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论文引文分析

侯颖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基于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在中美两国交往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中美学者就这段历史进行过有益的合作，本文尝试以引文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为依据，考察中美学者引用有关文献的一些规律，以及两国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现状，并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对两国学者的研究做出评价。

一、引文分析样本的选择

为了能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学者使用有关文献的情况及我国学者研究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水平与现状，本文选择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我国学者发表的关于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论文为来源文献。因为，随着１９７９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使中国学者清楚地意识到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一支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一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１９８６年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把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推向高潮。根据中美两国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袁明教授和美国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于１９８９年出版，它为本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份理想的样本。来源文献具体选择办法是：（１）为保证入选论文的数量，本文以杨玉圣编写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２〕为蓝本，在它所收录的有关论文中进行筛选。这部《综目》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地介绍我国学者研究美国问题的书目。它收集了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我国报刊发表的研究美国问题的有关中文论文、译文及资料。除公开发表的外，对内部刊物、非连续出版物、重要工具书、论文集等所载成果也尽量收载。（２）为保证入选论文的质量，凡被论文集收录的有关论文都将入选。同时，凡是在我国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将尽量收录，如《美国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等等；一些小型的非本专业期刊上的论文将根据北大图书馆、北大国际政治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料室的收藏情况进行选择。（３）关于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译文不予录用；来源困难的期刊论文不予录用；未发表的博士、硕士论文不予选用；有关的书评和学术动态评述也不收录。具体来源文献及引文情况见表１－１。

表1-1中国学者论文及引文情况

如果说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考察与研究是在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全面展开的，那么，美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恰恰是在８０年代更趋成熟的。

〔3〕正如沃伦·科恩(Warren Cohen)教授指出的：“或许过去十年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理解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可以想像，对中国的政策更恰当的分析将源于这种不断的理解，如同源于其他方面一样。

〔4〕美国学者的成熟性还表现在，他们时常吸收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行为学方法，对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复杂性更为关注，经常使用官僚政治模式解释政策的制订，而不再把美国政府看成是一个一元的行为体。〔５〕因此，本文也将美国方面的来源文献的发表时限定为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即美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论文。把中美学者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时限定为一个时期也便于我们考察两国学者在同一时期占有各类文献的情况，更便于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

选择美国学者的论文将采取以下办法：（１）以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

〔６〕为基础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论文。《索引》收录了３５３种专业性和学术性较强的期刊，而且注重文史哲，特别是地区研究。经统计，它共收录３０余种有关国际关系、政治学及亚洲研究的期刊。（２）因为《索引》不收录论文集中的论文，所以本文还将收录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有关论文。没有被《索引》收录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刊物上的有关论文也尽量选用。（３）一些来源困难的有关期刊（即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没有收藏）的论文将不予收录，有关的书评和动态性评述不予收录，未发表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不予收录。具体来源文献及引文情况见表１－２。

表1-2 美国学者论文及引文情况

二、对引文的一般性分析

１．引文的引文量分布情况

如表１－１和表１－２所示，中国学者的论文共计３０篇，引文总篇数为５３２，美国学者的论文共计２２篇，引文总篇数为８２４。前者引文最多的论文有引文５０篇，最少的有引文６篇，后者引文最多的论文有引文７１篇，最少的有引文５篇。虽然美国学者的论文比中国学者少８篇，但引文总数比中国学者多２９２篇。在引文篇数的分布方面，引文篇数在３０以上的论文占美国学者论文的６３．６％，而引文篇数超过３０的论文只占中国学者论文的３．３％。多数中国学者的引文篇数在１０－２０之间，它们占论文总数的７３％。从引文量的平均值看，中国学者引文量的平均值是１７．７篇／篇±１．４，美国学者引文量的平均值是３７．５篇／篇±３．７。上述几种统计数字说明，从总体水平看，中美学者在文献的利用上存在着差距。

２．引文的类型分布情况

根据引文的特征，本文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类：（１）外交文书与档案，包括有关政府出版物、会议记录、备忘录及口述历史等；（２）图书，包括专著、译著、文集等；（３）报刊，包括发表在报纸和期刊上的有关文章等；（４）回忆录、日记；（５）在上述四种类型之外的文献均划归此类，包括各种工呤椋�以及未发表�

的论文等。

为了能全面了解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将同时采用“按篇计数”和“按次计数”两种方法统计引文的类型分布，具体情况见表２－１和表２－２。

表2-1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篇数的分布情况

表2-2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次数的分布情况

从表２－１可以看出，在美国学者的论文少于中国学者的情况下，除回忆录类文献，中国学者比美国学者多引用两篇外，其他四类文献被引用的情况是美国学者多于中国学者，原始文献多６０篇，图书类文献多１１６篇，报刊类文献多７９篇，说明中国学者对上述四类文献的占有量远远少于美国学者，更说明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建设落后于美国。如果表２－１反映了我国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范围还有待拓宽，那么表２－２则表明我国学者对各类文献的引用深度还需加强，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某类文献被引用次数的多少反映了它被利用的程度。表２－２的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次数均少于美国学者，其程度超过表２－１的统计结果，尤其是前三类文献，中美学者分别相差８７４、２９１和２９６。上述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美学者的学术水平。

表２－１以篇计算的数字说明,有近1/3的参考文献是由外交档案提供的,它们分别占中美学者引用文献的２９％和２６％。然而，在表２－２中，中美学者引用外交档案材料的次数竟占总引用次数的５８．６％和５７．８％。上述结果表明，中美学者引用的外交档案相对集中，但深度很强。可以肯定，外交档案是研究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学者第一位的文献来源。被中美学者最广泛使用的外交文献是美国国务院每年按年代划地区或专题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7〕。而那些虽已公开，但并没有出版发行的外交档案，特别是私人档案，对我国学者来说还是鞭长莫及，不过从中国学者的引文中时常看到这类材料，说明我国一些学者在美国实地进行了查阅。还有一些收藏在总统图书馆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珍本书及手稿图书馆的外交档案材料被美国学者大量使用，我国学者则很少用到，如杜鲁门图书馆的杜鲁门文件、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文件、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文件和口述历史，以及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有关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文件和口述历史等等。

已公开的有关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中文档案材料虽然不多，但它们已初步改变了以往中国学者反而不能充分利用中国档案资料的状况，如《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8〕，《停战谈判资料》〔９〕，《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１０〕，《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１１〕等等。还有台湾出版的一些史料，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１２〕。我国学者还使用了一些没有公开的有关档案材料。

总之，在中美学者引用的有关外交档案材料中，美国方面的档案材料更完整、更系统。美国政府不仅颁布了有关法律，规定３０年的外交档案解密期，从而在法律上保障了档案向学者开放，而且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编撰出版这些档案，从而提高了档案的利用率。同时，在美国，外交档案的来源是多层次的，有国务院系统、国会系统，也有总统图书馆、大学和研究所图书馆，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间的，充分显示各级组织机构对原始档案建设的重视。

在表２－１中，图书类文献占中美学者总引文篇数的４７％和４４％，说明前人和同代人的研究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工作的基础。在表２－２中，图书类文献仅占中美学者总引文次数的２７．９％和２３．７％，又说明中美学者引用的图书相对分散。这种分布状态与外交史的研究性质密不可分。研究外交史的学者引用他人的著作通常是引用他人的观点，大量的信息还是来自第一手资料。中美学者引用图书类文献的具体情况参见后两种引文分析。

报刊类文献占中美学者引文篇数的１３％和１８％，占引文次数的７．２％和１２．９％，表明报刊在中美学者的参考文献中不占突出位置。虽然回忆录和日记类文献在中美学者引用的总文献中也不占显著位置，但是它们对原始档案的解释和补充作用，是学者们不应忽视的。这类文献在中国学者引用的文献中所占比例大于美国学者，是因为我国在８０年代出版了大量有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我国学者相对多地引用这类文献也是弥补原始档案相对少的不足。

３．引文的语种分布情况

经统计，中美学者共引用１３５６篇文献，其中英文１０８２篇、中文２７２篇，其他语种２篇，它们分别占总引文量的７９．８％、２０％和０．２％，说明英文的有关史料以及以英文发表的学术成果多，也说明只要掌握了英语就能获得大部分有关那段时期中美关系史的文献资源。

表３－１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学者只引用了中英文两个语种的文献，分别占中国学者总引文量的４２％和５８％，说明我国学者的引文语种分布适中，没有过分依赖某一语种的文献，同时也说明他们的英文水平较高，使用的英文文献超过中文文献。虽然美国学者引用了中英文以外的其他语种文献，但其微乎其微，只占美国学者总引文量的０．３％。很显然，中文文献占美国学者总引文量的比例也极低，只有６％，而英文文献竟占到９３．７％，这种极不平衡的比例关系说明，美国学者是以英语为主要工具检索文献，他们对中文的掌握程度远不及我国学者对英文的掌握程度。外交档案、图书及报刊等三种类型文献的语种分布情况见表３－２。

表3-1引文语种的分布情况

表3-2各类文献的语种分布情况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仅依靠本国语文及资料去研究该国与另一国的外交关系，这对该国的研究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学者受语言的限制，只能依靠本国的资料了解和研究中美外交关系，这种不正常的“一边倒”现象对美国学者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４．引文的著者分布情况

鉴于外交档案本身并不能说明研究水平，而报刊类文献在中美学者的引文中所占比重不突出（见表２－１和表２－２），本文只对图书类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统计方法是“按次计数”。为了能反映学者的真正水平，一些领导人的论著将不被列入统计范围，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等。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作者见表４。

表4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研究核心作者一览表

在数据的统计过程中发现，５２篇来源文献共引用２３０多位作者的２４０多部著作，其中８０％以上被引用不到四次，５５％仅被引用一次.根据这一情况,本文将被引用五次以上的图书的作者列为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核心作者，他们占全体被引用作者的１５％。

从核心作者表可以看到，除一名英国作者外，其他均为美国学者，中美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差距表现得非常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建国到７０年代末，多次政治运动使中国学者的研究环境遭到破坏，而美国学者在５０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从未中断过。在核心作者中有５１．５％的美国学者是在５０－７０年代完成他们的专著，在３０多年的研究基础上，美国学者在８０年代取得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十年间发表的著作占核心作者著作的４５．５％。但是，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仅发表两部著作，一是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５》〔13〕，一是袁明和哈里·哈丁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由于受出版年限的限制，它们的被引用情况受到影响。其次，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毫不例外地都是借助于浩若烟海的第一手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那些不断被解密的外交文件推动着外交史研究的发展，通过它们外交史学者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历史进程。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随着４０年代外交档案的解密，美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那段历史的批评性著作，形成一股重新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潮流，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却受到这方面条件的限制。

综上所述，在对引文进行的四种分布研究中，中美学者的引文在类型分布上大致相同，反映出两国学者需要的情报源类型一致。从引文的语种分布情况看，中国学者占有语言上的优势，而引文的作者分布反映美国学者的研究水平领先于中国学者。上述分析结果为本文进一步综合考察中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与研究

在这一部分里，本文将以引文为入口，从文献的角度对中美学者的研究做出评价。

在“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同一主题的研究中，中美学者论文所含的引文量悬殊很大。当然，引文量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客观因素，如文献的收藏情况，也有主观因素，如一名研究人员不能把所查阅的全部文献体现在引用文献中。但是，在中美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引文量的不同更主要反映出中美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采取的“二战”后盛行于美国的诠解性历史写作法，它强调历史研究不仅要注重资料的准确性，也应注意对历史事件意义的阐述。〔1４〕这种诠解性写作法在文献的引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针对某一观点或某一事件的一个注释经常引用多种参考文献，有原始资料，也有专家评述，内容非常详实。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他的《美国的政策与看法：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一文中，为证明美国官员已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实现“中国铁托主义”目标，〔1５〕在注释中引用了四份政府文件的内容，证明所述情况的准确性，又引用两部专著的观点解释“铁托的反叛给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想法造成的总体影响”。

如果关于某一看法的第一手资料不充足，美国学者经常在文章中强调并在注释中列出第二手资料的来源。威廉·斯图克(William Stueck)在《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一文中强调，有关苏联、国民党和中共对马歇尔使团真正意图的文件有限，只能进行许多猜测。〔1６〕作者在注释中罗列了两篇论文和八部专著作为第二手资料，接着又列出四种“有用的第一手资料”。〔1７〕

有时美国学者不仅在注释中注明引文的出处，而且还将引文的内容写在注释里而不是正文里。南希·塔克在《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一文的正文中说，政府决策者关于美国应对中国的贸易采取什么态度“各执一词”〔1８〕，但是，作者并没有接着指出持两种意见的具体代表人物，而是在注释中指出他们的名字和具体观点。〔1９〕

上述几种引用文献的方法在其他美国学者的文章中也普遍存在，所以美国学者的引文量大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他们已将论文的内容延伸到引文的注释部分，两者成为浑然一体，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与美国学者的注释性研究法强调深入挖掘资料不同，中国学者更强调对外交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可以这样说，中国学者往往较多强调外交政策中体现着方针和原则的一面，美国学者则经常强调具体的外交政策。反映到中国学者的论文引文中常常是注释简单。在多数情况下，一条注释只引用一种资料、一部专著或一篇文章。除非直接引用某位著者著作中的某句话，很少将该著者的观点引入注释中。而且，中国学者很少在注释中阐述问题，更多情况是在正文中说明问题与观点，其结果直接导致中国学者的引文量少于美国学者。

从文献的角度看，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引文过多可能使新的信息不突出，过少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引文背景线索。但是，就史学研究而言，美国学者的方法也许更为可取，因为史学研究强调材料详实，多一份材料就多一份论证依据，依据充足就使论证的可靠性增强。同时,那些引文量大的文献对后人的研究更具参考价值,因为它们往往是后人从事研究工作的入口处。

事实证明，我们不仅能从学者引用文献的不同方式看到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能从学者引用文献的内容看出他们掌握文献的准确程度，进而了解学者对某一研究对象的整体形象把握。

实际上，一份材料能使学者的研究走得相当远，也能将学者引入歧途。被中美学者广泛使用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所收录的有关中国的材料也并没有做到准确无误。例如，在《文件集》第８卷第１６－１８页和第３５７－３６０页上记录着一些关于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年中共上层在对美苏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分析。〔２０〕一些美英观察家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毛泽东正处于亲苏集团压力下。在１９４９年他还是持较开明立场的，在他的周围那些亲苏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周恩来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多次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他们分别属这意见不一的两派。斯蒂芬·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在《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一文中批评了《文件集》中的这一分析，认为这种划分是西方观察家的判断，它们的证据极不可靠。〔２1〕但是，某些美国学者并没有像戈德斯坦那样对材料采取审慎的态度。《文件集》中收入了一份１９４９年６月由美国驻华总领事发回华盛顿的电报，内称：据澳大利亚记者科恩说，周恩来曾透露，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共最高层发生分歧。〔２２〕一些学者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如罗伯特·布拉姆(Robert Blum)在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北平电报：１９４９年的一次戏剧性事件”的文章，他对那份电报表示较少的怀疑，〔２3〕他的文章还时常被其他学者引用。持这种态度的人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政治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从抗战后期到建国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统一的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始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定的。重大决策都由毛泽东作出，周恩来是他的主要助手。一个高度集中的处理对外事务的体制对一个绝大多数干部来自农村，甚至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也缺乏外事工作经验的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没有美国学者所设想的那种亲美派或亲苏派之分。〔24〕

因此，就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研究总体而言，美国学者还需要突破阅读中文资料的语言障碍，需要扩大与加深对中国事务的了解，更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只有做到这些，他们才能塑造出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但他们能借助英语广泛阅读有关的美国文献，了解美国社会与政治，所以他们具备一些美国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四、结论

经过以上几部分的分析与探讨，我认为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美学者引用文献的类型大致相同，各类型文献所占比重基本一致。但是，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篇数与次数有较大悬殊，说明我国学者还需要提高文献使用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学者在语言方面的优势使上述问题一定会逐步得以解决，美国学者还应该尽量多地阅读中国方面的材料，才可能对所提出的重要问题给予尽可能全面的回答。

２．在本文得出的核心作者表中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说明中美学者对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差距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一方面中国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而美国学者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另一方面，研究中外关系的中国学者可以阅读的外国资料每每多于中方资料，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研究者目前无法摆脱的束缚。经过十年努力，中国学者已取得可喜成就，有关专著和专集已经出版，它们既是对过去十年研究工作的总结，又是今后学术发展的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学者的成熟期已初见端倪。

3.美国学者的引文详实,注释内容完整.美国学者的引文简明扼要,甚至有些学者的论文注释不完整。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4.从研究方法上讲，对于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学者汲取了社会科学多种方法论。首先他们非常重视对史料的占有与掌握，力求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形式，并注重对史料的解释与分析。其次，美国学者将政治学的政策制订过程、官僚政治模式的研究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他们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和政治体制、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的特点等角度考察中美两国的外交决策。美国学者引用了大量有关中美国内政治的文献。第三，一些美国学者试图用比较政治文化差异的方法把握中美关系的特点，并以文化差异来解释中美冲突的根源。第四，美国学者还把历史心理学引入这一领域，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导致那些心理活动的各种因素，如个人素质、文化教养和个人经历对制订外交政策的影响。在美国学者引用的文献中不乏一些关于领导人物的个性研究。

与美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还应该开阔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增加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层次，吸收一些新理论，采用一些新方法，改变过去那种单线式或双线式记述阶段的研究方法，不能仅仅用基本矛盾分析法解释一切。但是必须指出，一些美国学者的对华政策研究过于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以至陷入盲目，对历史事件缺乏宏观把握。目前，我国学者已注意到影响外交政策的各种复杂因素，并开始吸收多种方法研究中美关系史。

注释：

〔1〕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2〕杨玉圣：《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3〕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in Asia: Toward a New Synthesis", Diplomatic History, Vol.12, No.3, Summer 1988, p.309.

〔4〕Warren I. Coh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5", See Warren I.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3, p.164.

〔5〕同〔3〕，第３１０页。

〔6〕Social Science Index, New York: Wilson, 1974-, with annul cumulations.

〔7〕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8〕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9〕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10〕《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1〕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版。

〔12〕秦效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台北：中华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０年版。

〔13〕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５》，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14〕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１６２页。

〔15〕〔美〕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美国的政策与看法：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５０页。

〔16〕〔美〕威廉·斯图克(William Stueck)：“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９页。

〔17〕同上，第１７２－１９３页。

〔18〕〔美〕南希·塔克(Nancy Tucker)：“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９页。

〔19〕同上，第３９６－３９７页。

〔20〕转引自〔美〕斯蒂芬·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21〕同上，第１９６页。

〔22〕同上，第２１０页。

〔23〕同上。

〔24〕章百家：“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评述”，《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第５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