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安全)形象的认识〔1〕

 

袁明、范士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冷战”结束,世易时移,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既充满希望但又捉摸不定的时期”;虽然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苏联——消失了,可“令人烦恼的不确定却依然存在”。〔2〕走出了核战争阴影的美国人,觉得又身处于充满着观念对立、经济摩擦、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的世界里,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位。

在“丢失中国”40余年,化敌为友约20年以后,中国问题再一次在美国引起了争论。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兴衰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底应该立足于经济、安全还是人权?政界要人、财界巨子、专家学者、大众传媒众说纷纭。在以上三个问题中,重要的是:美国人如何认识中国在“冷战”后的国际角色?对美国来说,中国究竟是敌是友?这是今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是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制定一国对他国政策的基本前提。“冷战”结束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美之间基本上是清晰的: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两国是战略上的伙伴。这也是维系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失去了“向苏看”的特点。对两国根本利益的威胁,开始从共同、单一和明确,走向不同、多元和模糊;是敌是友的问题因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习惯于以传统现实主义思考的人,多多少少发现“冷战”后的世界里敌友难辨。敌人总是和威胁联系在一起,那么威胁在哪里呢?1993年的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曾把“冷战”后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总结成八个方面:一是威胁的种类由“单一”(苏联)走向“多样”;二是威胁的程度从“危及美国生存”变为“危及美国利益”;三是威胁从“明确”变得“模糊”;四是威胁从可遏止变为“不可遏止”;五是威胁从欧洲转向其他地区;六是威胁升级的危险由大变小;七是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威胁被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取代;八是威胁由“公开”走向“隐蔽”。〔3〕美国人觉得“对美国、盟国及朋友的利益的威胁来自四面八方”〔4〕,颇有一个大敌人倒下去,千百个小敌人站起来的感觉。

虽然“冷战”结束以前就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需要重新定位,但美国朝野全面重新认识中国基本上是从1989年后开始的。把“六·四”事件和东欧剧变相比,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大变。1989到1991年,美国的报刊对中国或中国政府及领导人经常使用明显持敌意或带有攻击性的词汇,民意测验也表明对中国持好感的人差不多减少了一半。〔5〕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将很快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这段时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六·四”事件和“冷战”结束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感情冲动和意识形态色彩。少数比较客观和现实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舆论上被迫处于防御。但是,中国的事情没有按美国人的逻辑发展。经过两年左右的调整,中国保持了政局的稳定,经济发展再次走上了“快车道”。从1992到1994年,中国经济连续三年增长超过10%,被一些舆论称作“中国奇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在贸易、人权、不扩散等问题上的磨擦有增无减。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摇摆难定。美国国内对中国认识的争论开始深化。一个在美国人看来既存在很多问题又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中国究竟是敌是友成了问号。

    一种观点是把中国看成是亚洲安全的威胁或者或明或暗地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潜在敌手。这种观点反映在近年来有影响的报刊中为数不少。《纽约时报》在1995年4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是对我们利益的最大威胁。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均收入1/4的中国可能会超过我们,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也许还会成为军事最强国。它已经取代苏联成为向反美政权供应军火的主要国家,并以大国身分在南中国海称霸。”〔6〕几乎同时出版的西部大报《洛杉矶时报》也以“美国开始把中国看作潜在敌人”为题,认为“对中国未来力量的担忧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主要基本因素”。另据《华尔街日报》1995年4月的调查结果,大约有6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敌对国家。〔7〕

    如果说舆论难以代表理性的思考,那么学者政要的意见就值得注意。在美国颇有声望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早在1991年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中国的崛起和当时德、日的崛起类比,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8〕他在后来引起轰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再次把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看作西方的对手。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本尼特(Robert Bennett)也公开称“中国从长远来讲是危险的”,认为中国购买先进武器,经济“像火箭一样”发展,值得美国注意。〔9〕在1994年美日两国专家学者举行的安全问题讨论会的报告中,提到“一个经济上繁荣和政治上稳定的中国并不自然而然地是合作的和仁慈的”。〔10〕夸大以上看法对美国人看中国的影响的确没有必要,但这种潜滋暗长的情绪的作用也不能低估。美国国防部长佩里1994年访华时列举了对亚太安全的四大挑战,其中两个来自中国(南沙群岛和台湾海峡)。1995年2月27日发表的美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产生的地区影响表示关注。虽然美国军方人士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有必要”,“没有超出合理的程度”,中国的军事能力没有对美“构成现实威胁”,但1994年春末,美军方却在罗德岛军事学院举行了2010年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模拟军事演习。

    归纳起来,把中国看成“威胁”或者“敌人”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依然存在一个“不民主”的政府,有可能“不负责任地”对内对外使用武力;中国也不接受西方的“人权”观念,是对美国价值观念的挑战;

    2.中国政治上正处于“过渡期”,存在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这可能“引起中国的瓦解”,也可能导致“中国回到典型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果这样,产生的后果显然对亚洲安全和美国的利益不利;

    3.即使第二种可能性不大,中国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正在致力于军事现代化。中国购买了“苏27”飞机和“基洛”级潜艇等,军事开支逐年增加,特别是在建设海、空军,而“中国的国防政策缺乏透明度,意图让人捉摸不定”;

    4.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多处领土与边界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和台湾海峡两岸摩擦在将来有可能激化;

    5.中国“没有认真遵守”不扩散的承诺,向可能对美有敌意的国家出售核技术、导弹和化学武器(美国这种疑心生暗鬼的猜测曾酿成“银河”号事件);

    6.中国在同美国的贸易中享有巨额顺差,也没有认真保护美国在华知识产权,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安全;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正迅速发展,实力上升,有可能在21世纪的某一时候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动摇美国的经济地位,形成对美国的全面挑战。〔11〕

    虽然把中国作为“威胁”和“潜在敌人”的论调经常泛起,但很难说它构成了目前美国重新认识中国的主流意见。相当多的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专家不同意这种论点,而且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划为“敌人”或者“朋友”。他们主张应该更多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看到中国在发展中面对的国内困难和国际环境,理解中国的现实需要;看到保持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美国的长远利益和亚太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前主任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撰文指出:“夸大中国的威胁是危险的”,“同国防部所说的‘俄罗斯威胁’相比较,中国也许连威胁都谈不上”,“美国在冷战时代曾多次夸张前苏联扩军,引起大恐慌,不应重犯过去的错误”。〔12〕在1994年5月提交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作者也认为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机会大于威胁”。〔13〕

    反对把中国看成“威胁”和“对手”的人的理由主要是: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计划和市场几组关系上;〔14〕尽管将来可能有困难和混乱,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难以逆转,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不大;

    2.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会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重点在国内经济;为此,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与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减少紧张状态;

    3.如果考虑到技术装备的起点、通货膨胀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购买武器和增加军费并没有超出正常需要,可以看作是国防现代化的正常步骤。“如果夸大中国的能力或认为它是当前对美国的威胁是过分的”;军事大国和军事威胁是两码事〔15〕,中国在处理领土和边界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使用武力有非功利的一面;〔16〕

    4.不能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地看中国。考虑到人口压力、地区失衡、体制问题和通货膨胀等因素,中国在21世纪初还很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5.应当尽量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中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它的道路主要是由内部力量和自身领导人的选择决定的”;〔17〕

    6.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是影响美国国内经济振兴的重要因素,因为它部分决定了美国和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的关系;中美战略关系事关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对亚太和平、稳定也至关重要;〔18〕美国在环境、武器控制、非法移民、毒品等常规和非常规安全领域同样需要中国的合作。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由上述思想出发,多位研究中国的学者主张放弃以“非敌即友”或“非友即敌”的标准在中美之间划线,代之以新的观念。1992年春,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在(美)《布鲁金斯学刊》上发表题为《非友非敌:90年代的对华政策》的文章,提出“虽然中国不再是美国的(抗苏)盟友,也没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必须反映中国内外事务的复杂性和两国利益既相重叠又相冲突的现实。〔19〕《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则提出“既敌既友”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意图保持警惕,但也不能滑向敌意。……我们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复杂的、矛盾的(contradictary)国家,既可能是伙伴,也可能是对手。”〔20〕这一观点和乔治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南希·塔克(Nancy Tucker)不谋而合。〔21〕无论是“非敌非友”还是“既敌既友”,第二种观点力求把对中国的认识放在更加复杂的两国各自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满足于从“中国现象”的表面分析。因此,较之前段时间的“中国濒于崩溃”或“中国威胁”等言辞来说,这种观点显得较为明智,因而亦更有份量。应当说,自1993年后期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即美国不应“遏制”中国,而应采取“参与”(engagement)的政策。尽管中美关系时起时伏,有时还相当紧张,华盛顿的不少战略分析家们坚持认为,中国既不是前苏联,也不是伊朗;孤立或遏制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美两国的合作有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为“中国与美国都可以使对方生活得更轻松或更困难”,“美国和中国都不需要第二个‘冷战’”。〔22〕

    应该看到,关于中国是敌是友的争论在美国并非第一次,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和地区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可能在短时期达成共识。美国国内情况的变化更增加了这一讨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1994年11月美中期选举以后,共和党重新在国会中占据优势与主动,有关国际问题的讨论(包括对中国问题的讨论)经常被卷进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局面中。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就当前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关系而言,目前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不禁使人想起40年代后期那次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政府和国会间的激烈冲突。美国的对华政策再次被浓厚的国内政治色彩笼罩了。目前预言这场辩论的规模(不仅美国,而且包括西方国家和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焦点(不仅是战略、安全,还有经济、环境、人口和意识形态)以及后果(不仅影响中美关系,而且波及整个地区结构)也许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面对“冷战”后世界的巨大挑战,中美关系的确事关全局。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10年、20年后,一个既存的大国(美国)和一个兴起的大国(中国)究竟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关系呢?应当如何合作呢?这是超越两国目前许多争论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23〕

   

   

一个国家的安全形象,固然离不开它在国际体系和地区结构中的角色,也取决于它执行的安全政策和判断者的主观认识,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笔者无意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美两国敌友关系的判断,而想从四组具体因素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因为对这些因素的思考将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形成一些较为长远的看法。

    1.第三者,双边框架与多边框架

    首先,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美之间敌友关系的几次重要转换:

    ——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加深;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正式结为“二战”中的盟友;

    ——1947年起,“冷战”进入高潮,中国内战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美国开始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捉摸不定。但为了防止中国落入苏联之手,美国还是继续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中共与苏联的接近。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新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丢失”了中国;

    ——1972年,由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实力相对增长,苏联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威胁;美国深陷越战。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化敌为友;

    ——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消失了,原来意义上的“大三角”不复存在,中美敌友关系模糊……

    南希·塔克尖锐地指出:“过去50年的中美关系史,是美国在主要关注欧洲的同时,如何利用中国作为一个平衡体以满足美国的需要和利益的历史。中国扮演了40年代抗击日、德,50、60年代放慢苏联工业化(原文如此),70、80年代使莫斯科的防御复杂化的角色。美国没有聚焦于中国(本身),因为中国缺少财富,纯粹是一个地区性力量,没必要直接去关注。”〔24〕也许这位教授的话过于尖锐或有欠准确,但她道出了很多人公认的事实:中美是敌是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然而,“冷战”毕竟结束了,中美两国不能为了成为“朋友”而寻找共同的敌人;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力量也在增长。双方必须在双边关系的构架内,以多边关系为参照,给彼此的角色重新定位。

    这里,中国自身的情况构成了美国重新认识中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部分美国政要、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上正处于“过渡”期,经济发展中也有许多潜在的问题,走向难以预料;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让一些人担心失去“参与”的机会。中国崛起的可能让美国人有“危机”感;但“遏制”中国的理由并不充分,也面临很大风险。这样,在“参与”中“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的想法逐渐形成。

    和着眼于第三者的敌友关系判断相比,在双边和多边的框架下给对方的角色定位不是简单了,而是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没有了第三者的双边关系,利害冲突更直接;以多边关系为背景,又受到其他角色的掣肘。地区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使相互依存和势力均衡的想法在东亚地区都可以找到依据。判断标准和背景的变化导致中美之间对敌友关系的认识更加复杂了。

    当然,“第三者”还是存在的,但与过去相比,其涵义与作用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已有了变化。美国不能再独霸称雄了,在不少问题上,它必须与“第三者”、“第四者”甚至“第五者”们协商。在对华政策上更是如此,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在地区主义纷纷抬头的世界上,“第三者”们亦常常不按美国的要求行事,他们的独立性已大大增强。

    2.经济、安全和人权

    经济、安全(狭义)和人权(或推广点说:价值观念)一直是构成广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支柱,也是美国对外政策要追求的长久目标。但在不同的时期,美国对这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侧重。“冷战”结束后,军事安全的地位在美国总体上下降了,而经济和人权的重要性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是,反映到对华政策上,究竟应该把哪一个目标放在首位却难以在美国达成一致;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对中国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其实,即使那些在政策目标上基本达成一致的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重视理想的人把人权作为衡量中国“好坏”的标准。他们认为促进人权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只有一个尊重人权的政权才是稳定、具有合法性和与别国合作的,而中国在人权方面“问题很多”,“进步”也不明显。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中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重要性,但觉得美国不能“出卖理想”,拿原则作交易。因此,他们把中国看作目前向美国价值观念挑战的对手,主张施加压力或给予制裁。

    重视经济和安全的人大体可归于现实主义派。他们基本上持这样的观点: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是敌是友难以断定,但就目前来看,很难说中国是敌人。由于中国经济正迅速发展,美国不应因为人权问题放弃巨大的市场机会而让日本和欧洲从中渔利(1995年3月,中国已是美第五大贸易伙伴);从安全的角度讲,在核不扩散、导弹控制、军售、环境、毒品、非法移民这些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如果美国寻求通过多边合作解决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人权问题把中国竖成靶子,当作对手而失去合作的机会是愚蠢的。“孤立中国导致的可能不是中国被隔离在国际社会之外,而可能把美国隔离出太平洋边缘最具潜力的市场。”〔25〕(1994年,美商务部把中国列为十大新兴市场之首)他们主张“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使中国至少不变成美国的敌人,而成为遵守“国际规范”的一员。当然,细究起来,这些人中又有多种不同的意见。

    由于究竟侧重从哪一个角度去认识中国难以达成一致,中国的形象有些模糊,在经济、安全和人权之间找平衡就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难题。白宫既不能“丢失中国”,又要应付国会和公众的压力,政策摇摆不定。而“参与”政策本身也不是非常明确的概念,由于台湾问题的影响,它的涵盖面也显得有限。

    3.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

    安全形象判断中的微观因素权且指影响判断的某一或某几事件,宏观因素指战略的(地区或结构)的因素。“冷战”结束前,美国对中国安全角色的认识基本上着眼于宏观,侧重于军事政治层面,是在一个两极的全球体系中给中国定位;但“冷战”结束后,微观因素的作用趋于上升,美国似更多地倾向于具体安全问题与地区力量平衡相结合的办法,分析中国的安全作用。“安全”的定义,也不仅停留在军事—政治范畴了。比如,美国市场上大量的中国商品可能微妙地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在南海上一个微小的行动恐怕也会引起美国的注意;美国因为怀疑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而认为中国搞武器扩散;但在北朝鲜的核问题上,美国又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合作者……。当然,美国也没有忽视从东亚或亚太地区整体的角度认识中国的作用,但经济发展很快,安全问题较多,敌友关系不明是“冷战”后这一地区的突出特点。几支主要的地区力量(中、日、俄、东盟)关系比较复杂,颇具动态,宏观判断比较困难。

    实际上,微观因素作用的相对上升和宏观因素作用的相对下降不仅反映在中美关系上,也体现于“冷战”后美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整体思路中。一方面,这“一升一降”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尚缺乏一项整体的全球战略,因此只能“各个击破”;另一方面,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也要求灵活多变的、具体的思维和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务实主义”方兴未艾。所谓“务实”,目前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国内第一”和“经济至上”。在对外关系上,务实和微观因素相结合,寻求具体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趋势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有时候,务实的、微观的因素又和较长远的战略性考虑相结合,如把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联系在一起。

    除微观和宏观因素外,主观和客观是影响判断的另一组因素。这里,主观因素指判断主体自身所处的位置和价值观念,客观因素指客体的状况和所处环境。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充满了主观愿望和客观事实之间的冲突。有一些美国人,过多地从美国的观念出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发展条件和内在需求,在现实中陷入中国“好坏敌友”的困惑。奥克森伯格说:“由于令历史上几代人着迷的理由,美国周期性地试图造就一个自己喜欢的中国。这种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美国仍陷入中国的‘爱恨情结’中,不愿意承认明显的事实:中国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骄傲的文明,它对现代化的追求会继续为不幸和悲剧所打断,融入世界的进程需要多年的努力。”〔26〕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国人认识中国发生偏差的原因。但应该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它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理想与现实的平衡。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本世纪中美之间敌友关系的几次重大转变。否则,这些变化是不可能的。

    4.作用与反作用

    任何形象判断都是判断主体和客体间相互作用、甚至反复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形象可能被歪曲,产生双方都越看越不“顺眼”并采取相应政策的情况,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时被称为“镜象”理论。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由于判断的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任。在近几年的中美关系中,也存在类似的例子:

    ——美国认为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因而攻击中国的国内政治,并试图通过各种办法施加影响;但这在中国看来明显是美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敌对行为,有损于中国的政治安全,中国有理由采取行动维护稳定;而中国的措施在美国看来又恰恰成了“进步不明显”的证据,更加把中国看作在价值观念上敌对的国家;

    ——美国认为中国的国防政策“缺乏透明度”,让人捉摸不定,在行动上甚至发生了美国飞机跟踪中国潜艇的事件;这显然会增加中国的不安全感,并进一步感到美国的敌意;

    从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看,在近几年的中美关系中,美国经常成为首先“作用”的一方,或者说总是主动挑起事端;而中国的反应常常是被动的,具有不得已的性质。美国国会与政府间、党派间、部门间复杂的制衡和斗争又增加了中国方面作出反应的难度。

    心理学的理论并不能完整地解释两国之间友好或敌对的原因,但“疑”与“信”对决策的确存在影响。避免“疑”的恶性循环,争取“信”的良性循环对建立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决策——反馈——决策……的循环中,对外界和对方的反应给予足够的考虑是必要的。从这方面看,中美关系出现的僵局有些类似于“安全困境”。心理上的因素也许是偶然的,但也许有必然的成份。对于敌友关系不太清楚的两个国家来说,如何看待对方并采取相应行动本身也在同时塑造自己的形象。

   

   

如果说以上四组因素是美国判断中国形象的现实的、直接的原因,那么这些因素更像是平面的——它们着眼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背景、内容和相互的观察角度。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形象问题上的讨论,应该把目光投向美国国内和中美关系的历史。

    1.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位置

    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到底有多少美国人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中国?回答它可以使我们对“形象问题”的政治份量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二是中国问题什么时候在美国政治中变得比较重要。

    首先应该指出,近几年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三个特点:(1)在缺少明显、致命的外部威胁的前提下,对国内问题的关注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2)政治领导人向“二战”后的一代过渡;(3)对内对外政策由于国内价值观念的“失范”显得比较混乱和缺乏连贯性。从克林顿上台到1994年的中期选举,这三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和20年前相比,美国人整体上对外部事务的兴趣在下降。这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有一定关系。但如果说美国外交在转向“孤立主义”,恐怕言过其实,而且也不太可能。无论如何,“向内看”正在成为美国政治中强劲的主流。根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协会1995年公布的1994年调查结果,虽然认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的比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认为“对外关系中的问题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比率却在下降;而且,在该问题上,公众(the public)和精英们(the leaders)看法的差距是近20年来最小的。美国人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诸如犯罪、赤字、毒品、医疗保健、失业等问题。83%的公众和50%的精英认为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保护美国人的工作,而把促进人权和保护弱小国家作为主要目标的比重在上述两种人中均呈下降趋势。该调查报告认为这表明美国人采取的是“务实的国际主义”。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相对降低了对外事务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从总体上制约了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不管是公众还是精英,都没有把中国看成当今美国对外政策面临的最大的十个问题之一。〔27〕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防止夸大对中国“敌友问题”的讨论在美国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在美国成为重要政治话题大致与两种情况相重合。一是在美国面临外部强敌的时候,中国的战略价值相对上升,比如上文中提到的第三者的出现就促成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往往由于结构的因素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二是出于美国内政治的需要,中国问题成为政治攻击的靶子或政治平衡的杠杆。因为中国本身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导致中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的情况历史上很少见,而且与“冷战”的背景重合。这部分地由于中国本身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出现了增强的趋势。

    目前,虽然对外事务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的重要性降低了,但对中国的关注却在上升。来自芝加哥的同一个调查报告显示,认为美国在中国有着重要利益的精英和公众分别占95%和68%;同时,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分别占46%和57%,超出了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俄罗斯的担心,在国别上仅少于日本(“经济威胁”)带来的忧虑所占的百分比。这些与1990年的调查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28〕

    综合起来,可以说,近年来美国认识中国形象的国内环境“有限地恶化”了。“有限”指的是美国人的关注重心在国内而不在中国;“恶化”指在中国的战略价值下降的情况下,对中国变成一个“威胁”的忧虑在增加。究其原因,除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贸易摩擦、人权等显而易见的因素外,还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就中国的强弱而言,美国到底希望看见什么样的中国?

    2.中国的强弱和中国在美形象

    毫无疑问,中国自身的状况是美国认识中国形象的重要因素。但中国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这里只讨论中国的强弱。强弱总是相对的。所谓中国的“强”,包括经济发展和民族独立;所谓“弱”,指内部涣散,外敌压境。从这样的角度看,本世纪中国较弱的时期有三:(1)世纪初,满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摇摇欲坠;(2)30、40年代,中国受到日本的大举入侵;(3)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文革”时期,中国政治动乱,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面对着来自北方的外部威胁。而相对呈强势的时期有两个:(1)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的特权被废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从民族独立的角度实现了自强;(2)90年代初,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明显的外部威胁也不再存在。如果把中国的强弱和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每当中国较弱的时候,把中国作为“友”的看法基本在美国构成主流——不管是出于道义上的“同情”还是利益上的需要,美国都作出了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善良或友好的举动:本世纪初,美国大力推行“门户开放”;30年代到40年代,不承认主义、道义支持、修改中立法、结盟抗日;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而在中国出现相对强势的两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分歧都较大,把中国放在“对立面”的呼声增强。这样,中国的强弱与其在美国的形象似倾向下面的公式:“弱——友;强——敌”。历史不像数学一样可以进行精确归纳,所以这个结论权且作为有待论证的假设。

    为什么会出现“弱——友;强——敌”的趋势呢?我们倾向于从美国的“救世理想”和现实利益两个方面寻找答案。现实利益很好理解,包括经济、安全、国家声望等,而“救世理想”指从美国传教士踏上中国国土起就在一些美国人心中存在的按美国的观念改造中国的愿望。这种愿望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是“天命观”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延续。当中国内忧外患,比较虚弱时,美国人容易产生“同情”、“无私”、“善行”、“保护”等救世冲动,据说更有甚者把中国看作“受欺侮”或“不成材”的子弟〔29〕,那样,即便“可怜”或者“厌烦”却总归不是敌人。同时,衰弱的中国也不对美国构成任何现实威胁,而中国的过分衰弱或被其他大国控制的可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的“救世理想”和现实利益在一种以中国为“友”的关系中都得到了体现。反之,当中国出现本文所说的强势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中国,与美国的“救世理想”相对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混合体:对近代史上屈辱经历的悲愤和对古老的中华文明复兴(再生)的渴望。这样一种民族自强和独立的意识不仅是有些美国人不易理解的,也和美国的“救世理想”难以相容,甚至会发生冲突。如果按自己的想法“改造”中国的希望落空,而那些看来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美国人心理上就不愿接受。如果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上对立的、经济上日益强大的国家,与美国的现实利益也发生了冲突,美国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对手也就出于自然。一个既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又和自己的现实利益冲突的中国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3.关于“机会”

    “机会”在这里当然指中美之间避免对抗的可能。机会既受制于客观因素,也取决于主观努力。40多年前,当中国的解放战争仍然炮声隆隆的时候,许多美国人已经发现国民党政权颓势难挽,新中国成立在即。这样,新生的政权是敌是友的问题摆在杜鲁门政府面前。一方面,“冷战”正进入高潮,强烈的反共情绪笼罩着美国国内,扶蒋政策惯性犹存;一个即将诞生的共产党政权毫无疑问被很多美国人看作敌人。另一方面,一部分“中国通”如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s)等,认为中共受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东欧的共产党不同,和苏联的关系也远非铁板一块,建议美国发展与中共的关系,避免和新中国势不两立。这段时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冷战”、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对中共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中苏关系的分析等。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摇摆。从后人的研究结果看,当时美国务院的一批“中国通”对形势的判断应更准确。然而结果却如众所周知:不是中苏同盟造成了中美对抗,而是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中苏结盟;中美两国成了20多年的仇敌。假设历史是不必要的,历史也不会简单地重复。中国和美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成为对手,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相对正确的判断并不总能左右决策;机会可能存在,但转瞬即逝。重要的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决策者,在各种主、客观因素所能提供的狭小空间内,抓住时机。

    罗伯特·曼宁和詹姆斯·普齐斯图普在合写的文章中说:“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地区和全球大国,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亚太地区——实际上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按谁的条件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国。”〔30〕

    约瑟夫·奈说:“如果你把中国看作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原来的假设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现在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你就取消了(中国不成为敌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为什么要取消那一半呢?如果你那样做,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将成为100%。”〔31〕

    转换的年代注定了既有机会,又有挑战。每一次旧的国使叵堤逑瓦解,新的强国崛起之时,大国间审时度势,重新给彼此的关系定位是不可避免的。聚与分、善与恶、敌与友在“冷战”后的世界里都不能再以过去的标准一目了然。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已经在敌友之间为中美关系划出了一条线;同样,我们也难以认为美国舆论中所说的“遏制”和“参与”是截然对立、而不是相互补充的。在“参与”和“遏制”之间,在“遏制性参与”和“参与性遏制”之间,不是难以转换的。今天的中美关系,既走向一种普通的双边国家关系,又具有它的特殊性。说它普通,是因为出于第三者的考虑在下降,中美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越来越多地具有双边性质,受到彼此力量消长的影响。说它特殊,是因为中美两国是文化传统迥异、政治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对于美国来说,自己是维持现状者,中国是潜在的可能构成全面挑战的国家,所以“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或明或暗地存在;而对于中国来说,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既可能是最大的合作者,也可能是最大的破坏者。中美两国看待对方的时候,历史的记忆和观念的差异固然不可避免,但立足于未来的眼光或许更重要——因为我们毕竟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相互依存的世纪。

 

注释:

 

〔1〕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问题是一个需从全方位去看待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侧重的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一个侧面。

〔2〕参见1994年7月21日美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言部分,新华社华盛顿1994年8月20日电。(《参考资料》1994年8月25日)

〔3〕参见彭光谦:《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第13页。

〔4〕参见1995年3月美国防部长佩里向总统和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的第一部分《新时期的新战略》,新华社1995年3月7日电。

〔5〕资料来源:Surveys by the Gallop Organization, Latest that of 1991,转引自James R. Lilley and Wenndell L. Willkie II, Beyond MFN (The AEI Press, 1994)。

〔6〕《纽约时报》1995年4月18日文章“对外政策应把亚洲放在第一位”,作者麦克尔·林德,新华社1995年4月18日电。(《参崐考资料》1995年3月14日)

〔7〕资料来源:《参考消息》1995年4月28日,“日美两报同时公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两国民众对中国看法大相径庭”。

〔8〕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Jan./Fab., 1991,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5年春季号,第37页。

〔9〕Robert Bennett, A Congressional View of U.S.-China Relations, U.S.China Policy: Building a New Consensus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 1994), p.87.

〔10〕The Japan-U.S. Alliance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East Asia, A Workshop Report〔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Japan) and 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U.S.) 1995〕, p.8.

〔11〕以上观点散见于:(1)近年来的美国报刊,包括《外交季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商业周刊》、《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等;(2)非正式出版物,如研讨会或思想库的报告;(3)一些美国议员和政界人士的讲话。

〔12〕参见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夸大(中国的)威胁是危险的》,〔日〕《朝日新闻》1995年4月12日。(《参考消息》1995年4月15日)

〔13〕参阅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45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May 1994)。

〔14〕参见Michel Oksenberg "The China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3, Summer, 1991, pp.4-6。

〔15〕参见Jim Mann, "U.S. Strategic Planners Fear China Will Become a Threat,"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7, 1995,奥克森伯格:《夸大(中国的)威胁是危险的》。

〔16〕参见阎学通:《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5年春季号,第6页。

〔17〕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p.4.

〔18〕A. Doak Barnett, "U.S.-China Relations: Time for a New Beginning -- Again," U.S.China Policy: Building a New Consensus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 1994). p.3.

〔19〕Harry Harding, "Neither Friend nor Foe: A China Policy for the Nineties," Brookings Review, Vol.10, ISS.2, Spring, 1992, pp.6-11.

〔20〕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5, Fall, 1993, p.59.

〔21〕Nancy B. Tucker, "China and America: 1949-1991,"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5, Winter, 1992/1993, p.75.

〔22〕1995年7月,笔者之一在华盛顿与美国学者和政界人士的谈话。

〔23〕1995年7月,奈在华盛顿与笔者之一谈话的中心议题。

〔24〕Tucker, "China and America: 1949-1991," p.75.

〔25〕Barnett, U.S.-China Relations, p.93.

〔26〕Oksenberg, "The China Problem," p.14.

〔27〕〔28〕资料来源:John E. Rielly e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5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5)。

〔29〕参见汪熙:主编前言,韩德(Michael H. Hunt)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香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0〕《华盛顿邮报》1995年3月19日文章:“中国综合症:模棱两可”,新华社联合国1995年3月19日电。(《参考资料》1995年3月23日)

〔31〕Mann, "U.S. Strategic Planner Fear China Will Become a Th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