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笔会

编者按：１９９４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由于民主党惨败、拱手让出占据多年的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给共和党，形成了去年岁末美国政坛上的一场“地震”。这场政治“地震”的原因何在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众情绪和政治变化趋势将对今后两年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就这些问题，本刊会同美国所政治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讨论，并请其中几位将发言整理成文，在此发表，以为美国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今后，这种“热点笔会”形式的文章组合还将在本刊不时出现。恳请读者对这一栏目的开辟、制作及效果不吝赐教，以求不断改进。

美国1994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

杨达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是一件大事。选举的结果使得在野党共和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一边倒式”的胜利：经过八年后，重新夺得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经过４０年后，在众议院跃居多数党地位；并且在州长的争夺中７０年来第一次占了多数。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可谓是全线败北。

    本文不想探究造成１９９４年中期选举这样一种结果的方方面面的原因，只想谈一谈美国的政坛两大政党这场较量的结果对美国政局，或者说对美国今后内外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内政治将趋于保守

在美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存在全国性的保守主义政党，或者自由主义政党，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都有可以被称做保守派的利益集团或者派别。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有时比共和党内的开明派还要保守，反之亦然。

    所谓的保守派，指的是主张维护历史形成的既成事物，不主张对现状作大的变革的人或集团。一般来说，有产阶级中保守派居多，因为变革将有可能使他们失去财富。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所著《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 1956）一书中所说“这是简单的算术，变革会使有所拥有的人付出代价，变革不会使一无所有的人付出代价”。共和党内的有产阶级比较多，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共和党所代表的主要也是美国有产阶级的利益。正是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可以把共和党视为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或者保守主义色彩比较强烈的政党。

    １９９４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胜，意味着保守势力在联邦和地方的决策中的作用提高，特别是在国内政策方面。

    以上所说，仅是一般推理。如果考虑到这次中期选举的以下两个具体情况，得出“国内政治将趋于保守”的预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情况之一：在这次选举中，原在任的共和党议员全部获胜。当选的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中不乏出名的保守派。如将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杰西·霍尔姆斯（Jesse Helms），将任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鲍勃·帕克伍德（Bob Pakwood），将任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奥林·哈奇（Orin Hatch），将任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比尔·阿切尔（Bill Acher），将任参院银行、住宅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利奇（Leech）等。不难想像，当１９９５年初参众两院１００多个常设委员崐会及其下属的某些重要的小组委员会，还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保守的共和党人执掌以后，会在国会中掀起一股决不能小看的保守浪潮。

    还要一提的是，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共和党人也都是保守派。例如新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Ｗ·布什就比他的父亲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得保守。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从亚当·斯密到弗·哈耶克的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以及像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家。

    情况之二：共和党３３０名候选人在中期选举前发表了一份名为《与美利坚达成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以下简称《美利坚契约》）的文件，类似于竞选纲领。现在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了。即将担任众议院议长的佐治亚州共和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已经扬言，要在国会发动一场针对比尔·克林顿政府的“革命”，要把第１０４届国会的头１００天用来表决《美利坚契约》中提出的１０项议案，这１０项议案直接涉及美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１０项法案是：

    财政责任法案。法案要求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平衡联邦预算。这项法案的要害是，有一项禁止增税条款。条款规定，只有在众议院３／５的议员同意增税，政府才能增税。

    恢复街道治安法案。这一法案的要害是加重对暴力罪的惩罚，如规定增加新的强制性最低刑罚，使判死刑更为容易。法案还限制死刑案上诉。

    个人责任法案。性滥交一直是美国社会一大难题。法案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禁止向未成年母亲提供福利，取消或者限制现行的各种福利计划和补贴。如规定，未婚母亲如没有获得中学文凭，每月补贴只限于难以维持生存的７５美元。

    家庭巩固法案。针对美国社会家庭破裂成风的现象，法案强调家庭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心作用，强调对儿童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

    重圆美国梦法案。这一法案的要害是对美国中产阶级实行减税。法案规定，年收入２０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每抚养一个孩子可减税５００美元。

    恢复国家安全法案。这一法案在强调加强国防的同时，主张限制联合国指挥美国军队，提出任何美国军队都不得划归联合国指挥。

    老年公民公平待遇法案。法案提出，要对老年公民实行减税。克林顿政府规定，一个老年公民年收入超过３．４万美元，或一对老年夫妇年收入超过４．４万美元，必须支付所得税。法案主张取消克林顿政府的这一规定。

    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法案。这项法案的要害是将资本收益税削减５０％，而克林顿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坚决反对削减资本收益税。

    法律改革法案。法案主张实行“由败诉者支付诉讼费用”。目的是减少大量的民事诉讼案件。

    公民在立法机构任职法案。法案主张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具体地来说，主张把众议员的任期限为６年，参议员的任期限为１２年。

    应当提出的是，对上述１０项法案，亦即对《美利坚契约》，共和党内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共和党的主流是支持的。这个《契约》的矛头是针对民主党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民主党主流在上述这个方面的问题上所持自由主义的立场的。

    还要指出的是，这１０项法案明年能否通过，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现在还不好说。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构成了对民主党政府的挑战，预示着美国国内政治保守趋势将得到加强。

对外政策不会剧变克林顿将受到掣肘

１９９４年中期选举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回答是，影响会有，但不会太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剧变，但克林顿总统在外交上将受到掣肘，甚至被迫作出调整。

    根据美国宪法，外交事务的权力是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的。但是从美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统可以说在外交事务上处于支配地位，拥有广泛的权力。美国总统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其行动自由度超过了对国内事务的处理。越南战争以后，国会在与总统争夺外交的主导权上作了很大努力，但仍未改变美国外交事务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以总统为主的局面。１９９４年中期选举后，这种局面也是不会发生大的改变的。

    另外，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有广泛的共识，一致而远多于分歧点，与国内政策上两党分歧点多于一致面的情况刚刚相反，例如，共和党也是同意克林顿提出的“经济、安全和民主化”是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的提法的，两党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的政策目标的观点也是一致或相近的。正如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4年１１月所指出的，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至少有以下七个方面将得到两党强有力的支持：第一，通过支持开放的贸易制度达到经济上的保障；第二，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和平；第三，致力于解决核不扩散问题；第四，扩大北约和实现欧洲一体化；第五，对前苏联新独立的成员国的支持，首先是对俄罗斯的支持；第六，保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第七，致力于解决恐怖活动、贩毒、犯罪团伙等全球性问题。

    在以上七个方面，两党的观点虽说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解决时，在策略上仍会有分歧，或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党会产生新的分歧，从而迫使克林顿政府部分地调整其政策，但两党在对外政策上还不致于发生严重对抗。

美对俄政策值得注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冷战结束后，作为与美对抗几近半个世纪的另一个超级强国的苏联解体了，美国视俄罗斯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美国让俄罗斯顺顺当当地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还慷慨承诺全力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对叶利钦本人，更是唯恐支持不及。

    但是，好景不长，美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随着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发展，例如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年底的大选中，反叶利钦的左翼的共产党人和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的得势，不能不使美国重新考虑对俄罗斯的态度。美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和疑虑重新抬头。最能反映美国这种情绪的是国防部长佩里的讲话。他前不久在谈到美俄关系时说：“即使出现可以想像的最好结果，即出现一个完全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俄罗斯，新俄罗斯的利益也将与我们的利益不同。”换言之，美国仍然把俄罗斯看成它潜在的对手。

    近年来，随着美国采取了一些不顾及、甚至直接损害俄罗斯利益、乃至尊严的行动，促使俄罗斯与美国逐步拉开距离。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就曾发表讲话，提醒美国，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利益的特殊利益，甚至是相竞争的利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公开地说，“美国是一个强有力的伙伴，但又是一个难对付的伙伴”。

    中期选举刚结束，美俄双方都采取了以对方为目标的行动。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宣布，将在今后六年增加国防预算２５０亿美元，而克林顿总统上台两年来，曾相应地压缩了国防开支。增加军费，加强美军战备水平的目标，显然首先是俄罗斯这个目前唯一有能力从军事上摧毁美国的国家。当然，采取这一违反初衷的行动的国内原因则是与中期选举直接有关的。共和党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国防费用削减过多，并已公开提出，主张在今后五年增加军费６００亿美元。共和党已经表示要在新国会明年初开始运作的１００天内，提出相应的法案。克林顿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的宣布，在国内，可以说是针对共和党的，目的在于控制立法主动权。

    俄罗斯方面考虑到共和党在美国会参众两院中占据了多数，有可能促使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变得强硬，而相应地采取了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1994年１２月１日，在克林顿宣布增加军费的同一天，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宣布，俄罗斯决定推迟批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结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拒绝签署该计划所包含的“双边军事合作文件”和建立“定期公开磋商制度框架文件”。１２月５日，美俄首脑又在欧安会布达佩斯会议上针锋相对，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所坚持的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之东进，把昔日苏联的盟国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包括进去。

    因此，可以说，今后两年的克林顿政府对俄政策有可能作较大的调整，而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则有可能大体维持现行政策。

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巡视

周  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此次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笔者受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同其余１１个国家的应邀者一起对美国中期选举进行观察。在此过程中，我们这个小组从美国的西部、到南部，再到东部，访问了华盛顿、旧金山、蒙大拿、休斯顿、波士顿等一二十个大、中、小城市，历时一个月，直接与许多记者、传媒研究者、大学教授、前联邦和州参众议员和现参众议员候选人、基金会领导人、竞选咨询者以及大量的竞选经理人和志愿人员进行了直接的交谈和讨论，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笔者将根据这些资料对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些特点、决定因素和政治后果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分析。）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８日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次中期选举，其原因在于，选举的结果，原来在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数量上居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一举获得了这三个方面的多数，可谓大获全胜。尤其是民主党一下子在众议院丧失了５３个席位，改变了自１９５４年以来民主党统治众议院４０年之久的状况，它同白宫仍掌握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手里这一事实一起，将构成今后若干年内美国政治机器运作的复杂局面，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专家和公众的深切关注。

一、中期选举的一般决定因素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从制度的角度讲，什么是此次中期选举的决定因素。

    同历次选举一样，选举中最重要因素仍然是政党，这一点在党派势力强大的各州尤为明显。在有些州，例如弗吉尼亚，选民在登记注册时不必填写自己的政党倾向，在这样的州里，那些竞选经理们只能凭选民在历次投票中投哪一政党候选人的票，来计算该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和制定竞选策略。但在大多数州，如马萨诸塞、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选民在注册登记时必须申明自己的党派立场，而竞选经理们的任务就是为候选人作宣传（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争取选民的支持，尤其是说服那些立场尚不明朗的选民，并通过电话敦促、提供交通工具等方法，尽力促使本党的支持者在投票日参加投票。

    政党还为本党的每一位候选人提供一定数量的竞选经费。虽然大多数经费需要候选人个人筹集，但政党的领导人往往会亲自出马，为本党重要的候选人的筹款活动助阵。例如我们曾亲眼看到鲍勃·多尔(Bob Dole)为伯恩斯(Burns)作巡回宣传和筹款，而克林顿总统在加利福尼亚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的竞选过程中同她一起出现过四次，两次是在早期的筹款活动中，两次是在最后关键一个月的竞选活动中。

    党派的形象和政党的支持对于候选人获胜仍是不可少的因素。虽然人们现在经常谈论独立候选人和独立选举人的数量日益增大，其地位也日益重要，但从选举的结果来看，独立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仍然要小得多。就连１９９２年大选中的独立候选人佩罗，也有消息传闻他在１９９６年的大选中将以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很可能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影响选举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便是传播媒介。

    在美国历史上，报纸曾在大约１００年内是政党的文件。旧金山是美国报纸的发源地，报纸在那里曾几乎被政党所垄断，并利用它进行竞选宣传。但是有三件事情改变了这一情况：（１）无线电广播的广泛使用。罗斯福总统曾首先有意识地利用它；（２）利用电视进行竞选。这始于６０年代，当时两位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首次进行电视辩论；（３）自７０年代以来电视技术迅速发展，它具有了传播一切信息的能力，目前电视的频道增加到多至１４０个，这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

    于是竞选的方式被改变了。电视成了候选人在公众面前树立形象的最重要的方法，现在其他方法都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由此，电视评论员开始在竞选节目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传播媒介自５０年代以来逐渐控制了人们的视野，它可以创造、改变或破坏一个候选人的形象，而人们对候选人所获得的印象也基本上来源于此。这些竞选广告因其数量之大，很难受到控制。为此许多人甚至评论道崐，传播媒介已取代了政党，成为影响选举的最重要的因素。此话虽然有些言之过甚，但传播媒介的作用确实越来越不可低估。就连总统也不得不掌握同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技巧。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声誉颇佳，这同他能较好地处理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而克林顿夫妇所受到的新闻媒介的诋毁也许在历任总统和第一夫人中首当其冲，这给克林顿政府的支持率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结果，正如全国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贾罗尔·曼海姆(Jarol Manheim)所说，整个事情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政治家现在需要掌握传播的技巧甚于管理的技巧。

    第三个因素是金钱。当我们一行中来自英国的苏格兰保守党官员洛女士被问及什么是她在此次中期选举中所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金钱。”确实是如此。据投票前估计，在此次选举中，竞选参议员平均所需的竞选费用是４００万美元；众议员是５０－６０万美元。前民主党众议员唐尼(Downey)告诉我们说，１９７５年当他成功地当选为纽约州众议员时，他筹集到４．４万美元的经费。由此可以看出竞选经费在近２０年中是如何膨胀的。

    在这次选举中，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赫芬顿(Huffington)所支出的竞选经费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他投入了７０００万美元私人石油财产中的将近３０００万来争夺议席。据报道，这３０００万美元可以用来购买７００辆巡逻车，一架波音７３７飞机，１２０万册畅销书，供２５万人吃一年，或者为洛杉矶市提供２个月的城市用水。赫芬顿用了其中的２０００万元花在电视和广播广告上，在他所吸引的全部３４８４８８７张选票中，第一张选票的广告费用为５．７４美元（Los Angeles Times, Oct.8, 1994）。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然，金钱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不然赫芬顿也不会遭到失败。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对手是民主党最著名的女参议员范斯坦，他作为挑战者给她带来了相当大的威胁，那么还是可以看出金钱毕竟是竞选中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因为候选人只有以金钱为后盾，才能购买必要的电视和广播广告时间，才能为自己作宣传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加州州长候选人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在竞选的最后一周耗尽竞选经费，对其如此惨败在共和党候选人威尔逊之下不能不说是有一些影响的。

二、民主党全面失败的直接原因

讲到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最令人费解的是民主党损失之巨大，这一点即使连共和党人士也始料不及。在竞选前夕，专家们分析说，每逢中期选举，执政党丧失议席是一个规律，在过去的四次中期选举中，有三次是如此，每次所失议席在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而这次选举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议席比例为４４∶５６，在众议院为１７8∶２５６，也就是说，共和党必须在参议院多赢得６个以上的议席，在众议院赢得４０个以上的议席，才可能同时取得两院中的多数。如果说这种结果在参议院中因双方比例接近尚可能发生，那么在众议院中却很难设想。一个政党在中期选举中一下子丧失那么多的议席，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例如１９６６年约翰逊政府的民主党一次失去４７个众议院议席，但那是发生在越战和各种国内激进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国内外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相比之下，这次选举的背景却是，经济至少在短期内是相当不错的。据统计，美国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３．７％，这在西方国家中是最好的；失业率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的７．６％下降到５．８％；创造了大约４８０万个新的工作机会（Los Angeles Times, Oct.24, 1994）。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似乎也处理得不错，美国在海地、北、南朝鲜以及海湾问题上都没有明显的失误之处。因此可以说不存在严重的国内外政策和经济危机，按照常规也不可能发生大量席位易手的情况，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分析起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可以归结如下：

    （一）经济的好转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口直接受益。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调查资料表明，１９９３年中等家庭的收入下降了１％，如今中等家庭的收入停留在１０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１９８９年的最高点下降了１％。家庭收入的稳定下降自经济有所恢复以来并没有减弱。经济学家们发现，对于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境况并没有好转。在克林顿当政的头两年，美国人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标准不断下降，甚至许多工人在较少保险的工崐作上工作更长的时间也不足以补偿收入水平的降低。而且，尽管经济复苏创造了数百万的新工作机会，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软工作”——半日的或临时的，只能得到较低的工资或津贴。

    （二）社会问题成为主要问题。民意测验表明，自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以来，社会问题取代了经济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公众把社会、经济问题列为最关心的问题的百分比

在具体问题上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Washington Post-ABC News Poll.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美国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公众越来越感到不安。

    （三）在中期选举中，地方问题仍是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更不是外交问题。这些地方问题包括公共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服务、犯罪等。

    像历次中期选举一样，选民们最关注的是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地方问题，尤其是地方的社会问题。以加州为例，人们普遍关注的四个主要问题是：非法移民、犯罪、税收和教育。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在前三个问题上的主张分别是：（１）“非法移民使每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的生活质量恶化”，坚决支持１８７法案，把它看作是向华盛顿传递信息的机会，表明国家需要对非法移民的管理进行改革；（２）“每一个加州人的首要权利是不受犯罪伤害的权利”，强烈支持参议院批准对杀害警察者处以死刑；（３）反对新的征税，许诺在连续三年内平衡州预算，不再增设新的税收。而在这三个问题上，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的凯瑟琳·布朗却态度温和，这使她的竞选地位大为不利。投票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在１１月８日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３８％的人把移民问题看作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６３％的投了威尔逊的票，３４％的投了布朗的票；３２％的选民把犯罪问题当作重要的问题，

而这在两年前的民意测验中只占３％，这些人大多数投了威尔逊的票，比例是６５％∶３３％；把税收问题列为重要问题的占２７％，其中威尔逊获得６７％的支持，布朗获得２７％。

    在上述四个重要的问题上，只有教育问题帮了布朗的忙，大约２５％的选民认为它是重要的问题，布朗占上风的比例是６１％∶３６％（Los Angeles Times, Nov.9, 1994）。

    （四）白人选民趋于保守。

    仍以加州为例进行分析。在加州，威尔逊更趋保守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占选民大多数的集团的支持：年长者、白人、较富裕者和受过较好教育者。而布朗的政策得到更多的年轻选民、穷人和较少受教育者的支持。她也赢得了黑人、拉丁裔和部崐分亚裔的支持。然而拉丁裔人口只占选民的８％，而投票者中白人占了８０％。威尔逊赢得白人的支持率为５８％∶３８％，布朗赢得拉丁裔人口的支持率为７４％∶２２％（Los Angeles Times, Nov.9, 1994）。

    但是在参议员的选举上，投票比例却有明显的不同。显然，选民视民主党候选人范斯坦为比布朗更趋中间派的民主党人，在那些投威尔逊的票的选民中，２０％的人转而投了范斯坦的票。然而，即使范斯坦本人在投票日前夕也承认，在移民问题上的温和立场（她主张更严格的边界控制，而不是剥夺非法移民的受教育和医疗条件），可能会损害她的得票率。这些都反映了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民意倾向于保守。

    （五）与历届中期选举不同的是，共和党今年产生了比民主党更具吸引力的候选人，无论是在西海岸，还是在东海岸。这使民主党这些年来建立的稳固基础发生了动摇。

    根据评论，这些年来，那些想进入政界的机智的、有雄心的人更可能成为民主党人。那些以共和党方式思考的人一般很少对政府感兴趣，他们更可能成为投资银行或商业的总经理。艾伦·埃伦霍特(Alan Ehrenhalt)在其著作中指出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的不同是使民主党人年复一年地维持对国会、大多数州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尽管选民仍然可能选出共和党的总统。他引用了威斯康辛州一位民主党州参议员的话说：“共和党人不喜欢政府。如果你不喜欢政府为什么你还会在这里所以他们让我们为他们管理政府。”（The New York Times, The Week in Review, Oct.13, 1994）

    但是今年却产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少有的情况，共和党产生了比民主党更强有力的挑战者，他们之中有些并非职业政治家，但却表明是非常出色的竞选人。例如田纳西州的比尔·菲斯特(Bill First)是一位富裕的心脏外科医生，普林斯顿大学风度潇洒的毕业生。他此次击败了连任三届的民主党参议员吉姆·萨塞(Jim Sasser)，后者原打算在乔治·米切尔(George J. Mitchell)宣布退休后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而另一位该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弗雷德·汤普森(Fred D. Thompson)则是一位律师，他击败了吉姆·库珀(Jim Cooper)，一位前州长的儿子和连任１２年的众议员。

    在佐治亚州情况也是如此。三位新共和党众议员当选，其中两位战胜了在任者。鲍勃·巴尔(Bob Barr)战胜了众议员巴迪·达登(Buddy Darden)；查利·诺伍德(Charlie Norwood)战胜了另一位民主党新手唐·约翰逊(Don Johnson)；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战胜了克雷格·马西斯(Craig Mathis)。１９９２年佐治亚州的１１个众议院席位有１０个掌握在民主党人手里，而今有７个被共和党人所夺得。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主党许多著名的、老牌的政治家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共和党人手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理查兹是民主党著名的女政治家，现年６１岁，此次选举以明显的劣势败给了前总统布什的儿子乔治·Ｗ·布什。评论说，尽管她本人有无限的个人吸引力和无以伦比的竞选风格，但她还是由于民主党的政策和反政府情绪以及对克林顿政府丧失信心而败北（Los Angeles Times, Nov.9, 1994）。

    另一个例子是民主党众议院议长托马斯·Ｓ·弗利(Thomas S. Foley)，他在共和党胜利浪潮的席卷之下，败给了５０岁的共和党人乔治·内瑟克特(George Nethercutt)，这是自１８２２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加卢沙·格罗(Galusha Grow)落选以来，第一次一位议长被自己选区的选民所抛弃。弗利现年５６岁，自１９６４年以来已连续３０年当选为众议员，并在１９８９年成为议长。一位居民对此解释说，他们打算送一些新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政治家到国会山去代表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弗利曾对华盛顿州提出起诉，因而它以５２％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法律，把众议员的任期限制在６年，参议员限制在１２年，弗利认为这是违反联邦宪法的。虽然他的起诉获胜了，但这次法律讨伐的结果却是他终因不得人心而痛失议席。

    甚至连任６届的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Ｍ·肯尼迪也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前密执根州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的儿子和汽车行业的总经理。他们之间的胜负直到投票之日方见分晓。

    一些情况同样构成对民主党的不利：一是在待选举的职位中，多数原来由民主党人所占据，而他们之中不少人恰好已年届退休，于是为共和党人争夺席位留下了空间；二是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决定不参加竞选，这同共和党人的咄咄逼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各种原因间的内在联系

在上述这些看似偶然和相互无关的原因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势”，共和党就是乘此“势”而获胜的，这就是选民对政府过多干预的反感和对任职者的不满，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客观地讲，克林顿是一个中间派民主党人，他虽然是以“新民主党人”的形象当选为总统的，但是按照克林顿自己的理解，“那些把我当作是新民主党人而选举我的选民的愿望是‘小的、更有效的、更少干预的政府’，这反映了我们的价值和关注”。“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人们应当为自己生活中的个人灾难负责。因此，他说，在他当政的２２个月里，他的政府致力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并将在下一年完成杜鲁门总统以来规模最小的政府目标前进；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的限制；给予了各州更大的自由，以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革福利、医疗保险和教育；通过了反犯罪法案，等等（New Yorker, Nov.21, 1994, p.61）。

    克林顿政府所做的大量事情实际上采取的是中间路线，只有一些是扩大政府职能的，如健康保险计划和提高收入税。收入税构成了１９９３年增加了的政府岁入的一半多，其中所提高的１／５来源于对中间阶级有影响的两种税收，汽油税和年收入在３４０００美元以上的家庭的社会保险税。这造成了相当多数的选民的不满，尤其是中间阶级选民。

    因此，选民对克林顿政府的失望，并不在于他作为新民主党人竞选，而作为旧民主党人管理，而在于他们认为他做了一些不应当做的事，如增加税收；此外一些应当做的事却做得不够。

    对此，民主党的一位行政官员艾尔·弗罗姆(Al From)说，“需要理解的第一件事是，这是一场地震，新政时代结束了。它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光荣的时代。新政的自由主义已被钉进了棺材。……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培育了美国的中间阶级，但是这一培育了中间阶级的政策不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们。”（New Yorker, Nov.21, 1994, p.58）

    对于选民对政府责任的要求，两党的一些官员都有共同的看法。一位民主党的官员承认：“这次选举确实是针对政府作用的，它表明选民感到政府已经太大和太强有力了。”（Los Angeles Times, Nov.20, 1994）

    共和党的战略家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也说，“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并不能归因于对克林顿的不满，而是与思想有关。共和党以《同美利坚的契约》（在这里之所不按新华社的译法译成《美国契约》，是因为民主党在竞选中攻击共和党的纲领是‘出卖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on America〕）进行竞选，三个普遍的共和党电视广告都是意识形态的。它们说：‘如果你想要低税收和小政府，那就投共和党人的票。’而共和党竞选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统一在反大政府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竞选的。”（New Yorker, Nov.21,1994, p.64）

    保守的《全国少数民族政治》（National Minority Politics）杂志的社长威利·理查森(Willie Richardson)对民主党批评说，民主党为了得到穷人的支持，宁愿使他们永远处于待救济的地位，而不是教育他们需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争取上升到中间阶级的社会地位。这一看法可以说代表了一些中间阶级有色人种的观点。

    实际上，在大选中选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恰恰反映了他们在不稳定的经济中对未来感到困惑不安和由于这种不安而趋向于采取保守的价值观。笔者在亚历山地亚县曾目睹一位中间阶级选民在政党候选人介绍自己的政策主张的会议上向他要求说：“我们应当告诉那些想要移民的人，不是我们不欢迎他们，而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税收有限，环境需要得到保护，我们只能顾及自己，而无力顾及他人。”

    保守主义在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时期，曾为美国公众所厌弃，在７０年代中期以崐前，它只是知识界中少数人的主张，尚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今它却成为许多人，甚至中间阶级有色人种公开申明的立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美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深思。

四、选举结果对未来政府运作的影响

在克林顿总统的民主党同时丧失两院多数的情况下，可以想像，政府的运作必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选举一结束，克林顿就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９日宣布，要治愈这次痛苦的竞选创伤，并向共和党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分析家们估计，在国会两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的情况下，克林顿必须放弃他的一些国内计划（Economist, Nov.12- 18, 1994, p.29）。

    克林顿一方面表示将顺应选民的意愿，在一些社会福利和政治改革政策上作一些调整，同共和党达成某种妥协；另一方面，他也表示不会作无原则的让步。这表明，他将准备在必要时行使总统的否决权。这一态度将给他最后两年的执政带来两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派对克林顿将要修正计划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克林顿总统在各种社会和经济政策上将比共和党更共和党。一位民主党黑人众议员奎西·姆费姆(KweisiMfume)甚至说：“我担心（行政部门）在努力取得世界时将失去他们的灵魂。在这个国家，我们最不需要的是有两个共和党。”（Los Angeles Times, Nov.20, 1994）

    另一方面，未来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于１１月１５日宣布，如果必要的话，共和党将迫使国会每天工作２０小时，每周工作７天，在１００天内通过与《同美利坚的契约》相一致的法案（New York Times, Nov.15, 1994）。共和党的领袖们还在筹划将国会中的２２个常设委员会减少到１７个，这些委员会大多是关于社会政策的。

    金里奇说，新的福利计划将不是安全网，它将吸引穷人采取自我建设的行为。他提出的社会福利建议与克林顿的大相径庭，其中一项是反对维持食品券、住房和资助残疾人的计划，要求削减４００亿美元用于各种食品、住房和工资计划的开支，这与克林顿的维持这些计划的建议背道而驰。由此可见，克林顿政府在其任期的未来两年里，同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发生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美国的政府机器是否会因此而产生运转困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会有许多因素抵销总统和国会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这些因素包括：

    （１）两党之中都有不同的派别，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派别外，共和党内在一些问题上也不能统一意见，例如前共和党内阁成员杰克·肯普(Jack Kemp)和威廉·Ｊ·贝内特(William J. Bennett)就公开批评１８７法案。而肯普也遭到了来自党内的指责，要他最好闭嘴，“要用脑而不是用心来思考。”（Los Angeles Times, Oct.20, 1994）

    （２）由于国会内两党党纪的松弛，两党议员没有义务一定按照本党领袖的指示投票，加上两党内部都有不同的派别，它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支持另一党的主张，因此议案能否获得通过就不仅仅取决于它产生于哪一政党。克林顿苦心经营的健康保险法案未能在当时控制在民主党手中的国会内通过，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３）两党在推行自己计划的同时，也都将谨慎地避免直接冲突。两党的国内政策都可能最终向中间路线倾斜，因为任何过激的政策都可能担政治风险。它们的领导人都会以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的姿态出现，这不仅是为了在选民面前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为１９９６年的大选和下一次当选作准备，也因为他们都懂得克林顿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共和党把它的新实力仅仅集中在对抗上，那么两党都不会满意其结果。他说：“如果他们毁坏了政府，他们将不会是最终的受益者”，“最终，这是建设者的国家，无论是第三党的建设者，民主党的建设者，还是共和党的建设者。最终，通常是建设者获胜。谴责者可能得势于一时，否定的力量可能得势于一时。但一个伟大的民主政体除非通过建设者之手，否则不能盛行。”（Los Angeles Times, Oct.9, 1994）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制度自有其维持自身生命力的内在机制和力量。

    当然，由于总统和国会的政党归属不同，总统同国会的矛盾肯定会有所加剧，政府由于受国会的牵制，政策的不明确性和摆动性将可能大于以往。这也是可以预料的。

美国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动荡

——中期选举后的一点思考

金君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惨败、共和党大胜。这是共和党相距很多年来第一次在国会参众两院各州长中都居于多数地位，故被人们称之为“一次巨大的政治地震”。显然这是一次非偶然现象。可以说这是冷战结束、世界剧变、高科技发展、国内外种种失衡现象对美国社会形成巨大冲击后的一个综合反映。特别反映了当４０多年冷战中成为国家凝聚力的中心目标失去后美国所处的一种探索和彷徨的状态。同样，美国社会长期积累而为冷战所掩盖的矛盾正在展开。英国《卫报》把它描述为“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分裂”。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是否也将出现更大的动荡

一、部分美国社会精英对国家命运前途深感忧虑

    仅仅几年以前，美国《外交》季刊在１９９０年年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单极世界阶段》的文章，突出反映了冷战刚结束和海湾战争后美国不可一世的心态。颇有名气的美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默在该文中写道：“我们现正处在非正常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争取安全的最好希望寄托在美国领导一个单极世界的力量和意志之上，毫无愧色地去确定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准备着把它付诸实施。”（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

    今天，美国社会的一些精英们又是如何想的呢

    前总统尼克松说：“特别具有灾难性的是，在缺乏全国性的挑战情势下我们的共同目标感减少了。在现代化的美国有着太多的力量——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贫富间的鸿沟、老年人与青年人的互不信任#O&——把美国拉往不同方向，而迫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则太少。”他惊呼，如果美国不能应付上述挑战，“那么长期作为我们力量源泉的多样性就将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作为我们长时间最大特色的个性将成为我国崩溃的种子；长期以来我们最最珍视的自由将只会留存在历史教科书中”（尼克松１９９４年遗著《和平之后》，转引自Time, May 2, 1994）。

    另一位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认为，长期移民和这些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移民不断争取平等权利的结果，使得在美国形成了要求对黑人和其他群体的特殊权利，而这种要求又同美国政治团结基础的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正好违背。上述各种不同种族群体强调促进人们的“肤色自觉意识”以及他们的特殊权利；他们还宣扬“多种文化论”思想，并坚持要从非欧洲人群体的观点出发重写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学史。这种对群众特殊权利和多种文化主义的要求鼓励了美国内部不同文明的冲突，并推动着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讲的“美国的解体”。亨氏最后说，“如果美国社会今后果真非西方化了，并且美国也不再遵循其自由民主的和扎根于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跟随另一个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Samuel P. 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aht"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5, December 1993）

二、美国的传统政治结构是否会改变

    前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戴维·博伦（David L. Boren，现已退休任该州州立大学校长），在中期选举前一年多就向民主党领导人发出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和民主党不坚崐持走温和派的“新民主党人”的路线而回到传统的自由派立场上去，那末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有可能在参众两院都失去多数，结果不幸而言中。选举后他还提出结论说，这次选举“只是这个国家巨大政治动荡的开始”，“这个国家有很大可能出现一个独立的中间派政治运动”，“甚至在今后１０年内出现一个独立的中间派总统，从而结束美国政府的两党制”。他的主要论据是，这次有６１％以上的选民都未投票，原因在于这些人十分不满两党都愈来愈走极端而远远脱离了他们（International Hearld Tribune, Nov.18, 1994）。一些民意测验也表明，日益众多的美国人对两党制的效能甚为怀疑，有１／３的人自称为独立人士，５７％的人认为需要在美国建立第三党。

三、民族之间分歧加深

    １９９２年洛杉矶种族骚乱事件人们至今记忆犹深。今年以来美国著名黑人球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妻子案在美国引起轰动。辛普森行为温雅，家财甚富，娶了一位白人妻子，被认为是美国社会民族平等和谐的范例而受到舆论宣扬。现突然被告是一位“残酷谋杀妻子的凶犯”，并遭拘留审查。不少白人认为辛氏乃一伪君子，现在终于暴露了其黑人的“恶劣本质”；许多黑人则认为在尚未做出结论前就对辛氏一案如此大肆渲染，显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白人舆论的民族偏见之反映。还有人因此而引起对美国层出不穷的杀人犯罪之愤慨，也有人对所谓美国“公正”的司法制度究竟为什么人服务更加怀疑。

    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状况依然严重，对外来移民的厌恶情绪也在美国滋长。在这次加利福尼亚州长选举的同时还举行公决，以５９％的多数票通过该州一项新的“１８７法案”。该提案的中心内容是取消非法移民子女的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权利，其矛头主要是针对着大量来自拉美、特别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此案尚有待州和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是否违宪。但目前此提案已引起加州许多城市乃至墨西哥政府的抗议。据报道，该州在１９９６年大选时还将就另一项立法提案进行公决，该提案主张取消一切以种族为划分标准的各项政府优惠计划。其含意在于以人人均等为名取消在实际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黑人和其他人种迄今所能享受的一些优惠待遇。这无疑又是一种加深不同种族和民族间分歧的催化剂。

四、美国经济深刻变化的后果

    为什么美国经济自１９９１年第３季度走出衰退以来有相当一段时间始终走走停停、复苏乏力当１９９４年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年增长率达４％左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已超过日本而重新居发达国家之首，克林顿上台两年来新增就业人数达４００多万人，通胀率一直控制在３％以下，然而人们却普遍感到就业无保证，生活更艰辛，对前途缺乏信心当美国联储连续６次提高利率情况下，美元汇价不是坚挺而是下降幅度甚大看来，最主要原因在于高科技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数年来美国大公司进行痛苦的结构性和管理上的重大改革，用机器代替人力，使管理接近生产，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于是白领人员同蓝领人员一样也成为裁减的对象。总之，失业已成为伴随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产物而非短期现象。而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贸易量的大增，信息的快速传递，全能市场每天交易量的超过万亿美元之庞大数额，投机性的增强等等，这些又使得美国联储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作用大为削弱，经济预测也极为困难。

五、文化界的某种不安动向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文化战：任意攻击往往伤及自身》。文章指出，在去年中期选举竞选期间，共和党最出风头的众议员、如今的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同其他保守分子一道重新拾起“反正统文化”这顶帽子来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克林顿总统的一切越轨行为，极其他所有不道德的、暴力和性问题，都应归罪于“反正统文化”。这使人们在文化界的相互指责中闻到一股麦卡锡主义的味道。（Frank Rich, "Culture War: Potshots often Recochet," International Hearld Tribune, Nov.21, 1994）《洛杉矶时报》甚至提出，是否即将出现共和党人时代的新的电影审查制度。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冷战之后，美国在没有大敌威胁的情况下，失去凝聚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共识，又受到众多社会严重问题的困扰，加崐上中期选举结果加剧了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对立，特别是着眼于１９９６年大选的国内政治斗争的提前，所有这些都是造成美国社会动荡的因素。虽然，美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持续的温和增长，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它较强的反弹恢复能力以及严重的危机意识感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但积重难返，美国走向更大动荡的总趋势看来将难以改变。

选民的造反

——试析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

方晓光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１９９４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实属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所罕见。共和党在长达４０余年屈居国会少数派之后，净增９名参议员、５２名众议员和１１名州长，一举控制参、众两院，令舆论界愕然。一时间，“海啸”、“地震”、“血洗”等耸人听闻的词句充斥报端。

    曾几何时，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高举变革的旗帜，从一个南方小州杀出，轻易击败因海湾战争大胜而名噪一时的布什，实现民主党在白宫和国会的一统天下。可时隔两秋，民主党竟大将纷纷落马，眼睁睁痛失半壁河山。

    如此激烈的政治动荡的确超乎常人的预料。但细究起来，却是事出有因。简言之，这是一场与两年前布什落选、克林顿登台一脉相承的选民造反。

（一）

在很大程度上，克林顿１９９２年竞选成功，并非因为多数选民喜欢这个政治上的“未知数”，而是因为他们对华盛顿的老牌政客和权势集团深恶痛绝，欲用外圈人取而代之。布什对此视而不见，更加美国经济不景气，遂成为众怒之的，以致大选惨败。

    与两年前相比，今日美国经济大有好转，就业增加、出口增长、赤字略降、通胀甚低。克林顿外交几经周折，已见转机，其国际声望亦有提高。然而选民的愤怒却毫无减弱，且直指克林顿为首的民主党。原因何在

    其一，尽管经济好转，但许多美国家庭并未受益。相反，高达１／４的选民工时增加、收入下降。尤其是许多公司为增强竞争力而大幅度精简、重组，致使大批白领失业，形成报界所谓的“焦虑的阶层”。他们将自身困境归咎民主党政府，尤对其横征暴敛、滥用纳税人的钱切齿痛恨。

    其二，克林顿当选之初，选民对民主党政府一度寄以改革厚望。克亦以“新民主党人”自居，发誓向恶性膨胀的官僚机构开刀。然而，克上台伊始，即向华盛顿官僚势力和利益集团妥协，显露其“自由派”的本来面目。其鼓噪一时的医疗改革不仅因保守派反对而胎死腹中，而且被视为民主党“大政府”、“大挥霍”旧病复发的象征。短短两年，选民们认定克等技止此耳，绝非改革先锋，而是腐朽现状之卫士。

    其三，两年前，克林顿的竞选策略是攻击布什一味海外冒险而漠视国民疾苦。其时髦的竞选口号是“别忘了经济，傻瓜！”然而今日，克等民主党政客陶醉在经济复苏和海外业绩中，却忽视选民普遍抱怨的社会问题，如家庭瓦解、道德沦丧、都市衰败、毒品泛滥、犯罪猖獗、官僚腐败、移民失控，等等。不仅如此，克本人及老牌议员罗斯顿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等民主党要人的种种丑闻，使其在选民心目中成为美国社会衰败的象征，继而将其政治侧翼暴露在共和党的狂轰滥炸之下。遂有聪明的报人撰文警告：“别忘了文化，傻瓜！”

    一如当年的布什，克林顿和民主党的致命错误，乃在于曲解民意。克仅靠４３％的选票勉强入主白宫，却自信大功告成，将选民的厚望置于脑后，安于现状，不思变革。孰不知民意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１９９２年，克驾驭着沸腾的民怨登台。而１９９４年，正是这相同的选民怒潮淹没了言而无信的民主党。

（二）

布什惨败，共和党痛定思痛，拟定新的行动纲领。其核心乃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其口号是政治重组，其争取对象是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赖以大选取胜的“沉默的大多数”。何谓“沉默的大多数”按照尼克松的定义，乃是成千上万自食其力、奉公守法、诵经信教、爱国护家的传统美国公民。这些人多为白种中产，认定道德沦丧是当今美国的万恶之源，对民主党执政两年的平庸表现日益不满。针对此，共和党发布多达三百余名议员签名的政治宣言《美利坚契约》，提出严惩犯罪、平衡预算、减税、控制福利、限制议员任期等十大措施。据最近《今日美国》报、ＣＮＮ电视台和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联合民意测验，公众对其中主要议程的支持率高达７３％－８８％。

    与主流文化相对的，是所谓的“反叛文化”。此种文化源于６０年代美国发生的一场“文化革命”。其政治特征是反越战、要民权；其文化特征是先锋派艺术、大麻和性解放；其意识形态基础是左派自由主义；其鼓吹和实践者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此种文化已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逐渐变形，成为政治上的大政府、大福利；文化上的玩世不恭和多元论；种族关系上的少数民族对白人的“逆歧视”；社会和道德上的性放纵、吸毒、单亲家庭、对犯罪的软弱和对罪犯的宽容。共和党核心人物、《美利坚契约》主笔、下届众院议长金里奇如此描述此种文化对青年一代造成的恶果：“１２岁的怀孕生孩子；１５岁的互相残杀；１７岁的死于爱滋病；１８岁领到自己读不懂的毕业证书。”

    如前所述，对克林顿及民主党不幸的是，无论正确与否，主流文化的选民们视其 为反叛文化及其一切恶果的代表，而共和党则巧妙地利用这一心理，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场“文化战”，将中期选举渲染成一场关系到美国千秋万代、生死存亡的正义与邪恶、传统与叛逆、理想与愚昧、人性与罪孽、美国精神与一切非美异教邪说的搏斗。尽管克等也在高喊严惩犯罪等主流文化的口号，并设法通过３３０亿美元的治安法案。但克本人的背景和作为：逃避兵役、吸大麻、屡屡曝光的桃色丑闻、希拉里夫人干政、军中同性恋解禁令，均使传统选民深为反感。不仅如此，克的某些内阁要员，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罗伯特·阿赫坦伯格(Robert Achtenberg)的同性恋倾向，国家卫生局长乔伊斯琳· 埃尔德斯(Joycelyn Elders)公然支持向中学生发避孕工具等，亦为其政府打上反叛文化的腐朽印记，为共和党提供了政治炮弹。

（三）

在更深的层面上，此次中期选举反映了美国社会进入所谓后工业化时代的变迁。此种变迁早在冷战时期就已开始，但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和民众将注意力转向国内，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剧烈。

    几十年的冷战虽以苏联解体而告终，但美国也因此而大伤元气，以致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悲观学者惊呼美国的衰亡。巨额军费和失控的社会福利开支造成至１９９３年初即高达４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与此同时，对国防工业的偏重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继而导致巨额贸易逆差。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国民转而关注国内问题。然而，恰逢国内凝聚力因头号敌人消失而下降时，美国人受到了多年淤积的经济困境和社会顽症的困扰。一度似乎唾手可得的和平红利不见踪影。相反，国防经费的大幅削减及产业界为夺回市场而进行的广泛调整导致大批地区萧条和大量失业。由此产生的普遍不安和愤懑，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断层和分裂：主流文化的保守派仇恨反叛文化的自由派；纳税人仇恨政府、官僚、利益集团和华盛顿成千上万的院外说客；自食其力的白人中产阶层仇恨靠救济为生的穷人和少数民族；本地人仇恨源源涌入的移民，等等。社会纷争的激化，不可避免地波及政治。于是，佩罗挺身而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总统竞选，虽未如愿，却足以将１９９２年大选的水搅混，其余波至今未消。克林顿打着圈外人旗号，以改革的誓言赢得选民信任，不可思议地战胜了华府老手布什。而今天，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党小人物，用同样的口号和手段，扳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民主党大员，爆出一个又一个政治冷门。

    共和党的胜利，固然表明选民对民主党失去信心，但并不能确保共和党稳坐江山。正当共和党陶醉之时，舆论界有识之士已指出，如果《美利坚契约》的作者言崐而无信，选民们两年后会同样无情地将其扫地出门。

    共和党发誓推翻“崇尚反叛文化、劫富济贫、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重建美国政府和社会，又谈何容易！《美利坚契约》要求通过立法在２００２年消灭赤字，实现预算平衡。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为此需增税和削减开支７０００亿美元。可共和党议员却计划四年内减税２０００亿美元，并增加国防开支。如此，钱从何来共和党寄希望于大幅削减穷人和移民的福利。然而，美国的巨额社会福利，仅有１／３用于接济穷人，其余２／３却被中产阶级及富人享用，其总数高达美国家庭的一半。如果共和党国会像里根和布什政府一样，对此退避三舍，则平衡预算必成空话，其政治信誉将随之扫地。

    共和党的另一陷阱，是屈从极右派的压力，将其社会和文化纲领推至极端。选举尘埃初定，以赫尔姆斯为代表的极右派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行动计划：入侵古巴，废除所得税，中止社会福利，禁止堕胎，解除枪枝限制，实行在校祈祷等。另一些有望就任各委员会主席的资深议员则忙于废止对大公司不利的种种规定和法令，以报答其支持。凡此种种，已开始引起非议。如任其发展，必将削弱共和党在选民中的威信，继而瓦解其政治基础。

无庸赘言，如此选举无论如何充满戏剧性，却并未改变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模式：布什不力，便试克林顿；民主党平庸，则用共和党。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和党的基本纲领如确能付诸实施，则美国将发生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逆转。共和党能否趁热打铁，１９９６年再夺白宫，固当别论。但美国社会的深层变化和调整将继续。如两党皆负众望，选民的造反也将继续，独立派大爆冷门便不无可能。佩罗之流正磨刀霍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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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著快讯·

《美国的权势集团》〔美〕伦纳德·西尔克、马克·西尔克著，金君晖、潘同文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版，８．４０元

    《美国法律文献检索》〔美〕科恩著，夏登峻译，林天斗校，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第１版，１０．３０元

    《论民主》〔美〕科恩著，夏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５月第１版，１９９４年９月第２次印刷，５．９０元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美〕鲁恩·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６月第１版，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３次印刷，３．６０元

    《海军战略》〔美〕艾·塞·马汉著，蔡鸿干、田常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１３．５０元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史》〔美〕卡尔·兰德尔著，上卷（第一、二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７月第１版，３７．４０元；下卷，刘山等译，南木校，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７月第１版，１９．９０元

    《价格理论》〔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鲁晓龙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１０．２０元

    《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美〕罗伯特·克威利克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２月第１版，７．６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