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__论
黄亚红
（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
西方女性的从属形象是由塑造其文明的基督教确定的。《圣经》告诉人们：夏娃把亚当引入歧途，偷尝了禁果，上帝在震怒之下惩罚了妇女。上帝警告夏娃说：“我必极大倍地添加你的痛苦，令你多育子女；你的愿望当符合你夫的愿望，而他必当支配你。”〔Vern L. Bullough et al., The Subordinated Sex: A His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thens: Univ. of Georgia Press, 1988), p.35.〕这就定下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基调。新教虽然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某些原则进行了改革，但却基本接受了女性从属观。从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大多数新教领袖都把男性的体格优势视为上帝让其统治女性的象征。
基督教的性别观被吸纳入西方文化，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也随之在西方各国确立。根据１７世纪的英国习惯法，女性完全处于对男性的依附状态，在婚前受父亲支配，结婚后则成为丈夫的附庸，她的一切法律权利都归丈夫所有。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妇女的地位虽然比其英国姐妹要高一些，在白手创业过程中常常成为男子的好帮手，并分享其自我价值感，但仍没有和男子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美国独立后，这种状况也丝毫没有改变。１９世纪初，随着宗教改革的不断开展，美国妇女逐渐走出封闭的家庭，参预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进而开始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
（一）
妇女在独立战争期间由于接触到当时广泛传播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已开始认识到性别的不平等。一批有才智的妇女于是通过群聚讨论和私人通信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1792年7月，一个妇女给《女士杂志》写信道：“我反对婚姻中的‘遵从’一词……婚姻不应该被视作一个尊者和一个卑者的契约，而应是一个双向的权利联盟、一个不言而喻的伙伴关系。”〔Sara M. Evans,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1989), p.63.〕对性别不平等进行系统反思的则是马萨诸塞州的朱迪丝·默里（Judith S. Murray）和独立运动领袖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
默里于１７９０年发表一篇题为《论性别的平等》的文章，剖析了社会的准则及其制订者。她认为既然男性没考虑女性利益而只顾自己的需要制订了社会准则，就不该苛求妇女去遵守；她还抨击了男性的逻辑和理性，高度赞扬了女性美德。阿比盖尔则更进一步，主张在法律上保证妇女的权利。１７７６年３月，她给丈夫写信，要求他在为独立的美国制订新法律时，务必“记住广大的妇女，比你们的祖先更慷慨大度……如果不给妇女以特别的关心和注意，我们决定酝酿一场暴动，不使我们被任何我们在其中没有发言权或代表的法律所束缚。”〔Alice Rossi, ed., The Feminist Papers: 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0-11.〕当约翰·亚当斯回信说她的要求不合时宜、不可能达到且令他好笑时，阿比盖尔很愤怒，她写信驳斥丈夫，还给女友写信，建议组织一个国会请愿。后来她虽没有采取请愿活动，但她的从法律角度争取妇女权利的思想却慢慢传播了开来。
（二）
美国独立之初，由于巨额的战争费用，经济状况并不乐观，虽然制造业已经出现，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结构却仍然占主流。但１７９２年发生的法国革命战争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扭转了美国经济状况，敌对的双方都为美国的商品和船运业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此外，美国人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于１７９３年发明了轧棉机，能快速高效地为棉花脱籽，这使短绒棉在南方的普植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南方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发展。
１９世纪初，在美国还兴起了筑公路和开挖运河的热潮，这是史称“交通革命”的第一阶段。“交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经济发展，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商品在各地区间的流动还使金融业获得发展，沿交通线兴起了许多商业中心，把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一个整体。伴随着“交通革命”，美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精神迅速成长起来，到１８６０年，美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
经济变革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社会中原有的中上层阶级，如地主、医生、律师和传教士等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尽管作为整体，他们并没有经历到本阶级地位的衰落，但也确实遭到了地位被剥夺之苦，感到长期信赖的虔诚价值观和清教伦理受到了挑战。而那些新富们年轻时接受的清教观念也使之对新获得的财富有负罪感，担心财富和地位会因自己不配承受被突然剥夺。
正是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导致了１７９５－１８３５年的宗教复兴运动。它把杰弗逊主义和杰克逊民主思想引入宗教领域，对传统的加尔文教义进行再解释，进一步推动美国新教主义远离英国教会枯燥乏味的理性主义，朝向虔信的福音派教义前进，因而又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或“福音运动”。该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的是其第三阶段，也即２０年代起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领导的福音改革运动。
芬尼视建立福音教义为己任。他反对原罪说，把人而非上帝看作宇宙的中心；认为灵魂的拯救不是一个只能靠耐心等待来获得的奇迹，而是正确运用人类自然能力的结果；信教人士的忠诚应通过他此生的善行，而非对来世的灵魂获救的期待来验证。如果说传统的加尔文教义强调的是对平安离世的痛苦的追求，芬尼则转向慈善活动，视灵魂拯救为宗教活动的开端而不是终点，“鼓励人们在信教的同时努力工作”。〔FGilbert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Gloucester, MA, U.S.A.: Peter Smith, 1957), p.11.〕芬尼号召的工作并非努力赚钱的世俗工作，而是对社会价值和道德进行改良的社会工作。
芬尼的福音运动吸引了社会中原有的中上层人士，他们把投身改革作为一种补偿其地位受损的手段；新兴的暴发户们也因芬尼“通过不断攻击骄傲及在社会中向上爬的罪恶、通过抨击在世上积累财富的危险”〔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pp.8-9.〕，触到了他们最软弱的地方，他们为了自救也投身于福音运动中。纽约州尤其成为芬尼教义的传播和福音运动的开展的白热化地区，因为该州是新兴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典型地区。
与宗教复兴早期代表人物，如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等人相反，芬尼不仅支持妇女在宗教集会中作祈祷，而且公开鼓励“妇女姐妹”们自由表达其意愿，甚至不惜为此和比彻派决裂。〔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pp.8-9.〕芬尼派著名活动家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在他的努力下，妇女在公开场合中讲演很快成为遍布纽约州的现象。
１９世纪的美国妇女和殖民地时期的已有所不同。首先，女子教育有了缓慢的进步，除了１８世纪８０年代男子创办的“女子中等学校”（female academy）外，在世纪之交又出现了女子组建的“私立女子学校”（female seminary）。“在这些学校中，妇女不仅发现自己是有才智的，还经验到了一个强化的女性社会，认识到了妇女（与男子）不同的特殊使命。”〔Evans, Born for Liberty, p.65.#FS〕其次，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日益和家内操作分开，男性外出工作养家，妇女则日益被禁锢在家内。由于当时的内科医生和教育家普遍认为女性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不够稳定，不足以维持智力活动的需求，传统的女性职业，如助产士，也基本被男性取代。女性的自我价值感愈来愈得不到实现，在一个男性机会大大增加的时代，女性的活动天地却越来越窄了。
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尤其体会到其机会的减少。在下层妇女必须出外工崐作补充家用、上层妇女更有可能享受闲暇生活之际，中等阶级妇女却被频繁的生育和繁重的家务禁锢在家里。其中一部分人因而投身于福音运动，希望以改良社会的形式体现自身价值。纽约州妇女的改革热情最为高涨。
（三）
受芬尼福音教义的感召，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参加了男性领导的团体，还成立各种妇女团体进行慈善改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妇女道德改革运动（Female Moral Reform）、禁酒运动（The Temperance Movement）和废奴运动（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妇女道德改革运动出现于３０年代，其主要目标是改革性道德的标准并对性行为进行控制和管理。妇女道德改革者们认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导致社会道德的堕落，因而应谴责并揭发那些放荡的男子，对受辱女性施加保护。她们还号召母亲们监督儿子的行为，教育他们保持良好的道德，在性生活上严格自控。从１８３４年“全国妇女道德改革协会”（The American Female Feform Society）在纽约成立起，１０年内在全国已有４００多个支部〔Evans, Born for Liberty, p.74.〕，给社会吹来了清新的道德之风。
纽约州中西部的道德改革运动异常活跃，这是芬尼派长期活动的结果。以韦尔德工作过的犹提卡城（Utica）和附近的奥奈达郡（Oneida Country）为中心，向周围城乡辐射出了一个改革的热化地区，史称“燃烧的地区”〔该短语来自Whitney Cross, ed.,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1924)〕。１８３２年，犹提卡城有４１个自愿团体致力于各种改革目标，其中１／３是妇女团体〔Mary Ryan, "The Power of Women's Networks," Judith L. Newton et al. eds., Sex and Class in Women's History (Bost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83), p.170.〕。１８３７年，全国妇女道德改革协会支部成立于犹提卡，有１００名成员。它的第一个年度报告宣称：“我们确实感到我们已加入为生命而拚搏的战斗，我们不能随便放下武器，除非为死神所召唤。”〔Ryan, "The Power of Women's Networks," p.171〕该城妇女机构后来还向外发展，成果卓著。
妇女还踊跃参加了禁酒运动。１９世纪初，医生普遍认为妇女的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同样地不够稳定，因此，多生育就意味着妇女苦难的加深。不过，当时的人缺乏有效的避孕概念和措施，要控制生育，只有通过社会的和心理的约束来控制性行为才行。由于酒精常常会把男子从牧师和母亲的训诫下解放出来，失去学习到的道德控制，进而对妇女构成威胁，妇女就大力宣传禁酒，以维护本性别成员的利益。
禁酒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后来的女权运动领袖大多参加并领导了禁酒运动。１８５２年，首届“全国妇女禁酒宪法会”在罗切斯特召开，目的是使禁酒在宪法上得以体现，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 Stanton）是会议主席。这把禁酒运动提高到政治层次上，影响巨大。
从３０年代起，美国妇女还积极参加了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和西奥多·韦尔德等人领导的废奴运动，该运动是芬尼福音精神的又一体现。女性废奴者和男子一样在公共集会上作宣传，为废奴摇旗呐喊；挨家挨户地征集签名，向国会进行年复一年的废奴请愿；她们还单独组建女性废奴组织，这种组织到１８３８年仅在新英格兰就有１００多个。〔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 1984), p.182.〕
女性废奴运动的领袖人物是萨拉·葛罗米柯（Sarah Grimke）和安吉琳娜·葛罗米柯（Angelina Grimke）姐妹俩。她们是在“全美废奴协会”（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Association）指导下，在全国作巡回演说的仅有的女性，其演说收效卓然。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她们在马萨诸塞州的６７个城镇中作了演说，其中有３４个不久就向国会发起请愿，而该州当时共有４４个城镇参加了请愿〔Kathryn K. Sklar＆ Thomas Dublin, eds., Women and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ader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y: Prentice Hall, 1991), p.188.〕。葛罗米柯姐妹还强调妇女应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无论在教会或国家，妇女在所崐有统治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中都有发言权”〔Alice Rossi, ed., The Feminist Papers, p.322.〕。号召妇女为女性的事业奋斗。
妇女在废奴运动中成绩斐然。据统计，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男女分别向国会递交了１７５和１６５次请愿书，签名人数则分别为２２２７３和４４９２９人〔K.K. Sklar＆ T. Dublin, eds., Women and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 p.178.〕。到１８４３年，请愿运动获得胜利，废奴问题提上了国会议事日程。在１８６５年奴隶制废除前，妇女一直在为废奴事业作贡献。在废奴运动中诞生了第一批女权领袖，如斯坦顿和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等。
综上所述，一批先进的中等阶级妇女通过参加各种改革运动，从禁锢的家庭踏入社会，并提高了工作技巧和能力。废奴请愿结束后，她们在改革中被唤醒的热情和日益接受的性别平等观念结合起来，开始转入争取女性自身权利的运动之中。从４０年代起，妇女逐渐发动了争取财产权、监护子女权、教育权和选举权等运动，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来临了，其中，斯坦顿和安东尼领导的争取选举权运动最壮观，也最深刻地阐释了女权运动的内涵。
（本文承美国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女权主义者Mary Rothschild精心指导，特此致谢！）
张 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１９９５年９月４日至１５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国际社会在各国妇女运动的推动下为争取妇女在就业、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平等机会所做出的又一次努力。自６０年代起，各国妇女已逐渐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她们在不同的国家里掀起妇女解放运动，并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着女性主义要平等、要权利的呼声。目前，这种呼声已汇成当今时代强健的音符，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女性主义概念有很多，当前讨论最多的主要有“性别角度”（Gender Perspective）和“妇女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的概念。本文仅就这两个概念作简要介绍。
一、性别角度
英文中的Gender是指社会性别，不同于sex（生物性别）。生物性别是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社会性别则是社会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结合体现。女性主义观点认为：社会性别是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无所不在，最明显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参见王政：《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载《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天津师范大学１９９３年版）
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的不平等现象存在于各个国家和各种社会制度。这种不平等首先来自于社会结构为男女所规定的不同角色（role model）。美国的女性主义者菲莉斯·切斯勒在《妇女与疯狂》一书中指出：社会为男女规定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女性特点是被动，柔弱，顺从，无判断力，无竞争力，无主见，依赖，需要指点、伴侣和爱，简言之，女人就意味着无能力过独立自主的生活；所有这些特点若出现在男子身上，他便会被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切斯勒认为，这种性框框实际上为妇女规定了一条失败者、牺牲品的人生道路。
〔Phyllis Chesler, Women and MadnessF（Garden City, 1972）〕
女性主义者也从性别角度来分析国家的性质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她们认为妇女状况及地位的改变实际上有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家通过对社会福利的投入，通过立法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才能改变性别歧视。但是，在一个政治权力、经济崐资源分配及社会价值均不平等的社会里，国家则是一切不平等的反映，其本质只能是男权的。女性主义指出，由于政府本身的男权性质，由于其官员腐败，由于政府只重视发展生产与经济而不理会再生产（生育）问题，国家也经常起着加剧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作用。
女性主义还从性别角度来分析、批判男权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她们认为对妇女的暴力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压迫，是男子依仗生理上的强悍对妇女实行的压迫。婚内强奸，家庭暴力，性骚扰，拐卖妇女，嫖娼等都被视为男权对妇女的性压迫和性剥削。
各国妇女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勇敢的挑战。６０年代末，美国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提出“提高觉悟”（consciousness raising）与“个人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妇女们通过对个人经历的倾诉，打开她们长期压抑的无意识层次，使妇女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从属地位和受压迫处境。通过这样的倾吐，妇女们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孤立，自己的遭遇竟然也是众多妇女共同的遭遇，因此她们提出个人是政治的口号，明确地向公私分离的传统理论挑战，她们不再羞怯于谈论“个人琐事”，相反，她们严肃认真地致力于从“个人琐事”、“个人经历”中寻找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从而大大提高了妇女的主体意识。（参见王政：《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载《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天津师范大学１９９３年版）
反对对妇女的暴力目前已成为全世界争取妇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７０年代初，由美国妇女首先发起了“还我夜晚”运动（Take Back the Night Campaigns）。这是因为，对妇女的暴力又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妇女已没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她们夜晚不敢单独行走，随时要提防色狼的侵袭。本来美好的夜晚却剥夺了妇女出门散步的权利。于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了，她们举起火把和蜡烛，在华盛顿、纽约的大街上示威、静坐，发出“还我夜晚”的呐喊声。
性别角度是一种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于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性别角度是当今女性主义争取妇女解放的有利的理论武器。
二、妇女与发展
妇女与发展这一理论始于７０年代中期，它的产生是由于国际社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妇女被排除在１９６１年开始的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发展计划与实践之外，而且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相反，妇女状况有日益恶化的趋势。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分担世界２／３的工作，但只得到５％的收入和只拥有少过１％的财产。妇女承担着大量的农业劳动和几乎所有的家务，而妇女花在农业和家务上的时间和劳动并不被视为“工作”，所以得不到报酬，而且这些不受薪的工作却又成了她们受歧视的原因。妇女的状况又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森林砍伐殆尽，水源污染迫使承担家务的妇女花更多的时间，搜寻稀少的燃料及饮用水。
“妇女与发展”理论从妇女的角度审察世界经济变迁的格局，指出在发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持久”和“公平”。
从６０年代就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大变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目前愈演愈烈的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使国家间政治含义的国界变得模糊，从而促进了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和各国在资源上的互补，这一趋势也可称为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严重的贫富差别和社会结构的失衡，特别表现在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社会分工，妇女受剥削现象日益严重。在较发达国家，金融、商业的发展对女性的影响表现为女文职人员增多。就业机会多了，但大量的是最低层就业机会，工资最低。在美国，工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是移民和少数民族，而且多数是女工，她们的工资少得可怜。日本妇女由于家庭生计所迫，也不得不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而她们能找到的工作大部分是钟点工，老板不负担福利，同时她们又要承担全部家务，因此日本妇女成了最廉价、效率最高的劳动力。再以东南亚国家为例，马来西亚１９７０年制定了新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很快出现大量的外资企业，其中８０％是女工，从事电子工业的低技术加工。女工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因此工钱也格外少。由于工厂环境太压抑，工作时间太长，女工中出现集体患歇斯底里症的现象。马来西亚种植园的工人多来自南印度，她们受压迫最深。这些妇女经常受男人酒后的毒打，由于无节制崐的怀孕，流产现象普遍，加之化学药品的影响，妇女的身体状况很差。菲律宾１９７８年采取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菲律宾的特点是劳务输出。菲律宾的女佣在香港有三万人以上，在新加坡有七、八万。菲律宾女佣的文化水平较高，输出的女工中很多是大学生，由于国内无就业机会，收入低，妇女就到国外当女佣，其中很多是已婚妇女，她们放弃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当佣人，经常会受到虐待，被殴打和性骚扰。泰国的特点是妓女多。妓女有不同层次，泰国唐人街的妓女档次最低。那里全是童妓，年龄在１２－１４岁，价格最低廉，接待的嫖客也是最低档次的。泰国的卖淫成了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个创汇途径是出口新娘。新娘被输出到日本农村，在那里由于农村女性移向城市，因此在日本农村人口中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调，泰国输入的新娘解决了农村男性的配偶问题。
（统计数据参见鲍小兰：《不同社会在转型期中妇女就业问题》，载《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天津师范大学１９９３年版）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妇女所处的受压迫地位。可以说，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以妇女作商品或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深思：现代化等于男女平等吗？市场经济是否是最公平和最人道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妇女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为她们提供参与发展的机会和途径。妇女们呼吁各国政府正确计算妇女的工作，将妇女不受薪的工作计算在国家经济核算体系中去。妇女们要求各级政府及国际组织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把妇女的特殊需要纳入计划之内。基层妇女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从事各种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解决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基层服务项目。
○学术札记
董乐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政治上正确与不正确
看到两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一本是小说，名叫《政治上正确的床边故事》，另一本是政治著作，名叫《政治上不正确》，副题是《美国政治中出现的信仰因素》。两本书都还没有机会读到，不过它们的书名却引发了一些感想。
所谓“政治上正确”或者“政治上不正确”究竟是什么含义，尤其是它出现在自由主义思想占上风的美国，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这种意识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自由主义思想主张文化上的多元化，这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把多元文化推行到极端，不如此不足以显示政治上的正确，那就有些过头了。
为了要对少数集团文化表示尊重，多元文化论者不仅仅主张对儿童进行双语教育，而且还主张重新制订大学里的文史哲课程，要废除西洋文化史为主修课程，在文学课程中大量增加黑人作家、妇女作家、亚裔作家、拉丁裔作家的作品，甚至在提升职称和评薪中要照顾少数集团，而不问学术水平和成就，否则就要遭到“政治上不正确”之讥。前一两年宾州大学发生黑人学生因校刊刊登他们认为有文化歧视文章而查抄该期校刊并当众焚毁一事，校方当局就不敢加以阻拦。自由主义左派甚至也步保守主义右派后尘要对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禁书名单，尽管两派所禁内容不同，但方式则一。上面所提的那本《政治上正确的床边故事》就是按照自由主义极端派的标准，把在儿童入睡前讲的传统故事删改掉其中的冒犯少数崐集团文化感情（比如说用字有辱黑人）的成分而重写了一遍，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首位达几十个星期而不衰，确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造成美国的主流文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退而为次文化，而进一步从文化上的分裂造成政治上的分裂，目前尚难预料。
后冷战时代的时代特征
后冷战时代的时代特征是什么？
弗兰西斯·福山说是“历史的终结”。
亨廷顿说是“文明的冲突”。
恩曾伯格说是“内战”。
布热津斯基说是“失控”。
…………
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这样的历史的终结：“我们正在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历史一个特定时期的过去，而是这样的历史的终结，那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结束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的全球普及化。”遗憾的是，福山未免过早乐观了一些。冷战固已过去，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化似乎还没有结束，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虽然在东欧一部分国家有了尝试的开端，但是举步维艰，能否作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在那里确立，尚在未定之天，而要实现全球普及化，则就更难说了。
这就牵涉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从目前来看，也许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各种政府制度中“为害最轻”的一种。但是它是否能为伊斯兰教文明或东方文明（包括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所接受，实在是个大问号。别的文明不敢说，中国文明有个兼收并蓄的传统，也许能吸收能为我所用的一些西洋文明，但最终是否出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的普及化，还是被中国固有政治文化所同化，谁能有把握说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冷战后世界趋势是一片混乱，倒是更符合布热津斯基的“失控”论。不过，德国政论家恩曾伯格的“内战”说，从表面来看，似乎只局限于一些国家，特别发生内战的一些国家，但是从深层上来分析，似乎更贴切地挑明了当前的趋势。说是“内战”，其实是民族冲突，甚至部族冲突；说是“文明的冲突”，其实是宗教冲突，甚至是教派冲突，归结起来还是民族冲突。如果说二战以后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许多殖民地国家，次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但是民族主义像任何主义一样，一趋极端就带来了一定的危险性。原本是反抗压迫的进步事业就会演变成扩张、压迫的反动性质，战争，不论内外，由是而起。也许互相残杀争战是人类本性，没有战争就没有人类的历史，因此历史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读萨伊德的演讲集《知识分子的陈说》
丛 郁
（南京大学英语系）
爱德华·萨伊德是美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批评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近十几年间萨伊德的理论著作颇丰，计有１３部著作问世。其中《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文化批评的经典性著作，萨伊德也因此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应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之邀，萨伊德做了１９９３年度的“瑞斯广播演讲”。当ＢＢＣ在１９９２年底将这一消息公布于众时，立即就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强崐烈批评。萨伊德被指责积极参与争取巴勒斯坦权利的斗争，因而无资格在电台上发表“公正、体面”的演讲。有记者认为，萨伊德的演讲主题——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有悖于“英国规范”的。而萨伊德本人则认为，对于他的指责恰恰具有讽刺意义地从反面验证了他关于知识分子使命的主题。
最近读了美国纽约先哲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为萨伊德出版的演讲集，撷其要端与读者共鉴。
谁是知识分子？
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个相当大的团体还是一小部分精英人物？在本世纪有两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较为典型地代表了这一分歧。
本达（Julien Benda）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极少数具有超出常人能力的、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哲人，他们的意识造就了整个人类的道德观念。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在日常行为中不追求实际目标的人，他们只在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科学实践中或者是在形而上的运思中得到娱乐。简而言之，就是那些拥有非物质性优势的人。”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则对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认识。他在《狱中手记》中曾写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葛兰西又将他认为在社会中拥有知识分子职能的人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教师、牧师等；第二类是官能性（organic）的知识分子，它主要指现代社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经济学家、文化人、司法工作者和公共关系人员等等，总之，一切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葛兰西认为，传统的知识分子趋于保守，年复一年地在一个地方重复同一种工作；而官能性的知识分子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具有更强的开拓精神。
萨伊德似乎对于葛兰西的观点较为青睐，他认为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２０世纪，不断涌现出新的职业，如广播电视、电脑软件设计、政府智囊人员等等，使得葛兰西的知识分子官能说更为切合实际一些。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从事某种职业或者是某个阶层中的无名之辈，而是一个在社会中具有特殊公共职责的个体。在萨伊德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特殊的禀赋，他有责任向公众表述（即陈说）某种观点或意见，同时也有责任代表、体现公众的观点和态度。
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萨伊德指出，在现代历史中，没有哪次重大革命中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反过来说，也没有哪次重大反革命运动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知识分子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发源人，另一方面，社会政治运动又造就了知识分子。世界上绝不存在完全自由自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言论或著作自发表之时起就成为了公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应该旗帜鲜明地代表某种立场和观点、向有关公共当局提出陈说或请求。
知识分子不应该人云亦云地去做和事佬，而是应该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接受既有的模式和陈词滥调，更不是机械地迎合权威或者是传统的规范，而是要向权威和传统挑战。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谈话、写作、教学或者在电视上露面等渠道陈说自己见解的个体。
知识分子的双重职责
谈到知识分子，我们实际上是在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生长在自己的民族、宗教和政治氛围中，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我们不能想像哪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是著名人物还是无名之辈）能够用一种既不属于全人类也不属于某个国家的语言写作。因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生长于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是他从事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在知识活动中（如写作、演讲、思考等）摆脱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教养。
萨伊德援引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观点指出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履崐行的义务。国家是一个民族的最佳体现形式，而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是这个民族的思与辩的精华。作为“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将国家和民族的精华发扬光大，树立起本民族的独立感与自豪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分子不仅属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他不应该只以小集体的情感来思考问题，而是应该超越国界去思考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所共同的价值观念。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承担起为本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奔走呼喊的使命以外，他还应该履行自己的世界性职责：将某一民族所面临的危难与全人类所面临的危难和所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形成自己更为广阔的世界观。
在这一点上，萨伊德的观点似乎与马列主义的观点一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同样，知识分子只有将本民族的精神融于全世界各民族整体文化的语境之中，才能真正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豪感。
“放逐”中的知识分子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不乏将抨击时政的文人骚客流放、发配到异国他乡的实例。这是一种对于肉体的惩罚。然而，萨伊德更为关注的则是一种“形而上”的放逐概念。在他看来，虽然有些知识分子在肉体形式上没有被放逐，他们终身隶属于某一个社会；但是，可以将这些人分为两类：局内人与局外人。局内人就是那些完全归顺于社会，在社会中飞黄腾达、没有任何异己感和不和谐感的人；另一方面，那些总是与社会意见相左、得不到荣誉与升迁的人，就是局外人或者说叫被放逐的人。知识分子这种形而上意义上的被放逐，实际上是指那些对社会主流文化持不同见解的人在社会中自己精神上的惶然不安以及使他人惶然不安的状况。
这些被放逐的知识分子却每每能够随遇而安，而使自己的不满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思维和生存方式。萨伊德在《演讲集》中说道：知识分子就像是一个从失事船上逃生的人，但是与罗宾逊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试图去垄断、控制某一块领地，而是试图与它共生存。因此，他更像是马可·波罗，总是一个游客，而不是征服者和侵犯者。
处于放逐状态中的知识分子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看待一切事物，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事物目前所呈现的状况，而且还看到了事物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将事物的现状看作是人类历史和社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天赐的和一成不变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放逐状态意味着对于陈规旧矩的摆脱，由于他的知识活动与既定的规范相左，因此他的知识活动有待于社会的认同。
作为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流放人”，知识分子与常人不同，对于非确定性、冒险性和实验性的东西更感兴趣，对于常规性和权威性的既成事实却不屑一顾。或者说，被放逐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创新、开拓的胆略，而不是墨守成规、畏葸不前。
“生计性”的知识分子
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由于与有关机构越来越密切的盟属关系而变得愈来愈职业化（professionalized）。这种职业化趋势表现为知识分子从自己所盟属的机构那里获得权力和权威。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维系于有关机构的兴衰。
那么是否仍然有独立自主地行使自身职能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无需感激供给他们薪金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或者忠诚于某一党派的原则。或许１９世纪的知识分子较为超脱，他们的知识活动和陈说更具有个性一些。但是时至２０世纪，由于知识分子界线的逐步加宽，知识分子的数目也与日俱增；知识分子的机构化和职业化使得他们的个性受到了压抑，我们的确应该怀疑作为独立意见持有者的知识分子是否依然存在。
诚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指责知识分子因为拿了大学或报社的雇金便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拜金主义者。但是，如今的知识分子崐确实有一种遁世的心态，在美国的大学里不难见到这样的教授：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有一份可靠的收入，并不对校园外的世界感兴趣。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活动往往只是为了学术地位的升迁，而并不关心什么社会变革之类的事情。
必须指出的是，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不是一个雕塑般的偶像，而是一个具体的职业、一种社会能量和一种对于人类自由的启迪与解放，这是萨伊德在演讲中一再提及的话题。他认为，当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一种独特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学术界，也不是来自城市的膨胀和新闻出版界的商业化，而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职业性（professionalism）或者叫“生计性”。所谓生计性就是指将知识分子的职业看成是谋生、糊口的手段，不再关心社会和政治热点问题，而试图使自己变得“客观化”。
目前知识分子的生计性和遁世心态不外乎这样几种原因：首先是学科划分日趋专门化，一个人的学历越高，他就越被局限于某种十分狭窄的知识领域；其次，知识分子若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他必须得到有关权威部门的认证，因此，他就必须按照权威部门所制订的规范行事，这也就是新近一段时间在美国引起不少论争的“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第三，知识分子的知识活动变得越来越必须迎合权威和雇主的需要，这体现于政府部门出资支持某种研究课题，例如美国的外交、国防部门近几十年来曾出巨资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再者，经济领域的大财团正在形成一种政治集权力量，它们大量雇佣学术专家帮助研究制订涉及经济、政治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另外，还有各种研究基金、带薪学术休假和出版资助等等。
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考验就是要在这种生计性的冲击面前应付自如，不是去视而不见，而是要学会如何体现自己不凡的特权与价值。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该是一个“业余选手”，他应该视自己为社会中积极关心道德问题的一员，用“业余精神”去改变生计性的生存环境。知识分子的这种介入虽然是孤独的，但是并不是孤立的；因为它与人民对于理想的共同追求与渴望紧密相联。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