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读《战后美国外交史》有感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读罢资中筠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第１版），第一个感受是：对于我这个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后来者，补上了专业知识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课。这本篇幅长达中文８８万多字、分上下两册的大部头著作，至少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世界头号大国美国战后４０多年外交各个方面情况的一本最全面系统的作品，其史料之翔实、叙述之充分，在同类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作者们的认真求索态度。他们多为国内研究当代美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其中多半来自号称中国大陆美国研究之“龙头重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有深厚的学问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面；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的绝大多数资料直接来源于美国文献和书刊，除利用国内能见到的之外，课题组专门派人到美国收集几个总统图书馆档案及其他原始资料；同时，为避免片面性，资先生还曾到英国和法国查阅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并采访了许多英法政界人士和学者。单凭这一点，我想，便能保证《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书在中国美国学界的独到价值。以我这个美国研究的“门外汉”的阅读经验言，过去自己对当代美国外交史及世界大国关系的知识，有不少来自教科书、回忆录、工具书和非美国问题的专业书中的介绍或评论，一些内容似懂非懂，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通读《战后美国外交史》的过程中，真真使自己既学到不少新的知识和概念，也“校正”了以往头脑中的一些不太准确的印象和感觉。
美国研究既易又难。说它容易，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其外交涉及全球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风吹草动都或多或少与它有关，加上当代世界传媒发达信息爆炸，因此，几乎任何国际问题研究人员都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找到与美国有关的“专业问题”及相关资料从事研讨和撰写论文，连街头巷尾的路人都可以用不容反驳的口吻和“铁的证据”对美国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高论”。正由于如此，对于专业的美国研究者来说，倘若不愿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泥潭，势必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推陈出新、过人一肩。《战后美国外交史》在这方面为自己确立了桓霰冉细叩谋瓿撸缜把岳锼担簫
“本书作为学术性专著理应向读者、特别是专业性读者，提供一些超过常识范围的资料和深层次的背景，使读者对重大事件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论书中可能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或缺失，人们不能不对确定这种标准的作者感到敬佩。
两极格局（西方人亦称为“冷战格局”）结束至今已有六、七年了，但对这一曾经左右各国政治家和民众行为与思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尤其是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及其战略，我们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比较有份量的分析专著似乎不多。《战后美国外交史》（以及与之同时出版的其他几本论述西方主要大国战后外交历史的著述）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作出了贡献：它上下横跨４０余年，叙述和分析了自杜鲁门（一定程度上还有晚期的罗斯福）到里根前后八位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外交的走向和每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和问题，并且将讨论和分析置入世界政治的大环境下，看不同的“总统主义”（如“杜鲁门主义”、“约翰逊主义”和“尼克松主义”）是如何因应和影响国际关系的改变，看美苏对抗的线索如何贯穿这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意识和战略之中，以及看美国的传统和“风格”如何体现在不同时期不同总统身上。它的长处在于，把翔实的史料用清晰的线索、分明的层次和生动的事例串连起来呈现给读者，其特点恰如崐主编所述：“本书是史，不是论，主要着眼于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不过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一般说来，每一件事都力求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过程、各派意见及其论据，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态度等等加以说明。取材尽可能广泛，立论尽可能客观。”（《战后美国外交史》第２页）对于任何一位研究当代美国问题的专业人员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可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这里，我不想也不敢对书中的具体史实和叙述讨论乱发议论，仅仅打算结合着书中的一些论点或资料，根据目前的个人兴趣谈两点想法。
第一，关于战后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的基本性质。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李慎之先生曾阐述过一个见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国际秩序只有一极而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两极，这一级就是美国主导的、以欧美国家的制度和意识为标准的、左右全球事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贸易结构和规则，虽然苏联集团一度成为抗衡这种秩序的引人注目的力量并且表面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终归没有能够改变前者的霸权地位，相反，在持续紧张的对抗较量之后，苏联体制败在了西方手下。
我想，上述判断揭示了一个具有严重历史意味的事实，不论人们对此作出怎样的价值评判。它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世界是有益的。对于李先生的论点，《战后美国外交史》——并非专门的、有意的——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从其特有的角度给出了十分充分有力的佐证。资先生概括道，这本书实际上拉出了美国之世界作用的两条线：一条线主要表现对外干涉的势头，呈现“前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等执政时期）上升，到越战为顶峰，以后逐步下降（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是承认美国力不从心因而必须收缩战线），到里根就任时为谷底（里根时代有反守为攻的迹象），以后略有回升，然后（包括目前阶段在内）基本上平稳”的曲线。另一条线却呈现相反的景象：如果以二战以来美国的思想影响（或者广义的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影响）衡量，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处于守势，５０年代平稳上升，６０年代中期以后在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明显地处于上风，攻守态势彻底转换，８０年代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思想影响急剧上升，取得了显著的支配地位。（《战后美国外交史》，第９—１２页）
《战后美国外交史》给出了一个道理：类似美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尽管在对外政策方面不能像从前那样左右世界，它在社会体制和思想意识方面仍能发散深刻的影响力；这是一种所谓“软权力”（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国际政治学者现在越来越重视“软权力”问题，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像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群体观念、习俗之类的东西，可能与军事能力、经济成长、政治体制等“硬权力”之间存在一种或多种复杂的函数关系；国家的强大不单以物质的指数表现，还必须用“软权力”加以支持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时代的霸主国家必然具备（至少部分地具备）某些适合特定时代的文化合理性和先进性。从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看，虽然表面上美苏对峙、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在一段时期内不相上下，但它只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以夸张的形式得以存在，真正支撑和维系世界秩序的内容，仍然是欧美国家两、三百年以前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规范；更确切地讲，二战结束以来的这半个世纪内，统治国际共同体和多数国家交往及内部行为的准则和制度结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联合国及其各主要机构，（军事方面的）北约或东盟式的“安全共同体”，（法律方面的）国际法院及其依据西方奥本海国际法体系，（经济方面的）布雷顿森林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更多难以在此一一叙述的所谓“国际惯例”等等。近几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过程，事实上就是这些准则和制度结构在全世界不断推广扩张的过程，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这样那样的、暴力的和温和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贸易的手段强迫世界其他部分的人类接受这些东西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成长期的进步性和强暴特征至今仍在起作用，起某种支配的主导的作用。《战后美国外交史》从美国这个顶极强国的特殊侧面显示，霸道和王道在这里以奇特的方式揉杂崐一体，支配着世界秩序，也决定美国自身的发展，包括时常具有的傲气和越来越多的困惑。
再一点，关于美国及西方的“遏制”战略。从《战后美国外交史》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外交史，实际上主要是对持同样强硬和扩张态度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相当一段时期内也包括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的历史。曾任联邦德国政府国防部长和总理的施密特对４０年代中期至里根时代的西方战略有一种划分，他认为，这种可以称作“对苏联总战略”的方针体现在四个明显不同的时期：第一，进行合作的尝试时期，即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与苏联由于共同抗击法西斯国家而建立的短暂合作的“蜜月阶段”。第二，冷战与军备竞赛的漫长时期，“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在约翰·杜勒斯的领导下，（西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包围苏联的世界范围的联盟体系；在军事方面，实行了大规模的核报复威胁的西方战略”。第三，在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时期，即：“通过军事上的均势，以及同俄国人进行的多次谈判与合作，（西方）安全得到保障的阶段”。第四，新的冷战与重新进行军备竞赛的时期，在里根当政时代初期，西方与苏联的关系陷入新的对峙紧张状态，双方重新加强各自的军事力量。（施密特著：《西方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依我看，虽然提法不那么明确，具体内容及其解释也有差异，《战后美国外交史》大体上有同样的阶段时期划分，例如，第一章“从盟友到敌人”，介绍和分析了战后美英苏在建立联合国问题上的合作努力，雅尔塔会议上东西方之间裂痕的出现，以及杜鲁门上台后拉开的“冷战”序幕直至对苏遏制政策的形成。第二、三、四章讨论了美苏对抗在世界主要地区（欧洲、东亚、西亚）的表现，突出了冷战对立最严重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若干重点和特征。第五、六、七、八章介绍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当政时期对苏强硬的遏制和有限的缓和的基本方针，以及这种方针在世界各主要热点地区和战略要津的表现。从第九章“尼克松与美国力量的收缩”开始，直到第十一章“人权外交与务实——卡特时期”，基本特征则与上一阶段相反：缓和的态度相对强硬，冷战的调子有更多的声音和表现，虽然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并没有放弃其对东方国家的价值判断和批评立场。最后一章（第十二章）“从新的冷战到新缓和——里根政府时期”，总结了美国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一段时期态度和策略的变化。
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不时想到一个问题：对照美国遏制苏联的时期，我们今天是否还处在“遏制”与“被遏制”的时期？国际环境的主要特点究竟是“冷战”还是“冷和平”？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当今世界各国发展及其力量对比发生这样那样不平衡的条件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国外有些人重又捡起了“遏制”概念并且建议了这样那样的对策主张，国内也有这样那样的议论和情绪。因此，基本的判断是重要的，尤其对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船而言，失去了它就等于驶入没有航标的水域。我以为，对于中国、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必说古巴和朝鲜等国，美国和西方国家一定是存有戒心和批评意图的，特别是在经过８０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以后；不论在“人权”领域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欧美国家总免不了要以它们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制度规范居高临下式地或批判式地看待和评说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国家。从防范的意义上讲，西方国家一定会采取这样那样的带有“遏制”色彩的政策做法。然而，它与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冷战时代那种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斗争又有很大区别。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在逐渐加强（尽管这种相互依赖是一种不对等的、一方比另一方更敏感的关系），也因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多半明智地采取一种温和的、非攻击性的对外姿态（它与苏联和文革时代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加上欧美国家决策层内部主张扩大接触和对话的力量依然占据重要位置（主要不是从善良愿望出发，而是出于对自身利害关系的权衡），在我看来，“遏制”因素即便存在，也没有——至少在目前阶段没有——大到压倒甚至抛弃扩大接触和对话战略的程度，譬如讲中美之间最近一段时期关于台湾问题上的磨擦并没有发展到使两国之间正常存在的“冷和平”关系被“冷战”气氛取而代之的地步。读一读《战后美国外交史》，看一看那时的氛围和紧张关系，就会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人群之间、社会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有多么大的进步。我不想让人觉得像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会对国家之间、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之间经常可能产生的紧张局面，有时减缓有时崐加剧的磨擦没有任何预期，但我相信进化论、融合论的某些论点，期待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哪怕有时短暂停滞）。假如我们不是这样去看待问题，相反，用一种机械的、带有过去那个时代痕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去观察国家间的实力和利益较量，便可能进入“镜象论”的怪圈，使自己用冷战时代习惯的办法处理后冷战时期（“冷和平时期”）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新现象新挑战新矛盾。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我希望自己能经常从类似《战后美国外交史》这样的著述里找到解答疑难问题的线索。还是要读书。
——喜读《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
郝名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刚刚阅罢《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９月），又读《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徐世澄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欣喜之情非同寻常。一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同志们的研究工作连结硕果；更喜我国拉美学园地又添新葩。谓之新，并非由于书是刚刚出版，而是因为：１．它为我国拉美学填补了一项空白，是我国学术界拥有的第一部独立成篇的美拉关系史专著。２．此书在编纂法、著述内容和学术观点诸方面有创新、有创见，令人读来新风拂面，掩卷回味新意犹浓。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全书约２５万字，共分九章，第一章阐述了美国独立后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和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美国与之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第二章阐明了“门罗宣言”和“天定命运”的实质及其影响。第三章记述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扩张和军事干预以及拉美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扩张和干涉的斗争。第四章研讨了“睦邻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实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拉“伙伴关系”的建立。第五章阐述了二战后“冷战”初期美国对拉美的全面扩张和控制以及拉美国家对美政策的独立倾向和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的斗争。第六章阐明了古巴革命及其对美拉关系的影响和美国肯尼迪政府对拉美政策的调整。第七章阐述了７０年代拉美国家的国有化运动、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和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及美国对拉美的“新方针”。第八章分别阐述了里根政府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政策、美国－墨西哥的关系和美国与南美洲国家的关系以及债务危机问题上美拉之间的矛盾。第九章分别阐述了布什政府的拉美政策和克林顿执政后的拉美政策。
从上述梗概中，《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一书的新意已现端倪，而此书在编纂法 、著述内容和学术观点诸方面则更显其创新和创见。
一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编纂法颇具特色，主要之点有四：
１．选择了一个简便而又易于操作的视角——美国对拉美的政策。
困扰着研究、编纂美拉关系史学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从何下手的问题。两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好研究、好描述，可拉美不是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拉美现有３３个国家，种族、文化不同，政治、经济发展程度各异，各有其自身的利益，在对美国的关系中目标不尽一致、政策往往相悖。面对着这一现实问题，从何着手研究、编纂美拉关系史呢？美国传统派史学家从美国这一角度研究、论述美拉关系，分析美国的拉美政策，树立美国的“自我形象”，展示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的“优越性”，将美拉关系描绘成一种“大象和一群小绵羊”的关系。修正派史学家指出：“北美外交史学家——包括一些主观上明显同情拉美意愿的史学家——对拉美史学家的观点往往是一无所知。我们发现，他们的研崐讨常常忽略重大问题，更有甚者，竟将拉美人置于历史客体的地位。”他们主张研究拉美的历史发展、倾听拉美人的要求和拉美史学家的观点，以求“得出符合历史的结论”。（参见Diplomatic Claims, Latin American Historians View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arren Dean, 1985, p.Ⅶ, p.Ⅸ）拉美的史学家从拉美这一角度研究、剖析、论述美拉关系史，其代表作为委内瑞拉学者德梅特里奥·博埃斯内所著《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已由殷恒民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出版），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拉美的国际关系，重点阐述了美拉关系。我国学术界在从拉美这一角度研究、论述美拉关系方面亦小有尝试。（参见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陆国俊、郝名玮主编：《新世界的震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从拉美这一角度入手具有两大特点：其一，突出了拉美在美拉关系史上的主体地位；其二，展示出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导性，即美拉关系史基本上依美国的拉美政策为走向（包括其实施及拉美的对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撰著者们在我国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美国和拉丁美洲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囿于美国学者或拉美学者的民族歧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选择了从美国这一角度着手，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为主要线索”进行研究、编撰工作。
２．采用了“结构式”研究、编著法。
影响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美拉关系的发展的因素有多种，且有多重：不仅是美洲情势的发展，还有全球形势的变迁、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和拉美各国情势的变化等。只简单、平面地研究、考察美国和拉美两方面情势的发展变化，很难阐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和美拉关系的发展。因此，《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编著者们突破了传统的叙事－分析法，没有再对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作单层次的记述，而是采用了“结构式”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把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美拉关系的发展放在整个国际关系架构内进行考察，分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即根据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美国与拉美关系格局和拉美各国关系格局的发展变化对美拉关系进行阐述。例如，在“门罗宣言”、“睦邻政策”、“争取进步联盟”、“人权外交”和“开创美洲事业倡议”等一系列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方面，编著者们没有就事论事，简单叙述、分析它们的内容及其实施情况，而是探究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国际关系格局的情势和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阐明了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揭示了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反应。因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个个的具体政策，而是与整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态势和拉美各国关系发展变化紧密相联的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一个历史发展轨迹。
３．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关系编纂法。
美国传统派和修正派史学家主修美拉关系中的政治关系史。我国学者传统上也重视政治关系史，且特别突出了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反美斗争史。美国后修正派史学家比较强调经济对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影响。拉美学者在美拉经济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绩更是斐然。《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编著者们吸收了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传统的政治关系编纂法，对美拉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阐述，不仅记叙了其政治关系，还对其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揭示。
４．厚今薄古。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编著者们根据“此刻前即为历史”的原则进行了著述工作。全书从美国独立战争一直写到现正执政的克林顿政府，按字数算，战前、战后各为１２万多。从统计数字中，即可看出厚今薄古的迹象。编著者们对二战前、后历史的处理更显用心。他们对二战前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的、突出重点的、概括式的描绘；而对二战后的事实则进行了精雕细镂，叙述、论理颇为详尽。对二战前事实的描绘，为战后美拉关系的发展作了历史铺垫。通观全书，美拉关系史的发展轨迹历历在目，足见编著者们的独到匠心。
二
与新编纂方法的采用相对应的，是编写内容的变化和更新。上文提及，贯穿于《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一条主线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那么，在美国制定和实施其政策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哪些因素呢？影响美国对拉美政策嬗变的国内因素是哪些呢？综观全书，有三大因素：即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三大因素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驱动力，构成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实质。《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编著者们以这三大因素为内容，对美拉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剖析。
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则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莫不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为前提。当然，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悖逆不了这一铁的法则；它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意识形态为手段，借口国家安全，谋求在拉美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制定对拉美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门罗宣言”、“天定命运”到“多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编著者们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编著者们分析了“门罗宣言”和“天定命运”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其实质。他们在肯定“‘门罗宣言’的发表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拉美独立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着重指出：“从本质上说它为美国的扩张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还强调：“‘天定命运’是美国扩张主义者根据向拉丁美洲扩张和侵略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一种理论”。根据“门罗宣言”和“天定命运”论，美国武力入侵墨西哥，兼并了墨西哥“全部领土的约55％”。而后，美国又在中美洲和古巴进行“领土扩张”。
１９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新天定命运论”，其特点是拚命鼓吹美国人的优越感和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宣扬“美国人注定要主宰拉美人民”。这种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理论充分体现在美国对拉美的“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之中。美国据此制造了巴拿马“独立”，并迫使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和海地沦为其保护国，在拉美大肆进行政治、经济扩张。
２０世纪、特别是１９３３年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至今，美国扯起“价值观”大旗，宣扬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伍德罗·威尔逊主张“道德外交”，罗斯福奉行“睦邻政策”，肯尼迪提出“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卡特推行“人权外交”，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克林顿则集中大搞“人权外交”，插手海地国内事务，对古巴继续实行“以压促变”的政策。
与上述一系列意识形态主张相辅相成的是国家安全理论。为了国家安全，美国立国后即力图将欧洲殖民势力赶出美洲，占据它们的美洲殖民地。《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编著者们强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美国对拉美国家的一切经济、军事援助都是从其自身的“国家安全”出发的。
对美拉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也作了详尽的阐述。该书指出，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的重点就是“发展同国外的经济关系”，避免卷入国际政治争端。与此同时，美国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断向南扩张。它之所以要夺取墨西哥的得克萨斯，是因为那儿“土地辽阔，适宜种植棉花，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美国为了开发西部地区，千方百计与英国在中美洲争夺地峡控制权和谋求开凿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远河的权利。为此，它制造巴拿马“独立”，肢解了哥伦比亚。１９世纪末，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不断在拉美扩大贸易市场、寻求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并出兵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岛国，以控制战略和经济要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资本和跨国公司进军拉美，进行经济扩张；美国政府还制定一系列政策，保护美国资本和企业，竭力反对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拉美国家的“国有化”政策。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编著者们在系统阐明上述三大因素的同时，还指出：拉美国家并不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的；美国外交政策在拉美的实施绝不是一帆风顺、为所欲为的。从独立至今，美拉关系经历了１７０余年，其间尽管充满了风风雨雨，艰难曲折，然而拉美国家和人民始终显示了自身利益的所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美战争；１９１０年墨西哥革命爆发，抗击了美国武装和非武装的干涉，维护了国家主权，并制定了“１９１７年宪法”，提出了“限制外国垄断资本、具有明显反帝倾向的条款”；与此同时，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加勒比海岛国和中美洲国家和人民相继开展了反美爱国斗崐争，反抗美国的军事占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美国的经济渗透和压榨；二战后拉美广泛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矛头直指美国及其在当地的寡头盟友和军事独裁者，１９５９年１月古巴革命的胜利将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拉美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严重地动摇了美国在拉美的霸权主义统治”，迫使美国不断调整其对拉美的政策。
三
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中，伴随着新方法的应用和新内容的充实，编著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独到的见解、新颖的观点散见于书的各个章、节。例如，他们在述及美国独立革命和拉美独立革命时说：这两次革命“在性质上有大的差异，但它们同属于世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在论及美国早期对外扩张时指出：“美国占领路易斯安那为后来向拉丁美洲大举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基础”。他们在分析“门罗宣言”时，提出“门罗宣言”和“门罗主义”的异同问题。从西·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到克林顿的“人权外交”，编著者们都着力于客观的剖析，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看法。其中，牵动全书的几个新观点是：
１．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特点，总括起来有以下三项：
其一，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同美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总政策紧密关联，“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考虑到美国的全球利益的，并非仅仅囿于对拉美一个地区的利益的思考。
其二，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有其“延续性”，又在“不断变化”。“扩张和称霸是贯穿整个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线”，是美国在拉美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从１９世纪初至今一直未变。然而，“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又是随着国际形势、拉美地区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从“门罗宣言”到布什的“新伙伴关系”，美国历届政府的拉美政策各具特色。
其三，美国对拉美各国的政策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大小制定具体政策的。美国对其近邻墨西哥一直采取“政治和军事上控制，经济上歧视”的政策；美国历来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影响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区，对之实施的政策以“武装干涉、军事占领”为主；美国对拉美南部则以“外交”为主。
２．美拉关系的发展规律有三条：
其一，美拉关系的发展与国际格局和美洲格局的变化以及拉美政局稳定的程度有关。西欧列强的兴衰和苏联、东欧的解体和剧变所引起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影响着美拉关系的发展。古巴革命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在拉美一统天下的局面，美拉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同样影响着美拉关系的发展。
其二，“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弱及盛再由盛至衰的过程”。从１９世纪初起，美国在拉美地区不断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扩张，全面称霸，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在拉美霸权地位下降的开始”，拉美国家对美国说“不”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当今，美拉关系已不再是“一头大象和一群小绵羊”的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关系”了。
其三，美拉关系史走过了从合作到对抗到相互依存的历程。美国“门罗宣言”发表后，深受拉美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和赞许；美拉关系十分友好，在对付欧洲殖民列强的干涉和侵略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合作。但随着“门罗主义”的发展、衍变，美国同拉美国家的利害冲突愈演愈烈，对抗不断升级，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各个领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８０年代后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洲地区的关系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原对立各方均主动采取步骤，积极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美国和拉美国家都“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处理美拉关系，以便共同解决美洲大陆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扫毒、环保、移民等”。
四
此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阐述美拉关系的专著，它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而且具有实际操作上的意义。它指出拉美地区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揭示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实质、目标和实施手段；这一切均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对美国和对拉美国家的政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系数，必将在处理中美、中拉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此书在研究、编纂方面并非是无瑕可击的。通览全书，有三大主要之点值得提出来商榷：
其一，此书比较系统、完整地交待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然而，作为一部专著，在“论”字上尚欠火候，特别是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阐明尤欠功夫。
其二，此书由于只关注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探讨，几乎是完全忽略了拉美对美国政策的研究。书中突出的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演变及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反应——欢迎或反对，赞同或抗争。拉美国家１９世纪初赢得独立以来，有没有自己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有没有处理同美国关系的准则？有没有依此准则定出的政策？当然有。可惜《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中没有必要的阐述。
其三，书中对二战前后美拉关系的资料处理简繁落差过大，编纂体例上显得不太一致。
宋人戴复古《寄兴》诗云：“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作为我国首部美拉关系史专著，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瑕不掩瑜，此书实为一部力作，值得认真研读。
徐国琦
（哈佛大学历史系）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８年期间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因他卷入越南问题决策太深，以至他在五角大楼期间许多人称越南战争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McNamara, In Retrospect, p.41.）。麦克纳马拉当时对此毫不为忤，他在１９６４年告诉一位记者说，“我不反对（称越南战争）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并以与此关联为荣。为了赢得其胜利，我将尽我所能。”（Commentary, Vol.99, No.6 June, 1995, p.52.）可悲的是，这个曾被称作“生活在无所不能的社会和无所不能的时代中无所不能的人”（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enguin Books, 1983, p.265.）#FS，不但没有为美国带来战争胜利的光荣，反而导致美国及其个人的深重灾难。１９６８年２月，麦克纳马拉在极度沮丧中离开五角大楼。糟糕的是，麦克纳马拉直到今天尚不清楚自己是被解职的还是辞职的。在其回忆录中，他猜测也许两者兼而有之。（McNamara, p.311.）此后，他对越南战争一直三缄其口，沉默了近２０年。１９９５年，麦克纳马拉终于写出了这本他自称从来不准备写的书：《回顾：越南的悲剧及教训》（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这是他的越南战争回忆录。
这本书与一般回忆录最大不同处是，它是在经过大量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有历史学家指导。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本书是一本忏悔录，它揭示了一个因越南战争而备受心灵及良心折磨的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在书中，他公开指出，在越南问题上，“我们错了，大错特错了”（McNamara, In Retrospect, p.xvi.）#FS。更有甚者，他在为此书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几次面对几百万电视观众，老泪纵横。认人觉得其忏悔似乎发自内心。
麦克纳马拉以其对数字的终生不疲的爱好，在本书中列出美国陷入越战灾难的１１大原因：
１．美国错误判断了越南的动机，高估了越南行动对美国的威胁。
２．美国把自己的经验套到南越身上，对南越的政治力量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
３．美国低估了民族主义对越南人民的推动力。
４．美国在越南的错误反映了其对越南的历史、文化、政治的无知。美国缺乏这方面的专家。
5．美国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军队，高科技装备及先进理论在对抗特殊的高度动员的人民运动中的局限性。
６．行政部门在决策重大步骤前没有同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７．因为决策者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向人民解释不力，导致其外交政策缺乏人民的广泛支持。
８．决策者未意识到美国不是无所不知。美国无权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别国。
９．在美国的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下，其在越南的行动应该与多国部队配合，并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但美国没有做到这一点。
１０．美国没有意识到国际事务中有些问题是没有直接答案的。
１１．行政部门不能有效地处理特别复杂的政治及军事问题。这种组织缺陷也是美国在越南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麦克纳马拉的这些观点代表美国对越战的最新记忆及反省。该书一问世，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白宫对该书的出版表示高兴，因为麦克纳马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年逃避越战兵役、自称“反对和蔑视越南战争”的克林顿总统（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95, A20），提供了辩解的理由。克林顿明确告诉一位ＣＮＮ记者说，“虽然这听上去很自私”，但他实在觉得麦克纳马拉的新书为自己的反战言行开脱了责任（Commentary, Vol.99, No.66, June 1995, p.52.）。当年的越战老兵及其家属则对麦克纳马拉的观点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质问道，如果麦克纳马拉认为越战是“大错特错”，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说？为什么其当年在国防部长任上时，绞尽脑汁为美国越战政策辩护，并成为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麦克纳马拉该如何向死在越南的上万美国士兵交代？当年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异议的或参与决策人士对麦克纳马拉的观点亦不敢苟同，并公开提出质疑。例如，针对麦克纳马拉的所谓美国当年越南政策缺乏相关专家指导这一观点，许多前国务院官员提出反驳。他们坚持美国当时并不缺少东南亚专家，而是麦克纳马拉等人没有虚怀纳谏的修养，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这方面的最新批评见Louis Sarris, "McNamara's War, and Min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95, A17; Thomas L. Hughes, "Experiencing McNamara," Foreign Policy, No. 10, Fall, 1995）麦克纳马拉对此类批评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详见麦克纳马拉反驳Sarris的文章: "On Vietnam, Kennedy White House Flew Blind,"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1995, p.26）
毋庸讳言，麦克纳马拉的观点并不全面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例如，他在回忆录的最后，表示美国在越南作战八年是出于善良及诚实理由的（Good and honest reasons）（McNamara, In Retrospect, p.333）#FS，但就整体而言，这本书毕竟尚属公正。面对铺天而来的愤怒浪潮，我们不能不深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如此之多尖锐的批评？美国人究竟接受什么样的越战记忆？有没有一个关于越战的集体记忆？也许美国人对麦克纳马拉新书的强烈反应，如其说是针对该书，倒不如说是对越南战争诸多记忆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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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启事
为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天津社科院美国研究中心将联合举办第一届中国美国史研究优秀论文奖评奖活动。本次评奖设一等奖２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６名，由国内知名美国史专家组成评委会主持评奖事宜。凡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间以中文发表的美国史论文均可参加评奖，申请者亦不限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申请截止于１９９６年３月底，颁奖仪式将于１９９６年８月举行。有意请奖者请向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索取有关材料。联系地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邮编：３０００７１；联系人：马梅秀。
第一届中国美国史研究优秀论文奖评奖办公室
199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