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陶文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抗战期间的中国对外关系中，中美关系占有显要地位：从总体上说，美国是援助中国最多的国家，美国是太平洋战争中中国的主要盟国，战争末期及战后美国在中国内政中介入之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战时形成的中美特殊关系，对于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影响至为巨大。本文不可能具体叙述战时中美关系的许多细节，只就三个最重要的问题谈些看法。
一、抗战前期美国政策向制日援华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大国。１９世纪末它提出在华“门户开放”政策，就表明它不能容忍大国在华划分排除美国利益的势力范围。２０世纪头２０年，日本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一次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忙于战事的“天赐良机”，大大扩张在华势力，但美国终于通过华盛顿会议，联合欧洲列强，遏止住了日本的这种扩张势头。日本不甘心在列强“共管中国”中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而一心要独霸中国，遂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动摇了东亚的华盛顿体系；数年后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美国是东亚华盛顿体系和《九国公约》的倡导者，其在华利益又受到日本的侵犯，但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美国的态度却是很软弱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
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递交备忘录，通报卢沟桥事变真相，谴责日本“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指出，“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之后果”。〔１〕事有凑巧，美国国务卿赫尔
(Cordell Hull)在与罗斯福总统商量后于同日发表声明，大谈信守国际协议、维护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贸易机会均等等国际关系准则，声明中稍有份量的话无非是：“正在进行的或即将发生的敌对军事行动的任何形势都是使或者可能使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美国“将根据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减来增减军队”。〔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声明没有片言只字谴责侵略，尤其是没有指名道姓地谴责侵略者，所以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在内的６０个国家立即表示赞同声明的原则。
７月１６日声明是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此后在国联会议上（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它在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派有代表）、在《九国公约》会议上美国都抱定这一立场，而不愿前进一步。甚至当１２月１２日日军在进攻南京时炸沉了停泊在南京以西长江中的美国炮舰“帕奈号”时，美国国会和公众的反应总的说来也是相当温和的，日本政府以赔礼道歉并赔偿２２０万美元了事。美国的这种消极妥协的立场有种种原因：
第一、美国国内严重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派兵远征欧洲，打破了这种传统。但战争结束后，威尔逊(Woodrow Wilson)宣扬的理想主义破灭了，美国又未能在凡尔赛会议上捞到实惠，于是不参与美洲以外事务的孤立主义思想重又泛滥。１９３４年的一本名叫《死亡商人》的畅销书写道，牟取暴利的军火制造商是美国经济政治制度中的活跃成分，他们在一次大战期间破坏了美国的中立。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６年，由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领导的一个参院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以判定军火制造商和银行家是否曾进行游说活动，促使威尔逊作出参战决定。〔３〕罗斯福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５日在芝加哥发表的所谓“检疫隔离”演说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崐抨击，他们指责说，罗斯福所寻求的和平恰恰意味着战争，他把世界划分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强盗”国家，这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他“为美国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向战争的道路”。〔４〕在孤立主义笼罩全国的气氛之下，在国会和舆论的牵制之下，美国政府也就很难采取别的立场了。
第二、虽然经过数年“新政”，美国经济大衰退的局面已经基本扭转，但美国经济仍然处在复苏的阶段,对外贸易是刺激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而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在美国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１９３２、19３４、19３７年分别为８．４％，９．９％，８．６％。〔５〕美国不愿得罪日本以危及美国对日出口贸易。
第三、当时国际上弥漫着对法西斯主义的绥靖情绪。１９３７年５月张伯伦就任英国首相，英、法的绥靖思潮更加发展。张伯伦认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遭受日本的武力攻击，在初期我们无论如何是无法进行防卫的。”为此英国政府认定，避免在远东的敌对行动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６〕在９、１０月间讨论中日争端的国联会议上，在１１月的九国公约会议上，英、法代表互相观望，态度暧昧，不敢仗义执言。在１１月的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张伯伦明白地表示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到这个会议上去谈什么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７〕英、法、美等国的态度互相影响，谁也不愿出头来制止侵略，伸张正义。
第四、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气势汹汹，妄图速战速决，“用两个月时间结束战争”。〔8〕中国还没有改变一个世纪来不断挨打的积弱形象，“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又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领导集团抗战一开始也没有下定抵抗的决心，他们的策略是“以战求和”，“以战促和”，即通过抵抗使日本坐回到谈判桌旁，抵抗是迫不得已之举；国际上对中国抗战也就大多抱观望态度，对中国能否坚持抗战普遍缺乏信心。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不出二三个月就要失败。中国方面在淞沪大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鏖战３个月，损失惨重，空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且南京也接着陷落，其时外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能够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但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浴血奋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坚韧不拔地坚持了下来，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图谋，使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淖中，欲进不能，欲退不甘。１９３８年３月俄罗斯的特别情报员卡尔逊(Evans F. Carlson)报告说，中国军队正迅速得到改善。他们正在进行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中国只要能得到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就能继续抵抗。〔９〕５月美国使馆武官处的报告也指出，“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成功地遏制住了日本人”，日本人战线过长，“不能发起一个足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而中国以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日本的进攻。”〔１０〕于是，国际上逐渐对中国刮目相看，一些有识之士遂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
在“帕奈号”事件之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日本人的动机是企图消灭“西方在中国人中间的一切影响”，美国的政策越是软弱，就越可能招致更多的麻烦，“如果我们要得到尊重，我们就必须准备战斗”。他进而认为，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国民政府可能会同日本妥协，或者迁就苏联的要求，而苏联已经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和装备。〔１１〕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Harry E. Yarnell)从战争开始以来不断向海军部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警告说，中国的命运、菲律宾以及整个亚洲未来的经济机会是同一个问题。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以及对太平洋的控制权，“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他进而指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挫败日本图谋的唯一办法是援助中国的抵抗，只是由于中国的抵抗挡住了日本军团，日军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１２〕亚内尔的报告引起军方重视。海军作战部长李海(William Leahy)上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把亚内尔的一些报告在国务院、陆军部和白宫的班子中传阅，甚至把有的报告直接呈送总统。
及至１９３８年年中，美国政府中主张援华制日的呼声更趋强烈。远东司官员范崐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７月２３日备忘录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他指出，“除非中国的主权得到维护，美国的利益和权利便不能得到维护；除非日本军国主义被打败，中国的主权就不能被维护。从长远来说，我们在远东的卷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日本控制中国，它将向南方扩张，从而与美、英等国引起冲突。因此，除非日本在中国被击败，美国在远东的卷入是不可避免的，积极的对华援助反倒比袖手旁观更少卷入的可能。〔１３〕稍后，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１０月１７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德、意、日法西斯欲壑难填，它们“在世界一地得逞，随之必定是在别处侵略的发生”，“美国必须从最近七年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而不能重犯英、法短视的错误”，“在我们还能用和平手段去做的时候就遏制侵略者吧”，“只要承担略高于一艘战舰的价值的风险，我们就能带给中国人持续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而“有什么样的和平力量能比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更为伟大呢？”〔１４〕
由于美国决策者相信中国能够打一场持久的战争，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现在和将来在东亚的利益休戚相关，美国政府才逐渐迈开了制日援华的步伐。制日的第一个行动是１９３８年６月的“道义禁运”，即国务院劝告美国１４８家制造、出口飞机和飞机部件的厂家不要把飞机和航空设备售给日本，以抗议日本对和平居民进行的狂轰滥炸。援华的第一个行动是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宣布、１９３９年２月达成的桐油借款，美国向中国提供２５００万美元贷款，中国以桐油偿还。此后，美国常常在中国抗战遇到严重情况的危急时刻宣布新的措施：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４日，英国在天津租界问题上对日妥协，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两天后，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在日本扶植的汪伪傀儡政权在南京出笼前夕，美国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７日宣布了华锡借款的消息；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７日，英国宣布关闭滇缅路３个月，一星期后，美国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９月２５日，日本进兵印度支那后两天，美国发布了对华钨砂借款的消息，同时对日本彻底禁运废钢铁等；罗斯福还赶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发表的当天（１１月３０日）发表大规模财政援华声明。
必须指出，美国政策朝着制日援华的方向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有反复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１９４１年持续半年多的日美谈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日美谅解备忘录》是一份迫使中国投降日本的方案，是“远东慕尼黑”阴谋。〔１５〕诚然，美国曾经考虑过以牺牲中国抗战的利益对日本妥协，这包括：有条件地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美国劝蒋汪合流等。但必须看到，美日谈判与慕尼黑事件有两个根本的区别。第一、慕尼黑事件是英、法通过牺牲小国以求自保，是在法西斯威胁下苟且偷安的绥靖行为，美日谈判则不同。美国参加谈判不是为了避免与日本的战争，而是为了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推迟美日战争的爆发，以赢得更多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早在１９４０年９月日、德、意缔结同盟条约时，罗斯福即召集国务卿与军方首脑会商，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方针。会议的一致看法是：三国同盟是针对美国的枪，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欧洲，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德国，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即在大西洋对德国的侵略采取攻势，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在太平洋对日本采取守势，并力图通过谈判推迟同日本的冲突，以便为两洋作战进行更充分的准备。〔１６〕美日谈判就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罗斯福在１９４０年７月１日给内政部长伊克斯(Harold L. Ickes)的信中说：“为了控制大西洋，我们急需太平洋上的和平。我们的海军不够用，太平洋上出现的任何微小的偶然事件都意味着减少我们在大西洋上的军舰数量”。〔１７〕一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罗斯福与赫尔都不再怀疑，美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陆军参谋 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Harold R. Stark)都感到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希望“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１８〕可见美国与日本谈判不是为了绥靖日本，而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
第二，在慕尼黑事件前后，英、法等一味对德国妥协退让，听任德国法西斯吞并崐奥地利、占领捷克；而在美日谈判中，美、日两国都是说管说，做管做：日本没有因谈判减缓其侵略步伐，美国的制日援华政策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正是在谈判期间，美国于７月２６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实际上断绝了对日贸易；接着又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也正是在谈判期间，罗斯福于４月签署命令，同意美国军人辞职加入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志愿航空队，〔１９〕５月，宣布“中国有资格得到租借援助”；７月派以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少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来华，考察与租借援助有关的种种问题。对美国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应当如实地把美日谈判与慕尼黑事件区别开来。
二、特殊关系的形成
以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似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这个政权就与美国政府建立了特殊关系。其实不然。国民政府领导集团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组成的，就其对外国的态度而言，有亲美的、亲英的、亲日的、亲苏的，蒋介石利用这些派别，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或者在一个时候、某一问题上重用某一派别，在另一时候，另一问题上重用另一派别，很难说某一派别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特殊关系是在抗日战争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立起来的。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虽竭力争取德国中立，而且在头半年之中德国也这样做了，但德、日同属法西斯国家，因此当时中德关系完全是一种策略性的、权宜性的关系。法国在欧洲面临德国法西斯直接威胁，自顾不暇，甚至连印支的利益也难于保全，更谈不上在中国采取一种积极的政策。苏联是抗战初期唯一积极援助中国的国家。但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奉行反苏外交，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后来国民政府虽修复了对苏关系，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都使国民政府对苏联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蒋介石甚至认为：“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２０〕英国是在中国和亚洲有巨大利益的国家，但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屡屡打头侵略中国，攫取大量特权；而且英国政府不思改弦更张，毫不掩饰其殖民主义立场；英国政府当时还在欧洲实行绥靖法西斯的政策，因此英国也是靠不住的。国民政府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还是美国最可靠。经过抗战头一年的种种观察、试探、实践和分析，国民政府大体在１９３８年年中明确确立了以美为主的外交方针。蒋介石在６月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２１〕
国民政府随之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９月，召回了不大受欢迎的王正廷，而派在美国颇得人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在从事外交公务同时，走遍美国，积极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发表演讲，控诉侵华日军暴行，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舆论同情。１９４０年６月宋子文又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派驻美国，以便直接与白宫及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国民政府还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示对美国的依赖及追随美国的意愿。１９４１年２月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时，蒋介石与其作多次谈话，累计时间达２７小时，蒋介石一再向其表示：“远东和平，除交战国双方愿出席以美国为主席之和平会议外，绝无实现之可能”，“予信罗斯福总统今日所考虑者，不独为美国当前与未来问题，亦为全世界当前及战争结束后之百年大计。环顾世界，可能肩负此收拾大战残局之大任者，实唯罗斯福总统一人而已。届时，予愿贡献微能，为其助手”，“中美两国战时之合作实为两国战后更密切合作之初步。”〔２２〕这些表态无异于告诉美国，在战时和战后，中国都将遵奉美国的领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盟国，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既是中方的愿望，也是美方的利益所在。国务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概括说：“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２３〕
第一个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在二次大战中，美国的总战略一直是“欧洲第一，大西洋第一”，美国一直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对德作战，在东方战线上，中国坚持抗战的意义丝毫没有因美、英参战而有所减弱。美国决策者当时意识到的起码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整个战争中，中国战场一直牵制了大量日军，从而大大减轻了对美、英的军事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６２个师团中的３６个、５８个独立混成旅团中的４２个都被牵制在中国，在南方作战的只是１０个师团和３个混成旅团。〔２４〕正如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对其儿子所说的：“没有中国，如果中国不行了，有多少师团的日军可以腾出手来呢？他们去做什么？拿下澳大利亚，拿下印度，简直就像拾熟果子一样唾手可得，然后直奔中东……。”〔２５〕丘吉尔在１９４２年４月也曾估计，如果中国垮台，至少有１５至２０个师团日军可以腾出手来，到那时，对印度的大举进攻就真可能了。他认为，如果日军在西印度洋占据统治地位，石油供应就会被切断，盟国在中东的地位就将崩溃。〔２６〕
第二，在１９４３年秋美国成功地在太平洋上变逐岛作战为越岛作战，从而改变战胜日本的总战略之前，中国是美国战略构想中最后进攻日本的基地；〔２７〕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都是美军对日本进行轰炸的基地。
第三，中国的抵抗对于鼓励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至关重要。战争爆发前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渴望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日本利用这种民族情绪标榜自己是“东亚的解放者”，伪称他们进行战争“在于针对英、美、法、苏的侵略，解放东亚，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２８〕一些亚洲国家民族主义领袖在这种欺骗宣传影响下，一度曾与日军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抗战尤为重要，美军联合情报委员会１９４４年８月４日的报告写道：“亚洲人抵抗其他亚洲人的侵略具有至为巨大的政治和心理意义。”〔２９〕
关于第二个目标，要从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格局的构想谈起。这主要是：消灭老的殖民帝国，建立新的大国体制。
罗斯福预见到，经过翻天覆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荷的老殖民帝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反法西斯战争必定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赶走德、意、日法西斯后不可能再重新接受殖民统治，英、法、荷应以美国处理菲律宾的方式对待各自的殖民地。〔３０〕这种主张客观上符合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意愿，符合时代的潮流，而当着英、法、荷从先前殖民地撤退时，美国又可以并准备向那些国家和地区扩展势力，填补政治“真空”。
罗斯福还设想，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在战后仍将继续下去，为维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后将建立一个单一的国际组织，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应当在其中起支配作用，这是大国合作的主要场所。
大国之间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战争期间，英国和苏联都不反对战后大国合作，不反对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但英国对美国消灭老殖民帝国的主张十分反感。丘吉尔和其他英国决策者毫不隐讳他们的观点：“我们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３１〕
苏联主要考虑势力范围的问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当艾登为使英俄同盟正常化及检讨军事形势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要求英国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战前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并入苏联。〔３２〕苏联也打算沿它的东部边界筑起一道防波堤，除了它早已坚持认为是自己势力范围的外蒙古外，这道防波堤还应筑在中国新疆和东北。总之，各大国都是企图保持、扩张自己的势力，而不愿看到自己被削弱。
如同战时需要盟国一样，美国为了实现它关于战后世界的总构想也需要盟国，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蒋介石在战时多次表示，不论战时和战后都接受美国之领导，罗斯福确信，蒋介石将支持他的构想。中国与英国虽然也是盟国，但在印度问题、缅甸战役、新约谈判、５０００万英镑借款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暴露出许多分歧，两国关系从没有像中崐美关系那么好；中国与苏联之间有新疆问题作梗，且蒋介石对苏联对华意图抱有“严重怀疑”，认为斯大林“要使中国共产主义化并且可能要完全征服中国的一部分并将其并入苏联”。〔３３〕罗斯福毫不怀疑在美国可能就亚太问题与苏、英发生政治纠葛时中国将支持美国，中国还将对付可能东山再起的日本，并帮助美国对那些同其宗主国分离的殖民地和托管地建立起国际托管制度，为在这里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和平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３４〕总之，中美两国互有需要，特殊关系的建立也就势在必然了。
既是这样，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政府确实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主要由于罗斯福的主张，在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的《联合国家宣言》中，中国得以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领衔签署，４月，罗斯福在对全国的广播演说中回顾战争形势时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３５〕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主要由于美国的坚持，中国在没有参加三大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情况下得以列名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该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３６〕
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开罗会议上，中国的大国地位再次得到罗斯福的支持，美国并赞同在《开罗宣言》中写进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战后归还中国这一重要内容。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０日中国代表参加了大国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１９４５年４至６月，又与美、英、苏三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这些活动中，中国代表又都得到美国代表的支持，中国政府也指示其代表团，在美、英、苏三国意见不一时，“重视美方意见”。〔３７〕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盟国，坚持抵抗的时间最长，付出了这样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战争作出了这样伟大贡献，取得大国地位是理所当然的。这与罗斯福出于他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坚持把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是不同的两个问题。
三、战争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这个政策承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它是个一党专政的政府，应当实行民主政策，克服和避免法西斯倾向；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应当消除分歧，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一支抗日力量，它有理由存在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政策符合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利益。
根据这一政策，美国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中共，因为中国的内部分裂必定削弱对日本的抵抗。皖南事变一个月后，居里来中国访问，便带来罗斯福的口信：“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３８〕这是在抗战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问题的第一次明确表态，而且罗斯福毫不讳言，中共“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这也是非寻常的。１９４３年年中，蒋介石企图再次发动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又形紧张。８月１９日，美国国务院老资格的政治顾问亨贝克(Stanley Hornbeck)在与宋子文的一次长谈中提醒宋皖南事变后他们的一次谈话，并称，国务院现在的态度与那时一样，中国应当避免内战。史迪威则建议在陕北围困中共军队的胡宗南部和被围的中共军队都调到抗日前线去。〔３９〕美国方面这些主张有的国民党不得不听取，有的则遭到拒绝，但这对维护战时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归是一个积极因素。
根据这一政策，美国政府一再表示，国民政府应当实行民主政策。居里是经济学家，他第一次访华，与蒋介石谈的主要是关于经济、财政、金融的问题，但他也几次问到，“贵国实现民主政治目前之成效如何”，并称：“经济、政治与社会之政策，在钧座初期观念中，或以为不及军事之重要，今若确认其有同等必要性，则一具决心，必能见计划之贯彻矣”。〔４０〕既是规劝，又是希望，话语婉转，意思则很明确。居里在离渝前的一次公开讲演中又说：“中国应崐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４１〕美国外交人员在与国民党政要的谈话中更多次表示了这种意向，如代办艾切森（George Atcheson)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２日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的谈话中就对“法西斯倾向的显著加强和民主政治的相应削弱”提出批评。〔４２〕赫尔利(Patrick Hurley)也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中旬一再向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表示，“中国现政府不民主”，应当加以改革。
根据这一政策，许多战时来华访问及驻华的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都与中共有很多往来，对中共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人员利用合法渠道与美方人员广泛接触，努力开展“独立的外交”，使馆官员范宣德、戴维斯(John P. Davis, Jr.)、谢伟思(John S. Service)、庄莱德(Everrett F. Drumright)、柯乐博(O.EdmundClubb)、武官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助理武官德帕斯(Morris B. Depass)都是中共办事处的座上客。居里第一次访华及美国政治家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访华时都会见了周恩来并进行长谈，对周印象颇好。许多美国外交与军事人员从与中共的接触中，从中共与国民党的对比中认识到，中共是真心抗日的，是生气勃勃的，是正在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命运的力量。〔４３〕
但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罗斯福对蒋介石有许多不满，他在开罗会议时私下对他儿子埃迈特说，蒋的军队不打仗。他还对蒋不采纳史迪威改革中国军队的方案、派重兵围困陕北中共根据地表示不满。〔４４〕
也是在开罗与史迪威、戴维斯等的一次谈话中，他担心地问到“蒋能支持多久”，甚至可能有过“换马”的想法。〔４５〕但是比来比去，罗斯福仍然觉得中国没有比蒋介石更高明的领导人。１９４３年，当马歇尔、史迪威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遇到困难，建议对蒋采取某种有予有取、讨价还价的策略时，罗斯福于５月８日给马歇尔写了一封异乎寻常的长信，其中说：
“谢谢你让我看史迪威２月９日的信……我十分仔细地读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史迪威对待蒋委员长的态度恰恰是错误的……他说的那些事实无疑是对的，诸如蒋非常神经质，很难打交道，提高他的要求，等等；但当史迪威说要用严厉的口吻对蒋说话时，他的办法恰恰是错的。
“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委员长是历尽艰辛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的，要把五花八门的各种领袖集团_——_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医务人员、工程师，他们所有人都在争夺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政权或控制权——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在一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建树要我们去做得化几个世纪的业绩，这是无比困难的事情。
“此外，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你和我处于他的境况下也会这样做的。他是最高行政长官兼司令。对他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严厉地说话，或迫使他承担义务”。〔４６〕
很难说，这完完全全是罗斯福的真实想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确实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最好的领导人了。他在给陆军参谋长的信中这样郑重其事地加以阐述，实际上就是把这一观点作为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加以宣布，要求他的下属遵照执行。他在９月对其密友、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的谈话中说：“尽管蒋介石的军事眼光有局限，他的军队仗也打得不好，但他是中国唯一能使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与日本人作战并在战后把中国人民聚拢在一起的领袖。”〔４７〕稍后，他在开罗对埃迈特的谈话中也说：“此时此刻，在中国谁能取代蒋的位置呢？就是没有其他的领袖人物。尽管他有种种缺点，我们还得依靠蒋氏夫妇。”〔４８〕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国共两党的矛盾及战后中国的走向越来越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担心。１９４３年９月，罗斯福在与韦尔斯的谈话中就对国共两党的矛盾表示了崐深深的忧虑。他说，战后最麻烦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国家都卷进去，苏联将支持共产党，而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将支持反共一方，从而形成西班牙内战那样的局面，只是范围要大得多，危险性要严重得多。〔４９〕显然，如果这种内战爆发，那么不但中国不能在亚太地区起到罗斯福所期待的那种稳定作用，而且将破坏战后大国的合作。罗斯福认为解决这个麻烦的办法是趁着战争还在进行就让国共两党携起手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他并在开罗向蒋正式提了出来。蒋介石有条件地表示同意。〔５０〕１９４４年６月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副总统访华时，又与蒋介石谈起此事，并转达罗斯福的口信说：“正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中国人一样，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两派搞不到一起，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５１〕显然，罗斯福是在自告奋勇地建议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处。蒋介石心领神会，趁机要求罗斯福在中国派驻一私人代表。
必须指出的是，从罗斯福到国务院，对于国共两党如何合作，“联合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都没有明确的想法。首先提出比较具体主张的是美国驻华外交人员。１９９４年春夏中国在豫湘战役中的溃败引起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极大关注。６月底７月初，他们在使馆中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设想了一个方案：由蒋介石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派别组成一个军事委员会(War Council)或高级指挥部(High Command)，共同负起战争责任，蒋同时需作出保证，在军事指挥中不搞政治手腕。参赞艾切森在７月４日、８月９日与孙科的谈话中，高思(Clarence E. Gauss)大使本人在７月１１日与宋子文的谈话以及他９月４日面见蒋介石时都提出了这一主张。〔５２〕高思把上述情况向国务院作了详细汇报，总统和国务卿在“仔细考虑”之后于９月９日指示高思说：“你可以告诉蒋，总统和我认为你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和及时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或其他不同政见分子不感兴趣，但为我们利益，为联合国家利益，也是为中国利益计，我们急切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在一个坚强的、有代表性的，有容忍精神的政府领导之下，开发并利用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资源，用于战争和建立持久的民主的和平……我们感到，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享有全权的委员会或者国内所有有影响分子组成的某种代表机构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机构。”〔５３〕可见，当时美国政府基本上只有一种愿望、一种原则而没有具体的方案。
及至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于９月上旬到重庆后，他就成了处理中国问题的中心人物。
关于赫尔利调处，近年来 学者们已经作了许多研究，有关的重大情节也都弄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在这里赘述那些史实。〔５４〕经过十几年的反复讨论，多数论者在以下三点上大致达成共识：
（一）赫尔利的延安之行不是一个骗局，他起先接受中共五点建议是真诚的，他认为这是能使中共交出对武装部队控制权的唯一文件，他回到重庆后出尔反尔，转而支持蒋的三点反建议，因为他认定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
（二）赫尔利代表了罗斯福的政策，虽然他没有事事向华盛顿请示汇报，但罗斯福对调处的进展情况是了解的；在赫尔利与职业外交官的争论中罗斯福支持了赫尔利，这就更说明不是他个人把对华政策引向歧途。〔５５〕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服从战争的目的，战后政策则要服务于战后的需要（第二部分中已作阐述）。美国希望国共两党在战时携起手来，但两党的矛盾根深蒂固，不可调和。既然美国决策者与国民政府领导集团在战时已建立起特殊关系，这种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便是扶蒋反共。
（三）美国政府这时的扶蒋反共政策还不是支持蒋介石军事进攻共产党，而主要是片面支持蒋介石，压迫中共接受蒋的条件，来实现美国所企盼的联合。〔５６〕中共也还指望美国纠正错误政策，因此批评的矛头集中在赫尔利身上，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在战后初期的集中表现是支持国民政府垄断受降权，排除中共受降日伪军。
在这里，笔者只想再强调一点，这是当前一些学者所忽视的。战争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它不是在哪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在１９４４年９月至１９４５年４月间逐渐发生的，其间的重大事件包括：史迪威的召回，魏德迈根据罗斯福和马歇尔的命令对驻华美军及战略情报局人员与中共合作意向的调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改组，赫尔利调处的失败，赫尔利与驻华职业外交官的争论。赫尔利调处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到１９４５年４月初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可以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已大体完成。只有研究这半年多中美关系中的种种有关问题，并注意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才有可能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看得比较清楚。
注释：
〔1〕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革命文献》第１０６辑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５４页。
〔2〕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1.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699-700;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pp.535-536.
〔3〕帕特森、克利福德、哈根：《美国外交政策》下册（李庆余译，郭健等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５８－４５９页。
〔4〕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p.389-391.
〔5〕Warren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0), p.147.
〔6〕W.N. Medlicott, Douglas Dakin and others,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1.XX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4), pp.788-789, 810-812.
〔7〕Herbert Feis, The Read to Pearl Harb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4.
〔8〕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马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６５页。
〔9〕 Donald Schewe, ed.,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Second Series, Vo1.IX (New York: Clearwat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9), p.290.
〔10〕Paul Kesaris, ed.,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 1941 (microfilm), Vo1.10, No.0694.
〔11〕Russell D. Buhite, 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35；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３８－１９４５》（郭济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页。
〔12〕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２２－２３页。
〔13〕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8, Vo1.III (GPO, 1954), pp.235-237.
〔14〕Donald Schewe, ed.,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Second Series, Vo1.XI, pp.390-392.
〔15〕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３辑，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１页。
〔16〕参见拙著：《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17〕Elliott Roosevelt ed., F.D.R. His Personal Letters, 1928-1945, Vo1.II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7), p.1173-4.
〔18〕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p.300.
〔19〕陈香梅：《陈纳德与飞虎队》（石源华、金光耀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０页。
〔20〕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１１册（中央日报社译印）。台北·中央日报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００页。
〔21〕张其昀：《党史概要》第３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７３－９７４页。
〔2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一册，第５９３、５５１、５５９页。
〔23〕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p.1583.
〔24〕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张玉祥、赵宝祥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25〕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6), p.53.
〔26〕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６６、２６２页。
〔27〕参见拙文：《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28〕参见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５０页。
〔29〕RG218, 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Box 563, NARS.
〔30〕Ellio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65; 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1), pp.150-156。１９３４年３月，美国国会通过《菲律宾独立法》，此法规定，菲律宾将从１９４６年起独立。
〔3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1.VII (GPO, 1969), p.331.
〔32〕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６０页。
〔33〕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 (GPO, 1961), p.102.
〔34〕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伊伟、白自然等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１１－６１２页。
〔35〕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６１页。
〔36〕参见《中美关系史》，第２９７－２９８页。在一个多月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当面向斯大林解释说：“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证战后持久和平的组织。正是为此目的，他，罗斯福，才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建议签订一项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宣言。因为中国对未来的世界将有重要意义”。见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德语专业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６８页。
〔37〕《战时外交》第三册，第８３２页。
〔38〕《战时外交》第一册，第５４３页。
〔39〕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53), p.368.
〔40〕《战时外交》第一册，第５５０、５６１页；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９２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９１页。
〔4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 China(1963), p.334.
〔43〕参见《中美关系史》，第２５６、３１１－３１３页。
〔44〕Elliott Roosevelt and James Brough, A Renderzvous with Destiny: The Roosevelt of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G.P. Patman's Sons, 1975), p.348.
〔45〕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１５２－１５４页。
〔46〕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279.
〔47〕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1.
〔48〕Elliott Roosevelt and James Brough, A Renderzvous with Destiny, pp.348-349.
〔49〕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2.
〔50〕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64.
〔51〕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GPO), p.549.
〔52〕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RUS, 1945, Vo1.VII, pp.116-117, 124-126, 138-139, 544-545.
〔53〕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RUS, 1945, Vo1.VII, pp.567-568.
〔54〕近几年来关于赫尔利调处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的有：何迪、曹建林、翟卫华：《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１辑，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中美关系史》第七章。
〔55〕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与不少美国学者看法不同，如沙勒写道：“一个对于中国实际局势几乎毫无所知的人竟自动起来再次操纵美国的政策，把它引向维持蒋在中国享有无可匹敌的最高权力的方面”。见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１６９页；谢伟思认为，在罗斯福时代，有两种关注形势的方式，一种是总统亲自注意事态，采取行动，可是当时总统的注意力不在中国，“召回史迪威后，中国受到冷落”；另一种是国务院主动提出，请示总统，但这需要有直达总统的有效途径，自１９４３年韦尔斯辞去副国务卿后，国务院便没有这样的途径了。赫尔利钻了这个空子，在中国自行其是，“丢失了中国”。见John S. Service,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103-104, 95.
〔56〕如３月罗斯福还在白宫对斯诺说：“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它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３页。在国民政府组织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时，罗斯福劝蒋介石接受中共代表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