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

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

——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

秦亚青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

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建立了全球性的军事联盟系统和经济发展秩序，从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霸权国的国际霸权体系。由于美国的这种特殊地位，它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即对一个参战国的支持或反对，不仅反映了它对某一具体冲突和某一具体参战国的态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这一世界霸权国的全球战略和根本国家利益。

    美国政界和政治学界对美国的支持行为历来有两种主要的理论解释。一种是理想主义的解释，认为美国对外的支持行为一贯是“上帝所命”，是以拯救他人为基本准则的。〔1〕在二战以后的国际环境中，这种上帝所命又有了新的内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因此，美国支持的对象是和美国有着同样政治体制和信仰体系的国家。〔2〕第二种是现实主义的解释，认为美国对外支持行为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在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国家首先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国际冲突中支持谁、反对谁都应该以本国利益为第一考虑。〔3〕

这两种观点都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的支持行为。在战后的40多年里，美国支持过伊朗的巴列维、南朝鲜的朴正熙、菲律宾的马科斯以及许多类似的极权政府，这显然与理想主义的解释相违背。现实主义虽然指出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却未能明确定义战后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这样，国家利益就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因而，也很难成为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的变量。〔4〕

    国家利益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所处的环境。形成国际环境的基本因素是国际体系的结构。二战以后的国际体系呈霸权结构，美国是霸权体系中的霸权国。在霸权体系中，霸权国是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国通过完整军事结盟系统遏制最可能向霸权体系挑战的第二大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创造机会。所以，战后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持世界霸权体系和美国的霸权国地位。美国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国家利益来确定在国际冲突中的立场，而美国的支持行为也必然反映美国维持霸权体系的全球战略。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及由美国建立起来的霸权体系的最大挑战者是世界第二大强国苏联，所以，美国冷战时期的国策是遏制苏联。但在区域范围内，美国采取什么方式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维持霸权与区域性冲突以及美国在区域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美国在区域冲突中的支持行为模式，并用这一模式解释霸权维持与美国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时间跨度为整个冷战时期(1946-1988)，研究对象为区域强国参与的重大区域性武装冲突，研究重点是美国在这类冲突中的支持行为。〔5〕

一、基本概念的定义

为了建立一个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模式，有必要对冲突种类、区域划分、区域强国、美国支持等几个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

    1.冲突种类

    武装冲突可分为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两大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际冲突。根据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惯例，国际冲突指至少有一个主权国家参与并在领土以外使用其正规武装力量从事军事活动的行为。〔6〕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所以只有区域强国参与的武装冲突属于本崐研究的范畴。这类冲突指冲突双方中至少有一方是区域强国。

    区域强国参与的国际武装冲突有以下五种形式：

    (1)区域强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2)区域强国与同一区域中另一强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3)区域强国与另一区域中强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4)区域强国与同一区域中一般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

    (5)区域强国与另一区域中一般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

凡属以上范畴的各类冲突均包括在本研究之中。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超级大国，区域中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为区域强国，所有其他国家为一般国家。

    本研究的时间范畴是广义的冷战时期，即1946－1988年。在此期间，研究范围内的重大区域性武装冲突共有122次。〔7〕

    2.区域划分

    区域划分是本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尽管次体系是战略家和政治学学者长期关心的问题，怎样划分世界区域却历来颇有争议。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单一的划分标准。〔8〕我们试图使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以地理位置为主，基本做到相对均匀地界定世界的区域。

    沙利文(Michael J. Sullivan)提出了一种划分世界区域的方法。他把162个国家分为五个大区(Zones)、15个区域(Regions)。〔9〕具体划分如下：

表1  大区和区域

资料来源： Michael J. Sullivan, Measuring Global Values: The Ranking of the 162 Countries (New York: Greenwood, 1991), p.7.

沙利文的划区方法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其全面性。这种划区方法包括了战后国际体系中所有的国家。五个大区——欧洲、伊斯兰、非洲、亚洲、拉美——基本上是根据地域划定的，但同时也考虑到文明中心及其辐射圈的因素。每一大区又分为三个区域，区域划分也是主要考虑到地理位置的延续和间断。沙利文划区法把1989年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除去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部包括在内，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世界分区图。其次，沙利文的分区结构框架呈现出较为均衡的世界分区状态。五个大区中每一个都分为三个区域，每一区域的国家数目也大致相等。比起西方传统的划区方法来，沙利文的方法提出了一种较平衡的世界次系统结构。第三，沙利文的方法相对弱化了意识形态的地理表现。西方传统的概念是以西方为中心把世界分为西方、东方和其他地区。这就人为地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压缩到1/3的狭小区域之内。

〔10〕由于沙利文的方法具有包容全面、构架均衡、淡化意识形态等特点，我们在本研究中采用沙利文分区法。

    3.区域强国

    我们把区域强国定义为在某一区域内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界定区域强国需要比较区域内所有国家的相对国力。由于在区域层次上权力关系不像在全球层次上那样明显，怎样测量国力就成为界定区域强国的第一步。

    首先，我们选定一个单一指示数值做第一次筛选。这个单一数值必须既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国家的综合实力，又要简单明晰、一目了然。虽然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力的测量有很大的争议，比较普遍接受的单一测量指数是国家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量。尽管产出总量主要是一个经济指数，但是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全部力量，并且与其他测量综合国力的单一或多项指数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崐〔11〕

    一般用来代表国家总产出的数值是国民总产值(GNP)或国内总产值(GDP)。由于数据的限制，在1946－1965年期间使用国民总产值、在1966－1988年期间使用国内总产值来测量各国综合国力。因为这两个数值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关系(R2]=.99;显著性=.0001),〔12〕同一年度所用数值又是一致的，加之最后测量数值为百分数而不是绝对数值，所以GNP和GDP共用不会影响测量的准确程度。由于一个国家的GNP/GDP是相对稳定的数值，我们把整个冷战时期分为五年一段的九个时间段，然后比较九个时间点上各个区域中诸国的国力。这九个时间点是：1950、1955、1960、1965、1970、1975、1980、1985、1988。为了使测量更加准确，我们制定了一个相当高的测量标准：区域强国的GNP/GDP值不但要高于其所在区域其他任何一国的GNP/GDP值，而且要比区域次强国的GNP/GDP值至少高出一倍。根据这种标准，我们确定了九个区域的区域强国。

    在某些区域，几个国家的GNP/GDP值之差达不到规定的两倍标准，因而仅仅使用GNP/GDP值无法确定区域强国。这样的区域共有四个，即西部非洲、北部非洲、中东部非洲、南部拉美。在这些区域，第一步筛选只能确定某一区域中的几个大国。然后，我们必须再用多项指数确定区域强国。依旧根据国际政治学研究惯例，选用GNP/GDP和军费开支这两个指数来进行第二步筛选。我们仍然把从1946到1988年的43年分为每五年为一段的九个时间段，即：46－50、51－55、56－60、61－65、66－70、71－75、76－80、81－85、86－88。首先计算出每一区域每个大国在每一时间段中GNP/GDP和军费开支的数学平均数，并根据Singer-Bremer-Stuckey公式合并这两个数学#O#!

表2  区域强国

资料来源：国力计算基于以下数据：SArthur S. Banks, ed., Cross-Polity Time-Series Dat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1); 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1816-1985 (Ann Arbor，Michigan: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1993); U.S. Agency for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nnual).

平均数，得出一个合成数值。这个数值即可称为国力指数，表示这个国家的绝对国力。然后，将某一区域内的所有大国国力指数相加，总数设为100％，并用各国绝对国力数值去除总数，所得之百分比即该国在这一区域的相对力量。百分比最高的国家为区域强国。如果两国之间百分比之差小于3％，则两国均定为区域强国。〔13〕

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确定了其他四个区域的强国。连同第一个筛选结果，13个区域的区域强国界定如表2。

    4.美国支持

    对于两国间的武装冲突，美国支持哪一方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这就需要对美国支持行为作出明确的定义。美国的支持行为可以分为三类：公开支持、实际支持和零位支持。现分别定义如下：

    公开支持指：（1）美国公开以武力支持交战的一方；（2）美国官方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交战的一方。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为第一种情况的实例。至于第二种情况，官方立场限于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助理国务卿以上官员(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白宫发言人)的正式讲话。美国在1970年中东冲突中对叙利亚袭击约旦的谴责是第二种情况的实例。美国官方声明以美国国务院的正式文告为准。〔14〕在许多冲突环境中，第一、二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

    实际支持指虽然没有公开的官方声明、但却以其他方式表示支持的行为。实际支持的衡量标准是美国军事援助。在武装冲突爆发的一年内，如果美国向交战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而没有向另一方提供同样的援助，那么，美国实际支持的对象为前者。例如在1980年的欧加登冲突中，美国向索马里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军援，但没有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相应的军援，因此，美国支持的对象为索马里。如果美国向交战双方均提供军援，则受援较多的一方为美国支持的对象。在埃尔都加(El Douga)冲突中，美国当年向交战双方——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提供军援，但对以色列的援助为3940万美元，而对叙利亚的援助仅为5万美元，因此，美国支持的对象为以色列。美国军援数字以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公布数字为准。〔15〕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我们使用军备依赖程度进行核实。军备依赖程度指一个国家从美国进口武器数量占其武器进口总量的百分比。〔16〕仍以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为例，在1972－1982的十年里，索马里对美国的军备依赖程度为1％，但在1983－1987的几年里，这一数值增长到22％。〔17〕这一增长正是索埃两国冲突不断增加之时。所以，军备依赖程度也证实了美国的支持对象。

    零位支持即中立行为。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官方声明，同时美国对双方均不提供军援或对双方提供相等的军援，美国的支持行为则为零位。1979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冲突是零位支持的实例。〔18〕

二、美国在重大区域冲突中的支持行为模式

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是保持霸权地位，维护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霸权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遏制世界第二号强国，防止苏联取其位而代之，成为世界的霸主。在区域层次上，美国则要防止任何单一国家在该地区称霸，因为过于强大的区域大国很可能成为世界霸权国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便区域强国不具备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条件，由区域强国独霸一个区域的局面很容易对世界霸权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形成威胁。当美国不可能完全以其自身力量遏制区域强国的膨胀性发展时，比较合理的战略就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利用区域其他力量遏制区域强国、维持区域势力均衡。

    区域强国参与的区域性武装冲突为世界霸权国维持区域势力均衡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条件。基于遏制区域强国这一逻辑推理，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如果冲突的一方是世界第二强国苏联、另一方是区域强国，美国比较可能支持区域强国。

    假设2：如果冲突的双方均为区域强国，美国比较可能支持较弱的区域强国。

    假设3：如果冲突的一方为区域强国、另一方为非区域强国，美国比较可能支持非区域强国。

    这三种假设构成了美国在区域武装冲突中的基本支持模式。

三、美国支持行为模式的测定

1.模式总体可信度

表3  模式总体可信度(1946-1988)

为了检验美国支持模式的总体可信度，我们将模式预测的美国支持行为和美国实际的支持行为加以对照，研究对象包括1946－1988年间所有区域强国参与的122次武装冲突。〔19〕对照结果列入表3。

    如表所示，美国支持行为模式的预测可信度为70％，即在所有122次武装冲突中，有86次模式预测的美国支持对象与美国实际支持对象相吻合。在错误预测的34例中，有17次美国采取了中立立场，而不是支持了模式预测的反方。两例为无法预测的冲突个例。总的来说，70％的正确率是具有显著意义的(Z=4.53;p<.0002)。〔20〕因此，验证结果支持模式的基本假设。

    2.模式分区可信度$

尽管模式的总体可信度较高，但是，美国在各个区域的支持行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现在来看一看模式的分区可信度以及区域间的差别。我们以区域为单位，对照模式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表4总结这一对照的结果。

表4  模式分区可信度(1946-1988)

表4显示了美国在各个区域的支持行为。最高正确预测率为82％，最低正确预测率为00％。绝大部分区域超过了50％的标准线。西部非洲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因为该区域强国参与的冲突总共只有一次。所以，测试的结果基本上支持了模式假设。

    3.模式的跨区域意义

    从表4的统计结果来看，美国的支持行为并非呈均匀分布状态。模式正确预测率从00％到82％。即使除去西部非洲，全距仍相当大(36％-82%)。因此，美国对某些区域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其他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美国在不同区域的支持行为有某种规律可循么？

    我们把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定义为维护霸权体系及其霸主国的地位。对于区域强国来说，国力越是强大，对美国国家利益形成潜在威胁也就越大。因此，美国在区域层次上的战略重点是遏制较有可能成为向世界霸权体系挑战的国家，也就是说，区域强国的国力越强，就越可能引起美国的重视。根据这一推理，我们设定以下假设：

    假设4：区域强国的国力越强，美国就越可能支持这一区域强国的冲突对手。

    这个假设实际上是在正确预测率和区域强国国力之间建立了一种正相关关系。据此，设立了以下零假设(Ho)和替代假设(Ha)：

    Ho:美国支持行为与区域强国国力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Ha:美国支持行为与区域强国国力之间有相关关系。

    我们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方式来测定这组假设。〔21〕测试包括四个变量：一个为美国支持行为变量(SPRT)，其他三个为区域强国的相对国力——相对军事力量(MCAP)、相对经济力量(ECAP)、相对综合力量(TCAP)。四种变量的确定方法如下：

    美国支持行为(SPRT)：即美国在各区域支持行为的正确预测率。例如，在北非，区域强国埃及参与的冲突共23次，美国在17次冲突中支持了埃及的对手，这样，SPRT则为17/23＝.74。

    相对军事力量(MCAP):指某一区域强国军事力量与所有其他区域强国军事崐力量总和之比。军事力量以军费开支计算，计算方法同前。

    相对经济力量(ECAP):指某一区域强国经济力量与所有其他区域强国经济力量总和之比。经济力量以GNP/GDP数值计算，计算方法同前。

    相对综合力量(TCAP):指某一区域强国综合力量与所有其他区域强国综合力量总和之比。综合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计算方法同前。

    SPRT、MCAP、ECAP、TCAP数值列入下表：

表5  美国支持行为与区域强国的相对力量

(1946-1988)

如果美国支持模式的假设成立，美国则会更可能支持较强区域强国的冲突对手。这样，在美国支持变量(SPRT)和三个区域强国相对力量变量(MCAP、ECAP、TCAP)之间就会存在正相关关系，斯皮尔曼相关系数(Spearman's Rho)则应为正数。表6是统计计算结果。

表6  美国支持行为与区域强国国力

计算结果显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所有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均为正数。虽然由于与经济力量(ECAP)和综合力量(TCAP)有关的P值较大(分别为0.1383、0.0897)，因而使这两个变量与美国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呈不显著状态,但是，斯皮尔曼系数无一负值这一结果表明，在美国支持和区域强国国力之间至少不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第二，与军事力量有关的斯皮尔曼系数为0.7697,P值为0.0092。这表明美国支持行为与区域强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在0.05的给定显著水平上拒绝零假设，接受美国支持行为与区域强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假设。

四、结    论

美国战后的重要利益是维持世界霸权结构和自己的霸权国地位。在区域层次上，美国的主要战略是遏制区域强国，防止区域强国独霸区域并进而发展成足以向霸权国和霸权体系挑战的强大力量。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区域冲突提供的机会，支持区域强国的对手，保持区域势力均衡。根据这一推理，我们提出了美国在重大区域冲突中的支持模式，用以解释美国在区域层次上的支持行为。

    我们利用整个冷战时期的所有重大区域武装冲突，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假设做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在70％的情况下，模式预测的支持行为与美国实际支持行为相吻合。同时，在测试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美国支持行为在区域层次上呈不均匀分布状态。对于有些区域，美国支持行为和模式预测的行为吻合程度很高；对于另外一些区域，美国支持行为和模式预测的行为相去较远。我们对这种现象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这种不均匀分布与区域强国的相对军事力量有着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区域强国的军事力量越强，美国越可能在武装冲突中支持这个区域强国的对手。

    美国支持行为模式是以冷战为时间背景的。在后冷战时期，这一模式的基本理论假设依然成立。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框架中界定的。冷战结束之后，许多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都谈到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化为多极，国际日程的重点从政治军事领域的较量转化到经济领域的竞争。就现象本身而言，这些观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冷战时的两极世界是霸权体系框架中的两极争斗，或曰两极霸权体系。整个世界的宏大结构是金字塔形的霸权结构。在后冷战时期，两极不复存在，几个世界强国的经济竞争也日趋表面化。但是，变化只是体系内部的部分变化，以美国为霸权国的霸权体系本身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把当今的国际体系结构称为多极霸权。只要霸权体系的大结构没有变化，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就不会变，维持霸权体系和美国的霸权国地位就依然是美国国际战略的核心，遏制区域强国也就依然是这种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Michael Hunter,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mily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2〕Dexter Perkins, "The Mor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Reader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d. James M. McComick (Itasca, Ill.: Peacock, 1986), 24; Harry S. Truman,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Greece,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ibid. pp.56-60; Ronald Reagan,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ibid., pp.180-187; Max Beloff, "Reflection on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 (No. 2, 1968), pp.198-207; Christopher Coke, Reflection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1989), pp.60-61.

〔3〕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p.194-195; In Defense of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pp.38-39; James R. Cobbledeck, Choi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ptions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3), p.6;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40-45; Kenneth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79-128.

〔4〕Jack E. Vic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4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p.24.

〔5〕美苏虽为区域强国，但首先是全球性超级大国，故不包括在区域强国之列，其所在区域排除于本研究范围。

〔6〕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The Wages of War (New York: John Willey ＆Son, 1972), p.31; Herbert K. Tillema,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ince 1945 (Boulder: Westview, 1991), p.11.

〔7〕Tillema,ibid.

〔8〕Bruce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7), p.5.

〔9〕Michael J. Sullivan III, Measuring Global Values: The Ranking of the 162 Countrie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4。应当指出的是沙利文的区域划分法也有一些欠妥之处。如：把巴基斯坦划入西部亚洲，显然是过多考虑了文化宗教因素。习惯上则将其归为南亚次大陆。但这类问题不影响本研究的准确程度，所以，我们仍严格按照沙利文分区法进行模式的测定。

〔10〕ibid.

〔11〕Richard L. Merritt and Dina A. Zinnes, "Alternative Index of National Power," in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ed. Richard J. Stoll and Michael D. Ward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89), pp.13-14; JacekKugler and MaritaArbetman, "Choosing among Measures of Power," ibid., p.57.

〔12〕根据随机选出的50个GDP和GNP值，以Y＝a+bXi方程式计算。原始数据取自Arthur S. Banks ed., Cross-Polity Time-Series Dat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1).

〔13〕具体计算方法和计算细节请参看秦亚青博士论文Staying on Top: Hegemonic Maintenance and U.S. Choice of Sid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1994).

〔14〕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The Official Monthly Record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monthly).

〔15〕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and Assistance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nnual).

〔16〕Sullivan, Measuring Global Values, p.72.

〔17〕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de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nnual).

〔18〕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19〕概率计算公式为：Z=(X-Np)/(Npq)1／2。

〔20〕计算均用计算机SAS程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