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当代美国的妇女运动
王恩铭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美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妇女运动。一次发生在１９世纪中叶至２０世纪初之间，其宗旨是为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随着１９２０年美国宪法第１９条修正案的通过，这场妇女运动的势头开始逐渐减弱，直至萎缩不前。第二次的美国妇女运动始于本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其目标和范围涉及到妇女权利和妇女权益的方方面面，因而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第一次的妇女运动。这场妇女运动对当代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已经和仍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了解和弄清它的特性和基本内容将为我们认识当代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提供一个十分有益的视角。
一、当代美国妇女运动的渊源
一般而言，一场政治运动的产生，尤其是抗议性的政治运动，至少必需具备下列几个条件：（１）它所鼓吹的政治观点能动员、组织起广大民众；（２）有足够的群众对这些观点作出热烈的反应，并愿意积极介入；（３）具有一批能干的领导骨干力量；（４）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５）坚实的社会基础。
当代美国妇女运动是一种抗议性的政治运动，所以，我们可以运用上列５条对其进行逐一考察，正本清源，探究其兴起之原因所在。
先说说思想观点。当代美国妇女运动的思想先驱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在她那本妇女中广为流传的《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中，弗里登指出，自美国进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后，尤其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妇女一直在受着一套可概括为“女性的神秘”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观的熏陶和毒害。这种观念弥漫于整个社会，渗透于个个家庭。它的主要思想是宣扬妇女的最大幸福在于全身心地承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即做个贤妻良母。弗里登尖锐地抨击道，在鼓吹、宣扬“女性神秘”观念时，美国（男性）统治权贵可谓不遗余力、不择手段。譬如，商业广告大肆宣传，说妇女可通过使用最新式的家用电器来取得自我满足感；又譬如，由男子控制的妇女杂志把家务琐事浪漫化，竭力把妇女的欢乐、愉悦和惬意天地定位于“寝室、厨房、孩子和家庭”等范围内。与此同时，一些心理学家也跟着遥相呼应，煞有介事地大作论证，说任何不满意全日制家务工作的妇女大多有心理失调毛病，从而把妇女的失落感归咎于个人心理因素，而不是社会性矛盾。弗里登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妇女，从出生之日起就深受这种观念的浸染和熏陶，以为妇女一生中最大的职能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丈夫,抚育好自己的孩子。弗里登指责说,美国社会－文化对妇女作这种职能定位严重地限制了妇女的智力发展，迫使她们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因而，家庭实际上已成了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1〕。
继弗里登之后，一些社会学家也撰写文章，支持弗里登的观点。譬如，爱伦·肯尼思顿与肯尼思·肯尼思顿联合撰文，以翔实的调查材料揭示出存在于美国妇女中的令人担忧的现象——生活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的美国青年女子难以找到可供她们效仿的职业妇女榜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妇女生活在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不赞同她们选择家政以外的职业的社会。久而久之，大多数妇女只好把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贤妻良母”的角色自我内化，并进而自觉地接受在家操持家务的“召唤”，以实现社会所期待的“女性的神秘”。〔2〕
弗里登等人的思想在相当多的妇女中产生了共鸣。她们认为，社会把妇女限制在家务范围内，承担全日制性质的家庭主妇工作，对妇女的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崐都起了消极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当妇女们整天在家庭琐事的经纬线上忙碌时，她们的精神生活难以产生充实感。这样，在缺少精神寄托、难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情况下，妇女们发现家庭不再是幸福的港湾，而是不满和怨恨的温床。追根溯源，妇女们把她们的问题归咎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性别歧视文化意识：因为社会不给妇女提供男性所享受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会，妇女们除了完成其生理上的职能——母亲与妻子——之外，很难找到确定她们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长此以往，妇女们就与社会产生了异化，像一群与社会脱离关系的局外人。由于她们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妇女们只好蛰居在狭小的生理空间里，重复单调无味的生活节律。如此恶性循环，妇女们结果发现自己的社会属性慢慢地被社会本身侵蚀得荡然无存，并就此发出了“我是谁”的惊呼。
在这对主流文化性别歧视的“讨伐”战中，美国知识女性最为活跃。这是因为，知识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善于思考，富有理想，对个性发展、人格完善等问题也更关心、更感兴趣。此外，这些知识女性大多生活在美国中层、中上层阶级里，经济有相当程度的保障，因而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和探索“妇女问题”。再者，这部分人有能力、也希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因终日囿于家务，且社会又关闭她们通向社会角色之路，她们的失落感体会甚深，因而对弗里登等人的批评和主张反应也最热烈。这样，当代美国妇女运动就首先在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中找到了它的孕育土壤。
事实上，弗里登等人所指出的“妇女问题”，这些妇女们早就感受到了，她们也为社会不注意、不关心她们的问题而感到苦闷和无耐。现在，弗里登一下子把“女性的神秘”的面纱揭开，使妇女问题即刻清晰明朗化。她们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妇女问题”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要解决它们，妇女们必须集体行动起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里，中产阶级是个最大的社会阶层，聚集在那里的妇女，只要有足够的人对弗里登的呼吁作出反应，美国妇女运动就可以组织到相当可观的群众基础力量。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妇女中，已明显地出现了反抗社会性别歧视的“支泉”涌动，一俟时机成熟，它们便会自然地汇集成一股潮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节开头所说的政治运动的第二个条件已在６０年代初的美国初步具备。
现在来看看第三个条件。众所周知，一场运动的兴起和持续，需要一批具有领导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不然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就美国妇女运动而言，它确实存在着一支精干的领导力量。首先，第一次妇女运动虽然在１９２０年取得妇女选举权后沉寂了，但就妇女运动的组织经验和斗争经验而言，它给第二次妇女运动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领导群众运动方面的经验。其次，一些积极参加、领导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妇女，虽然在选举权修正案通过后没有进行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但她们仍以不同形式和途径开展活动，从而为妇女组织核心力量的前后承接、骨干分子的训练培养提供了机会和场所。〔３〕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妇女运动在６０年代的复兴从骨干力量上创造了条件。再次，二战后，美国妇女进入大学的人数激增。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妇女思想开放，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且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有这样一批训练有素、精明能干的妇女参加妇女运动，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为妇女运动的领导力量奠定了一定基础。还有，肯尼迪总统上任不久就在妇女运动骨干分子的敦促下，于１９６１年设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妇女性别歧视情况的委员会。此委员会虽没有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作为其目标，但因它首次把妇女问题列入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妇女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更大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个委员会因协调需要在州一级建立了类似的妇女委员会，从而有意或无意地为６０年代中期的妇女运动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机构较健全的妇女组织网络。查看一下６０年代妇女运动积极分子骨干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她们中的许多人与这个联邦和州级的妇女委员会有诸多关联。可见，当代美国妇女运动爆发之初，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已基本形成。〔4〕
当然，与美国妇女运动有更直接联系的因素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６０年代的美国，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年代。上至肯尼迪政府，下至社会基层，美国的整个政治、社会、文化氛围都比较倾向于改革，尤其是在消除种族歧视、消灭社会贫困等问题上，美国社会当时出现了相当大的社会变革浪潮，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爆发于６０年代初的黑人民权运动对剥削和压迫黑人数世纪的种族压迫、种族歧视提出挑战，愤怒地发出了要求自由和平等崐的呼声。从相当程度上讲，美国妇女运动骨干分子从黑人民权斗争中受到了启发、看到了榜样。这是因为，尽管妇女与黑人面临差别很大的问题，但在受压迫的形式上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两者都被白人男性统治的社会分配做低人一等的工作、取低人一等的报酬；两者都被白人男性统治的社会告之，别想改变他（她）们的社会角色；两者都因一定的社会偏见、歧视而无法享受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从两者的政治哲学来看，它们几乎源于一处。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论点是，因人的生理特性（肤色）不同而把他们看作低人一等是不道德的；妇女运动的主要观点是，因人的生理特性（性别）不同而把她们另眼相待是不道德的。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妇女在介入黑人民权运动时，容易联想起自己的不平等状况，从而激发起为自身自由、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愿望。何况，紧接着黑人民权运动，美国６０年代还出现了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等大规模群众性运动。这些寻求社会变革、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运动，既为妇女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5〕
有利于妇女运动兴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妇女所经历的变化——此即本节开头所说的第５个条件。唯物主义思想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运用这一观点考察美国妇女二次大战后的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妇女运动之在６０年代中期兴起与美国妇女整体状况之变化有相当大的联系。我们知道，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得到了大规模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它们的发展为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大军创造了机会。据有关资料，１９４８－１９６３年之间，妇女在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增加了１６％；服务性行业内，妇女就业增加了５３％。〔6〕妇女们大量涌入劳动市场给传统文化为妇女确定的“位子”——贤妻良母——以猛力的冲击，从而使原先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此外，这些不断接触社会现实、每天经历社会性别歧视的妇女，随着她们实际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对妇女受不公正对待的感受愈益深切，因而她们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也不断高涨。可以这么说，这些进入劳动大军的妇女，由于她们的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她们的社会意识也跟着起了变化——变得更关注自己的平等权利和权益。这样，当妇女运动兴起时，这些妇女自然成了它的坚实社会基础力量。
综合上述五种因素，显而易见，是这些条件的合力作用、互相影响才产生了６０年代中期的当代美国妇女运动。之后，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妇女介入到这场运动，从而使它发展成规模巨大的群众性妇女运动。
二、美国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如前所述，６０年代中期，美国妇女运动无论从外部条件还是从内部条件上讲都臻于成熟。所以在１９６６年，在贝蒂·弗里登等人的倡议下，一个名为全国妇女组织的妇女机构就此诞生了。
全国妇女组织主要由职业妇女和中产阶级的中年妇女组成。她们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斗争目标和斗争策略。就斗争目标而言，此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是“采取必要的行动，把妇女引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使她们与男性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7〕因为此组织把目标定在溶入主流社会，所以它的斗争策略主要是利用现存政治制度，尤其是利用其法律制度，与性别歧视的现象和做法作斗争。在这一点上，全国妇女组织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利用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溶入主流社会的目的。这种相同与它们各自的组织成员背景、领导核心的社会阶层和所具有的政治经历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全国妇女组织的目标主要集中在追求妇女平等权利，所以史书上称它所发起的妇女运动为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它的目标在其１９６７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具体化。那次会议上，全国妇女组织明确地阐述了它的要求：设法尽早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敦促联邦政府保证妇女的平等就业机会；妇女产后恢复工作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护；妇女应该享受产假；有孩子的就业父母在所得税中应扣除家务和育儿开支；政府应建立免费育儿中心；政府应保证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贫困妇女必须和男人一样获得职业训练、住房等方面的补助；修改福利立法和济贫计划中有损于妇女尊严的条款；妇女应享有控制生崐育的权利，包括堕胎合法化。〔8〕
妇女平等权利运动的这些主张是有其思想渊源的。从思想脉络上讲，平等权利运动是受美国哲学中的实用功利主义思想影响的。我们知道，实用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群体，人类通过互相交流达到互相帮助、互相沟通的目的。政府的作用是规划、制定民主程序，以确保社会中各群体、阶层和个人的利益协调和谐化。在此基础上，实用功利主义者提出，政府权威的来源并不存在于什么原则之中，而存在于它所设计、提供的程序，让各种观点（包括少数民族、少数社会集团）得到表达和争论。据此进一步推论，实用功利主义者主张，在政府决策中，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都应拥有发言权，惟其如此，体现、代表社会中各个人利益的群体才可能参与政治。如果政府在结构、机制上不为这种参与提供便利，或者设置障碍、或者发现障碍不设法解决，那么它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它的存在合法性。〔9〕用这些观点反观全国妇女组织领导的妇女平等权利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的论点和主张与实用功利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宪法修正、新法律的制定和政治民主程序的扩大等，来保证妇女作为利益集团参政、从政，并进而通过它们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实用功利主义者的另一重要观点是，个人有自我保护和追求幸福的“天赋人权”，性别在这些权利上不存在生理的、或者道德上的差别。人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源于社会和政治原因，而不是生理或宗教因素。在这前提下，实用功利主义者提出，既然男女不平等是社会、政治因素造成的，它显然是人为的。又由于人为造成的不平等阻碍了自我保护和幸福追求，而政府的职能恰恰是确保所有人的最大限度幸福，显然政府有责任介入去制止、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10〕用这一思路考察妇女平等权利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如工资、福利、教育、家务和申请贷款的平等权利，它们明显地出于同一思想框架。无论是在指出妇女没法在经济、教育、社会方面享受平等权利，还是指出妇女在政治上没有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她们的论点都是沿着实用功利主义的这个观点展开的，即：妇女因社会和政治等人为的原因而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致使在自我保护和幸福追求方面受到损害；鉴于政府的职能是保护社会成员的“天赋人权”，当出现人为不平等情况时，它有责任主持正义，对错误做法进行矫枉过正。
因为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关心的是使妇女溶入主流社会，取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它的斗争策略是以现实的方法，在现存政治体制下去追求它的目标。具体来说，它注重：（１）组织妇女群众；（２）去国会、州议会游说，设法通过有利于妇女权益的法案；（３）向政府机构、大企业领导施加压力，要求给妇女委以重任；（４）在各妇女组织间建立联络网，加强合作。〔11〕鉴于这种思维定势，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在争取其目标时，往往采取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法院诉讼、国会立法、新闻揭露、政府职位竞选，以及加强党内影响力等活动。她们这种溶入主流社会、分享现存制度下男性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利的想法和做法，在广大妇女群众中拥有相当普遍的支持基础，所以，由她们领导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如，１９６７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行政令，禁止在与联邦政府有关的就业范围内实行性别歧视；１９７２年国会通过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１９７３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妇女拥有堕胎权。此外，妇女在民主、共和两党内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譬如，１９６８年，妇女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比例占１３％，１９７２年时上升到４０％。妇女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的比例增长也相当可观，１９６８年是１７％，１９７０年上升到３０％。〔12〕
妇女运动中的另一重要组织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这个组织，顾名思义，寻求的是妇女解放，一种广义意义上的解放。它原属全国妇女组织，因后来认为全国妇女组织的斗争目标过于低、斗争方式过于温和，所以决定“另起炉灶”、“自立门户”。由于它的思想观点和斗争方式都比全国妇女组织激进，所以它又被称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
激进女权主义运动与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存在着诸多差别。首先，它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知识女性。由于经济状况良好，这些年轻女子比她们的母亲们有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据有关数据统计，１９６８年的大学生人数中，女性占４０％。这些青年女子入大学后大多比较晚婚，且远离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基于她们有文化知识，且又聚集在一起，她们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对自己的抉择——传统性的贤妻良母还是新型职业妇女，更愿意作探索。〔13〕
其次，时值人生抉择之际，这些青年女子被卷入了美国６０年代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如果说妇女平等权利运动的一代人与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诸多相似之处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代人与黑人民权运动的青年学生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她们先是参加黑人学生组织的静坐示威、“自由乘客”和密西西比夏天工程等活动，继而介入到活跃在６０年代美国大学校园的新左派政治运动。所有这些活动对这些妇女日后开展妇女解放运动都起了重大的影响——使她们更激进。
第三，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在有关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性质上认识不一致。前者认为，妇女之受压迫，与男性统治社会制定的法律自然相关，但最终根源在于女性的生理特性，即生育能力。〔14〕根据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妇女有史以来，承受着怀孕、生育、月经、哺乳、照顾扶养孩子的责任，使她们耗尽年华、消蚀精力。据此，她们得出结论，男性与女性在这生理上的差别导致了男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分工，并最终在结构上使它们固定成型。在这前提下，激进女权主义者指出，妇女要寻求解放，法律手段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把妇女从繁重的生育负担中解脱出来，以便让她们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像男性一样在这社会里实现自己的价值。此外，激进女权主义者还认为，有必要打破传统文化对性别和两性关系上所作的界定，如性关系、家庭关系和同性恋关系等，以确保妇女在寻求性解放的道路上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她们还提出消除传播媒介中严重存在的男尊女卑现象，净化性别文化氛围。〔15〕
由于激进女权主义者把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性别差异及它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她们主张在反映性别最明显的个人生活领域里“闹革命”。据此，她们中的有些人提出对男子展开“性战”，有的建议搞同性恋，也有的提出以群居代替婚姻。各自的手段虽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切断男性对女性压迫的渠道。在女权激进派看来，性歧视既表现在个人生活领域，也表现在公共生活领域，所以，在个人领域闹性革命实际上等于在向社会上的性别歧视观念和做法宣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激进女权主义者主要采取了举办“提高觉悟”学习班。所谓“提高觉悟”就是动员、组织妇女坐在一起，从女性的角度，互相交谈在这个男性统治社会里的经历和感受。它的目的是通过叙述和交流，让妇女们看清，她们本人所经受的性压迫、性歧视及性奴役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全社会妇女的经历。女权激进派主要是想借助这种形式，让众多的妇女在短期内提高觉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员。〔16〕
除了下基层举办“提高觉悟”学习班外，女权激进派还倾向于仿效黑人学生组织的斗争形式，举行、参加大规模的静坐、游行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对１９６８年全美选美庆典的大冲击。此外，她们还相当注重身体力行，在社区、校园、公共场所等地用群居、同性家庭的方式，向正统观念进行挑战。纵观这些活动方式，我们可以说，激进女权运动对美国妇女运动的作用，与其说是表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案、决议、行政令上，还不如说是表现在它所宣扬的有关家庭、婚姻、生育、同性恋等新型文化形态上。对于这种影响，无法用数字进行表述，但只要看看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的重大变迁，我们便不难发现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所起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所掀起的当代美国妇女运动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经过传播媒介报道后，“妇女问题”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话题。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妇女关心和介入到妇女运动中去。大量妇女涌入后，妇女平等权利与妇女解放运动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与此同时，随着运动的深入，追求平等和追求解放的妇女发现，两者的“同”大于“异”，相辅相成多于相互排斥。于是７０年代中期，妇女运动的两支分流开始趋于合一，开始在广义的“妇女问题”上联手。１９７７年在休斯顿召开的国际妇女年大会（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 Congress）是妇女平等权利与妇女解放运动正式携手并进的标志。那次大会上，来自美国５０个州及５个管辖区的妇女代表们通过了２５条决议，其内容涉及妇女利益的方方面面，教育、就业、生育、同性恋、福利、婴儿扶养和权力分配等，无所不包。〔17〕休斯顿会议显示了美国妇女运动的日趋成熟，因为它所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平等和自由。同时，妇女运动中各派的共识和团结也必将推动妇女运动向纵深发展。
三、几点结论
当代美国妇女运动已历经２０多年，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首先，从政治上讲，美国妇女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以前，妇女们对政治多持旁观者的姿态；妇女运动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妇女要求参与。经过她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妇女们在各自政党、各级政府机构、各种立法委员会和各个重要职位上大大地提高了她们的人数比例。以１９７５－１９８１年为例，妇女在县政府委员会中的席位增加了1倍，在州议会中的人数增加了１００倍。１９８５年，全国市级政府职位选举中，妇女占了 14%，比1975年增加了260倍，而在州级竞选职位中，妇女占了１５．５％，比１９６９年增加了４倍。〔18〕同时，妇女在联邦一级的比例，如国会议员、内阁成员、联邦法官等，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增长。这些事例表明，美国妇女已逐渐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次，从经济上看，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参加工作。妇女从业，有的是为生存，有的是为增加家庭收入，也有的是为了充实自己。据有关资料，１９７８年成年妇女从业比例约５０％，到了１９８２年，此比例上升到５３％多。大量妇女就业，既提高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加强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影响力，激发她们追求更高程度的自立和更加广泛的平等。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间，妇女们在一些较高层次的职业，如法律、医学等，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譬如，１９７２年妇女在律师行业中的比例只占４％，到了１９８０年，此比例上升至１３％。在医学领域，１９６０年时，每１０名学医的人中，只有一名是女生，到了１９８０年，每５名医学院学生中就有一个是女生。〔19〕妇女们进入包括高层次在内的职业，显然是与妇女运动猛力冲击传统习俗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她们大量就业对美国社会结构、家庭模式和社会消费也已经、并正在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从立法上讲，美国妇女运动“成绩”也相当显赫。１９７２年，美国国会通过同工同酬修正法案；１９７４年，平等就业机会法和平等信贷机会法相继通过；１９７８年，怀孕妇女没能力工作法生效；１９８４年，儿童扶养实施修正法通过；同年，退休金平等法也被通过。此外，在州政府一级，妇女们提出并通过了更多保护妇女权利和权益的法案，大至人工流产、福利保障，小及家庭暴力、育儿义务。所有这些联邦法和州法都是妇女们为争取平等和自由而艰苦奋斗的记载，也是她们逐步走向男女完全平等、解放的良好起点。
第四，从文化观念上讲，美国妇女运动已取得了广泛、持久的影响。无论是美国公众对妇女就业，包括复杂的高层次工作，还是他们对妇女参政，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认可和首肯。如果说妇女以前要求参加工作、介入政治是一大新闻的话，现在是阻碍她们参与会成为一大新闻。这说明人们的认识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变化是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领域里的话语（discourse）变化。经过妇女运动，“妇女问题”已成为全社会人人皆知的社会问题，任何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不仅为妇女所难容，而且被整个社会所鄙视。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无疑会有助于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当然，在谈论文化观念变化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妇女运动，尤其是“性解放”运动，对美国人的婚姻观念、家庭结构、同性恋、离婚率、性生活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这些方面的变化既反映了美国妇女自立能力、追求个性、寻求解放的意识的提高，同时，它们也折射出美国社会伦理道德之严重失范。这种情况在任何社会旧道德规范被“破”而新道德规范尚未“立”时是很常见的，因而不足为奇。何况，人们在与传统观念作决裂时，倾向于过之不及走极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被时代的发展慢慢地“矫枉过正”。
注释：
〔1〕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Y.W.W.: Norton Company, 1963), pp.28-61, 95-141.
〔2〕Ellen and Kenneth Keniston, "An American Anachronism: The Image of Women and Work," American ScholarS, Summer, 1964, pp.355-375.
〔3〕Lois W. Banner, Women in Modern America: A Brief History (N.Y., 1984), Second Edition, pp.183-185.
〔4〕Cynthia Harrison, "A New Frontier for Women: The Public Policy of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December, 1980, pp.630-646.
〔5〕William Chafe, The American Wome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30-233.
〔6〕James Gilbert, Another Chance: Postwar America (Philadelphia, 1981) p.103.
〔7〕Betty Friedan, It Changed My Life: Writings on the Women's Movement (N.Y.: Random House, 1976), pp.75-80.
〔8〕Barbara S. Deckard, The Women's Movement: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Issues (New York, 1979), pp.346-349.
〔9〕Jane Bayes, Minority Politics and Ide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1982), p.5.
〔10〕Ibid., p.69.
〔11〕Ibid., p.71.
〔12〕Susan Hartmann, From Margin to Mainstream: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Since 1960 (New York, 1989), pp.80-82.
〔13〕Mary Ryan, Womanhood in America (New York, 1983), third edition, pp.310-311.
〔14〕Bayes, Minority Politics and Ideologies, p.73.
〔15〕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Y., 1970), pp.25-28.
〔16〕James Henrettaect. America's History (Chicago, 1987), pp.948-949.
〔17〕Ryan, Womanhood in America, p.315.
〔18〕Susan Carroll, Women's Routes to Elective Office, New Jersey, 1983, p.141; "Women in Municipal Office" in Fact Sheet of the 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omen in Politics, May, 1986, pp.1-2; "Women in State Legislatures" in Fact Sheet of the 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omen in Politics, Jan. 1987, p.1.
〔19〕Betty Justice ect. ed., Toward the Second Decade: The Impac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Conn., 1981), pp.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