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尼克松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悼念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张也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患中风,于4月22日晚在纽约逝世,终年81岁。我国领导人在电唁他的逝世时称他是“一位具有战略远见和政治勇气的政治家”,赞扬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起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1〕的确,尼克松生前曾为重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而使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不仅如此,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由于他实现了结束越战、美中和解与对苏缓和三大主要目标,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漫长曲折的政治生涯

 

没有哪一位美国的伟大政治家像尼克松那样经历了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政治生涯。

尼克松191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巴林达。他自幼家境贫寒,但始终勤奋好学。1937年,他作为一名高材生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1942年,他入伍海军,服务于太平洋,以后又成为海军军官。1946年,刚刚脱去海军军官制服的尼克松立即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在加利福尼亚地区投入了与民主党的新政派众议员杰里·沃勒斯对垒的竞选并获胜,从此成为国会议员。1950年,尼克松经过一场艰巨的竞选,赢得了加州参议员的席位,开始进入参议院。1953年,他又赢得了共和党副总统的提名。当时他年仅39岁。

    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时间里,尼克松曾多次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使出使国外。他访问了55个国家,取得了丰富的处理国际问题和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1959年夏天,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2〕。

1960年,尼克松曾因竞选总统失败而遇到他在政治上最大的失利。两年后,他在问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又遭惨败。在这之后,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认为,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谁也不曾料到他还会重返政坛。然而,尼克松以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事业上的勤奋,终于重振旗鼓,在政治上实现了难得的东山再起。1968年,他决定再度出师,竞选总统,终于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获胜,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

    尼克松在担任总统期间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才能。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正是尼克松在对外政策上的显著成就使他在1972年的竞选连任中赢得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压倒优势的胜利。但是,在尼克松任内,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却发生了一些严重损害政府威信的丑闻事件,其中最大的政治冲击莫过于“水门事件”的披露。1974年8月9日,面临弹劾和国会可能赶他下台的局面,尼克松终于被迫在他第二任期的中途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这对尼克松本人的政治声誉和从政生涯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然而,尼克松并不甘于退出政治舞台。在经历了数年近乎隐居的生活后,他逐渐摆脱了“水门事件”造成的痛苦与羞辱,决心重返政治舞台,并以一名资深政治家的形象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1976年2月,他作为一位普通公民重访中国,以后又数度访华。1981年,他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去开罗参加遇难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葬礼。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参加国际活动。在离开白宫后的岁月里,除撰写回忆录和国际问题著作外,他还不时对国际和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演讲和评论,为美国政府提供外交政策方面富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在共和党内继续发挥影响。在最后的几年里,他特别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临终前不到一个月,还出访莫斯科,对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接触与评估,为美国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尼克松是一个具有智慧和勇气的人,是战后世界政治舞台上并不多见的传奇式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时而登上高峰,时而又陷入低谷,既有杰出的成就,又经历了令人感到悲哀的失败。但他从未因失败而颓废、消沉,而是始终执着地追求他的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的征途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3〕

   

“最好的对外政策总统之一”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在悼念尼克松逝世时说,“迪克·尼克松如果不是最好的,也是本世纪最好的对外政策总统之一”。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则称赞说,“他在对外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将使他在历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4〕

    尼克松对外交事务怀有最大的兴趣。他担任总统的特点之一是优先考虑对外事务,并始终把制订对外政策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1968年竞选期间,他曾说道:“我一向认为,这个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自治,无需总统。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胜任的内阁来管理国家内部事务而已。你们需要总统制订对外政策。国务卿其实无足轻重。总统制订着对外政策。”〔5〕尼克松当选后对他的内阁班子的任命大致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受任国务卿的是尼克松的老朋友、享有诚实正派声誉的威廉·罗杰斯。但罗杰斯缺乏外交工作经验,对国际事务也缺乏深邃的见解。作为尼克松的国务卿,罗杰斯并不处于制订政策的地位。尼克松任用罗杰斯,除了出于对他的依赖外,主要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能顺手驾驭,忠实地执行他的政策的人。

    在尼克松任命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中,无论在地位上或影响上首屈一指的当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很快成为尼克松最亲密的心腹和凌驾于内阁成员之上的首席部长,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远比国务卿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基辛格所以能得到尼克松的赏识,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对世界范围的权力角逐持有相同的看法。基辛格所信奉的那种源于欧洲的均势理论以及他的多极世界的主张为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国内,尼克松并不是一个很得人心的人物。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只有43%的美国人投了他的票。在很多人看来,他能够登上总统宝座显然是一种意外。如果不是民主党因越南战争而大失人心,他很可能不会当上总统。然而,尼克松当政后,依靠他与基辛格的密切合作,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能够在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顺应世界的潮流,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面对严峻的形势

 

当1969年初尼克松步入白宫之时,他面临着历史上许多美国领导人所未曾经历过的严峻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以“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与保护人自居,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到处卷入与干涉国际事务。然而,从60年代中期起,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则因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以及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发展而走向相对的衰落。

    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开始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的重新崛起使它们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构成威胁。战后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以及在海外承担大量的军事义务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美元的大量外流和黄金储备的不断下降。从1971年起,美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顺差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从而使美国的财政状况更为困难,美元危机愈发深重。1971年夏天,尼克松宣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对美国当时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形势起到了某种缓解的作用。〔6〕但是,它却标志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和美国“金元帝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也是美国因在战后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而在经济上付出的代价。

    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统治着国际政治舞台。及至60年代后期,除了美苏两极外,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力量中心。西欧、日本的复兴,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增长使美苏两国无法像战后初期那样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世界。

    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向美国领导下的美欧联盟发出挑战。这种挑战最重要的象征是法国戴高乐政府在世界事务中奉行不追随美国的独立政策,在没有美国默认与参加的情况下在欧洲推行缓和,并采取行动疏远法国与西方联盟的关系,从而严重打击了美国对西方联盟的领导地位。

    60年代,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冲突,从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中苏分裂是60年代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被尼克松称为“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7〕。基辛格认为,战后初期和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世界出现了由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组成的多极结构,紧密的两极世界已开始让位于一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8〕。由于中苏分裂,中国进一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美国开始意识到它在这个正在形成的美中苏战略三角中的作用,认为不应仅仅继续以往的政策,而要使美国的政策适应多极世界的现实,在五种力量中心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60年代在军事上的最大变化是美苏均势的逐步形成,即从战后至60年代初期美国对苏联的明显优势发展到60年代末两国在军力上的大致相等,特别是美国核优势的丧失使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格局。

    当然,尼克松在国外面临的最大困境莫过于美国深深地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尼克松上任之初,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人员超过54万〔9〕,处于最高峰,伤亡数字和作战费用都很大,美国正在继续为这场战争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巴黎和谈才刚刚开始,人们还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战争可以在短期内结束。同时战争还激发了美国国内空前的社会动乱。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大多数美国人不仅要求结束越战,而且赞成限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将美国的注意力更多地从国外转向国内。越战使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国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要求在估价国家利益和制订对外政策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不再听命于白宫。

    尼克松当政时期,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严酷的现实迫使美国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使得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设法在大致不危及西方安全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从承担全球义务的高水平上退下来,实行全球性的退却。尼克松在他1971年2月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对外政策年度报告中认为,“我们已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之时,战后的国际关系秩序业已结束,决定1945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和实践的条件也随之成为过去”,“我们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10〕。这种调整,用尼克松的话来说,是为了“制定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需要”〔11〕。

   

“尼克松主义”与结束越战

 

1969年7月23日,尼克松在关岛作了一次不供直接引用的对外政策演说。〔12〕这篇在太平洋上美国的一个重要岛屿发表的演说是他执政后首次发表的对外政策声明。它提出了奠定美国亚洲政策基石的新方针。

    尼克松的关岛演说起初被人们称为“关岛主义”,以后几经补充说明,又被正式称作“尼克松主义”。它向人们发出的主要信息是:美国将不再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军事冲突,并将减少在亚洲承担的军事义务。“尼克松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它为7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这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美国仍将肩负大部分的重担和责任,但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分担责任。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对“尼克松主义”作过说明。他指出,美国“将继续承担我们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同时强调,“除非出于我们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将不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从现在起,我们只准备向那些愿意承担责任以自己的人力来自卫的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经济援助。”〔13〕

    “尼克松主义”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战争“越南化”来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为了实施“越南化”计划,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两手政策,一面在越南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一面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与此同时,尼克松的撤军计划开始付诸实施。但是,由于南越军事形势的恶化,尼克松又采取了一些大胆严重的战争升级行动,甚至把战争扩大到了越南北方和整个印度支那。但是,在国内反战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尼克松政府也不得不坚持依靠谈判的办法,谋求和平解决。及至1973年初,谈判取得重大突破。1月23日,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巴黎和谈达成协议。1月27日,参加巴黎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协定的签订终于使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历时12年零26天的战争告终。它成为尼克松任内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它杀伤了几百万越南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并且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然而,战争的结局表明,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无法对付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它并非“无所不能”。为了担当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它不得不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越战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使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登上“世界霸主”宝座的超级大国不得不面临从顶峰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转折。战争还给美国人民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遗症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

   

中美和解的建筑师

 

尼克松最大的政绩是在对外政策领域里取得的,而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同一个20多年来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的没有邦交的亚洲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新的关系则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突破。它是战后美国外交史上一个惊人的转折。

    对于尼克松来说,实现美中和解的想法是在经过多年的思考后成熟起来的。早在50年代,尼克松就曾有过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的想法。1954年,他在一次同记者的会见中曾表示,“通过恢复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往来逐步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是重要的”〔14〕。1967年10月,尼克松在他为《外交季刊》撰写的一篇题为《越南后的亚洲》的文章中提出,“从长远来看”,要“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社会中来”,而不能让它“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15〕。1968年,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不久,尼克松在对美国一家杂志的谈话中重申,“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我必须时刻寻找机会同它对话,如同我们与苏联对话一样”〔16〕。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再次提到,“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的孤立状态之中。”〔17〕。这是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向中国发出的第一个和解的信号。据尼克松任副总统时的一位老朋友沃尔特斯将军说,尼克松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同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要做的一件事是同中国人建立接触。〔18〕

    当然,中美两国在70年代初实现和解并非偶然。这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发展引起的必然结果。

    60年代后期,中苏冲突的发展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机会。通过这些冲突,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中苏敌对的深度,看到了它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尼克松政府决心实现美中和解的目的一是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来结束越战,二是要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作出让步。当然,这仅仅是美国的短期目标。美国还有更为长远的考虑,这就是基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和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认为若能同中苏两国都发展关系,将使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得到巨大的好处。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承认,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美国已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19〕

    6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的某些变化也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奠定了基础。在1966年美国国会举行的中国问题听证会上,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力争反对孤立中国的理由,提出对中国应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及至6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舆论中的多数已逐渐转变到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来了

〔20〕。但是,美国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常常没有胆量来提出一项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因为他们害怕被指责为“亲共”或“对共产党国家采取软弱态度”。而像尼克松那样在历史上以反共坚决和忠于台湾国民党政权而闻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打开与中国和解的大门时倒反而无所顾忌,并且也容易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尼克松的长期政治生涯一直是热衷于反共,然而他却成了同中国这个共产党大国和解的建筑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终于实现了他的中国之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美国现职总统访问中国。这次访问蔚为电视屏幕上的一次奇观。当尼克松抵达北京机场,走下舷梯,伸出手与周恩来总理的手相握时,战后20多年来中美两国的相互敌对宣告结束。中美关系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2月28日,在尼克松一行结束访华时,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正是公报所阐明的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立场为两国在70年代初实现和解以及为后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也是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形势面临转折的重要历史时刻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不仅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尼克松在结束访问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所说,他对中国的七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确实是对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意义的并不过分的描述。

   

缓和的实现

 

以美苏首脑会晤和美苏两国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备武器条约为主要标志的美苏缓和的实现是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又一重要政绩。早在196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尼克松就声称要在美苏关系方面,开始一个“从对抗走向谈判”的时代〔21〕。但是在尼克松第一任期之初,他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与苏联的缓和以及实现美苏首脑会晤。寻求结束越战才是尼克松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尼克松的对外政策纲领则是那个要求从越南脱身和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尼克松主义”。然而,力量的收缩需要缓和,力量的收缩也必然引起缓和。“尼克松主义”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和解与美苏关系的改善,最终使整个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

    70年代,尼克松政府推行缓和是有其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的。首先,60年代末美苏战略均势的形成为美苏缓和奠定了基础。尼克松看到了美国力量优势的丧失,认识到美国凭借优势力量来遏制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双方战略核力量已发展到“相互确保摧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改善美苏关系是美国不得不寻求的出路。其次,60年代开始的欧洲缓和的进程对美苏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从法国戴高乐的缓和到西德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22〕,欧洲缓和的浪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美国要想不让这种势头损害它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唯有举起缓和的大旗,将欧洲缓和纳入美苏缓和的轨道。第三,尼克松政府希望利用美苏关系的改善来敦促苏联对越南北方施加影响,以早日结束越战。第四,在美中关系逐步改善以致最终实现和解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又希望通过改善美苏关系使它的对华与对苏政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第五,尼克松推行美苏缓和也出于国内政治利益的需要。他试图利用缓和来平息国内的反战运动,对付国会和舆论的批评。

    美苏缓和的实现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尼克松任内,美苏两国首脑共举行了三次会晤。在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之后,第一次首脑会晤终于举行。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访苏,同苏联领导人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同时还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等文件。

    美苏首脑会晤的实现和战略武器协定的达成是尼克松对外政策的重大成就,它“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奠定了基础”〔23〕,使战后的东西方冷战进入了一个以缓和为重要特点的新时期。

    对美国来说,缓和不仅减少了爆发美苏直接军事冲突,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而且加快了越战的结束,并有助于缓解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冲突,从而使美国在它的力量走向相对衰落之时获得了某种喘息的机会。缓和还增强了美国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的地位。由于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同时得到改善,70年代,美国在美中苏三角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然而,缓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削弱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使苏联得到有利的时机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缓和不仅没有使苏联的国际行为变得克制,相反,苏联利用缓和,加速发展军事力量,并自70年代中期开始,又加紧了在世界各地的扩张。

    缓和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说中美和解得到了美国国内的普遍支持的话,对尼克松政府推行美苏缓和则是有争议的。70年代的缓和是战后美苏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但它并非冷战和遏制政策的终结。它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一种新的形式。战后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并未因缓和而改变。

   

尼克松时代——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分水岭

 

许多人认为,尼克松在内政方面即使不是失败的,也是政绩平平。然而,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则是异常成功的。它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博得了史家的颇多好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而尼克松使美国对外政策经历了又一次新的转折。

    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相对衰落的严峻形势。为了使美国的对外关系同它的国力相适应,尼克松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作了大胆的重要的调整。经过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与灵活。它使尼克松政府达到了从越南脱身,同中国建立起新的关系以及实现与它的主要对手苏联的缓和这样三个主要目标,从而使70年代成为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使美国在它国力日衰的情况下,摆脱了沉重的负担,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相对的主动。

    但是,如前所说,尼克松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冷战和遏制的结束。美国并未放弃遏制,它只是使遏制政策变得更加灵活,采取了多样的形式。尼克松实行的战略收缩着重在亚洲地区,并且主要是军事上而不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并集中力量加强同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争夺。它是以不损害美国的全球根本利益为前提的,更不是放弃其全球利益。

    当然,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并非都是成功的。美国从越南撤退使它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是失败的,南越傀儡政权最终垮台,美国失去了整个印度支那。由于尼克松政府集中精力于结束越战和实现同中苏两国改善关系,西方联盟遇到一定的忽视,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在某些方面趋于紧张。同时,美苏缓和并未促使苏联放慢发展军事力量的速度。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在核武器方面,苏联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而且在质量上也逐渐赶上或接近美国的水平。在常规军力方面,苏联则取得了优势。加上1973年开始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使美苏力量对比不断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在缓和的掩盖下,加紧在世界各地推行扩张,向美国步步进逼,导致70年代后期美苏对抗的重新加剧。

    然而,尼克松在对外政策上的功绩毕竟不容抹杀。尼克松时代将作为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分水岭载入史册。

   

注释:

 

〔1〕《人民日报》1994年4月24日第一版报道:“江泽民、李鹏、朱钅容基电唁尼克松逝世”。

〔2〕这是尼克松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参观美国厨房电器用品展览时与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的一次针锋相对的政治辩论。由于这次辩论,尼克松在公众中赢得了能“勇敢面对”苏联领导人的美誉。

〔3〕1990年,尼克松在出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落成典礼时的讲话。引自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1994年4月25日提供的资料。

〔4〕引自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提供的悼念尼克松逝世的材料。

〔5〕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下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6〕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的新经济政策包括在国内实行90天的物价与工资冻结;暂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停止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1971年底,美国又同意美元贬值,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从而使美元贬值8.57%。

〔7〕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130页。

〔8〕Werner J. Fe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spirations and Reality, John Niley& Sons, 1984, p.199.

〔9〕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页。

〔10〕Richard M.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25, 1971,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X, p.XIII.

〔11〕《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1972年2月9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2〕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两天后,尼克松为迎接宇航员的归来飞赴南太平洋。这是他开始一项环球出访计划的第一站。之后,他在关岛作短暂停留,并在那里的一个军官俱乐部同随行记者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发表了著名的关岛演说。

〔13〕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

〔14〕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38页。

〔15〕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46 (October 1967), pp.122-123.

〔16〕Interview of Richard M. Nixon in "Nixon's View of World——From Informal Talk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Sept. 16,1968), p.48.

〔17〕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38页。

〔18〕Vernon A. Walters, Silent Missions, Doubleday, 1978, p.525.

〔19〕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72年版,第75-80页。

〔20〕根据民意测验,到1971年,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已超过半数。见John E. Mueller,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1973, pp.15-17.

〔21〕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8页。

〔22〕这是西德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对苏联和东欧的外交政策。1969年10月勃兰特政府上台后开始推行。勃兰特宣布“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谅解”,主张承认欧洲各国边界现状,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建立“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并对东德用“通过接近促其演变”的办法实现德国的统一。

〔23〕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