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息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中美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６０余人出席了讨论会，其中既有多年在这一领域中辛勤耕耘的老专家，也有风华正茂的中年学者，也有刚刚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学位的青年后生，真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研究会顾问柴泽民参加了开幕式并致了祝词，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出席了２６日晚的冷餐招待会，并就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当前的中美关系作了即兴讲话。
一
这次讨论会不同寻常。它不是对特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讨，而是对改革开放１５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进行回顾，检阅成绩，总结经验，并就中美关系史研究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开掘探讨。提交给会议的１９篇论文，回顾了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来１５０年的各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研究状况，概述了对中美关系未来的预测性研究，中美关系史著作的出版情况，以及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热心的留美学者还从美国寄来论文，介绍了旅美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三天的讨论会开得紧凑热烈。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对一些问题取得了共识，也就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１５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是迅速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大超过以前的３０年；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对一系列问题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百家争鸣在这一学科中已经初步形成风气；涌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开始建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国家关系多，研究民间关系少；研究政治（外交）关系多，研究文化、军事尤其是经济关系少；研究对华政策多，研究中国对美政策少；占有美国档案资料多，占有中国资料少。
二
与会学者形成了以下一些共识：
要把中美关系置于该时代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双边关系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点从１９世纪末以来就看得很清楚，越到当代越是这样。离开了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就不能正确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一些具体历史现象就会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19世纪末到华盛顿会议时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这样，冷战时期及冷战后仍是这样。
要结合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来研究中美关系。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密切相关，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对美政策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联系内政而孤立看待外交，或者可能把对外政策看偏了，或者不能正确解释对外政策。
要对中美关系进行立体研究。所谓立体研究，就是把一个言归于好题悬挂在空中，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考察，全方位地搜集资料，多层面地进行分析。历史现象本身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能以偏概全。立体的研究不等于堆砌更多的史料，而是对丰富的史料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深入细致的剖析，这就要求研究者加强理论修养。
三
与会学者还就如何促使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加强“现状”与“历史”的联系。由于各自训练、知识准备、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的各异，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之间常常有一道无形的墙，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相鄙薄，这种情况在外国和中国都有。这次讨论会打破了这道无形的墙，使从事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的两部分学者坐到一起，收到了取长补短，增加知识，增进了解，开阔眼界的效果。有的学者提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时间上划一条界线把历史和现状截然分开，这种区分应该采取模糊的办法。搞历史的学者要增加现实感，搞现实的学者要增加历史感，这是使各自的研究工作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必要条件。以往，有些从事对策研究的人缺乏历史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系统知识，他们的政策分析有时难免就事论事，缺乏深度；有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现实不闻不问，因而不能更好利用其学术长处为现实服务。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争取开放更多档案。近年来，我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工作取得了不小进展，编辑出版了一批价值很高的档案资料，与会学者对档案工作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但研究工作者在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方面仍有许多困难，在某种情况下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这已经成为制约中美关系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因素，以致许多学者只好主要依靠美国档案资料从事研究。与会学者呼吁，结合保密法的实施，制定一个定期解密档案的法规，使档案的开放有章可循。也有的学者指出，争取开放更多档案固然重要，但同样应该重视现有资料的充分利用。美国每一位总统都有公开讲话与文件集，这与后来解密的文件对研究工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我们报纸上刊登的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涉及外交的都是外交文件，对于这些资料，研究者要下更多的功夫，否则便是失职。
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首先，研究方法要规范。每个研究者在开始研究某一课题之前总要尽可能了解有关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已经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需要做的，以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其次，研究成果要规范，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承认这种借鉴是学术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现在有的研究者明明借鉴了别人的成果却不愿意承认，引用了别人的观点或别人发掘的资料却不愿注明出处，似乎一切都是从他开始。有的同志把这种现象称作“了解多于借鉴，借鉴多于承认”。有的作品的注释都是外国学者的论著或外国档案资料，其实，不少是从中国学者的作品中转引的，作者并非都看到了原文。这是一种学风不够严谨、不够严肃的表现。如果研究者较充分地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又能明确注出哪些是借鉴他人的，哪些是他所不赞成的，那就可以避免许多无价值的重复劳动，把精力集中于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读者也会对这位研究者的创见了解得更清楚。
繁荣学术批评。在国外，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已经形成传统：出版社新出有关的著作就给杂志社寄去样书，杂志社便约请专家撰写书评。书评者一般都能不讲情面，对被评著作有好说好，有差说差。这种风气在我国学术界极应提倡。近年来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已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过热烈争论，但学术批评还不够经常化，对著作和论文发表评论还没有形成风气，已有的书评也往往只说优点，不说缺点，或者对优点浓墨重彩，对缺点轻描淡写，甚至还有违心美言的，这种状况应当加以改变。与会者呼吁把中美关系史研究会通讯和《美国研究》等学术刊物变成开展学术批评的园地，希望全国各地的研究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
交流学术信息。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当前的状况是，研究有分散化的趋势，即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地方或单位，而是许多地方许多单位都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从事这项研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研究工作、学术会议又还相对集中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这就使得及时交流学术信息成为当务之急。各地各单位及时彼此了解研究工作及其他学术活动的状况，对于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加强合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都极有好处。与会代表建议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今后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并呼吁全国各地学者和研究机构支持这项工作。
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第一，引用外文资料的中译本时应尽可能查对原文。时下有的译文质量不高，甚至望文生义，粗制滥造，这样的译文是靠不住的。即使是严肃的译者翻译的、严肃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也难免有误译或笔误、校对上的错误，（《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和《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１９３２－１９４５）》是两本译得很好的书，但也有笔误或排版校对上的疏忽，如：前者第３５页，“虽然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０年３月的两笔贷款在法律上仅限于购买军用物资”一句应为“……购买非军用物资”；后者第４０７页，“美国船只仍然可以把货物运到被占领的苏联港口”一句应为“未被占领的苏联港口”。）研究者还是查对原文为好。第二、多年来，我们对有些材料的翻译和援引不太确切，与原意有出入，如关于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朝鲜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的说法（见资中筠：《关于两段美国引语的正源》，《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对于类似的情况，研究者应当追根溯源，恢复其本意，避免继续误用。
四
与会学者还就中美文化关系史与经济关系史研究发表了好的意见。
关于中美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近代中美关系既未能摆脱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不平等的基本格局，又存在着两种异质文化的冲撞与融汇，这里有历史学与文化学研究的交叉，中美文化关系史不应简单从属于政治史和外交史，恰如其分地把握侵略与被侵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东方传统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关系，是正确认识中美文化关系的关键，也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讲一个方面，也不能不恰当地强调一个方面，否则，都可能对研究工作产生误导。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文化影响、文化传播，各自的含义如何，相互间的关系又如何？对这一问题需要认真地、缜密地进行思考。另外，虽然在中美文化关系史上更多地表现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文化关系毕竟是双向的，中美两国的文化是互相影响的。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其中有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流传，对此我们还很少注意。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这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很薄弱的一环，从纵的方面讲，不系统，从横的方面讲，不全面。对于中美贸易和投资迄今没有系统的数量统计，对美国在华企业的研究也集中在个别企业。对于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可以利用和发掘的资料，我们迄今没有加以认真利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与现实的分离、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分离。历史学家看到一大堆数字便无能为力，经济学家又认为“过去”与己无关，结果就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出现了这一块冷门地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在历史学的训练中应有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统计学的课程，以便完善知识结构，适应工作的需要。
晓 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社会文化室于1994年3月中旬在京召开了中美文化互动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中筠、王缉思、朱世达，北京外国语大学梅仁毅、杨立民，北京大学陶洁、王宁，外交学院潘绍中、任小萍，《世界文学》李文俊、申慧辉，《外国文学评论》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赵一凡、王逢振、钱满素等人出席了会议。他们就中美文化模式的特点及其互动作用交换了看法，并探讨了中美文化交流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在讨论中，有的专家认为，中美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不平衡的。开放十多年来，美国文化以其大众化、多元化、商品化对一代中国人产生了影响，而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却很微弱。在互动中，中国文化总是处在受者的地位，其中可以看到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在学术界保持一种平衡的平和的文化心态至关重要。文化交流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自我鉴定的过程，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应有所取舍。
与会者认为，文化的影响力主要依靠其本身的力量、吸收与融化的本事以及介绍好的东西与鉴别不好的东西的使命感。在文化交流中，是否一切必须从维护本民族传统和民族利益出发？有学者认为，并不尽然。中山装换成西装，孔乐失去现代魅力，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文化交流中，不要怕传统受影响。受影响，就是串味，就是异化。应该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心态，通过文化交流，产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复兴。没有这种心态，就学不到东西。
有的学者认为，８０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鸿沟。在美国，许多一流学者转向大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款的崛起，爷的没落”，相当多中国学者与大众文化保持距离。在后启蒙时代，文化应从圣坛走向民间，在新的时代推动文化的提高。中国学术界应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
有的学者在会上谈了自己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的看法。他们认为，文明冲突不是国际的基本矛盾。是国家控制文明，并不是文明控制国家。尽管现代化有可能导致冲突，高期望值以及经济变化赶不上文化变化是危险的。但国际间的基本矛盾仍应是国家间的矛盾。虽然当代文明间有差异，但总的趋势是趋一，是文明的融合。就文化学的意义而言，中国人难以接受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过分强调了精神，强调了信仰以及信仰的冲突。
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文明不可能如亨廷顿所说的与伊斯兰文明结合，因为从根本上讲，儒家文明没有宗教传统，它注重现世，否定来世，在儒家文明中不可能产生原教旨主义与宗教狂热。所以，有的专家认为，亨廷顿在其文章中所论述的概念不清，譬如文明与文化的概念，种族与民族的概念。
有的学者不同意作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亨廷顿所论述的关于种族与地域冲突有可能演变成文化冲突的假设。在亨廷顿的眼中，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冲突。实际上，文化冲突不应该是２１世纪的主流。２１世纪应该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在多元格局中，重视文化相对论。多元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的，任何文化不可能吃掉另一种文化。应该强调文化对话，而不是文化冲突。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对话，实质上仍包含对抗，起关键作用的仍是军事与经济的实力，没有军事与经济的实力，就不可能有对话。例如，４０年来日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从来就不是平等的。日本文化卧薪尝胆，表现了坚忍的精神，４０年间增长了经济实力，在歌舞伎后面是空手道，敢于对美国说：不！
与会专家还讨论了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有的说，日本文化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新一代日本人一方面保持日本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传统、破坏自己的传统，导致文化危机。在这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有借鉴的作用。在这中间，如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为思想而活”的知识分子建立批判的价值标准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有的学者建议，应全面地深入地总结东西方道德，借鉴西方好的道德观念，使之在中国得以发扬。
会议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表示，这种讨论会有助于推进中美文化的比较研究，今后将不定期举行。
《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 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除“序章”及附录“英汉译名对照表”、“参考书目”和“后记”外，正文４９６页。全书共４４．３万字。
这是由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迄今份量最重的一部系统探讨整个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的专著。作者陶文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在简略回顾了近代中美关系的大致情况后，本书把重点放在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演进方面，“主要讲的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对经济、文化、军事关系等方面也“多少予以涉及”（“后记”）。借助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已刊及某些未刊档案资料，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迁，本书着重研究了中美两大国在这一非常时期如何成为抗日盟国、又如何最终走向对抗的历史。作者认为，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有对日姑息、妥协的一面，但援华制日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并发展为主导方面，“美国政策的基本点不是要通过绥靖日本而苟且偷安。”（第２３５页）这之后双方结为反法西斯的盟邦，在越来越多的政治、军事、经济交往中，彼此合作、援助、争吵和妥协，结果美国和国民政府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堪称特殊的关系”（第３０３页）。麻烦在于，美国把蒋介石等同于中国，在１９４４年秋到抗战胜利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由支蒋容共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从１９４８年秋冬到１９５０年中，美国除从中国内战抽身、隔裂中共与苏联外，仍继续敌视中国革命，直至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走向对抗的格局。“从那以后，经过漫长的一代人的时光，在遭受一再的失败和挫折之后，美国决策者才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调整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才开始缓慢解冻。两国都为它们的对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第４９６页）本书系丁名楠研究员主编《中美关系史丛书》之一。
《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项立岭著。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第１版。除“丛书主编前言”（汪熙）、“本书摘要”、“前言”、“中英译名对照表”、“参考书目”外，正文２０５页。全书共１８．６万字。
这是深圳教育学院教授项立岭的一部新作，系汪熙教授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１１辑（封面误印作第９辑）。本书考察了２０世纪初期以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中心的中、美、日关系，其主要观点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但威尔逊中途对日妥协，使中国人对美国长期以来抱有的希望落空，由信任而危机。“就中美关系而言，华盛顿会议较巴黎和会简单。美国在会上自始至终支持中国，并未妥协。”（第２０４页）美国为中国有代价地收回山东权益出了力。
《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１９５４－１９６８）》 时殷弘著。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第１版。除“前言”、“英文参考书目”外，正文２９８页。全书共２４．７万字。
这是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论述美国与越南战争的学术著作。作者时殷弘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研究战后美国外交史见长。本书着重考察１９５４－１９６８年间的美国对越政策，特别是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过程及其原因，兼及美国的军事战略、战争方式等侧面。作者认为，美国在这十几年间身陷越战泥潭，其卷入和干涉的规模越来越大，代价亦随之愈来愈高。这场代价过于昂贵、不可能打赢的持久战还使美国“陷入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分裂和动乱之中。”（第２６３页）这场由“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个弱小民族”所进行的历时最久、耗资最大的战争，其根源在于美国维护和扩大其霸主地位、“遏制”共产主义。“维持美国的威望、特别是美国力量的可信性，是在越南进行干涉和战争的全过程中始终起巨大作用的一个考虑。”（第２９２－２９３页）历史的怪圈恰恰是，“受挫意味着威望受损，因而要维持威望便须投入更多的力量；但这样等于在威望的赌注上加码，于是新的挫折造成更严重的威望损害，这又使新的升级成为必要的。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此。”（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美国历史散论》 杨玉圣著。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３月第１版。除“喜闻雏凤清声”（刘绪贻）、“《美国历史散论》序”（黄安年）、“《美国历史散论》出版纪言”（刘雪枫）、“后记”外，正文３８７页。全书共３０万字。
这是出自我国青年美国史研究者之手的第一部个人文集，选自作者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陆续撰就的有关美国史、中国美国学史的论文、札记、评论，计３５篇（另有５篇附录），“从一个小小的视角反映了新时期学坛的喜乐悲哀”（“后记”）。
《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政策》 黄兆群著。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初版。除“前言”、“大事年表”外，正文１７６页。
作者黄兆群现为烟台师范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教授。“这是一本专门探讨美国民族与民族政策的小书，偏重理论上的勾画和观念上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反应〔映〕了中国大陆学者对有关问题研究的新水平。”（“前言”）该书认为，就性质而论，美利坚民族“仍然还属于一个基于地域意义的广义民族”，但并非多种族、多民族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呈现一种一体多元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第４１－４２页）美国的民族同化有３种模式，即黑人模式、印第安人模式、移民模式。在作者看来，美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总的历史定势是，“摒弃民族排外主义，合众为一，放眼未来。”（第１５９页）美国的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种族问题，种族歧视是美国民族病的根本症结。不过，“美国各个民族集团的人们，其中包括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今天已经习惯于在现行国家体制中解决关于自己切身利益的民族或种族问题。合力大于分力，共性大于个性，这是美国的民族定局，也是其民族政策真正成功的地方。”（第１７０页）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关于美利坚民族性质的历史考#O&察》（东北师范大学１９９１年）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扩充而成的。 （英堂供稿）
Richard Nixon, Beyond Peace.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本书是已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逝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遗作。书中对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内政与外交问题进行了分析，对美国如何重新确立它的国家目标，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以及美中、美俄关系等，提出了见解。在《中国》一章中，他回顾了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交往，认为中国领导人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克林顿政府却制造麻烦、助长对抗。指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认为，在一个超越和平的时代，出于同苏联或俄罗斯毫不相干的原因，中美两国仍需要相互合作。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和经济强国，它在东南亚、中东、波斯湾、朝鲜半岛等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不应低估一旦美中关系变为对抗性而不是合作性时，中国损害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美国应以一个大国应该受到的尊重来对待中国。在《俄罗斯》一章中，他认为应支持叶利钦，但不应将其偶像化。美国应与俄罗斯其他民主人士及新一代领导人发展良好的工作关系。俄罗斯将肯定会再度强盛起来，问题是，届时它是西方的朋友还是敌人。在《美国》一章中，他认为美国只有有一个强有力的对外政策，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内政策。在美国争取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时，仍必须考虑种种不同的情况。美国主张扩大和平和自由，但是，是在不牺牲其利益和原则的前提下扩大和平，是在不损害和平的前提下扩大自由。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这是一部阐述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作者以一个个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特别是首脑人物为主线，向读者展示了一部从１７世纪法国著名宰相黎塞留到里根执政期间３００多年波澜壮阔的世界外交史。作者对于善于充分地运用权力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思想十分推崇，他赞扬黎塞留从不允许道德来阻碍国家利益的做法，并认为好几代统治者都在以黎塞留为榜样。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如１８世纪末的政治动荡、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均一带而过或没有提及，但却用大量篇幅分析了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３年的柏林危机，并对尼克松的政绩大加赞扬。作者在书中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绘成在理想主义和民族利益之间不断摇摆。他认为，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政策基调是伍德罗·威尔逊确定的，即希望美国成为“行善的国际警察”。只是由于越战的失败，尼克松才放弃理想主义，而通过力量平衡来寻求国家利益，但这个战略转移的完成是在里根时期实现的。作者认为，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很像梅特涅提出的秩序。认为下个世纪的美国领导人必须为公众提出一个国家利益的概念，必须回答怎样通过维持力量平衡来使该利益在欧洲和亚洲得以实现。
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作者曾于１９８８年出版《大国的兴衰》一书。本书的重点是分析当今全球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作者认为，将会对２１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性问题是：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民族问题、通信与金融革命、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新工业革命和多国公司的发展。全书第一部分对以上问题，特别是人口爆炸、科技革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分析了它将会给人类带来的利弊得失。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这些发展对美国、俄罗斯与东欧各国、日本、中国、印度、东亚地区、穆斯林国家、欧共体等的影响。在第三部分的结论中，作者认为目前世界在经济层次上越来越一体化了，但在政治层次上却越来越分裂。认为教育、提高妇女的地位及政治领导等，是解决２１世纪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关键因素。作者对全球前途所持的看法是比较悲观和极端的，他甚至认为要解决某些国家的人口爆炸，只能寄希望于艾滋病的蔓延。
Christopher Manion, Slick Wille II. Annapolis: Washington Book Publishers, Inc. 1993.
本书是１９９２年９月出版的《狡猾的威利》一书的续集。书中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克林顿主宰下的白宫的内幕。内容涉及“白水门事件”、德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韦科的灾难、克林顿私人律师文森特·福斯特的神秘自杀等事件。从克林顿之妻希拉里对权力的争夺到总统与军队的血缘关系，从健康保险计划的难产，到克林顿总统异国情调的社交活动等等，书中均做了详尽的叙述。克林顿在其两年前打动选民的竞选演说中曾自诩：“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代表努力工作和遵纪守法的人民。”但作者则尖锐地指出，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克林顿事实上是一位水平最低的总统。
Martin L. Laster, U.S. Interests in the New Taiw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作者认为，９０年代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使美国面临着许多挑战、冒险和机会。在亚洲，政策制定者的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台湾的前途问题。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实质上已经使它变成了一个“新台湾”，这个变化大体上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但是，新台湾对中美关系的前途构成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在美国转变其以往对东亚实行的遏制战略的今天。在本书第一部分《新台湾》中，作者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四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叙述了“新台湾”的发展过程，探讨了它的前途。在第二部分《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中，分析了９０年代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和战略，美国在新台湾的利益，美国与台湾和大陆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探讨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对大陆产生的影响等。在结论部分中，对新台湾的走向以及它将会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