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亚太经济合作:思路、条件及大国关系

 

王逸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一、对亚太合作的若干构想

 

    俗话说,“同床异梦”;又说,“同工异曲”。在承认亚太区域各国合作必要性的前提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出于不同利害考虑,对这种合作的理解和说明大相径庭。到目前为止,多数国家主要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规设和解释本国在太平洋区域合作中的利益、立场及出发点。须说明的是,下面这四种各具特色的构想,乃笔者以当事国的立场和声明为基础所作的主观概括,并非已有公议的说法。

    1.美国的“蝴蝶模式”〔1〕

    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决定了美国必然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手比别人伸得更长;其在新时期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我所说的“蝴蝶模式”战略:这只蝴蝶的头部在北美洲,美国本土是中枢神经系统,美加墨三国联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头的外延,身体躯干部分是中美洲和南美洲,未来的“全美洲自由贸易共同体”是美国在区域集团化时代抗衡日本和欧共体的基本依靠力量。然后,发育成熟的蛹体再生成翅膀,作“两翼齐飞”状;也就是说,一方面,“从文化渊源和思想感情角度而言”,更“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之需要考虑”,美国绝不放弃与欧洲的紧密联系,不可能想像出美国退出由它一手创建和控制的北约和欧洲安全体系的情景(尤其当俄国熊还有可能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欧和北欧的时候),不可能想像出美国公司及其经济撤出生产率最高、劳动力最熟练、文化心理最同一、因而也获利最丰的欧洲投资区的情景。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未来指向太平洋-亚洲地区”,在两极格局结束后美国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振兴国内产业、注重地缘经济、抢占科技“制高点”、分享亚太经济景气的目标上。说到底,“蝴蝶模式”证明了美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即只有这个世界“大哥大”才有权利、有必要、有能力“利益均沾”。

    在此构想下才有了美国的亚太战略新蓝图,它与美国的欧洲战略新设想是对应的,其轮廓大体有三根支柱:之一,在经济上,建立一个“开放”的“亚太经贸体系”或“亚太一体化框架”。所谓“开放”,是指对美国的开放;在建立这个体系时,须以APEC(即英文“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缩写)为主要舞台,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范本,换言之,新的亚太贸易体系应是北美贸易体系的扩大和延伸。美国坚决反对任何把它排斥在外的亚洲或西太平洋区域经济集团,不论这类集团以谁为核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之二,在安全上,建立一个“灵活而强大的地区安全结构”。其指导思想是,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由过去集中力量遏制苏联,转为在该地区起“地缘政治的平衡器”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的作用;本着精兵、节支、高效的原则,逐步削减美国驻亚太的兵力,提高部队的质量和快速反应能力;维系原有的安全网络和双边盟约,要求日本等盟国共同承担防务责任和费用;探索维护亚太安全的新思路,建立“多边磋商机制”。之三,政治上,大力推动“亚洲国家民主化”趋势。其目的是消除目前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的“反民主的”(例如人权问题)或“民主不完善的”现象,增强太平洋共同体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念”;美国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同时,要敦促日本等国共同作出努力(比如将政府开发援助同人权状况或控制军售联系起来)。〔2〕考虑到美国的实力,“蝴蝶模式”可能现在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最具现实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图景。

    2.日本的“雁型模式”

    与美国不同,日本现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它尤其缺乏美国那种“道义声望”,即所谓“Soft Power”),对于这个位于太平洋西北部、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无论从政治、经济、安全哪个角度讲,都有理由在保持“西方一员”的同时,开始执行“脱美入亚”、开辟以日本为首的“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战略。政治上,日本已看得很清楚,要想实现政治大国(如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等)的目标,必须立足亚洲、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选票”首先应当来自于本国所在区域。经济上,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成长景气,是总体上萧条的世界经济结构内极难得的现象,美国、德国等西方大国都想借助它摆脱自身的“晦气”,对于资源缺乏、本国市场有限却占有“地利”的日本来说,更不能放过这种机会;再者,国际经济中区域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欧洲有共同体,北美有NAFTA,亚太也应有自己的GROUP,经济实力超群的日本当仁不让地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安全上,在苏联威胁消失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这艘“大航空母舰”的借用减少,还会要求日本在地区防卫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日本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能大力发展军备;借助未来可能建立的“亚太安全体系”或“亚太安全共同体”的形式或许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它既可以对其成员国施以一定约束,比如不诉诸武力解决地区争端、不违反有关武器销售的国际公约等,又能够允许日本为自己在地区安全保障事务方面发挥影响力找到“一个说法”。

     上述考虑体现在日本政府公开申明的构想上,便是所谓“雁形战略”:与美国的亚太新战略有明显的不同,日本现在不便于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充当倡议人,而是积极主张这样一种“东亚经济圈”和“日本海经济区”,即: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呈现“雁形”发展梯次——日本排头,“四小龙”紧随其后,东盟国家为第三序列。在这一经济圈的基础上对外发散,北面以“日本海经济区”(其主要内容是,俄国出资源、日本和韩国出资金技术、中国和朝鲜出劳力,开展以日本为主导的经济合作)为依托,辐射中国东北、南北朝鲜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南面则以“印支大陆开发计划”为着眼点,辐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华南地区。这样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深度经济分工和合作,最终促进整个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雁形模式”将加快产业结构的连锁式调整,形成日本生产高技术产品、“四小”生产一般技术产品和耐用消费品、东盟和中越等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分工格局(当然各个层次的生产内容并非永远不变,而是由高到低不断外溢,每个层次隔一段时间就能上一个档次),各国相互依赖、“共存共荣”。〔3〕“雁形战略”乃日本太平洋总战略中的基础战略,只有它取得进展,日本才有可能在亚太政治及安全事务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3.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

    对于亚太合作和发展前途,美国是竭力想由自己主宰,日本是既想当头又不敢得罪美国,唯独马来西亚明确表示不欢迎美国人。在富有特色的强人马哈蒂尔的领导下,马来西亚经常以东盟或亚洲的发展中的独立国家的面目出现,不断提出有别于他人的看法和建议。90年代初,马哈蒂尔总理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构成“第三种模式”,其要点如下:集团成员以东亚地区各国为主,不包括美国和大洋洲国家;此集团目标在于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同关贸总协定原则保持一致;适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加强东亚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范围内对其他国家集团的抗衡力量;作为一个组织,东亚经济集团将对“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的功能起补充及促进作用;该集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成立有共同利益的东亚国家的协调组织,第二阶段则建立旨在促进(太平洋区域内的)各国间贸易与投资的经济联系。针对美国的“相互依存说”,马来西亚领导人指出:“相互依存主要仍然是一种经济观念,对一大批弱小国家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真正的相互依存不但意味着彼此之间相互依赖,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平等和相互扶持的力量。”在马来西亚人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联盟内部,国家相邻且一贯友好,地理和气候条件相似,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接近,共同利益甚多,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大到取得霸权的程度;至90年代初,东盟各国(不含文莱)国内生产总值达近3000亿美元,拥有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如果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由中小国家联手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太平洋经济圈的典范和雏型。〔4〕

    马来西亚所倡导的这种东西,我们姑且称作“项链模式”:首先,这是一个象形的说法,因为东盟所包括的六个国家(泰、新、马、菲、文莱和印尼)均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和南纬10度以北的热带地区,各国都有大量的岛屿和湖泊,从地图上看,特别形似一串大小略有不等的珍珠项链;其次,它的关键之处在于合作伙伴的平等关系,这里没有“大脑”,也不需要“领头雁”,每个成员都是一颗珍珠,靠联盟的线索串在一块,彼此有相互依存、同舟共济的利害关系;第三,“小的才是美好的”这一在70-80年代以后世界流行的经营哲学,亦可以在马来人的建议中得到体现。根据这种哲学,单元不在于大而在于有效,资源配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合理,同样,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不是出自大国的“魔术布”,而是源于诸如东盟已有的内部合作这样的扎扎实实的努力。尽管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得到广泛响应,它在思想理论上构成了对大国模式的真正挑战。

    4.中国的“扇形模式”

    严格地讲,至今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过任何关于中国对待亚太经济区或联盟组织的系统政策方针,不过,有几层考虑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八面来风,改革开放15年的经验和甜头也使中国的决策者愈来愈明确了加入这股大潮的决心;第二,欧共体相当成型,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已正式启动,惟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区划和组织形式尚不明朗,故中国既要积极也须慎重;第三,鉴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及条件的层次性,亚太经济合作应当是形式多样的、灵活变通的,最好不要作出有约束力的硬性规定,不要向参加国施予这样或那样的压力;第四,中国绝不答应美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可能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或机构的企图,中国也不希望看到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充当地区领袖或主导地区发展的做法;第五,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以后将完全受中央政府管辖,因此任何可能使港台问题与亚太经济合作问题挂钩的努力只会导致中国彻底退出此类合作。

    以上述考虑为基础,可以设想出中国对待亚洲-太平洋区域合作的战略方针,我们不妨冠以“扇形模式”的称谓:首先,中国将采取立足亚太、搞好周边、增强友谊、促进发展的方针,自己不称霸,也反对任何称霸的企图,包括处理亚太国家经济合作的事务。其次,“以我为主,灵活行事,可进可退,不受束缚”。中国一方面将对各种合作的邀请(如增长三角、小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投资加工区等等)采取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避免像马来西亚那样与美日等国正面交锋或磨擦。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领导人的下述声明中得到体现:“亚太地区的发展并没有靠集团,无论是经济集团还是政治集团,更不用说军事集团。靠的是开放和合作,靠的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靠的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于这个看法,我们主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应当是这样一种开放的、灵活的、讲求实际的经济合作论坛和磋商机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中国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议上的讲话)〔5〕

再次,在地区合作问题上,中国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东南亚一带,因为这一地区既是华人华侨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同一些国家存在领土岛屿争端的地区;搞得好,则有助于资源的流入(包括资金和技术,尤其是前者),搞得不好,则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最后,对于建立“中华经济圈”的呼吁,尽管于己有利,中国政府不会作大事宣扬,而宁愿采取“静观事变”的态度,实际的进展走到哪儿算哪,到一定程度再决定新的政策。总之,对待亚太经济合作事务要像对待总的外交事务一样,抱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不扛大旗、韬光养晦”的态度。形象地看待这种设想,中国就像坐北朝南的扇轴,其东南方向面临的亚#O&洲-太平洋区域为扇面,同这一区域大小不一的各个国家(及国家联盟)的联系好似一根根扇柄,古老的中国谋略乃摇动这把扇子的手。与其他模式相比,“扇形模式”目前仍是最低调的一种模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它有可能逐渐扩大其存在的声音。

 

二、差异:优势还是麻烦?

 

    模式的差别反映出国情和领导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的不同。毫不夸张地讲,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强的地区之一,凡能在地球上找出来的几乎所有大的差异,都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现。它就好似一块用多种颜色、大小不一的马赛克拼装起来的多面几何体。上面一节分析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战略模式的差异,仅仅是这个几何体的小层面之一。现在让我们讨论若干基本的差异。

    地理气候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亚太区域如果西至南亚半岛,东到美洲西海岸,北起美国的西雅图和日本的千岛群岛一线,南临新西兰的惠灵顿和智利的蒙特港一线,它占了东经75度、西经75度、北纬45度、南纬45度这样几乎半个地球;东西横跨15个时区,南北地处寒、温、热三带;自然地理极为复杂、多样。在这一大区的各国中,有的国家自然和矿物条件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有的国家除了鸟粪、珊瑚之外别无资源;有的号称“千岛之国”,有的国家属内陆国(如老挝);最大最小国家的面积之差有两千倍,最大最小国家的人口之比达1万比1;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台湾、香港、日本、印度加尔各答等地,每平方公里上养活着好几百人,而全部密克罗尼西的数十万居民(不包括关岛在内)散居在约8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与自然条件相比,民族、文化、宗教的差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国家新成立不到半个世纪,有的国家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已长达5000年;有的民族近似部族,数万甚至数千人世世代代偏于一隅,有的民族本身即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大熔炉,活动范围伸及亚太乃至全球各个角落。文化的多样性在外人看来往往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相同的方块文字,他们互相却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菲律宾是亚洲的一员,华人在经济生活中有巨大的影响,但人们信奉天主教,议会里讲的是英语;印尼远离圣城,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人口已经达9亿之众的印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多元、种族混居、宗教复杂、语言各异、内部矛盾的世界,无论从规模还是多样性都较亚洲以外的某些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那么精确地讲,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各自轴心,在亚太地区存在五大文化圈(及其宗教)的并列与部分重叠:有的国家完全信奉一种文化宗教,更多的国家内部存在数种数十种文化(和亚文化)和宗教(和宗教分系)。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差别时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亚太地区:“世界上很小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在这个地区的将近三亿人当中,全世界的主要宗教大部分都有其代表,许多伟大的文化也有其代表。同时,在内地的山区和丛林里分布着一些从昔日一直留传到20世纪的最原始的部族。这不仅仅是两种极端的同时并存。在高级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之间存在着无数的层次。而且,在文化上多种多样的同时,经济上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6〕

    最严重的差异或许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欧洲东南部与西北部之间,非洲不同区域之间,南北美洲之间,都存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同比较不发达的距离,但它们无论如何没有亚太地区这方面的内部差异之多之巨:在这里,我们起码能够看出五到六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美国和日本,它们也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为中等发达国家。位居次一层的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再往下是东南亚各国,即为开始起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越南和印度紧随其后,人均产值更低,故也可算作另一个层次;最后是孟加拉国、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规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单就国家整体的GNP数值而言,贫富差距已达100倍:最穷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足300美元,最富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3万美元!数字远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它们没有可能告诉你厦拦某ぴ独妗T谌毡疽环剑率逼谝馕蹲抛约鹤呦颉昂蟀匀ǜ窬帧钡氖被丫嚼矗毡居ο褚桓龀扇四茄硗拦椭泄舛髁酱蠼诘墓叵担门谰团溃盟怠安唬 本椭苯亓说钡厮怠安唬  。考虑到目前还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在未来一段时期中还要对两大国作必要的工作和付出必要的代价。至于中国,在终于解脱了几十年的“北方威胁”和国内动乱的阴影后,当务之急是发展本国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因而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是特别需要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日本是最富有的邻邦,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努力不使自己同两国的关系变坏(包括忍受暂时的麻烦和骚扰)。美国指手划脚,日本和中国以“东方人的特点”迎接压力和挑战——这是美日中三角的战略画面的基调。在经济方面,美日中关系乃亚太地区的“第一三角”:三国是经济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它们的成长景气(或不景气)直接规定着亚太地区的经济景气(或不景气)。三者互以另两方的市场为主要市场(美国还有一个欧洲市场);美国尤其看重日本某些方面的高技术和中国的成长景气,它在眼下迫切想要解决的是对日本和中国两国的8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问题(分别占美对外贸易逆差的第一、二位);日本必须借助美国的整体实力和中国的消费潜力,同时防止美国的要求全面开放市场的压力和中国的抢占传统的日本贸易市场的势头;中国自开放以来就始终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为首要的跟踪和依托目标,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市场走向使得这种特点在今后一、二十年内难以改变;三国目前的相互依存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虽然尚未达到即便在特殊情况下也须臾不可分割的地步。就安全考虑而言,美、日、中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方针和更大范围的安全保障政策: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日中军事上的发展在亚太地区不致于弱小到令俄国熊丝毫不惧、又不致于强大到能同美国分庭抗礼的程度,以及如何使美国军事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同这一地区的潜在危机点的抑制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日本军事战略家最担心的是所谓“中国的军力迅速上升造成的威胁”和朝鲜半岛今后若干年内的危机动态,“以美抑中”、“以美中抑朝”和与收缩了的美国军力一道保卫“(日本岛)资源生命线”,将是日本防卫战略的三大课题;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第一位的目标是为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鉴于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南中国海区域国家(越、马、菲等)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争端,中国现在需要同美日等国搞好关系,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道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2.日美俄三角

    与美日中三角相比,日本、美国、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弹性较小而刚性较大。它是现实的关系,但政治的因素总是起主导的干扰作用;它亦是长远的关系,但这种复杂的关系结构里麻烦总是多于和谐。撇开全球事务不论,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内,日本似乎是这一三角里牵动人们注意力的焦点,就像美国在美日中三角中始终起核心作用一样:莫斯科在打“日本牌”时眼睛总瞄着华盛顿的“大王”,美国击向俄国的弹球多半通过日本这条曲线;俄国人也许后悔二战结束时没有抢在麦克阿瑟将军之前出兵日本,否则今天的太平洋格局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美国人在抱怨日本“白搭车”的同时,可能庆幸自己依然是“全能冠军”——强大的军事俄国的存在使日本不得不依附美国;日本就像夹在两个谁都不能得罪、彼此总闹矛盾的大人中间的小兄弟,他在不断长大(某些方面他更加聪明或强壮),却经常受到不讲道理的训斥。这种并非愉快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参加者的基本战略利益:就战后宪法下成长起来的非军事化、非核武器化的日本而言,美国是必须依靠的,但大洋彼岸的那个文化、宗教信仰都与本国大相径庭的国家毕竟是“远亲”,日本在“寄人篱下”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归根到底要么诉诸于本国的自卫能力的强大、要么寄希望于更加和平与理性的世界(这两种声音在日本均有自己的影响);对于俄国,日本必须在保持距离的同时坚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没有北方领土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 有莫斯科方面所期待的经济和科技援助的。在美国方面,俄日两国的相互掣肘只会与己有利,但是美国战略的关键在于使这种相互牵制保持在一定限度以内,避免出现由于俄日关系恶化而影响东北亚地区的稳定的局面;这既是显示美国对盟国的义务和信用的需要,又是向俄国表明势力范围不可侵犯的需要。美国战略家一向重视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理论,这个理论教导人们:“大陆岛”及其边缘地带永远是控制世界的枢纽。以“世界宪兵”自居的华盛顿,即便在睡觉时也会对曾经与自己对抗、将来仍有可能再次对抗的俄罗斯帝国睁一只眼睛。就俄国来说,处理好同日本的关系,像处理同德国的关系一样,是后冷战时期保持与西方、主要是美国总的战略平衡的关键环节:这里既是缓冲地带,也是“大经济空间”,更是实力政治的基准线;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善于处置、利用同此类重要国家的关系。因此,俄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利益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同日本以及它背后的更强大也更难对付的美国的关系。不过,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俄罗斯对如何具体处理太平洋的日美问题仍缺乏一个深思熟虑的和系统的长远对策(叶利钦在访日安排和“千岛群岛”上的出尔反尔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经济方面需要,在三国方面,都始终服从于、服务于外交的斗争和政治的需要,例如,日本的对俄贷款以归还它的“北方领土”为前提;美国的援俄计划必须根据俄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总是在俄日关系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刻出现在日本渔民的面前;……。在三边贸易上,除了美日既有的联系外,美俄之间、俄日之间很少有特别热乎的时候;“邻居,但不是朋友”。

    3.中美俄三角

    两极格局后的中美俄三角与两极时代的中美苏三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一面是,三国中的任何两国不是、不可能是、也不愿是真正的盟友。两极时代初期,出于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要求,苏联和中国联手对付美国;两极格局的中期,中苏决裂,美国转而拉中国制约苏联;两极格局后期,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国保持了大体相等的距离。如今,叶利钦的俄罗斯同美国的距离有所靠近,但“蜜月关系”到一定程度便迅速止住;三个大国之间仍互有所求但更互有警惕。区别的一面在于,俄美两国放弃了公开的敌视和“冷战”,中俄之间经济互补的需要远甚于以往任何时候,中美关系进入了既非“丑恶的敌人”、亦不是“非盟友的盟友”的阶段,三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主要纽带是亚太区域的持续的经济繁荣兴旺气象:美中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受到地缘经济因素愈来愈明显的挑战,尽管目前两者还难分高下;俄罗斯主要寄希望于中国(而不是日本),使自己分享亚太景气的润泽;中国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边贸对象之一,并且悄悄憋足了劲要把昔日曾经先后是“老大哥”和“头号威胁”的莫斯科甩到经济改革和发展竞赛的后面。这是一个真正“战略的”而非“当下的”三角:中国希望以行动和记录在两个世界巨人那里证明自己的新的战略地位,俄国希望讨好中国以求得经济上的好处和在政治上牵制美国(以及日本),美国希望中国和俄国相互制约并且加强自己影响这种制约之平衡的能力,三国都希望利用亚太地区目前经济发展的国际声望实现各自的想法。中国的主要弱点是能够出手的“牌”不多,唯一特别有力的牌是国内经济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这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另一张相对有力的牌是它的上千万勤劳能干富有的海外华侨(其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在“大东亚”地区)。俄罗斯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国内中心远在欧洲部分,其远东部分无论技术、人员、产业均相对薄弱,以弱对强,自然力不从心;另一个缺陷是国内政局的不稳,它削弱了外国合作者的信心。美国坐收渔利的可能性相对大一点,但它的战略绝非无懈可击:它对中国的政策的意识形态的考虑,可能损害它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和减少获利的可能性(尤其是比较日本而言),二者不是——像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宣称的那样——并行不悖的,而是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的;它在俄国事务上左右摇摆的态度和经常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更降低了这个“冷战的胜利者”在俄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造成打俄国牌失灵的现象。像从前的中美苏三角在两极年代的变化一样,今天的中美俄三角也许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新的变量,从而使三边互动的关系生成新的特征。

    4.俄日中三角

    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俄日中三角,不过,与前面几个三角相比,这个三角的地域范围明显缩小,三边的互动关系主要局限在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历史上这三个国家彼此之间都发生过战争,今天它们又在为共同的利害关系而相互打交道。它们代表了当今世界的三个强势的民族——谁也没有长久依附其他民族的习惯,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和大国地位,自强不息的民族心理尤为显著。它们都可算作世界大国,但又都有着受制于头号超级大国的地方:俄罗斯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日本在军事上受制于美国,中国在经济上受制于美国。然而,就亚洲-太平洋事务的解决而言,位于太平洋西岸的这三个国家也都具备制约大洋彼岸的那个强国之处:中国在地区政治事务的解决上牵制美国,日本在经济贸易问题上牵制美国,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牵制美国。三国相互间的依赖与制约,目前主要表现在东北亚地区:一方面,俄国的远东部分的开发,需要中国的劳力、商品流通和日本的技术及资金;中国的东北三省的改革开放必须借助对俄口岸的利用和邻近日本的地理优势;日本则把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视为尚未充分开发的最大最近的一块处女地;中日俄都对未来图们江流域大规模开发的前景寄予很大希望。另一方面,俄日之间、日中之间、中俄之间,均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领土、岛屿或大陆架归属争端,这些争端或严重或轻微地制约着三国间劳力、资金、技术和产品的流动及合理配置;此外,俄国国内新近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如以臭名昭著的俄“自由民主党”党魁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力量),日本近两年发生的频繁的政局变动,中国经济及国力快速增长引发的国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每一次类似的变量的出现,都程度不同地引起三边之中另外两边的反弹和相应的政策调整。到现在为止,三国都把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看成是“平等而有戒备的邻居关系”,公开宣布的政策都是“不以第三国的判断为判断,不利用对方同第三者之间的矛盾谋取自身的利益”,其小心谨慎的态度跃然其间。与亚太地区存在的另外几个三角关系相比,由于上述原因,俄日中三角是最不活跃的一个,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出于同样的理由,它被激活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注释:

 

〔1〕关于美国的“蝴蝶模式”,此处思考来源于李慎之先生对笔者个人一次谈话。

〔2〕参见哈枚:“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及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2期;陈洁华:“克林顿总统提出新亚太构想”,《国际展望》1993年第14期;Robert B. Oxnam, “Asia-Pacific Challenges,”Foreign Affairs,Vol.72,No.1, 1993, pp.58-73。

〔3〕参见张大林:“浅析日本的回归亚洲战略”,《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王亚军、高振营、姜波著:《21世纪:亚太风云际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李健等著:《日本:21世纪再创奇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58页。

〔4〕参见田忠卿、刘平、俞利军、张洪斌著:《东盟:亚太新星系》,第3章和第4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党大健、孙卫东著:《中国:面对亚太的挑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5〕转引自李长久:“东亚崛起与亚太新世纪”,《世界发展研究》总第47期。有关中国在亚太作用问题上的种种考虑,还可参见下述文章:潘锐,“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及当前中美关系”,《国际展望》1993年第23期;张海明:“我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作用的‘切割式多层次作用’战略”,《亚太资料》第3期,1993年1月18日;杨运忠:“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动向”,《亚太资料》第7期,1994年2月14日。

〔6〕斯卡拉皮诺著:《亚洲及其前途》,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7〕王亚军等,前引书,第12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