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透视

 

美国对前南斯拉夫危机的立场初析

 

杨达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89年,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使欧洲局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40多年来未有的大动荡,其主要表现为:立国70余年,雄踞国际舞台一方,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峙几乎半个世纪的苏联垮台了,苏联卵翼下的原东欧各国政局也发生了剧变。

欧洲局势的这一大动荡自然也波及素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主要表现为:前南斯拉夫于1991年解体,在它的一部分土地上相继发生了三场战争,其中波黑的内战规模最大,持续三年余。这场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在战后欧洲是空前的,双方伤亡人数已达数十万人,两百多万人背井离乡,成了难民,直接物质损失达数百亿美元。

剖析美国四年来对前南斯拉夫危机的立场的演变,对理解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不无好处。

 

一、从维护南斯拉夫的完整到赤裸裸地支持对南斯拉夫的肢解

 

1991年春夏,前南斯拉夫范围内的六个共和国先后举行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地方选举。在欧洲局势大动荡的背景下,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国三制”的局面: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由原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压倒优势保住了执政党的地位,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地的原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一败涂地,反对党上台执政。两地的总统库昌和图季曼虽是原共产党人(库昌曾任南共联盟中央党校校长,图季曼则是参加过四年游击战争的前南人民军少将),但两地新政权公开抛弃社会主义,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在马其顿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则是另一种情况。马其顿的原执政党马其顿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大选中得票位居第二,与其他民族主义者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即共产党人从单一执政党变成了参政党或联合执政党,但马其顿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夫则是前南斯拉夫著名的领导人,担任过联邦议会议长和联邦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波黑大选的结果与马其顿相似,但又有不同。原来的执政党波黑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大选中被挤出政治舞台,但是波黑一些有名望的共产党人仍然以个人身份当选为议员。代表构成波黑大多数居民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的三个民族主义政党(其中不乏原来的波黑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成员)在大选中平分秋色,大选后三方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次地方选举结束之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分立主义势力抬头,酝酿脱离前南斯拉夫,自立为国。这为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所不允许,随后两地的地方武装与驻守两地的前南斯拉夫联邦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不久即演化成两场内战。

    在此期间,在几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美国所持的立场是坚持维护南斯拉夫的完整。对于冲突各方,亦即对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为一方,以前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塞尔维亚)为另一方,基本上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当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贝克曾六度穿梭往来于华盛顿和南斯拉夫,试图说服冲突双方互作让步。总之,美国当时强调的是“领土完整”或“主权完整”的原则。

    到了当年秋天,美国的态度稍有变化,比较多地提到“民族自决”原则,亦即立场向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有所倾斜。当时斯洛文尼亚的内战已告结束崐,但斯洛文尼亚尚留在南斯拉夫范围内,而克罗地亚的内战正在进行。美国一方面指责塞尔维亚对内战“负有特殊的责任”,同时又告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不要单方面退出南斯拉夫,不然,美国将不予外交承认。美国政府一再表示,它主张维护南斯拉夫的完整,不论南斯拉夫改当时的联邦制为邦联制,或采取其他联合形式,美国都予认可。

    同年10月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先后单方面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到12月,历来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德国,率先单独承认两国独立。直到此时,美国仍强调南斯拉夫的边界不可更改。美国助理国务卿托马斯·纳尔斯于当年12月说:“我们的立场是,南斯拉夫边界的任何变动都是无法接受的。不论是某些共和国的脱离,还是像塞尔维亚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变动边界,都是如此。南斯拉夫边界的任何变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和通过协议来进行。”

    美国当时之所以采取上述立场自然有其原因。在笔者看来,起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里,美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特别是南斯拉夫1948年因“共产党情报局”事件,与前苏联闹翻,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带头向南斯拉夫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把南斯拉夫作为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带头羊”。南斯拉夫老百姓一般来说,对美国抱有好感。美国不愿意轻易地放弃这样一笔多年积累起来的“遗产”。

    第二,在前南斯拉夫面临危机的同时,前苏联发生了“8·19”事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代之而起的独联体和十几个新宣布独立的国家,给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紧迫的新问题。与前苏联解体而形成的新局面这个“西瓜”相比,南斯拉夫危机就显得只是“芝麻”而已。美国希望南斯拉夫暂时保持不变,容以后再腾出手来解决。

    第三,当时正值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得胜利,美国极想利用这一机会,乘势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与促成中东和平进程相比,南斯拉夫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加之当时美国的立场与欧共体的立场,特别是德国的立场,有距离。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就曾明确表示,南斯拉夫是欧洲国家,“欧洲问题要由欧洲人来解决”。美国对德国这种排斥美国的态度甚感不快。直到1991年年底仍坚持要维护南斯拉夫的完整,也算是对德国“还以颜色”的一种做法。

    自1992年起,前南斯拉夫国内和国际形势又有不小的变化。从前南斯拉夫国内来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于上年10月正式宣布退出南斯拉夫独立,继德国于上年12月正式承认两国以后,到1992年春天,已得到包括欧洲共同体各国、俄罗斯等50多国承认。波黑和马其顿于1992年春天也相继宣布独立,而前南斯拉夫原六个共和国中剩下的两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则打算另组一个“小南斯拉夫”,取名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与前南斯拉夫原来的国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相比,只是删去“社会主义”四字而已。这样一来,原来的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坚持几个月以前的维护南斯拉夫完整的立场已无意义。

    从国际上来说,也发生了许多在美国看来与其有利的变化。前苏联解体以后,代之而起的“独联体”仅仅是个空架子,前苏联事实上的“法定继承人”是俄罗斯。而1992年,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说处于“蜜月”时期。美国顺顺当当地让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美国还慷慨承诺,全力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本人,更是唯恐支持不及。而俄罗斯也作了相应的回报,在国际舞台上甘愿充当美国的“小伙计”,奉行全面倒向美国的政策,寄希望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够解救俄罗斯深重的经济危机,并幻想俄罗斯能早日成为西方自由世界平等的一员。当然这一切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此后的事态发展教训了俄罗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那已是后话。不管怎么说,说1992年美俄关系处于两极格局破裂后的“蜜月”时期,是不会错的。

    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在马德里和会举行后,由于以色列掌权的利库德集团的沙米尔等人顽固坚持原有的立场,而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到了1992年,以色列国内发生了变化,利库德集团下台,主张“以领土换和平”的工党联盟上台。崐这对中东和平进程是莫大推动。美国也多少可分点心来处理前南斯拉夫问题。

    欧共体在南的斡旋和调停活动没有收到什么明显成效,联合国已着手干预前南斯拉夫局势。根据安理会的决定,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已开始进驻克罗地亚,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又选定美国前国务卿万斯作为处理南斯拉夫问题的特使,这一切都为美国积极插手南斯拉夫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美国自1992年3月起,彻底改变了对前南斯拉夫危机的立场。同年3月10日,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欧共体各国外长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达成共识,赞同肢解从1918年起即成为一个完整实体的南斯拉夫。

   

二、美国等国的插手是促使南斯拉夫解体,特别是促成波黑内战的外界因素

 

    1992年4月6日,欧共体国家继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后,又宣布承认波黑,而此前,波黑的三大居民集团:穆斯林(占人口的43%)、塞尔维亚族(占人口的31%)和克罗地亚族(占人口的17%),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于3月18日已经就波黑的前途达成原则协议(主要内容为,波黑是“由在民族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三个构成单位组成的主权国家”,贯彻政教分离原则,政治上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三方并决定成立具体工作小组,以划定各民族聚居区范围)。在这一原则协议的基础上,波黑的危机本来是有可能和平地解决的。

    欧共体对波黑的这一承认使塞尔维亚族感到受骗上当,于是在同一天宣布将上一年秋天在波黑境内塞尔维亚聚居区建立起来的五个塞族自治区合并成“塞尔维亚波黑共和国”(简称塞尔维亚波黑),脱离波黑独立,因为在长达半年的艰巨谈判中,波黑的塞尔维亚族始终坚持一条:如果波黑留在前南斯拉夫范围内,则塞尔维亚族可与波黑的另两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组建联合政府,如果波黑宣布脱离南斯拉夫自立为国,则波黑的塞族也将脱离波黑独立。波黑塞族的这一原则立场,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所认可,三方才有3月18日的原则协议。

    1992年4月7日,美国继欧共体之后宣布同时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独立。美国的承认,使波黑穆斯林有恃无恐,同日,萨拉热窝市内即发生穆斯林袭击塞尔维亚族平民事件,后者随即进行反击。此后,武装冲突越演越烈。很快,这场冲突就演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土地上出现的一场论规模、伤亡和破坏程度都空前的内战。冲突的双方是:一方是波黑境内约20万人塞尔维亚族各种名目的武装和境外来的塞族“志愿军”,以及基本上由塞族组成的南斯拉夫人民军驻波黑的10万正规军;另一方是波黑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各种名目的武装17万人,加上相邻的克罗地亚派进的3万军队(5个旅)和克罗地亚极右翼政党权利党仿效纳粹党卫军建立的该党准军事部队3万人。情绪对立的50多万武装人员展开了一场混战。这场内战延续了三年半时间。在此期间,穆斯林又与他们的盟友波黑克罗地亚族和克罗地亚军队为争夺地盘而数度火并。

    说到外界的插手,不能不指出似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倾全力支持波黑的“穆斯林兄弟打一场圣战”,他们从外交上、舆论上声援波黑穆斯林,在财政上大力支援,提供武器,直到直接派遣人员,据说有近万名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者”站在波黑穆斯林一边作战。也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少数武装志愿人员站在“东正教兄弟”——波黑塞尔维亚族一边作战。

    说到外界的干预,不能不提到德国所起的恶劣作用。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以及波黑的内战都可以看到德国明的和暗的插手,而这是有其历史上的渊源的。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日耳曼文化就在巴尔干西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部分地区)有影响,直到现在。举一个小例子可见一斑。斯洛文尼亚独立后的总理是一个长期侨居德国的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讲斯洛文尼亚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塞尔维亚分属两个敌对集团,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则都是德国的盟国奥匈帝国的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塞尔维亚又成了对立面,塞尔维亚人民对纳粹军队及其帮凶武装的抗击,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克罗地亚则成了纳粹德国的帮凶,克罗地亚极右翼分子、巴尔干头号战犯安特·帕韦利奇所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是纳粹德国名副其实的傀儡,克罗地亚伪军“乌斯塔什”部队配合纳粹占领军崐,跟南共领导的以塞尔维亚人为主体的游击队以及由旧南斯拉夫王国陆军大臣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部队作战。为奖励克罗地亚的忠诚,希特勒曾将波黑划为“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属地。至于波黑的穆斯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投向了纳粹德国一边。克罗地亚头目帕韦利奇把波黑的穆斯林看作是 “克罗地亚民族的一部分”。(米·埃克梅契奇院士:《南斯拉夫危机中的塞尔维亚问题历史》,见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南斯拉夫新闻》1994年5月17日,第3页。)波黑的穆斯林曾向希特勒提供过一个党卫军师。在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英勇的苏联红军曾消灭过一个克罗地亚兵团,其成员中2/3是天主教徒(克罗地亚族),另1/3是穆斯林。(同上)

    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有意无意的错误立场,直接导致了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波黑内战的爆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前任国务卿洛伦斯·伊格尔伯格1994年6月29日在华盛顿会见贝尔格莱德民族大屠杀博物馆馆长米兰·布拉伊奇时说,德国和梵蒂冈在分裂前南斯拉夫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同时承认,美国“过早地”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他为美国这一失误辩解说,这是在德国的压力下,美国才这么做的。还要指出的是,在伊格尔伯格发表这一谈话之前,他的前任,美国另一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记者采访时,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南通社1994年6月30日华盛顿电。)与他们不谋而合的是,美国另一位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认为,“在波斯尼亚这场悲剧中最不负责任的错误”是西方国家匆忙承认波黑的独立。他说,波黑冲突是一场内战,不是邻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因此不存在西方进行直接干涉,尤其是进行军事干涉的“正当理由”。

   

三、美国为什么采取偏袒一方,对另一方施压的立场?

 

    自1992年4月7日起,美国对待前南斯拉夫危机,特别是波黑内战采取了蛮不讲理、毫无公正可言的立场,明显地偏袒一方(波黑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对另一方(波黑塞尔维亚族及其支持者塞尔维亚和“小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美国片面地指责波黑塞族和塞尔维亚是波黑内战的罪魁祸首,伙同德国中止了南在欧安会的成员国资格,胁迫联合国通过了制裁南斯拉夫的决议。对南斯拉夫的这种不公正对待甚至从外交、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如中断一切文化交流,不让南斯拉夫的运动员参加欧洲的体育比赛和奥运会,可以说,达到了一种荒谬绝伦的地步。

    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在波黑问题上,美国更是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态度,往往比某些欧共体国家(如法国和英国)还要强硬地对波黑塞族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施加压力。例如,1994年初,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波黑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在华盛顿达成建立联邦的协议,而对早在两年前成立的“塞尔维亚波黑共和国”,美国根本不予理睬。1994年4月,在美国的鼓动下,北约(其主体为美国空军)对波黑塞族阵地发动空袭,而且一再采取令塞族屈辱的发出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迫使塞族让步,而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方面违反停火协议,无端进攻塞族的行动则采取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干脆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又如,美国驻萨拉热窝大使馆开馆时,美国派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出席开馆仪式。(《华盛顿邮报》1994年4月30日所载该报记者约翰·庞弗雷特29日发自萨拉热窝的报道:《联合国两名官员认为,美国要对持续的波黑战争负责》。)不言而喻,他们的出席、讲话和与穆斯林领导人的晤谈,起了怂恿、鼓励穆斯林的作用。再如,美国参、众两院曾通过要求取消对波黑穆斯林禁运武器的决议,这种露骨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遭到英、法等国反对。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不讲原则,不顾事实的“双重标准”政策,那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以下两个原因尤为重要:

    第一,出于美国不肯公开承认的意识形态偏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前南斯拉夫崐1991年实行多党制选举后,在塞尔维亚以及嗣后它与黑山合组的“小南斯拉夫”,掌权的仍然是原来的共产党人,因此,塞尔维亚被西方,特别是被历来把反共作为国策的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塞尔维亚被西方媒体称为“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堡垒”,非欲除之而后快。可以设想,在如今的“小南斯拉夫”执政的不是以米洛舍维奇为首的社会党人(原共产党人),而是目前的反对党,诸如塞尔维亚民主党、塞尔维亚激进党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是会大不一样的。

    第二,美国不想开罪全世界众多的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如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中东产油国,而恰恰是这些国家,出于宗教上的原因,正竭力从各方面支持波黑的穆斯林。而在美国看来,波黑塞族在国际上几乎孤立无援,俄国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自然是支持塞族的,但在俄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俄国不大可能在波黑同西方对抗,除非美国一意孤行,完全不考虑塞族的利益,让俄罗斯蒙受羞辱。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为自身利益计,有可能挺身而出,来维护波黑塞族,以夺回在欧洲的部分发言权。

   

四、美国的波黑问题七点和平计划和“胡萝卜加大棒”

 

    波黑内战持续了三年半时间,其间停火协议达成了又遭破坏,和谈方案抛出了不止一个,都因得不到有关各方的赞同而无结果。

    1995年8月上旬,克罗地亚集中优势兵力,以闪电战的架势强行攻陷境内克拉伊纳塞族聚居区,直接影响到与克拉伊纳毗邻的波黑西部,乃至整个波黑的局势。克拉伊纳塞族的受挫,意味着波黑塞族受到更大的压力,处境不利。

    正是前南斯拉夫地区战场上的这种变化,促使美国首次独自抛出了解决波黑内战的及整个前南斯拉夫问题的七点和平计划。

    美国的七点和平方案抛出后,引起各方强烈反应。克罗地亚首先表示支持。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表示,美国的方案有可能结束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战斗,东南欧因此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克罗地亚外长格拉尼奇表示,克罗地亚将对美计划“采取全面合作的态度”。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波黑塞族和塞尔维亚。波黑塞族以往对西方提出的和平方案都是采取抵制态度,这次则一反以往的强硬立场,对美国计划表示欢迎。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对于美国方案抱乐观态度,表示愿意“以很大的灵活性”来参加谈判。“小南斯拉夫”总统利利奇和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也表示欢迎美的方案。波黑内战中的重要一方波黑穆斯林事实上对美国的方案有保留,但未敢正面表示反对,而是以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十二点和平建议,这是波黑内战三年半来,波黑穆斯林首次对和平谈判提出要价。

    美国这次抛出的七点和平方案,与美国以往的立场相比较,最大的变化是,相对现实地考虑到了波黑三方的力量对比、三方的要求和愿望(当然仍然偏向于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一边),最主要的是,改变了过去明显地支一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和压一方(塞尔维亚族)的态度,相当程度上考虑了塞族的利益和要求。

    例如,和平建议第一条提出,确认美俄英法德五国联络小组1994年的计划(波黑领土按穆-克占51%和塞族占49%的比例划分)作为谈判的基础,双方可作讨价还价和调整。塞族在内战前占波黑60%的土地,经过三年半内战扩大到70%。塞族现在要求不低于50%的土地,但具体划分要考虑到塞族的利益(连成一片,包括若干工矿地区),在此基础上愿放弃若干土地。建议第三条专门提出要扩大连接塞族东西两部分聚居区的波萨维纳走廊问题。

    又如,建议第四条实际上承认波黑塞族已经建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是与得到西方国家、俄罗斯等50多国承认的穆克联邦平起平坐的“两个主权国家”,而西方通讯社传出的消息还说,美国建议还默许波黑塞族与塞尔维亚共和国结成联邦。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则波黑塞族在几年前就提出的口号“所有塞尔维亚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最终目的就将得到实现。建议第五条还提到,如美国计划生儿,将取消对小南斯拉夫实行的已持续了三年的经济制裁。这当然是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求之不得的事。

    美国的七点和平方案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基本上是积极的。英国立即表示支持,认为美国的计划是积极的。德国外长金克尔在与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会谈后,也表示支持美国方案,赞同通过谈判来解决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冲突。法国一方面表示同意美国的方案,同时又不甘心于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主动权为美国一家所掌握。自美国方案抛出后,法国方面不断抛出一些主张,如希拉克邀请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访巴黎;又如法提出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派有维和部队的国家都应当有参与波黑和谈的可能性;再如,法又提出,应让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参与波黑和谈等等。俄国的态度与法国相似。俄国外长科济列夫在与莱克会谈后强调俄美两国“立场进一步接近”,着重指出“我们使华盛顿同意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与此同时,俄国总统立即建议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夫召开一次“全球首脑会议”,为此而邀请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先与俄进行一次预备会议,后因图季曼借故不去莫斯科而未果。

    总之,美国的七点和平方案为波黑内战有关各方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基础,使波黑内战的政治解决有了希望。为了确保这个方案顺利实施,美国采取了军事与外交双管齐下的策略,亦即采取它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美国在抛出这一方案的同时,就威胁波黑塞族,如果他们拒绝这一方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际上是美国空军)将对塞族实施毁灭性的空中打击,并解除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美国参众两院已通过相应决议,留待美国总统克林顿作最后决定)。另一方面,美国对波黑穆斯林又拉又压,如果他们接受美国的方案,美国将在波黑的重建问题上提供大量援助,并且放出风说,美国已有一个“小马歇尔计划”,但若他们不接受,美国将不再插手波黑内战,而三年半的战场较量已表明,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外界势力对波黑穆斯林明的和暗的支持,在战场上他们决不是波黑塞族的对手。

为了确保七点和平计划为各方所接受,美国从8月底起,借口8月28日萨拉热窝发生的一起炮弹爆炸惨案,一口咬定系塞族所为,而由北约出面,对波黑塞族的军事目标,甚至民用目标,如医院等实行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波黑塞族军方一再否认这次炮击系他们所为,因为塞族已接受和谈。塞族认为这是波黑穆斯林的“苦肉计”,目的在于破坏和谈,起码是给和谈制造障碍,给北约“惩罚”塞族提供一个借口。从现在来看,这次大规模空袭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1995年上半年,北约空袭塞族时,塞族曾将数百名维和人员扣作人质,充当“人肉盾牌”,使北约大丢面子。这次大规模空袭之前,西方事先将维和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在军事要津派出了快速反应部队加以保护。在确保无后顾之忧之后,才连续出动数千架次的飞机,有计划地摧毁塞族的防空雷达、导弹基地、弹药库、通信设施以及指挥系统,而且是在波黑塞族控制区全境展开,摆出一副非欲置波黑塞族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还是指出的是,在北约大举空袭塞族的同时,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军队乘机夺占塞族的地盘,短短十来天时间内使塞族所占土地从70%减为62%。美国和北约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军队这种明目张胆地破坏和谈的行动一声不吭,结论只能是,他们是串通好了的。美国实际上是想达到“以炸逼和”的目的,亦即通过摧毁塞族军事设施,削弱塞族军事实力,来迫使塞族签署“城下之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样做,事实上已经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站在波黑内战一方的一边,与另一方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解决波黑问题的七点和平方案到底能否兑现,尚需拭目以待。

 

 

 

多事之秋——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前景

 

牛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自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即进入多事之秋。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更是经常处于惊涛骇浪之中,不惬事件频频发生。直至1995年5月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降到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当前关系恶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短期内难以消除。中美因台湾问题引起的冲突不过是前此一系列纠纷的继续,而且今后还会不断有新的麻烦出现。双方将发现,它们不得不站在一个被逐步侵蚀的基础上解决接踵而至的问题,这个基础的承重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也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如果将视野从当前的关系恶化扩展县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这一时期内两国在涉及全球和地区安全的各个方面,仍然维持着比较好的合作,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甚至严重恶化的主要是涉及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事实已经表明,处理这些问题越来越棘手。这种现象至少可以给人两点启示。

(一)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共同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关系正在被一种更全面的关系所取代。

70年代初中美迈开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其主要推动力来自苏联对两国的安全构成的威胁。压倒一切的外部威胁使双方忽略或者无暇考虑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即双边 关系非常脆弱,缺乏发展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中美两国领导人最初甚至还没有考虑到,除了发展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外,中美关系中是否还存在着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

从1979年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1989年的十年里,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获得了全面和长足的发展。以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关系逐步被置于更广泛的基础上。但这毕竟只是开始。一方面双边 关系中必然出现的各种矛盾还不可能充分展开;另一方面,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双方即使在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也宁愿达成一种互有妥协的模式。当然,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好形象也为当时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本来也就不很突出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气氛。

冷战结束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摧毁了共同反对苏联这个战略基础。中美关系就像一个跛子突然又被砍掉了那条好腿,从身体到心理上必然会出现的剧烈倾斜和不稳定,是可以想像的。如果说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十年是一个从无到有地建设中美关系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修复和重构中美关系的时期。麻烦、纠纷、甚至冲突的出现,是双边关系发展到这一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罢了。

(二)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调整步履维艰,而且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未来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和今后几年里双方如何处理两国间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麻烦和冲突。但是,当冷战的结束突然揭去了战略关系这层遮盖物后,人们对双边关系中将出现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既没有心理准备,更缺乏必要的理解。这种状况加上冷战意识的巨大影响,已经使人们基本上推动了应付当前局势所需要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如果作一粗略的划分,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麻烦大致可分为三类。这一类是包括台湾、西藏、南沙群岛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1949年10月中国获得了独立并统一了大陆地区。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张到中国的周边地区及一小部分中国的领土和领水。结果是中美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相继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或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中美对抗持续20余年,最终以美国从中国周边地区全面后撤而基本结束,但其中最关键的台湾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当前因台湾问题引起的中美关系恶化毋宁说是导致中美对抗的传统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不论美国以什么理由为其对台政策辩解,它都应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而且美国当时的干涉政策是遏制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克林顿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不过是当年干涉政策的特殊形式的继续,并怀疑其决定的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理应清楚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并谨慎从事。

第二类是以人权问题为目前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具有明显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其片面性和敌意有目共睹。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抛弃社会主义,以美国为楷模建立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则认为社会主义是自己经过一百多年奋斗后的选择,十余年改革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仍有其生命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只能证明其居心叵测,目的无非是要颠覆中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双方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决定了围绕人权问题的冲突将会长期继续下去,有时甚至会相尖尖锐。

第三类是经济贸易磨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问题。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争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中美两国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知识产权为例,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而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还是普法教育的内容之一,其重要性只是在近几年才被人们知晓。美国在这一类问题上动辄挥舞制裁的大棒和美国舆论界不怀好意的歪曲报道,在中国是难以被人理解的。中国人必然要对美国的蛮横态度极为反感,并怀疑其动机不良。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调整将越来越困难,并不仅仅是因为双方面临的问题如上述那样既深刻、复杂和严重,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都难以作出深思熟虑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以及两国国内都缺乏一种较宽松的政治气氛,而较宽松的政治气氛对于双方决策层在关键时刻作出现实和灵活选择,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舆论界和一些国会议员在塑造中国的坏形象方面显得过于亢奋。但他们在尽其所能地攻击中国时或许没有料到,他们在美国煽动起来的对中国的敌意,最终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糟。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在包括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内的中国公众的心目里,美国已经从一个友好国家变成一个模行霸道的和敌视中国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终将看到,它在中国的坏形象会给它在中国、甚至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没有理由对本世纪最后五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乐观,其最好的前景可能就是在一个低水平上波动。当然也不必过于悲观,中美关系毕竟还是处在一个新的转变时期的起步阶段,贿双方在理性层次上都认识到,对抗是不足取的。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如果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务实和避免感情用事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根据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