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重新认识中美关系

 

在本文修改过程中,王缉思先生和赵梅女士对原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希望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贾庆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这样写道,“中美关系受到地缘政治,军事安全,以及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和经济诸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认识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分析影响两国对对方的态度和政策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1〕大多数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和学者都同意这一见解。但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同也到此为止。中美关系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历史上中美关系的发展都具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本文首先介绍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三种基本看法,然后对这三种看法加以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模式。

 

一、“友好”、“敌对”和“钟摆”

 

总的说来,人们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另外一种认为,中美关系基本上是敌对的;第三种看法认为,中美关系既不完全友好,也不完全敌对,而是摇摆于友好与敌对两个极端之间,时而友好得甜甜蜜蜜,时而又敌对得不共戴天,跟老式座钟上的钟摆似的。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美两国从来没有过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国人民对对方有一种特殊的友好感情。持这种观点的多为美国人,他们认为,历史上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美国奉行民族自决的原则,两国之间不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且还相互支持。在他们看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同,不仅没有侵占中国的领土,而且还至少在口头上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华盛顿对几乎所有外国对中国的侵犯都提出了抗议。”本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美国是第一个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国家。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曾在中国兴医办学,对在中国发展现代教育和传播西方医学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战后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坚决主张扶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2〕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0年间中美两国之间曾充满了对抗和敌意,但是这段时间只是中美两国友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巨大的偏差”。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就明显地得到了改善。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unt)总结美国人对中美关系历史的这一看法时这样写道:“在中国受到外部侵略和内部动乱的磨难过程中,美国人始终相信这样一种迷信,即美国给中国的无私援助和中国人对此的无限感激造就并加强了两国间一段友谊的黄金时代。”〔3〕

一些中国人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历史上友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的代表人物蒋廷黻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世界大国中,和我们友好的是美国。”“中国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国这近百年中占了我们哪一块地方?……强占了哪一个港口”〔4〕另外一些中国人虽然认为中美关系有美国侵略的一面,但是也强调友谊的一面。复旦大学的汪熙教授这样写道,“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9年中,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领土进行了频繁的掠夺。在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美国的传教士在传播圣经的同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办起了新式的学校和医院,传播了科学技术。美国传教士在早期翻译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方面起到过崐桥梁作用。他们的学校培养了一些买办,但也有不少中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的。”〔5〕

许多中国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们认为中美关系的历史不仅不像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所描述的那样友好,而且还充满了冲突与敌对。中国学者丁名楠、张振这样写道:“每一个稍稍涉猎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美国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从海上侵入中国的国家。鸦片战争后不久,中美两国间的不平等关系就因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订而确定下来。美国从此就成为侵华的重要角色之一。它不但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取得了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而且带头从中国夺取了多种新的特权。百余年间的美国对华关系,构成了一部侵略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步伐越迈越大的历史,直到它终于被迫退出中国大陆为止。这期间,美国的势力和影响渗入了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由数不清的条约、章程、合同等结成的侵略体系像无数条绳索,越来越紧密地缠住了中国的周身。巩固和强化在华的特权和地位,从中国掠夺和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强迫或诱使中国人服从美国的旨意。这一切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有这些集中说明了一点:历史上美国对华关系的本质是侵略,美中关系史实质上是一部侵略和被侵略的历史。”〔6〕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丁、张两位教授的这种看法。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注意到许多中国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看法跟美国人很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跟中国的接触富有冒险性,令人振奋,并且物质上或精神上有利可图。不喜欢这种接触的美国人可以避开它。中国人则觉得历史上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是强加给它的,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这种侵略具有污辱性、干扰性和毁坏性。西方对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威胁在19世纪中国人的眼里常常跟独裁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的眼中一样可怕、邪恶与危险。尽管中国人表面上对美国很客气,但是,他们并不像我们对中美友好抱有同样的热情。”〔7〕费正清先生指出,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中美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只是一种形式的外国侵略,给他们带来的也只是屈辱和灾难。〔8〕鲍大可也发现,“即使在那些具有强烈亲美色彩的中国人中间(这些人1949年以前在中国很有影响),也很少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绝对无私的。”〔9〕美国历史学家韩德也有同感,他写道,历史上中国的领导人从唐绍仪、蒋介石到毛泽东都认为美国跟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尽管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十分不同。〔10〕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中美关系既不像第一种观点所描述的那样一直友好,也不像第二种观点所指出的那样总是敌对,而是像旧式座钟上的钟摆一样摇摆于友好与敌对之间。根据这种观点,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历史经历,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都抱有自相矛盾的态度。在中国人眼中,美国人既是国际公道的倡导者,又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既智慧勤奋值得尊敬又愚昧落后难以救药。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的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对中国的概念包括近乎永恒的稳定和没完没了的混乱。我们对中国特质的了解包括圣人般的智慧和具有强烈迷信色彩的无知,无法预料的极端,哲理般的平静,和爆炸性的狂热。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包括同情与排斥、父母般的慈爱与恼怒、爱慕与敌对,爱与接近恨的恐惧。”〔11〕

鲍大可写道:历史上“有些时期内中国存在着有影响的亲美团体,美国则存在着亲华的团体,另一些时期,包括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相互敌拥母星樵蚱饙

主导作用。”根据这种观点,这种相互矛盾的看法导致了两国关系中的一种所谓“爱恨”情结。“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态度跟钟摆一样在爱与恨之间大幅度地摆动。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的摆幅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也受到敌对和友谊之间明显摆动的影响。”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常常表现出剧烈的摆动,时而关系过分的好,时而关系又特别的坏。〔12〕

 

二、理论与现实

 

仔细分析这些观点,我们发现它们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各有弱点。首先,所谓中美关系基本友好的观点现在看来只是一些人片面的看法。中美友好的前提是两国平等。但是,正如美国科恩(Warren Cohen)教授指出的,历史上,中美两国从来没有真正平等过。〔13〕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美国政府当做对等的政府。“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美国在那时的中国官员的眼中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而已。“至于该国的基本情况,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国家概况等,清廷上下,都不清楚。”〔14〕清政府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直到被迫签订《望厦条约》后还打肿脸充胖子,说美国“仰戴天朝恩德,……自应优加褒奖。”〔15〕

鸦片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更无平等可言。美国步英国后尘,迫使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这一条约除规定美国在中国将享有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取得的种种特权以外,还要求中国政府给与美国中国政府可能给与其他外国的任何特权。从此,中美两国间新的不平等关系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日益增强,这一不平等关系愈演愈烈。美国人一方面可以在中国居住旅行,一方面又不必服从中国法律,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对美国门户开放,保护美国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人去美国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并对已在美国居住和工作的中国人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一方面对中国采取救世主的姿态,另一方面当中国面临列强侵略时又无所作为,任中国由列强宰割。

此外,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指出的,美国在中国所作的那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情大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中国至多只是间接的受益者。他们指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固然有助于中国现代医学和教育的进步,但是他们建立医院和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宗教。美国政府的门户开放照会固然有助于中国政府反对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企图,但是美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华取得的各种特权和利益。美国政府归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固然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美国政府这样作主要还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16〕

不仅如此,历史上两国的利益曾经多次发生严重冲突。鸦片战争结束后,美国步英国的后尘与满清政府签订了性质跟《南京条约》一样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的海军曾跟英法联军一起与中国军队作战,尽管此举未经华盛顿同意。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美国军队又作为八国联军的主要成员参与了镇压义和团和抢劫焚烧圆明园的强盗活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实行了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

最后,如同冲突论者指出的,两国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和分歧不仅使真正的友谊无法实现,而且连相互了解都难以达到。美国学者沙勒(Michael Schaller)指出,“美国人和中国人从开始接触起就无法正确地了解对方,这反映了他们历史上和文化上的明显差异。他们以各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作为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并断定对方与之不符的言行是低劣的。”〔17〕在这种情况下,友谊至多只是人们对现实的一种理想化的解释。

和中美关系友好论一样,中美关系敌对论也失于简单化和片面化。首先,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单方向的。两国关系史上既包括朝敌对发展的时候,比如说50、60年代,也包括关系改善的时期,比如说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不同的时期里,中美两国的关系比起中国跟英国,俄国和日本的关系的确曾好得多。此外,中美敌对的观点也无法解释历史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曾携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和扩张,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又互相配合抵制苏联的对外扩张活动。

敌对论者的根本问题在于忽视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互重叠的利益。相互重叠的利益指的是那些虽然在手段和终极目的上不同但在短期目标上一致的利益。正是这种利益限制了两国间的敌对并在不同的时期内导致了两国之间有限的合作。历史上,这些情况很多。比如说,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是为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所提出的,近期效果却又跟中国避免分裂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样,19世纪以来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虽然是为了传播西方宗教和扩大美国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但客观上效果上对中国发展现代教育,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需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崐美国跟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较量跟中国的抗日战争尽管内涵不同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的利益却是一致的。历史上,这些相互重叠的利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最后,“钟摆”论者的观点仔细分析起来也不尽人意。尽管它表面上兼顾了中美“友好”和“敌对”的两个方面,但是“钟摆”这个概念并不反映中美两国关系的现实。虽然中美关系史上既有合作的时期,也有敌对的阶段,但是两国间的关系无论是合作也好,还是敌对也好,基本上没有像钟摆这个形象所指的那样极端。历史上,中美两国不仅从来没有正式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中美也未向对方宣战),同时,两国也从来没有签订过正式盟约(1954年美国跟台湾当局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针对当时的中国政府的,因而不算中美之间的正式盟约)。〔18〕

此外,从时间上讲,中美关系的摆动也不像钟摆模式所表示的那样有规律。历史上,中美关系在合作与敌对之间的变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时间表。两国什么时候合作,合作多久,何时敌视,敌视多长,都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本不像钟摆运动那样有规律。既然没有什么时间规律可言,用钟摆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我们看到,无论是中美友好论,还是中美敌对论,还是钟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分析中美关系时总是摆脱不了友好和敌对这个思维轨迹。按照这种思维模式,中美之间要么友好,要么敌对,再就是摇摆在两极之间。但是,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一思维模式根本无法完整准确地反映中美关系的内容和实质。中美两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平等过,历史上两国之间也冲突不断,中美友好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同时,两国利益大量重叠,这不仅限制了它们间的冲突,也使它们有必要维持基本的合作。历史上,两国关系虽然多有起伏,但是,这一关系既不像“友好”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友好,也不像“敌对”论者所说的那样敌对,也不像“钟摆论者所描绘的那样极端和有规律。而是受到各种因素来自不同方向的影响,游离于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

 

三、新的解释模式:在有限的冲突与合作之间

 

1992年春,著名美国学者哈里·哈定(Harry Harding)在《布鲁金斯季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已使两国在两国间的所有问题上都既有利益重叠,又有利害冲突。因此,他主张美国政府面对这个现实,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摒弃传统上非敌即友、非友即敌的做法,代之以一项“非敌非友”的政策。哈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在两国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友好——敌对的思维轨迹,对重新认识中美关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个观点是针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提出的。他对以往中美关系的看法还是跟钟摆论相似。〔19〕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和对中美关系的重新思考,我认为用“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来描述和解释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加准确些。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呢?除了上面分析的中美关系的表面现象以外,还有一些较为深层次的因素。正是这些较深层次因素的存在,中美关系才只能是游离于“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

这些深层次的因素包括这一关系和其他双边关系之间的不同点,以及由于这些不同点衍生出来的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大的方面看,中美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加起来足以使这一关系区别于国际间其他的双边关系。第一个特征是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这一点对稍微了解这两个国家的人来说都是再明显不过了。从领土规模上讲,中美分别是世界上第三大跟第四大国家。从人口数量上讲,中美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大跟第四大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两国的超大型特点都很明显。第二个特征是中美两国是非常不同的国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两个大国比这两个国家更不相同了。从历史上讲,中国古老而美国年轻。从近代两国的经历上看,中国备受外国的侵略和欺辱,美国则得益于对外扩张和控制。此外,中国人口构成比较单一,美国人口构成比较多样化;中国文化推崇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美国文化鼓吹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界定群体崐利益;近代史上,中国贫穷落后,美国富有先进;中国虚弱,美国强大;中国的政治传统倾向于中央集权,美国的政治传统倾向于分权自治等等。

中美关系的这两个基本特征规定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特点。首先,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很久以来决定了双方都不能或都觉得不能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忽略对方。中国的幅员和人口代表着巨大的资源和市场潜力,开发这些资源和市场对美国工商业者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同时,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尚未皈依基督教,改变这种情况于是成为成百上千的传教士的神圣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初,由于担心其他西方列强分裂中国导致排斥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美国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幅员和战略地位使美国政府把中国看做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国。中国的超大型特征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主张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原因之一。这一特征也使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美国人心里造成巨大的恐惧,从而在整个50、60年代期间使中国问题成为那个国家的一个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尽管两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美国在香港的总领馆仍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外交机构之一。美国对中国之重视可见一斑。

由于中国国力的相对虚弱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中国在其对外关系中更无法忽视美国。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上,中国在外交活动中始终把美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早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清朝两广总督林则徐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就强调过美国因素的重要性,并主张利用之。〔20〕1879年和1895年间,中国政府四次求助于美国政府以图缓解其外交上的危机。〔21〕满清政府最后十年统治期间,为了保住大清江山,试图在中国实行宪政,也曾三次求助于美国政府。〔2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两党从内政外交的各种因素考虑更是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23〕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围堵政策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的环节。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更是有增无减。

其次,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决定了他们之间在任何时候都有着许多重要的利益处于重叠状态。正如越来越多的中美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中美关系史上,尽管中美两国的利益和目的十分不同,但是他们维护这些利益和实现这些目的的努力常常也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好处。从美国方面讲,中美关系早期美国政府鼓励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政策虽然出自美国商业和传教事业利益的考虑,但却对中国工商业,现代教育和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4〕1900年前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权益,但是,它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反对列强分割中国的努力。〔2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虽然也不无私利,但对于中国那些争取启蒙和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2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被迫卷入太平洋战争,和日本侵略者作战,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70年代美国反对苏联的扩张也有助于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80年代,美国积极开展对华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益处。

从中国方面讲,1900年前后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努力不仅是中国未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根本原因,而且也使美国政府门户开放的政策得以推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保卫了中国的领土和尊严,而且也有助于美国太平洋战争的顺利进行。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国独立于苏联的努力大大减少了美国对所谓来自世界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70年代中国的反霸政策有利于美国抵制苏联扩张的努力。80年代,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开展的对外开放政策对美国扩大海外市场也不无好处。

第三,中美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决定了其他一些大国(苏、英、法、日)的利益和愿望对两国制定对对方政策势必产生重要影响。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它们跟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对那些国家的一些重要利益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些国家跟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跟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这些国家跟中美两国的关系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都使这些国家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方向和方式产生相对强烈的看法。这种情况决定了那些国家必然要按照它们的利益和愿望来影响中美关系。比如说,朝鲜战争以后,法国、英国和日本从它们各自的利益出发,不断要求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27〕这些国家还在中美两国冲突问题上崐要求美国采取谨慎态度。〔28〕中苏分裂以前,苏联也曾要求中国在国际问题上不要过分地刺激美国。

由于这些国家对中美两国十分重要,中美两国虽然可以利用它们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它们在中美关系上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些国家的重要性又使中美两国必须认真考虑它们的利益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中美彼此的政策也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50年代中期,法国希望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参加包括中国代表团参加的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尽管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参加此会不利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29〕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主要盟国的压力最终还是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它们对华贸易的限制,尽管美国政府不情愿这样做。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展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中国开展和平外交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两国的超大型特征还决定了两国的对外政策有着极大的独立性。大陆型的经济使它们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于外部世界。巨大的版图和众多的人口不仅使外国军事干涉极为困难,也使外部的影响十分有限,而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更多地要受国内政治的需要所左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蒋介石政府1946年拒绝了美国的关于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尽管当时它十分依赖美国的援助。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1949年中共军队席卷中国时,美国虽然想进行干涉,但面临干涉会产生的巨大的困难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涉,尽管当时美国的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曾千方百计试图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中国,但这些努力成效甚微。

最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和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的分歧常常是根本性的和冲突型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经历,不同的国内发展需求使它们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很不一样。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的个人主义代表了自私和冲突。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对秩序与和谐的重视构成对个人自由和权益的侵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外部的干涉即使出于好心也不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因而对这种干涉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西方世界对落后国家的影响不仅具有进步意义,而且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对这种行为至少在道义上持支持态度。中国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欺辱的状况可以接受任何看起来能实现这种转变的政治制度,美国人则不能忍受任何国家实行跟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的政治制度。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中美关系异常的复杂和充满矛盾。一方面,两国间许多重要利益的重叠使两国有必要保持最基本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50年代中美对抗的高峰期间两国间还是通过进行大使级谈判建立了相对固定的联系。当时虽然中国坚信它有权在任何时间内用任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它避免战争与从事国内建设的愿望又使它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慎之又慎。此时的华盛顿虽然出于战略目的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心不让台湾落入北京之手,但是它稳住亚洲,避免跟苏联一战的利益又使它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小心翼翼。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又使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十分困难,即使在历史上中美之间的两次主要的合作时期也不例外。第一次主要合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摧毁性攻击迫使美国向日本宣战,从而使中美两国成为战时的盟友。但是,尽管战时两国政府曾积极努力推动两国间的关系,并建立了多种密切联系,它们对对方还是十分失望。国民党政府认为美国对其施加的种种政治压力构成对其内政的干涉并危及其统治,因而对美国政府十分不满。美国政府则觉得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履行其抗击日本的义务,而且还腐败专制,毫无希望,因而对国民党政府多有微词。

第二次中美之间的主要合作时期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8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里,两国面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挑战,从战略合作到关系正常化,从少量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多方位双向交往,两国关系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尽管这样,两国关系中还是危机不断,矛盾重重。用哈里·哈丁的话来说,这一段中美关系是十分“脆弱的”。〔30〕北京和华盛顿不仅始终不能接受对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且还无法认同对方对国家主权、人权等国际间交往的基本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所以,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逐渐淡漠,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爆发就使昔日看上去相当友好合作的关系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崐了。

中美两国间众多的重叠利益和在许多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这一情况又由于第三国的利益和两国的国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化。第三国的利益常常给中美关系带进一些跟中美关系无关联的因素。比如说,法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反对法国加入美国在欧洲推行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是美国1954年同意举行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看来,这个日内瓦会议邀请中国作为主要国家参加,不仅不利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而且当时西方国家在朝鲜和印支问题上的处境也决定了这个会不太可能得出有利于西方国家的结果,因此美国并不赞成开此会。但考虑到美国若反对这个会会加强法国国内反对法国政府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势力,因此还是十分勉强地决定参加这个会。再比如说,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以后,苏联跟美国的缓和政策成为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马祖的原因之一。当时苏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味追求跟美国发展关系,并要求中国配合其政策。中国政府面临美国的孤立和围堵政策和台湾问题,觉得有必要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31〕

与此同时,两国国内的政治使两国之间的交往更加非理性化。两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作出各种政治姿态和动作,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50年代美国的共和党为了重掌白宫大权,用尽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制造所谓民主党政府(即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向苏联出卖中国之说,在美国国内掀起一阵阵反华浪潮,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没有人敢公开对中国表示同情和要求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这一情况不仅给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通们的个人命运造成巨大的损害,也给中美关系蒙上了经久不散的阴云。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超大型特征和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两国间在任何时候都一方面存在大量重叠利益因而有必要进行最基本的合作,一方面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必然产生各种利害冲突。同时,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和两国的国内政治运作又使两国关系这一基本格局更加复杂化。因此,中美两国的关系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冲突与有限的合作”式的关系。

这一新的解释模式对我们解释两国政府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影响。传统的解释模式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和这一关系发展的必然性,认为两国政府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起或起不到作用的。新的解释模式则认为由于中美之间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大量的重叠性和冲突性利益,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中总是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在某一时刻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它总是可以找出一些重要的重叠性利益为理由这样作。所以,即使是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当中国国内政治相对意识形态化时,中国政府也采取过积极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同样,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它也可以这样作。因此,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不顾美国国内反华反共势力的压力,还是决定跟中国改善关系。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希望跟美国改善关系,中国也可能采取跟美国继续对抗的政策。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出现问题时,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坚持50年代中期的对美和解的政策,反而在跟美国打交道时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势。同样,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跟中国政府改善关系,即使中国政府表示愿意跟美国改善关系而且改善关系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还是可以采取对中国敌视的态度。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就是例子。而当两国政府同时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时,如70年代初,两国的关系就会得到改善。

总之,尽管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某些结构性的因素,但是两国政府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传统的模式所规定的要大的多。值得强调的是,新的解释模式并不否认中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说中美两国政府可以根据它们的愿望随意制定对对方的政策。恰恰相反,这一模式承认并重视这些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只是在这样作的同时要求人们在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的规律时,更加重视两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和结构论者的观点不同,它认为中美两国政府的行为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像4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左右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在其他时期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两崐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同时,和主观能动论者的观点不同,它认为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政府的行为,而且界定了两国关系朝不同方向发展的边际。

新的解释模式对我们判断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也有着新的意义。根据这一模式,两国关系受制于大量的重叠性和冲突型利益,所以,无论是从事合作还是进行对抗,都很可能是有限度的。即使两国某些领导人希望走极端也很难办到。这种情况由于中国近年来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两国交往的迅速扩展而更加强化了。一方面两国间的重叠利益急剧增多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两国间的利害冲突也越来越直接尖锐。在此情况下,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道路也只能是一方面更加坎坷不平,一方面变化的幅度越来越有限。里根与克林顿上台前后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在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和根据这些判断所采取的政策对两国关系的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他们不太可能在两国间建立真正的友谊或制造某种灭顶的灾难,但却有可能使两国和平相处或敌视相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都希望他们能使前者成为现实。

 

注释

 

〔1〕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p.154.

〔2〕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载中美关系史丛 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四川·重庆出版社, 1985年版,第1-10页;Barnett,op.cit.,pp.154-157。

〔3〕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p.299.

〔4〕丁名楠和张振:《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 后倒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第17页 。

〔5〕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同上,第2和8页 。

〔6〕丁名楠和张振:《中美关系史研究》,同上,第30页。

〔7〕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451-452.

〔8〕Ibid.

〔9〕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pp.157-159.

〔10〕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304.

〔11〕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p.212.

〔12〕Ibid.

〔13〕Warren Cohen, American Response to 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6.

〔14〕陈胜:《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兼论清代闭关政 策的破产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中 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第85和87页。

〔15〕同上,第103页。

〔16〕如丁名楠和张振:《中美关系史研究》;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研究 的一些问题》;吴嘉静:《“门户开放”:美国对华史一页》,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邹明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起源研崐究》;李守郡:《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卷,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7〕Michael Schaller,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

〔18〕虽然两国军队曾在朝鲜遭遇,但是作战双方都打着不同的旗号。中国在 朝鲜的部队叫“志愿军”,美国在那里的部队则称“联合国”军。此外,中美两国在 朝鲜战争期间成功地将战争局限在朝鲜本土,从而避免了两国之间爆发战争。

〔19〕Harry Harding, “Neither Friend Nor Foe: A New China Policy  for the Nineties,”The Brookings Review, Spring 1992, pp.7-12.

〔20〕陈胜:《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第92-93页。

〔21〕Michael Hunt,op. cit.,pp.115-142.

〔22〕卿斯美:《辛亥革命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兼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卷,第 186-225页。

〔23〕He Di,“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ino- 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U.S.A.:SR Books,1989).

〔24〕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卷,第33-60页;陈绛:《林乐知 与<中国教会新报>》,同上,第61-84页;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 交流》,《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卷。江苏·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徐鲁航:《庚款留学对中国的主要 影响》,同上,第32页。

〔25〕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第52-53页。

〔26〕李庆余:《美国宪法对孙中山的主要影响》。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卷,第33-43页。

〔27〕“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6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Camp David,Maryland,December 8,1955,” FRUS:1955-1957,Vol.III,p.210; Ibid.,pp.209-214;“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71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December 22,1955,”ibid.,pp.225-229.

〔28〕“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7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Washington,December 23,1953,”FRUS:1952- 1954,Vol.XIV,p.348;“United Stattes and United Kingdom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in the Far E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Negotiating Paper,January 1956,Eden's Visit,January 30 to February 1, 1956,No.3,Box 20,Ann Whitman File/International Series, The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29〕Alexis Johnson,The Right Hand of Power (Eaglewood Cliffs, U.S.A.:Prentice-Hall,Inc.,1984),p.206.

〔30〕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31〕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 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