衡。布什政府称，美在冷战后要继续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充当“平衡轮”，而平衡轮的重要功能就是抗衡日本军事影响力的相对增长。共和党思想库传统基金会１９９２年夏发表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明白表示：“密切日美防务合作，有助于遏制日本重新武装。”总之，在冷战后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下，美国既承认苏联瓦解造成日本在亚太影响力相对上升的现实，作出更加倚重日本的姿态，又毫不掩饰自己对日本未来动向的警惕和继续左右亚太局势的决心。
３．新形势下的美日关系 随着美日外交政策的充实和调整。美日两国在冷战结束后迅速进行了协调双边关系的新尝试。１９９２年１月，几次被推迟的布什对日本的访问终于成行。在访问中，美日联合发表了《东京宣言》，宣称两国决心“携手并肩，承担建立新时代的特别责任”，并准备“灵活地使用美日安保条约和有关规定”，使美日同盟关系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合作关系”。在宣言中，美国正式确认了与日本的“全球性的伙伴关系”，日本则承诺“将焦点对准贸易和投资关系”，“解决经济摩擦”。同时发表的《行动计划》还规定了两国在裁军和军务管理、地球环境、科技以及地区问题等领域的具体合作措施。美日通过彼此让步和妥协精心设计了这一文件，试图以此“确定美日在冷战后的关系构架”。
与此同时，美日双边关系中的摩擦有增无减，而且具有从传统的经贸方面向科技、安全、政治领域溢出的趋势。例如，美日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间以“专利战”的形式在高科技领域发生了直接的对抗。１９９１年７月到１９９２年３月间，日美大企业之间涉及数亿美元的专利诉讼就有七件。美国利用自己独特的陪审团制度使日本公司在生物工程、电子技术等领域的专利之争中全面败北，引起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再如，美日在军事安全领域互相制约的企图一度公开化。１９９２年３月，美国防部制订的《１９９４－１９９９财政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方针》被泄露。该计划声称：“把日本和德国纳入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体制之中，是冷战的胜利。”美国要“劝阻它们不向我们的领导地位挑战”，“防止重新出现一个新对手”。〔33〕报告流露出的对日敌视引起日本的抗议。美国国防部被迫对其进行修改，去掉了明显针对德日的字眼。但它已证实了美国对日的戒备心理。这一阶段美日摩擦深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美日“国民感情之争”。在日本，它表现为斥责、批评美国的风潮，这一潮流甚至波及日本政界。就在1992年布什访日前，宫泽嘲笑美国“存在艾滋病和无家可归者问题”，称“日本愿意对美伸出友谊之手”。布什离日不久，日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称美国是日本的转包商，批评美国工人素质低。在美国舆论大哗之际，宫泽又称：“美国达到今天的地步”，是因为“缺乏辛勤劳动的道德观”。相应地，在美国出现了反日浪潮。美国人批评宫泽的“怜悯言论愚蠢之极”，称“日本领导人完全看错了美国的力量”。美国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得到了６３％的美国公民的支持。〔34〕美国舆论承认：“美日关系出现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倒退。”
四、结 论
有人把冷战终结前后称为世界政治大地震时期。美日同盟关系经历了这次震荡而基本维持了下来。尽管由于两国在认识自身的实力和在新体系中的地位，继而确定在双边关系中的姿态的时候，曾出现过分乐观或悲观的情绪，使双边关系的调整经历了曲折。但两国最终还是形成了几点共识，为冷战后关系发展确定了新基础。
第一，地缘政治方面。经过一番折冲，日俄关系未获突破，美中关系仍不正常。中日、美俄关系虽相对良好，但日本对中国的改革进程、美国对俄罗斯的政局走向都感到没有把握。在东亚新的四角关系中，美日依然视对方为最现实的盟友。不过美日同盟关系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巩固，日本在决定对中俄政策时不再是除支持美国外别无选择。这种局面固然会加深美国对日本的猜忌，但也会制约美国放心大胆地敲打日本的习惯。
第二，国家安全方面。美日共同的安全目标已从抗衡苏联转为抵御地区性威胁。美国将冷战后军备的目标定为可以同时应付两场地区性冲突，其心目中的主要威胁点是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对日本而言，这两地一是经济资源命脉所在，一是安全防卫的重点。因此，双方对未来安全利益的认识有一致之处。日本的和平宪法可能对两国的安全合作有妨碍，但日本已经在逐步摆脱其制约。今后可以以少量人员参与和大量资金支持相结合的形式，支持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体现日美安全同盟在冷战后的价值。
第三，经济方面。不断摩擦的结果是使日美两国更清楚地认识到两国经济依存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这是他们从冷战时期同盟关系中继承的最大遗产。《经济学家》评论说“美日两个经济大国经过长期的合作与同盟关系，就如同一对连体双胞胎，难舍难分”。〔35〕日本不仅在产品市场、技术来源上依赖美国瑣
而且作为国民经济根基的农产品大量依赖美国供应。关于美国对日的经济依存度，美国人自称：“现在日本既为美国提供为维持其宏观经济平衡所必需的信贷，又为美国多数企业提供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还为美国居民供应已成为美国生活方式象征的汽车，为美国国防提供所需的技术。”〔36〕美日经济已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因此即使是主张国内优先的领导人，也十分注意以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的同等精力，谋求对方的配合与支持，使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协调。
可以说，摩擦加深和依存增强是并贯冷战终结前后美日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相互依存并不抹煞矛盾冲突。美日之间的许多矛盾正是产生于他们的相互渗透和依赖。从理论上讲，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有良性的，也有负性或称敌对性的，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就是后者的典型例子。从某种程度上说，美日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有向负性相互依存发展的趋势。美国学者伯格斯藤把变化中的美日依存委婉地称为“竞争性的相互依存”。〔37〕这种提法反映了美日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共有的复杂心态。他们意识到旧的依存基础已经变迁，日益深刻、广泛的矛盾难以依靠传统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得到解决。但通过依存获得的利益和破坏依存可能带来的损失又使它们不愿或不能使用割断联系的办法解决矛盾。它们只有通过更深的依存，获得更多的制约对方的途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除非出现了不理智的决策或某国国力的急剧衰落，两国矛盾、冲突甚至敌视、对抗，并不意味着依存关系的破裂。有些美国学者已经在建议“有意识地建设日美间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38〕
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日关系很可能仍保持这种摩擦与依存并存的状态。
注释：
〔1〕〔日〕《选择》月刊１９８９年１０月。
〔2〕日本三菱研究所高桥与日国际关系论坛负责人伊藤的谈话，《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７日。
〔3〕〔日〕《中央公论》１９９０年７月。
〔4〕〔日〕《宝石》月刊１９９０年７月。
〔5〕〔日〕《东京新闻》１９９０年１月９日。
〔6〕〔日〕栗山尚一：“动荡的９０年代和日本外交的新展开”，〔日〕《外交论坛》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7〕〔美〕诺曼·贝利和卡恩斯·洛德：“谈战略经济学”，《比较战略》第７卷第２号。
〔8〕〔英〕比尔·埃莫特：《太阳也会西沉》，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９，１２页。
〔9〕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9).
〔10〕法新社华盛顿１９９０年６月５日电。
〔11〕〔１３〕George Bush, "199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Dispatch, March 6, 1990.
〔1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Forward the 21st Century", April, 1990.
〔14〕〔日〕《产经新闻》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７日。
〔15〕Congressional Record, September 12, 1990.
〔16〕〔英〕《经济学家》１９９１年１月号第１８页。
〔17〕George Bush, "The World after the Persian Gulf Wa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March 11, 1991.
〔18〕〔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１，２７，１８９页。
〔19〕〔美〕Ｄ·哈伯：“霸权的终结”，《亚洲概览》１９９０年第９期，第８９２－９０７页。
〔20〕奈：前引书，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21〕埃莫特：前引书，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22〕〔美〕《国际先驱论坛报》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６日。
〔23〕〔日〕《产经新闻》１９９１年６月６日。$
姟4〕〔日〕中西辉政：“海湾战争后的美国”，《呼声》１９９１年第５期第１２６－１３８页。
〔25〕〔日〕鸣泽宏英：“世界经济的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世界经济评论》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号。
〔26〕〔日〕斋藤精一郎：“新亚洲主义的陷阱”，《呼声》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号。
〔27〕〔日〕田中秀征：“宫泽首相所说的世界和平秩序是什么？”，《东洋经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号。
〔28〕日本驻泰国大使冈畸久彦谈话，《读卖》周刊１９９２年第８期。
〔29〕〔日〕小和田恒：“１９９２年的世界形势和日本外交”，《世界经济评论》１９９２年４月号。
〔30〕〔38〕I. Destler and Michael Macht, "U.S. Policy Toward Japan", U.S. Foreign Policy: The Search for a New Role, ed. by Robert Art and Seyom Brow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291, 306-308; 297-301.
〔31〕《纽约时报》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２日。
〔32〕George Bush, "The U.S. and Asia: Buil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August 19, 1991.
〔33〕《纽约时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８日专稿。
〔34〕《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１日。
〔35〕〔英〕《经济学家》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７日第１９－２２页。
〔36〕〔美〕Ｒ·顿布什：“为日美摩擦开处方”，《日本经济新闻》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８日。
〔37〕C. Fred Bergsten, American in the World Economy: A Strategy for the 1990s (Washington,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