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政如其人

——读《基辛格传》

崇岭

在1973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即将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成为美国最受羡慕的人物。有关这位20世纪最有声望、最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的传记、专著，已在美国出版了近20种之多。其中《时代》周刊编辑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就其广度、深度和所引用的第一手材料来说，堪称研究基辛格的权威著作。

为完成这部长达近900页的长篇传记，作者曾采访了150多人，其中有包括基辛格母亲在内的亲友，有包括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在内的政要，有基辛格过去的助手和同事，还有外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作者并搜集了有关基辛格的大量私人文件、信件、电话记录、工作日志、保密会议记录，甚至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记录。基辛格本人亲自接受作者正式采访20多次，为作者提供了很多资料和其他方便。如此丰富的原始材料，使本书得以全面叙述基辛格如何从纳粹德国迫害下的犹太儿童，成长为美国陆军反谍报机关的军士，又如何从叱咤风云的外交家，变成年收入高达800 万美元的公司、企业、银行顾问。

真实性是衡量传记的首要标准。按理说，只要埃萨克森忠实于他苦心搜集的材料，本书的真实性就不应有多大问题了。然而读罢作者附于书后的资料来源说明，才明白了一个外交史学者早该明白的道理：切勿迷信文件档案。从政之后的基辛格说过：“外交文件的记载向来很少反映现实。假如我过去就了解我今天所了解的情况，我决不会根据档案去写有关梅特涅的论文。”在复印机、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出现之后，伪造文件、炮制谈话备忘录以掩盖真相等手段，更十分普遍地被官方所采用，使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学家难辨真假。作者引用基辛格本人的话说，将来的学者将“无从掌握标准，去辨别哪些文件是炮制出来作伪证的，哪些文件是真正指导决策的。”书中披露，只要基辛格能发现秘密渠道，他几乎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渠道里留下真实记录。例如，在有关70年代的美越巴黎谈判期间，基辛格经常要他的助手安东尼·莱克（现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温斯顿·洛德（现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就同一次谈话，撰写三四份不同内容的谈话备忘录，交给不同的阅读对象。有一次，尼克松给基辛格发了一份“密电”，宣称将要恢复轰炸越南北方，然后在另一份密电中指示基辛格将上封电报的内容故意透露给谈判对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解密”文件或未解密的文件尚且如此之不可靠，作者的采访对象说了多少真话，就更无法测知了。好在被采访者中，基辛格的密友和政敌兼而有之，可以对事实描述加以核对和比较。但无论如何，本书提醒我们，今后学者在判断什么是“历史真面目”时，必须慎之又慎。对于本书中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政治事件的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只能姑且读之。

因此，更应该引起学者兴趣的，是本书对这位具有多重人格特点的政治家毁誉参半而又富于哲理的评价。拿破仑曾说当年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的政策和阴谋诡计没有什么区别。在埃萨克森笔下，作为梅特涅崇拜者的基辛格，既会娴熟运用政策，又懂得使用阴谋诡计；既是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又是工于心计的战术家。他将学者的严谨和政客的狡诈融于一身，连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智谋过人。他的智慧产生于一种理论与灵感的结合，善于在抽象思维的框架里把握不同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埃萨克森的比喻是：“他像一只蜘蛛，在自己编织的丝网里，能够感觉到——有时过于敏锐地感觉到——在世界某一角落里的一个举动，在另一个角落里引起了震撼。”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过去，研究者多把这种思想归因于他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时，对于欧洲外交史的钻研。本书作者则另辟蹊径，强调少年经历给他的政治行为留下的烙印。他是纳粹意识形态狂热的受害者。在他成长的环境下，相互信任和道德准则遭到无情的破坏，因而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基于性恶论，他懂得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和他人的弱点，以诡谲善变的手法，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稳定和秩序。在移居美国以前，基辛格在一封信里写道：“弱小是死亡的代名词”，“人们有时只能在谎言下才能生存。”他所崇拜的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相信的是人的直觉和灵感在历史中的作用，鼓吹的是权力意志。

逆境培养出来的基辛格生性自傲、孤独、多疑。在学术方面，他充满自信，不惧怕公开争论，敢于应付理论挑战。但在待人接物时，他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安全感，喜欢保密，长于欺骗。思想理论中的自尊，人际关系中的精神紧张，社会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意识，反映到他的外交政策中，就是相信权力而非道义原则决定了世界秩序，相信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更高明，更有效。同时，基辛格认为，依据国际道义和国际法的理想主义外交宜于公开推行，而现实主义外交必然建立在拿领土、金钱和权力做交易的基础之上，必须采取秘密行动以至欺瞒手段才能达到相互妥协的目标。如果这种交易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或者拿到美国国会去讨论，当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

书中提到，基辛格的权力意识，对美国官僚体制的不信任感，与尼克松的性格特点和政治需要一拍即合。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缓和中美关系、签订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东和谈等历史进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导演了一系列秘密外交行动，国际舞台上的轰动性新闻此起彼伏。基辛格觉得，只有绕开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他1971年的首次北京之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方正式代表史密斯蒙在鼓里，才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在无数这类事例里，基辛格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外交成就，同时也埋下了同僚嫉恨的种子。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使美国政府蒙受耻辱，本人也丧失了政府官员的支持。基辛格在这一时期不断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外交决策圈里树敌过多，加深了尼克松的政治危机。基辛格骄横跋扈，在政府高层人缘不佳，以至于共和党1981年再次上台之后，他未能谋到任何正式的政府职务。

本书着力刻画了基辛格为了攫取权势，如何在政界中扩大私人关系网，利用他人的虚荣心和权力欲，不惜在同事之间制造嫌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一次，他对退休外交官哈里曼说，如果哈不再攻击尼克松，他会提议在政府中给哈安排一项职务。听到这次谈话的一位助手后来问基辛格，是否真的存在给哈里曼安排职务的可能性。基辛格回答说，他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决定该说什么话的时候，真实性是无所谓的”。

基辛格在外交活动中表现的是同样一种风格：用施展魅力、利益诱惑、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手法，在各国政治家之间纵横捭阖，为实现他的外交目标而不择手段。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在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他用奉承话讨好各国领导人，当着一方的面贬损另一方，企图让每一方都以为他在为自己出谋划策。他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技巧和个人性格。

虽然作者对基辛格的为人和政治品质颇有微词，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地位和政策思想，甚至也没有完全否定他的道德观。作者指出，基辛格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光彩夺目的日子，正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时期。7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失道寡助，美国军力捉襟见肘，苏联在第三世界咄咄逼人地夺取势力范围。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基辛格的权力均衡政策可能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成为出色外交家是时势造英雄。在作者的眼光里，就对国家安全的贡献而论，基辛格的历史地位应同史汀生、马歇尔和艾奇逊相伯仲；他和凯南可以并列为影响最大的外交思想家；他无疑是本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谈判能手。

那么，什么是基辛格最大的建树呢？本书的结论是：他有意识地参与创造了新的全球权力均衡，是美国在越南战争后保持了在全世界的影响，最终为冷战的结束奠定了基础。在美国国内，他一方面顶住了鸽派和自由派要求放弃同苏联争霸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顶住了鹰派和新保守势力要求同苏联全面对抗的压力。他主张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与之缓和关系，以静观苏联内部矛盾的激化。7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40年代末的凯南一样，相信莫斯科只有向外扩张并夸大外部威胁，才能维护国内统治，而缓和加遏制的两面政策，将最终促使苏联解体。作者说，回顾这段历史，基辛格是胜利者。基辛格打开通向北京的大门,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给美国外交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把握全球均势的杠杆，亦功不可没。“当冷战结束时，这一现实主义的遗产帮助美国在一个新的全球环境中，以多权力中心和均势为基础而运作。”这样说来，基辛格的成功又是英雄造时势。

同时，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变化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基辛格的制约。他是特殊历史时期（美国在冷战中被迫采取守势）的特殊历史人物（持欧洲传统保守思想的美国外交家），而且只有像尼克松这样对权力平衡有着特殊敏感的共和党领袖，才会把他推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然而事过境迁，基辛格奉行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很快就被卡特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推动的“民主革命”浪潮所冲淡。直至今天，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必须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力图将维护全球政治稳定和推进西方民主取向的变革摆在同等地位上。

书中引用基辛格的亲密助手伊格尔伯格（布什时期的副国务卿）的话说：“亨利是一个主张权力均衡的思想家，他深信稳定的重要性，而这一目标是同美国传统格格不入的。美国人总是想追求一套道德规范的实现。亨利对美国政治制度缺乏内在的直觉，他不是按照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出发点办事的。”也就是说，基辛格将权力均衡作为外交根本目标，忽略世界民主化，不符合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他的秘密外交方式，也很难同当代美国政治的运转方式接轨。

但是，基辛格为维护美国实际利益而牺牲某些抽象的法治和道义原则，运用某些不可告人的手段，在他本人看来并非违背道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世界稳定的最终目标。促进本国利益，保护世界不受战争威胁，是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外交家眼中的最高道德。他因签订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而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88年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对基辛格玩弄权力政治的不道德行为加以抨击。在为自己辩护时，基辛格谈到他有十几个亲戚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因此体会到只有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他说，外交决策者的责任不同于人权斗士或和平主义者，不能按纯粹的理想来指导本国的国际行为。

通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基辛格的处境，但拒绝认同他的价值观和政策取向。埃萨克森认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既是弱点，也是优势，美国赢得冷战胜利靠的主要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作者和许多美国评论家一样，欣赏基辛格的卓尔不群，但又认为他所代表的权力政治观不足为训。这是本书的中国读者可以细心品味的。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应有自己的尺度，而在评价基辛格时不能忘记：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

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兼评李本京先生等的新著

杨玉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何谓“中国美国学史”？这是一个迄未作过明确界定的问题。依笔者浅见，所谓“中国美国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简言之，即中国人从纯学术视角对美国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此一历程，自晚清迄今，由一穷二白而渐臻繁荣昌盛。如何对这一学术行程加以科学的考察和认真的总结？恐怕是一个应予重视的新课题。

本文从对李本京、于子桥教授著《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注释】李本京(Thomas B. Lee)、于子桥(George Yu)著：《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初版。大３２开，共２１０页。１９９３年６月，笔者偶得此书问世之讯，遂致函李本京教授，李先生旋即热情回复，并于是年岁末托人自台北捎来此书相赠。谨此特别向李本京教授致谢。【注尾】的评论入手，拟就有关问题约略谈几点初步意见，以期引起海峡两岸及大洋彼岸美国学界对此蕧题的关心和进一步讨论。

一

从李本京、于子桥先生的“序”中，我们了解到，“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大陆美国研究的概况，并且加以适当的分析”，以“了解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的全观”。为此，除附录外，本书正文由四大部分构成，其中“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分析”、“中国大陆美国研究学术报告分析”为其主干部分，而以“探索、经验、推广——美国研究在中国大陆概况之评析”为题的长篇序文，对全书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在分析大陆美国研究现状时，该书分三章介绍了有关研究机构、团体、专家学者及其研究领域或方向，并附有若干统计表格，以为具体说明。按照该书提供的数据，大陆美国研究机构（含大学院校、研究机构、学会）计有５７所，“均经公认拥有自己的美国问题专家，而其中的２５所拥有的专家学者至少有一位以上”（第２页）。据两位作者观察，这些研究机构或学校的地理分布情形颇具特点，即“大多错落于半月形的东南沿海地带：从东北而下，集于北京和上海二大都市，以及各海岸线都市，直至广州”（第１１页）。相形之下，沿海地区较内陆地区“占了绝对的研究优势”。至于大学院校，可细分为美国研究中心、系级、个人这三个层次。该书认为，其今后研究方向，除钻研美国历史、经济等美国研究某一领域外，将朝科际研究方式发展，并具有“文化取向”、“政治取向”这两种特性，其中前者以研究历史、文学为主，后者以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为研究主题。从个人学者的状况看，以研究经济、历史的人为最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拥有最多美国研究学者的单位”（第１５页）。其中，成立于１９８１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称得上是中国大陆研究美国的龙头重镇，有其一定之影响力”（“序”，第３页）。

在对大陆美国研究学术报告进行分析时，该书以８０年代发表的９０篇文章“为样本做为研究对象”，以“检视其主题内容、意识形态、出版机构、作者地位以及出版年份，来评估这些文章所含的意义”，亦即“了解大陆学者对美国的认识”（第１９页）。据李氏等估断，２／３的刊物“所呈现的美国形象并未具意识形态色彩，……而一般所介译的文章大都为正面性；相反地，本地作者自己所撰作品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第２０页）。同时，还特地对《复旦学报》、《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６年６期）所载文章进行了个案分析。

附录Ａ－Ｆ中，分别有“‘成就学者’参考名录”、“设美国研究之大学院校及研究机构”、“选样文章摘要”、“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及理事名单”、“中华美国学会暂行章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基本情况”这六个方面的材料。

二

本书作者李本京先生，曾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及台湾美国研究学会会长多年，并积极推动有关美国研究的国际活动卓有建树。另一位作者于子桥先生，现为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以这样两位有地位的学者来专门介绍大陆美国学状况，必当引起海内外有关人士的诸多兴趣。事实上，本书除在台北印行中文版外，亦同时在美国由Th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出版英文版。其影响面之广，于此即可想而知。

一般而言，本书之撰写与出版，对于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了解大陆美国学状况，或许是不无助益的。几十年来，海峡两岸缺乏正常的学术、文化交流，美国研究界亦然。就大陆学者而言，对于台湾美国学的成果及最新趋向，除某些文章作过介绍外，仍所知无多。台湾学者对大陆美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似乎也同样隔膜。感谢李本京、于子桥两位教授，为了写作《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他们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收集材料，归纳及分析”（“序”），从而为海峡彼岸了解某些基本情况提供了部分素材。毋宁说，正是李本京先生等的辛勤劳作真正开启了海峡两岸美国学界相互了解与理解之先河。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在李、于看来，“今日大陆的美国研究一直在高成长”，只要假以时日，必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次”。美国研究之能取得今天的学术成绩，“已属难能可贵”。给他们印象很深的是，学者们那种“大家一起来的干劲，确实令人佩服”。书中预言，“美国研究在大陆有着相当大的空间，发展无限”（以上引文均见“序”）。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如翻译作品“不一定能维持高品质”，再如“量高质低”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中有的学者早已认识到的〔1〕。李本京先生隔海峡相望，“旁观者清”。这是其得天独厚之处。

三

但是作为一部严肃的著作，本书还存在某些缺陷，如不加以弥补，似难真正反映大陆美国学的现状。正因其是在大陆以外带有开创性的著作，影响很大，就更有必要尽一得之愚拾遗补阙。在这里，我想就以下四个问题提出管见，并就教于李、于两位前辈。

（一）取材问题

客观的分析和结论来自较为全面而可靠的材料，而况本书用了许多定量分析法，这点就更为重要。而恰恰是在取材方面本书难以符合这一前提。以“中国大陆美国研究学术报告分析”为例，它所研究的９０篇抽样文章选自２４种〔2〕被认为是与美国事务有关的有“代表性的‘重点’刊物”（第２０页）。据笔者统计，这９０篇文章中，除《复旦学报》１６篇、《武汉大学学报》９篇、《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８篇、《南京大学学报》６篇外，《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国际问题研究》各５篇，《历史教学》、《兰州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各４篇，《西北大学学报》、《现代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各３篇，《四川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学习与研究》各２篇，《文史哲》、《文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沪）、《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戏剧》、《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各１篇。据作者自述，其所以选取这些期刊，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具全国性知名度与领导地位”（第２０页）。可是，我们注意到，作者抽样时却忽视、遗漏了我国大陆美国学的核心期刊——《美国研究》、《世界历史》、《世界经济》、《美国文学丛刊》、《近代史研究》，亦未注意到有关的内部刊物——《美国研究丛刊》、《现代美国文学研究》、《中美文化研究》、《美加经济研究》。对经常刊载美国研究成果的其他杂志〔３〕，也忽略未计。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影响到抽样的质量。比如，像《美国研究》这样一份创刊于１９８７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主办的学术季刊，恰恰是中国在美国学方面在全国最有代表性的期刊，本书在其他地方也提到了，说明作者是知道其存在的，但在取材时却弃而不论，令人不解。此其一。再从这９０篇抽样文章看，计有书评５篇、美国学者讲座介绍２篇、会议报道１篇、译文１篇。就是说，这些文章中至少有１０％本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Articles)，其他的选样文章亦不乏平平之作。坦率地讲，这９０篇文章很难说已代表了大陆美国学界十数载的主要学术成果〔４〕。同样，这９０篇文章的８８位作者也很难被认为是大陆美国学界最有代表性的学者〔５〕。作者在介绍其样本选取过程时曾认为，他们那种“大量随机抽样”的选样方式“具有随机和灵活的优点”，并相信“本研究的发现必能激起大家的兴趣和注意”。读过这本书后，我个人对此却不这么乐观。此种“随机”、“灵活”的方式，选来选去（不管是刊物、还是文章），到头来，既不能保证抽样刊物的质量，又不能保证抽样文章及其作者的代表性，那么，类似“研究”的“发现”又有何意味呢？此其二。该书“旨在探讨中国大陆的美国研究状况”（第１页），然令人不解的是，它居然把十几年来大陆出版的美国学专著（书）一概摒弃在考察对象之外。其实，自１９７８年始，我国大陆学者在美国研究著述方面是很有作为的。一批在体系、观点、材料等方面均有开创意义的丛书〔６〕、专著〔７〕、论文集〔８〕、教科书〔９〕的纷纷问世，即是显例。关于这一点，连李本京、于子桥先生也是承认的。〔１０〕惜乎他们在进行研究时却未把这个重要部分包括进去。问题在于，离开了对这些有价值的著作类成果〔１１〕的审视，怎么能谈得上是对大陆美国学的全面把握呢？此其三。

（二）人名、机构名称的讹误

本书除了相当普遍的印刷错误〔１２〕外，还有一些似是而非之说。〔１３〕特别是，在介绍或提到有关学者或机构时，该书出现了大量问题。有关具体情况，请参见表甲、表乙：

表甲有关人士姓名正误比较表

注：①本表所述上列人士，系指《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一书曾提到过、然有明显的讹误者。②这些人士中，有的其实并非从事美国问题研究。③表中“误”一栏，指《现况与分析》原先的记载；“正”栏者，则是笔者所作的初步辨正；“页码”指该书出现时的场合。④本表中的“误”、“正”，按该书注明的“隶属单位”等推断。

表乙有关机构或专门概念正误比较表

注：《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一书在介绍有关机构等情况时，出现了一些不甚规范的说法（包括印刷错误）。兹据实列表辨正如上，供参考。

（三）“成就”学者名单

该书附录Ａ为《“成就”学者参考名录》。按照作者的说明，“本研究特将中国大陆美国研究之专家学者人名录收辑成附录Ａ，……资料来〔源〕主要为美国新闻总署的研究报告，中文期刊中亦收集１００多人次。虽然这二者出处并不能保证所有人员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但也足能说明他们在学术界的表现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附录A内的所有人名，均可视为‘成就学者’”（第14页）。然而，所谓的“成就学者”，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恰恰是大可“质疑”的。又据作者说，他们之为此“搜集的工作”，系帮助人们了解“那些人的地位在他们机构里到底有多高以及其影响力如何”（第３０页）。应当说，这显然都是为读者着想的。问题在于，这份长达２１页、占全书１０％篇幅的“名录”所附的４５１名所谓大陆美国学“成就学者”中，据我初步考索，至少有２１０人事实上完全与美国问题研究无关。就是说，这近５０％的“成就学者”，既非从事美国学的教学，也非从事美国学的研究，亦非从事美国学著作的翻译或出版。把这么一大批人随意列入“成就学者”，不知有何依据。此份“名录”中的某些人士，确是在某一领域中卓有成就，其中还包括季羡林、钱钟书、张友渔、端木正、冯至、杨绛等，硕学鸿儒、大家名流，然而其专业并非研究美国问题。与此同时，一些真正孜孜耕耘于美国学园地并在国内外已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这份“名录”却又付诸阙如。这份“名录”的名字错讹甚多，前面已列出。甚至还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同时列入，比如在北京大学栏内，即先后紧挨着列有罗荣渠、“罗药渠”这两个名字，中山大学的蒋相泽被当成“蒋湘潭”、“蒋湘津”两人同时列入。此外，“名录”所注明的学者与其隶属单位关系上亦有不少张冠李戴之处，如把董衡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施咸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李文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赵家璧（人民文学出版社）、冯亦代（三联书店）、赵萝蕤（北京大学）、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学院）、谢榕津（中央戏剧学院）、张禹九（湖北大学）、梅绍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统统说成是山东大学的，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储玉坤、褚葆一、陈招顺说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把张梦白（苏州大学）说成是深圳大学的，把张培刚（华中理工大学）说成是华中师大的，把王旭（东北师范大学）说成是西北师大的，等等。作者曾在另一场合谈到：他们之把３７所大学的美国研究人员均一一罗列于“名录”中，“北〔此〕举的意义在于说明本研究具有最高的可信度”（参见第７页、５页）。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份有如此之多讹误的“名录”，完全不足以反映大陆美国学学者队伍的构成、素质及现状。设若以此“名录”为据，进而观察大陆美国学现况，大约是很难得出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估的。

（四）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当

最后，还想提出讨论的是，作者似乎过于看重了十几年来大陆美国学的非学术环境。比如，按该书之见，中国大陆美国学的第一个特征是：“以政治挂帅，学术也就只好在狭窄的境遇中十分困难地谋求一些有限的活动生机”，“要想做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序”）。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作者主观地认为“因处于马克斯〔思〕主义挂帅的环境中，中国大陆〔美国〕学界均以研究经济和历史为主。毫无疑问地，在这二大主力学科影响下，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就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同样情形，文学和语言学者亦无处发挥”（第１５页）。冷静观之，其实亦未必尽然。虽说囿于主客观条件（如图书资料、人才培养以及确实存在的某些思想禁锢等）的限制，大陆美国学各分支学科尚存在着不尽平衡的情况，但从十几年来问世的有关论著来看，除美国史、美国经济研究仍保持强劲势头外，美国文学研究亦蓬勃向上，大有并驾齐驱之势，〔14〕其中对奥尼尔、海明威、惠特曼的研究〔15〕，已挖掘到相当的深度。对美国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自８０年代初以来，亦后来居上，十分引人注目〔16〕。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何况以研究何种学科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科学的。

该书还硬性地把大陆美国学研究者划分为“正教派”(Orthodox)和“异端派”(Gnostic)这两大阵营，据说，“分辨‘正教派’及‘异端派’文章之主要方法，系以文章内容而定，其标准为是否具有很明确，或甚至完全以马克斯〔思〕思想为理论基础去讨论一项主题。这种以意识形态主导风格的写作方式，由以下四点分析，即能很清楚地察觉出来：（１）一再引用马克斯〔思〕主义者言论，（２）带有经济决定论的世界观，（３）对其他主义信念，均以道德律去批评训斥，（４）全篇充满激动的字眼与文辞，将评论对象批评为和邪恶结为一体。……至于‘异端派’之文章，则根本没有马克斯〔思〕思想的干扰，完全就事论事”（第２９页）。又有甚者，在分析具体作品时，凡对美国某些方面持批评意见者即被列入“正教派”，而对美国作正面叙述者，即被列为“异端派”，或是“反马克思主义”。这种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的作法本身，实在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能否说在著书立说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就是“读来犹如宗教的道德诗篇”呢？其实，即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者，也不拒斥马克思的言辞，正如大陆学者也常常征引马克斯·韦伯的论断一样，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以肯定或批评美国划线更不足为据。当年马克思本人对美国也曾给予很高评价。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同一个学者对它这一方面予以正面评论对另一方面或另一段历史予以尖锐批评也常见不鲜，即使以本书的标准来看，对同一学者也难免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顺便说一句，美国某些学者在分析大陆学者时也有这种简单、武断的作法。在大陆的学者中间，人们已经越来越反感这种“扣帽子”式的“定论”了。事实上，本书作者也已意识到：把大陆美国学者弄成“正教派”、“异端派”“这种正反二元化的方法，可能流于主观、草率”（第２９页），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同时又坚信“此分法却能很适切地将中国大陆学术论文廓清开来”（第２９页）。而其客观效果恐怕是事与愿违。

此外，正是由于作者这种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主观推断，因而，该书的某些分析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序”中曾提到“长春师范大学〔按：应为东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就兼任美国所所长”（第１５页），即属不实之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是在该校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的基础上，于１９８９年成立的。自该所成立至今，一直由丁则民教授任所长，他是前美国史研究室主任，而非“副校长”。

四

我由此还生发出其他一些感慨。

不知其根本缘由何在，反正不短的时期以来，在我国美国研究领域中，人们似乎对国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怎么关心。相形之下，对英文版的书或外国人写的书（哪怕是一般通俗读物），好像总是持敬而仰之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不分场合、不加区别地动辄征引中国人自己的成果，更不是说不重视外国学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关键是，如何很好地摆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另一种与此不无关联的现象是，我们对自己以往及现有的学术研究历程、著述或成败得失缺乏必要的总结，有的不屑做或认为不值得做，有的想做但因受材料等局限而做不了，等等。倒是台湾学者、外国学者抢先一步，率先在这一方面推出专书（如《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然而，事实表明，这样的工作由大陆以外的学者——即使是像李本京、于子桥先生这样颇负盛名的学者——来做，终归存在着资料收集等方面的特殊困难或者不方便。现在该是认真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了。

几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呼吁要重视和开展对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并身体力行，为此作过一些初步的尝试和探索。〔17〕还有一些别的学者也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8〕由王缉思、杨玉圣、金灿荣发起、组织的《中国美国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自１９９３年４月开始策划、准备，已正式进入实际编纂的阶段。作为一部系统、全面地反映和总结晚清以来中国人探索美国的学术行程的大型专业工具书，其目的，一是为了更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二是为了促进海内外（包括海峡两岸之间）美国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协作。它将以如实地反映中国美国学历程、成就为己任，为中国的美国学在世界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竭尽全力。

或许可以说，李、于二位先生等的新著再次提示我们：中国美国学史的的确确是一个值得引以重视、亟待加以研究的新课题。

注释：

〔1〕参见资中筠：《中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１９８７年１期。

〔2〕该书第２０页说，“本研究所分析的９０篇文章采自２０种期刊”。按：据笔者统计，实为２４种期刊。

〔3〕如《世界史研究动态》、《世界经济与政治》、《东北师大学报》、《山东师大学报》、《读书》、《外国教育》、《南开经济研究》等。

〔4〕参见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２１页，“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

〔5〕在这９０篇抽象文章的８８位作者（其中７篇文章系由两人合作而写）中，大约有３１人在美国研究领域中确系著述较多、有成就者（约占３５％），其余则表现一般、无甚作为。在这８８位作者中，除倪世雄４篇抽样文章（含译文１篇）、李东、周敦仁、颉普、张友伦、周文贵各２篇外，其余均不超过１篇（有的是两人合写１篇）。

〔6〕如商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美国文学史论丛书》、三联书店的《美国文化丛书》（以上均系译作）；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丁名楠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乔明顺、邓蜀生、罗荣渠、张振、资中筠、陶文钊任编委）、董乐山主编的《美国与美国人丛书》（以上包括著、译作）；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刘绪贻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以上均为著作）。顺带提到的是，由资中筠、刘颖主编的《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美国研究丛书》，也已开始陆续出版。

〔7〕如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１９７８年）、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１９７９年）、邓蜀生著《罗斯福》（１９８５年）、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１９８９年）、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１９９０年）、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１９９０年）、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１９９０年）、刘祚昌著《杰斐逊传》（１９９０年）；褚葆一主编《当代美国经济》（１９８１年）、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１９８６年）、章嘉琳主编《变化中的美国经济》（１９８７年）、龚维敬和甘当善著《美国垄断财团》（１９８７年）、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１９８８年）；董衡巽、朱虹、施咸荣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册（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６年）、赵毅衡著《远游的诗神》（１９８５年）、毛信德著《美国小说史纲》（１９８８年）、李野光著《惠特曼评传》（１９８８年）；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１９８７年）、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１９８９年）；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１９９０年）。按：考虑到《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一书系出版于１９９１年底，故本文列举有关著述时，仅限于１９９０年以前出版的。下同。

〔8〕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３年）；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１９８５年）和《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１９８９年）、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１、２辑（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１９８８年）、袁明等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１９８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编《中美关系十年》（１９８９年）；朱虹著《英美文学散论》（１９８４年）、施咸荣著《西风杂草》（１９８６年）、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１９８７年）、《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１９８８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１９８４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美国研究》（１９８６年）。

〔9〕如杨生茂、陆镜生著《美国史新编》（１９９０年）。

〔10〕李本京、于子桥教授“序”称：“大陆上近三年来，不少有关美国研究的书籍出版，深受注目，也令人印象深刻。”

〔11〕例如，在最近揭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优秀著作奖（１９７７－１９９１）评选结果中，资中筠研究员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李道揆研究员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陈宝森研究员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均榜上有名（全院系统共评出７７种获奖著作），引人注目。再如，刘绪贻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史》（韩铁、李存训、刘绪贻著），曾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１９９０年）。有的书还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12〕举其要者，如“一厥（蹶）不振”（第１６３）、“亨（享）誉盛名”（第８７页）、“当代美国的人（中）国研究”（第１３９页）、“一九八○年伐（代）”（第８８页）、“欣贵（赏）”（第１４９页）、“掘（崛）起”（第１５１页）、“略逑（述）”（第１６７页）、“铨（诠）释”（第１６１页）、“很客（容）易”（第８０页）、“也（就）是说”（第１５４页），等等。

〔13〕如在谈到“大陆各地的出版公司或单位也相当多”时，说“上海有商务印书馆，而重庆也有商务印书馆”（“序”，第１３页），显然是误会。再如“序”中谈到：大陆“研究美国的‘研究中心’也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比如内蒙古包头师专也自己成立了一个美国研究中心”，此说恐亦不足为凭。又如，《“成就学者”参考名录》中的“备注栏”不时地出现“主席”、“副主席”字样，但事实上，大陆现行的称谓为校长、系主任、所长、教研室（或研究室）主任。

〔14〕参见黄梅、钱满素、王义国：《英美文学研究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集刊》，３辑（１９８１年）；施咸荣：《美国文学在中国》，《翻译通讯》，１９８３年１２期；施咸荣：《近十年美国文学在中国》，见《中美关系十年》（１９８９年）。

〔15〕参见刘海平、朱栋霖著：《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吕艺红：《１９８８年奥尼尔热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８９年１期；王彪：《新中国的海明威研究》（硕士论文），云南大学，１９８８年；邱平壤著：《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杨仁敬著：《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李野光：《惠特曼在中国》，见《惠特曼研究》“附录”（１９８８年）。

〔16〕参见汪熙、王邦宪：《我国３５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复旦学报》，１９８４年５期；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研究十年回顾》，见《中美关系十年》；杨玉圣：《中国美国学的一株奇葩——八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９１年３期。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也于１９９４年３月在北京宣告闪ⅰ〔17〕参见杨玉圣：《重视我国美国学史的研究——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社会科学报》（沪），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３日；杨玉圣：《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几点初步想法》，《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４６期（１９９０年２月）；杨玉圣：《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美国研究》，１９９０年４期；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

〔18〕如黄安年教授除编印了《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１９９０年）外，目前还在从事中国美国学信息库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