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2期
美国社会的文化矛盾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正值欧洲步入现代的开放的历史时期。欧洲竭力将其势力与文化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欧洲的雄心勃勃的扩张正源自有别于中世纪的独特的现代体制与文化精神模式。知识的力量开始复兴，求索精神成为时代的特征，贸易的发展形成城镇与现代公司的扩拓。新教改革派对天主教反改革派的斗争激发了强烈的宗教热情。同时，贪婪、征服、种族主义与奴隶制成为欧洲扩张主义者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移居美国的人来自各类相异的地区。他们来自伦敦街头、英格兰中部与南部城市，来自约克郡和苏格兰高地的农场，来自新教的爱尔兰，来自西非的干旱草原和丛林。在１８世纪，英国往新大陆遣送了五万名重罪犯。正是这些组成美国马赛克式的民族创造了美国的体制与价值。
美国因此从立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克雷夫科尔(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１７５９年从法国移居美国，娶了一个美国女人，在纽约的奥林奇县定居下来。在美国革命期间，他出版了《美国农夫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在他的信函中，他就提到了美国的移民“是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典人”“血统的奇异的混杂”，这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难以发现的。
在信札中，他叙述了一个美国家庭的状况。其祖父是英国人，而祖母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娶了法国妻子，而四个孙子娶了不同种族的配偶。他说：“就是从这混杂婚姻中，诞生了称之为美国的民族。”
关于美国民族，关于这新的美国人，克雷夫科尔说：“他是一个美国人，将所有古老的偏见与风俗都抛在身后，而去接受他所拥抱的新的生活方式，他所依顺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处的新的地位。”
那么，这些具有不同祖先的美国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它的核心就是种族多样化与民族融合之间的关系。
为了解决与处置多种族的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内在的脆弱性，美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在多年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的理论，如民主、自决(Self government)、公民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以创造一个崭新的民族认同感(national identity)。乔治·华盛顿、约翰·昆西·亚当斯等早期的政治精英所关注的是摆脱欧洲的黑暗，是认同与融合成一个新的社会与政治社团。汤玛斯·潘恩写道，“我们拥有将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１〕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保存老的文化传统，而是创造一个新的美国文化。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正是混杂的婚姻、美国爱国主义与信条(creed)〔２〕的基础，使美国多种族组成的社会得以生存、运作与发展。瑞典人加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１９４４年写道，拥有各种民族根源、来自各种地区、信仰各种信条、并赋有不同肤色的美国人共同尊崇西方世界任何国家都皈依的最明确无误表述的总的理想的体系，即：所有人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人的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默达尔把这称之为“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美国信条”正是美国民族认同感的思想基础。
超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爱默生说，在美国，“在各民族的避难所，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和所有的欧洲部落人——非洲人与波利尼西亚人的力量将创造一个新的民族，……与黑暗时代熔炉里脱颖而出的新欧洲一样崐的强而有力……”〔３〕
在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移民中白人占绝对的多数，而且白人处于社会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同时，在美国社会中存在如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体制、习惯与思想对所有种族的新来者具有令人惊讶的融化的力量……能极快地消融与同化大量涌入美国的外国人群。”〔４〕于是，在美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以英语为主要交际工具、以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政治、文化、宗教理想和体制以及价值观为美国主流文化主要内涵的，即所谓的ＷＡＳＰ现象。
尽管在美国以往的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将各种族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整体是占统治地位的想法与实践，但爱默生所言的“熔炉”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熔炉”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而已。试看一下当年南方的黑人与今日的黑人，在社会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究竟被融化了多少呢？他们虽然也说英语（大大异化了的英语），虽然也信仰白人的宗教，但他们仍然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并没有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形势对这种ＷＡＳＰ融合的思想更加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的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迫使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这一切大大加强了世界弱小民族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也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上。
在本世纪８０年代末，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结束，使世界上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抗让位于种族与部族的冲突。在第三世界，由于意识形态驱使的竞争的消失，对于民族与种族宿怨控制的调节阀也随之消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形势就是最好的例证。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种族对抗与仇视的危险的时代。这种新的世界的格局与态势在美国社会中的折射便是少数民族移民的民族自觉性增长，对自己的根的留恋，对自己故土的传统文化的皈依加强了。
二
于是，在２０世纪关于美国民族认同感便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潮与动向。主要表现在：
１．美国人不再坚持爱默生的“创造一个新的民族”(a new race)的历史理想，不再如霍曼·梅尔维尔认为的那样，“在这西方的半球，所有的部落与人民组成一个联邦的整体……”。
２．美国人开始寻觅个人与种族的根，开始留恋并崇尚祖先种族的传统，“古老的风俗与偏见”又重新抬头。
３．在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和非白人的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对种族的崇拜情结。他们鄙弃熔炉思想，一个民族的思想，而主张保持各自种族的社团的存在，并使之永恒化。
４．霍拉斯·Ｍ.卡伦(Horace M. Kallen)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cultural
pluralism);他可以说是文化多元主义之父。他与主张熔炉说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美国是讲外国语社团组成的一个和谐的乐团”。〔５〕他指出，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单一的美国民族已经被移民所消散，美国只是一个政治实体(polity)，包括许多不同的民族。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美国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一个民族，——美国是一个思想。”〔６〕真正的美国主义，就是他所谓的“美国思想”。于是,有人主张,美国人放弃共同的种族性(ethnicity)，完全皈依意识形态——即“美国思想”——以组成他们的国家。
５．在２０世纪初期，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诸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V.W.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约翰·里德(John Reed)和哈罗德·斯塔恩斯(Harold Stearns)等的哈佛帮起而向清教传统和清教价值体系，也即美国ＷＡＳＰ主流文化的内核，宣告挑战。布鲁克斯在１９１５年发表著作《美国的成年》(American Coming of Age)。他认为，清教传统已经变成崐“上了年纪的干瘪扬基佬的依托”。他希望建立一种能够反映移民、黑人和城市生活的包容性的美国文化。这是日后在美国日益成为时髦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先声。
６．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由于美国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和剧烈的冲突，文化大众(culturati)对资产阶级秩序和质朴作风采取反叛态度，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反文化思潮。这种摈弃清教价值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的反文化在客观上助长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滋生与发展。它们相辅相成，力图动摇以熔炉学说为基础、以一统的民族认同感为表现形式的美国主流文化体系。这是美国社会文化矛盾的另一个侧面。
美国的反文化以嬉皮士运动为其主要特征。标榜新潮与勇敢的年轻人，大多是富裕家庭的子弟，蓄长发，穿牛仔裤或黑皮衣、拖鞋和扎染的汗衫，纹身，吸毒，听摇滚乐，男女自由混居。他们是一群由于越战与种族主义而对美国社会失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他们开始崇尚东方的神秘主义，毒品（ＬＳＤ）文化和自由的无拘束的性文化，拒绝主流文化关于政治、艺术、宗教、性、毒品和音乐的一切观念，住在旧金山的哈特—埃西伯利亚(Haight-Ashbury district)或纽约的东村(East Village)。
大规模的户外摇滚音乐会是嬉皮士聚会的主要场所。１９６９年８月在纽约的乡间小镇贝瑟尔(Bethel)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Music Festival)吸引了４０万人。人们来听音乐，吸廉价的大麻。正如一位记者报道的，“几乎人人都赤身裸体在湖中游泳。这个国家还从未见过如此摆脱压抑的社团。”〔７〕
三
种族性的觉醒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对美国社会与文化有其一定的好处：
１．美国文化终于承认了自盎格鲁—撒克逊占统治地位以来，少数民族对美国文化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美国在其历史的进程中渐渐改变了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传统，这样，美国成为一个全新的不同于英国的国家，而美国文化成为一个全新的不同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本土文化。
２．美国教育体系也终于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中心主义，承认了除欧洲之外其余世界的存在，承认了非洲裔美国人(Afro-Americans)的存在。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常青藤大学都开设了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课程。耶鲁的非洲裔美国人学(Afro-American Studies)研究美国黑人的历史、音乐、民谣、文学与心理，研究黑人在美国政治、经济、法学、文化与唯智方面的经验。在非洲裔美国人学中还要求学生学习一门非洲语言。〔８〕哈佛的非洲裔美国人学开设多元文化的讨论班，研究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种族团体以及城市贫民区的政治变化。例如，在罗德里克·J.哈里逊教授(Roderick J. Harrison)开设的《不平等与机会》(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中以社会批评的方式探讨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教育、职业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的社会原因。内森·哈金斯教授与芭芭拉·古特曼·罗森克兰茨教授(Nathan Huggins and Barbara GutmannRosenkrantz)开设课程研究在美国关于民族概念的演变(The Changing Concept of Race in American)。
〔９〕这些在代表美国主流文化倾向的贵族学校里的静悄悄的变化都是六七十年代“黑人权力”(Black Power)、“黑人伦理”(Black Ethics)和“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勃兴的结果。
种族的自觉性对美国社会与文化形成了挑战：
１．根据这种理论，美国不是由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一个由种族集团组成的民族。于是，种族性，而不是政治性与社会性，成为区分美国人的主要标准；
２．种族社团中的个人之间的联系赋有了一种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内涵而得以固定化；
３．种族社团之间的肤色、文化、传统的差异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驱动力，这有可能滋生偏见，加深种族间的歧异和仇视，造成民族分裂；
４．美国文化中的主导中心塌陷，而出现一个多文化中心的局面。这种局势的出崐现势必会造成主流社会价值中心的塌陷；
５．以种族为基础的团体犯罪在种族冲动——一种文化变数——的推动下，有上升的可能。
这一切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是迄今为止使美国社会——一个新大陆的移民组成的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论。
根据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美国便不再是讲外国语社团组成的和谐的乐团，而是一个保存各种相异的外国传统与文化的实体而已。于是，美国不再是一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由保存了种族特点与传统的社团组成的民族。
因此，关于创立美国统一品格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政治、教会、社会结构和语言中均出现危机。这种危机在美国教育中尤为明显。持激进观点的人认为，公共教育的目的是保护和延续种族的根的意识，学习少数种族各自的历史与文学是提高少数种族自尊的一种治疗手段。上面所例举的哈佛与耶鲁大学开设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的课程就是反映了这种观点。然而，这种激进观点如果极而言之，就有可能削弱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民族凝聚力，导致美国社会支离破碎，重新回到种族隔离的部落化时代。
四
造成这种挑战与文化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美国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断裂是造成文化矛盾的主因。他注意到强调反认知与反智模式的现代主义文化与崇尚节俭与功能合理性的工业社会的特有品格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现象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
〔１０〕
他认为，现代主义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面：对艺术与道德分治的坚持，对创新与实验的推崇以及把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
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危机正是产生对流行方式反叛、对正统秩序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的反文化的温床。〔１１〕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促使每个个人去实现自我，张扬个人的特性，包括个人的种族性。而反文化的存在，文化的民主化，正是少数种族文化滋生、发展、向主流文化发起攻击的良机。美国的文化矛盾正包括了少数种族文化、大众文化、中级趣味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一个在下层，一个在上层，在正统。
除丹尼尔·贝尔之外，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也注意到了这场文化危机。他试问：“美国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认同感的有改革能力的民族，而是将自己视为不同的外国身份的大杂烩。美国不再将自己视为由毫无阻拦地作出自己选择的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将自己视为由无法抹去的种族特性的社团组成的。……凝聚中心还会存在吗？或者说，熔炉会让位于巴比尔塔吗？”〔１２〕
还有比小亚瑟·施莱辛格发出更为警醒的结论的。如保罗·奥斯卡·尼斯特勒(Paul OskarKnisteller)在《哈得逊评论》(Hudson Review)１９９１年春季号中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足堪与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中国人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我所见到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正在日趋恶化下去，并且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被扭转。”迪奈希·德苏查(DineshD'Souza)考察了１００多所美国高校，并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霍华德、密歇根、杜克和哈佛六所大学进行个案研究，结论是：“这次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的变革，性质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场革命。”〔１３〕英国《卫报》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刊登乔纳森·弗雷德兰的文章，认为“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分裂”。“美国人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四分五裂，各集团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并说，“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这就是美国的两个国度。”并认为这是“３０年前反传统文化派同主流派之争的重演”。
我认为，克里斯特勒和德苏查以及《卫报》的结论过于绝对，他们把少数种族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冲击过于夸大了。有的国内学者认为，美国的文化矛盾不仅是美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如果美国文化矛盾继续恶化的话崐，世界会发生中心塌陷。这些学者对这种文化冲击的估计过于悲观。
即使试问“凝聚中心还会存在吗？”的小亚瑟·施莱辛格也认为，“我是乐观的。我的印象是，将（美国人）聚合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力量并未失去其势头。”
〔１４〕纽约州长马里奥·古奥莫说，“大多数美国人能懂得承认与鼓励多样化的必要性，同时也懂得这种广泛的多文化视野必须导致团结，增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自豪感，而不是导致使我们分裂的破坏性的派别主义。”
五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持较为乐观的观点的。我的理由如下：
１．虽然美国的主流文化是ＷＡＳＰ文化，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文化的主要表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充实的，不断演变与异化的。在其充实的过程中，它完全可以吸收少数种族所作的巨大的贡献。在这方面，音乐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人们一谈起美国音乐，便会想到格什温(George Gershwin)、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等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在他们的音乐中人们可以发现美国南方黑人爵士乐和灵乐(soul)的影响。美国的主流音乐文化吸收了爵士乐和摇滚乐而使之赋有美国的品格，成为美国音乐。这正是美国文化的力量之所在。
另一方面的例证便是，美国主流文化还善于吸收反文化中的某些精华，为其所用。事实并非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６０年代反文化是一场孩子们发动的十字军远征，是短命的。〔１５〕正如《时代》周刊认为的，“富有无限圆通性的资本主义证明它极善于摒弃糟粕，而吸收嬉皮士文化中有可能吸引消费者的方面。”〔１６〕嬉皮士文化进入好莱坞电影，《无所事事的叛逆者》(Rebel without a Canse)中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成为年轻人膜拜的对象；格林威治村酒吧时髦的蒸馏咖啡(espresso)成为麦当劳快餐店的大众饮料；甚至卡特总统在休闲时，率先穿起了牛仔茄克和牛仔裤。难道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主流文化和二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化还是一回事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以往的４０年中，嬉皮士文化已经从少数几个大城市的一隅而涌向美国的整个文化市场，有许多产品，诸如牛仔服饰、皮衣和摩托车手高帮皮靴，已在大规模生产，并成为时尚。
罗伯特·C.克利斯托弗(Robert C. Christopher)在《打开大门：美国权力精英的非白人化》(Crashing the Gates: The De-Wasping of America's Power Elite)中指出，种族间确实发生了融合。根据他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有一半与非天主教徒——主要是新教徒——通婚。在８０年代结婚的犹太人中大约有４０％的人与非犹太人结为连理。他认为，这是一种渐渐兴起的、不受任何令人生厌的种族关系影响的文化融合，也就是说，美国民族正在吞没、消解，或者说白人化，一个异常庞大的移民群体。美国主流的白人文化是有这种能力的。〔１７〕
美国主流文化有可能消解、容纳、融合、吸收少数种族的文化精华，而形成具有新的含义和品格的主流文化。这种新的层次上的主流文化仍然是美国的，美国化的，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文化的。
２．多文化主义对美国教育的冲击与威胁被大大地夸大了。
正如前面所述，美国大学在七八十年代纷纷办起了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系。与３０年代相比，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的变化。但如果我们作一个文科系科横向的考察，这种变化从任何意义上说还不能认为是“一场文化革命”。
我以耶鲁大学（１９８６－１９８７）美国学本科课程设置为例，其基础课程(required foundation courses)为：
(1)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１８７６－１９１９；
(2)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１９２０－１９８０；
(3)１９世纪美国文学，自开创至１８６５；
(4)１９世纪美国文学１８６５－１９１０。
基础课程主要探讨美国在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大众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改革和群众文化的诞生，探讨在社会与政治史境(context)中的文化形式与机构，特别崐是社会稳定与冲突的文化基础。耶鲁大学在美国学的基础课目并没有关注少数种族的文化。
我们再来解剖美国学的艺术课目。其一共有10门课：
(1)美国电影艺术杰作；
(2)爵士乐及其根源的历史；
(3)美国二三十年代的工业设计；
(4)天堂的困惑：绘画与雕塑１９５５－１９６８；
(5)美国艺术巡礼：殖民与早期联邦时期；
(6)美国艺术巡礼之二；$(7)美国艺术与工艺品；
(8)美国早期装饰艺术；
(9)美国室内装饰；
(10)黑人创造性的微观世界。
在10门课程中，与少数种族有关的只有两门，仅２／１０。
在文学的10门课程中，与少数种族有关的为３门；在历史的２３门课程中，与少数种族有关的为３门（美国墨西哥裔美国人历史；美国西班牙裔美国人历史；亚裔美国人历史），为３／２３。
在社会与行为科学7门课程中，与少数种族有关的仅为一门（美国下层阶级中的民族、种族与性别），为１／７。〔１８〕
在哈佛大学的音乐系本科课目中，主要有：
(1)西方艺术音乐；
(2)音乐理论基础；
(3)爵士乐历史；
(4)中世纪音乐；
(5)文艺复兴时期音乐；
(6)１７、１８世纪音乐；
(7)１９、２０世纪音乐；
(8)音乐与沟通；
(9)文艺复兴时期与巴鲁克的声乐；
(10)音乐历史讨论：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
(11)法国早期歌曲；
(12)音乐历史讨论：莫扎特和海顿；
(13)１８世纪钢琴音乐；
(14)电子音乐作曲；
(15)２０世纪弦乐四重奏；
(16)钢琴奏鸣曲变化着的概念；
(17)种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18)京剧；
(19)中国史境中的音乐；
(20)歌剧：音乐与戏剧视野；
(21)１９世纪钢琴音乐；
(22)世纪末维也纳音乐：现代主义根源；
(23)音乐与诗；
(24)贝多芬与交响乐传统，等。
在５９个课目中，与少数种族有关仅4个，约１／１５。〔19〕
从上面统计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到少数种族的文化对主流大学的渗透。但把这种渗透视为一种威胁，便不切实际了。
３．美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美国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只要美国社会保持其开放性，它就有可能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知识与文化的精英，而使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在美国移民的历史中，曾经不断出现过关门与开门的争论，出现过孤立主义倾向。但孤立主义从来没有成为主要的气候，从来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加利福尼亚州的１８７法案，只是一种个别的现象，我不认为它有可能成为全美的实践，也不可能意味着美国对移民的关门。
美国的移民大约每１５至２０年形成一个高潮：１８５１－１８５４，１８６６－１８７３， １８８１－１８８３，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１９２１－１９２４。从１９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在美国出现了由北方白人、南方种族主义者、工会领袖和学者组成的运动，历时３０年从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性出发，劝说国会将美国之门关上。他们根据美国人的祖先种族背景，根据世世代代继承的认知和体格特点，将美国人分成等级，盎格鲁—撒克逊人、北欧人、西欧人处于人种的上层，而南欧人、东欧人、东方人和黑人处于人种的底层。他们鼓吹的这种种族主义的信念正是自１８８０年以来５０年间美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与移民潮的产物。冢保福梗赌从南欧与东欧来的移民第一次超过了北欧与西欧移民。至１９０７年,他们之间的比例为１∶４。〔２０〕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者认为，人口构成的这种变化，直接败坏了美国社会。他们把贫民窟的出现，贫穷、罢工、激进主义、破碎家庭、酗酒、犯罪、嫖娼、赌博、文盲、腐败的政治机器都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下等人种的大量移民。所以，他们必然得出结论，即有选择地移民才能使美国免于衰败的前程。于是，国会由于恐外症在１９２４年通过了约翰逊—里德(Johnson-Reed)法案，１９２９年付诸实行。约翰逊—里德法案将移民数大大削减，并对移民按照国别进行分档，拒绝亚洲人，给南欧与东欧的配额微乎其微，西欧配额略高，将最大的移民份额给了英国。
１９５２年，国会通过麦卡伦—沃尔特(McCarran-Walter)法案，它对约翰逊—里德法案作了小小的修改，同意给亚洲人以一定的移民配额。当时在美国国内有一股政治力量，谴责美国的排外情绪。在这股政治力量中，有移民的后代，他们已有独立的地位，强大到足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谴责盎格鲁—撒克逊优越的理论。纳粹德国鼓吹的亚利安人血统高贵的理论已被证明荒谬绝伦。所以，在美国国内盎格鲁—撒克逊孤立主义便很快失势。肯尼迪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尔兰天主教信徒后裔而入主白宫。他竞选时声言要废除移民法案中的歧视现象。他的继承者在１９６５年废除了以前的法案，重新颁布移民法。移民法的主要精神就是移民唯一优先原则是技能和家庭团聚。林登·约翰逊说，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者所鼓吹的移民国别制，“是不合美国精神的，因为它不符合在我们之前就将成千的人们带引到这岸土地的信念。”〔２１〕八九十年代美国的移民政策自然是开放性的。
这表明，孤立主义、关门主义在美国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开门是符合美国民主的本身信念，也是美国立国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也就毋谈美国了。
我觉得，加州针对非法移民的１８７法案是当今美国人对自８０年代以来的移民潮的消极反应。在美国，每年合法的移民大约９５万人，其中包括１４万难民和１０万获政治避难权的人。而每年的非法移民为２００－３００万，按非常保守的估计，非法移民每年也在２５万左右。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０年移居美国的１１８０万人中，８５％来自第三世界，４４％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３６％来自亚洲，就国别而言，２０％来自墨西哥。
１９６５年以后的移民潮打乱了美国种族的构成。在１９６０年，美国人口８８．６％为白种人，而在１９９０年，白种人仅占７５．６％。在３０年中，下降了１３个百分点（实际的欧裔美国人人数还要少几个百分点，因为统计人口时，将中东人也计为白种人）。据人口学家利昂·布维埃(Leon Bouvier)估计，到２０２０年，白种人可能仅占全国人口的６１％；在１５岁以下的儿童中，少数民族有可能变为多数。〔２２〕据乔治·J.博加斯教授(George J. Borjas)在《朋友还是陌生人：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U.S. Economy, 1990)中说,“９０年代的新移民将占劳务市场的１／３,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了。”〔２３〕在移民高潮的１９０１－１９１０年间，迁居美国的人数为８７０万，而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的移民数有可能超过１９０１－１９１０年间的总数。
上面的数据表明，虽然美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改变移民的公共政策，但其总的趋势是开放的。固然在移民中有大量的无技能的人，但也不可否认，美国从这些移民中找到了当代杰出的作家、科学家、音乐家、指挥大师和学者。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把移入美国而会聚的教育家、官僚、新闻记者、教授称之为“新阶层”，认为他们的会聚是２０世纪后期政治经济的主要社会学事实。他们对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无疑是富有生命力的新鲜血液。所以，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开放性是保持美国主流文化不衰的保证。
４．只要在美国社会中，仍然存在“往上移”(upward mobility)的神话，美国崐梦仍然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它就有可能缓解种族之间的紧张。
根据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Right Mills)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中的阐述，在美国权力结构的中层存在一种所谓的半组织化的僵持状态(stalmate)，这种半组织化的僵持处于底层大众社会和高层所谓的经典公众(classic publics)和自愿组合(voluntary associations)的决策的人们之间。米尔斯认为，正是这种中间阶层的僵持状态使美国社会具有一种（即使不是社会地位，至少也是在经济中）“往上移”的神秘力量。只要在社会阶梯上存在这种往上移，美国梦就是一种会聚来自各种族的人们的力量和梦想，是使他们认同一个民族的集合点和中轴。
５．多样性(diversity)本身是有力量的。
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孤独的人群》中提出了称之为“否决效应”(Veto effect)的思想。这种思想与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思想有所区别。米尔斯把有影响力集团视作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权力受到心理与社会的限制。而里斯曼则认为权力就像能源一样，会自行消耗殆尽的；所以，有影响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便是十分松散的，疏远的，相互限制的。里斯曼的关于“否决效应”的思想是以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熔炉为前提的。它承认美国社会由于多种族混合而带来的复杂性，承认在美国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必须共享合法性和权力。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是美国整个国家不可分割的力量的一部分，都声称代表整体政治(whole body politic)。里斯曼的思想回答了美国社会最终的遏制力存在于何处。所以，多种族文化可以视为一种遏制力，可以视为多样性的力量，也即所谓的“合众为一”(a pluribus unum)。正是这种多样性，才成其为美国社会。
６．历史证明，美国社会有自我调适的能力，其体制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性力量和内在的活力。美国社会的批评者曾经对美国社会进行过十分尖锐的抨击，但它却发展到目前，并无马上颓败的趋势。我们可以试回忆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出现了失望的情绪。F.S.菲兹杰拉德(F. S. Fitzgerald)说：“在这里出现了新的一代人。他们长大后发现所有的神都死亡了，所有该打的仗都打了，所有对人的信仰都动摇了。”〔２４〕基于这种失望，在二三十年代，在“新群众”(New Masses)周围出现了一批左倾作家与学者。他们激烈指责美国的社会制度，批评美国的文化。此时，正值大萧条时期，经济的颓势给左倾作家的言词提供了现实的明证。但后来，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采纳了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某些福利思想，缓和了国内的矛盾，而大批左倾作家倒戈，重又回到共和党人的保守的旗帜之下。我们可以再试回忆一下，在５０年代，避世的一代，在６０年代，出现了群居公社，性解放。人们曾预言美国精神堕落的末日到来了。然而，目前在美国又重新出现了重视家庭价值的倾向，人们不再鼓吹性自由了。我们如果试分析一下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就可以发现这种倾向在党派政治中的反映。在“个人责任法案”中禁止向未成年母亲提供福利，从而阻止非婚生育和少女怀孕；“家庭巩固法”中强调加强对儿童的抚养，加强父母教育儿女的权利，加强防止儿童受色情影响的法律，对赡养老人实行税额减免，以加强家庭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心作用；“美国梦恢复法”中规定每抚养一个孩子就减免税额５００美元，对中产阶级实行减税；“老年公民公平待遇法”，让老年美国人更多地保有他们多年来挣到的钱。
在最近的共和党为１０４届国会招募人员的申请表格中提出了１５２个问题要求申请者如实填写。其中包括：“你对于反堕胎团体是何看法？”“你认为自由派对穷人困境更为同情吗？”“你认为爱滋病与其说是一个健康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民权问题吗？”“你认为用公共汽车送孩子上学以获取种族平衡是错误的吗？”有一个问题询问申请者是属于“保守派的，温和派的，还是自由派”的。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大部分申请者认为，在这里正像在里根时代一样，正在进行一场保守革命。〔２５〕这一切表明，美国社会内部目前又处在一种自我调适的过程之中。美国社会自我调适的机制源自其自由经济，其竞争性与社会淘汰。美国的两党政治是这种社会调适的调节阀。
所以，我认为，正是这种自适能力使美国的主流文化能得以不断地调整自己，修正自己，对付它的内在的结构性的文化矛盾。
注释：
〔1〕转引自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2), p.23.
〔2〕ibid., p.27.
〔3〕ibid., p.24.
〔4〕ibid., p.26.
〔5〕Luther S. Luedtke ed., Making Americ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87), p.77.
〔6〕Peter Brimelow, "Time to Rethink Immigration" National Review, June 22, 1992, p.34.
〔7〕George B. Tindall＆ David E. Shi,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9), p.900.
〔8〕参见Yale College Programs of Study, 1986-1987.
〔9〕参见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87-1988, Official Register of Havard University.
〔1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２页。
〔11〕同上，第９３页。
〔12〕Schlesinge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pp.16-17.
〔13〕参见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美国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14〕Schlesinge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p.18.
〔1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３７页。
〔16〕Richard Lacayo,“Is Anyone Hip？”Time, August 8, 1994, p.51.
〔17〕Brimelow, "Time to Rethink Immigation", National Review, pp.35-36.
〔18〕Yale College Programs of Study, 1986-1987, pp.86-87.
〔19〕Havard University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87-1988.
〔20〕Luedtke ed., Making America, p.73.
〔21〕ibid., p.75.
〔22〕Peter Brimelow, "Time to Rethink Immigation" National Review, p.31.
〔23〕ibid., p.32.
〔24〕Tindall＆ Shi, America, p.656.
〔25〕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26-27,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