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笔
冯亦代
１９８０年，我与卞之琳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邀请，有访美之行， 我到剑桥去看了老友费正清教授。
在约定的时间，刘年玲把我和卞之琳送到有名的温忒罗普街４１号。这里曾经是老老少少的中国学家经常来临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研究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费正清多年居住的所在，来这里谒见顶礼的除了美国的年轻学人外，多数是那些如今已花白头发的老一辈中国通，不但有美国的，还有国际的知名学者。我们去时，费正清早已退休，而且又是事前约好的，所以他摒绝了所有要来和他见面的旧友新知，为我们留着久别重逢可以长谈的时间，所以门庭显得有些冷清，再加这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有事到中国去了，没有女主人在场的即使是便饭，也就格外落寞。
我和费正清是４０年代的老友，自从１９４６年他回美后，我们已有４０多年没有见面，逢年过节的贺卡，也刚刚得到恢复，所以我失落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心情中。但是约翰（费正清的名字）除了头发更见稀疏外，却还是那副敦厚诚恳的样子；在眼镜的玻片后面，用深邃的眼光看着我们。
一见面他就道歉不会做饭，费慰梅不在，他只能献丑了。我说他这顿饭当然不能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相比，但他已化了全力，他的诚心，我们完全欣赏。在餐桌上，他兴高采烈地说他现在已完全恢复名誉了。在麦卡锡时期，他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说话的特务嫌疑；在台湾，他们不客气地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走狗；而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侵略中国的文化特务。麦卡锡和台湾给他戴上的“帽子”，他不在乎，跟在麦卡锡背后狂吠的，还会有什么好人！但中国人称他为“文化特务”，却使他受不了。因为多少年来，他自认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开拓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现在好了，美国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时，他想不到主人会让他坐在首席，邓小平的左右，一边是蒙戴尔，一边就是费正清。主人给他的荣誉烫平了他多少年来的委曲心情。于是，卞之琳和我为他的“落实政策”干了杯，他脸上浮起了志得意满的笑容，这是难得一见的笑容。
吃完饭，他建议我们大家午睡，这是他旅居中国时养成的好习惯。他还记得当时一句尽人皆知的广告辞句：“饭后一支烟，快活胜神仙”，而他则是“饭后一眯眼”，也是“快活胜神仙”的。于是他告退，上了楼上自己的卧室。卞之琳则躺在起座间里长沙发上假寐，不一会便听得卞老的轻微鼾声，我却心潮滚滚，不能睡去。这时我听见约翰下楼的跫音，到了我的沙发旁，我张开眼问他怎么没有睡，他说睡不着，如果我也不睡，就一同到厨房里去喝点东西，大家谈谈。我起身同他进了厨房，各人斟上一杯冰啤酒。
他问我安娜在“文革”中的遭遇，我说我们都成了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安娜的经历比我惨，因为那些自命为革命的好汉不让她去治青光眼，等到不得不同意时，她的右眼已经由于失治看不见东西了；我则圈在机关里不许回家达四年之久，一直到“四人帮”快倒台，我们的问题才解决。他说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对于所谓“文化大革命”都十分不理解，现在也可以说这是个人崇拜与小资产阶级狂热和愚昧的结合，但这只是对表面现象的理解，还需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很高兴现在的最高执政者是邓小平，他认为邓是个了不起的人，邓主张改革开放就不是一般人所想得到的。他问我中国是否有人对改革开放有怀疑，在美国那些一贯反华的人和一部分天真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多变。改革开放要有宏大的胸怀和无比的勇气，不能有一些小挫折便缩了回去。他认为只要邓小平在台上，中国的开放便会继续下去，不会半途而废，因为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对世界的和平、贸易与均势也有利。
讲到台湾问题，他第一次承认美国的所作所为是种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过做得比较巧妙，在利益均等的口号下，得到实际的好处，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那么箭拔弩张。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制定的美国政策是愚蠢的。台湾从地理上讲只是一个与大陆隔水相望的海岛，没有自己的资源，所以能够经济起飞只是由于朝鲜战争。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台湾要长期存在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大陆的一部分。现在对美国说来，台湾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但也是个感情问题，台湾最后在政治上经济上终将与大陆合在一起，但这需要时间，需要两岸人的努力。台独是成不了气候的。
费正清对中国的前途十分乐观，但要求在短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以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因为改革开放与大规模的技术革新，都需要他们。新加坡是个小国家，在新儒教的影响下，得到革新，从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是儒教的发源地，必将恢复她泱泱大国的地位。
４０年代中期，费正清曾发起一个翻译美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计划，由中国方面组织人力，由美国资助翻译稿费及出版，因此他问到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情况。我对他说这套丛书已由赵家璧的晨光出版公司在１９４９年春天全部出齐了，当时我们曾寄给他一套，由美国驻华大使馆转交，可是他说没有收到。我答应他设法觅一套，也告诉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困难，现在在我手边就只有《现代美国文艺思潮》上、下两册了，要找全套，就更困难。
拉拉杂杂我们倾谈着，这时卞之琳醒了。刘年玲也来接我们了，我们便向他告辞，我希望他有机会再来中国，他说一定要来的，他要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我回国后，他的《对华回忆录》出版了，寄给我一本，后来他还介绍该书的出版人贝西来见我，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出版译本，我给他介绍到商务，但因为条件谈不拢而没有进行。他在《对华回忆录》中还写着他说服我从事翻译《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原为卡静所写的《在祖国的土地上》）的经过，使我回忆起我们第一次在重庆见面时，就争论中国的孔孟之道的传统问题，以后谈起这个问题就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想不到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还是以争论这个儒家传统作结束。现在我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有了与原先不同的看法，因为孔孟之道原是生根在中国的土地上，而经过二千多年的演变成为新儒教的，这个观点确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注：文中费正清的意见，是我记忆所得，他已于１９９１年故世，无法得到他的同意。我在草此文时，曾经重读他１９８０年第４版的《美国与中国》，尚无差异之处。——作者
１９９４．６．２９七重天
○书 评
常绍民
（商务印书馆）
说到美国现当代史学，必然要提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到他的《美国政治传统》。霍夫施塔特被誉为“７０年代美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之一（戴伊，《谁掌管美国》，张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１３页），“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期间最有影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鲍勒·Ｓ·法斯，《２０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２页）；《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则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被誉为“二战以来对美国政治史的教学和出版影响最大的几部书之一。”（《我们的过去》，１９８０年版，第九章。）
一
霍夫施塔特１９１６年８月６日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父亲埃米尔·霍夫施塔特是犹太人，年轻时从波兰移居美国；母亲凯瑟琳·希尔的先祖是德国移民，信奉新教。作为一位移民后裔，霍夫施塔特从小聪颖好学，思想活跃而敏锐。１９３３年，他年仅１７岁就考入布法罗大学，主攻历史学和哲学。三年后，他从布法罗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季，霍夫施塔特偕新婚妻子到了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都十分活跃的大都市纽约，在这里接触到了各种学术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一度垂青于此。１９３７年，在父亲的坚持下，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但是，出于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他毅然决然地转入哥大研究生院，主修历史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是霍夫施塔特一生中的大事。自１９３７年入校直到去世，他除短期到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任职或讲学外，一直在哥大生活。在这里，他获得了硕士学位（１９３８年）和博士学位（１９４２年），出任教职，并写出了他的一系列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霍夫施塔特英年早逝，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４日去世时年仅５４岁。然而，他的一生是充实的、多产的。在从事史学研究的３０年间，他撰写了十多部专著、五六部重要文献集、一部深受欢迎的教科书、３０余篇论文以及大量评论文章。他的著作曾多次获奖，有两部还被誉为“美国史学的重要转折点”（法斯，前引书，第２２８页）。
大致说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自３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初，代表作品是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１９４２年写成，１９４４年正式出版）和《美国政治传统》（１９４８年），另外有《内战前夕的关税问题》（１９３８年）、《帕林顿和杰斐逊传统》（１９４１年）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阐述美国南北战争及一战期间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情况，是霍夫施塔特的成名之作。在这本书中，霍氏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把思想作为变革社会、贯彻行动的武装，强调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期包括５０年代中后期和６０年代前半期，是霍氏从事学术活动的全盛时期，其几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力主义》出版于１９６３年，曾获优秀生联谊会爱默生奖和西德尼·希尔曼奖及普利策奖；它剖析了美国文化中的反智力现象，鞭笞了其消极乃至反动的影响。《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及其他论文》（１９６５年出版）批评了５０年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尤其是麦卡锡主义，论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反托拉斯运动、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等。１９５５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好也是最有争议的著作《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中译本译作《改革的时代》，俞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１９５６年获普利策奖），主要论述了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历史上的各种改革运动，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观点对这些改革运动作出新的分析”，并进而探讨了人们的政治价值、社会心态和政治文化。《改革时代》集霍氏多年摸索和研究之大成，被誉为当代美国史学界研究改革史的奠基性著作。霍氏在晚期的重要著作，主要包括《进步主义史学家：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１９６８年）、《一种政党制度的设想：美国合法反对派的兴起，１７８０至１８４０年》（１９６９年）和《１７５０年的亚美利加：社会速描》（未完成，１９７２年出版）。前者主要论述和总结了三位进步主义史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发展轨迹；《一种政党制度的设想》主要研讨美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变迁与发展，是政治史与思想史兼具的一部专著；后者向人们展现了１８世纪中叶美洲殖民地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争取自由的情景。与以往著作相比，这几部书述事更为客观和冷静，显得更为成熟。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涵括自清教徒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整个美国史，涉及美国的各个领域和方面。综观其整个学术生涯，我们可看到一条主线，即向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上半期美国史学的主流进步主义史学发起一连串的攻击。进步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比尔德、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弗农·帕林顿等。虽然他们的着重点不同，但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两分法的冲突史观来解释历史和历史的发展。霍夫施塔特自称受到过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前引《改革的时代》，第９页），但从一出道就向进步主义史学发起猛烈攻击，并因此扬名美欧。《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研究历史的一个新的原则即思想，《美国政治传统》则从各个方面向进步主义史学发起了冲击，创立了“一致论”史学（consensus history），并最终取代了进步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
二
《美国政治传统》全名《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是霍夫施塔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著作。它发行总数达百万册之巨，出版之初即引起轰动，被誉为美国史学的经典之作。霍夫施塔特也因此被称为史坛新秀，并进而确立了在史学界的杰出地位。
本书由１２篇传记性论文组成，被作传者多为历任总统，如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格罗弗·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有各个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如约翰·卡尔霍恩、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霍夫施塔特之所以为这些人物作传，是因为他们都是代表某些独特利益的人物，“突出地代表了美国政治情绪的主流”。他并非想写一般性的歌功颂德或指斥谩骂的记述生平事迹的传记，而是想不加粉饰地客观展现这些“以大众思想领袖身份活动的人”的“某些未得到足够注意的方面”，着重分析他们的历史作用，借以对美国的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作出新的解释。
那么，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什么呢？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人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但其开国先辈信仰的却是共和，认为自由与民主无关，而是与财产有关。１７８７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钳制人民中普遍流行的思想即民主政治。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诞生在农村，……起初的观念和政治价值以农村生活为模型”，与土地密切相关（前引《改革的时代》，第１７页）；然而，“商品生产的胜利改变了旧时给予土地神话许多魅力的客观环境，用新的理想取代了旧的理想，那就是事业和自我奋斗的机会”（《改革的时代》，第３１页）。胡佛曾深信效率、事业心、机会、个人主义和真正的自由放任政策，笃信控制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些曾属于美国的主要传统，但在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面前失去了活力。不过，自建国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尽管美国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分歧和冲突，美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政治传统，即“虔信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竞争价值”、把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特征视为人的必要的素质。美国文明就建立在这一共同的基础之上；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美国历史。
霍夫施塔特声称，《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就是“力求在不忽略重大冲突的同时注意，并追溯其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利益而发生的变化。”透过他对１２个典型政治人物的分析，纵观全书，我们可把其基本观点概括为如下几点：（１）强调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注重“美国舆论的共同倾向”；（２）研究历史从政治思想方面着手；（３）批评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凡此种种，均与进步主义史学流派针锋相对。
“但凡变革危急之际，理智便有深陷恐惧之虞，世代延续之感就可以成为延伸越过当前恐惧的一条生命线。”霍夫施塔特在“导言”中引用的帕索斯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创作《美国政治传统》的目的。３０年代以来，主要是经济大危机以来，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以致对美国文化和传统本身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位“赞赏美国生活的保护性和多元性”的学者（Ａ．布林斯利，“重评《改革时代》”，见《美国历史评论》，第１３卷，１９８５年），霍氏感到有责任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指导方针”。其结果，就是发现了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美国历史上并非不存在冲突和斗争。从表现上看，这种斗争，尤其是政治斗争，经常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斗争的表层之下蕴含着共同的取向。政界人物“对当前的论题会各执己见，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在总的思想框架上又是一致的，其思想反映在政策中的差异很小。就美国总统竞选而言，各派“一致之处极多，分歧之处极少，根本找不出什么重大的争论问题”。就进步主义史学家一再渲染的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的冲突而言，这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两派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点，汉密尔顿时期主要制度在杰斐逊时期继续存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
进步主义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和《美国文明的兴起》二书上。霍夫施塔特则认为这是简单的和决定论的解释。要想弄清复杂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就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方面入手，“描述思想或一切种类的象征表达方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思想是“变革的武器”，是推动社会前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美国政治传统》研究的是人和思想，注重的是思想在政治中的作用。
进步主义史学家一般比较注重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对杰斐逊、杰克逊及其后的自由民主传统持肯定态度。霍夫施塔特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运动的主导思想“凝聚在逝去的体制和条件之上”，平民主义运动参加者的“乌托邦存在于过去而不是将来”，进步主义运动“向后看的眼光竟达到了十分自相矛盾的地步”，“目的是挽回失去的一切”，其本质不是民主而是复古，并为以后的反动准备了条件。自由主义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传统。
从表面上看，霍夫施塔特对所作传的各个人物均进行了可谓苛刻的分析，对由此反映出的美国政治传统也持批判态度，但是，他的目的绝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要重构国民已经动摇的对美国未来的信念。《美国政治传统》可谓应保守思潮回笼之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史学本身的保守趋向。
客观地说，《美国政治传统》作为历史著作有种种缺陷，首先，它对经济因素不予重视，大大影响了分析问题的力度和深度。其次，它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的评价有欠公允和全面；再者，它所得出的一致论结论没有把美国历史中激进的方面如实地反映出来，没有能分析那些不遵守其“一致”原则的集团和运动，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和社会上的种族及宗教冲突。正因为此，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新的国内外形势的出现，如冷战破产、越战失利，“公平施政”、“新边疆”等失灵，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政治传统》所代表的“一致论”史学也就完全失掉了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这本书的价值。思想、文化及政治的作用确实是进步主义史学重视不够的重要领域，霍夫施塔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次，本书对杰斐逊派与汉密尔顿派的分歧的分析，对美国党派之争的看法，合乎历史事实，有助于人们较为清楚地认识美国社会。此外，它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吸取许多有益的营养，对政治人物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推动了美国史学跨学科方法和多元论模式的形成。本书的另一优点是文字优美，融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章学诚曾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这种“文”，应该也是《美国政治传统》多次重印、累计印数上百万册的一个原因吧。固然，“一致论”史学在美国已逐渐为人摒弃，然而，作为一部曾引起轰动、在各方面有开拓之功的著作，《美国政治传统》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学术界无疑是有好处的。
（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Random House, 1948），崔永禄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６月出版。）
——评安德森著《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1953-1961）》一书
王先亭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１９５３－１９６１）》一书着重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１９５３－１９６１年）在美国侵略越南战争（１９６５－１９７５）起因中所起的作用。全书共２７６页，约１０万字。作者安德森（David L. Anderson）是美国印第安那波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历史系主任、教授。
该书于１９９１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后反响很大。《美国历史杂志》称赞它“是对我们了解美国侵越战争这部悲剧的实质性的贡献。”（见该书的封面）美国德克萨斯Ａ＆Ｍ大学历史教授托里·安德生（Terry Anderson）在《印第安那历史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３期上为该书撰写了书评。他认为“安德森的这本书是对我们理解美国逐步陷入越南泥潭的杰出贡献。”（见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Vol.3, 1992, pp.258-60.）另外，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教授杜克（W·J·Duiker）也在《军事历史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上撰文评价该书。他指出“此书严肃地纠正了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那种‘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泥潭无关’的说法。”（见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2, 1992, pp.328-29.）为此，该书于１９９２年荣获了美国外交历史学会设立的费雷尔（R. H. Ferrell）图书奖。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１９５３－１９６１）》一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它重新解释了艾森豪威尔政府１９５４年在奠边府战役期间所采取的克制政策。在此之前，美国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赞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克制行为，并把它归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一贯所采取的谨慎的外交政策。安德森则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奠边府战役期间按兵不动，不去援助被胡志明的军队围困的法国军队，是因为法国的军事挫败为美国直接插手越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虽然美国在防止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夺取整个越南这个根本问题上立场与法国一致，并为此向驻扎在越南的法军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但由于法国政府在越南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已使得法国人声名狼藉，所以美国政府拒绝与法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法国的军事失败则为美国政府在南部越南重新扶植一个新的政府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很快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创造”一个以吴庭艳为首的“自治”政府，并把它作为保卫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防止共产主义势力从中国和北部越南向南部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扩张的战略前哨。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的克制态度只是暂时的，他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控制整个越南以及东南亚。
其次，安德森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南越进行的国家建设并不像他自诩的那样成功。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政府扶植了吴庭艳作为越南共和国（南越）的总统，并且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来建设南越。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称赞吴庭艳是“东方的丘吉尔”，并声称南越的国家建设取得了“成功”。安德森则认为南越的国家建设是失败的。一是因为在１９５４年以前，南越基本上是个政治真空，没有一个自治的政府。为填补这个政治真空，艾森豪威尔扶植了吴庭艳政府，但这却妨碍了吴庭艳与胡志明争夺民族领导权的合法地位。因为对许多南越人来说，吴庭艳是美国的“傀儡”，缺乏胡志明那样的政治资本。一是因为吴庭艳及其家族一直反对任何社会及政治改革。吴庭艳在其任内（１９５５－１９６３年）不但对共产党人及其进步人士、甚至一些政府官员格杀勿论，而且对美国顾问要他实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改革也虚与委蛇、甚至置若罔闻。因此说，艾森豪威尔在南越从事的国家建设不是成功的。
不仅如此，由于南越傀儡政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及军事援助，它事实上已成为艾森豪威尔为其继承人而掘的一个陷阱。在这个陷阱中，后来的约翰逊政府（１９６３－１９６９年）不仅不能自拔，而且越陷越深，以致于１９６５年发动了侵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政府不仅耗费了数以亿计的美元，而且丧失了数以万计的将士。
安德森之所以能得出上述结论是与他的学术观点分不开的。据作者告诉笔者，他在学术上属于“后修正主义学派”。这一学派旨在寻究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的美国会陷入越南这个弹丸之国。它能较客观地用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诸多因素，如美国人对越南文化的无知及偏见、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等等，来诠解美国侵越战争的起因。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１９５３－１９６１）》使用了大量的最新公开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档案从而丰富了该书的内容。但因作者不谙越南语言，不能使用相应的越南方面的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另外该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对吴庭艳的政治活动及美国援助吴庭艳的具体措施触墨甚少。
然而，综观全书，《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越南（１９５３－１９６１）》不失为研究美国侵越战争起因诸多著作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本。
（David L. Anderson, Trapped By Succes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 1953-196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读《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
熊志勇
（外交学院）
一本长达５００多页的厚书终于摆到了我的案头上，尽管它姗姗来迟。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是在１１年前，当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修时，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正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工作的陶文钊先生。那时，他已在那里干了近一年。美国政府很注意档案的收集，档案馆里的东西浩如烟海，要想在里面找到需要的东西，对生手来说如同大海捞针。但当时陶先生已能轻车熟路地找到通幽的途径。正是他带我拜会了管理外交档案的负责人，并向我介绍如何查找档案资料。此后，我只是利用学习的空余，偶尔光顾档案馆。而陶先生却在那里埋头干了一年多。他到底捞到了多少东西，那是可想而知的。
陶先生回国后撰文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档案资料的保存情况。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是国内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此后，他写了一些文章讨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但我总不满足，感到他手里还有积货未抛。打开《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一书，我顿时肯定这才是充分反映出他那两年辛勤耕耘的重要著作。
《中美关系史》一书详细地纪录了这４０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全书共分８章２７节，最前面是序章，简要地介绍了从１７８４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至１９１１年中国同美国等列强签订借款合同这１００多年的历史演变。书后附有译名对照表和参考书目。
这本书提到了一些我过去几乎没有见到的内容，如美国与广州革命政府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府抱有一种既蔑视又敌视的态度，特别是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承认问题和关余问题上。１９２１年５月，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政府承认这是中华民国的唯一政府。他特别写信给美国总统哈定，称赞美国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义的捍卫者”，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但美国国务院却不屑一顾地把这封信退给美国驻华公使。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甚至污蔑孙中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为了争取足够的经费，也为了表明中国的主权，广州革命政府１９２３年提出收回海关结余的问题。各国驻华使节一致决定派海军到广州海面示威，阻止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美国代办认为，应使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阻吓广州政府。他的主张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然而，由于广州政府立场坚定，列强的作法未能得逞。这两件事使我感到，虽然美国是个发达的独立的国家，但它并不关心别国的进步和独立。即便它可以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样板，它也不能作为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依靠。孙中山几乎一生都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到逝世的前几年却转向苏俄求助，其苦衷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使用大量的史料来探讨一些多年来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关于３０年代的中美关系，如何评价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东亚的政策。１９３１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了被称为“史汀生主义”或“不承认主义”的声明。作者对这一声明及其所代表的政策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一方面指出，美国这么做是要维护其在华利益，坚持《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规定，以恢复东亚的均势。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的这种愿望客观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是相吻合的”，这个声明“对在日本侵略面前常常表现出妥协倾向的国民政府既是一种支持，又是一种制约”。当然由于没有采取更有力的制裁措施，这个声明的阻遏作用也很有限。
２月份，中国东北伪政权扬言要“独立”。在英国拒绝采取联合行动之后，史汀生又通过公开他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封长信，重申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政策，并暗示：既然现在日本已经在中国实行军事扩张，美国也要考虑它是否还受《九国公约》的约束问题，美国增强在关岛和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立场使新闻界出现谴责日本侵略的浪潮。
年底，国联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英、法等国比较偏袒日本。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３日，史汀生告知英法政府：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如果日本得以将其意志强加于远东，那末一战以来为建立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国联也将威信扫地。他表示，美国支持国联作出明智的决定，并乐于与国联合作。书中指出：“史汀生的上述表态也促使英、法的态度多少发生转变”。２月，国联特别大会以４２票对１票（日本）通过了“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它比《李顿报告书》更明确地谴责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行径。
３０年代前半期，在东亚如同在欧洲，火药味越来越浓，但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制止日本的扩张企图。作者认为这同美国弥漫着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有关。美国人普遍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把数百万青年送到欧洲战场上流血，只是为了填满军火商的钱袋，美国不应再参与其他地方的战争。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美国国会通过３个中立法，最后一个具有永久性质。它“严重束缚了总统和国务院的手脚，使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８月，罗斯福为了试探民意，在芝加哥发表演讲说：要像对传染病人实行“检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以防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蔓延，保障社会健康。这个讲话使参加国联大会的代表受到鼓舞，第二天便作出谴责日本侵略的报告书。这个讲话也使中国人受到鼓舞。但它却受到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连罗斯福的内阁成员也多半不支持他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立刻从演说的立场后退了。
尽管如此，从１９３９年开始，美国一方面废除美日商约，对日本实行禁运；另一方面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并实际上允许部分款项用来购买军火，还通过了租借法，使中国能得到更多的战争所需物资。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全面研究，作者指出，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具有两面性，“只看到或只强调其中的某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只能以偏概全”。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基本点不是要通过绥靖日本而苟且偷安，美日谈判没有减弱美国事实上援华制日的势头，也没有在谈判中不顾及有关国家立场而一意孤行；美国政府中出现对日妥协的情况，其中有出自美国利己主义的考虑，但也不能排除斗争策略、政治手腕的因素。
关于４０年代的中美关系，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共、国民党与美国这三方面的关系，例如美国什么时候形成了扶蒋反共政策，赫尔利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此书明确地提出了其观点，并加以论证。作者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４０年代初便决定了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书中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格局。罗斯福有三点想法，（１）建立大国体制。他认为战后世界应由美、英、苏、中四个大国来支配，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拉在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便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２）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需要，也是可能办到的。战争将使有的国家的势力扫荡出中国，使有的国家在华势力削弱，而美国却可以趁机扩大其在华影响。（３）消灭殖民帝国。趁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美国可以设法争取原殖民地的好感，缩小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在罗斯福看来，一个稳定的友好的中国对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的盟国，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这样一个中国不可能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再者，美国也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比蒋介石更强有力的领袖。因此，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的领袖”。
１９４４年为解决史迪威将军问题，罗斯福派赫尔利来中国。临行前，罗斯福嘱咐他要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赫尔利来华后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他报告罗斯福：“蒋介石与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抉择。”于是，罗斯福断然调回史迪威。
为了解决国共矛盾，赫尔利曾与中共方面达成《五条协议草案》。这个草案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虽然赫尔利认为国民党没有好好地考虑共产党的建议和国民党的条件过于苛刻；但他想到罗斯福的指示和罗斯福同意调回史迪威的作法，他还是转过来支持蒋介石，压制共产党。
１９４５年初罗斯福接见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甚至把属于最高机密的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给他看，而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当时也还未见到这份文件。这充分表明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任，也说明罗斯福坚持扶蒋的政策。所以，当赫尔利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讨论中国的军事形势时，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即可把中国的反政府力量镇压下去。虽然４月１２日罗斯福去世了，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发展到战后的扶蒋反共，已是不可扭转的形势。
由此，作者认为，赫尔利只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不过他不是消极被动的执行者，而是积极促成美国政策向扶蒋反共的转变。
《中美关系史》一书洋洋４０多万字，我只能从中译出本人关心的几点作个介绍。长期以来，讨论中美关系的论著往往变成了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史。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力图改变这一点，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这一局限。从目录上看，如第一章共三节，第一节的题目“从共同行动到单干”标明了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特点，而第二、三节的题目“不为中国问题卷入国际纠纷”和“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干”都是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本书标题的份量还是以介绍美国为主。标题的另一问题是风格不统一。有的以时间为名，如“战争第一年”、“战后头半年”，而有的以事件为名，如“史迪威事件”，或以这个时期的关系特点为名，如“走向对抗”等。我认为应把第一种改为后两种，标题本身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我还要提一点可能是作者忽略的地方。１９４９年６月，中共方面诚意地邀请仍留在南京的美国前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京。这本是有可能沟通美国与新中国领导人的宝贵机会，却为美国政府所拒绝（第４７２页）。为什么？此书对许多重要的问题都作了分析说明，但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却没有解释。精彩的故事讲一半就断了，使人有点“扫兴”。
本书印刷上的错误还是比较多的。如第２５页第３行、第２７页正文倒数第2行都缺少半边引号。第４４页的“１２月２日换文之后”应为“１１月２日换文之后”。对于图书出现的这类问题人们都习已为常了，但作为一个著名的出版社和严谨的学者还是应小心为好。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建议，不仅对于此书作者，也对于那些将写大部头著作的学者：在这类的著作后面最好能有一个索引。国外出版的书籍一般都有索引，中国过去出书由于受排版印刷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用计算机写作，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用计算机来编排制版，搞一个索引不该再是什么难事。因此希望能早日见到带索引的论著问世，为研究人员提供方便。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刘绪贻
（武汉大学历史系）
杨玉圣同志从他近年来所写的文章中选出若干篇，准备出一个集子，约我作序。
通观集子所收的文章，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这包括几个层次。首先，史实应准确。杨玉圣在几篇评论中都指出了所评著作的史实疏漏，同时也肯定了“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求实态度。他认为，那种把注重时间、地点等基本史实说成是小事或笼而统之曰乾嘉遗风的作法，“大概也只能说是由于成见加偏见的缘故”。实际上，就史学著作来说，要求史实准确并非“小事”，而是必要条件。不然的话，历史何以能成其为科学？又怎么能进一步总结出真正的历史发展规律呢？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是十分重视的。以中国史学为例，人们不独关心自己著作中史实的准确性，而且还关注前人著述中的缺谬，其中明代朱明镐所撰《史纠》６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要尊重历史。玉圣同志指出，那种“斗”字当头、一斗到底的阶级斗争式的教科书，“人们已经越来越不买帐了”。在研究外国历史时，要有尊重外国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应当把历史尽可能地“从平面变成立体、从骨瘦如柴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新形象”。就是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再其次，解放思想。这里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本书作者以为，我们搞历史研究，“当然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过，这断非仅是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庸俗作法”，也不是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来取代尚需认真开展的具体研究工作。我由此想起恩格斯说过的这样一段名言：为了了解人类的历史，“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相反的，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F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５０－６５１页#FS）。由此我还想到我国的优秀史学传统。拿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来说，这是一部巨著，但对其缺谬，历来都有人不惮匡正。单以传之以世的而言，就有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林伯桐的《史记蠡测》及近人崔适的《史记探源》等。东汉的王充甚至在《论衡》中写下了《问孔》、《刺孟》两文。看来，为了追求真理、把“神”还原为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得做。
第二，探索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一般说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世界史研究曾先后较多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及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来独立地开展研究。在讨论美国史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时，杨玉圣着重指出了三个方面，即“构筑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展现中国人缜密而独到的美国历史观”；“重视中国人的美国史著译成果，尽可能地介绍和
吸收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见解”；“中美关系的过去与现在应得到充分的关心和足够的反映”。总的说来，这都是正确的。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原则，应照顾到客观实际。比如，我们真正有特色的著作还不是很多，除老左派外，对美国的史学著作也不是很熟悉，这就要求我们介绍和引述有关著译成果时采取慎重的态度。关于中美关系史，这些年来成果很多，像丁名楠研究员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不过，就美国史著作来说，不一定每本书都去大谈中美关系史。比如，涉及１７８４年“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前（甚至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就不容易多谈中美关系史。即使讲这以后的美国史的著作，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中美关系史的份量。不然的话，就难免不协调。
第三，敢于褒贬。这是提高史学评论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恰好在这一方面目前存在着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以褒而论，往往流于过分吹捧。至于贬，一般不敢问津，或者轻描淡写，难以认真。可是，杨玉圣却不止一次地闯了“禁区”。作为涉足史坛不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抱着维护史学尊严、促进史学发展的良好愿望，撇开个人得失，仗义执言，公开批评不正常的风气以及不严肃的学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读他的这类书评，我往往不禁想起幼时在《春秋左传》里读到的“崔杼弑其君”的故事：当崔杼把记其弑君的那位史官杀了以后，后者的两个弟弟继承兄志，亦遭杀害，直到第三个弟弟才把这件事记在简册上；还有一位南史氏，听说大史尽死，也执简以往，后得知此事已载于简册，始作罢。我常常想，这不正是我们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吗？虽说今天不会有崔杼那样的霸道官僚了，但当初史学家吴晗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也实在是令人寒心的。这就难怪人们在十年“浩劫”之后宁愿明哲保身。如此看来，难道玉圣同志的胆识与正气不应加以爱护吗？
当然，杨玉圣的文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以他的评论为例，有些遣词用字还可斟酌，有的评价似乎还值得商榷。比如，在《评〈二十世纪美国史〉》中，他赞扬该书认为威尔逊的“新自由”“在当时有一定进步作用。它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论点。其实，这一论点恐怕是不应赞扬的。研究威尔逊的美国权威史学家阿瑟·林克等说，威尔逊１９１２年竞选总统时，曾“保证恢复竞争赖以活跃的各种条件，借以摧毁垄断资本并解放企业主的潜力。为达此目的，他特别要求实行关税改革，使信用摆脱华尔街控制，并加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取缔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和解散连锁董事会。威尔逊称这种纲领为‘新自由’”（参见《１９００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上册第１３９页）。美国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旧秩序的危机》中指出，威尔逊在１９１２年竞选时，号召其同胞把美国从巨大财富的虐政之下解放出来。“他说，‘当我们采取将有必要的策略以克服和摧毁这种影响深远的垄断制度时，我们是在挽救美国的企业而非伤害它；当我们将各企业相互分开、并拆散这些垄断组织时，我们心里想的是……，社会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得到更新的。’这就是‘新自由’”（见该书英文版第２７－２８页）。由此来看，“新自由”是不大可能促进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威尔逊执政后，据阿瑟·林克和小施莱辛格研究，由于时势的需要和逼迫，他逐渐放弃了摧毁垄断制度的“新自由”政策，采取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由国家管理垄断企业的“新国家主义”政策。就是说，它实际是以“新自由”为名、以“新国家主义”为实的政策。这是促进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怎么能说“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呢？再如，对《二十世纪美国史》认为里根“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样重要的转折意义”这种说法，玉圣同志在书评中似乎也是首肯的。可是，这种说法本身还值得研究。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多谈。大体而言，如果说里根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也是一种旧手术，但罗斯福动的是新手术。因为“新政”虽有所继承，但就总体而言，它是新的；里根的内政政策不过是在“新政”遗产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过去共和党政府的旧政策，其中比较见效的减税政策和以国防名义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不管里根加上什么新标签，都是以往的美国政府实施过的，或者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从理论上说，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与当时崭新的凯恩斯主义类似，以供应学派理论和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所谓里根经济学（如果有的话），无非是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那里拾来的（参见刘涤源等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１２章、１４章）。过去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失灵，所以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现在倒退回去，岂能言新？以实效而论，罗斯福新政能迅速、全面、大规模地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里根的政策充其量只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并无新的突破。因此，我们似乎难以承认里根的内政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等重要的转折意义”。
清人章实斋云：良史除才、学、识外，还需有德。杨玉圣同志走上工作岗位不过五载，即已朝此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真不容易。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其评论“都是用心、认真写出来的”。所以，我把这篇序文名之曰：喜闻雏凤清声。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于珞珈山
这是作者为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所作的“序”。该书已于１９９４年３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已于１９９４年３月完成１９９３年度的出版补贴审评工作。该年度共有７类１４种美国学著作和工具书获准资助，涉及美国历史、外交、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总字数达６３３万字，总资助金额为１３.３５万元人民币。
这项出版补贴基金的评审工作至今已进行了三届。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基金管理条例作了修改，规定，可以“择优资助少量有关美国学的论文集和工具书”，对逾期不能出书、抄袭剽窃等行为规定了处理办法。
１９９４年度该项出版补贴基金的申请工作业已开始，美国学研究的学者同仁请抓住时机，于８月底前提出申请。欲了解申请具体办法者请与美国所侯玲联系。
（中华美国学会秘书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