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
金灿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两年来美国政局的演变
随着中期选举降下帷幕，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前半段施政过程被划上了休止符。两年来的美国政局演变，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为两个过程，第一是克林顿推进其政策主张的过程，第二是围绕政策的推进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和力量转换的过程。
就第一个过程而言，克林顿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推进其政策主张的。关于克林顿政府在提出政策主张、推动政策立法方面的具体活动，我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多有介绍和分析，不再赘述。这里只是指出，在克林顿过去两年的施政中存在着三个特点：第一，虽然主要施政目标未达到，但总的说来做的事情不少。克林顿的主要施政目标是促使国会通过健康保险改革法案，从而将保险的覆盖面由目前的８５％扩大到１００％。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５日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宣称要使１９９４年成为“健保改革之年”。然而，这一主要立法计划却在马上就要结束的第１０３届国会中搁浅，并且在未来１０４届国会中的前景也未必美妙。另一方面，两年来克林顿取得的成绩还是不少的。举其大端，内政方面有：在经济政策领域，上台伊始就提出并部分实施了刺激就业增长的短期经济计划，促成通过在５年时间里减少５０００亿美元联邦赤字的预算方案；在社会政策领域，主要成绩有“布雷迪禁枪法案”、“打击犯罪法案”、关于教育改革的“公元２０００年目标”和“从学校到工作”等计划。外交方面有：在贸易关系方面，促使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召开亚太经合会首次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召开３０年来头一次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政治与安全关系方面，促成中东和谈，与盟国的关系虽有摩擦但基本平稳，改善了中美关系，与俄国基本上保持了良好关系，第二年还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取得进展。克林顿曾自我评价说，本届政府第一年内所做的事情超过战后历届政府在同期内的作为。〔1〕第二，先内政，后外交。有鉴于外交成绩对布什竞选连任没有起作用，加上施政重点在国内，克林顿在第一年任期中对外交比较忽视。一度导致其外交政策摇摆不定，饱尝批评，引起人们怀疑克林顿领导外交的能力。认识到外交上的成功固然不足以保证其连任成功，但外交上的失败却可能是致命的，克林顿在第二年开始在内政外交之间平衡使用精力，外交政策渐有起色。第三，施政充满妥协性，而且往往是克林顿让步较多。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称，在第一年施政中从未使用过否决权。这并不说明白宫与国会山充满和谐，而是说明克林顿的立场极富妥协性。美国新闻媒体中已出现一个新词——“克林顿式的妥协”（Clinton's compromise)。以“打击犯罪法案”为例，该法案一开始就是妥协的产物，既包括加大打击犯罪力度等共和党人的主张，又包括一些被共和党讥为“变相社会福利政策”的、通过增加开支来加强教育和引导从而预防犯罪的民主党人的主张。法案最后依靠共和党温和派得以通过，但代价是在原来已被压缩过的３３０亿美元总开支中再削减３０亿预防犯罪开支。舆论界和共和党借此宣称，法案的通过是共和党的胜利。
就第二个政局演变过程而言，可以用两个现象来概括：首先，出现了政治钟摆大幅右摆现象。在１９９２年大选中选民把克林顿送入白宫，同时还让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但在中期选举中却使克林顿的声望降到底点，并让共和党在参院、众院、州长和州议会各项选战中全面获胜，舆论惊呼华盛顿发生“政治地震”，政治钟摆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大幅度右移。其次，出现了“克林顿现象”。本文所谓崐的“克林顿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克林顿虽然取得不少成绩，而且客观上形势也不错，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使人头痛的联邦财政赤字从１９９２年的高峰持续两年下降，〔2〕但是，两年来克林顿的所做所为一直争议不断，得不到社会好评。关于这一点，克林顿本人深有体会。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４日克林顿接受圣路易市一家电台的电话采访时激愤地说，本世纪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他那样受到如此频繁而且恶毒的攻击。〔３〕
“克林顿现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些政治势力在攻击克林顿及其心腹方面乐此不疲。克林顿的“桃色”旧闻不断见诸报端。特别是克林顿夫妇长期的密友福斯特自杀并且一些与“白水案”有关的文件随之失踪之后，“他杀说”甚嚣尘上，以“白水案”为核心的克林顿夫妇的财务问题被媒体反复渲染。最后导致国会设立一个由独立检察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在这一过程中，克林顿从小石城带来的心腹班子丧失殆尽。第二，政府推进每一项政策都遇到极大阻力。不提围绕全民健保法案展开的激烈较量，就已通过的法案而言，从１９９３年的预算法案、布雷迪禁枪法案到１９９４年打击犯罪法案，从１９９３年底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到最后批准“乌拉圭回合协议”，克林顿政府无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第三，克林顿本人及其政策所获社会评价不高。一般说来美国新闻界（尤其是全国性媒体）是比较自由派的，多数亲民主党人。事实上，新闻界与克林顿确有过一段蜜月期。在１９９２年大选期间即已有人提出克林顿的绯闻和“白水案”问题，但被新闻界忽视或掩盖,从而帮了克林顿大忙。专家估计,８０％的新闻界人士投了克林顿的票。〔４〕奇怪的是，克林顿上台不久新闻界就开始与他针锋相对。据统计，他上台头１７个月，美国三大电视网对他作过３２００次报道，其中７５％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平均每晚有５次攻讦他的言论。〔５〕在此情况下，共和党借机夹攻克林顿。于是，有些法案吸收了共和党的主张，它们的通过就成了共和党的胜利；有些比较多的是克林顿和民主党的主张，那么这些法案就成了无用之论。结果，这在一个方面促成克林顿声望大降。１９９４年入夏以来，克林顿的民意评分始终只有４０％左右，这是战后历届总统执政同样一段时间后的最低支持率。共和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中期选举中，他们竭力把历来集中于地方问题的中选变成对克林顿的全国性信任投票。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这一策略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对于“克林顿现象”和政治钟摆大幅右移现象的产生原因，民主党在中选之后提出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克林顿的社会评价下降严重削弱了民主党整体政治地位，是该党中选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克林顿社会评价的下降不在于其政策有什么问题，而在于：首先，克林顿政府对自己的政策思想和成绩宣传得不够。其次，克林顿施政的程序安排出了错误。主要是第一年不该一上来就提出在军队搞同性恋合法化，结果导致将军们反戈，宗教领袖们震怒；第二年又太集中于全民健保法案，没有尽力推进社会福利改革法案，而对后一法案两党共同点较多，本来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的。
民主党之外的解释主要有：第一，克林顿的立场变化太多、太快，人们不信任他。〔６〕与克林顿相比，里根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支持者和反对者基本固定；而克林顿却极善于转变立场，这充分显示了其政客特征，使得支持者不敢信任他，而反对者愈发坚定。第二，近年的经济发展未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克林顿和民主党也就不能从中汲取政治支持。第三，反在职者情绪在前年大选中就已出现，而且在冷战后的世界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克林顿和其他民主党人身居官职，自该倒霉。
上述种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不过，本文认为产生“克林顿现象”和政治钟摆右移现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
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
在论及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政治－文化分裂的起点是什么，即分裂发生前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型态以及政治和文化型态。
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社会构成极其复杂。但是，从美国社会产生的那一天起，直到建国，直到历史发展的今天，美国始终存在一个主流社会和一种主流文化，即一个符合主流社会需要的价值准则、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美国社会首先是由欧洲移民组成的社会，其中最早的移民是英国移民，并且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英国裔移民都是人口最多的社会群体。〔７〕这就决定了美国是个白人欧洲型社会，其主流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移植物，其中英国的传统居主导地位。美国人通用的是英语，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型态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典型的美国人是所谓的ＷＡＳＰ，即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来自欧洲的宗教传统对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新教的影响尤为突出。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北美洲的“移民始祖”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不畏艰险横渡大西洋，奔向蛮荒的美洲大陆，不是为了淘金（相形之下，今天绝大多数移民美国的人们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而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立国后，美国宪法明确拒绝了建立国家宗教、实行政教合一的可能性，确保了宗教自由原则。各种源于欧洲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在美国的大地上繁荣起来，欧洲型宗教文化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在美国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其中最突出的是帮助主流社会维持现存秩序。
如果把１７、１８世纪欧洲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划分为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进步思潮，〔８〕那么美国的主流文化就是在欧洲资产阶级进步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９〕欧洲的专制主义传统对其影响甚微。该文化的核心是欧洲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式的个人主义。〔１０〕
美国主流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富有政治意味并且专门属于美国的特性。〔１１〕第一，坚持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一致性。其观念上的表现是所谓“美利坚主义”，其政治上的表现是本土主义势力（如历史上的美国人党、非美活动委员会等）在历史上的种种活动。由于美国社会是由许多种族、民族、宗教和地域团体等组成的复杂拼合体，而且历史短暂，没有时间从容消化差异因素，因此其主流文化一方面容忍各种差异存在，使不同社会团体都有生存和活动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却坚持为维护社会统一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任何对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将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坚决反击。第二，坚持变革的渐进性，即主张有控制的变革。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尊重进步，不反对变革。其哲学基础是个人本位，把个人选择的自由置于任何特定价值体系之上；其政治上的主张是宪政主义和限权政府原则；经济上则主要表现为小政府主张和放任主义思想。美国革命的第一价值目标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体制是因为它相对其他政治形式最能保障自由而被采用的。〔１2〕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因此被设计成权力分散式的，对社会的干预能力被降到最少、最必需的程度。正是基于这种自由主义内核，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是不反对变革的，事实上美国社会进步和变化之快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各国中少有的。另一方面，美国主流文化对革命、对激进变革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它所推崇的是相互妥协的、有控制的变革。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虽然革命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具有贵族气质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１３〕这一特点就把美国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激进知识分子领导的现代革命区别开来了。从美国宪法制订者们设立参议院时的种种考虑中，〔１４〕从他们有意制造修宪的困难等方面，都可以感觉到对激进变革的保守态度。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美国主流文化的这种特质称作“保守的自由主义”，主流派美国人可以称作“反革命的革命派”。
直到本世纪３０年代，上述主流文化一统天下、全面主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包括政府行为）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南北战争也没有中断这一局面，因为内战中虽有思想和文化冲突，但区域利益冲突占绝对主导地位。然而，３０年代经济大危机及其引发的严重社会危机，完全暴露了小政府和放任主义思想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宣告了统治美国数百年、尤其被上世纪中期之后的美国社会奉为金科玉律的自由主义政策体系破产，信誉扫地，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由此而来。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形成了民主党自由主义。新的自由主义是崐一种修正型自由主义，它并不反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个人自由观念，但强调要为每个人享受自由创造基本的平等条件。平等观念在美国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地位由此大大提升。而为实现平等，就必须引进政府干预机制，大大扩张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广泛而有效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改变美国历史上先个人、后社会，先社会、后国家，强社会、弱国家的传统格局。〔15〕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得到所谓“新政”联盟的支持，该联盟包括劳工、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妇女等非主流社会群体。另一方面，同时形成了共和党保守主义。美国的现代保守主义更像主流文化的传人，其哲学思想堪称原教旨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它仍然坚持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其政策主张的核心仍然是放任主义和小政府，并且在社会问题上坚持家庭的价值和对宗教的忠诚。共和党保守主义与欧洲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只是在坚持欧洲自由主义的原始意义，反对给自由主义增添平等观、政府干预论等内涵这个方面才能被称作保守主义。〔1６〕共和党的典型支持者是男性白人中产或中上阶级，多数工商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属于共和党。共和党在人数上少于民主党，“新政”迄今共和党选民始终只占选民总数的２０％，而民主党一度达到５０％（近年降至４０％，其余４０％为独立派选民），〔1７〕但是，共和党人的平均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民主党对手。在争取独立派选民方面，共和党比民主党有办法。
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形势，新型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民主党自由主义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冲突均未完全展开。但是战后，尤其是６０年代，以越战为契机，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青年学生运动以及社会各界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使美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政府权力也急剧扩张，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新政”时期。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都是社会改造方面的大手笔。截止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分裂现象可以说暴露无遗了。缘“新政”而起的政治－文化分裂，至此基本形成稳定的格局。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地位急剧下降，长期属于非主流社会的弱势集团和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大为提升（当然还不致于取代前者）。
这里应当明确和强调的是，所谓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是一种政策主张对立和文化观念冲突相互交织的状态。具体说来它是指：（１）政治上，民主党与共和党对峙，自由派与保守派交锋。（２）政策上，存在两种对立的主张，自由派主张扩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求政府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以促进平等，对原来的弱势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等）实行照顾性的倾斜政策，对异端行为（如同性恋、家庭解体等）采取容忍政策；保守派则主张小政府，按市场原则分配财富，强调机会平等，坚持家庭价值和对宗教的忠诚。（３）思想上，自由派提倡修正型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要求在原来的自由主义观念体系中加大平等观的份量，加入政府干预论；而保守派则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４）文化上，自由派容忍并支持多元文化，而保守派则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性。
政治－文化分裂不是社会的分裂，因为政治－文化分裂是同一个大框架内部的分裂，对峙各方对于美国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认同的。虽然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差距加大，但还远不至于分裂。另外，政治－文化分裂既不同于单纯以利益分歧或冲突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即单纯的政治势力重新排列组合或重新组党，因为它是以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冲突为背景、为基础的；又不同于单纯以观念差异为基础的文化分裂，因为主流文化和代表非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相冲突是有明显政治目的的，是为了达到各自的利益和政策主张这类现实目标而展开的文化交锋。政治－文化分裂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远不是简单划一的，而是交织出现、极为复杂的。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同时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只不过民主党内自由派更多，而共和党内保守派更强。大量的独立派选民则是根据具体的问题而在两党间摇摆，在一个问题上赞同民主党，而在另一个问题上投向共和党。就个人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一个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可以同时是多元文化的激烈支持者，一个非主流社会的成员可以具备主流文化的全部观念；一个政治上的保守派可以同时是文化上的开明派，而一个文化上的自由派却可能信奉最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政治信条。
随着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由出现、发展，终至定型，“新政”迄今、以至于未崐来美国社会的政治（包括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处在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社会背景框架中。这就要求观察美国的人们在分析任何具体发展过程或问题时，不仅要把握住传统的制度框架和具体问题上的利益或观点分歧，而且还要把握住上述政治－文化分裂格局所造成的影响。
民主党自由主义战后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人口构成中非主流人群的绝对数量和比例增加。黑人人口增长很快，更重要的是移民中的非欧洲人比例大增，尤其是１９６５年移民法通过后更是如此。〔18〕第二，非主流社会集团自我意识觉醒，并开始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而斗争。科技和通讯手段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的实现和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刺激妇女、黑人与其他少数种族等原来的社会弱势集团自我意识觉醒的基本原因。另外一个是政治因素，即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勃兴，许多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来自这些国度的群体的自我意识和自豪感随之加强。第三，从冷战出发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需要。以社会平等为第一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美国主流社会奉为圭臬的古典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发出严峻挑战，并且对战后新兴国家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为了争夺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主流社会不得不对国内非主流集团的平等要求让步。第四，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５０、６０年代经济与科技的大发展，也给主流社会的让步政策提供了心理基础与物质条件。〔1９〕
战后民主党自由主义大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是：第一，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展，并深入到社会生活领域。原先的弱势社会集团，如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妇女等，社会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得到更多的尊重。第二，社会思潮和人们的思维活动更为活跃和丰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现代思潮或后现代思潮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严肃的思考。
但是，与自由主义大发展同时发生的政治－文化分裂的深化和定型，又导致了严重的问题。第一，统一的价值准则丧失，观念混乱，甚至连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可以自成一家，还都有人鼓噪称好。第二，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由于日益缺乏统一的道德标准，结果家庭解体、教育水平下降、犯罪活动猖獗。社会福利制度救济了一些穷人，却又造就了一批缺乏自立精神的懒人。另外，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对妇女、黑人提供强制性定额照顾的“照顾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２０〕自７０年代以来得到广泛推行。这对美国人一贯信奉的机会均等观念形成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逆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从而导致了新的种族紧张关系。第三，自由主义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导致美国经济在７０年代出现停滞和通胀并存的局面。本身就是滞胀一个来源的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对此束手无策。加上国际格局变动等因素的作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事实在７０年代显露出来。至此，民主党自由主义声誉大减，人心思变。
战后自由主义的急速发展和政治－文化分裂的深化，威胁了前述美国主流文化的两个基本特性：非主流社会的地位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的勃兴，威胁了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一致性；社会的急剧变化违反了变革的渐进性原则。这就必然会引发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反击。不过，在３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自由主义主导美国政坛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保守主义的反击没有成功。值得提出的反击事例至少有两个，一是５０年代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和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些活动。不过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外（苏联）的，尽管其活动限于国内。这是出于害怕“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害怕共产主义思想破坏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一致性而作出的保守主义反弹。对国内政治没有产生广泛和长期的影响。二是１９６４年极右派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结果惨败。
在７０年代，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但仍保持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开始积聚力量，意指主流社会的“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一词反复被人使用。到８０年代，以里根赢得１９８０年大选的胜利为标志，美国进入了以“新保守主义”为旗号的保守主义复兴时期。保守主义积极进攻，而自由主义采取守势姿态。这一是因为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在７０年代充分暴露，二是因为里根的出现解决了长期困扰保守主义运动的如何聚集力量的问题。长期以来，非主流文化由于有主流文化这个共同的靶子而得以聚合力量，形成攻势，而主流文化却难以在非主流文化中找到一个值得合力攻击的对象。然而，里根的崛起使保守主义运动获得了一个旗手、一个共同召集人崐，保守主义的力量由此得以在８０年代凸现出来。
随着里根任期届满、布什继任，保守主义运动又陷入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与里根不同，布什是个管家型而非鼓动型的政治家，因此难以凝聚庞大的保守主义运动。加上里根的保守主义政策施行数年后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如联邦赤字由１万亿美元上升到４万亿，贫富差距拉大等等，结果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形成了保守主义回潮处于低落状态的局面，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攻暂时中止。这构成了两年前民主党获胜、克林顿执政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７０年代的实践证明了单靠自由主义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越战断送了“伟大社会”。由于越战的干扰，在６０年代这个民主党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自由主义未能得到全部的资源以推行其政策，这就减少了其成功的机率。另一方面，８０年代里根主义的实践则再一次证明，单靠保守主义同样不解决问题。必须指出，在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里，政府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比美国紧密。美国对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连年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国家政府的保护政策造成的。所以，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现实也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或许可以说，美国社会需要的是能在自由和保守两派间找到平衡点，能使对立双方合作一致、共同解决问题的新的政策思想和政策体系。这是克林顿上台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政治-文化分裂与政局演变
在１９９２年大选中，克林顿充分利用了保守主义复兴的势头低落、人们希望找到新的政策平衡点这种历史背景。他高扬“变革”大旗，提出一套自称既不同于民主党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２1〕从而在选举中占了主动。
不过，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对克林顿先天不利，因为克林顿不符合主流文化的标准：他有逃避兵役的经历，他承认吸过大麻，他的绯闻不断，如此等等。保守派对他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所以，虽然克林顿的竞选策略是成功的，但是最后他只是以４３％的选民票入主白宫，是美国历史上又一位少数派总统，其选民基础并不强大。事实上，克林顿夺得总统宝座主要不在于他的竞选活动搞得好，而在于布什竞选连任的活动组织得太糟糕，被有些美国分析家认为是总统选举史上最差的一次。〔２２〕加上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自然衰退期，这虽与布什政府无关，但依然沉重打击了布什的政治地位。所以，可以说是布什输了１９９２年大选而不是克林顿赢了这场选举。
政治基础并不坚强的克林顿上台后，却极为雄心勃勃，大有仿效他所崇拜的肯尼迪总统、推动美国再开拓一个新边疆的劲头。他上台后的作为在两个方面冒犯了保守派：一是政策方面，他的一些政策复归了民主党自由主义，最明显的是保障同性恋权利和支持堕胎合法化，这使保守派大为光火。另外，布雷迪法案的通过使他得罪了全国枪支协会的成员。二是施政风格方面，他的一些施政风格不仅使许多普通美国人不满，更使保守派无法忍受。这主要有：施政如竞选，说得多，做得少；施政缺焦点，立场变化太快、太多；夫人干政。其中，第一夫人希拉里在没有任何公职的情况下居然主持制定克林顿政府的核心改革法案——全民健保法案，这尤其使保守派人士承受不了。这样一来，处于消沉状态的保守主义复兴运动找到了共同的敌人，重新活跃起来。两年来，国会共和党人表现得极为团结和有纪律，多次成功地挫败克林顿的施政努力；而国会外的保守派则集中攻击克林顿其人、其心腹和其政策。“克林顿现象”由此在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产生出来。而“克林顿现象”本身严重损害了克林顿的政治地位，进而削弱了民主党的整体政治影响力，从一个方面导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获得胜利，使政治钟摆向右摆动。
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导致了“克林顿现象”和政治钟摆大幅右摆现象，而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再次凸显了政治－文化分裂的事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开始在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去寻找发生在美国的各种事件的背后原因。最近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作了非常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极为形象传神。作者写道：自由派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城市，是一种城市同盟。该集团的精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岸，并可能崐掌握着好莱坞。他们读《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看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他们上过大学，通常有研究生学位。他们主张妇女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堕胎权。他们拥有自由化的大学校园。在他们后面是黑人、拉丁裔移民、下层劳工和多数妇女，他们喜欢看画面直观的电视，其中不少是中学辍学者。他们住在城市里，几乎很少是双亲家庭。他们通常依靠福利生存，指望并相信政府的力量。他们通常投票支持民主党。另一方是新兴力量：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住在郊区，只上过高中，顶多是大学本科，经常听（中波）听众可以参与的访谈广播。他们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他们的中心区域是南方及日益扩大的中西部乡村。他们对庞大的政府干预不以为然，而相信军方的力量，通常投共和党的票。〔２３〕
通过分析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和两年来的政局演变，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保守主义仍在复兴，而且力量仍然强大。“沉默的多数”不再沉默。８０年代以来美国政坛的力量攻防格局大致是这样的：自由派一直处于守势，失去了上升势头；保守派积极反攻，但在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攻势暂缓。近两年来保守派又恢复了进攻的态势，并在中期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２４〕第二，冷战的结束加深了分裂，并加强了保守派的力量。冷战结束是以苏联的自我崩溃、两极格局瓦解为标志的，它对保守主义的帮助表现在这些方面：首先，苏联的不战而败给保守主义提供了现实依据，说明其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和布热津斯基的（ZbigniewBrzezinski）的《大失败》一书中，〔２５〕人们都可以体会到美国主流文化代表者们的这种自我评价。其次，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下降，外来的意识形态竞争压力减小，而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突出，这些冷战后的转变都促使保守主义及其代表的主流文化不必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容忍异端。
“新政”以来，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在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展开的，政治发展过程是其中之一。未来的美国政治发展将仍然在政治－文化分裂的影响中进行，其主要的表现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克林顿个人政治命运的影响。克林顿在美国政治－文化分裂格局中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过去的人生经历给他打上的自由派烙印，使克林顿较之于一般的民主党总统更难得到保守派的信任与合作；而作为少数派总统，他为了取得成绩以竞选连任，又必须寻求共和党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为此不得不做出妥协，在中期选举使共和党控制国会后情况更是如此；但是，由于连续出现妥协，很难保证原来支持他的民主党人士不转变立场。事实上，民主党内部已有人在酝酿换马。这样一来，在１９９６年大选中克林顿不仅肯定会遭到共和党人的强大冲击，而且会在民主党内首先受到严峻挑战，不能排除他在预选中被拉下马的可能性。
第二，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影响。当今的美国政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要求。首先，社会问题上升到突出的位置。这次中期选举中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社会问题展开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超过其他问题，而这类问题解决不好将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前途。需要指出，部分社会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部分复杂性就来源于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其次，美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换时期。近年的经济增长没有给民众带来实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业结构正在变化，收入较高的中间管理层的位置大量减少，新的就业机会多是低收入的、临时性的。最后，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挑战的绝对强度不如冷战时期，但是挑战的性质却比过去复杂得多。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分裂严重限制了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新要求而寻找共同目标的努力，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冷战后美国政府内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混乱状态。前几年刚完成《大失败》一书的布热津斯基近来出版了一本《大混乱》，这种心理转变非常有意思。〔２６〕
第三，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影响。冷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政府信誉下降，民众对在职者不满的情绪，这里面存在着一些共同因素，但也有各国独特的原因。就美国来讲，政治－文化分裂就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限制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造成许多无谓的政党政治斗争，引起民众的厌烦心理。反在职者情绪将长期存在，对未来的任何执政者都形成威胁。这种情绪还为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的出现和发挥影响提供了社会思潮基础。
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随时都在变动之中的。目前它既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又有整合的迹象。从分的方面看，有大学中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冲突加剧；〔２７〕而《正态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一书在美国畅销并遭致大量批评性反应，则说明新的种族矛盾抬头。〔２8〕从合的方面看，一部分非主流社会成员开始向主流社会靠拢。最新的例子是，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与一些黑人牧师共同组织了一个“彩虹联盟”（Rainbow League）。他们在黑人社区四处宣讲黑人要自立的观念，要求黑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黑人社区的犯罪、吸毒、教育水准下降、家庭破裂等问题，而不要一味指责白人社会，并永远躺在福利的摇篮里长不大。
从未来的发展看，较代表非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和较代表主流文化的保守主义都有一些支持因素。从自由主义方面看其支持因素是：第一，非主流社会正在成长，非欧洲移民大增，主要是拉美裔移民，而且无法遏止。〔２９〕美国日益由一个欧洲型社会变成一个世界型社会（注意，问题在于不是一个世界化或全球化社会），由一个民族熔炉社会变成一个马赛克社会。第二，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是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它具有尊重选择和变革的基本性质；建立在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体系本质上是有利于非主流社会发展的。从保守主义方面看其支持因素是：第一，非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力量上升必将带来一系列问题，这将有助于保守主义凝聚力量。第二，主流社会的力量仍然强大，如果在政治上被有效利用，将有可能减缓或遏止非主流社会的成长。
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在未来如何演变是很难预测的。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包括政治进程在内的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未来发展，仍将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非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对峙中展开。
注释：
〔 1 〕U.S. Information Service, Embassy of the U.S.A., Bulletin, January 25, 1994, pp.23-29.另见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５日克林顿《国情咨文》。
〔 2 〕相关数字请见Economic Indicator, October, 1994,第３２页。
〔 3 〕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５日纽约《世界日报》。
〔 4 〕 １９９４年７月３１日纽约《世界周刊》。
〔 5 〕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８日纽约《世界周刊》。
〔 6 〕 美国学者康原（John Kamm）在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中国外交学会举办的中期选举讲座会上，在与笔者交谈时就持这种看法。
〔 7 〕 截至1790年，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及其后裔占白人总人口６０．９％，苏格兰裔８．３％，爱尔兰裔９．７％，总计母语为英语的白人人口比例是７８．９％。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Bicentennial Edition, Series Z, 20-23, p.1168.
〔 8 〕 当时的欧洲已经出现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也参与了反封建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是：“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０６页）但是，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毕竟太微弱了，它不可能进入早期美国历史缔造者们的视野中。反过来，由于早期历史和文化渊源中几乎没有社会主义因素和传统，这就从一个方面造成了社会主义难以在美国发达到欧洲那种程度。
〔 9 〕 恩格斯认为，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９８页。
〔10〕 个人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法文是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ｅ。个人主义在当时的法国就像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词汇中一样，专指那种邪恶的、反社会的自我利益冲动，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相当于当代英崐语中的ｅｇｏｉｓｍ一词，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一词第一次进入英语可能是在１８３５年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文章里，英文形式是individualism（参见《大美百科全书》第１５卷，第４８页，台北·光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爱默生赋予个人主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对个人优越性的乐观信仰。由于积极意义的个人主义首先在美国出现，并且在美国得到最大范围的赞同，于是正面的个人主义就成了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并进而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观念。今天，事实上在整个西方世界，个人主义的主要涵义都是积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观，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观念在向世界扩展。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与欧洲古代和近现代史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有关。它还发展出一些现代形式，其中一种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甚至可以和集体主义相融合。不过，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式个人主义仍然是今日美国主流文化的主干，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１）从目的方面看，个人是最高的价值，社会（包括政府）只是为实现个人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方面，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对立的。（２）从动力方面看，一切社会问题都产生于个人，而解决问题的最终力量也存在于个人之中。（３）从责任方面看，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
〔11〕 有关美国主流文化两个特性的总结，参见〔英〕维尔（M.J.C. Vile）：《美国政治》第一、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
〔12〕 多数美国学者都是这么看待美国革命的价值取向的。参见James Q. Wilson, American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Politics, (M.A.: D.C. Heath and Co., Lexington, 1980), pp.16-21.
〔13〕 这方面最著名的论述是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于１９１３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该书中文版由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
〔14〕 汉密尔顿指出：“一个组织完善的参议院是必要的”，因为它“会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成为对于政权的一种值得赞赏的制约力量”。见《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２１、３１５页。
〔15〕 最能体现美国传统的小政府观念的是这两句话：“政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罪恶”；“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潘恩写道，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为不可容忍的祸害。”《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３页。
〔16〕 在西方国家里，保守主义一般是指尊重传统的价值，认为由无数历史的经验累积起来的传统必定要比最杰出的个人理性还要高明，从而倾向于维持现状，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创新的这种特性。保守派人士不同于激进分子或进步人士，后者往往对于现存生活方式不满而致力于寻求新的或自认为更好的制度形式；保守派也不同于反动分子，后者也对现状不满，但认为今不如昔，而致力于恢复想像中的美好的过去。保守主义在西方是个褒义词，代表社会稳定的力量，所以不少政党自称保守党。至于欧洲政治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是专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对革命持怀疑、批评和否定态度的政治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参见《大美百科全书》第７卷，第３２０－３２２页。
〔17〕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３页。
〔1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112th edition, from No.8 to No.10, pp.11-12.
〔19〕 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左倾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极大地影响了积极推动自由主义发展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可以看作第五点原因。不过这种影响的具体发生过程还有待深入探讨。对当时美国影响较大的左倾思潮和事件大概有：古巴革命以及随后盛行于拉美的城市游击战理论；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法兰克福学派为理论指导的１９６８年５月巴黎学生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在当时的不少美国人眼里是既理性而又理想主义的，极富魅力。
〔20〕 Affirmative Action一词在国内通常译成“肯定性行动”。这一方面是英文字面意义如此，另一方面是因为推行该计划的指导思想中，还有一些超出简单照顾以外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考虑。但是，该计划的实际推行过程却崐愈来愈局限于提供简单的照顾。为了反映出Affirmative Action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为了方便国内读者的理解，决定将此词译成“照顾行动”。
〔21〕 关于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请见〔美〕威尔·马歇尔、马丁·施拉姆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达洲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22〕 同〔６〕。
〔23〕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英国《卫报》。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第２２－２４页。
〔24〕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来，保守主义复兴运动席卷西方世界，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运动，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银行指导下出现的也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些现象的同时出现是颇耐人寻味的。
〔2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6 (Summer 1989); Zbigniew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89).
〔26〕 Zbigniew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3).
〔27〕 参见沈宗美文，《美国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28〕 R.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29〕 同〔１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