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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论中，陶文钊先生的文章探讨了二战期间美国制日援华政策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作者特别指出了１９４１年的美日谈判与慕尼黑政策的本质区别。刘靖华先生着力分析了基辛格博士一贯的“外交哲学”即多极世界中力量均衡及其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萧琛先生通过对美国“代议制”对其经济效率的支持途径的分析，认为美国的法治体系能够比较切实地融个人选择于社会需要，不断增进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竞争性与合作性，并努力按“效率”水平供应政府。梁碧莹女士运用丰富的史料，讲述了华盛顿会议期间，国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姚椿龄先生则探讨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过程中，美国的战略意图和东南亚国家内部的不同反应，并从该组织建立４０年后的今天的角度评价了当时各方的政策及其效果。

大凡最近到过美国的人，都会对“ＰＣ”（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有或多或少的体会。近年来，尽管“ＰＣ”一词屡见报端，但时至今日，人们却很难将其涵义说清楚。董乐山先生在他的《读书随想两则》中触及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从本质上说，它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它所提出的是不同族裔、不同性别、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何和睦相处的问题。它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自由主义及美国文化目前的困境。“如果把多元文化推行到极端”，“会不会造成美国的主流文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退而为次文化，而一步从文化上的分裂造成政治上的分裂？”董乐山先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本期特别刊登了王恩铭先生的《当代美国的妇女运动》、黄亚红女士的《试析美国女权运动的起源》及张烨女士的《“性别角度”和“妇女与发展”》。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和介绍了美国和世界妇女运动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