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息
——“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学术讨论会”综述
金灿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４日至２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世界知识》编辑部共同举办了“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学术讨论会”。来自首都十几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上，实际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确定冷战后美国的地位；二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为冷战后的美国定位
随着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会者的基本共识是，美国唯一超强的地位还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直到下个世纪初，还看不出有哪种力量能够对它进行全面的挑战，更不用说取代它了。
传统上中国国内对于美国地位的主导认识是“相对衰落论”。不少学者不同意此论，他们认为：首先，衰落论者往往用战后初期美国在西方（甚至世界上）特殊突出的地位与后来美国的地位相比较，这是不科学的。战后初期的状况是非正常的，因此这种比较是把特殊与一般相混淆了。其次，衰落主要是指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但是从６０年代末或７０年代初开始，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就基本稳定了。目前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仍然是领先的，而且它在其他经济部门中的潜力很大。第三，美国的调整应变能力很强，８０年代率先完成经济结构调整，走在其他发达国家前面，在管理和竞争力方面又恢复了优势。第四，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美国的地位或升、或降、或维持现状，因而不存在一种明显的、必然的地位下降趋势。使用“衰落”一词既不符合事实，又容易误导。
有学者指出，关于美国地位的学术讨论本身要规范化，以减少谬误，方便沟通。主要是做到：先做分门别类的细致研究，然后才得出总的结论；科学地选择进行比较的标准；尽量地量化各种因素。其他学者补充的需要注意的问题有：美国的问题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社会方面的；有些问题是各国共同的，并非美国特有的；一国的力量不等于其国际地位，还要考虑其运用力量的意志和技巧；要在冲突中，在力量运用的过程中分析一国的力量；美国的兴或衰对中国都是利弊皆有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等等。
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具体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１）军事上，能力不变甚至加强，但是运用军事力量的意愿下降；（２）经济上，大体保持现在的地位不变；（３）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上，扩张势头加强，但是随着国内问题突出，文化上的扩张将受到自我制约；（４）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上升；（５）在不同地区其地位有升有降，在欧洲地位下降，在东亚则遇到文化挑战之类的新问题，但在中东、拉美等地区却呈上升势头。
把握变动中的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言，维持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与会者的主要判断有：第一，冷战结束后，中美双方都经历了政策调整时期。中美关系的总趋势是走向成熟的双边关系，其利益基础已由主要是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利益转变为双边利益。“六·四”后出现的对抗期已基本结束，１９９４年中美关系有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第二，中美关系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在相当时期内中美之间不会互为对手，总的来看是共同性大于分歧。可以对未来中美关系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用通俗语言说是：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中美的共同点主要表现为经济上互有需求，并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可以进行合作。第三，中崐美之间一开始就有磨擦，而关系越深磨擦也就越多。除了诸如人权、贸易、军控、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分歧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深层的分歧，包括意识形态差异、文明差异、对国际规则的不同认识等等。其中，台湾问题始终是最大的隐患，是最可能导致双方走向对抗的问题。第四，美国对华政策日益具有这个特点，即把一定的规则引入到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其总的意图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对发展的方向加以规范；不是全面地规范，而是有重点地规范。其手段主要不是对抗，而是合作、融入。
在安全关系方面，前不久发表的美国国防部东亚和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调整已基本完成。通过维持驻军，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和对亚太事务的卷入。在新定型的亚太安全战略中，对中国因素的考虑是大大加强了。
在贸易关系方面，与政治关系的发展相应，中美经贸关系先后经历了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的恢复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的发展期，１９８９年后进入正常期。近年来双方的经贸磨擦增多，这是必然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也是双边经贸关系深化的结果。对此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事实上，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磨擦都在增加。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包括：学习国际贸易谈判的经验和技巧，加强我国的国际贸易立法，加强对谈判对象国的解释、宣传工作，以及积极地、有效地参与和利用国际多边组织，等等。
肖 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从１９９２年布什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Ｆ－１６作战飞机到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将美台关系升级，美国对台湾政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调整。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严重问题。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７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美国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外交部、国务院台办、中联部、统战部、国务院外办、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解放军报社、国际战略基金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总参及总政有关单位等等４０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与会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湾政策的原因
与会者一致认为，自布什执政后期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于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与会者提出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主要是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主要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引起的。国会的压力和党派斗争在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中均起了主要作用。此外中国大陆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和台湾岛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美国内造成了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气氛，从而间接地影响到美国的对台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近来的政策调整是其以往政策发展的结果。中美建交后，美国的方针一直是在两岸间搞平衡外交，企图维持两岸“和而不统”、台湾“独而不立”的局面。美国口头上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实际上阻止中国的统一。冷战后基于对华战略的考虑，企图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例如美对台出售武器就是要加强台湾在军事上的防御能力，以达到延长海峡两岸不独不统的局面。
第三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是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对台关系的一个原因。美国认为台湾的政治改革符合美国一贯倡导的民主化。特别是台湾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去年台湾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这种情况使美国一部分人认为，需要提升美台关系状况，以便于处理实际问题。
对于以上三种观点，与会者并不是各执一端的，他们的分歧主要是侧重点各有不同。
（二）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台关系的发展趋势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及其引起的美台关系变化的方向和趋势是什么？这种变化是否有其限度？如果有限度，那么限度是什么？这些是此次会议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不会突破中美建交时的基本政策框架，即维持现状。美国既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也不愿因两岸关系恶化而使亚太地区出现紧张局势，甚至导致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共同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不复存在了，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使大陆超过台湾，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扩大，在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在许多重要的安全问题上仍需要中国的合作。这是遏制美国对台政策逆转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还是要维持不统不独的局面，时而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时而利用大陆的压力从台湾获取好处，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看法是，去年美国会选举后，国会中亲台派势力上升。
这将会对美对台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另一方面也应作具
体分析。美国会中的亲台派势力加强，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支持台独的势力加强。国会中的亲台派准确地说更“亲”国民党。总之，不论是从美国的实际利益考虑，还是从美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看，都可以肯定地说，美对台政策的调整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根本突破中美建交后的政策框架。
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首先，“维持现状”的“现状”的含义是什么？因为美对台政策并没有长期固定在一种状态上，而是在不断调整变化的。其次，如果说美国政府要“维持现状”，那么它是否能维持下去？在解放战争时期，杜鲁门政府就曾想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达到目的。现在的美国政府要在对台政策上“维持现状”，能否达到目的是需要认真考虑的。第三，美国调整对台政策有可能引起中美之间的严重对抗。另外美国的行动很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将起而效法。这两方面的情况如果发生，其后果是难以控制的。
（三）美国调整对台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美国调整对台政策将对两岸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与此相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目前起着多大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也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
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湾海峡，是造成今天中国仍不能统一的重要原因。目前美国仍然是中国统一的重要障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均是美国支持和援助的结果。在政治上，美国甚至直接参预台湾岛内的政治人事安排，并支持民进党及台独势力。
与上述不同的观点是，台湾问题的历史根源在美国，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美国了，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只要找美国就可以的看法是不客观的。当前台湾当局推行的一些政策是受４０多年来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的结果。而且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是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些都超出了美国的预想和控制，以致美国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与此有关的一种看法是，即使将来海峡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也不会从军事上介入，它更有可能的是采取其他方式，例如增加对台军售、加强对我经济制裁等等。因为：（１）美国以往在亚洲的军事干涉失败的历史教训使美国不愿过深地卷入亚洲的冲突；（２）冷战结束后，美国卷入与大国的冲突对美国不利。
除以上所述几种有争论的观点外，与会者还指出了这一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中较多地注意台湾方面的资料，对美国的第一手资料挖掘得不够等等。此外与会者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政策建议和设想。
肖 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美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于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１－２３日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探讨了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关系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现将境外学者的观点综述如下：
美国代表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以哈丁为代表的看法，他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受三个方面问题的困扰：（１）双边关系受人权、台湾问题、贸易赤字、军售、西藏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的困扰，双方矛盾和摩擦不断；（２）双方互不信任；（３）克林顿政府忙于处理国内事务，不像尼克松和布什那样重视中美关系，缺乏对华政策的长期考虑。这样，中美关系的决策就让给了国会。国会中共和党保守势力控制局势，他们更关心的是朝鲜核武器问题、越南问题及美台关系升格问题，而中美关系不在其视野之内。目前，国会正酝酿讨论对华关系的修正案，这将使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
另一类是以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邓伯格教授为主的观点，他认为中美目前的困难状况是暂时的，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利益将使两国克服目前的困难。他建议中国应学会做游说国会议员的工作，影响国会以改善中美关系。
港、台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关系在削弱，与台湾的竞争在加强；美国与大陆的经济关系在加强，双方有很强的互补性；与日本相比，美国产品在中国缺乏竞争力，售后服务差，美国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和美国一样，把中国既看成是一种机会，又看成是一种危险。美国需要日本作为平衡中国的力量，同时，日本也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东南亚国家既怕中国，又怕日本，所以，他们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反对日本的野心。没有日本的参与，中美关系是不全面的。
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日美贸易不平衡与中美贸易不平衡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由于双方宏观经济因素，如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同而引起的，后者则是由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雁阵式发展模式，劳动密集型和土地低成本型出口导向引起的。中美双方关于农产品贸易影响了澳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对农产品有补贴，澳大利亚则没有，农产品出口是澳的主要出口项目，因此，中美贸易损害了第三国的经济利益。
《美国教学论流派》 钟启泉、黄志成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４月第１版。除“序言”（《求索》丛书编委会）、“前言”外，正文计７章、３００页。全书共２３．１万字。
本书主要考察当代美国有代表性的、在国际教育学界有影响的７大教学论及其流派，即布鲁纳(J.S. Bruner)的认知结构教学论、布卢姆(Benjamin S. Bloom)的掌握学习论、奥苏伯尔(D. P. Ausubel)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加涅(R.M. Gagne)的协调教与学过程的教学论、斯金纳(S.F. Skinner)的程序教学理论和凯勒(Fred. S. Keller)的个人化教学系统理论。除主编外，参加编写者尚有皮连生、陈延泽、方展画等。本书系钟启泉等主编的《求索丛书》之一。
《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时代（１９２９－１９４５）》 刘绪贻主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除“编写者说明”、“引言”、“附录”（“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大事年表”、“主要外文参考文献目录”、“索引”）外，共１２章，正文５３１页。全书４９．６万字。除主编外，撰稿人还有李存训。
本书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杨生茂教授和武汉大学历史系刘绪贻教授主编的多卷本《美国通史丛书》中的一部扛鼎之作，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任总统期间的美国内政外交历史及其对当代美国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这部被认为“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ＦＤＲ的最有份量的专著”中，作者以扎扎实实的具体研究为基础，立足于整个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嬗进的宏观背景，创新性探索现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构架。刘绪贻指出，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空前重大的资本主义改革，自其１９３３年实施，“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美国社会制度的特点和根基，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所发展”（第２０３页）。正是靠了“‘新政’大夫”义无反顾、大刀阔斧的大变革，美国才从如履薄冰的困境中喘过气来，“不独基本克服了３０年代经济危机，还曾造成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第２０３页）。刘氏进而强调道，除此之外，“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唯一可行途径，即大力发展非法西斯式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２０９页）为此书中详尽考察了美国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以及在上述大转变时期罗斯福政府外交、美国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适应性新变化。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美国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体制的冲突，“从根本上说，罗斯福的‘新政’国家是会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法西斯的凶相日露，它的反对也会日益强烈”。（第２９７页）罗斯福审时度势，把当时孤立主义思潮弥漫的美国从绥靖引入抵拒和战争；作为民主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甚至举足轻重的贡献”。（第７页）本书还分别论述了美国家庭结构、产业结构、公民社会地位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在三四十年代的主要变化。顺带提及的是，该书书名多少有些罗嗦，似可简而化之（比如《罗斯福时代》）。
《毛泽东与美国》 黎永泰著。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１版。除“前言”、“主要参考文献”、“后记”外，计７章，正文７１７页。全书共５１万字。
作者是以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见长的专家。本书以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及其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对美政策、毛泽东与美国朝野人士的交往以及美国人的毛泽东观为主线索，是试图“追寻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一部尝试之作”（“前言”）。作者指出，毛泽东早在１９１０年即知道了美国，１９１６年时第一次对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毛泽东始终坚持不懈地了解美国。无论中美关系是对抗、冲突，还是合作、缓和与和解，毛泽东都坚信，中美双方经过努力，最终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不是他个人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关系，而是他代表的党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但是毛泽东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时候，发挥了极大的能动作用，以他的宏图大略和远见卓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关系，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打上了他个人深刻的烙印。”（“前言”）本书材料丰富，但略嫌庞杂有余、凝炼不足。
《美国专业音乐发展史》 蔡良玉著。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除“结语”、“附录”、“后记”外，分三篇，计９章，正文３００页。全书共２２．８万字。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美国专业音乐发展历程的著作，系统考察了美国作曲家创作的严肃音乐的诞生、崛起、兴旺过程及其社会、文化环境，重点评介了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音乐流派、主要作曲家的思想与创作。作者认为，美国的专业音乐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其特征包括多样性、全球性、开拓性和矛盾性。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查尔斯·艾夫斯的创作为标志，美国专业音乐进入成熟期，战后进入兴旺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通俗性、现实性、民族性转向战后的抽象性、技术性和国际性，跻身于世界音乐之林。美国专业音乐“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作曲家、演奏家、演唱家、理论家，其中有些是高水平的优秀人才；它提供了大崐量的音乐作品，包括一些经典性作品。有的作品已在世界乐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音乐观念和音乐技术上，为世界音乐提供了新鲜血液”。（第３００页）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５０－１８６０）》 张友伦主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第１版。除“编者说明”、“引言”、“附录”外，计１２章，正文３９７页。全书共３３．６万字。除主编外，撰稿人还包括陆镜生、李青、黄柯可、纪琨等。
本书系杨生茂、刘绪贻教授主编《美国通史丛书》之一，描述１８世纪７０年代独立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初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历史。在这一美国由建国、创业到走向初步繁荣昌盛的发展时期，经历了由殖民地依附性发展到民族国家自主发展、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两大转变。总的说来，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国家，美国在此期间“不仅在经济上、物质生活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引言”）。
《美国研究论文集》 台湾美国研究学会主编。台北·台湾书店１９９５年３月初版。除“序”（刘兴汉）外，正文５１２页。１６开本。
这是一部反映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台湾地区美国学成果的综合性文集，计收入有关美国政治、社会、外交、文学、教育、艺术、历史、经济、学术方面的研究论文２７篇（内含英文论文８篇），其作者包括李本京、魏良才、朱炎、孙同勋、陈毓钧、刘兴汉、陈义彦、张玉生、裘兆琳、戴维扬等活跃于台湾学界的美国研究专家。据台湾美国研究学会第１６届理事长刘兴汉“序”说，在台湾，“坊间有关美国研究的文章和专书虽然不少，但将各个领域选取一、二篇汇编为‘美国研究论文集’者尚不多见。”就此意义而言，本书乃开先河与集大成之作，由此亦可略窥台湾美国学之一斑。
《我说美利坚》 杨玉圣、辛逸、胡玉坤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版。除“序（一）”（邓蜀生）、“序（二）”（齐文颖）、“愿美国不再是个谜——代跋”（杨玉圣）、“后记”外，正文５０７页。全书共３６万字。
这是一部旅美纪游精品选集，选自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间中国大陆人士赴美考察、访问、讲学、留学、开会、探亲及观光、旅游者所撰写的有关作品。其作者既有作家（如王蒙、冯骥才、萧乾、丁玲、汪曾祺、黄秋耘、秦牧、邵燕祥、刘白羽、叶君健、周而复、蒋子龙、李瑛、李准、白桦、谌容、赵丽宏、铁凝、张抗抗、王小鹰、王安忆等），也有记者（如周倜、张彦、练性乾、于恩光、于民生、彭迪、袁先禄等），又有学者（如费孝通、冯亦代、徐中玉、林非、王沪宁、梁治平、陈启能、童恩正等），还有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如资中筠、刘绪贻、邓蜀生、张毅、魏章玲、冯承柏、李延宁等）以及留美学生（如王毅捷、徐国民等）、其他知名人士（如杜宪、王作民等）。全书计收有７４位作者的７６篇文章。本书所选诸篇，多出自名家手笔，以散文、纪实为主，文情并茂，趣味盎然。这些作者“以旅美亲身见闻为素材，从不同的角度，写下了其心目中的美国。编选工作体现出视野开阔、力求客观、不拘一格、褒贬兼容的特点，力求让读者重新‘发现’一个接近真实的美国”。（邓蜀生“序”）
《当代美国政治论衡》 王国璋著。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初版。除“自序”外，正文５７２页。小１６开本。
作者王国璋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以研究美国政治为主。在这部甚具规模、由２９篇论文构成的个人专题文集中，作者主要论及美国总统、国会、总统与国会关系、政党与选举以及利益集团等“美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其中“一部分为纯学术性的专题论著，一部分为介于纯学术与一般性的论文之间的专题论著。”（“自序”）据王氏自述，“在撰著过程中，笔者均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搜集资料，以后再分析写作，以期言之有物，或有所贡献。”见诸本书的《美国国会党鞭制度及其运作》、《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与大选投票行为（１９５２－１９８０）》、《美国议员的在职地位与国会选举投票之长期分析》、《期中选举总统同党众议员席次减少之总体分析》、《美国联邦选举投票率下降之长期分析（１９５２－１９８８）》等文，均属功力深厚、立论独到之作。
《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Ｉ）》沈宗美主编。南京崐·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除“后记”外，正文２８０页。全书共２３．５万字。
这是一本由１４篇文章构成的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思想文化的文集。其作者包括沈宗美、时殷弘、任东来、蔡佳禾、沈学忠、洪光磊等。该书“后记”说，“世界永远是多元的。〔中美〕两国应当两且可能在保持区别的同时寻求到共同点。共同点来源于对对方利益和理想的尊重、认识和谅解。本书作者们都愿为此而尽其微薄之力。”
（英堂 供稿）
Nancy Bernkoph Tucker, Uncertain Friendships: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本书虽是一部叙述战后美国与台湾和香港关系的著作，但其重点和更有价值的部分，则是对美台关系的研究。作者指出，通常被视为力量弱小的台湾早已摸准了美国政府的脉搏。它依靠利益集团和同情它的美国公众舆论，促使美国政府做出了许多并非符合美国自己国家利益的决策。在那些台北与华盛顿的利益不一致的问题上，台湾很懂得如何去操纵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１９５４年，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对其明智性存在严重分歧，但美国政府仍同台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虽然早已证明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但美国仍继续支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巧妙地运用与美国政府、国会、新闻媒介、商界建立密切关系的方法，有效地延长了美国对中国的承认。作者指出，国民党当局对美国政府的渗透是成功的。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受到台湾方面的巨大牵制。
Robert S. McNamara ＆VanDeMark Brian,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Times Bks. 1995).
麦克纳马拉１９６１－１９６７年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参与了越南战争大部分决策的制定。在这本回忆录中，他打破近３０年的沉默，坦率承认美国政府当年决定发动和扩大越南战争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指出，美国当时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意图，以为北越对南越的进攻是中国向东南亚扩张的一部分，一旦越南被共产党征服，整个东南亚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美国必须打赢越战，以遏制中国的扩张。导致美国政府作出这一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麦克纳马拉认为是美国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对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而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国务院中已没有合适的中国或亚洲问题专家可以咨询。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应从越战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教训包括：不要错误地判断冲突的性质；不要过高估计军事干预所能发挥的作用——军事干预不能重建一个垮了的政权；在国际交往中不能完全按本国的传统、价值和原则行事。麦克纳马拉还首次透露，从１９６６年起，他便开始寻找一条使美国撤出越南的途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他曾向约翰逊总统提交了一份撤军备忘录，但总统却始终未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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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United States-Taiwan Security Ties: from Cold War to Beyond Containment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作者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外交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居住和任教。对中国问题、中美关系、台海安全问题等均有较深研究。本书是他研究美台安全关系的最新著作。他分析了１９４９－１９９２年间，特别是１９７９年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美国与台湾之间复杂的安全合作关系。指出美台安全合作关系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建交，这种关系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美国一直艰难地试图在《与台湾关系法》和《上海公报》之间寻找平衡，以实现其最大利益。作者认为，由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已开始重新估价与海峡两岸的关系，但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会改变其对台湾现行的安全政策。相反，美国基于冷战格局下利益所制定的对台安全政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维持下去。全书共分８章，其中第２章：美国、台湾与冷战；第４章：美国科技转移——协助台湾防务自主；第８章：冷战后的美台关系。这些问题均是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涉及的方面。
Arnold Kanter＆ Linton F. Brooks, U.S. Intervention Policy for the Post-Cold War World: New Challenges and New Responses (New York: W.W. Norton, 1995).
本书是一部由在或曾经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的外交问题专家们合著的论文集。作者指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变得更无秩序，从而增加了美国进行对外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虽然美苏两大军事强国全球对抗的结束减少了美国人民为此可能付出的生命与财产代价，但是，波黑、索马里、海地等小规模地区冲突的频繁出现和悬而不决又难以使美国政府袖手旁观。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选择的干预这些新的危机的手段应当是低花费和低政治风险的。应主要依靠经济制裁，信息网络干扰，“和平施压”，“温和攻击”等非杀伤性手段。认为美国可以考虑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前提是“极为迫切的情况”，以及有充分理由说明美国在世界核心地区的安全利益受到了威胁。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中东。因此，他认为许多冷战后看来会导致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机会事实上也是使美国变为不加干预的机会。
Robert Strauszhupe, Democr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eflections on the Legacy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作者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家和学者。他从分析托克维尔思想特别是托本人对美国的论述入手，就民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广泛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探讨了福利国家的前途，利益集团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赤字问题，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北约的未来，以及民主与外交政策能否协调一致。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建立在民主与多边主义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而这种协调一致又是在联合国普遍认同的民主思想框架内实现的。评论界认为，这种温和保守主义的观点看似浅薄和过于理想化，但它却包含许多独到和合理因素，是冷战后新的世界现实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界产生的回应，值得认真研究。
Gaddis Smith, The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1945-199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他回顾了１９４５年以来美国在西半球使用和滥用其力量的历史，描述了由于美国声称其对该地区的影响同时否定其他大国在该地区存在的合法性而引起的一次次紧张。他着重分析了在“门罗主义”旗帜下，美国积极奉行阻止共产主义对美洲国家渗透的政策，屡次干涉西半球国家内部事务，支持专制政权，最终导致“门罗主义”本身丧失信誉的历史过程。他指出，“门罗主义”的死亡不仅仅是由于冷战结束和外部对西半球威胁的消失以及阻止共产主义渗透已毫无意义，而且也是由于“门罗主义”核心的不干涉原则已经被威尔逊主义的民主合法性原则所取而代之。
_C. Randall Henning, Currencie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Japa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作者着重对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了比较和研究。他从回顾三国早期货币政策的形成入手，重点探讨了８０－９０年代初期三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对于给三国货币政策造成巨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如１９８５年的普拉特协定（Plaza Accord），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的股市暴跌，１９９０年的德国统一，９０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以及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欧洲汇率危机等进行了个案研究。与众多研究货币问题著作不同的是，作者十分重视对决策动力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银行和工业企业等私营利益的作用以及官方协定对汇率政策的影响。指出美、日、德三国在决策动力上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日本银行处于从属大藏省的地位，但它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又有较大影响，这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另外，日本和德国银行在与工业界协调利益方面也同美国截然不同。作者认为日美两国要想在激烈动荡的外汇市场上协调利益，必须进行大胆改革。日本银行应增强其独立性，摆脱国家控制，积极运用财政手段稳定经济。与此同时，《联储法》（Federal Reserve Act）应作适当修改，以使中央银行能在其认为必要时对外汇崐交易市场进行更大干预。 （高英东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