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 论
王晓德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输出民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狭义上讲，它是指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对其政体的被动接受，从广义上讲，它是指美国将其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传播给其他国家。美国和拉丁美洲同处一个半球，当美国的扩张触角开始伸向疆域之外时，拉丁美洲便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美国政府要人早就设想拉丁美洲是美国民主传播的“试验地”。美国各个时期的拉美政策侧重点不同，而且也在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因此在这块“试验地”上传播和促进所谓“民主”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政治引力法则。这种观点流行于１９世纪中叶美国完成了大陆领土扩张以后，是早期约翰·昆西·亚当斯关于古巴的“熟果理论”的逻辑延伸，其基本设想是，美国政治制度优越，共和原则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把其落后的近邻吸引到美国的怀抱，而这种引力与自然法则一样是无法抗拒的。政治引力法则适应了美国向外扩张的趋势，成为美国思想界对扩张的一种解释。虽然它明显包含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但反映出了美国试图利用其政治制度的优势，加快其在疆域之外的传播，最终使其邻国仰慕而自然地并进美国的疆土之内。
“文明”传播下的扩张。传播“文明”始终存在于美国对落后国家的外交政策之中，给本来赤裸裸地侵略他国的政策披上了一件“利他”的外衣。其基本设想是，美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大国，它有义务将这种“文明”传播给落后国家，而后者必须受文明国家的统治，以便得到教化，向文明转化。用朱尔斯·本杰明的话来说，“美国应该教会劣等民族文明化，但也必须把它们从专制下解放出来。为此美国在维持国际法时必须向一个腐败的世界秩序提出挑战。”（Jules R. Benjiamin. "The Framework of U.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2, No.21, 1987, p.93.）19世纪末叶，当美国对西半球事务进行肆无忌惮地干涉时，这种观点在美国上层人物中颇为流行，他们认为，拉美国家属于劣等民族，经济发展落后，需要文明国家帮助建立所谓的“民主自由”体制，这一文明使命当然就责无旁贷地落到处于同一地域的美国肩上。西奥多·罗斯福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总统。他认为，一个强国对其统治下的落后地区有强制传播“文明”和宣扬“正义”的责任。他出任总统后对西半球的政策就明显地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６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说，“导致文明纽带全面松弛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进行干涉。”（James W. Giantenbein, ed., The Evolution of Our Latin-American Policy: A Documentary Record, New York, 1950, p.362.）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对西半球事务的干涉达到了美拉关系史上的一个高潮期。其他美国总统身上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这方面的倾向，在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外交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干涉拉美国家的政体形式。拉美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经济不发达，国内政局常常动荡不宁，政体形式更替频繁，这对在拉美地区享有巨大利益的美国构成一种潜在威胁，美国也借此对拉美国家内政进行干涉，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就是要拉美国家接受美国规定好的政体形式。在美拉关系史上，这种干涉从未消失。威尔逊时期，美国曾直接出兵干涉墨西哥、多米尼加的选举，战后美国则更多地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在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美崐国都程度不同地插手，力图使选举按照美国设计好的方向发展，最后组建亲美的民选政府，以利于美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扩张。
干预战后的拉美民主化进程。拉丁美洲民主化是战后拉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变革趋势。在这一进程中，美国是设置了障碍，还是促进了发展，国外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并没有置身于这一进程之外，而是将它纳入美国向拉美地区传播美国价值观的轨道。
输出美国式的民主制和价值观作为美国决策者的一项重要考虑，始终存在于美国对落后国家的政策之中，美国对拉美政策中更是体现出这方面的内容。从意识形态角度讲，美国还是力求在这方面取得成效，完成冥冥之中的上帝赋予美国白人的所谓历史“使命”。但这种考虑根本无法摆脱现实利益的制约，在执行过程中只能成为实现美国战略、经济、政治等利益的一种工具，所以往往收效甚微，出现的结果与美国宣称的目标相悖。
美国学者一向把输出民主视为传统的“理想主义”外交的组成部分，把这种行为与对美国早期外交具有较大影响的杰斐逊联系在一起。杰斐逊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憎恶君主制和暴政，认为民主制的确立是消除这种根源的唯一途径。杰斐逊的政治哲学观可以说是美国向外传播民主的理论基础，也给这一行为的表面留下了深深的“理想”烙印。在主权国家活动的国际舞台上，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任何置身于这一竞争场所的国家，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用“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来形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并不过分。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大国，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美国必然向外扩张，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供给地和投资场所，以免国内生产过剩，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这是美国外交所要达到的一个根本目标。拉美地区一直被美国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自１８２３年门罗宣言发表以来，美国就把实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作为其西半球追求的长远目标。尽管历史的发展并未尽美国领导人之意，但他们还是力图尽最大可能使之成为现实。向拉美地区输出民主就是其中的一种图谋。由于受到这一长远目标的制约，美国输出民主往往采用非民主的方式，枪口下的投票选举，经济和政治压力下的政体变更等等成为对“民主”本身的莫大嘲讽。因此，输出民主并不会给被干涉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
扶植和维护亲美政权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一个服从于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目标，因为“稳定”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扩张，“秩序”可以使美国享有的既得利益得到保障。美国要拉美国家接受美国设计好的政体也包含着这方面的考虑。美国决策者总是认为，美国式的民主代议制或立宪政体能够减少拉美国家政局动荡，消除国内革命或激进变革滋生的土壤，有效地维持美国在西半球的盟主地位。实际上，美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努力时，由于把采取立宪政体从属于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所以支持的对象多是能够维持美国欲要“稳定”的独裁政权。一是亲美独裁政权能够保证美国在拉美地区享有的巨大经济利益不受到侵犯，同时又能为美国继续经济渗透创造更好的条件。二是亲美独裁政府多是倚仗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来维持国内的统治，所以一般对美国政府俯首听命，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可靠代言人。三是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本考虑是防止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渗透，而独裁政权则能保证与美国在这方面通力合作，它们反共反革命的坚定立场很受美国赞赏。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独裁政权的支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长期对独裁政权的支持显然与美国政府宣称的输出民主目标大相径庭，美国也曾试图改变做法，如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卡特的“人权外交”等等，都强调把支持代议制纳入美国输出民主的轨道，但由于受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制约，这些努力收效甚微，甚或事与愿违。其实，无论是输出民主也好，还是支持独裁政权也罢，二者看起来难以求同，但是当我们把视角转到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整体利益时，矛盾也就成为一致，它们只是美国保证其根本利益顺利实现的任意选择。
从文化传播学上讲，各国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能利于相互取长补短，对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通过吸取发达国家文化的精华，更能使本国的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的需要。美国向拉美输出民主并不具有这一内容，它不是彼此互惠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单向行为的文化渗透。美国政府根本不考虑拉美国家的文化传崐统与现实条件，完全以自己的标准划线，在他们看来，拉美国家的民主实现不是本国社会的政治运行和经济发展使然，而必须靠外力的推动，把“民主”恩赐于它们，拉美国家只能成为被动的承受者。实际上，如果一种异质文化的强行侵入不适应拉美国家的环境与需要，甚或侵犯了它们的国家利益，自然会得到当地人或统治者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就是那些慑于美国压力而采取美国规定好的政体国家，也只是流于表面，内部政治结构很难在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彻底变更。因此，当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传统价值观时，这种做法很难得到当地文化的认同，不仅无助于拉美国家向着更完善的政治体制发展，相反则起到了一种严重的阻碍作用。
近些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似乎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处于咄咄逼人之势，对于那些意识形态与美国相异的国家，美国除了采取经济和军事手段外，更加强调文化渗透的作用，这样对外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传统价值观也就成为及早促使这些国家进入西方“自由世界”的主要工具。事实上，当美国给自己的外交行为打上明显的“民主、自由、人权”烙印时，并不会有助于世界矛盾的解决，更不会带来人们长期希冀的太平盛世，相反则会给本来就不安宁的世界局势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对美国在拉美地区输出民主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舞台上，各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所以在选择政治发展道路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即使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国家，由于受到其他条件的制约，采取的政体形式也不尽相同，就是采用了类似政体形式的国家同样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表现出具体法律条文的差别。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固然其他国家提供的借鉴模式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讲还是由本国的条件所决定，是受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因素的限制，而政治制度向着完善过程的发展同样反映出了国内条件的变化，正如何塞·马蒂说的那样，“政体必须在本国土壤上产生发展，一种政体的精神必须基于该国的真正本质之上。”（John D. Martz and Lars Schoults, eds., Latin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American System, 1980, p.109.）因此只要是以国内现实条件为基础，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意愿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政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那些在国内实行暴政的政权来说，其出现固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长期存在必然失去了合理性，最终会被一种适合本国发展的新的政体形式取而代之。如果不顾国情盲目以某一国家的体制为效仿模式，轻者会造成国内各种发展偏向，重者则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不幸和灾难，统治者也将自食其果。由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造成国内混乱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上并不鲜见。
主权国家强调发展的多样性、独立性、自主性已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潮流，只有在经济发展上互惠合作，在政治体制上求同存异，在文化交流上平等往来，才能保证国际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民主原则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得到实现。
○信 息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研讨会综述
金灿荣
（美国研究所）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研究》编辑部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９日联合举行学术研讨会，来自首都２１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新闻界人士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主要围绕如下崐四个议题展开学术交流：联合国在战后历史中的作用及其未来的改革，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和战后秩序的关系，以及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认识等。
关于联合国，有学者通过回顾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联合国组织的最初设想、《大西洋宪章》的提出和联合国的出现等过程，指出由大国保证和平的安排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之间的矛盾一开始就存在，但是最终的现实是国际和平取决于大国关系，战后的世界规则是美国及其盟国确定的，必须承认这是事实。联合国成立时的最初目标是针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等问题的，但是很快出现冷战，联合国成了美苏政治对抗的场所。当前，随着德国、日本经济上的崛起并积极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随着全球化力量推进下各国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联合国面临新的重大问题。另有学者从秘书长职务的性质、权力来源、权力的局限性和在战后历史上的实际作用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联合国秘书长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作用及其限制。并由此指出，冷战后出现联合国加强干预地区冲突（有时甚至是国内冲突）的趋势，该趋势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问题值得重视。他们还指出，过去５０年联合国的工作目标侧重于维护和平，今后应该是和平与发展并重。当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必须注意解决好如下问题：国际干预与尊重主权的关系，大国特殊地位与各国主权平等的矛盾，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联合国与地区组织（如北约、东盟等）的关系。还有学者分析了在联合国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探讨了美国对联合国态度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指出美国对联合国态度的变化取决于后者对美国有用与否，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借重的关系。
总结战后历史，必然涉及一些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有学者指出，应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历史放到全球化进程这个大视野中去看，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大国特殊地位与各国主权平等的矛盾不仅存在于联合国，而且存在于整个国际关系中。不管如何评价，事实上大国霸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我国学者来讲，应该注意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和相关涵义。战后历史证明，主导性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通过制定规则来实现其利益是一种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和趋势。还有人指出，规则不仅影响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而且往往还会影响国家的内部行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国际规则一方面是大国根据自身利益制定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往往又确实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另外，和平是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但是和平可能与主权国家的其他目标（如统一、社会稳定等）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比如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有时不能排除和平以外的手段。一些与会者认为，核武器的问世对战后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巨大破坏力所产生的威慑作用曾有助于防止大国间的冲突。但是，目前核武器和核技术扩散到不遵循威慑规则的中小国家的可能性增大，这是未来国际安全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会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具备均衡价格体系的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稀缺问题的最佳制度，因此，只要物质的稀缺性长期存在，市场机制也将长期发挥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还需要由道德的力量来加以补充。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美国也在决定二战进程和战后秩序安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探讨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是会议的一个话题。有学者分析了美国在战后促使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近期考虑与长远目的，以及该体系在促进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和西方经济复兴方面的作用，指出良好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发展世界经济的重要条件，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由黄金—美元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的过渡是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目前的浮动汇率制虽然利弊参半，但是与世界经济多极化的现实相适应，因而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关于马歇尔计划，有学者从决策过程的分析入手，澄清了几个问题：马歇尔计划起源于何时、出自谁手；是否一开始就排斥苏东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具体考虑；西欧国家之间的冲突对计划的影响。还有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五个方面影响了美国政治，即强化了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趋势；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总统的权力；促使美国放弃奉行多年的孤立主义，制度化地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反共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以及促进了战后社会民主的扩大。观察二战与美国政治的关系要抓住两个角度，一是相互作用的角度，即不仅要看到二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而且要注意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美国外交，进而影响二战进程与战后安排。二是比较的角度，即通过比较崐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战的影响的不同，来考察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背景差异和国内政治的演变。最后，还有学者分析了英美两国在二战中的军事战略的区别，认为从加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角度看，美国的直接战略比英国的间接战略更为可取。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上崛起的意义，尤其侧重讨论了这两个国家朝野对过去战争行为的反省问题。有学者指出，虽然德国（尤其是原西德）对过去的侵略行为的反省做得较好，但是法西斯主义在战后并没有消失。值得注意的是新法西斯主义近年又有抬头的迹象。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未来影响取决于这些因素：民主因素在德国政治文化中的未来发展；能否保持经济繁荣，以及与此相应的公民的政治态度；移民潮，以及
其他外部环境。另有学者指出，与德国相比，日本在对其侵略行为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是冷战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其经济实力在战后有了极大的增长，其政治上的愿望随之加强，它不甘于承认过去的错误和失败；战后清除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势力不彻底；一些政治家有意扭曲战争的性质，误导民众，等等。
与会者认为，通过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５０年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好地把握住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倪 峰
（美国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政治室与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美国政治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在美国所举行。在京１６家研究、新闻、教育、出版单位的３０名专家学者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方大为先生和美国教育中心的卢永威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美国的宪政体制”。
１９９３年《美国研究》季刊第３期刊登了蒋劲松同志《论现时美国宪政危机》一文（以下简称《危机》），对美国的宪政状况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战后尤其是６０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宪政体制中立法与行政部门的对峙，致使联邦政府陷入了无力决断的境地，从而在７０年代引发了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基于这种判断，作者对一部分美国学者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即联邦政府要履行调节社会经济的职责，就必须抛弃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的传统宪政取向，代之以一种民主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同时指出：“议会内阁制可能是一种更好地兼顾民主与效率原则的宪政体制。”与会者以极大兴趣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综合发言内容，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三个要点展开的：
一、美国是否存在宪政危机。
美国所的李道揆、杨达洲先生认为：《危机》一文的确指出了美国宪政中的一些弊端以及它对政府运作的负面影响，但以“危机”一词概之，似乎有些言重。如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待美国的宪政制度，它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这其中有２７条修正案，还有许多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及总统行为的先例，而这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在出现重大事态和引起全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时候，宪政制度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套制度具有很大的弹性，而且较２００年前已有许多不同。以此来看，７０年代以来所出现的问题是其深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的、可化解的问题，还是到了必须对此加以彻底改造的时刻，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而从美国宪政的现实运行来看，总统与国会固然有矛盾，这是两党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但从总体而言，两者之间基本上还是以合作为主。以战后为例，总统与国会多数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政府的运转从总体情况看是正常的。另外，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这套宪政体制对美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０多年来，政局长期稳定，没有出现专制、政变，廉政建设也有了很大改进，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都与其宪政体制分不开。因此，就总体而言，这套三权分立的体制总的来说是符合美国国情、为美国崐人民所接受，并有利于美国继续向前发展的。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赵向阳同志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张敏谦同志则认为：美国宪政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除了受制度因素影响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而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方大为先生对这类问题则看得比较从容，他不无诙谐地谈到：“美国人一般不太相信政府，所以故意创造出这种相互矛盾的框架，使政府不太有机会干预个人的生活。”
二、有关民主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以也是这次会议涉及最多、讨论最热烈的问题。美国所周琪同志认为：民主与效率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对矛盾。一种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不仅取决于像“民主”这样的价值判断因素，而且还取决于效率。价值判断与取向解决的是某种政治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效率主要针对的是某种政治制度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如果当一个政府的效率反复受到破坏，其合法性也将受到影响，矛盾的主次关系就会出现转化。从普遍的研究结果看，民主制能够更加有限度地体现民众的愿望，同时由于民众构成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它的效率不可能是很高，历史上统治效率最高的是君主制。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这两方面侧重的不同，出现了这两种制度的交替，最明显的事例当推古希腊、罗马由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转化。这很能说明民主与效率的矛盾关系。政治学所陈云生同志则认为：就现代社会而言，按民主程序办事已不单单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普遍的信仰，所以从大的方面看，它大大超越了效率的范畴，不能仅以效率标准加以衡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些事关国家大政方针走向以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久议不决可能往往是好事，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使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反映，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共识，避免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方向性错误。美国所金灿荣同志认为：关于宪政效率的争论在美国已不是一个新话题，这方面的讨论已持续了约１００多年。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以及民众对政府要求的不断提高，效率正变得日益突出，已从原来有关政治制度的非价值性判断因素上升为价值判断因素之一。外交学院熊志勇同志和政法大学王旗同志则认为：在探讨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时，对此应该进一步划分层次，在国家决策层次应更多地强调 民主，在行政层次则须更多地注意效率。而北大的王浦劬同志则对美国政治制度中民主、效率等价值概念的定位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他将美国政治制度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宪政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个人自由及保障公民的权利”这种价值取向应当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层次是权力结构，在美国则具体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立法部门应更多地关注民主问题，行政部门则应更强调效率，司法部门应须更加注重社会公正。从这种划分出发，他认为《危机》一文中“宪政危机”的提法是否是对效率的定位过高了。方大为先生则从一个普通美国人的角度谈了对民主与效率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在美国政治体制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美国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民主本身就意味着行动不可能很整齐。美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是将它看得比较神圣，与上帝有关，人民的权利来自上帝，任何人不可剥夺，美国老百姓参与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越来越大的自由，不断扩大和保障所有美国人平等的机会，总之民主就是其自身的目的。金灿荣、周琪等同志还对效率问题从不同社会的角度作了进一步探讨。他们认为不同的社会对效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国家力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往往对政府的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其特点是强社会、弱国家，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因此对政府效率的总体要求也要小。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这个国家在内政上可以自治，无需总统。”
三、美国有无可能走向议会内阁制。
大多与会者认为，西方国家无论是实行总统制、议会内阁制还是半总统制，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具体的社会状况、历史、政治文化传统、政党制度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以“民主兼顾效率”的标准判断其孰优孰劣。例如，议会内阁制在英国非常成功，但它却导致了法国第四共和时期长期的政治动荡，这才有了戴高乐第五共和的半总统制。李道揆先生和周琪还从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分析指出，目前三权分立的体制并无向议会内阁制转变的现实可能性。美国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处于社会中层，并不具备类似英国那种两党制的社会基础，即较为明显的阶级分化，共和、民主两党的政策基本上是向中间靠拢，以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两党间的政策界限模糊，因而不可能形成至少两个强大的、旗帜鲜明崐、权力集中并对其成员有约束力的政党。因此，如果实行议政合一的议会内阁制，该体制中最重要的制衡因素——反对党的作用将无从谈起。另外从美国个人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很难形成纪律严明，对成员有较强约束力的政党。政治学所刘军宁也认为，从历史上看，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所实行的总统制本身，就是对议会内阁制的变革，总统与内阁总理相比有了更大的行政权力，从而加强了政府的效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并不是效率问题的症结。
除了上述讨论之外，与会者还就有关美国政治的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外美国政治的研究状况以及当前国内美国政治的研究应着力关注哪些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交流。金灿荣同志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认为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对各种政治制度的批判精神的背后，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动机，即希望设计出一套最为完美的政治制度，当然这也是人类的普遍愿望。但现实往往告诉人们“最好的可能性”往往具有不现实性，如果将其生拉硬套则很可能带来很糟糕的结果。例如，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就在其著名的《理想国》中以精妙的逻辑为人类社会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模式，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依然是精妙绝伦的，但即使是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尚不具备加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我们在研究、探讨中是否应当抱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将立足点着眼于“最可能的好”，这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以及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对于像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领域是否应当提倡一种“次好”观点，以不断地实现“最可能的好”去接近完美。刘军宁也认为，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我们不应当仅了解其中有关的“形”，而且还要通过对活生生的政治制度的研究去把握其“神”。政治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以制造新的问题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应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赵 梅
（美国研究所）
由本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化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美国当代文化思潮：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９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外国文学所、社会学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术、研究单位的４０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他们就美国当前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所受到的各种挑战及其回应等问题交流了观点和看法。
关于“主流文化”的定义，这是与会者讨论较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宗教、种族有很大关系。美国的主流文化主要是指WASP的文化，即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文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这种文化已逐渐形成体系。而非白人文化，即黑人、印地安人、亚裔、西班牙裔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被称为非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主流文化不断地吸收着非主流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主流文化的历史渊源为欧洲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进步思潮，文化内核为古典自由主义和美国式个人主义，基本特点是强调奋斗精神；坚持基本的一致性，容忍差异；坚持有控制的变，坚持渐进性、有序性；强调自由、民主与法制。１８０７－１９３３年，主流文化主导着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政以后，主流文化的地位开始下降，但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另有学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都应包涵如下几个因素：（１）政治上的主流文化，即执政党所代表的文化；（２）社会文化，包括价值观、社会问题、异常行为等；（３）宗教文化；（４）性别文化，它可分为男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文化及男女平权主义文化；（５）经济文化。主流文化应是这些文化集合物。也有学者认为，主流文化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其主要原则是每一个美国公民，不管来自何处，都有发挥自己能力的平等机会。还有人认为，美国主流文化是在美国社会中得到占主导地位阶层认同的、反映社会本质与价值内涵的文化体系。
讨论中，与会者们谈到了目前美国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人曾为此而陶醉。然而，时隔不久，美国国内犯罪率上升、教育水平下降、种族矛盾突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观念受到挑战。１８７法案的出现，以及由《钟形曲线》(Richard J. Herrnstein ＆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1994)一书出版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种族问题的大争论，表明了一些美国人对政府所实行的移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满。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到詹姆斯·库尔斯的“真正的冲突”(James Kurth, "The Real Clash,"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37 Fall, 1994)，反映出美国知识界从胜利的欣喜若狂转化为面对多种挑战、深感前途渺茫的忧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是他对国内问题的忧虑投射到国际范围内。詹姆斯·库尔斯则认为，不同文明的真正冲突并非存在于西方文明同一种或多种非西方文明之间，它将发生在西方和后西方之间(post-west)，也就是西方内部。
会上，有学者提出，美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与自由主义的困境有关。自由主义在观念上存在两大困境：即观念上个人选择高于任何特定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而现实中自由主义与由它产生的反自由主义相矛盾。
关于“大熔炉”理论，有的学者认为，以前人们把美国说成是民族“大熔炉”，现在则用“马赛克”来说明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事实上，爱默生所言的“大熔炉”在美国两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它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而已。黑人虽然也说英语，也信仰白人的宗教，但他们仍然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并没有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
在对冲突程度的认识上，与会者意见各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大熔炉”已到了极限，“安全阀”已经失去。据估计，到２０５０年美国白人将会变成少数，如果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达不到外来文化进来的速度，美国文化中的主导中心将会塌陷，从而出现一个多文化中心的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事实上，在美国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虽然美国的主流文化是WASP文化，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文化的主要表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断发展的。美国主流文化有可能消解、容纳、融合、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而形成具有新的含义和品格的主流文化。美国人忧患意识强、“自燃点”低。美国社会有自我更新、调节的能力。目前国内所出现的危机不会影响美国的体制。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美国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只要美国社会保持其开放性，它就能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知识与文化的精英，而使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目前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回潮，说明美国社会又处在自我调试的过程中。这种自我调试的机制源自于其自由经济。而两党制是调试的调节阀。
讨论中，有学者建议，我们在做美国文化问题的研究时，要避免绝对化。例如，黑人领袖的观点往往与普通黑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一个主流社会的成员，有可能
接受非主流文化；而非主流社会的成员，有可能接受主流文化。同时，应把冲突放在全球的背景上看。裂变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印度、日本、俄罗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先生在会上谈到了全球化问题。他认为，人类从一元到分散，经历了４４０万年。现在开始合拢，这中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但这是最后的冲突。亨廷顿把“文明”与“文化”混用，未加定义，其实也定义不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可能有整合，也可能有分裂；既可能有秩序，也可能有混乱。
《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 资中筠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第１版。除“前言”、“绪论”、“大事年表”、“索引”外，计１２章、正文９６９页，分上、下两册。全书共８８．８万字。
该书主编资中筠现为中这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主编。在这部取材广泛、立论鲜明、规模宏大的巨著中，作者系统审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发展史。本书“主要着眼于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前言”），但并非就事论事，而着力于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过程及其争议、其他有关国家的反应等环节，努力“提供一些超过常识范围的资料和深层次的背景，使读者对重大事件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为此全书主要按编年系统撰写１９４５－１９８８年即自哈里·杜鲁门到罗纳德·里根任总统期间的美国外交史。该书认为，“由于美国战后的特殊地位，所谓‘战后美国外交史’实际也就是一部‘冷战史’，因为美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主线就是对抗苏联”（第３页）。战后美国外交有与以往大国角逐不同的特点，即军事与外交紧密结合，美国将其“安全”边界划到远离本土之外，采取军事集团、条约组织等“借力”形成包围对手的网络，意识形态占有重要地位、“对外文化宣传成为美国外交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作用不亚于军事、经济。”关于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攻守之势的消长，作者指出，从“杜鲁门主义”到“约翰逊主义”，以干涉和扩张为基调，“到越战为顶峰”，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是承认美国力不从心，在大致不危及西方安全和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实行全球性的退却”（第６０３页），进而“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以‘缓和’东西方关系和收缩美国海外力量为特点的新时期”（第６１０页）；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自６０年代中期后在东西方意识形态角逐中日益占上风。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在对外文化宣传方面一直呈进取姿态，不但不随着越战后的收缩方针而有所收敛，相反，其重要性更加突出”（第１１页）。８０年代之后特别是到９０年代，就全世界而言，反美情绪逐渐下降，美国的思想影响在越战之后特别是８０年代急剧上升。由这两大线索来全面衡量，资中筠认为，“很难说美国在全世界影响是上升还是下降”（第１２页）。除主编者，参加本书撰写者还有张也白、金君晖、霍世亮、时殷弘、牛军等。本书系世界知识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战后大国外交史”套书之一。
《美国文化批评集：哈佛读书札记（一）》 赵一凡著。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版。小３２Ｋ本。除“前记”、“附录：读《围城》心得两篇”外，正文２４３页。全书共１３．１万字。
这是一本由１２篇“哈佛读书札记”组成的关于美国文化及其新近研究动态的评论文集。作者赵一凡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这些原本刊发于《读书》杂志的“文化批评”，风格独具，甚得好评。对丹尼尔·贝尔、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埃德蒙·威尔逊、派瑞·米勒、屈瑞林等美国当代学人及其思想均作了专门评说。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作者情有独钟。“这个集子以相当篇幅评点了阿道诺、马尔库塞、米尔斯与新历史主义学派的学术理论，理由便是要借其一脉因袭的犀利与凝重，帮助中国读者客观而沉稳地透视美国文明，了解并预见现代化的利弊得失及其身后之路”（“前记”）。白璧微瑕之处仍有，如把哈佛学院创建的时间印成“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第２４页）、说F.D.罗斯福“１９３２年上台后赶制７０项改革法案”（第７９页），又如称“１８３４年，反对派三巨头（……）正式结盟，组成‘辉格党’，……任务是推翻‘行政官篡权’的杰克逊皇帝。杰克逊也随即成立‘民主党’，以示代表人民的意志”（第５４页）等，殊不知，在时间表述上均不甚确靠。本书系《读书文丛》之一。
《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 王旭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１版。除“序”（丁则民）、“前言”、“附录”外，正文分４大部分、２０章、计２６９页。全书共２３．５万字。
本书作者王旭现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是我国最早专门从事美国城市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本书从西海岸城市的兴起与西部开发的关系入手，着重考察和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西海岸城市的巨大转变，“对西海岸城市化的进程及主要特征勾划一个基本轮廓，在此基础上，争取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前言”）。作者把西海岸城市自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历史分为开发时期、完善时期和转折时期三大阶段。按照王旭的解释，西部开发进程是以城市化为先导和主要依托的，而西海岸大城市作为其关键的一环在确立主导地位后即“一直是地区经济的主干和枢纽”。追本溯源，“在整个西部，西海岸城市经济先行一步，以其为中心初步形成地区经济关系，奠定了进一崐步发展的基础”（第１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分散性、横向发展为特征的郊区化开始成为一个规律性现象，城市功能亦趋于完善。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紧密结合成为西海岸城市经济的主要特点，而以郊区的横向扩展为主的大都市化成为西海岸城市化的典型特征，“大都市化作为二战以来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第１４９页）。本书的主要结论之一是，“美国‘阳光带’的崛起，重在西部，在西部区域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大城市。而这些恰恰都在西海岸城市中有集中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海岸是认识美国当前区域经济结构变化的一把钥匙”（第１６８－１６９页）。本书第一部分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美国西部城市与西部开发》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功力深厚；第三部分作为本书的重头戏亦运笔有神，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不过，第四部分即关于洛杉矶、圣迭戈、旧金山、西雅图这四大西海岸都市的章节，相形逊色，流于平平。书中亦未免印刷讹误（如“序”把美国“建国”年份印作“１８７３年”等）。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７５－１８６０）》 张友伦主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第１版。除“编者说明”、“引言”、“附录”外，正文１２章、３９７页。全书共３３．６万字。
本书系杨生茂、刘绪贻教授主编的多卷本《美国通史丛书》之一。除主编外，参加编写者还有陆镜生、李青、黄柯可、李剑鸣等。本书主要叙述自北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历史。在这期间，美国开始了从殖民地到独立民族国家、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两大转变。尽管存在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但总的说来，美国人民筚路蓝缕，在半个多世纪内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共和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引言”）。大体言之，本书似乎铺陈有余，然凝炼不足。
《陈纳德将军传》 武育文、单富粮、刘焯著。沈阳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３月第１版。除“陈香梅序”、“白小琳序”、“后记”、“附：陈纳德年表”外，正文共１８章、４１６页。全书计２９．６万字。
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将军陈纳德的一生，重点是反法西斯战争岁月中陈纳德的传奇式经历以及“飞虎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非凡业绩。 （英堂供稿）
Judy Shelton, Money Meltdown: Restoring Order to the Global Currency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现行的浮动汇率体系还能否为日趋复杂的全球经济提供润滑作用，这是目前美国和西方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问题。本书作者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她的回答是否定的。书中对全球货币市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美元的持续跌落恰是一个最新的例证，说明现行的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对世界经济有阻碍作用的不完善体系。指出，浮动汇率机制对那些实行不计后果的赤字支出的政府没有多少约束力。而且，它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抑制了公司的海外投资。汇率的急剧波动只对那些金融投机家有利，而世界上真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则是直接受害者。作者认为，应摒弃浮动汇率制，重新回到金本位制上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政府采取更具财政责任的行为，从而稳定汇率，降低资本成本，刺激公司的海外投资，开创一个全球增长的新局面。本书的观点在美国经济界引起了不同反响。持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首先，世界黄金供应的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支撑活跃的世界经济所需的水平。其次，金本位制将会使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的能力受到限制。其三，如果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其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Owen A.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Wayne: WayneStateUniversity Press, 1993.
本书是一部探讨启蒙时期（１７０６－１８２６年）中美文化关系的著作。作者认为，早在１８世纪中叶之前，美国就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兴趣。１７８５年之后，费城等地就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章杂志报道。１８世纪末期在伦敦或巴黎流传的与中国有关的资讯，也都以某种形式在美国出现。这同以往的结论全然不同。作者指出，１８世纪末期中美双方初试交流时，因文化上的崐歧异和缺乏相互了解而出现了一些冲突。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而中国对美国却十分冷淡，甚至厌恶。所以，双方的早期交流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交流。１８２６年以前，美国出版了至少２５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其内容涵盖了广泛的层面，表达的见解也各不相同。其中富兰克林所著《孔子的道德》(The Moral of Confucius)一书，在１８世纪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作者认为，１８世纪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没有一位可以同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莱布尼兹相提并论。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一般而言是肯定的。特别是对中国的道德、政府及农业。潘恩、杰斐逊、富兰克林等对中国文化非常推崇。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和欧洲启蒙时期哲学非常相似的东西。作者的最后结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兴趣是持久的、深远的，并因此在美国出现了许多令人尊敬的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著作。
Stephen P. Depoe,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4.
小施莱辛格虽没有博士头衔，但他著述了大量的有关美国历史的著作，特别是从安德鲁·杰克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乃至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传记和评述，这使他成为当代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同时，他也是学术界一位独一无二的广泛涉足政坛的学者。他曾担任阿德莱·史蒂文森和肯尼迪总统的讲话撰稿人，并曾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白宫顾问。本书作者指出，在施莱辛格的几乎所有政论书籍和其他作品中，他始终为自由主义作辩护。虽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自由主义在美国曾几经起落，且在当今社会已不受欢迎，但施莱辛格却始终如一。本书透过施莱辛格的作品，对其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不幸的是，书中对施莱辛格的外交政策思想却没有涉及。
Frederick W. Marks III, Power and Peace: The Diplomacy of John Foster Duller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究竟谁是５０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这是一个美国史学界一直颇有争议的问题。作者认为是国务卿杜勒斯而不是总统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作为“美国政策建筑师”的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作者指出，杜勒斯是美苏缓和的真正缔造者；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也是杜勒斯所确立的外交政策思想的自然延伸。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作者同以往的研究结论也截然不同。他批评那些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政策制定者的人是“修正主义者”，认为赫尔曼·芬那的《杜勒斯与苏伊士运河冲弧Dulles Over Suez)一书的观点是错误的。书中还透露，１９５３年夏天，杜勒斯曾计划在朝鲜战场上利用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攻势，以打垮中国军队；他反对１９５３年７月的停战协定。在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冲突中，他主张支持英法的立场。美国史学界对这部新作所持的态度大相径庭。一些评论家认为，作者没有提供足够新鲜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朝鲜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冲突的最终结果，已有力说明了是谁在制定和掌管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
Nicholas R. Lardy,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本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论述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及其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认为在相同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比日本、台湾、韩国等都紧密得多。在许多方面，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也比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更大。第二部分论述了中美经济关系，着重探讨了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作者指出，尽管中国在人权、核不扩散等问题上没有完全依照国际标准行事，但美国仍应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战略伙伴对待，通过双边谈判，而不是单方面制裁来解决问题。作者认为，美国现行的出口战略是有缺陷的，国家对进出口银行投入的资金比日本和欧洲这些竞争对手少得多。克林顿的推进出口计划中，也未包含明确的对华策略。不仅如此，由于外交制裁，低水平的政府出口基金，以及管理方面的问题，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正大规模地失去出口市场。仅１９８９年１年，美国就丧失了价值５０亿到１００亿美元的对华工业产品出口。作者认为美国必须调整它的出口战略，特别是对华经济政策，使之更切实际。 （高英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