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
退向未来
——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1〕
蔡佳禾
【注释】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注尾】
１９９４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本世纪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共和党人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的４０年之后，重新夺回了多数控制权。大批年轻的共和党候选人击败了经验老辣的民主党对手而当选，所有争取重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无一落选。此外，共和党人还新控制了十几个州的州长席位和州议会多数。
在这次选举前夕，共和党议员在华盛顿国会山推出一项名为《与美利坚的契约》的纲领。这是一份充满着保守主义色彩的文件，它在联邦预算、税收、福利、政府改革、医疗保健等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全面迎合保守势力的要求，在各种有争议的社会问题上，强调必须以保守主义的个人责任、家庭观念等价值为解决的指针。一些候选人甚至使用极端保守主义的言论煽动选民的情绪。正是这种强烈地诉诸保守主义的策略，使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得以大获全胜。共和党的这场胜利是多数人始料不及的，甚至是研究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也未能作出预言。〔２〕
退向未来——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共和党人的这次胜利发生在克林顿击败布什，上台执政还不到两年之后，而且是在美国经济稳定增长、对外政策取得一定成果之时。因此，在这次胜利的背后，可以说是存在着一些深层的原因。保守主义为什么能对选民产生新的吸引力？在对外政策领域中自由主义的影响为何会减退？保守主义在对外事务中有哪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哪些政策要求？本文将就这些问题深入地展开分析，并力图揭示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未来对外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文论及的“保守主义”一词，是指当代美国社会中大体上同自由主义对立的一种基本思想倾向。它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说为哲学基础，吸收古典自由主义中关于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强调通过维护传统、历史连续性和稳定性来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文中提及的“保守主义势力”是泛指美国社会中以保守主义为思想武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
一、保守主义为何来势凶猛
保守主义思潮的盛行反映了自由主义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领域中有着长期传统，在经历了３０年代大危机以后，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６０年代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它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美国公众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权利平等为核心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干预和影响下，美国在种族平等、女性权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进展。
但是，美国社会中的结构性冲突和特殊性矛盾未能由此而解决。相反，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３０年里逐渐变得尖锐起来。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劫贫济富”的分化后果，中产阶级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动，新一代美国人的收入可能永远也赶不上其父辈。在种族问题上，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紧张和对抗情绪日趋加强和公开。犯罪问题持续恶化，公众的安全感进一步丧失。一位作者写道：“美国人与暴力有关的问题不是那种偶然的恐怖主义事件，而是数百万公民今天正经历着的日常生活中的恐怖。”〔３〕
除此之外，公共教育制度的破产，滥用和贩卖毒品，文化产品中的色情和暴力倾向，家庭观念下降以及政府官员的和公众道德水准的下降等问题也始终困扰着美国中产阶级。美国人“在国内问题上的信心感正在消失，没有人还相信美国会很快见到一个新的时代。整个美国弥漫着一种不断滋长的情绪：未来比过去更糟糕。”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编查尔斯·梅恩斯(Charles Maynes)如是说。〔４〕
面对各种互为因果、日趋严重而又长期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美国公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未来日益不安。他们对政府无力提出有效的政策深感失望，并对那些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政策逐渐产生了怀疑。
自由主义者力图适应社会变化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正如一位批评者指出的：“自由主义在选举中的每次挫败都导致了对它进行新一轮的界定，但是每次新的界定都使自由主义变得更加不对选民的口味。”进入９０年代，“人们普遍地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认同于一些几乎得不到多数人支持的文化态度及少数人的利益。”民主党人在１９９２年大选中打着变革的旗号获胜，然而他们却无法从自由主义哲学中找到变革的方向，恢复选民对自由主义的信心。〔５〕
自由主义的这一状况使保守主义思想得以大行其道。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种种社会政策，不但不能赢得对贫困的战争，反而要对越来越严重的目无法纪和暴力现象负责。他们强调，只有抛弃自由主义方针，并且按照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构筑新的解决方案，美国才能重现50年代的繁荣与稳定。这些主张对高度失望中的白人中产阶级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需要对眼前的问题有一种全面的解释，对未来的前途有一种可寄托的希望。可以说，美国中产阶级对现实的不满是保守主义得以盛行的主要因素。
保守主义的胜利不会是一种短暂现象。在８０年代，共和党人曾在三次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保守主义并没有能够取代自由主义获得主流地位。一位保守主义评论家在中期选举后指出：“至少在政治领域，自由派现在已失去了确定什么是主流或者什么是可尊敬的权力。”〔６〕事实上，保守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领域中也正在取得过去不可想像的进展。在６０年代代表着种族平等观念的“肯定性行动”，现在已被解释为“对白人的歧视”，一度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现在被看作是敌视男性的行动，社会福利被认为是贫困的根源，等等。自由主义者现在已不得不承认，美国“正在度过它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
但是，保守主义的胜利未必就意味选民一定信任共和党。实际上，公众对两党政治早已失望，民意调查表明，公众认为：“整个政治制度已经破产，它被操纵在那些听不进去人意见和无法解决我们问题的局内人的手中。”他们普遍感到，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同样地“完全不了解公众的需要和关注”。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义鲍威尔将军在他的自传中评论说，美国选民在１９９２年抛弃了一位共和党总统，１９９４年又把一个民主党的国会拉下了台，“与其说他们在寻找一个不同的政党，毋宁说他们是在这个国家中寻找一种不同的精神。”〔７〕保守主义是否就是美国选民需要的那种精神呢？这是大可怀疑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保守主义已借助公众的强烈不满和迫切的求变情绪，重新获得了失去多年的主流地位。
二、自由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危机
自由主义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无力解决众多的美国国内问题上，而且也同样表现在美国的对外事务方面。
冷战期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分歧相对来说是较小的。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中，自由主义找到了表达美国价值观念及理想主义的空间。保守主义也在谴责共产主义“邪恶”，主张美国拥有军事优势方面得到了满足。他们在强调军事联盟和“集体安全政策”，防止第三世界“丢失给共产主义”等方面持有相同的观点。在越南战争失败之后，对外政策方面的两党“共识”开始破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缓和与裁军、推进人权，是否支持第三世界右翼专制政权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冷战结束后，由于保守主义难以适应苏联突然崩溃后的世界形势，自由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就迅速获得了主流地位。自由主义认为，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任何别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构成挑战。因此美国应把推进民主、维护人权和扩大自由市场体系作为对外政策新的指导思想。但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变化和发展却并不像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简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新的国际问题与各种冲突已使自由主义思想陷于混乱与矛盾之中。
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种真正的和平的国际秩序只有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后才能出现，因此，美国应该为要求建立宪法民主制度的国家提供“支持”和“保证”。〔８〕这种观点为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进西方民主制度和进行干预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几年之后，人们发现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乐观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在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专制与无政府行为正在横行，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希望的那种变化，中东的政治地图也依然如故，非洲的一些地区甚至在发生国家权力解体。
面对各种国际冲突，自由主义者即使还没有放弃他们的观点，但也已经对如何推进民主发生了怀疑。是消极地宣扬民主自由，或者还是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积极进行干预？如果推进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但为了建立民主却要造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在后冷战时期，如何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民主也同样使自由主义者感到困惑。在中东地区，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可以通过选举合法取得政权，美国能否接受这样的民主政权？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据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否会凭借投票实行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冷战后另一种自由主义的重要观点是，美国应该根据“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原则去支持民族自决运动。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任何政权的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政权能够获得被统治者认可的基础之上。寻求民族分离意味着该民族人民对原国家的否定，因此这种否定本身就具有要求民主的内涵。
但是，支持自决的自由主义观点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能够支持所有的民族分离运动吗？如果给予肯定回答，如何对待那种“根据血缘和土地来界定国家的、专制主义版本的民族主义”？这样一个独立了的民族国家是否会真正尊重其公民的权利？让所有国家都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上是否可能？它的后果又能否与自由主义希望见到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匹配呢？如果给予否定的回答，自由主义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一个民族是否可以获得自决？一个分离后的民族主义国家会如何对待它自己的少数民族？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著名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民族主义重新造成了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因此威胁着国内的自由主义纲领和对外的全球主义观点。”〔９〕
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和保护人权是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第三个基本观点。苏联的垮台一度使自由主义者乐观的预言，美国不必再为了反苏的需要而支持右翼专制政权，保护和促进人权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一种“以国家为中心、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人权的命运主要依赖国家的政治而不是国际的政治，“国际人权进步仍深受结构性力量的限制。”其次，他们也看到民族主义的复兴对建立保护人权制度构成新的威胁，“民族自决很难保证国际承认的人权会得到保护。”一些民族将会看到新的种族压迫替代老的种族压迫。第三，自由主义的另一目标，即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将进一步削弱许多国家中本来就缺乏的社会服务。私有化可能造成更不公平的财富和资源分配，从而破坏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人权。〔１０〕
一些激进的人权运动人士现在还认为，由于政府对一些国家乱贴民主标签，而且对有些国家违反人权公开谴责，对另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违反人权则悄悄放过。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使人权运动人士认为，促进人权与政府的推进民主制度的政策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他们“反对使人权运动政治化”，声称人权运动“不愿意同在全球推进民主的十字军及民族自决运动联结在一起。”〔１１〕
上述对自由主义矛盾的分析是在该理论本身的框架中进行的，笔者在这里有意地避免了引用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批判，目的是要更清楚地揭示自由主义在这一领域中的深刻困境。如同霍夫曼所说，在当前形势下，主权、民主、民族自决及人权“是四个冲突的准则和自由派完全混乱的根源”。正因如此，霍夫曼认为，“在确立优先次序和战略时，自由派政治家在寻找线索时很少能从自由主义哲学中得到帮助。”〔１２〕
三、对外政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观点
面对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困境，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明显地表现出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这使得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影响重新增长。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些传统的分野被打破，有人抱怨说：昨天的鸽子今天变成了鹰，而昨天的鹰同时却变成了鸽子。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似乎正在互换立场。但是，如果循着他们的哲学思路去分析，人们还是可以找到保守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
“最低限度主义”认为，美国应当放弃按照自己想像改造世界的那种自由主义目标。现在，美国并不面临重大和直接威胁，因此可以最低限度地承担有关的国际义务，集中力量解决迫切的国内问题。他们还希望美国放弃现有的联盟，回到一种“正常”国家的状态中去。他们反对干预主义的方针，认为除了在西半球之外，美国最好在世界上维持一种类似１９世纪后期英国的“光辉孤立”那样的方针。〔１３〕这种观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美国公众的看法，但是，它也常常被“国际主义者”认为是一种“新孤立主义”的观点。
与此相反的观点是“里根式的国际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正是里根总统提出的理想主义目标和对美国实力的强调，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使美国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扩大了在世界上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利用它的政治军事优势，无限期的抵制某个全球性竞争者的挑战，抵制回到多极结构，保持现有的一极霸主地位。美国也不应当成为一个像别的大国那样的“正常”的国家，这种观点认为，“力量平衡”的战略不能防止孤立主义影响的扩大，共和党目前在对外干预问题上表现软弱，缺乏领导世界的坚强决心。〔１４〕
“原教旨保守主义”强调遵循传统。他们认为美国的力量并不在于美国的价值观，也不在于美国的财富，而是在于美国人民愿意为某种事业而牺牲。他们对美国对外政策权势集团相当反感，对总统在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也不满意，主张让国会在对外决策中起更大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原教旨保守主义”具有平民主义的倾向，但它主要反映的是国会要求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愿望。在具体政策方面，这种观点要求加强军事力量，对结盟和多边主义都没有兴趣。〔１５〕
“保守的国际主义”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必须坚持民主理想，但将政治秩序建立在民主自由的普遍主义文明基础上是一种自由派的幻想。意识形态冲突只是出现在启蒙时代以后，而战争却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这一观点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重要方法是保持世界的力量平衡。在对外干预问题上这一观点称自己“既不亲也不反”，但他们否认“低代价”的军事干预能解决问题，认为美国不干则已，要干就必须全力以赴。这种较保守的国际主义观点强调，美国应继续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力量削弱的情况下，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必然受到影响。〔１６〕这一观点一定程度反映了新生代保守势力的观点。
近一年来，影响有所增强的是一种可称为“返回冷战秩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多数国家同美国没有共同价值、但却尊重美国力量的世界里，美国“只能通过保卫自己的利益去追求它的理想”。这种观点虽然承认不同文化可以有“共处模式”，但它也认为由于各国价值不同，联合国不能成为美国全球性国务活动的工具。这一观点强调，一种建立在同盟基础之上，在过去５０年里行之有效的，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应是美国目标。在它看来，美国不需要冷战时期那样大的军事力量，但也不能允许军事力量过快下降。〔１７〕这些立场反映了共和党内较传统的国际主义势力的看法。
还有一些观点也属于保守阵营，如“新保守派”，他们认为美国应坚定地把推进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的目标，为此可以施加经济制裁或者军事干预，这种观点被认为具有普遍主义倾向。此外还有“就业机会第一”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应具有最优先地位，但它有着保护主义倾向，把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看做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认为政府必须保护本国的就业机会。〔１８〕这些观点虽然对保守势力中某些人会产生吸引力，但由于这些观点背后的哲学理念是非保守主义的，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保守主义主流。
四、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政策要求
不同的保守主义派别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些观点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将他们的不同视角作为多个扇面重叠起来，从中还是可以发现他们相互妥协的基础和共同的要求。由于这些要求不仅牢固地建立在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而且还反映着保守势力较为重大和普遍的利益，因此，在未来数年里，这些要求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
增加军事开支，加强美国军事力量是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最优先的要求。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责任，这一基本价值包含着对自身力量的高度重视。面对极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保守主义自然地回到了霍布斯的理论上，认为国际关系的状态就是“丛林里的状态”。人类的良知、国际法或更权威的机构都是无用的，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最保守的共和党人、下届总统的竞选者之一菲尔·格拉姆(Phil Gram)参议员认为，如果狮子和羊不得不在一个世界里相处，“对美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成为一头狮子。”这句话现在正挂在这位参议员的办公室的墙上。〔１９〕
与几年前相比，美国要求增加国防费用的呼声现在已明显加强。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奥布斯》(Orbis)杂志最近刊登的文章声称，美国“军队在２１世纪的战场上将发现自己使用的是过时的武器”，“现有的力量结构对于完成这一战略（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来说太小了”，“防御预算太少甚至不能支持现有的结构。”〔２０〕这些夸张的语言显然是在为增加国防费用制造声势。
保守主义的这一要求已形成了政治气候。共和党提出的《与美利坚的契约》就明确要求增加国防开支，还要求恢复弹道导弹防御计划项目。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争相表态同意增加军费，以此显示自己立场强硬。芝加哥外交委员会进行的民意调查也表明，尽管仍有一半人认为军费应维持在现有水平上，但在公众和领导人这两部分人当中，要求增加军费的人数在增多，要求削减军费的人在减少。〔２１〕
巩固同盟关系，建立美国优势下的地区力量平衡，是保守主义的另一优先要求。
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这种理念对保守主义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具有重大影响。近两年来，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乐观情绪已经消逝，面对众多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人口爆炸、资源匮乏、移民浪潮等问题，美国保守势力对世界未来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其典型就是登载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卡普兰(Robert Kaplan)、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等人的文章。这些作者搜集和罗列发生在第三世界的种种混乱与暴力现象，预言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安全必然遭到冲击和破坏。〔２２〕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查尔斯·梅恩斯指出：“从传统看，悲观主义是富人和想保持现状的人所选择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为保守势力重新回到现实主义国际思想的轨道提供了桥梁，因为现实主义对世界的未来同样持悲观主义的看法。在另一位总统竞选者、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开列的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对外政策中，“防止一个大国单独支配欧洲”、“在东亚地区保持力量平衡”这两条占有最优先的地位，它们反映的“力量均衡”思想正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原则。〔２３〕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所是华盛顿一家最积极反映保守主义要求的对外政策研究机构。该所总裁哈维·西奇曼(Harvey Sicherman)认为，“今天美国越来越面临两种选择：通过联合国采取无效的行动或者单干。但这是一种自己套上的紧身衣，最有效的行动方式仍是邱吉尔设想的地区联盟，也就是说北约和我们的亚洲安全体系。”维持和加强现有军事联盟体系是为了继续在欧洲、东亚和中东的地区保持力量平衡。通过力量平衡来保持地区稳定，对付西方面临的“共同的危险”。〔２４〕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另一基本要求是，除非发生威胁美国重大利益的形势，对于今后发生的一般种族和宗教冲突及第三世界中的混乱，美国应避免进行军事干预。
从保守主义哲学来看，各国间的普遍和平与公正是一种可怀疑的目标。西方民主制度是多少世纪发展的产物，第三世界国家根本不可能具有民主，他们只是要夺得西方的物质享受而已。保守主义甚至不认为多元主义和宽容是民族和谐的基础，施瓦茨(B.Schwarz)在讨论美国白人与其他种族关系时坦率地说：“美国的巩固和稳定并非因为多样性受欢迎，而是因为占优势地位的美国文化被强加于其他人”。〔２５〕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责任，实际上是将穷人的贫困和绝望处境完全归咎于其自身因素。保守主义的这种看法，同样表现在他们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中。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冲突和影响这些国家的生存发展的严重问题，保守势力冷漠地认为，美国不值得为这些问题进行军事干预，这些问题不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影响。所以不应该让美国人的生命在索马里、海地和卢旺达这样的地方“去冒险或去丧失”。在他们看来，“西非或南亚的污染和人口过剩对美国的利益最多也是边缘性的”，卢旺达和索马里的问题“对美国的利益至多也只有微小的影响”。保守主义还要求进一步减少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援助，多尔已明确宣布，“美国援助项目的改革和削减是国内福利改革的海外版。”〔２６〕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穷国的问题和穷人的问题差不多是一样的。
保守主义势力当然不反对一切军事干预活动。在涉及美国重大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保守主义可能比自由主义更倾向于使用武力。保守主义势力认为，美国可以对各种国际问题应保持有限的卷入，而不是充当和平与安全的保证人。但美国必须“组织盟国在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地区抑制最危险的动乱根源。”西奇曼也说：“美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肯定能够对付最重要的问题。”〔２７〕高度重视“秩序”的保守主义当然知道如何将它“强加”给别的国家。
保守主义另一项基本的要求是减少多边活动，保留行动自由。
冷战结束后，对外政策权势集团认为，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该与盟国保持更密切的合作，给盟国更多的发言权。同时，为了在对外行动中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美国应当更多地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性组织以增加道义上的力量。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指出：“为了在促进全球稳定和和平的同时减轻领导者的经济负担，美国可能最好明确地改用一种形式很复杂的多边战略。”〔２８〕
克林顿上台后，民主党的政策曾经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多边主义轨迹。但是，保守主义势力拒绝这种方针。从保守主义哲学的角度看，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天条”，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判断者，无数个人判断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正常和自然的状态。保守主义“深深地怀疑任何基于集体之上的理论和政策，认为那些是自由主义的参照点”。〔２９〕但是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联盟政策，因为结盟只是一种“自愿的合作”。在他们看来，多边主义有可能为了别国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一些保守主义者批评说，克林顿政府不是把多边主义看做是工具，而且更多地是把它看做哲学上的目地。保守势力攻击多边主义是要把美国军队置于联合国指挥下，让“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为别人的利益、而不是为美国自己的利益去抛洒。”鲍勃·多尔认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贸易组织都不能保护美国的利益，“转包美国对外政策和转让美国主权在国内会鼓励孤立主义，在国外会使美国的对手胆大妄为”。他们强调美国应按照自己利益采取行动，多边体制只是一种分摊经济负担的手段。〔３０〕
在对外经济方面，保守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扩大国际自由贸易，敲开其他国家的市场，确保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保守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反对国家控制和干预经济过程。因此，保守势力支持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扩大和深化国际自由贸易。但他们又认为，由于其他国家控制本国市场和保护本国产品，美国在贸易竞争方面必须采取强硬立场，他们要求政府利用各种手段迫使这些国家遵守“公平贸易”原则，向美国的产品、服务和资金全面开放市场。
前些年，美国保守势力对日本在其产品大量涌入美国的同时，顽固保护本国的农产品、服务业等市场十分不满，要求政府敲打日本。但这两年由于日本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不景气现象，保守主义势力从战略和双方经济已高度相互依存的实际考虑，发出了对盟国要“区别对待”的信号。〔３１〕
将现在的保守主义要求与冷战时期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主张相比，两者之间的异同还是很明显的。迈耶(Frank S. Meyer)在６０年代曾这样归纳保守主义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基本观点：“美国保守派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以救世主自居，并且是对西方和美国的基本生存的武力威胁。他们相信，我们的整个外交和军事政策必须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出于反对模糊的国际主义和对共产主义‘软化’的空想，以及反对代表自由派思想和行动的联合国价值，他们把保卫西方和美国看作是最具压倒性和迫切性的公共政策。”〔３２〕
与过去相比，当代保守主义要求中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弱化，保守势力现在不可能再像冷战时代那样去树立一个势不两立的新敌人，他们更关心的是维护美国现实和具体的利益。冷战时期保守势力将一切国际冲突都视为共产主义挑战，他们主张对所有的冲突都要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而当代保守势力却不愿轻易卷入任何非战略性国际冲突中去。此外，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迫切性对保守派来说也已大为缓解，他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国内问题上。
但是，在“保卫西方和盟国”这样的重大目标上，在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反对“模糊的国际主义”及多边主义倾向上，保守主义似乎还是在几十年一贯地坚持自己的信条。
五、保守主义要求对政策的影响和限度
冷战结束已有五年了，保守势力对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的一个主要的不满是，他们提不出一个目标明确、手段可靠的全面战略。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冷战结束时就说过，保持冷战秩序、两极体系和适度的美苏紧张是最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尽管已经做不到这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放弃维持现有秩序的所有努力”。时隔五年之后，这种看法终于赢得了保守势力的广泛赞同。〔３３〕
在未来的岁月里，保守主义势力会努力推动一种以维持地区联盟和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为核心的战略。基辛格认为，力量平衡是美国“实现历史性目标的先决条件”。退役中将、赫德森(Hudson)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部主任奥德姆(W. E. Odom)指出，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在欧洲、东亚、中东及加勒比地区保持稳定繁荣，而稳定只能建立在“地区力量平衡之上”。美国如在欧洲做到了这一点，“在俄国建立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努力即使完全失败，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仍可实现。”他承认这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美国的体系”，目的是要将“民主国家联结在一个军事安全的屋顶之下和在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中”。〔３４〕目前，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已在朝这一方向调整。
保守主义势力实际上是要重新启用冷战时期的国家基本战略。这一战略虽然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目标相当明确，即以军事联系加强和维持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从这一角度看，冷战时期的战略与新战略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手段方面，它们都强调美国的军事优势、维持西方联盟和保持力量均衡。只是前者具有全球性特点，后者则偏重于地区性问题。前者指向明确的敌人，后者则偏重于预防挑战者的兴起。
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现实主义学派也重新得到了它过去有过的显赫地位。当代现实主义者更注意扩大相对力量优势和利益的相对获得，承认各国之间可能进行有限的合作。但他们依然认为，“世界仍旧像过去一样，国际政治将继续存在于一个无政府、竞争和自助的领域之中。”因此，根据威胁界定利益，利用平衡维持现状仍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如何同其他大国“共处和互动”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未来的课题。〔３５〕
在地缘政治方面，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德国与日本的恐惧已暂时减轻，新的疑虑对象是俄国和中国。理论家们认为，大国迅速的兴衰期往往就是国际体系最不稳定的时期。目前，美国对于中俄两国力量的兴衰变化的担心超过对德国和日本两国的担心。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天平上，德日两国即是平衡俄中两国的主要砝码，又是天平上被平衡的另一端。米尔斯海默曾指出，如果俄国重新要扩张和推翻现存秩序，“我们就回到冷战去”。如果它能实行维持现状的政策，“苏联的力量就能起到平衡德国的作用。”〔３６〕从基本战略目标和手段、政治理论和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来看，保守主义就是要先退到自己熟悉的道路上，在那儿等待“难以认识”的未来的到来。
但是，保守主义的这些要求会受到各种力量的限制，这种力量可能来自自由主义的挑战，也可能来自保守主义阵营内部，更可能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的现实。
首先，美国的军事预算从下一个财政年度将重现回升的趋势，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必然要兑现他们在《与美利坚的契约》中许下的诺言，增加军事开支。但是美国的经济力量毕竟大不如从前，加之共和党的首要目标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要达到这一目标本来就很困难，如果军事开支过大，就会招致自由主义势力的责难，并引起选民的反感。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军事力量的增加将是有限的。
其次，维持地区联盟和力量平衡战略也将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不大可能再找到一种对其重大战略利益真正构成威胁的力量。威胁的不确定性可能使该战略的全面效果受到影响。因此，自由主义势力会对这一战略的前瞻性和灵活性方面提出批评。在理想主义色彩强烈的美国，即使是在冷战后时期，这种以现实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战略仍将受到左右两翼的抨击，认为它是向现实政治让步，抛弃美国外交的道义责任。
第三，盟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能否在冷战后长期受美国的束缚也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尽管他们现在认为现有秩序仍有利可图。英、法两国也可能采取他们自己的平衡政策，以免欧洲的重心偏向德国。在保守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同其主要盟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势必继续给联盟关系带来麻烦。
第四，保守主义势力虽然不愿意在非重大利益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但是一旦危机发生，他们将受到左右政治力量的挑战。对危机的反应过分或反应不足都可能导致新孤立主义情绪的上升。另一方面，在后冷战时期如何界定美国的战略利益将更为困难。巴尔干、北非和东欧地区对美国来说都是利益不大，但却不能弃之不顾的地区。因此，保守主义势力也很难对这些地区的冲突长期地持消极态度。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仍处于变动之中，美国的自由主义势力愿意对捉摸不透的未来作出动态的调整，而保守主义势力则宁可以经验和传统为依托，形成可靠的反应基础。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的政策将更稳定一些，也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便如此，面对一个变动中的世界，美国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仍将是一种中期性和过渡性的政策。
注释：
〔1〕本文的标题受两篇美国学者的论文的标题启发，他们是米尔斯海默的《退到未来，冷战后欧洲的动荡》(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0, pp.5-56)和格雷的《退回将来，威尔逊主义的危险》(John Gray, “Back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Perils of Wilsonianism,” National Review, March 29, 1993, pp.27-32).
〔2〕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rom F.D.R. to Bus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89-395.
〔3〕James Petras and Morris Morley, Empire or Republic? American Global Power and Domestic Decay (Routledge, New York, 1995), pp.63-75; AdanWalinsky, “The Crisis of Public Order,” Atlantic Monthly, Feb. 1995, p.39.
〔4〕Charles Maynes, "The New Pessimissm," Foreign Policy, Fall 1995, pp.37-49.
〔5〕David Brooks, "What's Left of Liberalism?" Commentary, June 1995, pp.63-65;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p.395.
〔6〕Norman Podhoretz, “Comes to counterrevolution,” Commentary, January 1995, pp.46-50; Arch Puddinton, "What to Do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Commentary, June 1995, pp.21-28; Charles Maynes, "The New Pessimism."
〔7〕James Petras and Morris Morley, Empire or Republic? pp.112-113；《参考消息》，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8〕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3-18; Moton H. Halperin, "Guaranteeing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Fall 1993, pp.105-122.
〔9〕Stanley Hoffmann,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159-177.
〔10〕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orld Policy Journal, Spring 1992, pp.249-276.
〔11〕AryehNeier, "Asia's Unacceptable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Fall 1993, pp.42-51.
〔12〕Stanley Hoffmann,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13〕Ronald Steel, "The Domestic Core of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 Monthly, July 1995, pp.85-90.
〔14〕Robert Kagan, "A Retreat from Power," Commentary, July 1995, pp.19-25; ZalmayKhalilzad, "Losing the Mom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5, pp.87-108.
〔15〕Angelo M. Cedevilla, "The Fundamentals of American" Orbis, Summer 1994, pp.395-408.
〔16〕John Gray, "Back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perils of Wilsonianism;" Peter W. Rodman, “Bill's world,” National Review, Nov.15, 1993, pp.34-40; Peter W. Rodman, "Intervention and It Discontents," National Review, March 29, 1993, pp.28-29.
〔17〕Harvey Sicherman, "Winning the Peace," Orbis, Fall 1994, pp.523-544; Paul W. Schroeder, "The New World Orde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4, pp.25-40.
〔18〕Peter Rodman, "Bill's World;" Peter W. Rodman, "Cremlins in Clintonland," National Rcview, Doc 28, 1992, pp.16-17.
〔19〕David Frwn, "The Righter Than Newt,"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5, pp.81-95.
〔20〕Dov S. Zakheim, "A Top-Down Plan for the Pentagon," Orbis, Spring 1995, pp.173-189; John R. Brinkerhoff, "The Late, Great Arsend of Democracy," Orbis, Spring 1995, pp.225-236.
〔21〕John E. Rielly, "The Public Mood at Mid-Decade,"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76-95.
〔22〕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 1994, pp.44-79; Matthew Connelly and paul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Dec. 1994, pp.61-84.
〔23〕"Charles Maynes, The New Pessimism;" Bob Dole," ShappingAmerica's Global Future,"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29-43.
〔24〕Harvey Sicherman, "Winning the Peace."
〔25〕Garry Wills, "The Convenient States," in William F. Buckley ed.,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dianapolis Jr.: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0), pp.7-37; Benjamin Schwarz, "The Diversity Myth: American Leading Export,"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5; pp.57-67.
〔26〕Bob Dole, "Shapping America's Global Future."
〔27〕John Gray, "Back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Perils of Wilsonianism;" HarreySicherman, "Winning the Peace."
〔28〕Kenneth A. Oye, "Beyond Postwar Order and New World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in K. A. Oye etc. ed., Eagle In A New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27.
〔29〕Frank S. Meyer, "The Recrudescent Americcan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Twintieth Century, pp.81-83.
〔30〕Peter W. Rodman, "Bill's World," Bob Dole," ShappingAmerica's Global Future."
〔31〕Ibid.
〔32〕Frank S. Meyer, "The Recrudescent American Conservatism," p.83.
〔33〕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rue, Instab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34〕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83; William E. Odom, "How to Creat a True World Order," Orbis, Spring 1995, pp.155-172.
〔35〕Chrestopher Layne,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l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4, pp.5-49;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3, pp.44-7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4/1995, pp.5-49.
〔36〕William E. Odem, "How to Creat a True World Order;"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Futrue, Instab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