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在权力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
——评基辛格的“多极均衡论”
刘靖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外交是一种务实的艺术，不是宣播道义的表演。这是基辛格一贯的逻辑。应当说，基辛格博士是一位“处于智慧成熟期”的西方知识分子。同时，他又是一位入室而谋，处幄而议的政治家。作为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权力的意义和运用权力的分寸。同汉斯·摩根索一样，他也把利益定义为权力。因此，“均势”、“力量”，“权谋”成了基辛格的习惯用语。亦因此，他并不受道德主义者的喜欢。不知从何时开始，权力似乎变成了道德的对立概念：在西方，对权力的限制成为社会的基本政治原理，过多地谈论权威，便有吁请政治专制主义之虞；在东方，一方面，几千年的历史使权谋差一点变成一门艺术，拜权主义逐渐积淀为一种社会意识；另方面，权力的神秘性也几乎使它同“阴谋”只差一步之遥。在西方早期的基督教时期，权力来源于救世主通过超凡强力所获得的人格和道德力量。马基雅弗利断然地把权力与道德分开〔１〕，从而使权力不再成为抽象的，带有哲学性质的甚至是神秘的东西。权力变成了一种世俗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基雅弗利对西方的政治现代化功不可没。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西方人一方面把马基雅弗利奉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另一方面又因他太“直露”地谈论权力而给他贴上一个“不道德”的标签。在论说国际关系时，基辛格既不作道德假说，也不信奉犬儒主义哲学。他从不以漂亮的道德饰语来诠释权力概念，也反对用意识形态词汇去解释美国的利益。因此，人们送给他的标签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
基辛格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谋臣。他的一切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宗旨都是为着挽救和维护美国的霸业、促进美国的利益。只不过，他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智慧和思考方法值得研究就是了。美国人一向试图以资源总动员的方式去改变世界。而基辛格认为，美国应当以“想像力、谅解和耐心”来把握世界变化。美国的资源无法控制世界每个问题的演变，再也不能以资源去代替思考了。〔２〕基辛格一直认为，美国应当奉行富有哲理的外交，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是哲学上的挑战。那么，什么是基辛格的“外交哲理”呢？
一、拆除道义外交的神话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利益是一种好处和收入。它常常作为一种目的。权力也是一种利益，却往往被作为谋取更大利益的手段。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将利益确定为权力，是因为权力的影响和支配作用能够在相对独立的行为体——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格局关系。谁在这种格局关系中处于优势，谁就能够获得收入。获益者希望这种格局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基辛格看来，世界上只有两条道路通向这种稳定：一个是霸权，一个是均势。霸权对美国来说，也可望而不可即。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超级大国主宰了，出现了许多权力中心，每一个都能够独立活动。美国是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靠军事力量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美国军事力量的意义正日益减少。那么，就只有靠均势的概念。基辛格所追求的均势，就是世界各地区、各力量中心之间的某种平衡。在基辛格看来，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完全满意。人类从未做到、今后也不会做到这一点。但均势的要义是，世界各主要地区和力量中心不会如此不满意，以致于谋求用暴力或其他形式推翻国际制度。基辛格认为，在当今世界，当大小不同、强弱不一的许多国家必须相互打交道时，只能出现两种最终结果：要么是一个国家强大得足以支配其他国家并崐建立帝国；要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得足以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是前者，就会出现霸权；如果是后者，那么其他国家就一定会以某种联合的方式来抑制那个野心最大的国家。结果就产生了均势。基辛格明言，均势体系并不能保证能够避免危机或战争，它的要义在于维持稳定或缓和。均势的目标不是和平，它只能限制一个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的能力，限制冲突的规模。均势的最大效用不是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满意，而是要将不满限制在足以危及现有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水平之下。〔３〕
在基辛格看来，均势是可以被创造的。但这个游戏需要高手来玩。近代欧洲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这类高手，如法国的红衣大主教黎塞留、英国的卡斯尔累、奥地利的梅特涅、德意志的俾斯麦，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还有基辛格本人。基辛格认为，对于美国来说，一旦获得了这样的均势，便应该小心呵护。因为它能为美国带来持久的利益。这里必须清楚，“维护和平”是现实主义的，而“创造和平”则是理想主义的。
基辛格明白，均势的达成靠的是权力而不是道德。在基辛格的概念里，权力是利益，力量，行动的某种表现形式。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４〕罗素甚至断言，“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５〕不论怎么说，权力就是将一个人（一方）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另一方）行为之上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一属性，摩根索在提出现实主义六个基本原理时，便主张将利益确认为权力(concept of interest defined in terms of power)。基辛格秉承了这一认识并依此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独特的诠释。
基辛格的现实设计是，首先必须清楚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其次是采取“富有哲理”的外交维护和加强这些利益；尔后，是必须弄清楚哪些因素是对这些利益的威胁；第四，根据美国利益受威胁的程度，采用实力、变换同盟、设计行为规则等方式限制那些威胁的发展，进而达成一种“均势形态”，有效地套住对手。基辛格的这一套设计，必然排斥外交上的道义主义、人权理想主义和行为上的英雄主义。它谋取的是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和绝对威胁的最小化。在基辛格看来，“均势形态”是一种不寻常的追求。它表面看来是人们所熟悉的，然而，它的实质却抽象得令人吃惊。这种“形态”是他研究黑格尔、尼采、施宾格勒、黎塞留、卡斯尔累、俾斯麦和梅特涅等人的哲学后所悟到的经验和智慧。黑格尔“权力的骄横”，尼采“意志的快乐”，施宾格勒“觉醒的存在”，黎塞留“存在的理由”，梅特涅的纵横捭阖都成为他“外交哲学”的重要思想材料。当基辛格拿他的这一套“外交哲学”去检视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时，发现美国人的最大陷阱是陷入了“道义主义”的误区。所谓“道义主义”，就是美国人执意地或是一厢情愿地认定他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精神制度和物质制度。在精神上，他们有高贵的“上帝精神”。在物质上，他们有最有效的议会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所以美国人便天然地萌发一种传教士般的“英雄主义”热情，要将他们的这套制度扩展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让人类都使用同一套制度，利用同一种智慧去谋求幸福。在基辛格看来，正是这种脱离现实的英雄主义的神话几十年来将美国弄得精疲力竭，把世界搞得怨声载道。而这种“道义的浮夸”却未能切实有效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几十年来，道义主义外交使美国的“外交哲学”一直处于这样的悖论当中：道义的力量要求美国必须承担全球义务，而世界现实又与美国的道义尺度相差甚远，令美国人异常失望。外交是务实的艺术，它承载了道义使命后，所显示的理想主义必然是浸透了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而这种实用的理想主义又大大地丧失了道义合法性，难以成为他人认同的样板。这就使得美国的英雄主义有时变得既得不偿失，又荒谬可笑。
基辛格认为，人类的道德理想的差异源于各民族不同的发展历程。要将人类的思想统一在一种价值观上是徒劳的。至少不能让外交来承载这一虚妄的目标。基辛格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了论据。他认为，人类组成国家的合法性原理是各自不同的。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一贯是西方的政治原理。而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政治理论的基础恰恰是加强国家的权威。在西方，民族往往是先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存在，不必由国家来创造它。政党可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张。在非西方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先于民族存在。政党反映的是固定的某一阶层的见解。少数永远崐是少数，多数则永远是多数。〔６〕在这些社会里，政治过程表现为争夺统治地位，而不是轮流执政，反对派被视为国家认同的威胁。基辛格认为，美国并没有一种“天定的义务”去负责改造这些非西方社会。在道义方面，美国只能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倘若美国外交负担过重的道义使命，而实际上美国又没有能力和意志去支撑这种“道义的宣言”，结果美国的外交就成了与国家利益毫不相干的表演。这样反而会降低美国的地缘影响力，道义感召力和外交可信性。
基辛格相信权力。但他也明白，在当今世界，没有精神合法性的权力是不能持久的。精神是权力合法性的源泉。为此，他并不反对将扩展民主作为美国外交的一个内容。只是美国对这种道义追求不必过分在意就是了。可见，道义因素在基辛格的权力外交哲学中不过是一个边际参数罢了。在基辛格看来，如果道义因素被作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目标，那么，结果会对国家利益有损无益。那样，美国将因“志趣不同”而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敌，也必将被拖入民族主义、宗教冲突和种族纠纷的漩涡。这里，基辛格的思想可以用下面的图式表述：
图中横轴Ｉ表示国家利益，纵轴Ｍ表示道义目标，Ｅ是均衡点。这个图式说明：在ＣＥ→ＯＩ这个范围内，道义追求与国家利益成正比，道义追求大，可以促进国家利益。但当道义目标超过均衡点Ｅ时，情形开始向相反方面变化。在ＣＥ以上范围，道义目标越大，国家利益相反越小。当道义目标大到Ｍ点时，说明美国在道义上难以容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了。它要按照美国的模式去改造所有国家，它看不惯每一个国家的行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符合美国的道德要求，都必须加以改造。这意味着，美国将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生冲突。这时候，美国的国家利益为零。
可以说，基辛格是一位在朝弄权，在野横议的人物。70年代，他实行秘密外交，穿梭天下，排挤国务卿罗杰斯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今天，他则以“在野贤人”的身份纵论天下大事，预言国际事务演变趋势，横议美国外交政策之得失。他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过分追求道义目标而罔顾国家利益。他指责克林顿政府奉行的多边主义，扩展民主的外交政策正面临着越来越脱离实际的危险，〔７〕表明克林顿政府还不懂得如何同不断发生战争、利益冲突和需要保持均势的世界打交道。在基辛格看来，对外政策就如同球赛一样。一支出色的橄榄球队和一支普通的橄榄球队的区别在于：虽然每个教练都懂得同样的打法，但能从其打法中悟出细微差别的教练才是最出色的教练。同理，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不仅需要掌握概念，而在执行时还要掌握细微差别。而一旦对外政策为道义目标所支配，对世界的看法就必然会简单化，对外政策本身也变得难以操作。例如，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民主”政策既不明确，实际上也无法操作。〔８〕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两个一厢情愿的设想：一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动战争；二是市场经济会自动转化成民主制度。然而，世界的现实是，还没有足够的民主国家验证它们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独裁国家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同这样一个不规范的世界打交道，如果丧失了现实主义和均势的视角，美国的政策必定无法反映国家利益。而美国特有的历史又在它的对外政策上附加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偏好：一方面，美国必须在其国内完善民主以期对世界起到一种样板作用；另一方面，世界现实与美国的价值偏好如此悖离，从而使美国为捍卫其价值观不得不在世界上进行“十字军讨伐”。其结果，就是美国既无视世界现实，又无法实现自身目标。
二、结论从反思冷战战略中得出
美国在冷战期间奉行的政策是对抗性的。它概念化为“遏制主义”。它以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制度为核心，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实质上说，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都是以意识形态词汇而不是以地缘政治概念来界定的。基辛格执掌外交大权的十来年时间，情形有些变化。但仍未能改变以道义主义为出发点的遏制主义的哲学基础。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又一次有机会提出他们对世界秩序的总体规划。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像当年伍德罗·威尔逊一样，不失时机地提出通向和平的、和谐的世界秩序的设想。所不同的是，威尔逊的出发点是“民族自决”。它所表达的政治信息是美国孤立主义，拒绝利益冲突的概念。这一点在《十四点意见》中看得很清楚。而罗斯福的出发点是寻求建立一个由美、苏、英、中四个警察维持的世界秩序。但是，斯大林主义使罗斯福的理想一下子落空了。一时间，美国拿不出一个“基本概念”来处理战后异常复杂的国际事务。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２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一位年轻外交官乔治·凯南给美国政府发来一份“长篇电报”，从哲学上诠释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在凯南看来，苏联的对外政策深深地扎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之中。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敌对国家。这一点是难以挽回的。苏联与美国的矛盾不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某种误会的结果，而是苏联世界观中固有的产物。因此，美国和苏联的目标和哲学是不可调和的。美国除了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之外，别无选择。在基辛格看来，凯南的判断是富有哲理的，但他的政策选择或者说对策是不理智的：那就是动用美国的一切资源在全世界与苏联对着干，遏制共产主义，令其自然衰败，从而拯救苏联社会。这种遏制主义政策统治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１９４７年７月《外交季刊》发表的“Ｘ”文章进一步确定了放弃谈判，采取遏制的基本概念。美国的资源和力量被调动了起来，富有“政治美感”的外交哲学则被丢弃了。美国从此走上了以资源代替思考的时代。“遏制”政策追求的目标是要破坏苏联社会。它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西方决策层对遏制政策当时也有过深入的批评和检讨。现实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沃尔特·李普曼认为，遏制政策导致了美国心理上和地缘政治上的过度负担，消耗了美国巨大的财力。李普曼认为，遏制主义所基于的哲学判断即“苏联社会包含着它自身衰败的种子”，是不可靠的，具有太大的投机性。它会使美国在与自己国家利益毫不相干的漫长战线上同苏联作战。而美国几乎没有办法同那些苏联扩张范围内的，还算不上是现代政治概念上的国家打交道。另一方面，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又必须延揽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卫星国、被保护国、附庸国和傀儡。这无疑将过分消耗美国的能力，使美国落入那些无法生存下去的政权的陷阱。美国的政策也就落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要么遭到失败，丢掉面子；要么以不可估计的代价去支持那些“盟友”，而美国实际上又难以付出这样的代价。温斯顿·丘吉尔则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同苏联谈判。他不愿意消极等待。他主张去创造历史。这一思想已体现在他在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中。美国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则认为美国在道义上没有权利遏制苏联。美国和苏联在道义上应该是对等的。美国应该将和平的意愿充分地转告斯大林，进而消除苏联的疑心，达成美苏和解。这也就是说，美国既没权利也没必要进行冷战和遏制。在基辛格看来，华莱士的观点根本不足一论，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假想。丘吉尔行动多于思考，而李普曼则分析胜于对策。基辛格认为，遏制政策的出发点还是基于道义原则。美国一心要成为自由事业的灯塔，成为自由事业鼓舞力量的历史角色。结果是，遏制主义所代表的事业含糊不清，利益结果也不明确。实际上它维护的还是一种道义上的合理性，而不是切实的国家利益。基辛格同意凯南对苏联对外政策根源的哲学判断。但对他的遏制政策则不敢恭维。他主张美国与西方盟国一道，以实力为基础同苏联谈判。用一系列协议和规则套住苏联，进而达成一种美、苏，中等多种力量中心的平衡和均势结构。在这样一种均势结构中，美国的外交就不会沦为消极被动的外交。由此，基辛格得出结论，冷战时期，虽然美国对苏联及世界事务的哲学判断是正确的，但其政策操作方略则缺乏哲学联想，仍旧抱守理想主义和道义信念而罔顾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目标。美国的道义目标实质上就是要求世界秩序建立在民主、自由贸易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而这样一种秩序迄今尚未存在过。从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罗纳德·里根，直至克林顿，几乎２０世纪的美国总统都在追逐这种乌托邦式的信念。他们执意认为，如果世界果真需要和平，那就必须采取美国的道德准则。而现实正是，美国向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施加这种它自认为完美的道德准则造成了世界的更加动荡，更加不完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在这种疲惫的、没完没了的道义追求中迷失了方向。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采取一种新的主动行动来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感。他断定，国际关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由有限的几个力量中心形成：它们是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可能还有印度和巴西。美国完全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奉行一套务实的政策是可能的。这需要谨慎地估量世界各个地区的得失和平衡。但美国在这方面尚不具备足够的经验和智慧。由摈弃传统并且相信其价值观具备普世性的美国人建立起来的国家一下子就放弃主导２０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威尔逊主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基辛格“富有哲理的”外交思想的操作性如何呢？换言之，基辛格是怎样崐以其常常夸口的地缘政治概念来诠释当今世界现实的呢？
首先，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持世界各地区的力量均衡。这两个前提具备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就会自然获得。美国的行为如果表现为单纯地追求经济和商业利益目标，而忽视地缘政治结构的均衡，那既是愚蠢的，也是徒劳的。与十年前比较，美国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它的力量也更加分散了，它对世界施加影响的能力下降了。但这不应看成是美国衰落的症候。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鉴于冷战后的世界更像１８和１９世纪的欧洲体系，美国要想以有限的力量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就必须以力量均衡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概念。
其次，在基辛格的战略视线里，确保欧亚大陆不被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所控制，这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就是在欧亚大陆的两边出现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将对美国构成巨大的战略威胁。因为围绕这个大国所形成的集团在经济上、军事上具有超过美国的能力。在基辛格战略性的话语隐喻中，俄罗斯和中国都具有那种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形象”。基辛格一向把俄罗斯视为一种主宰性力量。他相信俄罗斯是一个“本能的”大国。美国人必须清楚，通过冷战，美国瓦解的是俄国人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俄罗斯作为主宰性大国的本能。如果美国人认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苏联具有威胁性，那么，一个奉行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将更有威胁性。对俄罗斯的估量与判断，不能根据其意图，而要依据其潜力。将赌注押在其领导人态度和价值观的暂时转变上，是极为危险的。俄罗斯是有着跨越麦金德“地缘政治”概念中“心脏地带”的帝国传统的国家。今天美国对俄罗斯的援助注定不会产生当年马歇尔计划那种效果。俄罗斯没有良好的市场制度，没有成熟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民主传统。目前的俄罗斯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专制国家；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在这种结构与思想的混乱时期，最可能支配俄罗斯心理的，是它那种“大国的本能”。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资源，改革派会关注它，保守派也会注视它。因此，从实质上说，俄罗斯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那种帝国的潜在能力。
第三，美国在冷战后必须修复大西洋联盟的盟友政策，加强大西洋两岸的传统纽带关系，必须使欧洲避免受俄罗斯的支配。只要北约继续有效地存在，俄罗斯就无法在欧亚地带起支配作用。克林顿政府不愿意提升美欧关系，这是一种战略性失误。克林顿政府宁愿一味地优先安慰俄罗斯，也不愿优先焕发战后以来构成美国外交基础的大西洋同盟关系的活力。其源盖出于克林顿政府仍视北约为冷战的遗物，美国越来越害怕对抗并且不惜代价地“创造和平”。〔９〕克林顿政府不是将加固大西洋两岸的纽带关系，而是将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美国对欧洲政策的基础。这不仅是基本的逻辑失误，更是一种战略失误。这种政策很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在俄罗斯还没有得到安抚的情况下，西方联盟却已经分崩离析了。基辛格特别提出建议，在大西洋两岸加紧建立自由贸易联盟，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联合起来。〔１０〕这样才能应付２１世纪的挑战。基辛格以挖苦的口气指出，在后冷战时期，“无论什么事情都比让美国抛弃欧洲更容易做到，无论什么事情都比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在欧洲没有特殊利益更简单”。〔11〕基辛格希望北大西洋国家重新回到３０年前那种“历史作为”中去，集中精力建立西半球共同体。
第四，在亚洲，美国必须懂得奉行在价值观和实际利益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基辛格焦虑地注意到亚洲实力的增长与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交织存在的局势。他将美国对亚洲局势的控制能力寄托于美国与亚洲大国的双边关系上面。他实际上追求这样一种战略状态，即使亚洲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要远远低于它们的每个国家与美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他认为中美、美日关系至关重要。美中关系的紧张必然导致美日间的不断离心离德。因为日本经受不起因追随美国而丧失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需摆脱“道义情结”，即美国以其道德标准去要求中国。但他又提示美国政府，必须在２１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采取有力行动限制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克林顿政府热衷追求的所谓“太平洋共同体”实际上注定要落空。它甚至是克林顿政府所犯的一个地缘政治观念上的错误。他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情形后认为，在欧洲，美国有一个“价值共同体”，但美国政府却不愿意在此基础上为冷战后时代设计一项共同的政策和战略；在亚洲，美国实际上可以设计出一个全面的战略，但它却苦心孤诣地去追求一个“价值共同体”崐。在基辛格看来，克林顿政府在亚洲的作为与美国应该奉行的有效战略差距甚大。实际上，亚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类似于１９世纪欧洲的均势体系，而与２０世纪后期欧洲的联合体制相差甚远。亚洲现在的特性是，一个国家力量明显增强，肯定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抵制。譬如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要每年增长率为８％，在２１世纪２０年代末就将接近美国。无论中国的政策多么克制，其他国家都会因恐惧感而不得不谋划平衡中国的影响。这在客观上为美国在亚洲实行一套均势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要想维持亚洲的平衡，就不能等到这种平衡分崩离析那一天。美国政策的前提是不能把亚洲看成是一个共同体，更不能去创造这个共同体。原因很简单，亚洲国家从来就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共同体。美国在亚洲追求霸权的政策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得不偿失。如果美国掌握好在亚洲奉行双边政策的智慧，摆脱道义追求的幻觉，将“人权”不是当成政策选择和发展关系的前提，而是当作一张能起到“催化作用”的牌来打，美国政策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三、基辛格的智慧及其在当代的局限性
基辛格的外交哲学说白了，就是在给定的可能性中追求实际利益。关键之处在于，“给定的可能性”可以是人为的。换言之，在“可取的”和“可能的”事情中，外交的肩膀只能担当后者。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因为它是“可能的”。和平是不能去创造的，虽然它是“可取的”。因此，基辛格反对为道德征战而罔顾国家利益，呼吁美国注重历史经验，要习惯于世界的不完美，不要动用庞大资源去追求完美。美国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局限性，才能有更多的建树。世界现实表明，美国无法以其英雄主义使“恶棍”变成道德家。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能靠追求世界根本和谐这一乌托邦式的想像来激发。重要的是要对世界现实深思熟虑，对美国利益进行实用的界定。
基辛格的智慧表现在，他在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度里更具有现实感。他知道，现实世界往往不是政治家可以自由裁量的。对外政策必须是理性的产物，而不能成为情感激动的宣言。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对外政策必须定位于国家的、地缘政治的和战略的目标，而不是在裁军、防止核扩散和人权这些“世界议事日程”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外交的视角看，世界上有许多心照不宣的交易。这不是什么人的好恶能够决定得了的事情。譬如在冷战时代，联邦德国为了赢得经济增长的自由空间，在心理上接受了法国对欧洲共同体的政治领导。而美国乘机在北约的范围内提供了一种战略领导，进而将联邦德国与西方联结起来。冷战后，现实一下子改变了：统一的德国在心理上和地缘政治上都使原来的欧洲平衡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似乎不大愿意再提供以往那种战略领导了。而法国自己就感觉到它无法再提供以前的那种政治领导了。但就总的战略角度看，这恰恰又是美国的机会：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就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使一个过于强大的德国与其他欧洲伙伴之间保持平衡；欧洲也没有能力应付俄罗斯力量复活这一新的现实。基辛格看到了这一点。而克林顿政府对此却不以为然，迟迟不愿真实地扩大北约，而竟然将德美关系提升为“特殊关系”等等。在基辛格看来，克林顿政府的这些作法都与现实的战略追求毫不相干。相反，倒会使欧洲盟友弃之而去。基辛格看到的现实是，多边外交不适应冷战后民族纠纷频发、民族主义蔓延及出现多权力中心的世界现实。
基辛格从不是信目思谦、披心尚隐的人物。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是他的信条。因此，他没有那种学者兼策士的心理角色的错位感。早年在哈佛“面壁”２０年，披肝沥胆，谋成于思。７０年代执掌重权，纵横捭阖。时至今日，虽身已下野，仍旧直抒胸臆，纵论天下。其经验、智慧多有过人之处。
作为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智慧，基辛格的学说有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是，仍然有三重困境使他的“外交哲学”在实践过程中不得不打上很大的折扣：
首先，一方面基辛格依旧用冷战思维看待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天然的”、“本能的”大国，它仍旧是美国独一无二的战略威胁，无论俄罗斯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美国必须考虑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俄罗斯的改革是进一步向西方靠拢的过程。美国应该鼓励这一进程，拉俄罗斯一把。这崐样一种矛盾心态导致基辛格一方面主张采取有效行动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社会；另一方面又对俄罗斯的潜在能力忧心忡忡，认定俄罗斯不会满足于作为一个普通国家而生活在非帝国的边界之内。俄罗斯横跨１１个时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及大约２００００枚核武器。在基辛格看来，让这样一个俄罗斯加入北约，其他成员国均会有让“狼与羔羊共处”的感觉。可见，基辛格的这种矛盾心态正是他以冷战思维方式观察冷战后世界现实的自然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与他个人的经历和经验有关，〔１２〕也与他信奉的现实主义的学说原理有关。现实主义者一般不大愿意相信俄罗斯的变化具有本质性。
其次，基辛格相信历史具有可比性。他的“外交哲学”就是在精心研究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欧洲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能否将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或时代有限的智慧和经验普遍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这确实是个难题。在当今更加趋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现实中，基辛格的“历史智慧”在应用于实践中时，是要打一些折扣的。严格说来，基辛格的学说更适用于封闭式国家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高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世界正日益形成一个资本、市场、贸易、技术、金融、信息相互依存的网络。过去封闭的国家经济体系让位于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进而形成了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一体化和全球化。这一现实超越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市场关系的扩张和资本的积聚力量使传统的国家主权疆界受到了侵蚀。传统的国家利益的界定模式有些已不再适用了。但这并不是说，基辛格的学说已经完全过时了。世界政治毕竟是以国家为单位而不是以公司为单位构成的。世界政治的运作规则要求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以维护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为己任。国际关系总体而言依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只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以往僵硬的民族国家机制已开始放松罢了。基辛格的“双边战略”往往难以解决问题。
第三，一般说，外交战略是战略家通过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对国际现实进行分析、剖解后形成的一套对国家有利的思想框架和行动框架。基辛格将自己的一套战略思想称为“外交哲学”。但是，基辛格的“外交哲学”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想状态，按照这种“外交哲学”确定的利益目标自然也是理想主义的。操作起来，其实际结果同基辛格“富有哲理的”描述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基辛格一方面指出，历史上极少出现那种符合原理的均势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力主政府去追求那种只在两千多年以前存在过的均势状态。一方面他极力破除一百年来积淀在美国外交思想中的道义理想主义，另方面他自己又陷入了另一种理想主义纠缠，即在现实世界上去追求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均势情态”。不能否认，基辛格的“外交哲学”具有一种政治美感，但正如他自己预料的，纠缠于历史会产生自成的预言，他陷入了这种“自成的预言”的悖论逻辑之中；那就是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去追逐一个表面上和谐的实际上又难以真实存在的理想的“均衡情态”。“战略家靠着信念生活”，这大概是一条西班牙格言。但是，基辛格还是要创造历史。他甚至以挖苦和奚落的笔调批评了美国外交中的“英雄主义”。而他自己又以“历史英雄”的姿态提出了一套大战略。照基辛格的要求，这套大战略必须由某个“英雄”人物去执行才能奏效。在他那部气势恢宏且以华丽的、“经典的音乐”语言写成的新著《外交》(#FKDiplomacy#FS)中，这一点得到了尽情的流露。基辛格过于偏爱“权力”和“伟人”的作用，这使得他在回顾１９世纪的外交历史画卷和“刻意”选择的历史事件中，还是掩饰不住对历史的“怀旧心理”和对现实的无奈的心情。毕竟，现实比以往已有很大不同了。
注释：
〔1〕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４页。
〔2〕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Boston, 1994), p.102.
〔3〕参见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石中译），载《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4〕"Marx Weber's Economic and Social Law" (Cambridge, 1954), p.323.
〔5〕Bertrand A. W.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New York, 1938), p.2.
〔6〕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
〔7〕参见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有与实际行动相脱节的倾向》，Los Angelos Times, March 3, 1994.
〔8〕基辛格力主确定美国的国家利益范围，政策方略选择在于对国家利益的合乎实际的确认。基辛格批评克林顿在这一点上没有弄清楚，因此使政策失去了方向感，参见Los Angeles Times, 7, February, 1994.
〔9〕基辛格在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５日日本的《读卖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扩大北约——美国的紧急国家战略》，分析了这一点。
〔10〕基辛格于Washington, Post, May 12, 1995发表文章认为美国领导人没有把握住这一点。
〔11〕基辛格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９日在伦敦“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研讨会上发表的讲演。
〔12〕一次，笔者与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先生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研究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需要考虑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他童年时代作为移民的艰苦经历对他思维的影响。基辛格对不完美太熟悉了。
【附记】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用心地研读了基辛格博士的下列著作，体会颇多。它们包括：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Henry A.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1977).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79).
Henry A.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82).
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1994).
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