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
张少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以往美国史学研究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使他招致非议最多的又莫过于他在任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期间采取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然而，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新视角客观地分析这些政策对美国早期发展所起的作用，便不难发现，汉密尔顿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社会经济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
一
汉密尔顿改革财政金融体制的主张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随着美国独立后面临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的，反映了当时美国建设国家和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
从独立战争开始到邦联时期，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大陆会议和邦联政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时北美最大的财政支出自然是独立战争的军费。据历史学家后来估算，独立战争的军费开支约为１３５００万美元。〔１〕以现代战争标准看这笔钱微不足道，然而，对当时的北美却是一笔巨款。因为，在独立前北美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１７７０年，13个殖民地的全部贸易收入不过４２６.８万英镑，而当年的殖民政府的开支不超过４０万英镑。〔２〕
对大陆会议和邦联政府来说，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及时解决维持战争的巨额开支，另一方面却没有必要的预算和财政来源。大陆会议作为代行政府职能的临时机构既没有固定预算，也无权征税，所需经费只能向各地摊派。后继的邦联政府虽初步建立了由罗伯特·莫里斯任财政总监的财政机构，建立了政府预算和金库，但却无权征税。因为，在当时北美民众普遍把征税视为专制和暴虐行为的年代，说服各州居民同意纳税绝非易事。
在这种情况下，发行纸币和国债便成为政府唯一能采取的财政手段。但是，没有财源作担保的纸币和债券自然难逃贬值的劫难。１７７５年，大陆会议发行了６００万美元大陆券，次年又发行了１９００万美元，但仅一年后，其实际价值便降到其面值的１／３。待战争结束，大陆券价值已跌至其面值的２％〔３〕。“像大陆券一样不值钱”这句话在当时广为流行。大陆会议和各州发行的债券也在同样的价值规律下迅速贬值，特别是１７８２年停止用现金支付国债利息后，国债的贬值更加迅速，许多持有人将其以低于面值１／１０甚至１／１６的价格易手。借助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贷款，北美才勉强渡过了财政难关。
１７８３年英美和约签订后，联邦政府的财政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由于纸币和国债极度贬值使公共信用丧失，用此举解决财政困难已不可能。随着和平的到来，向各州摊派更加困难。从１７８３年到１７８９年，邦联从各州获得款项不过２００多万美元，加上出卖土地和公产，政府的收入总共只有７５０亿美元。而此时美国仅欠外债的利息累积已达９５０万美元。〔４〕邦联政府的财政已陷入绝境。加上货币流通的极度混乱，流通货币的极度匮乏，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货币匮乏还加剧了债务危机，使许多陷入债务链中的商人破产，并把大量处在债务链尽头的农民推向深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由于财政困难，政府长期拖欠军队薪饷，以致酿成牛堡兵变，只是借助华盛顿的威望才勉强平息了这一事变。财政问题已成为导致邦联时期危机的症结所在，集中暴露了邦联体制的致命缺陷。然而，这一紧迫问题却并未引起多数北美政治家的关注。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最早发现并及时指出邦联财政体制缺陷的少数政治家之一。早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在经办大陆军军需供应事务中，对大陆会议缺乏有效的财政职能便深有感触。１７８１年８月《邦联条例》宣布生效后不久，他就在署名为“大陆人”的第２号文章中指出了邦联体制在财政上的弊端，认为“邦联的最大的弱点是没有予以合众国财产。换句话说，是缺少预算或取得预算的手段”。而“没有预算的权力在政治社会中只是个空名。”〔５〕汉密尔顿认为，健全的财政机构和制度是保证行使国家权力的财力基础，缺乏这一可靠基础，政府不但不能行使其职能，而且必然酿成社会的动荡。１７８３年２月，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指出，“我们的财政状况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峻，如果不在几个月中想出办法，我们将陷入更大的困难，这是关系到我们是保持和平还是爆发战争的问题。”〔６〕
那么，怎样使政府摆脱财政危机？汉密尔顿经过殚思极虑，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这构成了他日后财政改革方案的雏形。其内容包括：第一，政府应组建集中掌握财政权的财政部门，建立国家预算，并主管一切财政事务；第二，政府和国会应有决定征税的权力，确定征收土地税、人头税、消费税的税额，以使国家财政获得固定的财源。第三，向欧洲各国争取贷款，吸引各国商人到北美经商、投资，以缓解资金不足的困难；第四，建立将公共信用与私人利益结合起来的银行，以提供大量稳定的货币。汉密尔顿的上述主张显然是吸取了西欧特别是英国发展金融事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英国银行业的发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约翰·劳把国家财政推向崩溃的事例说明，“纸币如果不建立在个人与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话，在任何国家都不能长久维持。”〔７〕英格兰银行把国家的权威与私人信用结合在一起，得以发行大量的纸币、国债，有力地支持了海外战争和工商业的繁荣。美国如果能借鉴英国的经验，不但“将使政府增加新的财政源泉，建立有活力的行政机构，而且可以使美国建立巩固的联邦。”〔８〕
显而易见，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主张与他的联邦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改革邦联体制在财政上的弊端，成为促使他推进联邦制的最初动因。与此同时，他的财政改革方案也并非只是使政府渡过财政难关的权宜之计，而是与他的整个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
在建国问题上，汉密尔顿主张美国在独立后应顺应西欧工商业兴起的历史趋势，以工商业立国，尽快地发展商业、制造业，促进航海业，迅速改革其农业国地位，使独立后的美国成为能与欧洲各国在美洲抗衡的工商业强国。这是汉密尔顿在美国独立后，积极主张引进英国的制造业技术和工场制度，同时汲取英国在税收、国债、银行和发行纸币等方面经验的原因。
在西欧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金融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英国之所以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其原因之一便是英国较早进行了财政、金融体制的变革，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来源。借鉴英国的财政金融制度改革美国邦联政府的财政体制，以解决财政危机同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是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中心内容。
二
１７８９年９月，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后，着手制订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法案，其核心部分是关于国债、征税、建立银行和鼓励制造业的四个报告，其中前三个法案构成了汉密尔顿财政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
联邦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财政问题，而财政面临的最大困难又是国债问题。１７８９年，国债的总额已达７７１２万美元，解决国债问题已刻不容缓。１７９０年１月９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国债的报告，即《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其中心内容是以重新承诺、偿还国债和在此基础上发行新债来恢复公共信用。由于国债的原持有人已陆续将贬值债券易手，有人提出，政府可按债券现价予以偿还，这样，可以免除筹措大量资金的困难，使政府头疼的国债问题便可以从此一笔勾销。汉密尔顿坚决不同意这种近乎赖债的方法，坚持必须按面值偿债并予以６％的利息。他认为，国债实际上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签订的契约，政府如不按约偿债，必将使契约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而且，如不按约偿债，政府再也不能有效的举措贷款，必将动摇整个公共信用的基础。因此，用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偿还国债，不但将把政府财政引向绝路，而且将动摇联邦政府的根基。
汉密尔顿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建立良好的公共信用是最根本的”〔９〕，对资金匮乏的美国尤其如此。在他看来，发行国债不仅是一种借贷手段，而且是一种扩大资金的源泉，完全可以用以扩大信贷，使政府能对商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提供资助。因此，他的偿还国债的方法不仅是解决国债问题的权宜之计，而且是借以筹集资金来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长远举措。
美国经济学家西摩·哈里斯认为，汉密尔顿关于国债的观点具有“现代经济学思想，大大超越了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１０〕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对国债能否增加资金，促进经济都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而汉密尔顿却认为，国债如不过度的话，将促进国家的福利，并可以成为联结联邦的有力纽带。显然，汉密尔顿并非主张政府可以随意地发行国债，他认为在举债的同时应有偿还手段相伴随，这就是建立联邦的税收制度和机构，以保证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为此，１７９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他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税收制度的报告，即：《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二份报告》，提出对国内的产品征收国产税和消费税，用以偿还债务和使财政收支平衡。同日，他还向国会提出了他的第三份财政经济报告，即关于建立银行的报告，详尽提出了建立美国银行的计划。
１８世纪末，银行是美国经济中刚出现的新事物，汉密尔顿是新兴银行业的积极倡导与推进者。早在１７８１年６月，他在给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便提出了建立国家银行以摆脱财政困境的主张。他还制订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和银行条例，提出以股份制的方式组织银行，其股金为３００万美元，分为３万股，每股１００美元。〔１１〕但在当时邦联旧体制下，他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后来，在他与莫里斯等人的努力下，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建立了３家私人银行。银行业开始在美国出现。
汉密尔顿之所以积极推进美国的银行业显然与他以工商业立国的主张有内在的联系。在关于银行的报告中，他指出，“在所有试图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地方都要以银行信贷作为重要支持，银行业对制造业的支持更是显而易见。”〔１２〕因为，银行的首要作用是增加流动和生产性资本，金银等贵金属只有存入银行，作为货币流通的基础，才能促进资金的运转和生产总量。荷兰、英国等工商业强国都是银行业兴盛的国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建立银行尤为重要。美国是基本不产金银的国家，移民带来的资金也很少，因此，建立银行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促进国内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银行还可以充当政府的财政辅助机构，代理联邦政府发行债券、货币，提供能起国库作用的稳定金库。
然而，汉密尔顿在报告中提出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并非国家银行，不是由政府直接占有和掌管，而是仿照英格兰银行采取私有公管的方式；在银行１０００万美元的股份中，私人股份占８００万美元，联邦政府的股份占２００万美元，仅占全部股份的１／５，其中３／４为政府债券。按照章程，银行的决策由股东选举出的董事会决定。但董事会必须定期向财政部提交报告，财政部有权随时检查银行的日常经营。这样，政府与银行在经营上相互牵制，在利益上相互结合，银行实际上成为联邦政府的雇佣者和受托人，但又保持着在资产和经营上的独立性。汉密尔顿之所以不主张由政府直接掌管银行，是因为他认为，“从管理、投资和确保谨慎、冷静的经营来看，私人利益对银行是最好的指导原则。”〔１３〕
但是，关于国债、银行的报告在国会提出后，立即遭到了以麦迪逊、杰斐逊为首的南部各州议员的普遍反对，并引起了南北议员之间的激烈争论。麦迪逊反对国债法案的主要理由是，按面值偿债的办法没有区别原持有人与后买进者，会使投机者大发不义之财，他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公平的。正确的方法应将原持有人和投机者相区别，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偿还。他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主张为多数南方议员所赞同。
汉密尔顿在国会辩论中反驳了麦迪逊的观点，强调了按面值偿还国债的必要性。他指出，如果不按面值偿还就无法确保新国债的价值，并将动摇整个公共信用的基础。而且，由于债券的交易已无据可查，按面值偿还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即使让一些投机者获利，也只能照此办理。北部州的议员对国债法案普遍表示支持，马萨诸塞议员埃及布里奇·格里在发言中指出，“公债作为国家的巨大收入来源，可用以扩大资本和工业生产。”〔１４〕他的观点反映了北部商人和制造工业主对国债的看法。
关于银行的报告提出后，在国会中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南部议员认为，银行法案旨在便利美国少数城市居民，对商人有利，农场主和农民则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马里兰议员斯通认为，银行法案使“某些州的少数股东用建立银行的方法扩充自己，压榨别人。同时，国家银行将吞并州银行，并在美国培育出一个效忠政府的货币利益集团。”〔１５〕杰斐逊也认为，国债与银行法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为了一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战争拯救了我们的自由并给予我们独立。而后者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使一伙骗子发财，使国家中诚实和勤劳的那部分人受损。”〔１６〕
尽管杰斐逊与其他南部议员一样是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原则反对银行法案的，但他对银行的态度实际上与其农本主义和农业立国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他认为，美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民每年只收获一次，而且大部分产品用于家庭消费，只有一小部分用于交换，因此只需少量货币便能满足商业需要，完全没有必要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他还认为，作为流通手段，金银币是最完美的，因为它们最终可保持价值；纸币作为一种廉价流通手段尽管便于携带和周转，却极易被滥用。不仅如此，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还会造成城市对农村的盘剥和欺诈，因为银行设在城市，“城市居民可在纸币仍保有价值时将其兑换成金银，而相距遥远的农村居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１７〕这样，当银行宣布破产时，城市居民可以很快取走硬币，而农村居民手中则只剩下一堆废纸币。杰斐逊对银行的上述观点在南部农业地区具有普遍性。麦迪逊与大多数南方议员在国债与银行问题上均持此论。
由此可见，围绕国债、银行法案的争论反映了杰斐逊、麦迪逊为首的南部议员与汉密尔顿在国家的财政体制和金融制度问题上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如何建国和怎样发展经济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主张。而他们的不同主张实际上反映了南北不同经济结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经过激烈争论，银行法案以３９票对２０票获得通过。投反对票的几乎全是南部州议员，北部州议员只有１人投反对票。南北方的对峙清晰可见，汉密尔顿财政改革遇到的阻力可略见一斑。
三
尽管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一开始便遇到激烈反对，以后又不断受到共和党的指责和攻击，但他一手确立的财政体制对美国建国后经济的恢复、联邦制的巩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都起了显著的作用。对此，甚至反对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得不承认。１７９１年５月，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指出，总的说来，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来自人民对其坚定的信心、热情的支持以及巩固的联邦是对其安全最好的基石的信念。然而，杰斐逊所不理解也不愿承认的是，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恰恰与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密不可分。
汉密尔顿财政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便是使公众对联邦政府的能力建立了信心，从而使公共信用一下子重新建立起来。国债法案通过以后，财政部立即在各州设点偿还旧国债并偿付利息，同时发行年利为６％的新国债。旧国债到１７９４年底已全部清偿，同时发行了总额为６３０５万美元的新国债。〔１８〕新国债很快在市面上以高出面值的价格流通，使政府的财政得以重新运转。银行法案的通过和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不但使政府获得便利的贷款来源，而且还从银行股份中得到一笔固定收入，从１７９１年到１８０２年，政府从银行获得１１１万美元红利，并从出卖银行股票中获得６７万美元。〔１９〕这笔钱数目虽不大，但对财政拮据的联邦却犹如雪中送炭。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对美国在欧洲的信用也产生了良好的作用。１７９１年２月，美国驻阿姆斯特丹代理公使威廉·肖特向财政部报告，新政府的建立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使“美国在这里的信用出现了新转机”，荷兰银行家们表示愿向美国政府提供数额几百万弗罗林的贷款。不久后他又汇报，欧洲各国银行也都纷纷向美国政府敞开了信贷大门，这使他可以选择最有利的贷款。〔２０〕１７９１年８月，美国公债券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两地上市，价格很快超出面值，１７９４年底上涨到面值的１０％以上。这些消息使汉密尔顿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美国的公共信用恢复得如此之快。公共信用的迅速恢复更出乎华盛顿的意料，他感慨道，“我们公共信用的立足若在３年前有人预言，将会被认为是疯人胡说。”〔２１〕
然而，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绝非一帆风顺，在证券买卖中很快出现的投机风潮使新的财政体制几度面临倾覆。１７９１年春，纽约开始了证券投机风潮。７月４日，美国第一银行股票上市，投机风潮达到顶点。所有的股票认购单在几小时内被抢购一空，股票发行点拥挤不堪，聚集着大批抢购股票的人。有人描述道，在独立纪念日，“一些为拯救公众自由甘愿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生命、抛弃家财的人惊奇地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令人诧异和意想不到的场面。”〔２２〕在投机风潮中，股票价格扶摇直上，７月份价值２５美元的股票，８月份竟涨到３２５美元，上涨了１３倍，而且还在上涨。费城一个股票投机商，一个月中获利４万美元，有的投机者在一个上午的交易中便获利数千美元。购买股票能迅速发财的传闻使众多商人、店员、技工、学徒加入买卖股票的行列，推动着股票价格继续猛涨。
此番景象使汉密尔顿转喜为忧，他担心美国重演西欧金融史上出现的股票泡沫事件。１８世纪２０年代，在英国和法国相继发生了“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事件，罗哈特·哈利和约翰·劳发行的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了数十倍，终于导致股市骤然崩溃，金融业因此一蹶不振。为防止重蹈覆辙，１７９１年８月，汉密尔顿在《合众国报》上以“一个公共信用的真正朋友”落款发表文章，告诫那些疯狂的股票投机者，根据经营前景估算，股票利息最多能达到８％左右，现行股票价格已大大超出其价值，债券的价格也已超过了所能得到的利息，如仍一味抢购和哄抬价格，“只能给众人个人财产带来灾难，并在短期内给公共信用带来损害。”〔２３〕
然而，狂热的投机者对此告诫不加理会。果然，１７９２年２月，在经过５个多月的暴涨之后，股票价格骤然下跌。早有准备的汉密尔顿随即进行干预，动员纽约银行先后将２０多万美元的储备金投入股市，以支持银行的股票和政府债券。５月，证券价格的下跌开始被控制，并逐渐回升。１０月，美国银行的股票又卖到５００美元一股。这场股市风波后，虽然又出现几次较大的风潮，但在财政部的干预下很快被稳定。
汉密尔顿财政改革不但使联邦政府建立了税收、国债制度和职能健全的财政部门，而且还以发行国债、建立银行和发行股票为契机，推进了美国的金融变革，随着证券市场、交易所的形成和建立以及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揭开了美国金融史崭新的一页。
股份制在美国建国之初并非新事物，早在北美殖民地拓殖之初便已出现。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就是由英国商人组织的商业股份公司建立的。１７６９年，本杰明·弗兰克林创办的火灾保险院也采取了股份制形式。而且，早在１７５４年，北美殖民地商人便效仿伦敦商人在咖啡馆进行证券交易的方式，在费城的“伦敦咖啡馆”组织经济人协会，这是证券交易所的雏形。但是，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限制和资金与货币的匮乏，殖民地时期的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尚处在萌芽阶段。
联邦政府成立后，随着汉密尔顿一系列财政法规的实施和财政金融状况的改善，股份公司开始大量出现。１７９１年下半年，就新建立了１３家股份公司。到１８０１年，各州建立的股份公司的总数已达到３２８家，仅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州就有１０２家。〔２４〕这些股份公司不但投资于银行业和保险业，还投资修建公路、运河、桥梁等交通业和兴办制造业。大量股份公司的建立和股票的交易推进了证券市场和股票交易所的建立。在纽约和费城两地逐渐形成了证券和交易中心，并成立了证券交易所。１７９２年５月，２４个大的股票经纪人和证券商为了便利证券交易经协商达成协议，规定仅在其成员之间并且固定在华尔街的唐提咖啡馆进行交易，证券利润底数不少于交易额的２５％。１８１７年，在此协议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所。１８００年，费城的经纪人协会正式制订章程，成立了费城股票交易所。
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和证券市场的初步形成，标志着美国金融变革的初步完成，这使美国从建国起便形成了本国的金融业，这对美国日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汉密尔顿吸取了英国发展金融业的经验，在短短十余年内，将英国经过几百年才逐渐形成的财政金融制度在美国初步建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
在联邦党执政期间银行业迅速发展，其扩展速度大大超过英国。英国虽然早在１６９４年便创办了英格兰银行，但100年后，全国获得执照的银行也只有４家。而美国第一银行创办后的两年中，就有１３家银行先后获得执照，资产总额达８８９万美元。到１８００年，美国银行总数达２９家，〔２５〕，不但在纽约、费城等大城市，而且在萨拉姆、朴茨茅斯、普罗维斯登等小城镇都设立了银行。
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对美国建国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共信用的恢复和银行业的兴起给国内商业和海外贸易以直接的推进，信贷来源的扩大和流通货币的增加使困扰美国商人的资金信贷短缺问题得到很大改善，美国在欧洲商业信用的恢复也利于商人在与他国交易中获得贷款，国债和股票的发行促进了资金融通，弥补了商业资金的不足。１７９２年４月，国会通过了汉密尔顿制订的造币法案，规定美国采取金银复本位制，金银之间的比价为１５∶１，一美元的价值为黄金２４．７５格令，采取十进位制以方便使用。统一币制的确立，对促进商业流通无疑有着重要作用。金融业的变革和股份公司的涌现对商业和航海业也起了促进作用。股份制的确立推进了航海保险股份公司的建立，从而大大减轻了商人和船主从事海外贸易的风险。１７９２年，专门经营航海保险的北美保险公司成立，其注册资金达６０万美元。此后十年内，又先后成立了１２家专营航海保险业的股份公司，这对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加上拿破仑战争给美国商业和航海业提供的机遇，使美国建国后出现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兴盛时期，美国商船数量迅速增长。１８００年，美国商人所拥有的商船已达６６．９万吨，比１７８９年增长了４倍，进出口货物的总额从１７９０年的４４００万吨，增至１８００年的１．６亿吨，对外贸易的航运收入从１７９０年的５９０万美元增至１８００年的２６２０万美元。〔２６〕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已成为当时世界第一航海和贸易大国。
四
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在政治上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前所述，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与其联邦主义的政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完善的财政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联邦政府有了稳定可靠的财源来行使职权、扩充机构和保障法令的推行，正是有了这块稳定的财政基石，联邦制的大厦才得以拔地而起。对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政治含义，他的继任奥利弗·沃尔斯特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汉密尔顿创立的财政体制是联邦的发动机，没有它就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政机构和保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汉密尔顿在联邦制的确立和国家建设上的历史功绩显然是巨大的，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谁能够超过他。
然而，汉密尔顿实现其联邦主义的手段之一是把私人财富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从而有意无意地在扶持少数富有阶级和新兴的金融资产阶级。他信奉霍布斯的社会哲学，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些敢冒风险将私人财产投资于政府公债的人是些“思想开明人士”，把“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但给予保护，而且授予权利，他们无疑会成为政府的朋友。”〔２７〕汉密尔顿的上述主张，实质上是要建立一个维护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新国家。
汉密尔顿的上述主张和做法在杰斐逊共和党人看来无异于是在有意造成政府腐败和助长徇私舞弊。随着国债、银行法案的通过，追逐金钱的投机风气日益在政府内外蔓延，杰斐逊随即断定，政府和国会中相当多的成员已经腐败，２／３的议员都是股票和债券持有人。他们支持汉密尔顿的动机是为了中饱私囊，谋取个人利益。杰斐逊的上述看法虽有夸大其辞之处，但也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后来，根据查尔斯·比尔德依据财政部档案所做的调查，联邦党人的国会议员中多数拥有国债和股票，不少人还是银行或股份公司的股东，他们从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中确实获得很大利益。
众多的议员参予证券买卖，特别是与汉密尔顿关系密切的前财政部助理威廉·杜尔的大肆投机活动，使共和党人对财政部长本人是否廉洁深表怀疑，一时间国会中对汉密尔顿和财政部的指控接连不断。１７９３年１２月，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公然指控财政部与美国银行相互利用，美国银行造成了政府腐败，应立即予以关闭，财政部也应改组。汉密尔顿不能容忍对他和财政部的公开指责，要求国会进行调查，澄清事实真相。国会随即组成了１５人的调查委员会，对财政部与美国银行间的来往帐目以及汉密尔顿的私人帐目做了详尽调查，结果没有发现帐目上有什么问题。但国会的调查并未使共和党人相信汉密尔顿的清白，他们认为财政部官员已做了手脚，将事实掩盖了起来。约翰·泰勒断言，“汉密尔顿的投机行为只有当他的光环消失后，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２８〕杰斐逊对调查结果也不相信，在他就任总统后，专门让财政部长和加勒庭彻底清查帐目，看汉密尔顿究竟做了些什么。但在详细清算了财政部所有帐目后，加勒庭不但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反而对汉密尔顿的理财能力肃然起敬，声言他发现从未见过的最完善的财政制度，任何改变都会有损于它。多年之后，比尔德在财政部档案中，也没有发现汉密尔顿参予证券买卖和投机的事实。
确凿的事实足以证明，作为政治家的汉密尔顿是廉洁自律的，而一些指责他腐败的共和党人的行为有时反倒不那么检点。１７８９年１１月，亨利·李就曾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中打听财政部对国债的处理方案，１２月１日，汉密尔顿在回信中婉言回绝他，提醒他注意“恺撒妻子”的格言，指出“这一精神对所有执掌国家财政的人都是适用的”。〔２９〕共和党人的攻击促使他更加检点，以免授人以把柄。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前，他曾拥有７５０美元纽约银行股票，为了避嫌，１７９２年６月，在股票价格还在看涨时，就委托纽约银行的威廉·塞顿将股票卖掉。但塞顿拖延数月后才卖出股票，结果使他增加了３００美元的利息。这是汉密尔顿从自己的财政改革中得到的最大的一笔财产收益。
汉密尔顿虽然凭借婚姻与个人才干从社会底层步入上流社会，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富有。就任财政部长后，他的年薪为３０００美元，这笔钱在当时数量不能算少，但以此供养有众多子女的大家庭并要维持“体面”生活却并不宽裕。１７９５年初，他辞去财政部长职务的原因之一便是这家庭生计所迫。他的管家罗伯特·特鲁普曾经暗示过他做点土地买卖以补家用，但汉密尔顿表示，作为政府要员他不应参予此事。由于几乎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独立革命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他去世时留下大笔债务，只是借助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偿还。
然而，汉密尔顿的政策确实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巨大利益，其中获利最大的是从事商业、银行业和证券交易的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以威廉·杜尔为例，他辞去财政部官职后，专门从事证券土地投机，以２万美元的投入获得５００万美元。被称为“投机王子”。从事商业和航海业的商人也获利甚丰，一艘货船从波士顿到苏里南往返一次至少获利２５００美元，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积聚了大量财产。１７９９年，马萨诸塞商人伊莱亚斯·德比死时留下了一笔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遗产。１８００年，纽约商人约翰·阿斯特的财产也达到２５万美元。〔３０〕从波士顿到新兴港市朴茨茅斯到处可见从商业和航海业中迅速发迹的商人、造船主新建的私宅。
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得到城市中商人、银行家、证券投机商以及上流社会的拥护，他的财政改革实施后使他的威望仅次于总统华盛顿，他的画像被悬挂在纽约市政厅，哈佛大学等学院还争相授予他名誉学位。
然而，在农业阶层中汉密尔顿的政策遭到普遍的反对。在理论上，汉密尔顿并不反对发展农业，相反，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工农业和谐一致”的原则，主张在鼓励制造业的同时，努力增加农业的产量。在联邦党人执政期间，在对外贸易的促进下，农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尽管如此，汉密尔顿的政策是明显偏重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由于银行都集中在城镇，而且大部分是只能提供短期贷款的商业银行，对商业有利，对生产周期长的农业提供不了直接帮助。证券交易也都集中在北部和沿海少数大城市，在１８世纪９０年代拥有证券的人只占人口的５％，１７９６年，马萨诸塞获得国债利息总额为３０万美元，而当时人口最多的弗吉尼亚所得利息不过６．５万美元。〔３１〕
使农业居民最为反感并引起农民激烈反对的是汉密尔顿税收法案。根据1791年财政部提出的《国产税法》，联邦决定对酒类制品征收２５％的消费税，每加仑威士忌酒征收９至２５美分。这一税率虽不算重，但却遭到西部农民的坚决抵制。因为当时西部交通不便，威士忌酒不仅是当地农民处理余粮的主要方式，而且还在交易中充当货币使用。共和党人也极力反对这项税收，认为这是联邦党人以压榨农民来养肥证券投机商的行径。但实际上直至１８００年，国产税不过占联邦收入的１０％左右，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关税。１７９４年，汉密尔顿决定增加关税，同时对酒类、鼻烟、马车运输增加税收。结果导致了宾夕法尼亚西部农民的抗征起义。共和党人对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还参予了起义的组织筹备，把农民的抗税视为同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抵制英国税吏一样的正义之举。汉密尔顿则认为威士忌酒起义农民不仅是拒缴税收的行为，而且是对联邦政府的公然对抗，直接威胁到政府的权威，绝不能姑息纵容。因此，他主张对起义坚决予以镇压，并亲自率领民兵平息了起义。
对威士忌酒起义的镇压使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共和党人看来，这是联邦党人伙同证券投机商和银行家对老实农民和普通民众的镇压。杰斐逊把这一事件看的更为严重，认为这是联邦党人日益走向专制的明显信号。他把１８００年的选举看作决定美国未来命运的时刻，动员了共和党人的全部力量，并利用联邦党人的分裂，取得了大选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杰斐逊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深恶痛绝，他就职后却不得不沿用其财政体制和政策。他认为，“在政府成立之初，曾有可能使之在正确原则基础上开始运行。然而，半为英国的半为汉密尔顿的独创所形成的契约却毁了最初的希望。我们能够在１５年内偿还他的债务，却永远摆脱不了他的财政制度。”因为，“现行的东西总是左右着纯粹的理论。”〔３２〕
不仅如此，尽管杰斐逊在执政期间竭力对汉密尔顿的财政体制进行抵制，提出了“节俭政府”的方针，尽可能地压缩政府开支，减少国债数额，对美国第一银行也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然而，在１８０７年《禁运法案》实行期间，特别是１８１２年英美战争之后，共和党政府不得不全面地接受和采纳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以亨利·克莱为首的新共和党人极力主张重建联邦银行，增加税收，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国家财政资源，同时主张由联邦政府出资支持改进国内交通、建立常备陆军、海军和鼓励制造业。１８１６年４月，国会通过了建立美国第二银行的法案，在银行的３５００万美元资本中，政府占１／５，银行的２５名董事中，有５名为政府指派。可见，美国第二银行在产权和功能上完全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再版。
美国第二银行的建立标志着汉密尔顿财政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成果已经完全由共和党人继承和接受。由坚决反对到被迫接受，共和党人态度的转变反映了汉密尔顿财政体制的建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财政政策上的弊病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战时金融体制上的混乱也证明了建立联邦银行势在必行。在战争期间，各州私人银行从１８１１年的８８家猛增至１８１６年的２４６家，这些银行竞相发行银行券，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支付战费，联邦政府发行了８０００万美元的公债，但却只获得３４００万美元现款。财政金融管理不善，使联邦的债务从４５２０万美元猛增到１．２７３３亿美元。〔３３〕总之，１８１２年战争后的形势迫使共和党人必须彻底改变其财政金融政策，被迫充当汉密尔顿财政金融改革的遗嘱继承人。
综上所述，汉密尔顿的财政金融改革不但对美国建国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日后的工业化奠定了财政金融基础；它不但使独立后的政府第一次建立了完善的财政金融体制，而且直接推进了国家建设和联邦制的巩固。因此，汉密尔顿富有创新性的财政改革是他对美国建国的重大贡献之一，他对美国早期发展的历史功绩理应使他永载史册。尽管作为一个廉洁自律的政治家，汉密尔顿进行改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公心和国家利益，但他的政策实施的后果又是明显偏重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这是他难以避免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也是他的改革遭到代表广大农业阶层利益的共和党人激烈反对的原因。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汉密尔顿的改革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这是他的财政体制不得不为反对派接受，并最终得以确立的原因。
注释：
〔1〕Margaret G. Myers,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50.
〔2〕James F. Willis and Maritain L. Primac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1989, p.36.
〔3〕Quoted in Myers, op.cit. pp.27, 28.
〔4〕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E.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63, pp.50-53.
〔5〕Harold 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2, Princeton, 1950, pp.670, 671.
〔6〕〔7〕〔8〕〔9〕Ibid., Vol.3, p.253; Vol.2, p.413; Vol.2, p.414; Vol.6, p.67.
〔10〕Seymour Harris ed.,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61, p.149.
〔11〕〔12〕〔13〕Syrett ed., op.cit., Vol.2, pp.610, 631; Vol.7, pp.318, 321; Vol.7, p.252.
〔14〕〔15〕Charles Beard, Economic Origin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15, p.136; p.154.
〔16〕〔17〕John Pancake ed., Thomas Jefferson: Revolutionary Philosopher, New York, 1976, p.134; pp.131, 132.
〔18〕〔19〕Curtis Nettels,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1775-1815, New York, 1962, p.115; p.120.
〔20〕〔27〕〔29〕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8, p.371; Vol.3, p.494; Vol.6, p.1.
〔21〕莫里森·康玛杰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３７１页。
〔22〕〔28〕〔31〕John Miller, Alexander Hamilton and Growth of the New Nation, New York, 1964, p.268; p.341; p.51.
〔23〕Cabot H. Lodge ed.,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1971, Vol.9, pp.493, 494.
〔24〕〔25〕〔30〕Nettels, op.cit., p.291; p.296; p.238.
〔26〕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上卷，第２９０页。
〔32〕Merrill Peterson ed., The Writ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Library of American Congress, 1984, p.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