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
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钟文范
【注释】钟文范：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注尾】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保守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词语，其发言人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约略一代人之后，保守主义已形成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而且在７０年代初，保守派已在全美范围内获得支持，并赢得机会实现其在全国的领导。这一转变应看为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美国保守派在思想上多年准备的结果，而不仅仅是７０年代以来形势的变化所使然。然而，我国学术界在论及７０、８０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崛起时，往往只注意到当时形势的变化，而忽视了或不太注意４０、５０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诚然，３０年代以后，主张“大政府”的自由主义占居了优势，然而，在４０年代中期，美国就已出现了一支保守的知识分子力量。他们分散地发出抗议的呼声，对美国的前途深感悲观。在战后头十年左右，这些呼声日渐高亢，并开始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运动，为以后保守政治运动的崛起作了思想准备。其时知识界这个保守思想运动主要是由两个思想流派即“古典的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或“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组成的。虽然这两个派别的成分之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它们在当时是各自独立地出现的。本文拟对这个保守思想运动的嬗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４０年代中期，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即将泯灭。相反，老的本土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意想不到地复活，而且成为战后初期美国保守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个流派的思想中含有许多“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的因素，如强调自由，强调个人，反对国家权力。这与古典自由主义（１９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是相同的，所以这个流派又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１〕
该思想流派复活的最初动力在颇大程度上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欧洲。首先，当时欧洲一些保守的流亡学者对美国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论的复活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其次，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的根源也必须首先从当时欧洲出现的“极权主义”趋势和战争的突变中去寻找。
这些流亡的欧洲自由意志论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Ａ·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生于奥地利。１９２３年来美，在纽约大学工作。1927年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1938年加入英国籍。当世界大战的硝烟笼罩着整个欧洲时。他因震惊于政府计划经济的趋势及其对个人自由所造成的威胁，便决意写了一本名为《通向奴役制之路》的书，于１９４４年分别在英美出版。该书的论点很简单：“计划（经济）导致专制”；“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他认为，一切“集体主义”向来就是“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私有权的否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因而，他主张以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来取代“通向奴役制之路”。他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它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该书于１９４４年９月出版数月之后，又再版发行了１００万册。不久，哈耶克本人还在美国到处讲学。一位书评家曾就此作出这样的评论：“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小说的书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实属罕见。”〔２〕
哈耶克这本书旋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舆论界褒贬不一。《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一位撰稿人认为，该书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论证的才能和严密性方面，它堪与约翰·Ｓ·米尔的《论自由》媲美。〔３〕《幸福》(Fortune)杂志一位评论员认为该书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声明书之一”，是对个人主义信念、“终究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念”的一次激动人心的重申。〔４〕持反对态度的《新共和》则发表社论指出，哈耶克这本书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为反动的企业界所利用罢了”。该书引起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致《美国经济评论》编辑部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将对该书的对立评论均同时刊登出来。由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奥地利流亡学者写的这部著作竟引起美国如此大的风波，这反映美国的自由意志论的影响仍未泯灭。美国学者一般认为，该书在美国发表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重新起步的信号。
４０年代中期，为美国保守主义者提供思想养料而颇具影响的另一位欧洲学者，乃是哈耶克的忠诚朋友、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１９４０年，这位“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移居美国。当他在欧洲的时候，像Ｇ哈贝勒(Gottfried Haberler)、Ｆ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和哈耶克这样知名的学者都曾与他一道从事研究或深受其影响。欧战爆发后，这三位追随者和其他学者移居国外，其中一些人来到了美国。美国政治学家纳什指出，“３０年代来自中欧的知识分子‘迁移大浪潮’是我们时代知识分子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同样，奥地利学派分散地移居英美也是美国保守主义历史上的重要篇章。”〔５〕
１９４４年，米泽斯在美国出版了两本书，使得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大大受惠于这位欧洲流亡者。这两本书就是《权力无限的政府》(Ommipotent Government)和《官僚政治》(Bureaucracy)，都含有同一主题：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米泽斯比他的弟子更陶醉于“纯正的自由放任主义”，他坚决认为：资本主义还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资本主义还是“混乱”，两者的选择是非常明显的。〔６〕对米泽斯来说，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现代世界上极大而又普遍的罪恶”。跟哈耶克一样，他认为，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被抛弃导致２０世纪的大灾难。国家主义(etatism)——“政府对企业控制的趋势”导致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他反复强调中央集权制的经济计划与自由的保护是不相容的。〔７〕
米泽斯的思想也同哈耶克的思想一样，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１９４５年，米泽斯因而被他的美国朋友推荐为纽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的聘任经济学教授（达２０多年之久）。他对美国古典自由主义早期复兴的最大贡献是１９４９年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巨册名著《人的行为》(Humun Action)。该书是他的“人类行为学”思想体系的综述。一些书评家把该书称为“资本主义的宣言”、“对自由放任主义不加掩饰的、毫无保留的辩护”。〔８〕
与此同时，美国新闻界出现了一批自由意志论保守主义者，如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佩特森(Isabel Paterson)、格拉雷特(Garet Grarrett)、弗林(John Flynn)、莫利(Felix Morley)、钱伯林(William H. Chamberlin)和哈尼根(Frank Hanighen)等。后三人于１９４４年初创办了《人间事周报》(Human Events)，该刊成为新闻界自由意志论者的喉舌。在学术界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当中，最著称的或许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两名教授西蒙斯(Henry C.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两人都是开始形成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
２０年代《自由人》(The Freeman)的创刊人诺克(Albert J. Nock)的自由意志论对战后许多保守的知识分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人之中有柯克(Russell Kirk)、张伯伦和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诺克在抨击扩张权力的国家时近似无政府主义者，他写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Our Enemy, the State, 1935)就径直把国家视为敌人。
诺克死后（１９４５）， 将他的自由意志论思想传播的任务由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去完成。早在１９３６年乔多洛夫与诺克相识时，他就已深深吸收了像梭罗(Henry D. Thoreau)、萨姆纳(Charles Summer)、门肯(Henry Mencken)和乔治(Henry George)这些人的自由意志论的传统思想。他是亨利·乔治社会科学研究所(Henry Georg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的领导人。他与诺克相识后近十年的密切友谊进一步增强了他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
３０年代末，乔多洛夫在亨利·乔治研究所的赞助下，使《自由人》复刊。
这时乔多洛夫的生涯开始直接影响了战后右派的思想发展。１９４４年末，他创办了一份月刊《分析》(Analysis)（１９５１年与《人间事周报》合刊）。他声言该刊所信奉的乃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亚当·斯密(Adam Smith)、梭罗、亨利·乔治和诺克的传统。
《分析》所刊的文章及乔多洛夫的其他著作对小巴克利、奥皮兹(Edmund Opitz)、马丁(James J. Martin，后来的修正派史学家)、罗思巴德(Murray Rothbard)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当乔多洛夫帮助自由意志论者提高自我意识并增强思想上的凝聚力时，有哲理性的古典自由主义著述日渐增多。例如，１９４６年黑兹利特发表了其引人注目的《一堂经济学课》(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一书，对资本主义大加赞扬。１９４７年，“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发表其文集：《自由与改革》(Freedom and Reform: Essays in Econom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极力为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观点辩护。一年后，另一本有影响的文集《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重申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该集子汇集了奈特的同事、该学派的首领、已故的西蒙斯的大部分重要成果。西蒙斯曾于１９３４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自由放任主义的积极纲领”。他与其朋友奈特一道通过他们杰出的信徒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美国的右派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１９４８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了哈耶克的一本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该书反映出哈耶克对“理性主义者”精心设计出一个改良社会的种种意图表示极大的怀疑。他认为，与这种“实际上导致集体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假个人主义”相对立的 ，乃是由亚当·斯密、弗格森(Adam Ferguson)、伯克(Edmund Burk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阿克顿(Lord Acton)所阐明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英国传统。〔９〕为了加强他与志趣相投的“芝加哥学派”的联系，１９５０年，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１９４９年，莫利的《人民的权力》(The Power in the People)和弗林的《前途》(The Road Ahead)两书面世。这两部书都是作者对他们所理解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对“个人主义的美国”所造成的威胁的反应。
１９５１年，小巴克利（时为耶鲁大学研究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耶鲁的上帝和人》(God and Man in Yale)。他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和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的哲学——在耶鲁正在死亡。”他猛烈抨击当时支配着学术界反宗教的敌对态度、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该书即时引起了广泛的激烈评论。乔治·Ｈ·纳什认为，该书“或许是１９４５年以来保守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著作，它对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是多方面的”。〔１０〕
分散的自由意志论者为了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扩大思想阵地，１９４５年以后，他们组建了若干团体或围绕一些刊物聚合自己的力量。
１９４６年，里德(Leonard Read)与一些知名人士〔１１〕在纽约成立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简称FEE)。里德在１９４５年以前长期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的宣传。１９３２年，他受到马伦多尔(W.C.Mullendore，许多右派事业的支持者)的影响，接受了后者市场自由竞争和权力有限的政府的思想。１９３８年，他立志要通过教育运动来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激进主义作斗争。
二战期间，里德组织了一个名为“小册子作者公司”(Pamphleteers, Inc.)的小团体（通讯名册有３０００人），向其追随者传播法国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者巴斯蒂亚(Frdric Bastiat)等人的著作。
FEE创立之后，里德通过该组织逐渐聚集了一批工作人员，其中有科内尔大学的三名经济学家：ＷＭ柯蒂斯(Curtiss)、F.A.哈珀(Harper)和波伊罗特(Paul Poirot)，以及冯·米泽斯。哈耶克有时也为该团体演讲，并支持它的活动。到１９５２年夏，该团体的通讯名册已发展到２．８万多人。它先后大量印发了巴斯蒂亚的《法学》(The Law)和Ｈ黑兹利特的《一堂经济学课》。１９５２年，它征集了一批文章汇编成册，名为：《自由论集》(Essays on Liberty)，撰稿人有：乔多洛夫、黑兹利特、米泽斯、萨姆纳和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等。
FEE在其存在的岁月里，促进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和传播。
当FEE进行保守思想的启蒙工作时，另一组织也大力促进了正在崛兴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自我意识，并加强了不久在欧美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运动的彼此联系。这个运动复兴的最初动力早在１９３７年来自美国，其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发表了《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一书，不遗余力地为自由民主体制和经济个人主义辩护。很快就觉察到该书的“重大意义”的就是哈耶克，他认为该书“极好地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巴黎大学的鲁吉耶(Louis Rougier)教授也同样受到该书的鼓舞，因而呼吁举行一次自由放任主义学者参加的国际性会议，讨论李普曼这部“重要的书”。这次讨论会于１９３８年８月举行，与会者有李普曼本人和一些著名的欧洲学者（包括逃往美国的学者），如哈耶克、米泽斯、阿龙(Raymond Aron)、芒图(Etienme Mantoux)、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勒普克(Wilhelm Rpke)和吕夫(Jacques Rueff)等。大会最后成立了“革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al dEtudes pour la Rnovation du Liberalisme)。〔１２〕
二战爆发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为战争的需要所压倒。可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它的“复兴”组织工作又继续下去，这时由哈耶克着手进行。他认为因战争而孤立、分散地进行工作的、抱有传统自由主义信念的学者必须联合起来，交流思想、增强团结。于是，１９４７年４月，约４０名欧美知名学者在瑞士的蒙佩尔兰聚会。与会者当中几乎一半是美国人或侨居美国的欧洲人。〔１３〕大会决定自称为“蒙佩尔兰协会”(Mont Plerin Society,简称MPS)，协会的宗旨是“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１９４９年及以后几乎每年ＭＰＳ都聚会，它逐渐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名人录”。〔１４〕欧美的保守主义学者通过ＭＰＳ交换思想、密切联系，使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更趋于国际性。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自由人》杂志复刊，它与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的《直言》(Plain Talk)配合，宣称致力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并力持这些原则：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真正的自由主义、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地方自治权和政治权力分散。该刊由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闻工作者Ｊ钱伯林和黑兹利特担任编辑。它为分散的自由意志论者提供了一个论坛，投稿人不仅有新闻工作者，还有像哈耶克、米泽斯和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勒普克(Wilhelm Rpke)这样一些著名学者。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间，《自由人》的声誉达到鼎盛。１９５４年７月，该刊因亏损为欧文敦出版公司(Irvington Press，其资本为FEE所有)所购买。Ｌ.里德雇佣乔多洛夫为编辑。〔１５〕
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除了ＦＥＥ、ＭＰＳ和《自由人》为复兴中的保守思想运动的自由意志论一翼提供领导和组织之外，其他各种知识的和政治的团体也在进行工作。《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在５０年代也为一些保守知识分子充当了一个“出气口”。《信仰与自由》月刊(Faith and Freedom)(1950)是“宗教动员”组织(Spiritual Mobilization)(1935)〔１６〕的喉舌。该刊的投稿人有黑兹利特、米泽斯、莫利和里德等。这两家刊物在聚合保守的知识分子力量中，同《自由人》一样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５３年，乔多洛夫成立学院际个人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它是较早出现的学院际社会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Socialists)的对立物。若干年以后，ＩＳI颇有影响，成为年轻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联络中心、保守主义刊物的交换所和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的协调者。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小巴克利创办了《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使美国的保守主义复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刊的作用不仅恢复了对左派的进攻，而且大大加强了知识分子右派力量的团结。在该刊的报头中，新保守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和转向保守的前激进派都有其代表人物。〔１７〕ＧＨ纳什指出，“如果《国民评论》未创刊的话，在６０和７０年代，就不会出现粘合在一起的右派知识分子力量。”〔１８〕
ISI、FEE、MPS、《自由人》和《国民评论》一道承担起创造一个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的任务，成为自由意志论重建运动的缔造者。这五个团体都享有促使“古典自由主义”最初结合为一个思想运动的大部分“声誉”。
（二）
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意志论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浩劫中得出教训，把国家视为“通向奴役制之路”的标石。与此同时，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另一主要分支“新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者”也开始分析这次大战的教训，试图重建受到战争威胁、破坏的西方文明。
这一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乃是韦弗(Richard M. Weaver)。３０年代时，这位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曾摇摆于社会主义与平均地权论之间。大战爆发后，他通过研究美国南方史转到了右派的立场。在１９４３年完成的有关这一课题的博士论文〔１９〕中，韦弗认为，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作为一种文明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北方。南方的传统有四个明显的特征：封建的伦理和社会组织，骑士制度的习俗，绅士观念，以及特有的、非理性的、古老的宗教信仰。这种文明被“现代的”北方打败了，然而“旧南方”在精神上并未消失。他还认为，“旧南方”曾经是“西方世界中最后的非物质主义的文明”。〔２０〕
１９４８年初，韦弗发表其重要著作《思想带来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美国有的学者认为，此书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和起源”。〔２１〕该书的主题是：“西方世界的衰落”是有害思想胜利的结果。韦弗认为，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的堕落可以追溯到１４世纪末理性的衰退，当时西方人作出了“罪恶的决定”：由于英国哲学家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所阐明的唯名论的诱使，他们放弃了对先验论价值准则的信仰。“在中世纪的重大争论中，逻辑唯实论(logical realism)〔被唯名论〕击败，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韦弗认为，这次思想革命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灾难性的。他声言“对一切超验的东西的否定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真理的否定”。在悲叹西方世界颓废的历史前景之后，韦弗认为，当代西方文明必须建立在“差别和等级制度”之上；它正面临着平等主义的蔓延和对大众崇拜的威胁。〔２２〕
该书在知识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反映出战后年代现代自由主义与逐渐叫做“新保守主义”之间的正在扩大的知识界的分裂。然而，韦弗并非这些年代现代自由派思想的唯一反对者。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赫克舍(Augest Hecksker)、查默斯(Gordon Keith Chalmers，凯尼恩学院院长)、哈洛韦尔(John Hallowell)等著书撰文，严斥与他们认为跟现代自由主义相关的相对主义、语义哲学、非道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们认为这些理论严重损害了美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例如，赫克舍特别为战前学院的学生对道德不在乎的状况而感到困窘。他认为，政治学家使政治与道德分离，使科学的假设与“价值评判”(value judgments)脱节，把学生引入了歧途。因此，他呼吁：“我们的社会必须恢复某些道德内容。”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重申源自柏拉图的“伟大传统”。〔２３〕
当代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想怎么会变得如此普遍？战后头十年，许多“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都把这归咎于杜威(John Dewey)所推崇的“进步教育”思想对美国教育制度的广泛渗透。
５０年代这个社会批判的少数派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贝尔(Bernard Iddings Bell)发表的《教育危机》(Crisis in Education, 1949)一书。该书的主题是：蔑视普通人，反对“幼稚的、粗俗的文化”，关注具有西方文明的道德和宗教传统的教育。他提倡“使道德哲学再成为教育考虑的主要问题”。他反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反复强调必须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他远远背弃了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教育”的精神，厌恶平等主义、非宗教的教育和政府的控制。
１９４５年以后，其他对杜威的保守批判家中最著名的是贝斯特(Arthur Bestor)、 史密斯 (Mortimer Smith) 和查默斯 (Gordon Keith Chalmers)。〔２４〕到５０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传统主义者批判杜威的浪潮。对杜威最得力的批判者之一乃是当时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家维瓦斯(Eliseo Vivas)（曾是自然主义哲学运动一位年轻的头面人物）。他深受大战浩劫的影响，渐渐背弃了他原来所信奉的自然主义，到１９５０年，他已成为一位“价值论的唯实论者”(axiologicalrealist)。是年，他著书立论，严斥自然主义哲学、包括杜威的自然主义哲学。〔２５〕
决心要拯救西方世界旧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不仅找出和指责当代西方世界的种种弊端，还探究旧传统是怎样被摧毁的，以及西方精神何以发生危机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企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索西方文明衰落的渊源。如上所述，韦弗曾试图把“可怕的衰退”说成是起源于１４世纪的奥卡姆主义（Ockhamism）。在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知识界的其他传统主义者也作出了类似的努力。１９５２年，一位逃避法西斯纳粹迫害的德国流亡者、知名的政治学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２６〕发表了战后右翼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新政治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该书的主题是：“现代性的本质都是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产物。”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诺斯替主义是在基督教早期的数世纪中威胁着基督教的一个古代异端派别。“被认为受到诺斯替主义活动分子的存在主义的支配所体现的极权主义，是进步文明的毁灭形态。”〔２７〕在弗格林看来，西方极权主义的出现，是西方世界发生精神危机的结果。这种精神危机就是“诺斯替主义”，而诺斯替异端教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以前。
另一位德国的流亡学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１６、１７世纪的社会动荡似乎也是西方世界衰落的关键。他于１９３８年逃离德国来到美国。从１９４９年起，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几达２０年之久。他在《自然法和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1953)一书中，怀疑人的理性，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理性是软弱无力的。支配着国家的是意志，不是理性，而意志则是非理性的。人越相信理性，就愈走向虚无主义。他还认为，“当代抛弃了天赋权利〔即自然法〕导致了虚无主义。”最后，他告诫人们要注意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怀疑论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传统应在政治生活中起主要作用。〔２８〕他的思想对战后美国传统主义的复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战后年代保守的史学编纂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保守的历史分析都排斥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观；所有都一致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或自由派失败的产物；所有都强调两个关键的转折点，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所有都同意，１９世纪（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纪）萌始着２０世纪的愚蠢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保守的史学思想团体认为历史主要是知识（思想）的历史。几乎所有对西方世界衰落的论述，都不太注意“物质的”或“社会的”力量，而把思想说成是决定性的因素。思想曾产生了后果，“邪恶的思想”就会产生“邪恶的行为”。现代邪恶的东西产生的根源乃是思想的错误。注重思想力量这一点不仅渗透了战后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影响着当时美国右派的各分支。
面临西方文明的衰落，新保守主义者企图恢复他们的所谓“伟大传统”。战后头十年间，旧传统复兴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对基督教传统信仰的复兴。在一般公众中，“回到宗教去”(return to religion)的迹象比比皆是。１９４０－１９５５年，美国信教的人数比例从略少于５０％上升到６０％。〔２９〕
知识界保守人士也主张传统基督教的复兴。１９５１年，小巴克利写道：“我自己相信基督教与无神论的决斗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３０〕哈洛韦尔在１９５０年也认为：“基督教教义是我们了解上帝的本质及上帝对人的旨意最完美的启示。”〔３１〕《党人评论》(Partian Review)编辑部曾对这种现象感到非常惊奇：“我们的时代特别是这十年间最重要的一种趋势就是知识界重新转向宗教……”〔３２〕为此，该刊还专门举办一次扩大范围的专题讨论：“宗教与知识分子”。
然而，哈洛韦尔和小巴克利等新保守主义者所辩护的基督教并非社会福音的或自由主义新教的基督教，而是基于对新保守主义所说的二战“邪恶的教训”、“原罪”的教训的那种基督教。韦弗认为，没有一种概念能比“原罪说”“更深刻地洞察人这个谜”。〔３３〕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原罪说”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可以抑制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所说的“放肆的、受到大众传播工具左右的群氓”；〔３４〕用韦弗的话来说，它可以“极大地约束民主”。〔３５〕
ＧＨ纳什指出，新保守主义标记的基督教往往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
与此同时，“伟大传统”的另一方面即古代的或古典的政治哲学也在复兴。战后初期，古典政治哲学最博学的创导者之一乃是施特劳斯。他以渊博的知识介绍古人的思想，对５０年代的知识界贡献颇大。他指出，古典政治哲学寻求真理，并不害怕“价值评判”；现代政治哲学不确认普遍真理的存在，而且完全渗透了像实证论和历史环循论这样有害的思想。〔３６〕他对正在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所起的作用特别显著。
对５０年代许多著作家来说，古典政治哲学首先是指自然法(natural law)。哈洛韦尔在《民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 of Democracy)一书中，详述了自然法的信条；并指出，自然法或道德法(moral law)是民主的“道德基础”，没有它民主就不能存在。〔３７〕
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曾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他被说成是极权主义之父。波珀(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与其敌人》(The Oper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的攻击尤甚。然而，５０年代初，古典哲学的辩护者起而反驳，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以哈佛大学的哈洛韦尔和怀尔德(John Wild)为首的辩护者争辩说，柏拉图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而非极权主义者；是自然法的民主主义者，而非相对论者。〔３８〕１９５５年，李普曼也在《大众哲学论集》(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一书中呼吁使自然法复兴。他指出，“我们的制度”必须通过自然法——“大众哲学”的复兴来加强，否则西方社会就不复存在。〔３９〕
传统主义者在复兴正统的基督教和古典政治哲学的同时，还著书撰文批判当代的民主政治，把极权主义说成是植根于民主原则。１９４５年，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的新版面世，在美国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对作者本人的兴趣。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李普曼、柯克(Russell Kirk)、冯·屈内尔特－勒丁(Erik von KuehneltLeddihn)等人在战后频繁地引证了托克维尔该书对民主政治和“群氓”的批判。一位历史学家曾如此评述该书对美国的影响：“……托克维尔或许第一次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批判民主政治的、当代值得尊敬的思想家的范例”。〔４０〕
１９５２年，另一本批判民主政治的重要著作《要么自由，要么平等》(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在美国面世，作者是奥地利政治学家冯·屈内尔特－勒丁。此人于３０年代中期流亡美国，在乔治敦大学执教。战后再返回奥地利，但仍保持着与美国的广泛联系。ＧＨ纳什认为，“他是欧洲大陆保守主义传统与战后十年美国保守主义之间联系的桥梁。”“他是一位对１９４５年以后保守主义的复兴作出多方面的、世界性贡献的人物之一。”〔４１〕
《要么自由，要么平等》一书反民主的锋芒非常明显。作者认为，“自由和平等本质上是矛盾的。”他甚至认为，“当代极权主义……植根于民主的（民粹主义的、多数主义的、平等主义的）而非自由主义—自然意志论的原则。”此外，他还力图从新教的宗教改革中去探究纳粹主义的思想渊源。〔４２〕冯·屈内尔特－勒丁强调思想派别的谱系、从宗教改革时代寻找“罪恶的根源”，并把极权主义说成为一个“民主运动”，从而“启迪”了他在美国知识界的右翼同行。他引证了罕见的欧洲大陆的资料，从而加强了奥尔特加－加塞特(Jos Ortega y Gasset)对韦弗，以及德·迈斯特(de Maistre)、莫拉斯(Via Charles Maurras)和埃利奥特(Thomas S.Eliot)对美国著作评论家的影响。
对“新保守主义”最后进行明确的界定并系统阐明其信条的工作是由两位著名的学者维利克(Peter Viereck)和柯克去完成的。维利克早于１９４０年就撰文〔４３〕极力为一种“道德的、改良主义的保守主义”进行辩护，而这种保守主义是以“法律和行为的绝对准则的必要性和至高地位”为基础的。该文在美国率先使用了“新保守主义”一词。对韦弗来说，它反映出一种企图：把他的“道德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与他所厌恶的“老卫士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麦金莱式的”共和主义区别开来。
诗人和历史学家维利克在１９４９年又发表其重要著作：《再受重视的保守主义：对反叛的反叛》(Conservatism Revisited: The Revolt against Revolt)。该书阐述了这些年代保守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它斥责“从下面而来的野蛮的侵害”；声言“我们不需要‘普通人的世纪’”，“它只会产生更普通的、无个性的、不负责任的和无家可归的群氓”。该书呼吁尊重法律；批判卢梭信徒对“蒙昧人”(natural man)的“崇拜”；相信“原罪”说；摈弃“进步教育”。
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维利克在该书中还系统地阐明其保守主义的概念。他指出，这种保守主义不是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充满“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集体主义不相容的保守主义。它首先应建基于基督教的精神和西方人四个思想传统谱系之上。这四个思想传统谱系就是：严格的道德戒律和犹太教的社会正义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及对古希腊人思想的不受约束的探究；罗马帝国的宇宙神教及帝国法律的崇高地位；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托马斯主义和中世纪的反唯名论。维利克概要地把保守主义界定为“原罪说在政治上的世俗化”。〔４４〕
ＧＨ纳什认为，维利克这部著作比战后初期其他任何一部书都更能促使新保守主义者成为知识界中具有自觉意识的力量。该书的书名大胆地使用了“保守主义”这个词，这是战后第一部这样的书。正如他的同时代的人所指出的，维利克使“保守主义”这一词得以流行起来，并给予这个开始形成的运动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记。〔４５〕
１９５３年，另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柯克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保守主义的头脑》(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极大地促进了保守的知识运动。柯克在此书中为保守主义大声疾呼，阐明了保守主义精髓所包含的六个信条：(1)相信神的旨意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2)追求传统的生活多样性和神秘性，认为这种生活不同于最激进的制度的狭隘一致性及平等主义、功利主义的目标；(3)确认文明社会要有阶层和阶级……社会渴望领导；(4)认为私有财产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的拉平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5)主张人要抑制自己的意愿和欲望；(6)认为变化与改革不是完全相同的。〔４６〕
美国学者一般认为，柯克是战后美国主要的伯克信徒。柯克在该书中极力推崇伯克，认为他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认为伯克所开始而迄今仍有活力的传统，在美国传给了亚当斯家族、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巴比特(Irvine Babbitt)和莫尔(Paul Elmer More)。他详述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历史，力图恢复美国保守主义传统。
美国有的学者指出，柯克这部巨著是战后年代保守派对左派许多批判的一个综合。它严斥了左派的每一种“万应药方”和一切可能想到的“过失”。在柯克看来，人的至善，对传统的蔑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拉平——这些都是１７８９年以来对社会秩序最明显的攻击。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原子核心式的个人主义、拉平的人道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柯克攻击的靶子。
美国学者认为，柯克这部书是对１５０年以来知识界右派思想的总结，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思想，而且包含着近两个世纪以来保守派这个集团突出人物的思想。
这部书对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意义，正如ＧＨ纳什所指出的，如果维利克的《再受重视的保守主义》一书已给战后保守主义的冲击力贴上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标记的话，那么《保守主义的头脑》一书则“对一个自我意识的、镇定自若的保守运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４７〕用雷格内利的话来说，柯克已使一个“无定形的、分散的、对自由主义的反对派”有了“共同的思想”。〔４８〕
１９５７年，柯克为了联合保守主义思想运动分散的力量，并加强其在知识界中的影响，创办了《现代保守评论》(Modern Age: Conservative Review)季刊。该刊主要面向传统主义或新保守主义〔４９〕，它立即成为知识界保守主义者的主要论坛。
随着柯克的登场，复兴的美国右派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流派达到了鼎盛。到５０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已成为一支公认的文化力量。用菲伦的话来说，它已成为“今天有生气的知识分子运动”。〔５０〕
（三）
５０年代中期以后，上述这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派别构成了一个颇有生气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在进入６０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分裂的、与保守的政治运动是脱节的。〔５１〕此外，这两个思想派别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自由意志论者更强调经济的理由和个人自由来反对国家，而新保守主义者则更多地关心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和宗教的问题，以及“极权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一般而言，新保守主义者不太关心经济问题、特别是他们所认为抽象的、教条主义的经济学。他们主要是社会的和文化的批判者，在他们看来，保守主义意味着传统价值体系的恢复，而不是保护物质利益。几乎所有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都竭力与“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最典型的就是维利克，他声言，他的保守主义与利己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无关。〔５２〕柯克也强调他那种传统主义并不为物质主义的企业家或“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教条”辩护。〔５３〕因此，有的国外学者又把这时的“新保守主义”称为“社会的”或“道德的”保守主义，而把另一派别称为“经济的”保守主义。俄国学者索格林(В.В.Согрин)认为，在美国保守主义史上的第四个阶段（１９３０－１９９０），各个保守的修正派中，社会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日益起着领导作用。〔５４〕
在社会成份方面，两个派别也略有不同，新保守主义运动主要与美国的高校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它的每个主要代言人都在高校中任过职。而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颇大程度上与新闻界有关，这个运动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如上述）都是新闻工作者。此外，美国有的学者指出，２０世纪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都是宗教的信仰者。〔５５〕不过，新保守主义一派的领导人大多属于罗马天主教、盎格鲁天主教，或对新教基督教的批判者。如冯·屈内尔特—勒丁、莫尔纳(Thomas Molnar)、威尔逊(Francis Wilson)、威廉森(Frederick Wilhelmson)、小巴克利等都是天主教徒。新保守主义的“天主教特征”使得这个运动不能不成为对“官方的”、世俗的自由主义美国的一个重大挑战。
尽管有上述差异，然而，某些共同的思想纽带却把这两个保守的思想派别联结了起来。虽然两派的关注点各有所侧重，然其“返回过去”（回到传统的经验和价值体系）的取向则一。小巴克利在其所编的《２０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0)一书中所选取的内容观点，最足以代表２０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反映了本文所论述的战后初期知识界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流派的主要共同的理论观点。
第一，反对“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和政治权力分散，以维护传统的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
自由意志论者哈耶克认为，一切“集体主义”生来就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小巴克利猛烈抨击“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诺克则斥责扩张权力的国家，乃至完全否定国家的要求。
新保守主义者冯·屈内尔特—勒丁批判现代民主政治时，把“极权主义”说成是“植根于民主的（民粹主义的、多数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原则”，乃至把极权主义描述成一个“民主运动”。弗格林则认为极权主义“是进步文明的毁灭形态”。
第二，反对政府干预私人企业，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权。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导致专制”；“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因此，他主张以个人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代替“通往奴役制之路”——计划经济。冯·米泽斯热衷于“纯正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一切的政府干预。他认为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现代世界上极大而又普遍的罪恶”。国家主义(etalism)——“政府对经济控制的趋势”——导致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他反复强调中央集权下的经济计划与自由的保护是水火不相容的。正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奈特则极力为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辩护。
新保守主义者柯克认为，私有财产与自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经济上的拉平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李普曼也极力维护传统的经济个人主义。
第三，维护西方世界的道德、宗教和价值观的旧传统。
面临着西方文明的衰落，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力图恢复所谓西方世界的“伟大传统”。如上所述，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维利克认为保守主义应建基于基督教精神和西方人的传统思想谱系之上。他把保守主义简要地界定为“原罪说在政治上的世俗化”。柯克认为，神的意旨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弗格林认为，西方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是上帝。战争的威胁，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人的道德心的堕落——这一切皆是传统价值观不再为大众接受的结果。因此，他力主让精神来主宰现实生活，恢复传统的价值观，以维护西方文明。李普曼认为自然道德是在一个完美的社会中受西方文明传统制约的正确行为的准则。
自由意志论的思想家也主张维护西方文明的旧传统。哈耶克重申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念，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为精神支柱。小巴克利猛烈抨击了当时支配着学术界的反宗教传统的态度。
总而言之，战后初期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派别，不仅强调传统的精神和社会的“健全秩序”，而且要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因为在当代保守的思想家看来，这时的威胁不是来自自由主义者的过分的个人自由，而是来自过度的国家权力，后者直接威胁着个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个人自由。所以这时保守主义思想的内涵，较之以往已作了重大的改变〔５６〕，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期的美国保守主义不同，那时的保守主义似乎肢解了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说，把经济自由主义绝对化，并使之服从自己的利益，却砍掉了政治自由主义。〔５７〕从此，在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取向，有互换现象，经济自由主义变成了保守的信条，而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的已不是那些主张绝对经济自由的人，而是那些主张社会改良及国家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人。
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与７０、８０年代的保守思想也有些差异。其重大区别在于产生了像“neo-conservatism”这样的思想流派（它的意识形态被共和党用作武器），其在名称上与战后初期的“new conservatism”相类似及相呼应，但也有由改变了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区别。两者都重视道德和宗教传统，维护等级、地位、传统的社会差别或价值准则，但是“neo-conservatism”不像“new conservatism”那样是企业活动“绝对自由”的保卫者而完全厌恶国家的干预，当时美国经济的恶化也迫使它的信徒谈论起国家干预的“范围”来了。其对国家调节经济的问题往往持骑墙的态度，即在试图大大限制国家干预的规模的同时，又承认这种干预的不可避免性和可能性。
尽管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嬗变的各阶段上不断“刷新”，力图适应已改变了的历史现实，因而显出其阶段性的差异，然而，战后初期的保守意识形态也同其他阶段的保守思潮一样，都有一个不变的共同走向，即：其所主张的是一个保证私有财产权的、少数精英统治的等级社会，这本质上是一种倒退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在指出其落后的保守甚至反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在客观上所产生的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和平等观提出了种种怀疑，因而反衬出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缺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域兴起了行为主义，这是以实证主义研究社会科学在该领域的反映。新保守主义者弗格林看到了这一运动的缺陷，他与施特劳斯等首先发起了一场抵制实证主义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抵制运动是成功的。〔５８〕
注释：
〔1〕不可忽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以往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人类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进步假设之上的，而这时的“古典自由主义”则假定人是不可能自我完善的。
〔2〕Lawrence K. Frank, "The Rising Stock of Dr. Hayek," Saturday Review 28 (May 12, 1945), p.5.
〔3〕Henry Hazlitt, "An Economist's View of ‘Planning’,"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p. 24, 1944, p.1.
〔4〕John Davenport, "Deview of Hayek's book," Fortune, 30 (Nov. 1944), pp.218-221.
〔5〕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6), p.10.
〔6〕Ludwing von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55.
〔7〕Ludwing von Mises,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iii.
〔8〕Seymour E. Harris, "Capitalist Manifesto", Saturday Review, 32 (Sep. 24, 1949), p.3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In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30, 1949, p.45.
〔9〕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p.6.
〔10〕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30.
〔11〕如通用汽车副总裁D. Brown、耶鲁大学教授F.R. Fairchild、《纽约时报》的Henry Hazlitt、哥伦比亚大学教授L.Wolman和舆论调研公司负责人C.Robinson等。
〔12〕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25.
〔13〕美国的与会者有：Karl Brandt, John Davenport, Aaron Director, Milton Friedman, Harry Gideonse, Frank Graham, F.A. Harper, Henry Hazlitt, Frank H. Knight, Fritz Machlup, L.B.Miller, Ludwing von Mises, Felix Morley, Leonard Read, George Stigler和V.O.Watts。欧洲的与会者有：Hayek, Bertrand de Jouvenel, John Jewkes, Michael Polanyi, Karl Popper, Lionel Robbins和Wilhelm Rpke.
〔14〕没有参加该协会第一次会议而以后与会的，美国人有：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Max Eastman, Hans Kohn, Walter Lippman和Henry Wriston，欧洲人有：Luigi Einaudi, Salvador de madariage, Jacques Rueff和G.M. Young.
〔15〕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ant, pp.27-28.
〔16〕该组织的宗旨是：“唤起美国一切教派的牧师遏制非宗教的中央集权下统制经济的倾向”。
〔17〕新保守主义者有：Russell Kirk, R.Weaver, Donald Davidson, Erik van Kuehnelt-Leddihn。自由意志论者有：John Chamberlain, F.Chodorov, Wilhelm Rpke。还有转向保守的前激进派，如Max Eastman和Frank Meyer等。（详见〔５〕前引书，p.148.)
〔18〕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153.
〔19〕题目为：“The Confederate South, 1865-1910: a Study in the Surrival of a Mind and Culture”，后于１９６８年发表。
〔20〕G.Core and M.E.Bradford, The Sourthern Tradition in Bay: A History of Postbellum Thought (New Rochelle, New York, 1968), p.391.
〔21〕F.S. Meyer, "Richard M. Weaver: An Appreciation," Modern Age, 14 (Summer-Fall, 1970), p.243.
〔22〕Richard M.Weaver,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1、2-3、3、4、35.
〔23〕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p.43-44.
〔24〕参见:M.Smith, And Madly Teach (Chicago, 1949)和The Diminished Mind (Chicago, 1954); Arthe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Urbana, Ill., 1953)和The Restoration of Learing (New York, 1955); G.K. Chalmers, The Republic and the Person(Chicago, 1952).
〔25〕Eliseo Vivas, The Moral Life and the Ethic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0), p.ix.
〔26〕１９３８年在哈佛大学教授Ｗ.Ｙ.艾略特的帮助下逃往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大学执教。
〔27〕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126、132.
〔28〕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5.
〔29〕详见〔５〕前引书，pp.58-59页。
〔30〕W.F.Buckley, Jr., 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p.xii.
〔31〕John Hallowell,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50), p.655.
〔32〕"Relig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Editorial Statement," Partism Review, 17 (Feb.1950), p.103.
〔33〕R.M.Weaver, "Up from Liberalism," Modern Age, 3 (Winter 1958-1959), p.29.
〔34〕Gertrude Himmelfarb, "The Propher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Commentary, 9 (Jan. 1950), p.78.
〔35〕Weaver, "Up from Liberalism," p.29.
〔36〕参见:Leo Stra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Glencoe, Ill., 1959), Chap.3.
〔37〕J.Hallowell,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28.
〔38〕参见:John Wild, Plato's Modern Enemies and the Natural Law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和J.Hallowell, "Plato and His Cr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27 (May 1965), pp.273-289.
〔39〕W.Lippmann, 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5), pp.69、79、123.
〔40〕J. Lukac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8), p.321.
〔41〕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64.
〔42〕Erik von Kuehnett-Leddihn, 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Caldwell, Idoho, 1952), pp.21、247.
〔43〕P.Vierect, "But-Im a Conservative!" Atlantic Monthly, 165 (Apr. 1940), p.539.
〔44〕Perter Vierect, Conservatism Revisi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49), pp.6,28,30.
〔45〕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p.67-68.
〔46〕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7-8.
〔47〕Nash, The Conservative Monvment, p.75.
〔48〕Henry Regnery, "A Conservative Publisher in Liberal World," The Alternatives, 5 (Oct.1971), p.16.转引自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75.
〔49〕该刊的编辑部包括这样一些知名的传统主义者：B.I.Bell, R.Hoffman, E.Vivas, R.Weaver, F.Wilhelmson和F.Wilson。“编辑部顾问”中有两名经济学家：Wilhelm Rpke和David MeCord Wright.
〔50〕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83.
〔51〕直到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０名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大多数系共和党人）在伯克利领导下成立“争取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并由埃文斯起草《沙伦宣言》(Sharon Statement)，提出了１２条保守主义信条，保守知识分子运动才开始以组织和行动介入保守的政党政治运动。详见James C. Roberts, The Conservative Decade (Westport, Conn., 1980, pp.25-35.)。
〔52〕P.Viereck, Shame and Golory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3), p.248.
〔53〕Russell Kirk, A Program for Conservativ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
〔54〕〔俄〕Ｂ.Ｂ.索格林(Согрин)：“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各阶段”，刊于原苏联《近代现代史》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55〕Allen Guttman,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78.
〔56〕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威尔斯指出，传统上，保守主义注重“秩序”，而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保守主义则要求政治上及经济上的个人自由。见W.F.Buckley, Jr.ed.,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The BobbsMerrill Co., 1970), p.8.
〔57〕众所周知，２０世纪以前的自由主义是多层次的。例如，信奉财产、市场、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绝对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就其社会后果而言，历来就不同于政治自由主义，因为被列为后者主要价值观的是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政治多元化，市民社会，法治国家。
〔58〕详见岳麟章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