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  论

 

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评述

 

李庆余

(南京大学历史系)

 

公众舆论的形成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始,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然而,至19世纪最后30年,世界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欧洲大国(英德俄法)加紧进行殖民扩张,非洲在短短的20年中被瓜分完毕,亚洲大片地区沦为殖民地,东亚(中国与朝鲜)正面临欧洲大国与日本的瓜分。在这期间,列强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德国已是欧洲经济大国,野心勃勃,力主重分世界。日本一心要利用地理上的有利条件,成为东亚霸主。美国从北美崛起,90年代初已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工业大国。世界巨变还表现为,欧洲正在形成二大军事集团(德奥意三国同盟与法俄军事联盟),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均势。总之,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欧洲旧秩序趋于瓦解,世界在孕育新秩序。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它反映了美国对世界的认识,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一个表达国际新秩序思想的美国人是时事评论家费斯克。他的基本思想是分阶段实行世界联合。第一步是建立以美国联邦制为榜样的欧洲联邦,这将为世界联合铺平道路。第二步则是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世界联合。

    进入90年代,国际竞争愈演愈烈。1983年,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大萧条。资本主义秩序发生混乱,这更令美国舆论界去探索新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于是,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文明兴衰论”与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

    1896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提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公式:人类总是从野蛮到文明周而复始,从物质的分散到集中,然而发生瓦解的反覆。继而,他又提出了文明西移的规律。依据这一规律,他提出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马汉是海军学院文职教官,长期致力于海军史研究,1890年,出版了他在海军学院的演讲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像亚当斯一样,马汉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通过历史研究论证了海权在文明崛起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他的海权论。马汉还撰写了一篇篇论文,用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的蓝图,这些论文后来以《美国对海上权力的兴趣》一书重新出版。在这些论著中,马汉以英国为例,证明海上扩张是英国政治家无法抵抗或改变的趋向,他们自己只能顺乎这一趋向。美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模仿英国——发展外贸,建造商船与海军,在战略要地获得海军基地。当他看到日本崛起时,他预言,未来的国际竞争将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美国处于西方文明的前哨,应该让它去准备这场竞争——建造海军、挖掘与控制运河、建立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

    马汉与亚当斯从不同的方面对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的地位加以论证,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经过杂志报刊的宣传,海权论鼓噪一时,影响深远。许多人从他的论说中得到启示,相信美国要承担与其经济权势相一致的责任,美国应该及时地向孤立主义告别,走向世界。这样,以海权论与文明西移论为主旋律,形成了探索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其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联合,建立一个没有战争、实行自由竞争与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美国来领导。

    舆论之一: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联合

    在费斯克提出“世界联合”这一思想后,不断有人提出国际合作的构想。例如,爱德华·J·费尔普斯认为“新的国际关系”象征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与新的全球合作时代的开始。哈里·鲍尔斯也认为,新秩序将是“世界联合”。他用当时在欧洲与美国广为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世界联合”加以描述。

    在这个世界联合中,亚洲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舆论界一反以往的欧洲中心论,把亚洲提到新文明的源泉的高度。按照亚当斯的理论,西方文明已近于衰亡,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取决于亚洲是否能进入世界联合,主要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否向世界开放,成为贸易竞争的地区。

    围绕着欧洲大国对中国市场是实行开放还是关闭这一中心问题,亚当斯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由海洋文明哺育出来的英国与美国结成联合,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代表陆上文明的德俄法是另一个集团。作为第一个地缘政治学者,他预言将由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联合即英美联合来实现文明西移,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新文明。反之,如果陆上文明在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他们会把东亚市场关闭,文明西移的潮流将被遏制,它所引起的压力会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由美国领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也将成为泡影。亚当斯与其他一些人特别担心俄国。一旦俄国控制北京与长江流域,中国将受到俄国支配,这是多么的可怕!亚当斯关于美国经济霸权的中心议题就是美国进入亚洲、对抗俄国。

    一般地说,美国的报刊杂志在90年代初都宣传拉美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因为拉美是美国的近邻,美国早就对这个地区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公众舆论很少注意亚洲市场。亚当斯的论著与美西战争促使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与向往,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舆论之二:经济竞争取代军事征服

    欧洲人普遍认为,世界是靠战争来维持国际秩序的,战争是秩序的常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斯宾塞第一个出来反对这一旧观念。他论证说,军事冲突在发展原始文明时是很有用的,现在作为进步的工具,其价值已经过时。他反对战争,主张用和平的竞争与合作来缔造新的国际秩序。斯宾塞关于国际秩序的这一新观点也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传入美国。公众舆论几乎一致反对军事征服,主张和平竞争。费尔普斯论证说,全球合作的新时代是以消除战争为特征。亚当斯在研究了人类文明演变后发现这样一个“自然规律”:任何一国取得霸权都须付出代价,或者是通过战争,或者是实行互惠。战争是支付鲜血,互惠是支付黄金。亚当斯主张通过互惠,实现竞争与合作。

    海权论者马汉也是自由贸易与互惠的鼓吹者。马汉说实行关税壁垒会阻碍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只有实行互惠才能达到商业扩张的目的。马汉的海权论强调的是商业帝国而不是殖民帝国。这是马汉的海权论与欧洲历史上重商主义的海军论的主要区别。

    在马汉以前,已经有人看到海军与贸易的关系。最早对这二者关系加以论证的是舒菲尔特。他在《海军与贸易关系》一书中认为,海军对商业是不可缺少的。确实,海军是商业的先锋。马汉进一步发展了海军保护商业的思想,成为其海权论的主要思想之一。与此同时,马汉注意到,用商业竞争代替军事征服将会减少国际冲突,但不会从此结束国际冲突,在这种冲突发生后,最终结果仍需要由海军来决定。海军将保证一国的取胜。然而,马汉的立足点已是建立贸易自由与互惠。海军是为这一新秩序服务的工具。90年代马汉的思想比80年代费斯克的论说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

    那末,在国际竞争中还要不要占领殖民地?这也是舆论所关心的问题。大体上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遵循英国与欧洲的传统,在亚洲取得殖民地。亚当斯持这种比较保守的观点,他以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为例,证明霸权主义是建立在对别国资源的控制之上,夺取这个控制权至关重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占领这个地区。科南特也宣传类似的观点,强调了殖民地不仅是商品市场,也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为实行资本输出而占领殖民地是欧洲大国为维持生存与繁荣的一条出路,在国际竞争中仍值得追随。

    另一种意见是,经济竞争只需要战略基地,不需要大片殖民地。获取战略基地是国际竞争的需要。马汉是从海权证明基地的重要。没有基地,海军就不能远航,获得补给。范伯根进一步解释了占领基地与国际竞争的关系。认为占领基地是为了进行国际竞争。他说,美国如要维护在华利益,“领土扩张是必要的”,只有获得了附近的基地,才能以平等的条件进入国际舞台。美国企业界的态度值得注意。一般地说,企业界不主张占有殖民地。如一家企业杂志所说:“我们要使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信,我们的竞争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世界商业霸权。”(《钢铁时代报》1895年8月17日)

    关于要不要殖民地的讨论是对新秩序中新殖民政策的探索。公众舆论愈来愈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就是说,商业竞争而不是控制资源是真正目的,即使在必要时获取领土,那也是为了有利于竞争,一旦这样的领土获得对竞争变得不利,已获得的殖民地也可以放弃,正如美国从占领到放弃菲律宾所表现的那样。

    舆论之三:美国告别孤立主义,领导世界

    美国如何顺应历史潮流,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公众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建国以来,坚持奉行孤立主义,对欧洲的政治与战争决不介入。然而,到19世纪末,公众舆论认为,孤立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它不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新时代要求美国履行建立新秩序的使命。

    亚当斯通过文明的规律来论证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相信历史的规律是力量集中的规律。欧洲在衰落,他们在对付竞争与自然的挑战中已告失败。美国经济力量已居世界第一,并具有集中的优势,应该对力量的挑战作出反应。国家的政策要顺乎历史的规律。他要求美国决策人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去击败主要竞争者。他还警告说,继续孤立等于是听任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消灭。

    马汉也从文明的规律与时代要求论证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马汉认为,国家要避免衰亡与停滞,就要“往外看”。扩展文明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

    经济学家查尔斯·A·科南特是从经济与种族发展的规律来证明美国需要改变过去的政策。他从1893年大萧条得出结论说,如果美国不谋求外国市场,美国将会被一场社会革命所动摇。

    美国公众舆论也从美国自身安全来证明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孤立主义被认为是利用地理上的有利,防止欧洲侵犯的政策。公众舆论指出,19世纪末,世界进入大国争霸时代,孤立主义已不再是防卫自己的手段。他们提醒美国人,大陆国家例如德国会蔑视门罗主义,侵入美洲大陆,从而造成对美国的威胁。这就是说,结束孤立主义不仅是为了实现经济霸权,也是在新形势下维护美国国家的安全,维护门罗主义之必需。这给19世纪末美国外交的转变打上了爱国主义的烙印。

    在摆脱了孤立主义后,美国怎样进入世界,建立新秩序?普遍的意见是实行实力外交,主要是发展海军。马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舆论指出,一支大海军不仅能使美国在同外国发生冲突时,取得有利地位,而且他还能使美国在维护国际新秩序中具有左右局势的地位。

    一片大海军的呼声中,舆论也继续鼓吹道德外交。费尔普斯在论证道德与海军之间的关系时说:“海军力量在这个时代已变成外交的右臂,在一般的与关键的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道德力量是一件突出的事情。……一个右臂如果没有头脑或意识,永远不会是合乎需要的力量,但头脑与意识如果没有右臂总是不会有效的。”(米尔顿·普莱瑟编:《创建美利坚帝国1865-1914》,迪卡尔布,1971年,第75页)他的结论是实行开明的基督教的政策,但以海军为后盾。

    如果说大海军反映了时代的思潮与争霸需要,道德外交则继承了美国的传统。美国人历来认为,他们命定要把自由与自治的福祉带给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地区,这就是所谓“使命感”。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中的道德外交源于历史上的使命感。他们把对外扩张与把扩大自由与自治的使命相统一。霍布森相信,建立新秩序是美国为别国与世界作的高贵的事业,至于“美国的海权,它是使世界获得新生与拯救的工具。”(《北美评论》1902年10月)

    对公众舆论的一个评价

    在一个很长时期,美国外交史学界把公众舆论解释为普通人与老百姓的呼声,这个解释现在已被纠正了。像亚当斯兄弟、马汉、科南特这些人,他们与外交决策人、上层政治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亨利·亚当斯说,他曾把他兄弟的书《文明与衰落的规律》同海约翰、洛奇、洛克希尔、西奥多·罗斯福等人进行讨论。确实,布鲁克斯·亚当斯与马汉的书在上层集团中被广为阅读与谈论。正由于此,这些舆论对外交政策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公众舆论使外交决策层形成新天命这一共识,使他们一致相信,对外扩张与国际新秩序是美国不可推诿的责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文明的规律。经济与种族发展的规律所使然。“新天命”的共识引导美国在1893年后加紧寻求海外市场,引导1898年的美西战争与侵占菲律宾。总之,引导了美国外交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国决策人与扩张主义者还利用“新天命”反对反帝民主派。“新天命”在全社会的渗透及其在外交转变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公众舆论为外交提供政策选择。西奥多·罗斯福与洛奇是19世纪90年代“大政策”的炮制者,他们曾仔细研读亚当斯与马汉的书,把其中的主要思想变成政策。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马汉的“海权论”。罗斯福称,“海权论”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书”,从此,罗斯福与马汉成为亲密朋友,不断交换看法。海权论使“大政策”的炮制者认识了海军的重要。他们相信,“海军是大国地位的标志,美国必须保持充分的海军,否则就得下定决心,充当国际事务中的第二流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上也是如此。”(《新英格兰季刊》1952年6月)“大海军”成为“大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罗斯福赞扬亚当斯对文明规律的研究,但他没有亚当斯兄弟那种悲观情绪。他对进步有坚定的信念,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一个种族的命运。亚当斯的书激起了罗斯福特有的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他决心让美国来挽救衰落的西方文明。他完全接受了亚当斯的地缘政治分析,相信东亚是未来竞争中的热点,而俄国是在这一地区最可怕的竞争者。麦金莱遇刺后,罗斯福当上总统,他按亚当斯的地缘政治观在东亚实行均势外交,利用日本制止俄国,同时又限制日本的扩张,以便维护美国的地位。

    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对威尔逊政府的外交有深刻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末的公众舆论是“大政策”重要的思想来源,那末,也可以说,它为威尔逊总统炮制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框架。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的“14点建议”,其基本精神是建立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与没有战争没有殖民地的世界。这一新秩序的蓝图实际上是由19世纪末公众舆论所描绘的。

    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及其作用表明,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接受舆论的指导与批评,那些构划国际新秩序与美国领导地位的公众其实是政府的智囊团,他们制造的舆论是外交决策的一部分。这就是美国“人民外交”的实质。

   

 

 

美国军事思想溯源

 

陈海宏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的军事思想萌发于它的殖民地时期,其主要内容有:全民武装、反抗暴政、文官治军、灵活机动的战术、建立军事联盟、制海权思想及对外扩张。进入18世纪,北美的一些有识之士从殖民地的长远利益出发,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军事问题,为美国早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是: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华盛顿。

而影响它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与殖民地独特而复杂的环境分不开。首先,北美殖民地的分散和独立性,使得殖民地的居民享受着相当程度的民主;其次,战争是北美殖民地扩展的基本动力。殖民地的战争主要有三类:殖民强国之间的、特别是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为了剥夺和剿灭各族印第安人而展开的战争以及内战。北美殖民地就是在烈火硝烟的熏陶之下发展起来的。三是,北美殖民地是个宗教社会,宗教也是殖民地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的清教徒和欧洲的天主教、教友派、洗礼派、路德派等各个教派的移民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寻找自由的乐土来到北美的。他们同殖民当局经100多年的顽强抗争,在北美初步实现了宗教宽容。宗教渗透到了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四是殖民地的一切都处于英国和欧洲的影响之下。殖民地无论是语言,还是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是从英国移植来的。英国革命和欧洲启蒙思想也影响了殖民地,洛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广为流传,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和反抗暴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美国军事思想的萌芽正是扎根在殖民地的沃土之中,吸收了各种各样的营养,逐渐发育成长起来。

    美国军事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诸如全民武装、文官治军、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外扩张等思想均可在殖民地找到其渊源。

    1、“公民军队”和国防经济的思想。这种思想来源于英国及欧洲的传统以及殖民地的特殊环境。在殖民地充满流血暴力的险恶环境中,移民为了生存和讨伐印第安人及扩张领土之需,建立一支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17世纪北美各殖民地尚处于开发阶段,十分贫困,无力供养一支职业军队。加之在英国革命期间,克伦威尔军事独裁造成的恶果及驻殖民地英军的贪污腐败,使殖民地人民产生了对常备军的厌恶之情。因此,各殖民地当局开始建立民兵制。殖民地的这种民兵传统来源于英国。早在1181年,英国的《武器法》就规定:“每个(自由民)……应起誓……他将以手中之武器,效忠国王亨利陛下……他将佩带这些武器,应召服役。”

    2、文官治军原则。这是美国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当今美国军事体制的基础。这个原则源于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教会的影响。殖民地的行政和立法机构是由总督和议会组成的。总督一般代表英国国王或业主,议会则由当地居民选出。各地议会为了反对总督专横和压迫,曾同总督展开长期斗争,迫使总督作出很大让步。此外,人民经过长期反抗宗教压迫的斗争,到18世纪初,宗教宽容已蔚然成风。议会权力的扩大和教会的民主化,使殖民地的民主思想深深扎下根来。殖民地议会原先没有军事权,后来议会逐渐把军权从总督手中夺过来。1641年马萨诸塞议会制定了著名的《马萨诸塞自由法规》,规定经居民和议会批准后方能从事军事远征。各级官员包括军官都需经选举产生。其他各殖民地先后颁布了类似法令。到了18世纪,议会已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发言权,民选文官控制军队及制订军事政策的传统对于保证政体稳定,防止军人干政起了巨大作用。

    3、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这曾经是美国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独立战争中起过指导作用。该思想源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斗争和欧洲启蒙思想两方面。移民们为了逃避政治和宗教上的迫害而来到北美。在北美有一望无际的土地可以开拓,他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如在一地受到压迫,他们可以远走他乡。殖民地曾发生过宗教压迫,居民为争取信仰自由曾进行了长期斗争。受压的非官方教派认为,反抗暴君就是对上帝的真正服从。此外,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殖民地居民普遍认为: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是人的“天赋权利”,侵犯这个权利的人,就是暴君,人民有权推翻他。他们不满英国的殖民压迫政策,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天赋权利”,是暴政,便用各种形式展开斗争。这一斗争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言》就是对反暴政思想的理论阐述。

    4、辩证的战争观。美国军事思想中关于战争的观点也有过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这种辩证的战争观也源于殖民地时期。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宗教宽容的进步,到了18世纪中期,殖民地人民对于战争问题已有了共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有两类战争,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君主制是非正义战争的根源,侵略扩张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利,是人民的灾难。防止这类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推翻君主制而实行共和制。因此,殖民地人民一方面用各种形式抵制英国进行的争霸战争,一方面又义无反顾,不怕流血牺牲,投身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去。

    5、战略战术思想。美国的战略战术思想均打上了殖民地的烙印。在殖民地时期的军事冲突中,北美殖民者和英军采用了两种战略。在殖民者同英军进行的争霸战争中,采用的是欧洲式的有限战略。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采取了总体战略。

    美国军事思想反对僵化,强调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战术原则也产生于同印第安人长期作战的过程中。北美印第安人是爱好自由而又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能根据地形地物隐蔽自己,灵活机动地作战。移民原受英国传统战术的影响,用这种僵硬死板的布阵作战方式在同印第安人交锋时吃尽了苦头。他们后来摒弃了欧式战术,采用了游击战术和散兵战术,并在以后的独立战争中大败拘泥传统战术的英军。

    6、制海权思想。美国一贯重视海军建设,以夺取制海权,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一思想明显地受到英国的影响。英国人具有航海的天赋,自资产阶级革命后,其海军便长期称霸世界海洋。在争夺北美霸权的角逐中,特别在七年战争里,英国海军控制了海洋,切断了法国本土同海外殖民地的联系,从而一举击败法国,夺取了加拿大,取得了争霸北美决战的胜利。殖民地的民兵在随英军参战过程中,对制海权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印象。在独立战争和建国后的军事建设中,美国始终把扩建海军放在重要地位。

    7、军事教育思想。美国一贯重视对军队和平民进行军事训练,重视军事教育的发展。这种做法也渊源于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当时地广人稀,劳力紧张,因此人们把人的生命看得十分珍贵。军官们在指挥作战或制订计划时,总是遵循使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原则。为避免伤亡过大,各殖民地的民兵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认为良好的训练和纪律是胜利的先决条件。军训已成为殖民地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视军事教育就成为传统留传至今。

    8、侵略扩张的思想。这是美国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产生于清教教义。在英国革命时创建的清教,信奉卡尔文教义,认为:资产阶级是上帝的选民,发财致富和海外扩张是秉承上帝的旨意。清教徒移民在踏上北美大陆后,使用“火与剑”把印第安人的土地一块块地吞并,并随同英国军队打败了法国、西班牙等国,使殖民地的版图不断扩大。侵略扩张思想在殖民地的上层集团中深深扎下了根。在以后的独立战争中,北美领导人曾想夺取加拿大。建国以后,侵略扩张已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的国策。

    9、建立军事联盟的思想。在殖民地和印第安人及法国人的长期战争中,开始由于各殖民地互不来往,孤军奋战,屡屡受挫。在失败面前,殖民地间渐渐产生了联合起来建立军事联盟的思想。早在1643年,北部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等殖民地就曾尝试建立一个同盟,以抵抗印第安人的进攻。1754年,在北美各殖民地派代表参加的奥尔巴尼会议上,富兰克林提出了建立联盟共同抗击印第安人军事威胁的计划。尽管因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获通过,但这却是美国最早的建立联盟的计划,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殖民地时期,特别是进入18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北美的一些有识之士从殖民地的长远利益出发,开始探讨军事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阐述上述思想萌芽。这些人士中主要有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等。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但是在军事问题上也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一系列民主原则。他认为:暴政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军权高于行政权。军队如高于文官,不受文官控制,就会因失去监督而变成脱离人民的特权工具。所以他把文官指挥军队作为他的六项民主原则之一,由政府和议会来领导军队。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奠定了美国军事制度的基础。他还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他认为:反抗暴力是“天赋人权”,人民有权利以武力反抗暴政。在反英斗争中他呼吁人民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写下了千古名篇《独立宣言》。

    北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在军事问题上也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见解。首先,他把民兵作为国防基础。其次,他主张所有人(包括富人)都应服兵役。三是他主张把加拿大并入北美殖民地。最后,他提出了北美各殖民地建立军事联盟的主张。他认为各殖民地的不团结是安全的最大危险。1754年在奥尔巴尼召开的北美各殖民地大会上,他和哈钦森等人提出各殖民地建立军事联盟的计划,虽然未能被接受,但反映了他在军事上的远见。

    北美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是乔治·华盛顿。他是弗吉尼亚的民兵指挥官,曾参加过英法七年战争,在战斗中显露了军事才华,因而享有盛誉。在军事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见解:第一,他重视职业军队的作用。华盛顿是殖民地中最早看出民兵制弊端的人。他加强对民兵的正规化训练,学习欧式战术和队列。同时,他还向弗吉尼亚议会提议,要求以正规军取代民兵。第二,他重视向印第安人学习。他在随同英军司令布拉多克作战时,曾向布拉多克建议采用印第安人战术,派出警戒哨提防印第安人袭击。但布拉多克不听,一意孤行,招致惨败身亡。他在独立战争中,努力对大陆军进行正规化改造,采用了印第安人的散兵战术和游击战术,经八年奋战,终于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军队。第三,他生动阐述了用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他认为:英国对北美的殖民压迫就是暴政,早就主张要用武力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独立战争爆发后,华盛顿毫不犹豫地披甲上阵,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经八年浴血奋战,赢得了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

    尽管上述思想家对军事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是这些见解还只限于个别言论和著述之中,并没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北美殖民地未产生出一位真正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但是,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公民军队、文官治军、反抗暴政、有限战略和总体战略、灵活机动的战术、军事教育、军事联盟、对外扩张等等观念萌芽已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基,在独立战争的战火中经受了实战的检验,并在战后的美国宪法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

   

 

 

美国军事战略调整评析

 

汪徐和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对军事战略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改革方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整,美国的军事战略已基本成形。1993年9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自下而上的研究”后,公布了1994-1999五年防务计划;10月,又发表了《防务全面审查报告》,详细论述了冷战后美国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和机遇。美国认为,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冷战后时代面临许多新的威胁,一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威胁;二是地区性威胁,主要指损害美国利益的地区大国在该地区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以及由民族、宗教等问题引起的国家内部冲突、国家恐怖主义、贩毒和与美国友好国家的政府可能被颠覆等一系列威胁;三是原苏联、东欧和其他地区实行的民主和改革遭失败的威胁;四是经济威胁,主要是近年来由于巨额债务、经济增长缓慢、缺乏就业机会以及贸易不平衡等使美国经济处于困境,如果不能建立强大的、日益发展的、有竞争力的国内经济,美国的安全就将面临威胁。

    当然,美国也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上,赞同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及法治原则的国家越来越多,这种发展趋势代替了冷战时期严重的东西方对抗。因此,美国必须抓住这些机遇,调整军事战略,对付面临的新威胁,确保美国安全。

    一、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克林顿政府继承了布什政府地区防务战略的基本思想,强调战略重点转向应付地区性威胁,并从各方面对军事战略作了调整和补充。

    (一)提出“胜利-胜利”的军事战略方针

    对于较大规模的地区冲突,美国必须具有足以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军事力量,如同时与伊拉克(或伊朗)和北朝鲜作战并取胜。采取这种“胜利-胜利”的军事战略方针,主要是考虑到,当美国卷入对付一个敌对国家的“侵略”所引起的战争时,另一个敌对国家有可能试图攻击其邻国。美国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可以遏制潜在敌手可能发动的“侵略”。而且,美国应准备同比当今地区强国更强大的对手作战,一支可以同时打赢两场主要地区冲突的军队将有足够的力量击败这样的对手。

    美国确立“胜利-胜利”的战略方针,意味着美军将更多地卷入世界重要地区的冲突乃至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为其全球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军事保证。

    (二)全面调整军事力量结构,建立精干机动的高技术力量

    克林顿强调不仅需要进一步裁减军队,而且还需要从结构上全面调整,“用一支规模较小而更加灵活的军事力量去取代冷战时期的军事结构”。“五年防务计划”提出:到1999年,陆军从14个师减少为10个师,国民警卫队从8个师减少为5个师,海军航空母舰从13艘减少为12艘,空军从28个联队减少为20个联队,海军陆战队从18万人减少到17.4万人。美国计划将整个武装力量编为战略部队、大西洋部队、太平洋部队和应急作战部队。

    美国在裁减军队、调整结构的同时,要求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灵活性和杀伤力,保持美国高水平的战备状态,保持美国军人的优良军事素质和军队的技术优势。计划采取以下措施:通过预先部署更多的部队和更多地加强空运和海运的能力提高战略机动性;提高航空母舰的打击能力;提高陆军火力的杀伤力;提高远程轰炸机投放常规“灵巧”炸弹的能力;加强后备部队建设,提高国民警卫队陆军战斗部队和其他后备部队的战备灵活性,以使他们更便于完成同时打两场重要地区战争的任务和其他任务。在战略核力量方面,美国将遵循两个主要指导方针,即在保持不超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限度的同时,保持一支有效的核威慑力量;能够在万一形势出现有威胁的逆转时组建额外的部队。在武器计划上,取消两项武器计划:海军AF-X中程轰炸机计划和空军尚未研制的多用途战斗机计划,着手建造空军新一代F-22战斗机和海军拟议中的F/A-18攻击机的E型和F型。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重点转向能够防御诸如伊拉克“飞毛腿”导弹之类的短程导弹的反导弹武器,暂时搁置布什政府制定的研制能够抵御远程导弹袭击的导弹防御计划。

    (三)通过多种手段对付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扩散

美国认为,核、化、生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构成的威胁正在增长,除5个有核国家(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外,世界上至少有20个国家已经或试图拥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在大多数美军可能卷入的地区,如朝鲜、波斯湾地区,美军的潜在对手已经拥有了化学、生物武器,有些国家正在努力获取核武器。美国必须通过多种手段对付这类威胁。一是加强现有国际协议的监督和落实,如《核不扩散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等,扩大签约国的范围,协调限制核试验等;二是控制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技术、材料的出口,扩大国际机制和国际协议防止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三是与前苏各共和国加强合作,销毁其境内的核武器,防止前苏境内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及部件、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扩散;四是对极少数国家采取强硬措施,阻止其获取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及其技术的能力;五是提高情报侦察能力,保持强大的核和常规能力,通过可靠的致命性报复威胁,遏制敌人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袭击;六是调整战略防御计划,重点发展对付弹道导弹的防御技术,提供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

    (四)调整海外军事部署,重点是欧洲和东北亚地区

    针对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调整了海外军事部署。欧洲仍是美国军事安全关注的重点,计划保留10万驻军,以确保美国在北约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陆军将同德国部队一起参加两支多国部队,空军将继续提高战场情报、空运以及对美国和北约的使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全天候准确袭击的能力;海军舰只和潜艇将继续在地中海和欧洲周围的海域巡逻。

    在东北亚,美国认为,鉴于北朝鲜的威胁仍然存在,因而美国“对韩国所承担的义务仍然丝毫没有减少”。美国在东北亚计划维持近10万人的军队,并打算把更多的军事装备存放在韩国,以对付可能出现的危机。在冲绳,美国将继续驻扎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和一个营的陆军特种部队。

    在西南亚,考虑到“当地对西方在地面驻扎大部队感到很敏感”,美国“只好主要依靠每隔些时候部署一些部队,而不是例行驻军”。另外,美国在西南亚计划事先储备一些军事装备,一方面用于训练和演习,另一方面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危机。

    在非洲,美国将继续为美军在非洲大陆过境或停留而使用的重要设施和港口与非洲国家达成重要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议。当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需要美国给予援助时,美国将出兵非洲。

    在拉丁美洲,美国将继续同美洲国家的武装部队和警察协同合作对付毒品走私,保持在巴拿马的军事力量。

    从美国的海外部署来看,欧洲仍是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但东北亚的驻军与欧洲大致相同,这说明克林顿政府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在西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美国主要是象征性的维持军事存在。

(五)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强制实现和平和其他干预行动

    美国认为,美国必须继续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通过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维护人权等手段来防止出现新的威胁,并为此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扩大伙伴关系。这样,美军将参与广泛的“干预行动”。通常情况下,美国将作为联合国的一部分参加维持和平行动,但必须单干时,美军将采取单独行动。在强制实现和平和其他干预行动上,要考虑到参与干预行动是否能增进美国的利益;目标是否明确;美国能否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军事力量和物资等。

    美国今后在维持和平行动中要强制执行“和平与其他干预行动”,虽然每次干预行动的具体目的和主要目的不甚相同,但都要求执行此项任务的美国部队做到:强行进入有防守的机场、港口和其他设施,并夺占或牢牢守住这些设施;控制越过边界和在目标国家内的军队和补给品的调动,包括对海上贸易进行封锁;建立保护公民不受外来进攻的防御地带;确保保护区不受内部威胁,如狙击手、恐怖分子的袭击和破坏活动;为把治安责任移交给维持和平部队或重新建立的行政当局作准备。

    美军认为,参加一次大规模的干预行动起码应准备一个空中突击师或空降师、一个轻步兵师、一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旅、一至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至两个空军飞机混合联队、特种作战部队、民事部队、空运和海上运输部队、作战支援和勤务支援部队、5万名全副武装的作战和支援人员等,这些部队基本上可以由准备打两场重要地区性战争而调集的一般部队提供,只要将这些部队给予实现和平与干预行动所必需的适当训练。

    二、对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几点看法

    克林顿政府的军事战略调整,是在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重新认识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和机遇,调整军事力量结构,保持技术优势,以继续保持美国的“超级军事大国地位”,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对于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克林顿政府虽然强调“经济安全”,着力振兴国内经济,但军事力量仍是维持美国安全的重要支柱,军事手段是其推行新干涉主义的重要战略选择。$克林顿认为,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的实用价值正在下降,但军事力量对于维护美国安全仍至关重要,因此,削减国防开支和裁减军队,不能降低美军应付各种威胁的能力,不能动摇美军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如克林顿政府在上台后虽削减了一些军费,但又出现了回涨的势头。据报道,最近白宫预算局局长暗示,克林顿已同意增加今后五年的国防经费,追加100多亿美元。美国1994-1999五年防务计划裁军的幅度也比克林顿原来的设想要小一些。美国为推行新干涉主义,不仅利用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插手世界重要地区的冲突和纠纷,而且必要时会动用军事力量,军事手段是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如出兵索马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二)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其实力之间存在严重矛盾,执行军事战略不会一帆风顺。

    美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包括保护国内和海外所有美国人的安全,维护美国的自由、独立、财产、社会制度和领土完整,保障美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包括推行其价值观,即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模式,维护“人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维护开放的市场,插手一些地区性的冲突和争端等。可以说,美国防务的触角几乎伸到全球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以维护美国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领导作用。然而,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却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国内问题成堆,其达到战略目标困难很大,进行海外军事干涉的能力正逐渐减弱,如一年来几次想在波黑和海地动武,但始终下不了决心,在索马里本想显示一下美军的威风,没料到遭受严重挫折。国防部长阿斯平的辞职,就与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政策失误有很大关系。因此,美国在推行其军事战略过程中,将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一帆风顺。

    (三)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战略的调整将对世界安全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安全也受到相应的影响。从有利的方面来看,美国压缩军队规模,实行战略收缩,重视发展国内经济,将使全球性军事对抗进一步降低,有利于世界总体缓和形势的发展,使我国处在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而且,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要振兴国内经济,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美国将更加重视亚太地区,重视对华关系,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1993年11月份的西雅图会议就充分反映了这一趋势。同时,美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的扩散、处理地区性危机和冲突等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和支持。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合理斗争,以维护国家利益。

    从不利的方面来讲,毕竟美国同我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民族传统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两国之间存在分歧,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而且有时斗争十分尖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企图“领导世界”,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人权”及其价值观念,敌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使我国安全面临潜在威胁。美国为推行其军事战略,在防止武器扩散、插手地区冲突等方面寻求我国合作的同时,将会借口维护人权向我施加压力,干涉我国内政;暗中支持台独势力,干扰我统一大业;在东北亚,美国仍维持强有力的驻军,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不能排除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因此,我应广泛开展政治、外交斗争,力避不利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