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__息
金灿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了“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除美国所科研人员参加外，与会的还有有关政府部门、新闻单位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会上，大家就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特点和民主党失败的原因、中期选举所反映出来的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中选之后的美国政局和政府政策走向、以及未来两年的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和看法。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特点和民主党失败的原因
此次中期选举与以前的选举一致的地方在于：选民关心的主要是地方性问题；新闻媒体的作用突出；虽然独立派选民增多，但是政党组织在竞选中的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此次选举独特之处则在于：第一，执政的民主党在选举中败得特别惨，共和党一改多年的劣势，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掌握了多数州长席位和多数州议会。选举是在经济形势良好、外交颇有起色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种对执政党有利的形势并未起作用。第二，竞选耗资巨大，创造不少开支纪录。第三，竞选活动无主题，候选人纷纷以攻击、揭露对手为制胜法宝。值得注意的是由第一个特点引伸出来的结论，即：经济形势良好和外交上的成绩，不一定有助于执政党；但是，经济衰退或外交上有重大失误，则一定会损害执政党的政治地位。
导致民主党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参选率是个重要因素。民主党的选民人数多但投票率低，共和党人数少但投票率高，在中期选举总投票人数少的情况下，共和党人投票率高的优势就得以发挥了。第二，虽然经济形势不错，但目前的新增工作机会多属临时性的、低收入的，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 第三，１９９２年大选中就已出现的反在职者情绪转而威胁在职的民主党人，而共和党又适时推出一批不是职业政治家的新人，吸引了不少选民。第四，社会问题突出，选民注意的焦点转移到犯罪、移民等问题上来，而共和党一贯主张严厉打击犯罪、遏止非法移民，因此先得一分。另外，共和党人有一套明确的纲领——“美利坚契约”，相反民主党人却没有给选民提供明确的信息。第五，在历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都要丢掉一些席位。然而今年民主党的选情却格外严峻，一方面，今年竞选的职位中多数原来是属于民主党的，加上有几位民主党大牌政治明星退休，使得原来保险的位置就不那么保险了；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的政治地位严重下降，连累了其他民主党人。克林顿是以４３％的选民票上台的，选民基础并不雄厚，但是他上台后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在推进其“变革”措施方面太急躁；而且克林顿的决策班子不得力，其外交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摇摆不定；加上克氏丑闻缠身，结果克林顿成为战后声望最低的一位总统。这必然严重削弱民主党的整体地位。
二、选举反映出来的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
首先，冷战结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一冲击仍在继续之中，而美国朝野对这一冲击的思想准备是不够的。由于失去共同的敌人，老百姓对国内问题的忍耐程度下降，并且不愿意对外多花钱，反移民情绪上升，结果是内部团结下降，凝聚力削弱。相反，内部分歧公开化，包括各政党内部的政策纷争更明显，原来存在的社会多样性可能成为分裂的因子。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发生之前崐，西方内部的文化冲突，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思潮的冲突，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的冲突倒是可能先发生。应该说，美国社会处在变化中、调整中。
其次，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而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远超过经济问题。“新政”之后，自由主义主导美国政坛，它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道德败坏、民众对政府信心下降、新的种族冲突、教育问题恶化、移民大量涌入等十分复杂而无解决良方的问题。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沉默的多数”不再沉默，人们要求变革。克林顿就是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他自称是新民主党人、新自由主义者，然而上台后却在多方面回归了民主党传统的自由主义，结果导致民主党中选失败。这大概就是克林顿上台与两年后民主党失利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社会凝聚力下降，民众对政府和当政者的不满增加是世界性现象，各国都面临这一问题。
三、未来政局与政府政策
１．政局走向：部分与会者认为，中期选举使美国的政治生态向右转变。选举的结果使共和党掌握了更多公职，保守派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上升。选举的过程则表明政府决策的社会环境也向右转了，其标志是：加州反非法移民的１８７法案获多数选民支持；共和党争取连任者均获成功，所有公开席位都被共和党拿走，此外还从争取连任的民主党人手中拿走了一些席位。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不宜下结论说美国社会向右转了。因为有些选民是出于对民主党不满而投共和党一票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共和党。由于对执政者的不满有普遍性，今后总统连任越来越难。
２．对内政策：中期选举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对内政策上，克林顿的施政重点也依然是国内事务。共和党国会将力争国内政治日程的主导权，并且已经准备提出一系列保守的政策法案，主要内容是减税、同时削减社会福利、保持国防开支的规模甚至加以扩大等等。在共和党的攻势面前，克林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守势策略。其国内政策的总趋势是：经济政策不变或少变，社会政策往后收缩。目前克林顿除了口头表示愿与共和党人合作之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妥协步骤，如表示要认真对待１８７法案；拨款６９亿美元对付犯罪；修正健保方案；搁置原计划交国会通过的禁止公司取代罢工工人的法案等等。
由于选举后的国会出现“极”化现象，即共和党新议员比以前的本党议员更保守，而民主党新议员更自由派，因此克林顿的回旋余地不大。加上１９９６年大选已有人开始筹划，选举政治提前发挥作用，政党冲突必然加剧，因此，共和党国会与克林顿的白宫出现政治对抗的可能性极大。
需要指出，共和党人权力的增长也意味着他们承担的政治责任和风险的增加，这对共和党争取１９９６年大选胜利不一定是好事。
３．对外政策：由于中期选举的主题是内政而不是外交，民主党的失败不等于选民否定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加上美国外交主导权历来属于总统，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上享有更多自由度，因此，选举对外交政策影响较小，这方面的变化不会很大。不过，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而且将由赫尔姆斯和瑟蒙德等极端保守分子出任有关外事委员会主席，所以，克林顿的外交能力肯定会受到更多限制。共和党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可能导致孤立主义抬头，强调收缩海外的义务，减少缴纳联合国会费，严格限制参加维和行动（但有时则实行单干主义）；另一方面在贸易问题上更严厉，对共产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国家更有戒心，因此，与盟国（如日本）的磨擦将增加，与俄国间的相互提防也将加剧。
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现行框架是基本上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因此，共和党执掌国会后不会大幅度地偏离现行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白宫和国会山分别属于不同政党，因此，政党政治完全可能渗入到中美关系中来。克林顿若想推进中美关系，首先会遭到共和党国会的阻挠。$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落选的人中有不少是支持克林顿改善对华关系的温和派人士，而坚决反共的人士却多数当选了，其中一部分人还同时是亲台派。因此，国会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杂音，如重提台湾、香港、西藏、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核不扩散、人权、劳改产品等等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最具影响力。不排除美国国会在以后两年通过一些台湾问题的议案，而美国政府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中美关系中可能的最大破坏因素是台湾问题，但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直接障碍崐仍是人权因素。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有些增进中美关系的事情是可以做的，然而却不愿意做或不敢去做；还是由于价值观不同，所谓“中国威胁论”才有了一定的市场。
晓 端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至３日，由美国“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发起、资助和组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中美关系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美方主要代表有：基金会主席、前卡特政府教育部长大卫·马修斯(David Mathews)，美国“亚洲协会”总裁尼古拉斯·卜勒德(Nicholas Platt)，前众议员约翰·伯切南，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顾问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美国国家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首席科学家丹尼尔·拉肖夫(Daniel Lashof)，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肯尼思·利伯索尔(Lieberthal)教授，前国防部长、前世界
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前助理国务卿、基金会国际事务主任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前国防部副部长和驻北约大使威廉·塔夫脱(William H. Taft IV)，前美国空军参谋长、防务分析研究所所长拉里·韦尔奇(Larry Welch)将军，前《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记者多·奥伯多弗(Don Oberdorfer)等。应邀与会的中国代表有：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理事会”副会长陈鲁直大使，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博士，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穆惠民将军，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张沱生上校，中国国家体改委经济结构与管理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曹远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王逸舟博士。
根据会议发起者的设想，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士，无论过去和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均以非官方的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以期达到尽可能地畅所欲言、充分交换看法的目的。会议的发言安排体现了这种精神：会议议题以两国关系中战略性的问题为主，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便于发言者不受当下的、敏感的政策性问题的束缚（尽管每个人完全可以谈任何他想要谈的问题）；每次讨论时，除主要发言人根据事先准备的提纲作２０－３０分钟的演讲外，大部分时间留给所有与会者自由评论或发表见解。从实际进程看，虽然双方代表无一例外都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彼此尊重对方，希望了解对方，讨论的气氛友好、坦率、务实，研究和讨论的精神贯穿于会场内外和会议始终。
研讨会共有五个议程，它们是：
１、“２０００年的展望”。主要讨论内容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置身于２０００年而来回顾１９９４年，什么样的经济、国家安全、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和趋势将成为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力量和趋势？
２、“２０００年时的中美关系的若干因素”。主要讨论内容是：考虑到以上各种力量和趋势，我们应怎样描述２０００年时的中美关系？什么将是其积极因素？什么将是其消极因素？什么将是其相互影响之动态？
３、“发展符合中美两国最佳利益的双边关系”。主要讨论内容是：我们应如何描述符合中美两国最佳利益的双边关系？什么样的障碍将会阻碍这样的关系的发展？如何消除这些障碍？这样的分析将提出什么样的战略来发展这种牢固的中美关系？
４、“在实施发展牢固的中美关系的战略过程中，民间组织能够扮演的角色”。
5、“在民间对话时，什么样的议程和方式将会有助于发展上述战略？”
这些议题设计得相当全面而精心，给与会者提供了充分表述见解的可能。事实上，几乎所有人既充当了不同时段的主要演讲者，也担任了评论员的角色；加之与会人员的专业领域、职务不同，讨论中呈现出角度各异、极有特点的局面，来自军方的、外交界的、商界和学界及传媒的不同人士，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视角，给这次有关中美关系的高层研讨会打上了丰富的色彩。会议结束时，不少与会者都有收益良多、感触颇深的评语。
∞∞∞∞∞∞∞∞∞∞∞∞∞∞∞∞∞∞∞∞∞∞∞∞∞∞∞∞∞
由美国唐文化研究基金会赞助，中国作家协会设立的“中美文学交流奖”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在北京颁奖。杨宪益、沙博理、赵罗＿、李文俊、董乐山及胡允恒先生获奖。冯亦代、王佐良、袁可嘉、凤子等在京的部分翻译家、作家、学者及中国作协、译协、美国系统软件联合公司（ＳＳＡ)等各方面来宾共６０余人参加了颁奖会。
中国作协主席冯牧、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友梅、翻译家叶君健在颁奖仪式上讲了话。他们说，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成绩卓著，为国内外文学交流、为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学习世界名著、扩大视野作出了贡献。沙博理先生代表获奖者致辞表示感谢。美国唐文化基金会的创办人、ＳＳＡ公司的创始人罗杰伟先生莅会并向获奖者祝贺。颁奖会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冯立三先生主持。(斯萍)
《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 李剑鸣著。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除“导言”、“附录”、“后记”外，共８章，正文计３５５页。全书３１万字。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首次在我国对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两大文化系统接触、冲突及其互动的复杂历史作出了总体考察。李剑鸣认为，几百年来的印白关系史“是以冲突为主要特征的，其基本内容则是白人对土著文化的围剿和改造以及印第安人对此作出的反应”（第９页）。本书关于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征服（“文明开化”）以及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回应与变迁的讨论，尤具卓识。作者指出，由白人社会所主导的印白文化关系实际导向的是一场史所罕见的文化暴虐。作为美国社会主体的盎格鲁白种人，缺乏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把种族主义作为处理文化关系的准则，强力同化土著印第安文化，实即“文化帝国主义”（第３１３页）。事实上，印、白文化分属于截然不同的文化畛域，对这条“文化的边疆”，白人社会如果采取和平交流的方式、渐进诱变，则或致两利，至少两不相害；但白人社会无视“文化的边疆”，拔苗助长，强行文化征服，终以失败告终。虽说文化多元主义已取同化政策而代之，新型的印白文化关系已经确立，但迷雾并未完全廓清，“直至现在，冲突仍未从印第安人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关系当中彻底销声匿迹”（第８页）。这一无声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表明，“在文化上定于一尊或恃强凌弱，都不是理性日趋发达的人类所应取的立场。多元并存，在相互尊重中开展交流和竞争，这才是合理的文化关系格局。这一教训得自于沉重的历史代价，尤应认真加以汲取”（第３５２页）。
《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 洪朝辉著。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第１版。除“序”、“导言”、“附录”外，正文分４篇、８章，计２６７页。全书共２５万字。
本书以美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这一现代化进程为研究对象，其中的有关章节是作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完成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有关部分。该书认为，美国现代化历经启动时期（１６０７－１８２０）、发展时期（１８２０－１８８０）和基本完成时期（１８８０－１９２０）这三大历史阶段，其最重要的主题是崐“社会经济的革命性转型”（第１页），包括殖民经济和奴隶经济的启动作用、早期工业化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推动作用、农工商现代化的深化作用以及政府调控的导航作用。作者指出，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四点理论启示，即现代化起源的罪恶性、社会经济的工具性、社会生态的平衡性、非经济力量的干预性。本书对土地租佃制、小农经济、土地投机以及《宅地法》与立法政治等问题的探讨，多有创新之处；有关殖民经济、奴隶制经济的讨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既具有适合美国国情的特殊性，更具有为世界各国可资借鉴的普适性”（第１８页）。
《美国经济周期研究》 陈宝森、郑伟民、薛敬孝、蔡述理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９月第１版。除“前言”、“绪论”、“英文参考书目”外，共５章，正文计３２３页。全书共２５万字。
本书主要探讨美国经济周期的历史、经济周期与危机的内在根源、运动规律及美国政府反周期波动的政策与实践、美国主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预测等问题，其中以工业周期性波动、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的周期理论为关注的重心。作者认为，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取代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其盛衰荣枯往往有世界影响，“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不可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要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则不可不研究美国经济周期”（第１页）。在经过１９２９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这虽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但使其运动形态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如周期波动中收缩期缩短、扩张期延长等）。
《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 方立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第１版。除“前言”、“人名索引”、“议题索引”外，正文２７２页。全书共２３．３万字。
这是一本探索美国理论语言学的专题性文集，计包括１２篇文章（其中含２篇采访记）。本书的论述重点是美国语言学家佐伊基（Arnold M. Zwichy）和普伦（Geoffrey K. Pullum）创立的接口语法（the Interface Program）以及逻辑学家蒙太古（Richard Montague）首创的蒙太古语法(Montague Grammar)。此外，亦论及美国理论语言学的支配－约束理论和属于非转换理论的广义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和关系语法。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 何怀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第１版。除“引言”、“附录”、“后记”外，正文计５章、２８１页。全书共２３．１万字。
本书首次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历史内涵及其与西方有关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契约伦理思想）的联系进行了认真研究，考察了罗尔斯理论中道德优先、正义优先的特征，揭示其正义原则的内在冲突等问题。作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公平的正义”理论，可以说是一种试图替代功利主义的契约正义论、一种与法律正义相对而言的道德正义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与形式正义相对而言的实质正义理论。罗尔斯在道义精神、理论方法上均可谓“社会契约论的当代传人”（第１３８页）。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既强调人的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又强调人们对这些自由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强调在社会地位利益方面亦应尽量平等；即使有差别，也要以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准（第２６０页）。本书为罗国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之一。
（英堂供稿）
Charles Murray ＆ Richard J. Herrnstein,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_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这是一部论述智商、遗传和种族问题的著作。作者指出，智商高的人一般都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就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而智商低的人一般都无所作为，并处于社会底层。贫穷、早孕和犯罪大都发生在这个阶层。作者依据一些测试结果肯定，种族间存在智商差异，并说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１５个百分点。作者否认遗传和环境影响是造成智商差异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的传统理论，强调遗传对智商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由于遗传对智商，从而也对人的社会成功起决定作用，因此，争取人的社会平等便是毫无意义崐的。鉴于这种逻辑，他们反对政府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和穷人等“下层阶级”的社会福利计划，认为这无法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只会鼓励他们繁衍后代，浪费社会财富。此书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些评论认为，该书的理论依据及数据资料大多出自于新遗传学派的研究报告，而该学派是受持“种族改良”观点的先锋基金会资助的。因此，该书是种族主义影响下的产物。观察家们认为，本书的观点和主张反映了美国保守派主流已把注意力从经济、对外政策问题，转移到了移民、种族和社会问题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右翼势力的抬头。
Ichiro Ozawa, Blueprint for a New Japan: the rethinking of a nation,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本书作者小泽一郎曾三度出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现为新生党领袖之一。西方观察家称其为过去２０年中，日本政坛上一位最具影响和能量的政治家，很可能成为日本未来的领导人。本书１９９３年一经出版，便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译成英文，并于今年在美国正式出版。作者对日本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了全新的看法，认为日本作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已迫使它对其内外政策进行重建。关于对外政策，他强调日本不应局限于为本国的富强进行生产和分配，而应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正常国家”，不但要成为亚洲地区的领导，还应担负起维护世界范围内的稳定与自由的责任。他呼吁日本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并把对外援助作为一个更强有力的外交武器。西方舆论认为，作者虽没有直言，但他实质上希望日本拥有一支更强大、规模更广泛的军队。关于国内政治，他认为日本目前的政治和官僚机构的权力过于分散，是一种彼此牵制、大家都不负责的政治。他提出对日本的政治决策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一个真正有责任能力的政府。具体地说，就是在内阁中更为明确地集中权力和领导。本书出版后，引起世界政要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一本将会改变日本，并使与日本打交道的国家经受令人震惊的变化的著作。
(高英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